《自由體詩》

——（論一下，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詩與崔顥的“黃鶴樓”詩）

人人皆有吹鼓手，粉絲跟在後頭走。

是好是壞任他言，心中自知非高球。

李詩的背景故事描述更為凝練，展開的聯想更為豐富。

具體闡述如下：

先把兩首詩完整的貼出來。

依照登場的時間順序，首先是崔顥先生的《黃鶴樓》，全詩如下：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接著，是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兩首詩的最開始，都是講述了傳說，也都使用了反覆出現的詞語。

相比之下寫故事，講場景，崔顥用了四句，佔用了半首詩的空間，而李白只用了兩句。

反覆出現的詞語，崔顥將“黃鶴”分佈在三句中，而李白將“鳳凰”壓縮在了兩句，最後一處，僅僅用一個“鳳”字來代替。兩個“鳳凰”更是直接出現在一個小分句中，相對於崔顥，開篇的語句，李白更為大膽。

當然，這不排除崔顥第一個“吃了螃蟹”，李白站在了崔顥的基礎上，有著更高的發揮空間。

但無論如何，開篇的上口，李白的鳳凰臺，已經高於崔顥的黃鶴樓。

當然，如果僅僅是開篇詞語節奏，我們也可以說，李白的鳳凰臺更為激進，而崔顥的黃鶴樓節奏更為從容。

那麼，接下來，就是“剩餘空間”的填充的功夫了。

李白的故事場景，僅僅使用了兩句，那麼，作為一首七言律詩，李白需要完成後面六句的填寫，同時 ，有了前面兩句相比較崔顥黃鶴樓詞語更為凝練，節奏更為明快的描述，後面的填充力度的難度，也就更高，否則，詩文很容易狗尾續貂。

在崔顥的《黃鶴樓》中，描述了故事與場景之後，崔顥描寫了遼闊的環境景色，其中的“歷歷”與“萋萋”的疊字，和之前的反覆出現的“黃鶴”同樣具有一種疊音節奏美。

而李白在重複使用了“鳳凰”之後，這種重複使用的手法，就不再繼續使用了，李白的詩文的詞語，因此更為跳脫。

同樣，李白也進行了周邊景色的描述。

但畢竟，對故事場景的描述，李白僅僅使用了兩句，中間，李白加入了歷史的聯想。“吳宮花草”和“晉代衣冠”的荒廢，直接給人們帶來了歷史更迭，時代興衰的慨嘆，這是崔顥的《黃鶴樓》所並不具備的。

而隨後，同樣是周邊景色的描寫，李白使用了“三山”與“二水”，數值較小的數字，和描述物件弘大的山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頷、頸兩聯，李白的《鳳凰臺》融入了時空的描述，這種霸氣，已然超脫了崔顥的《黃鶴樓》。

而最後，同樣的“使人愁”，對於發愁，李崔二人，也能夠分出心曠境界的不同。

崔顥愁的，是漂泊在外的故鄉，所愁所在之地，著眼在江山，一首詩，崔顥終究沒能跳脫開黃鶴樓這一畝三分地。

李白愁的，是小人排擠，壯志未酬。所愁所在，是長安不見，意念已經放飛遠方。

綜上，儘管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有借鑑崔顥《黃鶴樓》的情況儘管李白後發制人，能夠有更高的平臺進行豐富完善，但就從句法、章法、思想內容來看，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確實優於崔顥的《黃鶴樓》。

李白是詩仙，是超現實主義者。命運和現實束縛不住他，他的詩作磅礴大氣含義萬千。崔顥此詩也是頂級，品格意味不輸李白，個人以為少有過之。

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皆道之碎片，具永恆的價值。

在中國浩如煙海的詩作中，能被千古傳誦，萬人爭詠的佳作不少，但象崔顥的《黃鶴樓》和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那樣，不僅千百年來膾炙人口，且後世文人不斷地為它們的優劣爭訟不已的現象，則十分罕見。

先看看這兩篇作品吧.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登金陵鳳皇臺

　 李白

　　鳳皇臺上鳳皇遊，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施蟄存的觀點

最主要的兩個貢獻，第一是對黃鶴樓一詩第一句中“昔人已乘XX去”，XX 究竟是一般所認為的“黃鶴”，還是極少有人知道的“白雲”，作出了備極周詳的論證，令人信服其當為“白雲”二字；第二是對崔、李二詩的對比分析，從律詩結構，聯句，立意和思想深度著手，作出李白詩更勝一籌的結論，儘管是一家之言，也的確富有新意，並且邏輯自洽。

這兩首詩，在文學批評家中間引起了優劣論。嚴羽認為：“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摟》為第一。”(《滄浪詩話》)劉克莊說：“今觀二詩，真敵手棋也。"(《後村詩話》”)方回說：“太白此詩，與崔顥《黃鶴樓》相似，格律氣勢，未易甲乙。”(《瀛奎律髓》)這是宋元人的意見。顧璘評《黃鶴樓》詩曰：“一氣渾成，太白所以見屈。”(《唐音》)王世懋以為李白不及崔顥。他的理由是：二詩雖然同用“使人愁”，但崔顥用得恰當，李白用得不恰當。因為崔顥本來不愁，看到江上煙渡，才感到鄉愁。這個“使”字是起作用的。李白是失寵之臣，肚子裡早已裝滿愁緒，並非因登鳳凰臺才開始感到愁，他這個“使”字是用得不符合思想情緒的現實的。(見《蓺圃擷餘》)徐獻忠評曰：“崔顥風格奇俊，大有佳篇。太白雖極推《黃鶴樓》，未足列於上駟。”(《唐音癸籤》引)這都是明代人的意見。

吳昌祺批李白詩道：“起句失利，豈能比肩《黃鶴》。後村以為崔顥敵手，愚哉。一結自佳，後人譭譽，皆多事也。”(《刪訂唐詩解》)這意思是說李詩起句不及崔詩，故沒有與崔詩“比肩”的資格。但又暗暗地針對王世懋說，結句是好。金聖嘆對李白此詩，大肆冷嘲。他說：“然則先生當日，定宜割愛，竟讓崔家獨步。何必如後世細瑣文人，必欲沾沾不捨，而甘於出此哉。”這是乾脆說李白當時應該藏拙，不必作此詩出醜。沈德潛評崔詩云：“意得象先，神行語外。縱筆寫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詩別裁》)這一評語是恭維得很高的。他又評李白詩云：“從心所造，偶然相似。必謂摹仿司勳，恐屬未然。”這是為李白辯解，說他不是摹仿崔顥，而是偶然相似。以上是清代人的意見。此外肯定還有許多評論，不想再費時間去收集了。　　

大概《黃鶴樓》勝於《鳳凰臺》，這是眾口一辭的定評。《鳳凰臺》能否媲美《黃鶴樓》，這是議論有出入的。到金聖嘆，就把《鳳凰臺》一筆批倒了。現在我們把這兩首詩放在一起作出評比。我以為，崔詩開頭四句，實在是重複的。這四句的意境，李白只用兩句就說盡了。這是李勝崔的地方。可是金聖嘆《選批唐才子詩》卻說：　　

　　人傳此詩是擬《黃鶴樓》詩。設使果然，便是出手早低一格。蓋崔第一句是去，第二句是空，……今先生豈欲避其形跡，乃將“去”、“空”縮入一句。既是兩句縮入一句，勢必句上別添閒句，因而起雲：“鳳凰臺上鳳凰遊”，此於詩家賦、比、興三者，竟屬何體哉?　　

由此，我們可以做出結論：李白此詩，從思想內容、章法、句法來看，是勝過崔顥的。然而李白有摹仿崔詩的痕跡，也無可諱言。這決不是象沈德潛所說的“偶然相似”，我們只能評之為“青出於藍”。方虛谷以為這兩首詩“未易甲乙”，劉後村以李詩為崔詩的“敵手”，都不失為持平之論。金聖嘆、吳昌祺不從全詩看，只拈取起句以定高下，從而過分貶低了李白，這就未免有些偏見。

對比二者寫作背景

現在選了兩首極著名的七言律詩。作者崔顥和李白是同時人。崔顥登武昌黃鶴樓，題了一首詩,寫景抒情，當時被認為是傑作。據說李白也上黃鶴樓遊覽，看見崔顥的詩，就不敢題詩，只寫了兩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後來李白到南京，遊鳳凰臺，才做了一首詩，顯然是有意和崔顥競賽。從此之後，歷代欣賞唐詩的人，都喜歡把這兩首詩來評比。議論紛紛，各有看法。現在我們也來欣賞這兩首詩，把前人各種評論介紹一下，然後談談我的意見。　　

　　崔顥，不知其字。汴州(今開封)人。開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登進士第，累官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公元七五四年)卒。《河嶽英靈集》說：“顥少年為詩，屬意浮豔，多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鮑照、江淹，須有慚色。”崔顥的詩，現在只存數十首，並沒有浮豔輕薄之作，可能已刪除了少年之作。《唐詩紀事》說他“有文無行”，似乎他的品德很壞，但到底如何“無行”卻不見於唐宋人記載。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傳》中才有具體的記載，說他“行履稍劣，好蒲博，嗜酒，娶妻擇美者，稍不愜即棄之，凡易三四。”原來只是愛賭錢、喝酒、好色而已。說他“行履稍劣”也還公平，說他“有文無行”恐怕太重了。　　

黃鶴樓在武昌長江邊，是歷史上的名勝古蹟。解放後建長江大橋，這座樓已拆除，預備換一個地方重建。因此拆除下來的建築材料都編號儲存，聽說近來已在重建。

李白的詩，絕大多數也是這樣的風格，所以他登上黃鶴樓，看到壁上詩牌上崔顥這首詩，感到自己不易超過，就不敢動筆。但是他還寫了一首《鸚鵡洲》，其實可以說是《黃鶴樓》的改名，卻寫得不好，後世也沒有人注意。大概他自己也有些喪氣，心中不平，跑到南京，遊鳳凰臺，再刻意做了一首，才夠得上和崔顥競賽的資格。　　

鳳凰臺在南京西南鳳凰山上。據說劉宋元嘉年間曾有鳳凰棲止在山上，後來就以鳳凰為山名。李白在唐明皇宮中侍候了一陣皇帝和貴妃，被高力士、楊國忠等人說了許多背話，皇帝對他開始有點冷淡。他就自己告退，到齊、魯、吳、越去旅遊。在一個月夜，和友人崔宗之同上鳳凰臺。最初的感想和崔顥一樣：曾經有過鳳凰的臺，現在已不見鳳凰，只剩一座空臺，臺下的江流還在滔滔東流。第二聯的感想是崔顥所沒有的，他想起：金陵是東吳，東晉兩朝的國都，如今吳大帝宮中的花草早已埋在荒山上小路邊，晉朝的那些衣冠人物也都成為累累古墓了。“花草”是妃嬪、美人的代詞，“衣冠”是貴族人物的代詞。這一聯使這首詩有了懷古的意味，如果順著這一思路寫下去，勢必成為一首懷古詩了。幸而作者立即掉轉頭來，看著眼前風景：城北長江邊的三山，被雲霧遮掩了一半；從句容來的一道水，被白鷺洲中分為二，一支流繞城外，一支流入城內，就成為秦淮河。不說山被雲遮了半截，而說是半個山落在天外。一則是為了要和下句“白鷺”作對，二則是埋伏一個“雲”字，留待下文點明。“二水中分白鷺洲”，其實是白鷺洲把一水中分為二，經過藝術處理，鍛鍊成這樣一聯。這一聯相當於崔顥的“晴川，春草”一聯。最後一聯結尾，就和崔顥不同了。李白說：總是由於浮雲遮掩了太陽，所以無法望到長安，真叫人好不愁惱。

崔顥因“日暮”而望不到“鄉關”，他的愁是旅客遊子的多愁。李白因“浮雲蔽日”而望不到長安，他的愁屬於那一型別?這裡就需要先明白“浮雲”、“太陽”和"長安”的關係，以及它們在文學上的比喻意義。古詩有"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二句，這是“浮雲蔽日”被詩人用作比喻的開始。《陸賈新語》有一句“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這是把浮雲比為奸邪之臣，把日月比為賢能之臣。此外，太陽又是帝王的象徵。《詩經》裡就有“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就是人民把太陽來代表君王的。因此，“浮雲蔽日”有時也用以比喻奸臣矇蔽皇帝。《世說新語》裡記了一個故事：晉明帝司馬紹小時，他父親元帝司馬睿問他“還是長安近呢，還是太陽近?”這位皇太子回說：“太陽近。”皇帝問是什麼理由。他說：“現在我抬眼只見太陽，不見長安。”原來他的所謂太陽，指的是皇帝，他的父親。從這個故事開始，“日”與“長安”又發生了關係。李白這兩句詩，是以這些傳統比喻為基礎的。“浮雲蔽日”是指高力士、楊國忠等人矇蔽明皇。“長安不見”是用以表示自己不能留在皇城。這樣講明白了，我們就可知李白的愁是放臣逐客的愁，是屈原式的政治性的愁。

事實上，年輕時的李白和年輕時的崔顥一樣，他們性格都跳脫通達，又豪放任性，甚至在感情經歷上都有相似之處。《新唐書》《唐才子傳》都記載崔顥好賭嗜酒，更好美女，曾有四次的再婚經歷；而李白一生也好酒，也有四次的感情經歷，從這一點看來，絲毫不遜於崔顥。在詩歌創作上，不僅有《鸚鵡洲》《登金陵鳳凰臺》與崔顥的《黃鶴樓》的鬥詩之姿，李白至金陵還寫有《長幹行》，某種意義上也是與崔顥的《長干曲》組詩有高下之分。

後人爭議的焦點

後世千百年來，關於這兩首詩孰優孰劣的比較，從無確切定論，但主流的觀點卻有兩種：一種即元朝詩論家方回《瀛奎律髓》所說的“格律氣勢，未易甲乙”，即兩首詩不分高下；第二種則如清代學者沈德潛般對崔顥《黃鶴樓》倍加推崇，認為其“擅千古之奇”，李白的詩則無法比肩。

而此外卻還有一種觀點，則是認為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後來居上，成就超越了《黃鶴樓》詩。

持這種觀點的一般認為：

首先，《黃鶴樓》詩開風氣之先，而《鳳凰臺》則仿效在後，所謂先來後到，《黃鶴樓》是有天然的優勢。再者，仿效因為要受到諸多條條框框的束縛，一般是難出佳作的，而要後來居上，就更是難上加難。因著這種思維慣勢，《鳳凰臺》某種程度上是被低估的。

其次，從思想性、藝術性以及律詩規範上看，李白的詩都要更高一籌。

思想性：兩首詩都是懷古感懷之作，也都寫到一個“愁”字，但同一個愁，意蘊卻是截然不同。崔顥的《黃鶴樓》抒發的是濃重的鄉愁，是借景來抒一己的情懷，格局較為狹窄；而李白的《鳳凰臺》，抒發的卻是傷時憂國的感慨，在詩句中將國家興亡、歷史與現實緊密關聯，思想上無疑更壯闊深遠些。

藝術性：詩貴其“簡”，古人常認為字惟其少，意惟其多，這才有了所謂煉字煉句。開頭同樣是描寫景物，抒發臺去樓空、世事無常的感慨，崔顥用了四句“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而李白僅用了兩句“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便已將語意概括清楚，不可謂不惜字如金。

格律規範：作為近體詩，即律詩，格律是非常重要的一點。而崔詩前四句明顯是古風句，沒有格律可言，雖也可說是自然渾成，流水行雲，但畢竟不及李詩的結構井然，獨具一種氣勢。

此外詩歌結尾兩聯，崔詩整個的情調顯得平淡悽清，而李詩卻以其雄健筆力，將前文中的悲涼氣氛一洗而空，尾聯即便是抒發鬱憤憂慮之情，也仍然不墮氣勢。

筆者看法

筆者認為，對於一篇作品的評價，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審美取向，而每個閱讀者又有自己的審美標準，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便覺上述諸家之論，尚有未到之處，）因此也不揣愚陋！來談談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們先從立意和構思上，分析一下兩詩的特點。就立意而言，崔詩以傳說起筆，身登江樓，目隨悠悠白雲，自然思接千年，憶及當年仙人跨鶴故事，然仙人終屬虛妄，黃鶴也一去不返，悠悠千載，今古所同者唯天邊無盡之白雲爾。心念及此，思緒便不得不拉回現實，而目光再與眼前之春景相接，睹晴川草樹，煙波生於水上，又情不自禁地生出鄉關何處的惆悵。通篇瀰漫著一種無法排遣的愁緒，立意高妙，渾然天成，無半點斧鑿痕跡。

李詩以遊鳳凰臺開篇，傳說南朝劉宋年間，曾有鳳凰棲於金陵之鳳凰山，首聯便借鳳凰之一去不返，暗示六朝繁華也如夢幻不可復尋，唯江水日夜奔騰不息，可作見證。頷聯將“鳳去臺空”之意進一步發揮，昔日東吳之盛事固然已為陳跡，而在歷史上取吳以代的晉朝不也只剩下荒冢數堆了嗎？經此聯之一承，滄桑之感頓生，此情無計可消除，遂將目光投向遠處之江天白鷺、依稀雲山，以自求曠懷，卻不料鷺洲雲起，令人復生浮雲蔽日、奸佞塞路的感慨。兩詩立意同臻妙境，未易軒輊。而在構思上，崔詩遵循這樣的路線：憶仙——抒情（人去樓空）——設景（晴川草樹）——抒情（愁）。李詩則是這樣謀篇的：憶鳳遊——抒情（鳳去臺空）——設景（吳宮花草之類）——抒情（俱成往事）——設景（三山二水等）——抒情《長安不見之愁），相對而言，李詩更多一重曲折。

第二，從遣詞造句上分析。崔詩前兩聯一氣呵成，全不假雕琢，四句中“黃鶴”三現， “去”、“空”凡二見，三、四句不對，卻全不見其重複拖沓，很好地表現出仙去樓空，盛事難再的感情，氣概莽蒼。方回雲：“此詩前四句不拘對偶，氣勢雄大。”（《瀛奎律髓》卷四）沈德潛則雲：“意得象先，神行語外，縱筆寫去，遂擅千古之奇。”（《說詩晬語》捲上）李詩首二聯用非常凝練的筆墨，不僅勾勒出鳳凰臺的寂寞現狀，表達了繁華不可久恃的道理，而且更進一步指出所謂勝者和敗者就歷史而言都不過是曇花一現的過程，最後都不免為荒墳斷碑所代替。其中三、四兩句用心尤良苦，每一句由兩個場景構成，一為昔日美女如雲的吳官和儒林成列的晉廷，一為今日之幽徑和荒丘，兩兩對照，涵括力極強。頸聯崔用“睛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轉接，雖眼前景，卻字字落實，一字移易不得。不僅狀景如畫，且暗含淮南小山《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蓁萋”之意；為下文以鄉關之情收束埋下伏筆。

李詩則用”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轉接，便覺氣勢壯闊，思落天外，而由天邊之浮雲蔽日聯想到朝廷之奸臣塞路，暗含古人“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之意，極其自然。故以遣詞造句而論，崔妙在渾然天成，李則勝在組織精工。”

第三，情感力度的比較。兩詩在抒情上有個共同點，即感情都在後半部分得到強化，且都因景生情，意旨深遠。對於這樣的佳作，最好的評判標準便是藝術感染力的大小。然而就這一點而言，歷來意見也不一致。明人王世懋認為崔詩更具感染力，因為李白本已愁緒滿腹，並非因登臺而生愁，而崔顥因登樓遠眺，見江上之景而生鄉愁，自然而然。此論頗中肯繁，但也未可遽許為探驪之論。有的學者則認為，崔顥是為一身一己的歸宿而愁，李白是為奸臣當道，賢者不得見用而愁，因此兩者的境界便有高下之別，李詩更具積極意義。

筆者認為，區分詩歌感情力度的標準不在於緣何而愁，或愁生何時，而主要在於作品中反映的情緒是否具有某種深刻性和普遍性。正是在這一點上，崔詩顯出了它的優勢。對於家鄉的思念，對故鄉的嚮往，是人類的一種最質樸最自然的情感，也許崔顥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登高一唱，卻引發了千百年來普遍鬱積在人們心中的鄉關之思，觸控到了人類的這個極為敏感的情意結，並且，這種情感又是在晴川草樹、他鄉日暮的具體環境中自然而然地生髮出來的，因而更能引起千百萬人的共鳴，而前四句鶴去樓空、仙界難求的感嘆，更成為一種很好的鋪墊，使得崔顥的哀愁不再僅僅侷限於鄉愁，而是襯托出人類面對茫茫宇宙人生，不知身居何處的無歸屬感。

“歌德說:‘精美絕倫同時又通俗易懂是最為稀少的。’崔顥的《黃鶴樓》便是既‘精美絕倫’又‘通俗易誦’的唐詩經典之一。”（陳文忠《從“影響的焦慮”到“批評的焦慮”——<黃鶴樓><鳳凰臺>接受史比較研究》）清人沈德潛在《唐詩別裁》中雲:“(崔詩)意得象先, 神行語外。縱筆寫去, 遂擅千古之奇。”崔顥的這首《黃鶴樓》，的確是讀之讓人共情，因此歷來為人們所喜愛。

說到這裡，相比大家對這兩首詩孰優孰劣的問題都有個大致的看法了。崔顥的《黃鶴樓》珠玉在前，已成絕響，但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也依舊能在致敬之時做到自出機杼，已經是不易。因此這兩首詩可以稱得上是不相上下，皆是佳作。若非要分個你我優劣，那就是：從格局上看，李白勝；從意境上看，崔顥勝。但總體上，只能說各有千秋。《黃鶴樓》古樸醇厚勝於《鳳凰臺》，而論起嚴謹精巧，卻又不如《鳳凰臺》。而《鳳凰臺》在情懷和心胸上更闊大，但論起朗朗上口，亦不如《黃鶴樓》。

唐詩佳作千千萬，往往是各有風姿，難分勝負。就像王昌齡的《出塞》，李益的《夜上受降城聞笛》，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都是佳作中的佳作，但要論起第一，卻足以讓評論家吵個不眠不休也論不出結果的。對於這些作品，能欣賞到其中的妙處就已經足矣，後世文論家非要評個“七律第一”“壓卷之作”“冠絕全唐”……實在是有違品詩的初衷。

參考文獻：1.施蟄存，黃鶴樓與鳳皇臺;

2.黃意明,崔顥《黃鶴樓》和李白《登金陵鳳凰臺》二詩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