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約前372年一前289年），名軻，字子與，鄒國（今山東鄒城）人。其祖先是魯國貴族孟孫氏，到孟子時已失去貴族身份，幼年時家境貧困。他是子思弟子的學生，是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為儒家學說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故後世也尊其為聖人，號為“亞聖”。由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結合而成的“孔孟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孟子的貢獻主要表現在：

1、仁政學說。這是孟子對孔子“仁”的學說的一種發展。孔子的這一學說是一種含義極廣的倫理道德觀念，孟子將孔子的仁學思想擴而廣之，發展成為包括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施政綱領，這就是仁政。主要內容是：在政治上反對兼併戰爭，主張任用賢能；在經濟上主張減少賦稅，使“民有恆產”；在文化上主張興辦學校，進行儒家思想教育等。

2、提出了性善論。認為人的本性天生是善良的，每個人生來就具有憐憫同情之心、著恥憎悪之心、恭敬辭讓之心以及是非之心。這四心是仁、義、禮、智四種道德觀念的萌芽，如果能讓人們把這些萌芽擴充開發出來，就會匯成滔滔江河，不可遏止，治理天下就是極其容易的事了。

3、民貴君輕的思想。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在這三者中，人民最重要，接下來是國家，最後才是君主。君主要想鞏固統治，就要取得人民的擁護，而要獲得人民的擁護就要施行仁政。這種重民的思想，是一種了不起的貢獻。孟子在談到君臣關係時指出：“如果君主把臣子看成自己的手足，臣子就會把君主看成是自己的腹心；如果君主把臣子看成是狗馬，臣子就會把君主視為一般人；如果君主把臣子看成泥土草芥，臣子就會把君主視為仇敵。”這一思想發展了孔子提出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觀點。

4、積極的進取精神。孟子具有強烈的進取精神，他認為這種精神主要表現在：一是不怕吃苦，所謂“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如果一個人不能經受住苦難的磨難，是難於擔當大任的；二是要積極進取，要具有為事業而獻身的精神，甚至要“捨生取義”。三是要具有高風亮節，即要具有“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要敢於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而抗爭。

正因為孟子在發展儒家學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在儒家學派中其地位僅次於孔子，故元朝在至順元年，加封他為“亞聖公”，這是以後稱其為“亞聖”的緣由，並在文廟中處於陪享地位。

孟子(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鄒國(今山東省鄒縣東南)人。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書。孟子是孔子之孫孔伋的再傳弟子，繼承併發揚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成為孔子之後的一代儒家宗師，因此被後世稱之為“亞聖”，同孔子合稱為“孔孟”。然而，後世的人們為什麼會給予孟子如此高的讚譽呢?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守舊思想，推崇復古，反對變法，主張維護階級等級秩序。同時還提倡仁政，提出“民貴君輕”和“性善論”的民本思想觀點，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

亞聖孟子對儒家學說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仁政學說。這是孟子對孔子“仁”的學說的一種發展。孔子的這一學說是一種含義極廣的倫理道德觀念，孟子將孔子的仁學思想擴而廣之，發展成為包括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施政綱領，這就是仁政。主要內容是：在政治上反對兼併戰爭，主張任用賢能；在經濟上主張減少賦稅，使“民有恆產”；在文化上主張興辦學校，進行儒家思想教育等。

ニ、提出了性善論。認為人的本性天生是善良的，每個人生來就具有憐憫同情之心、著恥憎悪之心、恭敬辭讓之心以及是非之心。這四心是仁、義、禮、智四種道德觀念的萌芽，如果能讓人們把這些萌芽擴充開發出來，就會匯成滔滔江河，不可遏止，治理天下就是極其容易的事了。

三、民貴君輕的思想。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在這三者中，人民最重要，接下來是國家，最後才是君主。君主要想鞏固統治，就要取得人民的擁護，而要獲得人民的擁護就要施行仁政。這是一種重民的思想，應該說是一種了不起的貢獻。孟子在談到君臣關係時指出：“如果君主把臣子看成自己的手足，臣子就會把君主看成是自己的腹心；如果君主把臣子看成是狗馬，臣子就會把君主視為一般人；如果君主把臣子看成泥土草芥，臣子就會把君主視為仇敵。”這一思想發展了孔子提出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觀點。

四、積極的進取精神。孟子具有強烈的進取精神，他認為這種精神主要表現在：一是不怕吃苦，所謂“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如果一個人不能經受住苦難的磨難，是難於擔當大任的；二是要積極進取，要具有為事業而獻身的精神，甚至要“捨生取義”；三是要具有高風亮節，即要具有“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要敢於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而抗爭。

正因為孟子在發展儒家學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在儒家學派中其地位僅次於孔子，故元朝在至順元年，加封他為“亞聖公”，這是以後稱其為“亞聖”的緣由，並在文廟中處於陪享地位。

孟子對於儒學的貢獻有許多，主要在於他提出的性善論、仁政學說和良知說。

要說孟子對儒學的貢獻，首先在於其性善論，而後在性善論的基礎上，孟子又提出了“仁政學說”，最後，由其性善論，孟子繼而又指明瞭“良知”說，這也為後世的陽明心學奠定了基礎，對後世儒學發展寓有重大意義。

1、孟子的性善論

孟子的性善論想必大家大抵已經耳熟能詳了，關於人性，孟子繼孔子之後，孔子只是說了“性相近、習相遠”，肯定了後天環境對人的影響作用，並未明確說人性善惡，而孟子則相對明確提出了性善論。孟子透過性善論，來表明人之惡因後天物慾所致，所以人要時時刻刻反省自己，保有自己的善良本性。

孟子指明，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質分別為仁、義、禮、智，在《孟子》一書中，有相關記錄：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孟子認為人生來就有代表仁義禮智的四心，這四心是人先天之善的表現，人性是善良的。如果有一個人做出了不善的行為，問題並非出在他的本性，而在於這個人沒有把持好自己的本性。所以，孟子繼而提出了“養心莫善於寡慾”。

也就是說，在孟子心裡，人本性是善的，但是因為後天的慾望會矇蔽人的本心，所以也有人表現出不善的行為。因此，為了保有自己善的本心，就要時時刻刻反省自己，壓抑自己的慾望。而孟子之性善論最終實則更多為了表明“後天教化”的重要性，人要保有善之本性，區別於禽獸，就需要在後天的教化中學習，修身養性，抑制自身過度的慾望。

2、孟子“仁政”學說

孟子提出了性善論，他的許多學說，都以性善論為基礎展開議論，比如孟子思想中比較有名的“仁政”學說。

孟子發展和改造了孔子提出的“禮治”和“德治”的相關理論，提出了他的“仁政”學說。而孟子提出“仁政”學說，也是他觀察當時社會之嚴刑峻法下百姓民不聊生的結果。在孟子時期，類似商鞅這樣的新興地主階級改革家積極主張土地開墾，鼓勵私人佔有田地等行為，這讓孟子深感憂慮。孟子認為這種做法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相互爭奪，出現“私肥於公”的情況，於是孟子便以“仁政”學說為核心，提出了井田制。而孟子的仁政學說，在政治上主要是講究“以德服人”，所以孟子十分看重為上者的德行，並且表明一個有德的君主，一定要仁愛自己的百姓。

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此處，孟子是在告誡君主要重視百姓，要將百姓放在自己和江山社稷之前，只有君主行“不忍人之政”，仁愛百姓，才能得到百姓的擁戴，江山才能更加穩固。而孟子這句話，也千百年來成為無數後世君主的警句。

孟子的“仁政”學說，首先指明瞭君主需心懷“仁德”，否者以“霸道”治天下，天下必定不穩固，其次，孟子也十分明顯地表明瞭“民意”對維繫國家穩定的重要性，這在當時那個時代，十分難得。

3、孟子“良知”說

孟子提出性善論，認為人生來就有代表仁義禮智的四心，進一步推衍，孟子實則也在告訴人們，這四心其實就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不需要後天學習，屬人生來就有的存在。

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而在孟子的思想體系裡面，代表善的“四心”是人不用學習就先天擁有的，比如人的惻隱之心，人不用學習，看到他人的悲慘遭遇就會不自覺產生同情心。基於此，孟子認為人先天就有“仁義禮智”，這是人良知良能的體現。

但是，人雖然先天有良知良能，可是這先天之善卻會在後天的物慾中被遮蔽，所以孟子提出了：

“不明乎善，不誠其身也。”

也就是說，孟子認為，人之“誠”實則就是“善”，人想要恢復自己先天之善的良知良能，就要“思誠”。其實，所謂的“思誠”或者說“明乎誠”，某種意義來說，大抵就摒棄私慾，繼而達到萬物皆備於我的理想境界。

4、總結

綜上所述，孟子被稱為儒家“亞聖”其實也不無道理，他的“性善論”將“仁義禮智”上升到了人先天就有的高度，並且以此將人和動物作出了區分，孟子此舉實則是以另一種方式來強調“仁義禮智”，繼而讓人更“樂意”去摒棄私慾，在後天教化中修身養心，反身求誠。

基於此，我們可以總結，孟子對儒學比較突出的貢獻，主要在於他的性善論，以及建立在性善論基礎上的“仁政”學說和“良知”說。

孟子（約前372一約前289），字子輿。孟子自認為是孔子的忠實信徒。但因為相距了約100年，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孟子對孔子的學說不但有所取捨而且有所發展。論"天"。天的意義一般有自然之天，義理之天，主宰之天，命運之天。孟子講自然之天。有"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天之高也"。有義理之天，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命運之天，如"若夫成功，則天也"，"吾之不遇魯候，天也"。卻沒有主宰之天。但是，孟子又提出了一種深刻的"天"。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天不說話，拿行動和工作來表示罷了）。其實 ，這種天就是民意。他又說"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論"命"，"天命"。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沒有人叫他們這樣做，而競這樣做了的便是天意，沒有人叫他來，而竟這樣來的便是天命）。就是說命運是一種無形而巨大的力量，卻沒有主宰或指使者。然而孟子不是宿命論者。他對命運的態度是，"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無一不是命運，但順理而行，所接受的便是正命。所以懂得命運的人，不站在有傾倒危險的牆壁之下。盡力行道而死的人所受的是正命，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正命）。看來無論命運有多麼巨大的力量，但我還依我的"仁義"而行。不無故送死。只要盡我之道，死也是"正命。"如果胡作亂為觸犯刑罰而死，便不是"正命"。孔子講"仁"，孟子則經常"仁義"並用。孔子重視人的生命，孟子更重視人民生存的權利。孔子因為周武王討伐商紂而得到天下。議論音樂。認為周武王的".樂舞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孟子卻不如此，齊宣王說。"武王伐紂"是"臣弒其君"。孟子答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不但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還主張"貴戚之卿"可以廢掉壞君，改立好君。這種思想是孔子"仁"的學說的大發展。因之，孟子看君臣間的互相關係也比孔子有所前進。孔子只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卻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種思想比後代某些"理學家"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高明，且先進不知多少倍！孟子"道性善"，並且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所說的"性善"，其實際意義是人人都有為善的可能。用孟子的話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從天生的資質看，可以使他善良，這便是我所謂的善良，至於有些人不善良，不能歸罪於他的資質）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認為環境可以改變人的思想意識。他說"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豐收年成，少年子弟多半懶惰，災荒年成，，少年子弟多半強暴，不是天生的資質這樣不同，是環境，是他們的心情變壞的緣故。）孟子還認為事物各有客觀規律，而且應該依照客觀規律來辦事。他說"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下的討論人性，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就行了，追求其所以然，基礎在於順其自然之理。我們厭惡使用聰明，就是因為聰明容易陷於穿鑿附會，假如聰明人能像禹的使水執行一樣，就不必對聰明有所厭惡了。禹的使水執行就是行其所無事.（順其自然，因勢利導）。假設聰明人也能行其所無事（不違反其所以然，而努力實行），那聰明也就不小了。天極高，星辰極遠，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以後一千年的冬至，都可以坐著推算出來）。

孟子為什麼被後世儒家尊為“亞聖”？他的思想學說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孟子名軻，是戰國中期鄒（今山東鄒城。一說當時屬魯）人。孟子的先世是魯國公族“三桓”中的孟孫氏，到孟子時代，孟孫氏已經衰落下來。孟子幼年喪父，母親從事女織，家境比較貧寒。

孟子是在嚴格的家教中長大的。據《列女傳》和《韓詩外傳》，孟子年幼時，他家居住在墳地不遠處，孟子做遊戲時便學習埋葬死人，孟母唯恐對孟子影響不好，就搬了家。這回他們住在集市附近，可孟子又學商販叫賣，孟母便再次搬家。這次是搬到學校旁邊，孟子便從此學習禮儀，“設俎豆，揖讓進退”。這就是“孟母三遷”的故事。又傳，孟子小時候不愛讀書，貪玩好耍，孟母質問他，他卻說是去找丟失的東西。孟母很生氣，就用刀把正織著的布割斷，並趁機教育孟子說：“要你讀書，就是希望你成名。現在你不讀書而去玩耍，就像割裂織布機上的布一樣。學習不努力是不行的。”這就是“斷機教子”的故事。孟子稍長，從學於子思的弟子。孟子通曉五經，尤其長於《詩》《書》《春秋》。他雖然沒有直接受業於子思，但卻屬於子思學派。他的思想與孔子、子思一脈相承，以子思和孟子為代表，又形成了“思孟學派”。作為孔子的崇拜者，孟子一生的出處進退也與孔子相似。經過青年時期的刻苦學習和鑽研，孟子在後來便開業授徒了。孟子認為人生最大的快樂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中年以後，他懷著政治抱負遊歷各國，但終不見用。他的一生除中年以後的二十幾年遊歷各國外，主要從事教育事業。孟子的弟子雖不及孔門弟子的數量多，但僅就《孟子》一書所記，可考者也有十幾人，如公孫丑、萬章、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等。當時，學士們遊說諸侯的風氣盛行，為了宣傳儒家的學說，孟子學成後，也“以儒道遊於諸侯”，企圖憑藉諸侯國君實現個人的政治抱負。據學者考察，孟子先後到過魏、齊、宋、魯、滕等國，但都“與所如者不合”，雖然他也每每受到諸侯國君的優遇，卻一直沒有受到重用。最後只得回到鄒地，與萬章等人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一書。作為戰國時期的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是繼孔子之後的又一位儒學大師。他繼承併發揮了孔子的學說，奠定了孔孟之道的基礎，對光大儒學做出了巨大貢獻。由於孟子的宣揚，戰國時的儒學才成為諸子之學中的“顯學”。正因如此，後世的學者十分推崇孟子，漢朝的學者把《孟子》一書視為輔翼經書的“傳”，並設立博士官進行研習；唐朝的韓愈提出道統說，他把孟子看成儒家道統的嫡傳；五代時期的後蜀主孟昶刊刻石經，《孟子》亦為其一；宋代以後，隨著理學的興起，學者們更多地談論心性等問題，由此出現了孟子地位的“升格運動”：北宋神宗時封孟子為鄒國公，與顏回、曾子、子思一起配享孔廟；南宋的朱熹則把《孟子》一書列入“四書”，孟子的地位空前提高；元朝，元文宗加封孟子為鄒國亞聖公；明朝景泰年間與孔子同去臣爵，尊為亞聖孟子。這樣孟子成了孔子以後被後儒尊崇的又一位“聖人”。孟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諸子並起、百家爭鳴的時代。當時與儒家對立的，以墨家和楊朱勢力最大，所以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又說：“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墨。”（《孟子·盡心下》）可見，當時的思想界，儒、墨、楊有三分鼎足之勢。孟子繼承孔子的衣缽，以孔子的保護者和儒家的衛道者自居，闢楊、墨，正人心，捍衛孔子之道。他對孔子思想作了系統的闡發，既有繼承，又有改造。孔子的思想學說以“禮”為核心，為了論證和闡發自己“禮”的思想，他又較多地談到“仁”，用以解釋“禮”，或者把“仁”作為“禮”的最終目標。孔子的政治思想，即主要在於健全“禮治”，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統治秩序，他的以仁愛為中心的道德思想體系便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孔子以後，孟子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建立了具有完整體系的政治理論——“仁政”學說。孟子的這一思想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多方面，他提倡“王道”“仁政”，其出發點和目的在於“得天下”“王天下”。孟子以此學說遊說諸侯，但在那種特殊的時代，決定了他也與孔子那樣被譏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子雖然不得意於諸侯，但他卻有堅定的信念，認定“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孟子·滕文公下》），並以此著書立說，教授生徒。孟子“仁政”學說的綱領在於“制民之產”。要實現王道政治，必須有一定的物資基礎，孟子認為，“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孟子·滕文公上》）人民應當有一定的耕地和住宅，才能談得上安居樂業，才能談得上去遵守一定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社會才能有序。所以當政者應當把土地分給農民，使每家各有“私田”百畝，中間有百畝“公田”，由八家共耕，以使“耕者助而不稅”。為此，孟子不但重視農業，主張“不違農時”，“關市譏而不徵，澤梁無禁”，而且主張“省刑罰，薄稅斂”，藏富於民，“取於民有制”。為了實現“王道”“仁政”，孟子提出了爭取民心的主張。他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而得民心，就應該與民同樂，因為“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從這個前提出發，孟子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的著名命題，認為國君“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把人民提到了比社稷還高的地位。尊賢重士也是孟子“仁政”的重要內容，他認為，國君要“王天下”，帶來政治上的益處，就必須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公孫丑上》）。孟子認為：“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孟子·告子下》）前代的聖王霸主取得天下，無一不是如此。孟子還十分重視對人民施行教化，這也是其“仁政”學說的特點之一。在孟子看來，人民有了穩定的經濟生活，僅僅是“王道之始”，只有進而對人民施行教化，才能完成王道政治的實現。這與孔子“富而後教”的思想如出一轍。他推崇古代聖王的教化能力，一再談及應該“謹庠序之教”（《孟子·梁惠王上》），“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孟子·膝文公上》）。他把庠序之教與政治、經濟並提，有時甚至提到政令之上，把教育看成施行王道政治的根本途徑。在世界觀上，孟子也是孔子“天命”論的繼承者。孟子說：“《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梁惠王下》）他還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他認為人應“思誠”，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人做到了至誠，就能感動上天。“孟子道性善”，他認為人的道德品質如仁、義、禮、智等乃是人性固有的，與生俱來的；否認了告子“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說法。孟子的這種性善論歸根到底是以其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為基礎的。為了按照“天命”行事，首先必須知道“天命”，為此，孟子又提出了一套盡心、知性、知天等原則。“盡心”就是要儘量擴充、發展仁、義、禮、智等固有的“善端”，只有這樣，才能完整地把握、體認人的本性；能完整地認識人的本性，就能夠知道“天”了。這種唯心主義世界觀的不斷擴充、膨脹，終於達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的地步。孟子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和人性論溯源於天，歸本於人，這也是他的“王道”“仁政”學說的理論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