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海禁是朱元璋定下的祖訓，海上走私貿易的利益基本被浙江，福建的大族所壟斷，他們的代言人東林黨人基本掌控了朝堂的發言權，崇禎沒這個魄力改變這一切！

關於崇禎帝為什麼不開放海禁對付皇太極，我有以下幾點想法，如有什麼不妥，還請各位方家多多指教、交流。想法如下：

第一、從明朝末年海上情況說說。眾所周知，明朝自朱元璋時期就有了倭患，只是那時候國力強大，倭患並未形成燎原之勢，也未對國家安全構成大的威脅，所以，倭患沒有引起大家的重視而已。到了嘉靖朝，倭患日益嚴重，日本浪人與中國海盜勾結，甚至幹起了上岸搶劫的勾當，於是就出現了俞大猷、戚繼光抗倭的事情。按照官方的說法，戚繼光後來完全蕩平了倭患，事實上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因為明朝蕩平的實際上是汪直那夥海盜，只是使海盜行為不再成大規模而已，而事實上，倭患的根源並未蕩平。當時的日本處於戰國時期，有大量的落敗武士沒有生計，他們於是就做海盜，有些人甚至做類似於現在的僱傭軍，在海面上做一些搶劫的工作。雖然規模不及之前，但也足以對海面貿易形成威脅。明朝末年國力衰微，又不可能建立強大海軍去掃清海面威脅，所以，恢復海上貿易，談何容易。

第二、從外患上說說。後金的崛起其實已經難以阻擋，自萬曆末年，後金就已經難以蕩平了，到了皇太極時期，後金又擊敗了東部蒙古，雙方形成了合作關係。這樣一來，明朝邊境的形勢變得更加嚴峻，東北和北部都陷入了戰亂的邊緣，只有西北準格爾部與明朝站在一起，可明朝的實力已經大幅度下降，不可能與準格爾聯手對付皇太極和北蒙古。用兵耗費巨大，明朝的財政狀況卻非常糟糕，所以，朝廷也不可能有精力去做海外貿易的事情，只能想辦法從國內籌集軍餉。

第三、從崇禎皇帝時期的朝局說說。崇禎帝登基後誅殺了魏忠賢，重新起用東林黨。大家都知道，相當一部分的東林黨出身於東南鉅富，他們掌握著大量的財富，而且掌握著剛剛興起的工商業，所以，東林黨上臺之後，立即取消了魏忠賢徵收的工商稅，把國家的財政負擔再次轉移到貧窮的農民身上。既然說起貿易，那麼總得有東西可賣啊，即使海上貿易行得通，明朝拿得出手的也只有絲綢了，絲綢產自哪裡？無疑是東南，您覺得觸犯東林黨利益的政策能推動得了嗎？所以，即使能夠貿易，明朝實際上也沒東西可以賣到西洋，換取金錢。

第四、從當時的自然災害說說。估計很多朋友都知道，明朝末年遇到了小冰河紀，整個北方都陷入了嚴重乾旱，可以說是赤地千里。全國各地的皇族居然達到了幾十萬人，都需要財政供給糧食，這種糧食需求量是非常驚人的。那麼，問題來了，糧食從哪裡來呢？即使你能從海外籌集到軍餉，總不能從海外採購糧食運回來吧，當時的貿易沒有發達到這個地步，世界各地的海上貿易還是以奢侈品和珍稀物品為主，因為出海意味著巨大的風險，至於從海外運來糧食的想法，根本就行不通，所以，即使當時財政有錢，也已經很難挽回大明王朝的運勢了。

想法很簡單，但操作起來很難！

首先皇太極時代的後金不僅控制了東北，還控制了蒙古，已經成尾大不掉之勢。無論是努爾哈赤時代還是皇太極時代的後金政治還是比較清明。皇太極時代更是努力嚮明朝學習治國之道，學習漢人王朝的制度、禮儀、治國經驗。東北在皇太極時代已經從奴隸時代跨越入封建時代，建立了兵農合一的軍事體系八旗軍制。用商鞅時代的軍事獎勵制度來獎勵士兵和將軍們。努力發展農業，吸納關內的漢人來耕作（也過了山海關三次，三次都去了山東搶掠了大量的勞動力）。努力發展工商業，充實自己的財政基礎。軍隊和各級官員比較少，也因此財政壓力不像明朝那樣捉襟見肘。聯盟控制蒙古各部落，必要時能成為自己的打手。壓制北韓半島，讓北韓半島歸順於自己。所以說明朝要對付後金其實已經很難了。

再說說為什麼不招募西北的貧民參軍去東北對付後金。前面已經說後金當時已經很強悍了。讓未經過訓練計程車兵去作戰，不但是去送死而且浪費明朝的錢糧。明明錢糧都不夠，還需要多養兵嗎？可能有人說剿匪會浪費更多的錢，這個是沒把培訓士兵的錢算在內吧！本來就沒那麼錢糧，一發旱災水災就去徵兵，飲鴆止渴吧？旱災水災去了，怎麼解散這些新招入的兵呢？況且明崇禎年間又不是隻有西北鬧了災荒還是全國性的災荒。再者徵兵也需要一個過程，那些災民那還等的了你徵兵呢？況且派誰去了呢？具體怎麼操作呢？

為什麼明朝不開放海禁？自從鄭和下西洋被汙名化後，明朝就對開放海禁不感冒！嘉靖年間的海盜事件更是汙名化了開放海禁。開放了海禁也不能帶來糧食。況且明朝的海關制度並不健全，就是開放了海禁，也收不上來多少稅。清朝建立了後也沒開放海禁，但有了廣州十三行，專門處理對外貿易，這時海關關稅才集中收取，海關才規範化。至於清末被太平天國運動絞的焦頭爛額的清政府更是有在英華人赫德幫忙下建立了現代海關制度，保證了清王朝不但沒有在太平天國和其它各地的起義中垮臺，更是財政越來越充足。

中國現代海關之父、郵政之父赫德

這個問題提得很好。

實際上，明朝在隆慶年間就廢除了海禁，開了一個通商口岸和外國通商。開關之後，明朝從外貿中獲得了不少的利潤。僅1594年，明朝透過月港與西班牙人進行貿易編獲得了26萬餘兩白銀，這還不包括將近三萬兩的關稅。但這個數字僅佔明朝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左右，根本無法影響大局。

那麼，原因出在哪裡？兩個字，走私。

回到崇禎年間，當時的海上世界，已經完全脫離了明朝官方的掌控。明朝的對外貿易，基本上被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壟斷。鄭氏父子的本質，其實就是海盜，加大型的走私集團。他們透過自己的海上武裝，壟斷對外貿易，藉此獲得利潤，而西班牙等歐洲人也因為與鄭氏長期合作，所以一切交易，都脫離月港而直接和鄭家進行。

雖然鄭芝龍後來被明朝招安，但實際上他仍然具有海上世界的獨立管理權，一切貿易所得都不必交公。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崇禎如果大開關口，那就是觸犯鄭家的利益，鄭芝龍必然會在南方鬧起來，到時候，崇禎更加難以應付。而且，即使崇禎真的開關通商，但明朝政府實際掌握的海上武裝根本不足以維持正常的貿易秩序，如此一來，鄭氏便可以利用自己的武力將所有的貿易一併控制。

因此，無論如何，崇禎不可能透過對外貿易獲得一分屬於明朝政府的錢。

實際上，對外貿易，必須建立在強大的海上武裝的保衛之上。明朝從鄭和之後，造船技術再無大的發展，海上軍事力量急劇倒退，連倭寇都打不贏，根本難以保障海上交易的正常進行。而長期的海禁，導致了走私貿易的泛濫，並且形成走私體系。即使後來開關，但因為關稅登因素，更多的貿易者還是選擇走私。所以，即使交易量再大，也和朝廷沒有半毛錢關係。

最後，有觀點認為魏公公不死，明朝就會有源源不斷的收入。這個觀點簡直荒謬。且不說魏忠賢僅僅是個不學無術的混混，毫無理財之能力，就看魏忠賢收稅的方式:搶商人的錢，繼續擼農民的錢，這種做法無疑是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這麼做的火鍋雞就是給農民軍提供源源不斷的有生力量。明朝會完蛋的更快。

以上。

崇禎不是不開放海禁，而是在開放海外貿易的情況下，他得不到任何的好處。單純的一心想做明君的他，被人給忽悠的團團轉。

事實上，崇禎時期的大明朝，東南的海外貿易非常發達。福建的鄭家早就已經超越了嘉靖年間的汪直，成為當時最強大的一股民間海外貿易集團，控制了中國到日本、中國到馬六甲的貿易航線。

這一切，得益於崇禎帝的曾祖父明穆宗隆慶帝朱載垕。

公元1567年，朱載垕登基不到一個月，就批准了福建巡撫都御史涂澤民請求開放海禁的奏疏，並在福建漳州府月港設定海澄縣，設海防館，允許民間商人“遠販東西二洋”。明朝這場自上而下的自救事件，史稱“隆慶開關”。

雖然這次開放海禁的幅度比較小，但實際上促使了16世紀、17世紀時期的歐洲殖民者在美洲開採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增加了明朝的國庫收入和皇帝的私人金庫，以至於官方和民間都把月港叫做“天子之南庫”。

在這樣的國際貿易優勢下，崇禎依然陷入了財政枯竭的境地，完全是因為東林黨的功勞。

崇禎一心想做明君，扭轉他的哥哥天啟帝重用宦官專權的局面。事實上，他做到了，不僅為那些被魏忠賢害死的東林黨人平反，還把魏忠賢一擼到底。

在東林黨的忽悠下，崇禎取消了徵收商業稅，卻把賦稅的重擔強壓在農民身上；取消了天啟帝時期“與民爭利”做法，卻偏偏不知道這裡的“民”不是普通的百姓，而是那些道貌岸然計程車族官紳，更不知道東林黨就是江南財閥在朝中的代表。

此時的大明朝還陷入了小冰河時期，農作物的減產加上天氣災害，又遇到地方官府的重壓，陝北農民活不下去了，只有揭竿而起。

至於崇禎為什麼不從西北的災民中組織勞力對抗東北的皇太極，也是受到明末黨爭的影響。

明末農民軍初起，明廷採用三邊總督楊鶴的“剿撫兼施、以撫為主”戰略，開始對農民軍進行差別剿滅，完全可以實現從叛軍中招收壯丁赴遼抗金的。

但崇禎提供給楊鶴的錢糧遠遠不夠安撫流民。在楊鶴的努力下，起義軍雖然大部分都接受了招安，但這些不安分子們看到明廷給的錢糧減少後，又開始鬧騰。

楊鶴是哪裡人？他是湖廣人，按照東林黨人的邏輯，他應該屬於楚黨。所以那些被招安的人再次反叛朝廷後，楊鶴遭到東林黨群起攻擊，也使崇禎改變了圍剿方針，“以剿堅撫，先剿後撫”，由洪承疇繼任三邊總督，坐鎮陝西，想從西北災民中招兵也成了泡影。

而楊鶴這位萬曆三十二年的進士，被崇禎下了大獄，最後一刀砍了，成為黨爭的犧牲品。

你能指望崇禎想出什麼奇招妙轍呢？

他本來就不是什麼明君，相反是一個非常無能的君主，這點在海禁的問題上也有所體現。

崇禎覺得，如果朝廷開放海禁，就會出現大量的海寇。對於當時西有李自成等起義軍，東有清朝虎視眈眈的局面而言，如果沿海地區再有新患，那麼大明就沒有一片安穩之地了。

崇禎海禁的政策，始於元年（1628）三月，他得知東南沿海的海寇猖獗，所以禁止私人出海貿易。但是，當時的貿易活動已成規模，不是官府的禁令就能停止的，故而走私活動極其猖獗，官府反倒因此少了許多稅收。

因此，自崇禎三年（1630）起，朝中就不斷有大臣上奏，以“民之入海求衣食者以數十萬計”為由，請寬海禁。然而，崇禎基本的態度就是“如嘉靖故事，復加禁約”，繼續堅持海禁。

崇禎十一年（1638），給事中傅元初再上《請開洋禁疏》，文中恰好說到軍餉的問題：

面對這種情況，崇禎勉強同意開放福建海禁，“通市佐餉”，然而此時距明朝亡國已經沒有幾年了，這道命令起不到什麼作用；再加上海禁政策的時緊時鬆，變化無常，地方官員未必會去執行他的命令。

總而言之，有明一代的海禁政策可以說是貫穿始終的，這跟清朝的貿易開放政策形成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