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是典型的職業經理人，只是他有神一樣的職業素養，還有狼一樣的職業底線。

作為職業經理人，就必須具備專業的素質，還有專業的態度。

為了獲取專業素質，李斯到處求學，最後師從荀子，成為法家的形象代言人。

專業的態度，李斯打孃胎出來時就已經有了，而且隨著年紀和閱歷一起成長。在嬴政下逐客令時，他專業的態度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所有客居秦國的經理人。而他需要做的，僅僅是寫了一封諫逐客書的信件。

李斯的專業素養有多強大？

第一，離間六國，各個擊破，全是李斯的主意。

第二，上皇帝尊號，也是李斯提的建議。

第三，統一文字。

第四，統一貨幣和度量衡。

第五，廢分封，設郡縣。

很明顯，這是一個全能型選手，六部委的工作啥都能幹，既能出思想，又善於抓落實。難怪嬴政董事長這麼喜歡李斯，一分工資養管六個部門的總經理，能不高興嘛。

李斯壞就壞在毫無職業底線，從來不會顧及職業操守。他一輩子的目標，就是當最豪華陣容的經理人，為此，做什麼都在所不惜。

比如妒殺韓非。對於帝王之術的研究，韓非子比荀子有更高的成就，因此，韓非成為嬴政極力拉攏的物件，同時成為李斯暗下殺機的對手。沒有了韓非，嬴政只能找李斯玩，沒有其他選擇。

再比如沙丘之變。李斯完全可以不參與這場政變，因為他已經是丞相了，已經當上了總經理。可是，他擔心趙高的話會應驗，擔心扶蘇跟自己尿不到一個壺，於是昧著良心改立胡亥。

事實證明，經理人就是經理人，對忠誠度不要期望值太高，有職業操守的尚可，如果像李斯這樣沒底線的，能力越強則風險越大。

李斯是法家代表人物，人比較精明，但最後卻糊塗了一把，栽在了趙高手上。秦始皇最初完成統一的時候，很多人請求再行分封制，但以李斯為首的法家人物主張郡縣制，並得到秦始皇的認同。可以說，李斯對秦始皇制定的很多國策都有相當的影響，也就間接影響了古今兩千餘年。所以李斯是個比較重要的歷史人物。

李斯為秦統一六國做出了貢獻！事實上，秦始皇的政治是很偉大的，對中國歷史程序的貢獻是功不可歿的。我們僅從觀念上認為是一個暴君，但從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諸方面論，只能如此而為。歷朝歷代的執政者哪一個不殘暴？殺戮方式，手段不同而已！直至現在，有些地方仍在吃秦始皇的飯，也在繼續罵著。其間，李斯的功績不可泯滅，可悲的是最終以良弓藏，走狗烹的結果完了。

毛澤東在點評《二十四史》時曾對李斯推崇備至。他說李斯是幹實事的，而孔子則只說不做。民國時期曾寫過《中國歷史演義》的蔡東藩則堅稱李斯是歷史上最大的奸臣，過大於功，一生幾乎無一是處。我想，這是他們站的角度和高度的不同才有這麼迥然不同的評價，而我雖然沒有資格評價他，卻有資格重複別人的話。明朝李贄在《史綱評要•後秦記》中說，李斯“開阡陌，置郡縣，此等皆是應運豪傑、因時大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李斯，奇人也。法家代表人物。

政治方面：

前期發育遊刃有餘，統治全場。

後期打團裝備出錯，一敗塗地。

文化方面：

其小篆水平相當的好。

文章在秦時也是傲視群雄的。

做人方面：

貪權，虛榮。

善妒，無德。

說秦王朝二世而亡全都拜他所賜，是公正的評價。

一個極端自私毫無情義毫無人性的小人，無同學之情，無父女之情，無君臣之義，無同僚之義。這樣的丞相連老鼠都不如。

大秦帝國成也李斯敗也李斯！假如李斯不與趙高合謀，而是堅持法治，長子扶蘇承襲大統，中華民族的歷史也許就改寫了！

身為秦之股肱，李斯對於秦統一後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所制訂的一系列體制改革，於當時可標“新局”，對後世亦尊圭臬。影響所及，給了“歷代帝王都奠定了權威性的規範。使得以後幾百個帝王只能在他們想到的圈子裡作小小的修改，而無力作巨大的改變。”誠如明李贄《史綱評要。後秦記》所云：“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箇舊世界。”所以讀秦，除讀“海內為一，功齊三代”的秦始皇外，便當推殊勳卓著的李斯無二。

一、富有遠見的傑出政治家和軍事戰略家

李斯生於上蔡，起於閭閻之家。面對著當時“諸侯暴政，強凌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兵罷敝”的動盪局勢，年輕時就樹立了自己遠大的政治抱負。他以敏銳而透徹的辯證分析能力，洞察世事，由見廁、倉之鼠的不同遭遇，發出了“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的感嘆。為了建功立業，實現自己的人生志向和政治理想，他師從荀況求攻帝王之術。“學已成”時，李斯放眼天下“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站在歷史的高度“欲西入秦”。辭行之時，他向老師談了此次入秦的動機：“……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從某種程度上理解，他下面的“卑賤”和“故詬”之說，帶有一定的功名富貴之念，但絕不是根本。客觀的講，他是本著“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為出發點的，思想本質“意在統一”。這在當時來說，他能不以所謂的“楚華人”而小我，肯以積極的姿態謀取統一，其思想是有著進步意義的。非但不能予以微辭和妄加非議，相反應值得肯定。

李斯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著重體現在他入秦後由輔秦競並天下，直至立國後所做出的諸多大事上。每一件都足以改變秦王朝的前途和命運，秦始皇稍有一念之失，都可以使歷史重寫。

一、上《諫逐客書》，為秦留住了大量人才。《史記。李斯列傳》：“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遊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正是鑑於這種情況，李斯才寫了他那篇傳世名作《諫逐客書》：”……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一語中矢，道出逐客之誤，等於是”把武器借給了敵寇，把糧食送給了盜賊，減少自己的人民來增加敵人的力量。“逢此歷史轉折的關健，其蘊含的深刻政治意義，為秦以後統一六國起到了具有決定性的主導作用。

二、在軍事戰略上，李斯進一步推動並深化了呂不韋等人的“武力統一論”。他早在呂不韋舍下“任以為郎”時，就向秦王闡明瞭自己的戰略主張：“……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灶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並也。”遂又向秦王獻策“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加劇了各國的內部矛盾，為加速統一步伐的程序做了良好的鋪墊。

因李斯的軍事戰略旨在加快統一，結束戰亂，所以是武力也好，離間也罷，我們都不能簡單的以“殘暴”和“陰險”來對他加以貶黜。尤其是“用間”，做為兵法之道，本來就是高層領導人所必備的軍事謀略和政治手段，對於儘早結束戰爭是有著突出意義的。如《孫子兵法。用間篇》開明宗義，即點出“用間”之宗旨為“民之將”、“主之佐”、“王之勝”；是兵之道，更為“仁之道”。其後的軍事家，以此為戰略而成佳話者大有人在，何況李斯所謀又是天下大業，何來“陰險”之說？

在統一策略上，著名的軍事戰略家尉繚曾向秦王提出過：“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的計策，並被秦王採納。需要說明的是，這一策略雖為尉繚所出，秦王採用，實則“李斯方主持國政，一切決大疑、辨大難，皆須斯從中參贊擘劃，方能成為國事，因此……以明茲事之實行，全系斯用事之力。”至於頓弱的“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云云（《戰國策。秦策四》）；也與李斯的支援有著莫大關係。

三、在秦王朝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權之後，為使帝國版圖得以拓寬“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對此，李斯在《自罪書》中曾有自述：“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強。”在他的出謀劃策下，歷三載而定百越。但對於秦始皇“務戰不休，欲攻匈奴”的軍事方針，李斯出於“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的實際考慮，是否認“輕兵深入”的。實事證明，李斯的“備胡利越”之策，在當時是務實之舉。其後，在李斯的積極匡扶下，大秦帝國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絕無前例的版圖。疆域之廣袤，東至東海，西到隴西，北至長城，南至南海，人口達兩千餘萬。不僅是中國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在當時，也是罕見的世界大國。“比上世紀西方的亞歷山大帝國還要大，而且亞歷山大帝國只是曇花一現，秦王朝建立的中華帝國卻一矗立不墜。”

二、創立帝業體制，全謀帝業發展

秦統一後，先是在李斯等人的建議下，奉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朕”（秦始皇改“泰皇”為皇帝）確定了帝制。為了秦王朝的萬世基業，李斯又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高瞻遠矚，駁斥了以王綰為首諸大臣的師古“分封”之說。認為“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的看法是荒謬的。一針見血的指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相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置諸侯不便。”由始廢除分封，確立了“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的郡縣制。郡縣制的立生，生命力是強大的，為後世根深蒂固。對此新政，後人多有頌讚。唐柳宗元《封建論》：“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明王夫之《讀通鑑論》亦云：“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清譚嗣同《仁學》中說的更為直白“兩千年之政秦政也。”隨後，為全面鞏固帝業體制，保障社會穩定“使後無戰攻之患”，李斯建議“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於宮中。”並全力協助秦始皇“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進一步推行了“百姓當家則力農工”的重農政策。以新興的“土地私有制”，改革了奴隸社會的舊禮制，在當時極大的促進了農業生產和農業發展。

限於戰國之亂，秦統伊始，錢幣異常混亂。如齊燕之“刀”、楚之“蚊鼻”、“金版”以及“鏟布”；可謂“金錢刀布，紛陳並用”，急需廢而待興。認識到貸幣差異會給商品經濟帶來的種種障礙，為了鞏固政權，李斯奏請秦始皇廢除諸幣。規定幣分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諸如其它“珠、玉、龜、貝、銀、錫”之舊幣，僅為“器飾寶藏”所用，不得為幣。經過貨幣的統一和流通，有力增強了各地的經濟聯絡，對全國各民族的融合起了很大的紐帶和橋樑作用。除貨幣外，各國度量衡之大小、長短、輕重也各具其異。以“量制”分，秦以“升、鬥、斛”為計，齊以“升、豆、區、釜、鍾”為準，魏則以“半斤、鬥、鍾”為單位。至於“衡制”，名目亦雜，斤以上者，秦為“兩”和“銖”，楚魏為“錙”。以下者，秦謂之“鈞石”，楚稱之“鎰”。為了在全國建立統一的賦稅標準，便於官吏的俸祿制度管理，更有效的防禁官場上的尋私舞弊，李斯擬議並主持了度量衡的統一完善工作。取秦為準，餘者盡廢。

緊接著李斯還建議秦始皇興修水利，車塗同軌，並上書：“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在全國範圍內修築起了“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漢書。賈山傳》）的大規模馳道工程。和隨後修的“直道”並重於世，被後人認為“是現代高速公路的先驅，是中國交通史上的偉大創舉。”

三、彪炳千古的“李斯文化”

一、《諫逐客書》的文學價值及社會意義。針對李斯的文學地位，魯迅先生有語：“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著墨不多，尤為精闢。觀其所著，除代表作《諫逐客書》外，尚存《論督責書》、《自罪書》、《泰山刻石文》及《芝罘刻石文》等多篇刻石文章傳世。文風“麗而動”、“事略而意徑”、“質而能壯”，既含史料價值，並對漢賦深具後啟之功。

值得一提的，是李斯的那篇《諫逐客書》。同那些詠物應酬的娛賓遣興之作相比，該文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有著較高的文學價值和借鑑意義。時至今日，仍膾炙人口，廣為傳誦。在藝術手法上，有三點極具特色：“一、本文論述逐客之議的錯誤，主要讓事實說話……通篇幾乎不談客卿的利益，純從秦國的危亡著眼，為秦的統一大業打算。二、在說明事實上，作者著重於正面敘說，而略於反面推論，點到即止，一正一反，對比強烈，是非清楚……由古及今，從物到人，豁然在目，引導他人自然聯想到逐客之非。三、本篇語言極富文采，多用對偶排比句式，詞語也極豐富……許多句子既整齊又注意變化，讀來頗有韻致。”同時，其文之主題思想於今也頗有借鑑意義，“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的“惜用人才論”，既為哲理，又是真理。對後世社會如何全方位的引入、留住和促進人才，都有著深刻的涵蓋性。

二、書同文字，舉創小篆的先河人物。秦始皇初兼天下，和貸幣、度量衡一樣，當時以大篆為範疇的文字亦甚繁亂。如較早的甲骨、鐘鼎、籀文（即金文）和較近的六國文字，都大大阻滯了社會文化的統一和進步。於是“丞相李斯乃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這次以李斯倡議，首創並主持的文字統一工作，史稱“書同文字”，故小篆又名“秦篆”。對於小篆之創始，歷來素無異議，李斯當為先河，誠所謂“小篆者，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謂之小篆”（《太平廣記》引《書斷》）。小篆的問世，意義極為深遠。它以一種簡單化、定型化、省略和改換偏旁的新格局，為“方塊字”的形成奠定基礎。

李斯此次“粲溢今古”的創舉，可以說並不遜於倉頡造字，“是中國文化最大的一次躍進。”打破了舊文字僅用於向上蒼征戰農桑、祭祀軍事作為卜辭的拘限，進而趨於藝術，來供人欣賞。筆法上“先急回，後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腳若游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蒙恬筆經》）。極大豐富了小篆筆畫“圓轉流暢、典雅秀朗”的審美意識和結體上“很有挺拔之致”的書法理念。而變得“左右對稱而又勻整，頗有圖案的裝飾意趣。”

李斯的書法成就是巨大的，凡當時“諸山碑銅人銘，皆斯書也”（衛恆《敘篆》）。唐張懷瑾《書斷》謂其“小篆入神，大篆入妙”，並形容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長風萬里，鸞鳳于飛。”李斯所篆的陽陵虎符“謹嚴渾厚，徑不過數分，而又有尋丈之勢，”被清王國維奉為“秦書之冠”。刻有八字大篆“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的稀世傳國玉璽，同系李斯親筆，為歷代王朝看做是“守國之寶”。另從一些後人複製的刻石來看，無論是《嶧山碑》之圓勁，《琅琊臺刻石》之古厚或《泰山刻石》之宛遒，都為後人學習“秦碑”提供了重要的書法典範。對於“秦碑”，清劉熙載有著“力勁”之說，可見小篆“圓轉凝鍊”的線條看似簡單，實則最具工夫，它對於“體現厚度，表現力度上的美感，要求更高”。因其“力勁”，遂直接影響了後世行、草筆法“折釵股”及“屋漏痕”的衍化。清包世臣說：“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指出小篆筆法，對於加強行、草的筆力、質感有莫大的幫助。由此可見，李斯的書法貢獻不僅僅是“篆”，他對於中國整個書法史上的推動，也是起著里程碑意義的。

四、功逾其過，“千古一相”永耀青史

應當承認，在人類發展史上，任何一個偉大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存在著所處時代的歷史侷限。囿於視野，在當時看來很正確的做法，於今看可能便有所偏頗，鮮有“足赤之金”之類的完人，李斯亦然。因此對他的評價，同樣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譽其名者，謂之“竭忠”、“應運豪傑，因時大臣”、“功侔伊望，名巨泰山”；稱之為“莊賞不遺匹夫，誅罰不避肺腑”的直吏良臣。抨其過者，則以“不務時政以補主上之缺，阿順苟合，嚴威酷刑”和“有善歸主，有惡自與”而貶毀。說起李斯之過，不外有四：一、妒嫉同窗，陷殺韓非；二、惑主焚書，首導浩劫；三、貪居爵祿，廢嫡立庶；四、邀媚取寵，上《論督責書》。針對其一，凡閱史人皆知，韓非入秦“實為弱秦”，“因其與李斯、姚賈之計劃，針鋒相對，故斯、賈不得已而共請殺之。此事關係秦之統一事業，至為巨大，非尋常嫉賢害能者可比。“其二之”焚書“，也重在”禁“，而不在”焚“，是在”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的前提下，才對儒家”復古分封“採取的打擊。否則，郡縣之制便難鞏固。即便是和稍後引發的”坑儒事件“有所聯絡，時”當戰國橫議之後，勢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何況”焚書者，本秦舊制，不始李斯“（章炳麟《秦獻記》）。不可否認，第三點沙丘之變，一定程度上是因李斯私慾之故，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敗筆和歷史汙點。至於《論督責書》斥其”阿意求容“之說，對李斯未免苟求過甚。反映了一些傳統文人好丹非素，論甘忌辛的心態，含有對李斯刻意的歧視和偏見。就文章內容看，他也是本著”法家者流“的主導思想，和韓非”信賞從罰，以補禮制。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的法家概念如出一轍，並無殊異。不管怎麼說，李斯在這四點上即便是犯了直接或間接的過失，諸多因素應屬歷史之侷限，一古腦的全部歸咎其一身，是不盡當的。否則，便脫離了時代的歷史條件，所謂之評論，也因此而變得侷促和狹隘，成了唯心主義的一家之言。即以”史之絕唱“的《史記》而論，若以樸素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科學的態度和客觀的發展的眼光細究，”司馬遷以個人有限的精力來編寫這樣一部舉百代貫通中外的大書，難免會有疏略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其實不難想象，當時司馬遷所搜書籍，都是秦火之餘，尚未經過整理校對的竹簡和木牘，”不僅翻閱非常之繁難，而且這些資料本身就存在著很多缺陷。“其次，司馬遷”考信於六藝，折中於夫子“，又是以孔子的儒家思想為準繩，因此對於《李斯列傳》，也勢所難免存在著他主觀上的臆斷和少許不盡史實的杜撰。

綜上所述，秦始皇與李斯一為雄才大略，一為運籌帷幄，故一帝一相，均為“千古第一”之並驅。可以毫不誇張的說，若無李斯相秦，秦縱然六合天下，至少已不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奇異而龐大的帝國了。”不要說“百代都行奉政治了，”甚至很有可能戰國兵燹仍要持續幾十年、乃至上百年之久。縱觀古今華夏，與歷代人傑相比，李斯的歷史地位無疑是舉足輕重的。他在生逢之世所做出的歷史貢獻，也是極其卓越並順應歷史潮流的。其中一部分，更具有不可磨滅的劃時代意義。他雖有缺點，但與其所做的歷史貢獻相比，是功大於過的。客觀而全面的去評價，他都無愧於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戰略家、文學家和書法大家。在歷史的長河裡，無論怎樣大浪淘沙，滄海桑田，深信“千古一相”四個字，將會永遠鐫刻在歷史的深處；隨大江滾滾，奔騰不息。

李斯協助秦統一六國，同文書，車同軌，度量衡的統一，廢除分封諸侯，代以君縣制。人生有一、二件的豐功偉績已經足以彪炳史冊，而李斯的功績至高無上的了。司遷先生也單獨的為李斯列傳。

只是在秦王沙丘一病不起，奇蹟般的趙高竟然與李斯勾結，幹著一系列的事情，葬送了秦國，也葬送了自己。失足鑄成千古奇寃。秦帝國會被手無寸鐵的的大澤鄉陳勝吳廣之輩的農民起義搞得七零八落，搖搖欲墜。

商鞅變法秦國，是用法家思想徹底取代從周朝流傳下來分封禮法制度，讓秦華人利字當頭，拋棄溫良恭儉讓。李斯將法家思想發揚光大，拿法家思想管理天下，從秦國推廣到全天下；用嚴刑峻法威嚇老百姓，用暴力控制天下，用威權治理全國。但是，秦朝滅亡就是因為法家思想，當時，天下人紛紛起來造反，就是因為天下苦秦久也；就是因為秦國的法律太嚴酷無情了，讓老百姓心懷怨恨。回到主題，怎麼評價李斯？法家思想成就了李斯，也害死了李斯。李斯為名利投奔了秦國，也因為名利，被趙高利用並處死，而且夷滅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