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以議論為發端，再舉例證來說明道理，是這部書的特點。這部書內容龐雜，是涉及儒、道、法、墨、農、陰、陽、名諸家之言的雜家散文集，儲存了許多先秦時期舊說和古代史料。對我們研究先秦諸子有很大的幫助。

呂書的語言很有特色。全書在有組織、有計劃編寫外大概還經過統一修整，故其語言總體上具有淺切率直、簡明扼要、生動流暢、氣勢充沛的特點，但由於作者要根據不同情況靈活運筆，加之文出眾手，因而又頗多差異：或簡練傳神，或細緻委曲，或中肯平易，或警策奇僻，或詩情畫意，或幽默風趣，或和風細雨，或雄壯凌厲，或疏朗宏闊，或嚴謹周密，或簡潔省淨，或繁縟富麗，或峭拔冷峻，或熱誠超逸，多姿多彩，不一而足，在文字文風上也兼採百家之長，從而呈現出既大體統一又豐富多樣的語言風格。這在先秦諸子中是十分特別的。《呂》文綜合運用了排比、對偶、反覆、頂真、層進、對比等修辭手法，尤善摛辭，頗多警句，又多用譬喻，長於鋪陳和類比推理，這既造成強烈充沛、生動流暢的氣勢，又使文章邏輯嚴密，語言優美，文采燦然。其遣詞用語褒貶分明，十分動情，亦增強了文章的感染力。因此，從語言層面看，呂書也具有很強的文學性。

　　《呂氏春秋》還儲存了早期關於文學起源與發展的一些重要史料。如關於“舉重勸力之歌”等原始歌謠和南北東西四方之音最初形成的記載，顯然是研究中國文學史、文論史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歷來為學界所重視和稱引。由此可見，呂書不僅具有前述哲學、政治、經濟、軍事、歷史、教育、藝術、農學、醫學等方面的文獻史料學價值，同時也具有文學和文學文獻史料學方面的價值，因而具有各方面的百科全書的性質和價值。

謝邀，要讀懂《呂氏春秋》這本書，須弄清先秦思想之大概。先秦諸子號稱百家，那是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夏商周三代千餘年的諸侯邦聯體制，經過春秋戰國四百餘年的兼併重組，周初的一百多個國家，到了戰國中後期期，只剩下秦，齊，韓，魏，趙，燕，楚七國稱雄。這時候出現兩個問題，一個問題，七國是相互制衡共存下去，還是繼續兼併最終統一。由此，思想界也透過爭鳴交融，由百家匯聚成道德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六家(對於這六家的長短利弊，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總結得較為誠懇)。這就帶來第二個問題，哪一家才是治國的好辦法呢?戰國七雄因所處環境和國力不同，對未來走向和治國理念有著不同的關切，所以當時也形成了三大不同的國際論壇。最著名的是東方齊國的稷下學宮，代表人物有荀況，其思想留存於《荀子》一書。較早一點的魏國西河學派，由孔子學生子夏創始，著名的《春秋經》大師，公羊高，穀梁赤都是名師。第三就是西面秦相呂不韋組織的智庫，門客三千人。這三千專業班子整出了一字千金的曠世之作《呂氏春秋》。從三個論壇的思想傾向看稷下派是儒學為體，名法為用，西河是法學為體，儒學為表，而秦以陰陽家為幹，儒家為葉，道家為用。齊魯之地談修養，秦川之地談世功。所以《呂氏春秋》可以稱為先秦諸子的集大成者，後世稱為雜家的代表作。這部著作站在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也就是秦滅六國的關鍵時刻，這本書吹響了大一統的集結號。先秦雜家著作代表性的有兩本，《管子》和《呂氏春秋》，這是兩本充滿中國智慧的大作。只是獨尊儒術之後，其光芒被經學掩蓋了。從兩本書比較，《管子》稍顯雜亂，而《呂氏春秋》雖也出自多人之手，但由一人把關，體系性完整性更強。比如，十二紀，以月為綱，這就很有講究，與《易經》，《周禮》一脈相承，易經論乾坤，周禮分四季，呂覽述十二月，逐步細化，反映了農耕社會天人合一的治理特點，這是陰陽家的立論基礎，其所倡導的五德終始說，成為秦奪天下的理論依據。因此，讀《呂氏春秋》最大的意義是看亂世中整合的思路，不帶偏見，皆為我用。

1. 《呂氏春秋》的由來和概貌

關於《呂氏春秋》的由來,《史記·呂不韋列傳》是這樣記述的：

當時,魏國有信陵君,楚國有春申君,趙國有平原君,齊國有孟嘗君,這戰國“四公子”都注重禮賢下土,以養著眾多賓客而著稱於世,當時的士人都十分飲佩和嚮往他們。呂不韋任秦相以後,意識到秦國雖然強盛,但多的是武士,文土卻奇缺。呂不韋為此感到羞愧。於是他也廣招天下士人,厚道地禮遇他們,門下聚集了食客三千人。呂不韋又仿效當時著書立說的風氣,讓他們編撰自己的所見所聞,合成一輯,取名為《呂氏春秋》,全書分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共二十餘萬言。

2. 集百家之長的雜家之言

在整齊的篇章形式下,《呂氏春秋》包容了相當繁雜的內容。漢代歷史學家班固說它是“兼儒墨,合名法”,清代有一位學者汪中認為它是先秦“諸子之說兼而有之”。的確,參加編寫《呂氏春秋》的學者來自各方,帶來了各種不同學派的觀點。但是,仔細分析《呂氏春秋》的內容,可以看到它還是有自已鮮明的思想傾向的。它並不是機械地照搬儒家、道家、法家、農家、兵家與陰陽家等原有觀點,而是按照當時的政治需要有所選擇和揚棄。

《呂氏春秋》首先對法家的一些有用觀點作了肯定。法家提倡求實,“法后王”即注重當前現實,反對空談“法先王”,效法先王。在《呂氏春秋》中,《離謂》、《當務》、《察今》、《不二》等篇都聞發了這些觀點。法家主張法令劃一,君主必須控制權柄和諳熟權術。《呂氏春秋》中的《有度》、《慎勢》、《具備》、《任數》、《勿躬》、く知度》等篇,就專門談到了以法治國及人君面南之術。

但《呂氏春秋》在主張法治以外,又倡導加強禮義教化。“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功,不罰而邪止。”為此,《呂氏春秋》十分贊同“君臣議”。

《呂氏春秋》對道家和“無為而治”思想也作了發展和運用。它認為,君主只要在用人上下功夫,別的事就似“無為”,“賢主勞於人,而佚於治事”(《季冬紀·土節》)。《呂氏春秋》還有許多墨家的觀點,宣揚“尚賢”、“非攻”、“節”等思想。

身為秦國丞相的呂不韋,以雜家的形象出現,說明他認識到單純地用某一家一派的觀點來治理國家,是有缺陷的;而秦國只用法家的主張進行統治,也是不行的。所以,他提出兼採各家,尤其倡導融會儒、法兩家的政治策略,以有利於統治和管理。《呂氏春秋》其實是呂不韋的一個施政綱領。

第一部分《呂氏春秋》一書又稱《呂覽》，還有的稱為《呂子》，是戰國末年秦相呂不韋集合門客纂集而成。

該書分為八覽、六論、十二紀，每覽又分8篇（第一覽少一篇），每論又分6篇，每紀又分5篇（十二紀末有《序意篇》），總計160篇。

《漢書·藝文志》將該書列入“雜家”之內。

據劉汝霖《呂氏春秋之分析》說，該書中有法家學說43篇，儒家學說26篇，道家學說17篇，兵家學說16篇，墨家學說10篇，縱橫家學說10篇，名家學說5篇，農家學說4篇，陰陽家學說2篇，小說家學說1篇。

從表面看來，這部書確實很雜，然而仔細推敲，此書又有一定的統系，它與所謂的“雜陳”諸說有明顯不同。

關於這一點，前人早已明確地指出。如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就說：“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為醇正。大抵以儒為主，而參以道家、墨家。”

郭沫若先生在所著《十批判書》中也說：“《呂書》書中的關於政治理論的系統大體是因襲儒家，雖然在君道一層頗近於道家，有時甚至有些法家的氣息。”

《呂氏春秋》是一部集體著作，據漢代的高誘注說，該書乃是呂不韋“集儒士，使著其所聞”而成。呂不韋本是陽翟（河南禹縣）的大商人，專以賤買貴賣，累資鉅萬，具有很大的經濟實力。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他在趙國遇到作人質的秦昭襄王的孫子子楚，對他進行了接濟和幫助，並把懷了孕的姬妾送給子楚，生子名政，就是後來的秦始皇。子楚後來於前249年做了秦王，即莊襄王，呂不韋也因此登上了政治舞臺，做了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洛陽十萬戶，家僮萬人。前246年，太子政即位，呂不韋被尊為相國，號稱仲父。呂不韋當權時，他見當時的辯士名人多著書立說，傳佈諸侯，名揚天下，於是招徠門客3000人，令其各寫文章，聚集而成《呂氏春秋》。據說，該書完成後，呂不韋將它擺在都城咸陽城門，宣稱“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而“時人無能增損者”。這便是所謂“一字千金”。其實，這正如漢代的高誘所說，並不是該書一字都增減不得，而是由於呂不韋權勢較大，人們不敢改動罷了。第二部分

該書成書之時，秦始皇已近成人，氏勢力日益膨脹，六國日漸衰微，天下趨於統一。呂不韋在此時纂集此書，也不是僅僅出於與他國名士相比誇的心理，其中也含有政治上的意義。

一方面，秦國自孝公以來一直實行法家的思想主張，而呂不韋並不贊成以法家的思想作為秦國的國策，他組織編寫《呂氏春秋》一書，可以把自己在秦國實行的政策理論化，把他作為以後秦國的治國綱領；

另一方面，透過編撰此書，他還可以將自己的地位徹底確立下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呂氏春秋》一書可以說是適應秦國統一天下的需要而出現的。

《呂氏春秋》的編撰既然有其政治文化方面的價值，那麼，它的思想就不會是雜亂無章的。

《漢書·藝文志》說：“雜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可見，班固所謂的“雜”，也不是“雜亂”“雜糅”之意，而是有“會聚”的意思。

《藝文志》中首列《呂氏春秋》，可以認為班固也是認為它採取各家之長，並非不成一家之言。《呂氏春秋）正是這樣，它不同於各家，同時又將各家融會貫通，形成為它自己的思想。而它的思想便是以儒家為主流，兼取各家。

清人早已發現了《呂氏春秋》的思想傾向。《四庫全書總目》說它“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按。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為不苟。”

這就是說，《呂氏春秋》一書引據的典籍以儒家的六經和孔子、曾子的言論為主，而在引據其他各家的說法時卻是有所選擇的。

郭沫若的看法與清儒很相似，他說：“讀《呂氏春秋》，你可以發覺著它並不‘雜’，它有一定的權衡，有嚴正的去取。

在大體上它是折中著道家與儒家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尊重理性，而對於墨家的宗教思想是摒棄的。它採取著道家的衛生的教條，遵守著儒家的修齊治平的理論，行夏時，重德政，隆禮樂，敦詩書，而反對著墨家的非樂非攻，法家的嚴刑峻罰，名家的詭辯苟察。

它主張君主無為，並鼓吹著儒家的禪讓說，和‘傳子孫，業萬世’的觀念根本不相容。”

事實正是如此，《呂氏春秋）作為治國的綱領，在其中的一整套政治主張中，以順應天地自然的本性（即“法天地”）為基礎，折中了道家、儒家的觀念，形成了以虛君實臣、民本德治為特色的政治思想。

《呂氏春秋》的虛君實臣思想十分明顯，它認為君主應當處虛無為，充分發揮臣下的作用，使其主觀能動性得到最大的發揮，這才是“古之王者”的“君術”和“君道”。

所以，《呂氏春秋》認為：“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任數》）為君者重要的在於治其身，反諸己，它說：“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執一》）

而君主的治其身、反諸己，在於修身養心以順應自然。在此基礎上，君主還要做到得賢用賢，正名審分，使臣以“方”。如果是這樣，治國平天下的基礎也就奠定了。

第三部分

在君道無為的主張之外，《呂氏春秋》還提出了一整套以民本思想為基礎、以仁政德治為核心的治國方略，這則是典型的儒家的思想主張。

民本思想是西周以來周人的傳統思想，儒家從孔子到孟子都大力加以提倡。

《呂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這一思想，並使之成為自己政治理論的重要方面。

《呂氏春秋》說：“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務本》）人民為天下之本，只有得到人民，以人民為務，才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因此，“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愛類》）。

以民本思想為基礎，《呂氏春秋》還提出了以德治為主、以賞罰為輔的方針。同民本思想一樣，德治主張也是儒家的一貫主張，如孔子就極力提倡統治者要“為政以德”，把德治看得十分重要。

《呂氏春秋》就是這樣，如它說：“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愛士》）

又說：“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上德》）

以德治國，將會變得政通人和，無往不勝。所以說：“德也者，萬民之宰也。”（《精通》）

除了德治以外，賞罰也是一種輔助手段，“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用民》）。

而賞罰應該以“義”為標準，只有這樣，才會促使人們遵行“忠信親愛之道”。

《呂氏春秋》所談的德治，其內容自然是儒家的忠孝禮樂。像傳統的儒家那樣，它也認為孝乃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它說：“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務本莫貴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孝行》）。在這裡，《呂氏春秋》把孝作為道德思想的基礎，甚至還說以孝為本就能使得“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這種以孝為治國之本的思想，正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除了講孝以外，《呂氏春秋》還講忠，以孝為忠的基礎。另外，其德治思想也很重視禮樂之教。從儒學自身的發展來說，孔子畢生致力於儒家理論學說的宣揚，教授學徒，培養門生。他還帶領弟子，奔走於各國之間，企圖把自己的政治主張付諸實施。儘管孔子學說終未被用，但客觀上卻擴大了儒家的影響。孔子去世後，儒家學派發生了分化，孔子之徒散遊諸侯，透過不同的方式宣揚儒家學說。戰國時期，孔子的影響日益擴大。在孟子、荀子等人的宣揚下，儒學成了當時的“顯學”，孔子也受到了普遍的尊重。因此，從總體上講，孔子和儒學的地位一直處於上升的趨勢。在這樣的情況下，呂不韋聚集門客，撰著成書，其中有儒家思想的重要地位便是自然的了。

不誇張地講，《呂氏春秋》的文獻和知識價值，在不少人那裡被嚴重低估了。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司馬遷把這句話作為《史記.呂不韋列傳》的“開篇語”，不是沒有道理。

從呂不韋對子楚這個“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他“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一直到組織人編寫《呂氏春秋》，都充滿著背後的“精密算計”。

呂不韋在莊襄王，就是子楚，包括秦王政在位時，為相十三年。他真不是“尸位素餐”、“浪得虛名”。

呂不韋親臨陣前，打了不少仗。特別是率軍滅了東周，是諸侯們可以作為“旗幟”的周天子不復存在，是對六國貴族精神上的極大打擊。呂不韋在軍事上的一系列勝利，大大擴充套件了秦國的領土和實力。待到秦王政親政，其實六國已經完全沒有了反敗為勝的可能，“秦王掃六合”，嚴格來說，是給呂相打掃戰場。

在治理內政方面，呂不韋一改秦孝公以來唯尊法家的治國方略，廣收賢士，包括很多儒生，提出自己獨到的政治理念。經濟上，他堅持“重農”的同時，亦鼓勵工商，即所謂“凡民自七尺以上者，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致使秦國工商業者“禮抗萬乘，名顯天下”。

為相十三年，呂不韋實實在在、方方面面，為秦國的“大一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呂不韋還重視知識，著書立說，最典型的成果，就是這部《呂氏春秋》了。

從《呂氏春秋》的書名，就可窺見呂不韋的“心機”。

秦王政六年，即公元前239年，呂相召集天下名士撰寫此書。當時，孔子修《春秋》，已天下遍知。呂不韋定名“春秋”，還加上“呂氏”，不外表示此書可與魯《春秋》其名，他自己也要與儒學泰斗一爭高下。

此時，秦王政尚未親政，但六國大勢已去，呂不為總覽朝權。他在這個時間點著書立說，實際上寫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資治通鑑”——往好的方面說，是他要為秦國統一天下後的統治制定“治國綱領”；往壞的方面說，至少可以先下手為強，打下理論基礎，便於左右親政後的秦王，甚或，取而代之也未可知。

這就可以理解，他為何在此書完成後，“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了——無非一是“立威”；二是大造聲勢做給宮裡的秦王看。

無奈，秦王政也是“狠主”，親政第二年，就找個藉口把呂不韋這個“仲父”免去相職，趕回封地去了。

兩年後，呂不韋飲鴆自殺。假若真沒不軌“想法”，也不至於如此吧。

說回到《呂氏春秋》這部書。

《呂氏春秋》，別名《呂覽》。

《漢書.藝文志》收錄，列為雜家。全書包括三大部分——紀、覽、論。

“紀”，按“春夏秋冬”各三季，十二個月共“十二紀”。每“紀”五篇文章，共六十篇。這個“筆法”，頗似《春秋》。

“覽”，按內容分為“八覽”，每覽八篇，共六十四篇。現在的版本佚失“第一覽”一篇，實際六十三篇。

“論”，亦按內容分為“六論”，每論六篇，共三十六篇。

合計應為一百六十篇，現實為一百五十九篇。全書總共20餘萬言。

《漢書》將其歸入“雜家”，是因為其“雜糅各家”，並非如現代一些人認為的“內容雜亂”。

相反，《呂氏春秋》結構完整、邏輯嚴密、語言簡明準確。

前面說到了，《呂氏春秋》，可看作是第一部“資治通鑑”。全書是在呂不韋親自主持下寫成的，應該不成問題。

所以，書中明確提出了新穎的哲學思想，也就是“宇宙觀”，應該代表了呂不韋的思想。

這部書，儘管“雜糅各家”，但主旨為道家並無爭議。其實，書中對傳統道家做了相當大的“改造”。

道家貴“無”尚“道”，但對於“無”和“道”，並沒有更具體的解釋。《呂氏春秋》則認為，世界的本源是一種極其精微的物質“精氣”，這種“精氣”又叫“太一”，還稱為“道”。這種“精氣”的運動與結合，產生了千姿百態、絢麗多彩的天地萬物。

這個認識，在先秦諸子百家中，也算得上是高出一籌的見解。

基於此，書中認為，“天”不是萬物的主宰，而是“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相應”，同類的東西存在客觀的聯絡，而不是“天”的意志在起作用。

這樣的哲學觀，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大不敬”，不僅是對既往以來的哲學認知的否定，甚至是對“天賦君權”的挑戰了。

所以，《呂氏春秋》不信鬼神、不認天命，以為“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

書中還認為，事物是相互轉化，“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大小貴賤，交相為恃。”

書中的政治主張，是建立在以上哲學基礎上的。

《呂氏春秋》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法天地”，也就是順應自然存在而不是人為的規律。

具體來說，依據“法天地”而闡發的治國方略，最重要的有兩條——虛君實臣和民本德治。

在讀《呂氏春秋》與此相關的論述時，很容易產生一種穿越“錯覺”，好像兩千多年前，呂不韋已經在講述類似於英國和日本的“君主制”。

當然，二者之間，仍然存在巨大差別。但尚處於諸侯爭霸的戰國末期，呂不韋或許在為自己爭取“相權”，但他層層遞進的論述，不能不說是經過深入細緻思考，且在“政體”設計上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呂氏春秋》，出人意表地吸收了儒家學說，特別是孟子的思想，提出了一整套以民為本、以仁政德治為核心的治理原則。

其曰：“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又曰：“嚴刑厚賞，此衰世之政也。”

書中主張，要鼓勵民眾學習，包括學習音樂，認為“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書中說，這是德治的重要舉措。

《呂氏春秋》還提出，要實行順應民心的“義兵”，誅暴君以振苦民，等等。

或許，因為呂不韋主持朝政，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實際，且能更多瞭解民間的輿情，才得出此種結論吧。

說到《呂氏春秋》的知識性，那是相當強悍的。

書中儲存了大量前秦寶貴史料和各方面成果。天文、地理、物候、曆法、農業、醫藥、養生等諸多方面，十分珍貴，被學者們視若珍寶。

某種意義上說，《呂氏春秋》算得上是先秦末年的一部小百科全書。

東漢高誘曾為《呂氏春秋》作注。不過，現在能見到最早的，是元代質證年檢的刻本了。通行的，是清乾隆五十三（1788）年畢沅的校本，現在看到的，大多以此本校訂註釋後付梓。

當然是呂啦，凡周867年，他傳最正確，只是後來被劉歆，司馬遷嚴重誤解，而成了周朝867年，犯了大錯誤，自古害到今!竹書紀年，也是一本好書，也是由於後人的誤改，而失了一些信用，被人當作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