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散文是僅次於詩歌的一種主要文學體裁，在中國的古典文學中佔有一席之地。春秋戰國時期，學術文化空前繁榮，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表現在文學形式上就是散文的興起。

兩漢時期，國家統一，政局穩定，經濟繁榮，社會呈現出一片安定祥和的局面。在此背景下，兩漢散文在創作上更加豐富，產生了大量反映現實和抒發理想抱負的優秀散文，也誕生了一批傑出的散文大家，比如司馬遷、班固等。

兩漢散文的特點及形成原因兩漢散文在形式上有兩種，即政論散文和史傳散文。政論散文形成原因：

西漢初期，戰亂結束，平定的社會急需確立新的統治秩序，統治者的精力集中在國家的治理上。文人學者的責任意識也首先落在了治政之上，為統治者提供國家治理的方案成為文人最重要的任務。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政論散文成為主要創作形式。

政論散文主要特點：第一，西漢初期儒道合一的文章觀念。在戰國時期的儒家經典就受到了極大的關注，與治理國家教化百姓密切相關。當大一統的國家出現時，學者們第一反應就是從儒家經典中尋找治國的依據。但是在西漢前期，統治者崇奉黃老之術，這一狀況對文人影響很大。他們一方面感受到儒家經典是維護統治的根本保證，另一方面，尊奉黃老的思想環境又使他們在文章中摻入大量道家的理論。因此造成政論散文儒道合一的文章觀念。

第二，由於當時社會處於封建王朝的上升期，作者有著強烈的時代感，因此文章感情充沛，氣勢雄渾。

第三，受春秋時代諸子散文的影響，在文風創作上，講究文采和修辭。.史傳散文形成原因：

西漢王朝歷經幾代帝王的勵精圖治，到漢武帝時期形成了一個空前強大的封建帝國，擁有廣闊的疆域，政局穩定，經濟繁榮，文化發展。在這一背景下，時代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們開始對歷史經驗進行總結，以鞏固和加強這繁榮昌盛的局面。

司馬遷根據時代的需要，吸取前人的歷史散文，諸子散文以及詩歌創作等豐富經驗，創作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開創了中國的史傳文學。史傳散文主要特點：第一，客觀地記錄歷史事件及歷史人物，主要依據於前輩歷史作品。所以，大部分史書記載的歷史事件是真實的。第二，文風嚴謹，材料詳實，組織嚴密。

第三，在塑造人物形象、運用語言和佈局等方面，語言通俗簡潔，特別是對人物的個性化描寫，有一定的藝術性。

魏晉南北朝散文特點及形成原因

這一時期的散文沿襲了漢代散文的傳統，但是在形式上有一定的突破，除了政論、史論、書信等形式，還興起了山水地理遊記散文。散文開始從哲學和史學中獨立出來，但是又走向駢化，駢體文成為官方文的正體，散體文受到擠壓。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創作從不自覺發展到自覺階段，文學脫離了種種束縛和侷限，逐漸獨立出來。其特點，在語言上要求對仗，聲律、用典和藻飾，新文風的出現派生出新的文體--駢體文。這種文體過於追求形式，文風浮華，很難取得很高成就。散文形式的駢體化成為時尚 ，並滲透到各類文章中，對魏晉時代的散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南北朝時期是駢體文飛速發展和發達的時期，文人在藝術中追求形式美，講究對偶，平仄、多用典故和華麗詞藻，這種文風滲透到各類內容的散文中，造成了散文的形式主義傾向。在這段時期的散文，內容多空洞乏味，流於形式。

這一時期的駢體文對中國散文的發展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漢代的散文主要包括史傳文，政論文和漢賦予。其中史傳文是漢武帝時期，封建王朝迫切需求總結古代文化，給予大一統局面以哲學和歷史的解釋。魏晉南北朝出現了新格局，開拓出個性化與美文化的多元前景。北朝文壇受駢化的影響，這是獨立自主的文學時代，這一期的散文不僅講究遣詞造句的藝術，而且在表達社會政治見解的同時，個人抒情色彩也越來越濃厚。

先說第一個問題，散文在兩漢和魏晉南北朝有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點。我將從體裁、內容、語言風格三個方面，分別說說它們各自的特點。

兩漢時期的散文有如下主要特點：第一、就體裁而言，議論性的作品遠遠多於敘述性和抒情性的作品

根據《隋書·經籍志》所載，這時期共有經、史、子、集專書約186部，其中屬於敘述性的只有18部（史書17部，子書1部），佔9.6%。

清人嚴可均編纂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做的統計，成篇的兩漢文章大約有3500篇，其中人物碑記和墓誌銘的敘述性文章，共40篇左右，佔1%；另外那99%基本上是議論性的作品，抒情性的極少。

就敘述性的作品來看，記事的較多，寫人的少。兩漢人寫的史書，流傳下來的主要有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荀悅的《漢紀》，劉向的《新序》、《說苑》和《列女傳》，袁康的《越絕書》，趙曄的《吳越春秋》，應劭的《風俗通義》等九部。

《列女傳》記了古代105名婦女的故事，班昭為之作注，又續傳20人，共125人，可說是專記人的書。

《史記》的人物傳記部份，以人敘事，寫人記事並重。《漢書》雖有人物傳記，實際更重視記事。其餘史書主要是敘述歷史事件，不著眼人物描寫。

第二、就內容而言，議論性的文章內容大多與當時社會政治有直接關係

此時的文章都是針對當時社會存在的問題而發的，或對社會問題提出解決辦法，或批評某項政策的偏差失誤，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給朝廷提供借鑑。

桓寬的《鹽鐵論》是辯論西漢經濟政策的記錄；王充的《論衡》是“疾虛妄”、即反對讖維迷信的政治和哲學論文集。

到了東漢王符的《潛夫論》、崔寔的《政論》和仲長統的《昌言》都對當時社會種種弊病進行了尖銳抨擊。

第三、就語言風格而言，大都比較樸實，句子以單行的散句為主

比如，西漢著名的散文家賈誼和晃錯，他們文章的風格不全相同。賈誼的文章受戰國縱橫家文風影響較大，講究氣勢。晁錯的文章則長於切實致用的立意和透闢深刻的論斷，語言比賈誼質實。

兩人文中雖時有排偶句，但從總體來看，還是以單行散句為主。

《史記》的語言自然生動，人物傳記的語言主要是對當時口語的加工提煉，很少詞語堆砌和排比對仗句式。

《漢書》的語言雖趨於詳密，但散句仍是其主體。《淮南子》、《新序》和《說苑》文筆都簡明樸實。

到了東漢末年，一些散文，如仲長統的文章，開始出現駢文句，蔡邕的《郭有道碑》基本上是駢文，但東漢末年絕大多數文章還是典型的散文。

魏晉南北朝散文的特點，則又有如下特點：第一、就體裁而言，敘事、記人、寫景和抒情的作品逐漸增多

魏晉南北朝的單篇散文約有8000多篇，其中記敘性的文章(包括人物碑銘10多篇，誄文（悼念死者的文章）60篇左右，人物傳記10餘篇)有260篇左右，佔3%。

據《隋書·經籍志》統計，這段時期經、史、子、集的專書約4966部，其中史部793部，如全算成敘述性的，則佔總數的16%；而史部中的人物傳記類又有213部，佔經、史、子、集總數的4.2%。

與兩漢相比，敘述性單篇文章所佔比例由1%增長到了3%，敘述性專書所佔比例由9.6%增長到了16%。如算上小說類和集部中的敘述性文章，那比例就更大了。

兩漢時專寫人物的書只有一部，而此時則有20多部。兩漢時寫景抒情的文章非常少，這時期逐漸多了起來，如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吳均的《與朱元思書》，《水經注》中許多寫景段落，都是兩漢時末曾出現過的以描繪大自然風光為主的寫景散文（與韻文相對的廣義的散文）。

還有如丘遲的《與陳伯之書》這類情景交融的美文，李密的《陳情表》這類抒情文，在這時期是比較多的，而兩漢則少見。

第二、就內容而言，表現人情和個性的作品增多了

阮籍的《達莊論》和《大人先生傳》，辛辣地嘲諷和揭露了士族集團用禮法束縛廣大下層人士的情慾，從而滿足其自身無窮的貪慾的無恥行為，持有一種“飄搖於天地之外，與造化為友”的超脫現實社會、隨物自適的處世態度，表現了追求個性自由的思想。

還有如陶淵明的《閒情賦》那樣抒發強烈的情愛感情的文章，在兩漢文人作品中基本上沒有。

第三、就語言而言，重視辭藻和修飾，駢偶句增多

如曹操、曹丕、曹植這三曹的一些應用文，驕偶句隨處可見，特別是曹植的《求自試表》，文句大部分是駢偶句，尤以陳述建功立業願望一段最為典型：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減終身之愧，使名掛史筆，事列朝榮。”

而丘遲的《與陳伯之書》，更是文情並茂，節奏明快，音韻和諧婉轉。讀到“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一段，腦中無不浮現一幅幅江南美景，激起一股股思鄉愛國的情緒。

又如吳均和鮑照等人的寫景散文，其用濃墨重彩摹聲擬狀、繪影圖形的筆觸，是兩漢不曾出現過的。

這些都表明，此時期的文章已改變了兩漢大多數文章那種質木乏文、板重凝滯的格調，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再回答第二個問題。

兩漢至南北朝散文的發展演變及其特點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有兩個方面：

01 自我認識的不斷提高，要求自身人格、個性、價值得到社會應有的尊重

原始社會的人們的認識水平低下，他們無法理解和掌握自己的生死禍福，對宇宙間的一切感到神秘莫測，於是，產生出種種神話迷信觀念：

宇宙的一切事物及其運動變化，都是由一個最高的神安排和指揮的，他的下屬有日月山川、風雲雷電等各個方面或各個系統的神。

被天命論統治著的人們，根本不去想人的尊嚴、人格的獨立和個性的自由，他們實質上是神的奴隸。

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水平的提高，人們支配自然的力量的增長，從春秋時期開始，這種天命論的統治逐漸發生了動搖。

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子產不信天命，認為天道管不住人事，孔子則對天命和鬼神表示懷疑。

到了戰國，荀子反天命的思想尤其強烈。正是在越來越多的人逐漸擺脫天命論的桎梏，透過自己的力量和活動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掌握了自己命運的歷史條件下，《左傳》、《國語》和《戰國策》的作者們，才明白了在著重記敘重大歷史事件的同時，應表現重要歷史人物活動的道理。

從春秋大國爭霸、戰國七雄對峙到秦的統一這一歷史鉅變，空前顯示出人的活動的巨大威力。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很快就被陳涉所點燃的燎原星火燒為灰燼，則再一次顯示了人對歷史的巨大作用。

這兩次巨大的歷史事變，使漢代人受到極大震動，引起了他們深深的思考。賈誼等人透過對秦朝興亡原因的探討和總結，終於認識到：

秦的興亡純屬人事，與天道無關，這標誌著人們對社會歷史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漢朝的統治者用新的方法來觀察世界，在總結秦王朝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制定國策，經過七十年左右的努力，國力空前強大。人們進一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價值，對前程充滿了信心和希望。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大一統”的哲學理論、漢賦的雄偉氣魄和高歌腔調、《史記》的宏大規模，就是其突出的表現。

《史記》之所以能開嶄新的修史體例，也與人們對自身存在價值的新發現有關。先秦的編年體和國別體史書的編者們，著重事件敘述，而作為紀傳體的《史記》則以人為重，反映了史家觀點的變化，開始注意到人的重要歷史作用。

同時，先秦史書很少記錄社會下層人物的活動，而《史記》則為歷史上各個階級的傑出人物都立了傳，這也反映出漢代人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天命論的束縛。在國運昌隆的西漢，人們對自身的力量充滿自信，追求事功成為一時的風氣。

被魯迅稱為“西漢鴻文”的賈誼、晃譜的政論文、策仲舒的對策，甚至以闡述道家思想面貌出現的《淮南子》，都無不表現出對建功立業的渴望。因此，有北逐匈奴、南平南越、西通西域、東滅北韓、開發西南的壯舉。

但另一方面，那時的人們是從政治角度來看人的價值的，這反映在散文上就表現出寫人們政治活動、政治觀點的多，寫個體人格和個性的少；議論性的作品多，敘事性的作品少，抒情性的更少，而記敘性的文章中，也是敘事的多，寫人的少。

從東漢後期開始，情況慢慢起了變化，記人和抒情的作品增多了。比如，從蔡邕起出現了不少碑傳文，他個人就寫了大約40篇，在他以前基本上沒有這種文體。

到了魏晉南北朝，情況就與漢代很不一樣了。人們從根本上意識到了自己不是為上帝而存在，也不是為某種觀念或原則而存存的，而是為自己存在的，因此，個體的人、人格和個性應該得到尊重。

建安曹氏兄弟與竹林七賢等人那種“則連輿，止則接席”的友誼和“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的文士生活，他們覺得是極有意義的。

“竹林七賢”的無視禮法、放浪形骸和任性自適，也極有價值。例如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認為做官會束縛人的個性和自由，從而斷然拒絕了山濤（即文中的山巨源，七賢之一）的推薦，並宣佈與之絕交。

他後來遭司馬氏集團殺害，直到臨刑時還索琴彈《廣陵散》，惋惜樂曲的失傳和自己的自由生活的結束，可見他對人生價值的看法同傳統觀念的相去甚遠。

再如，陶淵明的《閒情賦》雖然含有政治寄託，但他用抒發戀情的形式來表達，還是反映了他的愛情觀。

他在文中，淋漓盡致地抒發了對意中女子的思慕和追求的痴情：

“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願在晝而為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為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影而藏明……”

像這樣無視禮教，無所顧忌地熱烈歌頌純貞執著的愛情的作品，在兩漢文人中是找不到的。

從陶淵明的為人，也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人格的重視。他不願為“五斗米折腰”，辭官歸田，躬耕自資；他把官場比做“樊籠”，田園比成自由生活的天地，認為退隱恢復了白然的“質性”，保全了獨立的人格，所似他欣喜雀躍，怡然自樂。

《世說新語》裡用讚賞的口吻，記敘了魏晉社會上層人物的氣質風度，也表明人們對自身價值的新認識，例如《德行》篇裡寫道：

“阮光祿（阮裕，阮籍的族弟）在刻，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日：‘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這則故事說明，那時的人，以自己的思想品德被別人瞭解信任為樂，以不被人瞭解信任為憂的思想。

還有如《言語》篇裡的：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喜日：‘昔先公闢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日：‘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這個故事則讚美直言不隱、不媚權貴的言語，兩則故事都反映出當時的人們對人格獨立的尊重和個性自由的肯定。

總之，魏晉南北朝是人的又一次覺醒，其重要標誌就是對人性、人格和個性的價值的自我意識，反映在文學上就是描寫、表現和歌頌人格尊嚴、人性高尚和個性自由的作品大量出現。

02 文學逐漸擺脫了經學的控制，開始成為一種獨立的、有益於社會和人生的精神勞動事業，改變了人們的文學觀念

“文學”一詞最早見於《論語·先進》，但這裡的“文學”是指學術、學問或文物制度，與今天所謂文學的概念相差甚遠。

到了漢代，人們則用“學”或“學術”來稱先秦的學術和文獻，即先秦人所稱的文學，而以“文”或“文章”稱文學之文。如《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漢之得人於茲為勝，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肖望之、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

漢代雖然從理論上開始將文學和非文學加以區分，但從創作實踐來看，除了詩歌和辭賦，散文還很難分清哪些是文學作品，哪些是非文字作品。

例如《史記》的人物傳記，雖說可視為傳記文學作品，但它畢竟又是歷史散文；又如劉向的《新序》、《說苑》本是歷史故事的纂輯，可有的故事又可說是寓言文學，其中的《葉公好龍》一篇就很典型。

到了魏晉南北朝，不管是在理論上或創作實踐上，文學和非文學的界限都分得比較清楚了。

那時人們將有感情、有文采、有韻律的作品稱為“文”，將無情、無採、無韻的作品稱作“筆”，將說理論述性的作品稱為“論”。

例如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

“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末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省，謂之學。至於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雲取義，神其巧慧，筆端而已。至如文省，惟須綺榖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盪。”

以上言論充分表明，當時的人對於文學和非文學的概念離我們今人的理解已經不太遠了。

中國最早的詩文總集，由蕭統組織編選的《昭明文選》就是按照文筆劃分的理論來選文的，它將文章劃出經、史、子書之外，以標明文學作品是另一類。

劉勰的《文心雕龍》以《明詩》、《樂府》、《詫賦》、《頌讚》、《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讔》、《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的次序名篇，顯然是把《諧讔》以前的文體列為“文”的一類，以後的列為“筆”一類的。

此時，人們不僅區分了“文”和“筆”，而且開始對各種文體特點和創作要求進行研究。如曹丕的《典論·論文》就將文章分為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科，指出：“奏議誼雅，書論誼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體不同，創作要領各異。

從人們對文學功能認識的發展變化，可以理解到兩漢至南北朝文學面貌發生變化的原因。

先秦濡家文學觀的總特點是尚質重道，注重功利和實用，以尚文為手段，致用為目的。到了漢代，司馬遷則提出“發憤著書”的理論，強調創作中感情的重要性，但這種觀點在當時並不佔主要地位，統治文壇的仍然是講功利的文學觀。

《毛詩序》說詩是用來“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是進行政教的工具。

到了王充那裡，文學觀則有所進步，他在《論衡·書解》說：

“人無文則為樸人……人無文德不為聖賢。”

既而又在《論衡·自徵》中補充說：

“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

他的高明處是在提倡尚用的同時主張尚文，兩者並重；但他的“用”還是沒有越出儒家“厚人倫，美教化’的範圍。

可見，兩漢的文藝思想雖比先秦有所進步，但並未從總體上突破先秦的框架格局。因此，這時期的散文基本上還是“質木無文”的尚用文字，引發文學理論真正飛躍的是魏晉南北朝。

曹丕就在《典論·論文》中，以洪亮的聲音宣佈：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意思就是，他所認為的文章，不光指那些“助人倫、成教化”的載道之文，也包括了所謂雕蟲小技的辭賦和離政教主旨甚遠的抒情寫景文章。

他把寫文章說成是治國的大業、千古不朽的盛事，其地位至少不在經學之下，這說明在建安時代作家的心中，文學是獨立於經學之外的一項有益於國家、社會和人生的事業。

到南北朝，宋文帝立四學，即他正式將文學與儒學、玄學、史學並列，標誌著文學的獨立性已得到國家的認可。

在人的價值和文的價值重新發現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作家們有意識地、自覺地、大量地創作出寫人性、人格、人的各方面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散文作品就是必然的了。

當然，兩漢至南北朝散文發展的形成，還對歷史上文學創作經驗的積累和藝術技巧的繼承與發展，也有著極大的關係。

這個是普適性原理，適用於對任何文學藝術，乃至於任何文明發展歷程的探索分析。正因其普適性，所以此處不在贅述。

回答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