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的原因較為複雜，明王朝所患的病症是綜合性的。大災只是一小方面

主要原因。大致歸納為四個，分別是:財政危機與軍屯體系的破壞、兩線鏖戰的困境、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宦官專權與黨爭等四個方面，下面一一詳述。

財政危機與軍屯體系的破壞

首先是明朝的財政問題或者說明朝的財政危機。雖然我反對一切問題均根源於經濟，但明朝的財政不良的確是其滅亡原因之一。明代的田稅長期實行低稅率，這一點與漢代相同，與當時周邊各國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實在不高，同期日本稅率就高達百分之五十。但與漢代相同的是，稅率低只帶來了國家收入的減少，而並未惠及民眾，因為少徵的稅收歸於地主豪族，實質是負擔轉手。地主的剝削使得低稅率意義不大。但卻造成了國用不足，後來崇禎年間屢為財政問題所困。明末民變初起之時，招撫政策的失敗，就在於招撫銀不足，無財安置起義難民，難民為了生存，只得降而復叛。崇禎年間天災大旱，救災不力釀成農民大起義也與國庫不足有關。至於後期加徵“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導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滅亡，無不與財政危機有關，至於最後“闖王”迫近京師，因軍餉不足而延誤調兵入京，更可見危害之深。至於有人所說崇禎內府有千萬兩巨銀，實屬無稽之談，已被鑑為訛傳，不必再辨。即從常理來講，崇禎在李自成兵迫京師的緊要關頭，社稷將亡之日，若有餘財，何須要百官“納捐”，最終延誤調兵。這是不符合常理的。而現有可靠史料也證明，李自成入京時，國庫與皇家內庫已俱空。

明代的財政危機為何此般嚴重，我認為很大程度上是一項重要財政來源的流失，即軍屯體系的破壞。明初的軍屯體系曾有力的保證了軍費支出。明代永樂元年，全國軍屯田子粒兩千三百多萬餘石，而當年全國稅糧不過三千一百餘萬石，軍屯田收入佔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而不幸的是，軍屯體系自明中葉以來逐漸被破壞，早在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佔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原本由軍屯負責的軍費開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後俱從國庫支出，這意味著從此之後，不僅減少了一項巨大的財政收入，軍費開支成了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而且以此之後，由於軍餉需要國家調撥而不能就地取餉（軍屯體系下軍餉主要來源於軍屯田收穫。），軍餉及時發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從此之後，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憂慮。“萬曆三大徵”，僅援朝之役就耗資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擂州之役耗資至少200萬兩。後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軍費開支。天啟、崇禎年間因軍餉不能及時發放，兵變時發，兵士索餉譁變，遍及各地軍衛。明末農民大起義前期實力最強大的“闖王”高迎祥所屬部隊，多由明軍變節而來，就是軍餉不發的惡果。拖欠軍餉甚至影響到了遼東，崇禎元年，遼東兵變，又是因軍餉所為。而崇禎十七年，因湊不齊一百萬犒軍軍餉，而延誤了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京，則又是放棄了明王朝的最後一顆救命稻草。設想若軍屯體系未廢，軍費充裕，足以自給自足，又豈有此憂。百年前軍屯廢馳的惡果，終於天啟、崇禎年間體現。

兩線作戰的困境

無論如何，明朝正統王朝直接滅亡於明末起義軍，殘部勢力滅亡於清軍。與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長期兩線作戰是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崇禎帝鳳興夜寐，勤於政事，不是一箇中國傳統史學中“亡國之君”的典型形象。但遭遇內憂外患的現實局面，內有天災大旱，以及以此為誘因而起的農民起義軍，外有遼東後金八旗鐵騎。明末戰事常常出現兩大憂患交替之勢。明朝單獨對後金時，曾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及戰略優勢，如天啟年間的“寧錦大捷”。但隨之農民軍在黃土高原不斷髮展，（實事求是的說:明末農民起義軍的發展壯大，無疑有加派“遼餉”“練餉”以及“剿餉”的因素，“三餉”無疑大大加重了底層民眾的負擔，而為了支撐遼東戰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最終將轉嫁於底層民眾。同時，為支援戰爭，也分流了對救災的投入。）因此，可以說，明末民變與遼東戰事有緊密的間接聯絡。

而明朝的兩線作戰，使其不能專注於一處。農民軍有幾次在明軍的圍剿下瀕臨絕境之時，均恰逢清軍再次進攻京薊，因而得以恢復發展（當然這不是主要原因），最終被由農民軍內部攻破首都而滅亡。而在遼東戰場上，崇禎十四年的松錦大戰之敗，使得其“九塞之精銳俱失”，十多萬精銳部隊陣亡沙場，遼東從此僅剩吳三桂所屬的三萬騎兵，關寧防線徹底崩潰。也讓明王朝喪失了最後一支完整的精銳部隊。當然，當時的形勢下，也難以避免兩線作戰。財力不足，無力招撫，而與清議和，一則違祖訓。二則清方的誠意也值得懷疑。宋亡殷鑑在前，因此議和也恐無出路。

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

隨著“一條鞭法”的實施與倭寇的蕩平和“海禁”的鬆弛。明後期東南地區的新經濟因素不斷髮展，即所謂“資本主義萌芽”。而江南地區工商業的蓬勃發展，與傳統上以農業為立國之本的衝突必然存在。

萬曆年間，明神宗萬曆皇帝為解決國庫不足與宮廷消費不足的問題。派出“礦監稅使”四處斂財，這種禍國殃民的掠奪式徵稅，尤其受到了東南發達地區工商業者的強烈抵制。江浙工商業者與民眾對其的抵制甚至達到了武力對抗的程度。南直蘇州地區於萬曆二十九年爆發的民變即是其一例。而明末東林黨崛起，某種程度上支援新經濟的發展。其思想主張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對大徵商稅。東林黨人鳳陽知府李三才便極力反對這種行為。而後期東林黨要求減少對工商業者徵稅，這一方面保護了工商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面也間接的動了“國本”，本文這裡指的國本是立國之本，即農本立國。減少了對工商業的徵稅，導致稅種單一，就必然減少國庫收入以及對農業徵稅的增加。後來的“三餉”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稅不徵於東南則必稅於西北”，黃土高原的民變不僅僅是天災造成的，若國家實力雄厚，政策得當，萬不會引起此般規模龐大之起義。明清鼎革的結果最終也導致了江南新經濟因素的挫折。入清之後雖仍有所發展，但亦受到了許多對其發展的根本性的限制。

這就涉及到了一箇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週期率問題。這種新經濟因素出現並繁榮而最終未能突破農本束縛而夭折的現象在中國出現過至少三次。首次是盛唐天寶年間，在傳統經濟的高度發展下，各行各業產生了許多新的經濟因素。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沒能在體制上給予適應的體系化配套建設。而是草草應付，設定相應行業的稅使徵稅而已。而接下來爆發的“安史之亂”使社會經濟出現倒退，新經濟隨之在戰亂中大幅削弱；新經濟因素與農本可能出現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安史之亂’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一個轉折點。第二次出現在北宋年間，宋代的社會經濟發展良好，市民經濟相當發達，各種服務市民階層的行當與新事物不斷出現並發展:交子、飛錢、瓦子的出現，活字印刷術的推廣，說書業的興盛，以及相應戶籍體制中出現的“坊郭戶”作為一個單獨戶種的出現。城市極大繁榮，海外貿易繁盛，無不體現了新經濟因素的到來。而“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免役法”“均輸法”無不體現了新形勢下的要求。而“市易法”則可以說是國家力量利用金融業的雛形。這次變法可以說是一次中國可能進入近代的機會。但是，畢竟時機條件還是不太成熟，經濟上農業仍為絕對主導。法律條文是舊式的，保守派與變法派官員是舊式的，皇帝是舊式的，思想是舊式的，整個社會原有體制與思想和社會經濟條件均大體與舊體制符合，而少數不成熟的“冒頭”思想很快被淹沒，至於變法實踐操作中出現的重重問題，更明顯帶有舊體制的深厚烙印。當然，苛求古人超越時代的限制，也是極為不合適的。只能說這是歷史環境的必然。王安石變法失敗後，以致到靖康之變，落後民族入主中原，使得農本與新經濟的矛盾再次強制性化解。因為新經濟在長期戰亂以及之後落後民族的統治中遭到極大削弱，其基石（農業）也發生暫時性衰退。第二次新經濟因素未能突破農本經濟。而到了明朝中後期，第三次新經濟因素再次發展到了與農本經濟相沖突的地步，而這次最為發達，因為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終究沒有突破農本經濟體制。因為傳統經濟的發展分為兩條線:新經濟因素建立於農本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而根據歷史經驗，農本經濟的發達必然導致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併，而新經濟因素的產生不過是農本經濟發達帶來的副產品。而土地大兼併釀成社會動亂，社會動亂的結果摧毀脆弱的新經濟。而隨後的清軍入關又一次加劇了這一結果，新經濟再次受到限制。總之，明朝的滅亡一定程度上是農本經濟的週期性矛盾:經濟發展——土地大兼併——社會矛盾激化——動亂——經濟衰退——再發展。所造成的結果，這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週期率有著殊途同歸的結局。而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規律的又一個適用者，這一鏈條中最後的犧牲品！（清朝的滅亡有太多的近代原因，其滅亡不完全適用於此規律。）。

宦官專權與黨爭

明代中後期交替進行的宦官干政與明末黨爭無疑大大消耗了明朝的中樞力量。屬內政不良的表現，至於宦官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任人唯近的問題。信任自己接觸密切，相互瞭解的人是人之常情，這種現象至今猶存。而除此之外，宦官受到重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宦官多出身寒微，與多數文官相比沒有雄厚的背景。進士文官多出身於社會上中層，因為有能力使一個人長年讀書應試科舉的家族多數並非貧戶。而重用寒微出身的人士掌握重權也是皇帝的一種統治方式，與漢武帝重用平民人才在原則上是有些類同的（當然具體上還有些不同）。從皇帝的立場來看，重用宦官對自己皇權的威脅較小。（當然事實證明不完全對，但的確自始至終宦官專權未對皇帝本人造成過太大威脅。）明朝宦官“人才輩出”，從“橫刀躍馬”導致“土木堡之變”的王振，到創辦升級版特務組織“西廠”的汪直，到八虎之首劉瑾，以及消耗掉明王朝最後活力的“九千歲”魏忠賢，無不為明朝的滅亡助了一份力。而文官集團的表現似乎也不太好，否則崇禎帝就不會在遺詔中稱“文臣皆可殺”了。明後期朝廷內部黨派林立，互相傾軋，“明末三大案”即是其典型代表。當做事不以事件本身曲直而是以黨派利益為出發點時，黨同伐異，傾軋腐朽即是必然的結局。遼東經略熊延弼的悲劇與寧錦大捷後袁崇煥的被迫辭官，就是宦官專權與黨派鬥爭惡果的直接體現。明朝後期的黨爭危害更大，這一點在南明各政權中體現的更為充分。

總結

明朝滅亡的原因是錯綜複雜的，明王朝後期所患的病症是綜合性的。正如黃宗羲後來所悟出的道理一樣，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複雜的多種綜合矛盾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所能導致。而在正統史書中，往往到了亡國之時，往往“奸臣當道”，擾亂朝政，而“忠臣”則與“奸臣”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最後結局往往是:代表正義與忠誠，忠君愛民的“忠臣”最後被強大而邪惡的奸臣勢力所壓倒、消滅。這非常符合悲劇藝術的創作手法。但只可惜未必符合史實，還應當向深層探索根源。而從具體原因著手，由直接到根源，由淺入深，揭開由偏見與立場所掩飾的層層歷史迷霧，尋找歷史根源，以造福於今後的行進道路，必將是歷史人責無旁貸的史命。

一個朝代的滅亡絕不是僅僅因為一次荒災，是內部出了很多問題，經濟發展，吏治問題，後金的崛起等等，只是荒災是直接的導火索。

封建朝代，滅亡是早晚的事情，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都有一個導火線，很多時候這個導火線就是因為饑荒。

所以即便是17世紀沒有出現饑荒，也只是明朝的滅亡時間往後推遲了幾年而已。

一個朝代的建立，有前中後三個時期，縱觀歷史，你會發現，每個朝代的前期，因為朝代建立前的戰亂，導致人口銳減，國家需要休養生息。所以每個朝代的前期，可以說是百姓過得最好的時候了，因為很多朝代的建立者也是農民出身，他們自然知道老百姓需要什麼，會減少稅收恢復民生。

隨著朝代的發展，到了中期，由於前面的積累，所以很多朝代的盛世都是發生在朝代中期，如唐朝的開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等。

但經濟的發展，也滋生了許多腐敗，只是朝代中期的腐敗還只是一個初生階段，不會到一個很嚴重的地步。

這種腐敗，會一直延續到朝代後期，當這種腐敗積累到一定程度，下層的百姓受不了了，就想反抗，而饑荒或者說外族入侵，只是提供了一個比較合適的契機，綜合來看，即便明朝末年沒有那場饑荒，歷史也不會改寫。

一個人得感冒一般並不會要命，但是如果身體抵抗力差，感冒一樣會要命。明清六百多年時間裡，災荒一直不斷，只要政府做好救災、災民救濟等工作，就不會引發大問題。所以古代政府從來只加強自己處理災荒的能力，而不是祈禱不出現災荒。就像一個人要想健康，不是去祈禱世界上不存在感冒病毒，而是加強鍛鍊，增加免疫力，及時醫治疾病一樣。

明朝中央政府一年的稅收不過幾百萬兩白銀，很少有超過一千萬兩白銀的，與清政府極盛時期的五、六千萬兩白銀（不含鴉片戰爭以後）稅收收入有天壤之別。

其原因，一方面是大量土地被藩王、貴族、官僚、大地主所兼併，自耕農越來越少。而這些權貴們透過種種辦法讓自己免稅，把稅收全部加在自耕農身上，讓這些自耕農不堪重負。另一方面，江南一帶商業發達，但是明朝政府幾乎無法從這裡收到稅款。萬曆皇帝多次試圖徵收商稅、壟斷礦業，但是都被群臣和地方力量所阻止，甚至達到激發民變的地步。而遇到需要用錢的時候，大臣們只會要皇帝拿出“內帑”，也就當初開礦所得的私房錢。

明朝後期，這個問題極為嚴重，一方面是大地主、大商人掌握了大批資源而不納稅，另一方面是越來越少的自耕農承擔了政府幾乎所有的稅收，導致大批自耕農破產，或者成為大地主的佃戶，或者逃亡，讓明朝政府的稅源、兵源都越來越枯竭。

可以說，最終導致明朝滅亡的根本不是災荒，而是政府的窮困不堪；政府的窮困不堪，則是因為政府已經沒有了動員力和組織力。

政府掌握了充足的商稅，才有可能面對災荒時開展積極的救災活動，讓災民不至於流離失所。

謝謝邀請。我粗通明史，說點淺見吧。＂如果＂這個詞在評論歷史時是不可用的。但已經＂如果＂了，就＂如果＂下去說說。從明史看，萬曆皇帝年間明王朝就進入倒計時。萬曆一朝時間長達半個世紀，萬曆給後代留下的不是國泰民安，而是許多亡國隱患，譬如：廢掉張居正的新政後，各級官員貪汙腐化死灰復燃；皇帝怠政，使太監勢力迅速崛起，進而把持朝政；黨爭內訌，都不把國家利益放首位；東北女真族的傑岀領袖努爾哈赤橫空岀世，明王朝對此不屑一顧。到了崇禎皇帝年間，明王朝其實已風雨飄搖。如果沒有災荒，可能不會引發農民起義，但是，明朝也只能多苟延殘喘若干年，終究走向亡國。因為明朝這棵大樹的根子已爛了，靠崇禎再勤政也無力迴天。這是不可逆轉的客觀規律。

沒有荒災，大明一樣會滅亡，隨著時間的積累，明宗室人員已經成為了明政府不可忽視的負擔，比如嘉靖年間，河南省一省之力，竟已不能供養河南的宗室人員。

各藩宗室無需納稅，又佔有廣大的田地，朝廷歲歲補貼，長此以往，最終的結果只能是財政呈負數增長，直到崩潰。

這樣一來，不需要誰來打，明自己就會滅亡。

而當時與滿清作戰，崇禎多疑，諸如袁崇煥等名將，殺的殺，降的降。明後期對於士兵也不是太重視，朝中黨爭劇烈，剋扣軍餉等弊病也一直未能解決。戚家軍的滅亡，很大程度上就是朝廷只會派他們征戰，而從不撫卹和補充兵員。

文臣誤國的情況，在明後期尤其嚴重。就是在南明偏安之後，仍然不能放下私人利益，大臣在朝中你爭我奪，置復明大業於不顧。

所以荒災只能說加劇了明的滅亡，是明滅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而非全部。

肯定改寫啊，但明朝必然會滅亡，只是入住中原的是誰未可知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回頭詳細回答。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但是問題有點大，我姑且將這個問題以看做是“明末的災荒是否會導致明朝的滅亡”來回答。

上圖為電視劇《天下糧倉》千里餓殍圖

關於災荒的問題，正好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間做過相關的課題，正好來聊一聊。

中國古代史書上記載的災荒有很多，一般災荒的時候也就是吃樹皮、吃草根之類，這個可以問問家裡的長輩，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是怎樣艱難度日的。那麼災荒嚴重的時候又會怎樣呢？史書裡常常會有這樣的記載“餓殍千里”、“人相食”之類的話，啥意思呢，就是說餓死的人遍地都是，為了生存，還會發生吃人的事情，對，就是人吃人，大人吃小孩，強者吃弱者。曾經的央視熱播劇《天下糧倉》裡貫穿全劇的《千里餓殍圖》，觸目驚心，可以說是藝術再現古代大災荒時候的情景。

那麼造成這種後果十分嚴重的自然災害一般都發生在什麼時候呢——就是王朝即將滅亡的時候，而且，發生重大自然災害的時候，往往又伴隨著農民大起義。這又是為啥呢？

中國自古以農為本，重農抑商，農民絕對是國家數量最最龐大的群體。土地則是農民的根本，古代常發生的自然災害主要就是蝗災、水災、冰雪災害、風災、地震災害等，古代靠天吃飯（別說生產力落後的古代，現代農業同樣會遭受自然災害），無論哪一種災害，受到直接影響的絕對是農業，農業又直接關係著衣食住行，衣食住行這些最基本的要求都無法保證，還要給朝廷交稅（往往災年稅更重），農民此時一無所有，怎麼辦，那隻能爆發動亂，推翻統治者，俗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我們先來看看中國古代都有哪些著名的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秦末農民起義，西漢末年綠林赤眉大起義，東漢末黃巾起義，隋末農民大起義如黃巢起義，宋代方臘、宋江起義，元末農民大起義，明末農民大起義等等。我們再來翻閱史書，看看這些農民起義的直接原因：

綠林赤眉大起義，是由於王莽政權的殘酷壓榨，又加上一連串的天災，逼得農民走投無路，紛紛起義；

黃巾起義，當時朝廷腐敗、宦官外戚爭鬥不止、邊疆戰事不斷，國勢日趨疲弱，再加上全國大旱，顆粒不收而賦稅不減，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在鉅鹿人張角的號令下，紛紛揭竿而起；

隋末農民起義：隋朝末年，統治者橫徵暴斂，徭役繁重，又數次發動遠征高麗的戰爭，加上連年災害，民不聊生，飢寒交迫，在農民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揭竿而起。

黃巢起義：唐懿宗鹹通十四年，關東地區發生了嚴重的旱災，民不聊生，王仙芝聚眾起義，次年，黃巢起義響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由此爆發。

宋江起義：北宋政和八年，河北等地黃河決口，百姓困苦，生活艱難，朝廷不僅沒有及時賑災，反而增加賦稅，百姓不斷反抗，宣和元年，以宋江為首的36人起義。

元末農民大起義：元朝末年，政治腐敗，統治者橫徵暴斂，加上中原連年災荒，百姓流離失所，無法生存，導致群情激憤，紛紛走上了反抗元朝統治的道路。

明末農民大起義：明朝末期，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又加上災荒連年，陝西地區又逢大旱災，賦稅徭役繁重，百姓無法生存，該地率先發起了農民起義。

透過列舉我們發現了什麼，首先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基本上都發生在大一統王朝的末期，而且除了秦末農民起義之外，史書記載的其他幾次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發生，基本上都與自然災害有著直接的聯絡。看到這裡，大家可能會說，這不就證明了災荒導致了農民起義，然後農民起義又推翻了舊王朝，建立新王朝，所以改變了歷史。那麼事實真的是這樣的嗎？

答案恰恰是相反的。並不是災荒導致了農民起義，進而推翻了舊王朝，而是舊王朝此時已經無法在災荒發生的時候擁有足夠的財力、物力來賑災，無法解決災荒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導致了自己的政權被反抗、推翻。為何這樣說呢？

我們知道，災荒的發生是不分時期的，不僅僅在王朝衰落時期，也發生在王朝興盛時期。比如我們熟知的清代的康熙、乾隆可以說是兩位較為開明的君主，開創了康乾盛世，但是在康熙十八年，北京發生了大地震，作為都城的北京城，人口眾多，死傷嚴重，破壞力巨大。那麼康熙皇帝是怎麼做的呢。首先是釋出罪己詔，然後帶百官舉行祭天儀式。這些在今天看來似乎毫無用處，但在當時可是能及時有效的安撫民心。緊接著就是進行災後補助，幫助災民重建家園，就是直接發錢，豪不豪！接著又是發糧食又是減免賦稅徭役，成功緩解了災情，也解決了災後重建和恢復的問題。再舉個近一點的例子，2008年中國南方發生了大雪災，天寒地凍，交通癱瘓，農業減產，災情嚴重，國家十分重視，發動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眾志成城，最終成功度過了災情。如果一個國家國庫不充盈，國力不強大，根本無法挺過這些特大災荒。而且，一個國家如果能形成了全國性的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肯定是皇帝的權力已經衰弱，也沒有強大的軍隊去鎮壓，而這些問題的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這個國家的機制已經腐朽，國庫空虛，經濟衰落。

還有一個地方需要注意，就是我們現在所見的官方史書，基本上都是後世修史，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勝利者修史，那麼在史書當中不可避免的會對上一個王朝末年的災情要大書特書，突出災情的嚴重，這樣才能更加突出自己救世主的形象，表明自己政權是順應民意的，從而來顯示自己政權的合法性。

這個時候，我們再來看明末發生大災荒，由於災情嚴重，明政權無法控制，最終引起農民大起義，由於此時的明王朝統治已經腐朽、國庫空虛，統治者無力賑災，軍隊更加無法平息起義。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災荒只是一個爆發點，如果沒有災荒，可能是因為繁重的徭役，也許僅僅是怕耽誤了工期，如陳勝吳廣一樣，最終都會走上起義反抗的道路。總之，無論因為何種原因，明朝最終仍會走向滅亡。別忘了，日漸強大的女真族已經隔山海關對大明王朝虎視眈眈，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了，而他們最終將入主中原，中國古代史翻開了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