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只是大戰亂後的恢復性增長，而且終李世民一生，唐朝經濟和人口始終沒有恢復到隋朝的全盛時期。

“至四年（即貞觀四年），米鬥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裡不齎糧。”

這是很多朋友最愛引用的一段史料，出自《新唐書·食貨志》，這段史料長期被證明李世民的偉大，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我們同樣引用一位在貞觀四年從西域來到長安朝見的外國君主對唐朝沿途的觀感：

“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也。”

這位外國君王就是高昌國國王麴文泰，貞觀四年，他攜妻子宇文氏來長安朝見李世民，應該說這次朝見還是愉快的，李世民不但賜他妻子姓李，認了乾親，封為常樂公主。

“城邑蕭條”和“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裡不齎糧”真的相差太遠了。

其實史書這些謬讚並不僅僅是新唐書才有，《晉紀總論》的作者幹寶曾經對司馬炎“太康之治”也進行過類似《新唐書·食貨志》一樣的讚美：“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

看看幹寶的用詞，和《新唐書》何其相似！

然而房玄齡在編纂《晉書》的時候，認為幹寶牛皮吹得太大，根本就沒有使用過他這本《晉紀總論》。

我們可以看看李世民在貞觀朝究竟興了多少徭役，從這些徭役大概可以窺測出“貞觀之治”的底色：

貞觀朝，李世民先後興修了諸如乾陽殿、洛陽宮、永安宮，飛山宮、襄城官、翠教官、玉華宮，九成宮和北闕等大批宮殿，即以修得較小而又比較草率的汝州(河南臨汝)西山襄城宮而言，役工達一百九十萬。貞觀朝徭役之多，已經達到了“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徒行文書，役之如故”的緊張局面。

甚至出現了“一人就役，舉家便廢”的慘象。

然而李世民卻振振有詞的表示：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

綜上所述，李世民的“貞觀之治”無非是隋末戰亂後的恢復性增長，不要忘記唐帝國建立時，人口只有隋朝鼎盛時期的四分之一，這麼少的人口意味著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也意味著百姓物質條件的改善。

然而不管怎麼說，李世民去世之後三年，“隋代開皇年間全國有八百七十萬戶，現在全國有三百八十萬戶。”這足以說明貞觀之治只是毫無新意的恢復性增長。

大亂之後都有大治！隋末天下大亂，群雄四起，李唐迅速上位，結束動亂，重新統一國家！

“貞觀”為李世民的年號，史學界對李世民在位的這一期間有高度的評價：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廣開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剋制，虛心納諫；並採取了一些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定的局面；當時並大力平定外患，並尊重邊族風俗，穩固邊疆。

這是唐朝的第一個治世，同時為後來的開元之治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李世民之後的唐朝皇帝都對太宗大書特書，後世的史書也對李世民大加讚揚。“貞觀之治”成就了李世民的英名，李世民也造就了貞觀盛世！

貞觀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間(626-649年)，政治比較清明，社會較為安定，經濟較快發展，史稱“貞觀之治”。

唐太宗常說:人君好比是舟，人民好比是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為了避免“覆舟”之禍，他勤於政事，勵精圖治，務求處事允當，致力於王朝統治的長治久安。

貞觀之治，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同時，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校鼎盛時期。

唐太宗認為“致安之本，唯在得人”，十分重視選官用人。由於他的精心挑選，貞觀年間掌權的大臣，各有所長。李靖“才兼文武，出將入相”，房玄齡“孜孜奉國，知無不為”，魏徵“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戴胄“處繁理劇，眾爺必舉”，王珪“ 激濁揚清，嫉惡好善”，都是一時之俊傑。選官得人，這是貞觀時期政治較好的一個重要原因。

唐太宗還注意納諫。他曾問大臣魏徵:“人主何為而明，何為暗？”魏正答:“兼聽則明，偏信則闇。”唐太宗很是同意，他還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唐太宗虛心納諫。正因為唐太宗善於納諫，所以能及時的糾正一些錯誤，有利於修明政治。

唐太宗還注意法制。他強調“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要求臣下按法律辦事。由於唐太宗的以身作則，貞觀年間形成了執法嚴明公允的局面，這對安定社會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

唐太宗繼位之初，社會經濟凋敝不堪，民不聊生。但經過幾年的發展之後，“天下一稔，流散者鹹歸鄉里，鬥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29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雖然史書辭多溢美，確大致反映了貞觀年間的“治世”局面。

必須指出，作為帝王，唐太宗同樣對人民進行剝削和壓迫。他自己就曾說:“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至，行遊四方，供頓煩勞。”尤其是貞觀22年，唐太宗想第二次征伐高麗，下令在四川造船，“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價踴貴，劍外騷然”。“貞觀之治”不會像古代史臣渲染得那樣富足繁榮，階級壓迫和剝削仍然十分沉重。

總之，貞觀之治，固然是封建時代少有的治世，這一時期的政治優點集中體現在初期，唐太宗晚年開始轉向反面。“貞觀之治”是安邦定國，精勵圖治天下的方略，一代明君的形象，在歷史上仍濃墨重彩，不失後人瞻仰！

貞觀之治所畏的唐朝盛世，現代人已經無法考證，但其中的用人之道，行政效率，用法律制度來保證仍然值得借鑑。

歌頌貞觀之治所有詩篇中，這篇是最好的沒有之一，它到底好在哪？

貞觀之治是中國歷史上非常著名的“治世”，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間締造的，為後來的開元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最鮮明的特點是政治的清明和以民為本的思想。

古往今來，歌頌貞觀之治的詩篇多如牛毛，筆者個人認為最好的是杜牧的這首《過魏文貞公宅》（一作題魏文貞）：

蟪蛄寧與雪霜期，賢哲難教俗士知。 可憐貞觀太平後，天且不留封德彝。

杜牧

從題目來看，這應該是杜牧經過魏徵故居時有感而作。詩的字面意思比較清楚，說的是：蟬活不過秋天，不能指望它能見到嚴冬的白雪。俗人目光短淺，怎能指望他們理解賢哲高士的高瞻遠矚呢？可惜啊，當貞觀之治天下太平的時候，老天爺卻沒有讓封德彝活到那時候親眼目睹啊！單從字面意思，有點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這貞觀之治和封德彝有什麼關係，為什麼封德彝沒有活到親眼見到貞觀之治非常可惜呢？原來這裡面是有一個歷史故事的。

公元626年10月，也就是唐太宗剛剛登基一個月後，朝堂之上曾經有一次非常著名的大辯論，辯論的主題就是今後的施政方向和方針應該採用何種方式。當時只是個詹事主簿的魏徵為代表的一方，認為應該實行儒家的仁政教化，主要依據的儒家的人性本善的理論。而以宰相封德彝的很多大臣為另一方，主張實行法家的高壓治國，依據的是法家的人性本惡理論。

雙方各執一詞，魏徵口若懸河，從五帝三王的遠古時期，一直說到剛剛滅亡的隋煬帝，用事實證明大亂之後容易教化，容易實現天下太平，就像飢餓的人容易吃飯一樣，久經動亂的百姓更渴望天下太平。封德彝他們都說不過魏徵，但是還是不肯放棄自己的觀點。

最後唐太宗採納了魏徵的觀點，決定實行仁政，而且“力行不倦”。果然只用了四年時間，就海內康寧，農業豐收，一年死刑案件只有29件，一斗米價格只有三錢。對外攻滅東突厥，被四夷諸國尊為“天可汗”。

影視劇封德彝形象

唐太宗看到這天下太平的治世局面，無限感慨道：”惜不令使封德彝見之！“ 因為封德彝早在貞觀元年，也就是大辯論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如果封德彝多活三年，看到這貞觀之治，不知道會作何感想，又會怎樣面對魏徵和唐太宗呢？想想確實個很意思的話題。

貞觀之治是從626年到649年，唐太宗的年號，據說他的時代是“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遍，外戶不閉”，糧食價格也非常便宜，外出旅行，不必帶很多的東西，因為商業發達，“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因此為後世史家所豔羨。

從政策上來說，唐太宗之時，採取輕徭薄賦、發展生產的政策，任人也注重選賢，唐太宗本人也算得上是從諫如流，集思廣益。他還很注重選擇地方官，尤其是刺史的任用，重視吏治。對於民族政策，也採取非常開明大度的辦法，使得邊疆也很詳和。

當然，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反映貞觀之治的《貞觀政要》一書，其實是從唐中宗開始撰修，完成於唐玄宗時期，寫作這一“盛世榮光”的事蹟時，離當時已經有了70多年的歷史，其實已經包括了後世史家對於盛世的想像成份及強烈願望。

之所以說有誇大之處，以戶口而論，隋大業二年（606年），全國的戶口是890萬。但到貞觀之時，不過300萬。到了高宗的永徽三年（652年），也不過380萬。可見這一時期的經濟遠不如隋時繁榮，百姓的負擔也非常的重。

另一方面，貞觀後期的政治也大不如前，貞觀時期的開明政治也不是始終如一。

所以，不要把希望寄託於任何偉大的人物，即使偉大如唐太宗李世民，也是會犯錯誤的。

古代中國都是一家之國，一人以決，所以一個國家的性格或者說一個帝國的性格往往來自開創帝國的君主或者說是興盛帝國的領袖人物。

我將這個稱呼為帝國的氣質，氣質是個好詞即可以形容人也可以形容國家。

漢武雄渾，氣吞萬里如虎，漢帝國氣質就是恢宏大氣，面對敵人毫不手軟即使將亡國之時也可以擊退外族。

宋朝時期，趙匡胤黃袍加身，害怕武人亂國於是以文抑武，到了徽宗時期更甚，皇帝舞文弄墨，丹青畫筆，整個社會當然自然是鶯燕之氣。最後屈辱而亡

明朝皇帝則不定性，會由於情緒的激昂與興奮，在一場艱難的大勝後，脫去平日的嚴肅與謹慎，將故作的威嚴化作輕快與喜悅。做木匠或打獵是他們所檀長，但熱情奔放地馳騁於大江南北，甚或突破傳統，建立新的規範，卻實在為難了他們

清朝皇帝從一而終，都以防漢為思想主題，最後就難免封閉保守，以愚民政策為主要國策，結果就是亦步亦趨，步步落後最後逆時代而動。

而唐帝國，在中國的歷史上，卻是最為外向的帝國。

他們信心堅定，這種堅定讓帝國的朝陽從長安一直照到了蔥嶺以西。

創造這一帝國氣質的，不是開國皇帝李淵，而是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皇帝的起點並不光彩，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奪取最高權力的道路充滿了血和骨。但是為了開創偉大的時代，按照結果論，一切犧牲都是值得的，雖說權力之路由罪惡的鮮血染成，但人們也不會因玄武門弒太子兄弟，逼父親退位，就將他一生功績抹殺。

李世民病入裔肓，由身體贏弱、胸無大志的太子李治端茶遞水照料下的太宗，或許還會想起公元630年的那場徹底消除北部邊患的戰爭。

那年，李世民命柴紹為金河道行軍總管，李道宗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幽州都督衛孝傑為行軍總管，統兵10餘萬，以李靖為元帥，兵分六路進軍東突厥，大敗頡利可汗於陰山並生擒之，東突厥就此滅亡。

隨後李世民被四方首領尊為“天可汗”，在萬邦來賀的大殿上，唐朝的太上皇李淵彈起了心愛的土琵琶，唐朝皇帝則旁若無人地跳起了流行舞蹈，一國的領袖在 “四夷君長”面前表現得如此灑脫自如，實在是古今未有。這份從容和寫意，還有大氣，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這就是唐帝國的氣質。

我們先看一組資料：來自《舊唐書》記述。

公元630年，一斗米賣四五錢，帝國百姓再也不用為買不起糧食而發愁，房子不用關門，因為沒小偷，出門都不用鎖門，鄉道村舍間到處可見成群牛馬；

公元633年，帝國百姓全體進入小康社會，遠行路人，不必擔心沒錢，只要走進農家，就會受到熱情款待，客人吃飽後，還會贈送飲食，而前提是，不要錢。

唐史將其形容為“此皆古昔未有也”。

天下安定，豐衣足食，使得貞觀時期，帝國戶數以每年平均7萬戶增加，是唐代人口增長最快時期，這樣可觀的戶數增長，貞觀之治成果可想而知。

這座夢想城市，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4平方公里。

什麼概念，我們換算一下，當時的長安城。

比漢長安大2.4倍；

比隋洛陽大1.8倍；

比元大都大1.7倍；

比明南京大1.9倍；

比清北京大1.4倍；

比當時的羅馬帝國羅馬城大7倍。

一個帝國的強大，首都是最直觀的體現，看看以上數字對比，當時的長安毫無疑問對標的是今日的紐約，倫敦，東京。

李世民的長安城無疑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它巨大棋盤狀的空間佈局正象徵著皇帝與他帝國的包容和雄心。

而當時的歐洲，不過是蠻夷之地，“黑暗時代”。

科技停滯、宗教迫害、人種爭鬥是當時主題，生存都不易，又有什麼精力去用心經營國家，更沒國力與雄心去建造如長安城般雄偉壯闊都市。

因此，在歐洲歷史上，除了古羅馬帝國時期的所謂“五賢帝”時期算得上治世之外，沒有其他可供讚譽的盛世。

長安城或許只是開始，至少對李世民來說是這樣。

貞觀八年，公元634年興建的大明宮才是他一覽眾山、俯視天下的帝王居所。

大明宮周長7.6多平方公里，面積約3.2 平方公里，是紫禁城4倍。

國盛而民強，民強而信足，信足而具有強烈的安全感與容納性。

依靠李世民功業，帝國皇宮在安全感與容納性上，同樣呈現出空前絕後的姿態。

《新唐書·食貨志》中對於“貞觀之治”有這樣的描述：“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鬥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裡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

這段話有誇大的地方，以戶口而論，隋煬帝大業二年，即公元六零六年，全國戶至八百九十萬，而唐貞觀之初，戶不滿三百萬，即使到了唐高宗永徽二年，亦即公元六五二年，戶也不過三百八十萬。

固然，在唐太宗統治的二十多年間，人口有了較大增長，但比起隋朝極盛時的戶數，還不到二分之一。《資治通鑑》中記載，貞觀四年，即公元六三零年，高昌王麴文泰來唐朝訪問，“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北”《貞觀政要》中魏徵曾經給李世民上書說到：“今自伊、洛以東，暨夫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可見當時不少地區還是殘破不堪，並未恢復的。

　　雖然《新唐書》中的記載有誇大之處，不過，在李世民勵精圖治之下，國家的基本面貌比起唐初有了很大改觀這是不容置疑的。

“貞觀之治”的真正的核心，就是大力發展生產力，減輕百姓的負擔。

《資治通鑑》記載，李世民曾經與群臣談論如何“止盜”，有人建議重法懲處，李世民不同意這樣的做法，說道：“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他提出的措施是“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

這些話直到現在看來都是難能可貴的。古人云“倉廩足而知榮辱”，經濟復甦乃至繁榮，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社會秩序的安定和犯罪率的降低，以及邊疆少數民族的自願歸附。

唐朝的崛起有賴秦王李世民，他的軍事才能突出，率軍贏得多次關鍵勝利。掃平群雄後，太子李建成與李世民為了皇位而鬥爭，626年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了哥哥太子李建成與弟弟齊王李元吉，控制長安。李淵深知形勢，於是禪讓帝位，成為太上皇。李世民繼位，即唐太宗。。

唐太宗勵精圖治、納諫如流，逐漸恢復唐朝的國力。在內政方面，唐太宗推行均田制與租庸調製，提升農業發展。在職官制度上，改良隋朝的制度，形成三省六部和科舉選士制，限制皇權發展與貴族世襲等惡習。唐太宗不計出身，網羅一大批精明強幹的大臣，比如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魏徵、馬周、高士廉和蕭瑀等文臣，尉遲敬德、李靖、侯君集、程知節、李世和秦叔寶等武將。此外，唐太宗派官員四處詢問百姓的生活情況，然後把各官員的功過寫在屏風上，以便褒貶。

對外方面，唐太宗採取積極防禦、以戰止戰的策略，以及用羈縻與武力的方式安撫四方。隋末唐初之際，北方東突厥汗國十分強大，時常南下侵擾，並且介入中原各勢力。唐朝初期百廢待舉，626年東突厥突然襲擊長安，率軍抵達距離長安不遠的涇陽（今陝西咸陽涇陽縣）。對此唐太宗親率高士廉、房玄齡等在渭水隔河與突厥可汗對峙，定下渭水之盟。之後，唐太宗積極對付突厥，挑撥頡利可汗與突利可汗的關係，以及突厥與周圍諸部的關係。627年東突厥的藩屬薛延陀、回紇、拔也古、同羅諸部因為不認同頡利可汗的政令與改革國俗，紛紛脫離，改立薛延陀部為可汗，突利可汗也歸降唐朝。628年朔方人梁洛仁殺盤據夏州的梁師都，歸降唐朝。而東突厥在分裂後又遇到大雪侵襲，牲畜大多被凍死餓死。629年李靖率騎兵奇襲攻滅東突厥，隔年北方各族入貢長安，諸民族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635年派李靖攻佔吐谷渾，657年派蘇定方西征攻下西突厥汗國，641年派文成公主與吐蕃贊普松贊干布通婚。這些都穩定唐朝與四方各國的關係。

貞觀時期國家安定，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史稱“貞觀之治”。《資治通鑑》記載，貞觀四年（630年）一斗米不過三、四錢，全年死刑犯僅二十九人。成書於唐中宗時期的《貞觀政要》中對於唐太宗政績的總結，成為日本和新羅帝王的治國教科書，亦為後世君主模彷學習的物件。

為人津津樂道的一貞觀之治

隋朝由於楊廣的奢侈享受一個好端端的隋朝被唐朝滅掉了，在推翻隋朝的統一戰爭中李世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勞，在爭奪皇權玄武門之變中，李世民依靠自己的勢力打敗了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奪取了皇權開創了一個時代一貞觀之治。

貞觀之治是唐朝一個全盛的時代，各個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

唐朝貞觀之治完善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三省為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主管行政，中書省主管草擬詔令，門下省主管政令的稽核工作。這類似於三權分立互相牽制互相制約互相監督，最後送皇帝批准施行。六部是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分別掌管官吏選拔，戶口賦稅，禮儀慶典，用兵征伐，司法刑獄，工程建設等事務，都隸屬於尚書省。地方上又封州縣二級，又劃分全國為十道，臨時派遣巡道御史考察官員的治績和民間疾苦，這樣就完善了貞觀年間的各項制度，為貞觀年間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貞觀年間實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調製，獎勵懇荒，安定農民的生活。恢復並發展農業生產，懇田數和人口大幅增加。每個男人分田100畝，其中20畝為永業田，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農民對土地的要求，為形成唐初盛世打下了物質基礎。

實行府兵制。唐朝規定徵兵年齡段二十一至六十，除了國家必備的軍隊外，比如京城守衛，必要的邊防守備，其餘只要在徵兵年齡段都是兵，寓兵於農，每年集中一處進行訓練，訓練結束後回到家中，逢到打仗再集中起來，打仗結束後將軍回朝，士兵務農，這樣既減輕了朝廷的軍費負擔，也不能形成將軍的私人勢力。

完善科舉制度，隋朝就設立了科舉制度，到了唐朝進一步完善了。所謂科舉就是朝廷設立一些科目讓讀書人來考，然後統治者執認為合格的人選出來，讀書人被選上了就有了做官資格，唐朝的科目很多，最受重視的是進士科和明經科，進士科主要是考詩賦，可以自由發揮更能看出一個人的才能，明經科類似於填空題，把書上的句子貼住幾個字讓你填，進士科錄取率很低大約百分之一二，明經科錄取率高些大約百分之二十，所以有一句話叫，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可見考進士很難。

唐貞觀年間被人稱頌的一句話是，兼聽則明，偏信則闇。李世民虛心聽取不同意見，唐太宗和魏徵的故事廣為流傳，只要是有才能的，提的建議對朝廷有利，不管是李建成的舊人還是出身卑微都要重用，用人不分遠近親疏，他的舊部只要沒有才能也不念舊情，法律執行起來也是一個樣，不因自己的好惡來決定嚴寬。當時的犯顏直諫成為一種風氣，當時的政治生態也是比較好的。對待功臣唐太宗把功勞最大的文臣武將選了二十四位畫了象供奉到凌煙閣，以鼓勵官員為大唐獻策出力。出兵打敗突厥穩定邊疆。手工業也有較大的發展，詩歌文化散文也有很大的發展初期有王維駱賓王等中期有李白杜甫等，各個方面都繁榮了起來。

周邊的關係打通西域各國，日本中亞各國都遣使來朝，貞觀二十多年來李世民把唐朝打造成了當時最富強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