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時，由於皇權衰微，兵權旁落，因而兵變不斷，不僅禍亂朝政，而且嚴重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和發展。“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這造成了先秦以來的儒家文化受到很大的衝擊，使得當時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發生改變。

在講究身世，崇尚武力的唐末五代，宋太祖既缺乏蓋世武功來幫助自己，又沒有顯赫的家世。這讓靠發動軍事政變來奪得帝位的宋太祖一直處於恐懼之中，害怕自己所建立的政權成為繼梁、唐、晉、漢、周後的第六個短命王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同時也為了讓宋朝統一時間持久，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推行重文輕武的國策，來樹立政治權威。在削弱武將權力、消除軍閥割據的前提下，透過改革科舉選官制度，放寬錄取標準，大量選拔文人士大夫，並給予優厚待遇。宋太祖順應了“重文”的趨勢，只有重視文人知識分子重視文教建設，透過提倡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價值觀，規範臣民的思想和行為，透過重視教育、圖書典籍等文教建設的措施來達到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目的。

建國之初，面臨著五代遺留下的內部秩序混亂與外部四分五裂的局面，面臨著禁軍將領與各地藩鎮控制軍隊的狀況，這些狀況對新生的宋朝無疑是最大的威脅，因為趙匡胤本身也是透過武力奪權的方式建立政權的，所以他對兵權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所以宋太祖最急切要做的事情就是解決兵權失控的問題，採取了一系列收歸兵權，打壓武將的措施，同時也提升文臣的地位，來達到長遠穩定的治國目的。

建隆元年，宋太祖對朝中的武將採取安撫籠絡的態度，對參與陳橋兵變的石守信等一批功臣加官進爵、給予分管禁軍的要務，又採用“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策略，將禁軍最高職位授予韓令坤、慕容延釗兩位宿將，這樣做是為了在建國之初贏得他們的支援，確保禁軍的穩定。

建隆二年，經過一年的鞏固和調整之後，宋太宗開始著手解決禁軍兵權的問題。宋太祖採用先緩後急之法，先解除慕容延釗和韓令坤的殿前都點檢、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的軍職。再者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解除功臣武將功臣等人的禁軍要職，空缺出的禁軍官職由資歷淺的親信將領接管。中央有了強大的軍事後盾以後，就開始使用各種手段來對擁兵自重的地方藩鎮進行打壓。在開寶二年，宋太祖將武行德等一批代表性的老藩鎮宣召入朝，解除其節度使，皆安置為環衛虛職。“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鎮大臣，一日而列於環衛，皆俯駭汗，聽命不暇”到宋太祖晚年時，中央禁軍和地方軍隊的威脅已經大致得到解決，這就奠定了北宋從建立之初就以控制兵權，扼制武將作為治國的基本規則。

宋太宗趙匡義即位後製約武將的舉措是用文臣擔任地方長官。宋太宗期間，科舉取士的人數比太祖時期明顯要多。太平興國二年就有五百人，“得渤海胡旦以下七十四人，乙酉，得諸科七十人，竝賜及第，始賜宴於迎春苑，授官如二年之制。”宋太宗期間每次科考人數達數百人，如果以其中一部分做通判諸州，都足以削奪知州之權。北宋初年節度使又往往知軍州，在軍隊中設定監軍，在州府裡則設定通判，監軍、通判對長官將帥武臣的牽制如此之大，可想而知這些武知州、節度使已沒有權力。除此之外，宋太宗趙匡義對文臣武將最大的調整是以文臣換武將，用近臣取代武職。這種措施的實行不僅奪了節度大將的兵權，並且奪了武將的政權和軍權，使他們只剩下徒有虛名的空銜，並沒有實際權力。

北宋初年從皇帝和士大夫都有共同的心願，就是抑武事、興文教。因為唐末五代十國以來長期戰亂，武力和強權在社會中處於高位，文人士大夫在朝廷和社會中的位置相形見絀，整個社會在很長一段時間不僅文化知識得不到重視。所以在北宋初年統治者對文人的逐漸重視，由於科舉取士和重文輕武的原因，各個階層的讀書人得以出世做官，帝國的實際主人漸漸變成了他們，在社會中也形成了一種“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潮，並且文人漸漸地形成了一股龐大的勢力。

北宋是根據科舉考試的方式來選拔人才，步入仕途的。於是出面了所謂宋真宗在《勸學詩》所描寫的“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局面，逐漸在社會上形成了“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的風氣。士人們對科舉考試的狂熱追求，讓這些士人知識分子傾畢生精力專注於追求科舉功名，根本無暇顧及其他，這樣底層平民階級就不會對統治階級造成威脅。宋代科舉制對士大夫的吸引力，一方面是取士多，例如，唐代每屆取進士三四十人，宋朝每年四五百人。在公元991年，朝廷取士總計竟達一萬七千三百人，除此之外，宋朝對宗室、親信子弟特為優待，隨意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就授予官階，領取俸祿。北宋所管轄的疆域不及唐朝疆域的二分之一，但政府的官員卻比唐朝的多了一萬多人。其次是一般的知識分子錄取比例較大，能夠最大限度地將出身於不同家庭背景的讀書人聚集到朝堂為朝廷效力。美國曆史學家墨菲對宋朝有這樣的論述“在宋朝，作為中華帝國主要光榮之一的科舉制度達到了它的頂峰。”得到選拔的官員中，有三分之一或更多來自平民家庭”。

根據《寶佑四年登科錄》所記載：寶佑四年錄取進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的184人，平民階級就有417人。可見，在當時社會，平民百姓如果要進入仕途，唯一的途徑就是透過科舉考試。科舉出身計程車大夫擔任高官較多。黃留珠在《中國古代選官制度述略》一書中曾經這樣記載：整個北宋共有71名宰相，有64名宰相是進士或制科出身，真正不是透過科舉任宰相的人僅僅只有3人。透過這些可以看出宋太祖透過改革科舉制度，大幅度提高文人士大夫的地位，達到加強中央集權，維護統治秩序的目的。

簡單點說吧，1.根源於唐末五代的時候，中央政權衰落，兵權落入各地藩侯，戰亂不斷。

2.宋太祖趙匡胤本來就是靠武力叛變得到的皇位，所以怕後來者像它一樣為之，才有了杯酒釋兵權。削弱武官全力。

3.萎靡燻人的文化政策。造成後來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由來。大家紛紛踏上從文考取功名之路。

唐朝“安史之亂”後，逐漸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形勢。地方軍閥（節度使）擁兵自重、對抗朝廷，唐朝最終也是亡於藩鎮割據勢力的朱溫。

唐朝之後的“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動盪、大分裂時期。政權的更替也都是朝中大將兵權過重起兵奪位，造成了王朝的“短命”。

公元960年，後周大將趙匡胤藉口出兵禦敵，在陳橋驛策動兵變。身為開國皇帝的宋太祖趙匡胤深知大將擁兵的威脅，而採取“重文輕武”的國策。

宋太祖以史為鑑，大唐盛世到唐玄宗時達到了巔峰，同時由於實行募兵制，地方節度使在此期間權力過大，導致了安史之亂，唐朝由盛轉衰，從此埋下了藩鎮之禍，唐末土地斂並，藩鎮各自為政，中央失去權威，最終大唐被黃巢擊垮，朱溫篡位，步入割據，亂世爭雄。

宋太祖透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了大宋王朝，他回望歷史，總結唐朝滅亡的原因，意識到軍權對國家長治久安的影響，對王朝興亡的重要性，經過反思大唐弊政，吸取了教訓，於是杯酒釋兵權，對軍政機構大改革，加強了中央權力，形成了外弱內強的格局，以開創文運安邦，普天同樂的太平之世，宋太祖制定的國策，雖然御外無力，但奠定了宋朝繁榮的基業。

宋朝的重文輕武，是有原因的。

讀史書，現在我們一般把唐朝和宋連朝在一起去讀。因為，宋朝的制度在很多方面來說，是透過對唐朝的思考而來的，是唐朝的延續。

其它的不說了，只說軍事吧！唐朝和宋朝對軍事的態度是截然相反的。唐朝過於剛烈，甚至有些窮兵黷武了。宋朝則是過於軟弱，軟弱到讓我們為之憤怒的程度。

唐朝時，朝堂與民間都尚武，喜歡開拓疆域。也確實開拓出大片的領土。我們後人讀到唐史，便常常為唐人的勇猛而感到揚眉吐氣。可是，同時唐人為戰爭付出了很大的成本。

開啟地圖，不難發現，唐朝的塞外多是人煙稀少的荒蕪之地。發動對外族的戰爭，長途出征需要大批的錢糧支撐，更需要大批的人付出生命的代價。並且塞外疆域打下來之後，還需要投入錢糧和軍隊去駐守。錢糧，徭役，兵役象一座大山壓在人們的頭上。當時，已經有人反思對外戰爭的必要性了。杜甫的《兵車行》，形象的反映了戰爭之苦。

唐玄宗的宰相姚崇就明白的提意見，停止擴邊戰爭。

唐末至宋朝建立，中國大地上更是戰亂不止，人們對頻繁的戰爭厭倦了。

到宋期建立後，人們開始反思唐朝的對外戰爭。發現唐朝對外戰爭中，人們並沒有得到什麼。中原出錢糧，出人打贏之後，除了得到周邊的少數民族形式上的臣服，並沒有得到實質利益。

與其把人力物力用來對外打仗，不如用來搞經濟。把中原人自己的日子過好就行，外族與自己沒有什麼關係。

因此，人們便務實的有了抑制對外戰爭的共識。只是宋朝的這種務實，有些矯枉過正了。

抑制對外戰爭的慾望，沒有大問題。可是，再進而重文輕武，自廢武功就過了。畢竟，即使搞經濟建設也需要和平的環境。而和平的外部環境，又是用武力打出來的，用其它手段是做不到的。

宋朝的重文輕武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宋朝始終強敵環伺，連中原的傳統領土燕雲十六州等地都不能收回。

終宋朝一朝，以宋時人力物力之豐富，竟然沒有用武力消滅掉一個強敵。反而總是被打得，賠錢賠土地。

唐朝中期開始，武將擁兵自重，威脅中央政權，有的甚至起兵造反。“安史之亂”就是典型代表。

安史之亂導致唐朝衰落。 安史之亂後，很多參與平叛的武將都被封節度使。他們擁有重兵，紛紛盤踞一方，形成藩鎮割據。唐朝陷入長期戰亂，中央無力控制政局。

907年，唐朝節度使朱溫廢唐哀帝，自立為皇，改國號梁，定都開封。唐朝被武將滅亡了。

唐朝滅亡後五代十國，實質是唐朝藩鎮割據的繼續，在50多年的時間裡，割據的政權皇位頻繁被篡，能夠登上皇位的都是手握重兵的藩鎮將帥。

趙匡胤是後周禁軍將領，一個十足的武將。960年，策劃、發動陳橋驛兵變，奪取皇位。

趙匡胤頭腦靈活，善於總結、經常反思。他從唐朝滅亡、五代十國更迭頻繁的歷史中，特別是從自己當上皇帝的過程中，汲取教訓：要想統治穩定，必須重文輕武。

北宋“重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提高文人的地位；改革發展科舉制度。

在宋朝，文人地位大大提高，不僅中央和地方要職由文臣擔任，而且文臣統兵、主持軍務，地位也高過武將。宋太祖曾刻碑立誓：“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文人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

宋朝大幅度增加科舉取士的名額，提高進士的地位，為讀書人提供了更廣闊的出仕途徑，從而在全國營造了濃厚的讀書風氣。

宋朝有幾句名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文官動動嘴，武官跑斷腿。這些內容都是宋朝“重文”的鐵證。

宋朝的“輕武”有兩個特點：一是“輕將重兵”；二是“內重外輕”。

趙匡胤建立北宋之後，很快實行“輕武”。961年，罷免了慕容延昭的官，慕容延昭是殿前督點檢。從此以後，這一官職不再設立。

不久，趙匡胤又用“杯酒釋兵權”的策略，解除了石守信等大將的兵權。

宋太祖解除禁軍將領的兵權；禁軍分內外駐屯，將領經常調換；統兵權與調兵權分離，在中央設樞密院掌握軍隊的調動權。形成“將不識兵”、“兵不識將”的狀況。

宋朝重文輕武的政策，有利也有弊。

宋朝重文輕武政策，使得宋朝經濟繁榮，文化興盛。

宋太祖重文輕武，加強了皇權，牢牢地掌控著軍隊，但是，造成了官僚機構臃腫。

宋朝重文輕武政策，束縛了武將的才能，導致宋朝軍事上受到很大削弱。

我是：岳飛的飛。

在中國五千年浩蕩歷史中，宋朝其實是一個十分特殊的存在：它的文學風氣蓬勃發展，將“詩餘”也就是詞發展到了巔峰，同時市場上也開始出現了紙幣，百姓的日常娛樂生活繼承了唐朝開放之風，達到了空前的活躍狀態。而在朝堂之上，在宋之前的朝代是皇帝不好做，在宋之後的朝代是臣子不好做，因此宋朝可以說是君臣博弈之間的轉折點。這個朝代是隋唐宋元明清中唯一一個較為分裂的朝代，北邊時常受到西夏、金國、遼國的侵擾，西邊毗鄰吐蕃，南面還有大理國等潛在導火索。

與此同時，宋朝的羸弱也讓許多生在這個時代的文臣武將感到奇恥大辱——“靖康恥，尤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這些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宋朝的風氣就是重文輕武，那麼宋朝的重文輕武，其根源是什麼呢？又有何利弊呢?

要說一個朝代的風氣來源最重要的要追溯到開國的兩三個皇帝身上，畢竟他們奠定了整個朝代的基調。眾所周知，晚唐末年基本上是藩鎮割據的局面，也就直接導致了後來的五代十國這一亂象的產生。要說這五代十國最大的特點，那就是烏合之眾的鬧劇。對比中國歷史上比較大的亂世：春秋戰國、三國、南北朝，無一不是出了不少名將名臣，而五代十國很難看到成器的將領或者謀士。這個時期典型就一個字：亂！並且國與國之間會互相傾軋、背叛、十分的自私自利。

後周顯德六年（959），周世宗柴榮崩，七歲的周恭帝柴宗訓登基。一朝皇帝一朝臣，尤其新帝登基也得培養自己的班底，於是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與禁軍高階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人在皇帝的任命下逐漸掌握了國家的軍權。

北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初一，傳聞契丹聯合北漢南下，將要對周不利，宰相範質也來不及分辨訊息的真偽，急遣趙匡胤統率諸軍北上禦敵。在周軍行至陳橋驛，趙匡胤和趙普等密謀策劃，發動了歷史上著名的陳橋驛兵變，眾將以黃袍加在趙匡胤身上，擁立他為皇帝。隨後，趙匡胤率軍回師開封，脅迫周恭帝禪位。趙匡胤即位後，改國號為“宋”，仍定都開封。

從宋太祖登基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出來，他登基是名不正言不順的，說難聽點就是“篡位”。等到趙匡胤登基後他就會考慮了，他都能黃袍加身脅迫柴家退位，那自己千秋之後會不會有人來效仿自己的做法奪取他趙家的江山呢。於是後面就上演了著名的杯酒釋兵權，趙匡胤從兵制出發，徹底改革，變得將不識兵，兵不識將。這便是重文輕武的根源之一。

那麼這件事的好處僅僅是鞏固他趙氏的政權，防止別人篡位嗎？當然不止，還有更重要的是透過重文輕武的思想，他徹底將五代十國時期的文化斷層和朝野上下的風氣徹底肅清了一次，也再次過濾了一遍。

當然弊端肯定是很明顯的，在國防力量上，弱後了就註定會捱打，何況宋朝還那麼富裕，典型的手無縛雞之力的紈絝子弟，周圍的窮國不來打你打誰呢？

宋朝的重文輕武其實是有歷史的必然性的，放在任何一個人站在趙匡胤的位置都不可能找到能夠兩全的辦法。我們應當感謝“重文輕武”，不然我們不能見識到商品經濟萌芽的宋朝，不能見到文化、思想異常活躍的宋朝。

唐末天下大亂，藩鎮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嚷嚷鬧鬧造就了無數慘劇。有鑑於此，唐五代之後的宋代，對於糾正自唐以來的地方權力過大，很有自己的思考，彼時的大宋雖然草創不久，但其核心領導班子卻並不是嶄新的，這很好理解，畢竟大宋它自己本身其實也應該屬於前代中央集權失敗的產物。

趙官家給自己的王朝開出來了一個原則性的處方：強幹弱枝。應該說這個原則性質的處方藥是很靠譜的，彼時的大宋天下，確實需要這麼一個原則性的處方，那麼既然有了處方，相應的具體措施就也要逐步跟進了。趙官家表示慢工出細活，所以一共分了三大步來走。

抽調地方上的精兵強將充實中央

這第一招就是最根本的一削軍事，五代以來的哪一次下克上的悲劇不是因為外地武將失控，而中央留守部隊有限？那麼就要有針對性的把地方上的精兵強將都收攏到中央養起來，這不就能解決了嘛！應該說這個想法是很完美的，但是卻非常的吃操作，具體操作一個不好那就是提前崩盤的結果。

然而，站在今天我們熟悉的歷史上帝角度來看，趙官家的運氣屬實不錯，一波杯酒釋兵權，毫髮無損的拿回來各地強藩的精兵強將，可是實際上，真的會如此順利嗎？須知道，自唐至五代時期想這麼做且真的這麼做的君主，沒有五個也有三個了，可結果都是些什麼下場？除了身死國滅外，好像就不存在什麼美好結局。

他趙官家何才何德，竟然如此順利的拿回了高度敏感的這麼一個兵權，真的是一杯酒的威力嘛？其實啊，一杯酒的威力遠遠沒有這麼大——以往那些自唐至五代的君王之所以索要地方上精兵強將的時候，會反過來被地方上的藩鎮教做人，主要原因說到底就是：打鐵自身卻很軟。

遙想當年盛唐安史之亂爆發之時，安祿山一人身兼三鎮節度使，也就意味著掌握著三鎮的民政、財政和兵權。在爆發之後，盛唐的中央政府說穿了，就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兵力來應付，只能飲鳩止渴，“使用魔法來打敗魔法”——用節度使來打藩鎮。

這其實就開了一個很壞的頭，什麼壞頭呢？大家仔細想想，明明盛唐朝廷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兵力和財政可以對抗藩鎮，那麼，大量製造更多的藩鎮，豈不會進一步讓中央朝廷進入虛弱狀態？同理五代也是這樣，中央朝廷自身力量往往太過於薄弱，而為了壓制某個藩鎮，不得不“用魔法打敗魔法”，在自己的大力培育下，人為的增強其他的藩鎮勢力，藩鎮被養肥了，必然反過來威脅中央，乃至取代中央，活生生就是“養蠱”。

但是到了大宋建國的時候，長達五十年的五代“養蠱”舊例就開始發生一些很特別的變化現象了——由於每一代入主中央的五代強軍藩鎮，都是同時代的最強者（五代禁兵，本藩鎮軍隊所蛻變），就慢慢造成了中央禁軍系統軍力的膨脹，這種優勢是逐步累加的，五十年足夠漸漸地就建立起一個遠超周邊其他藩鎮的禁軍力量了。

所以極度具有諷刺的是，這時候的外地藩鎮軍力倒無足輕重了——最好的例子就是黃袍加身的趙匡胤以及他的開國將領都是當時中央禁軍的統帥。

普曰肢體之患，即禁兵；曰肢體之患，即藩鎮；太祖或曰...一為腹心之患,即禁軍;一為肢體之患,即藩鎮。

歷史的弔詭就在此盡顯無疑：當外地藩鎮強橫割據、動輒入主中央多年後，反而慢慢加強了曾經虛弱無比的中央軍事力量，中央禁軍積累了極大的軍事優勢後，就為之後的所謂“杯酒釋兵權”抽調地方上精兵強將充實中央做了足夠的鋪墊——其實質就是中央軍事力量全面壓制了外地藩鎮力量，外地藩鎮沒有發言權。

派遣文官擔任地方長官

如果說抽調地方上的精兵強將充實中央的整個流程和基礎看上去有點弔詭，那麼派遣文官朝臣擔任地方長官就顯得極度的別出心裁。這可是一狠招：文官也好，朝臣也罷，都建立在科舉制的基礎之上；而從前唐朝還在的時候，地方長官有的是像安祿山這種人，那個時候叫做“拔將軍與卒伍”，這是典型的出將入相思路。

據後來許多專家學者研究，安祿山本該做到中書令這個相位的，這在宋朝簡直不敢想象。因為宋朝官場上的話語權早就被一大堆讀書人給壟斷了，這裡可以給大家舉個很毀三觀的例子，很早之前網路上就流傳著“北宋無將，南宋無相”的說法，實際上這句話很不準確，至少前半句很不靠譜，畢竟北宋名將狄青一生戰功無數，被冊封為樞密使長官。

這個狄青卻並沒有就此走上人生巔峰，反而因此開始抑鬱了，因為滿朝公卿，遍地官僚就沒有人不彈劾他的，甚至包括歐陽修這種聲名鵲起的當世名臣，也給他按上了諸如“他家狗長角了”、“下雨天他家冒煙了”、“他狄青有一天穿了一件黃色衣服”之類的罪名，狄青別提多鬱悶了——最鬱悶的是，明明大家，包括皇帝都知道這都是胡扯的，但最後還真就把他遠遠的貶走了...

“初，青既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食臥起，皆宜防竊發...帝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可為深遠矣。”——《宋史·狄青傳》

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因為派遣文官朝臣擔任地方長官這一毒招，趙宋官家早就說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因為趙宋官家早就想明白了，士大夫的胃口其實也就那樣，無非是要點名利，好對付的很，而且本身就是從科舉系統上來的官僚，天生就自帶忠君buff，幹不出從前武將們在地方上幹出的事情的。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宋仁宗；東華門外唱名者方為好漢。——宰相韓琦

地方的賦稅大部分收歸中央，只留一小部分用作地方上的行政開支

趙宋官家做事從來都講究一個仔細和體面，在派遣文官和朝臣擔任地方長官的同時，還把目光移到了地方上的物質層面的不安定因素——“錢”。在趙宋官家看來，錢這東西是個好東西，保不齊哪天地方上有人依靠地方賦稅重新招兵買馬呢？

趙宋官家想到了這一點，於是馬上就坐立不安了，這可不是什麼小事情啊！錢財這東西從來就是一等一的大事情，更何況，別忘了，趙宋官家還要把地方上的精兵強將們喊到中央來養呢，這可不就是一大筆開支嘛，以及積極派遣文官之後許諾與士大夫共天下的物質獎勵總不能光說不練吧！

羊毛出在羊身上，這個錢財的算盤最後能且只能打到了地方身上，最後還是攤派給了地方上的若干百姓，百姓承擔繁重的賦稅，但是當地百姓卻很少能夠享受到繁重賦稅帶給他們地方上的進步和發展，因為趙宋官家特設轉運使，要把大部分的賦稅收回中央，不管是什麼地方，是否合理，總之一句話：只留一小部分用作地方的行政開支。

講道理，在賦稅方面，趙宋官家的這種行為最直接的影響到了許多百姓的生計，因此大宋農民起義的頻率是歷代最高的。

總結評價

三大措施都是趙宋官家對中央集權的極度加強，對地方權力的極度削弱，嚴格說起來實際上確實有點“過猶不及”，儘管看上去確實有效鞏固了大宋官家的江山，確保內部達到了所謂的“完美”，但正如南宋理學家朱熹所說：

“本朝鑑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虜騎所過，莫不潰散。”

以筆者看來，這種以犧牲地方全部自主能力的高度僵化的加強中央集權的舉措，雖然能暫時的穩固江山，提高中央集權，加強權威，但實際上，長久來看，尤其是從靖康之役，虜騎所過，莫不潰散的情況來看，對於趙宋官家以及若干無辜大宋百姓，這都是絕對得不償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