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起義軍包圍北京城，崇禎無法突圍，選擇上吊自盡。對明朝而言，這是一場毀滅性的動亂。而這場動亂的序幕，要追述到19年前。天啟五年，陝西爆發災荒，饑民四處流竄。兩年後，陝西澄城王二起義。

在最初階段，農民軍聲勢並不強大。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沒有經過正式戰鬥訓練，更想解決溫飽問題，而非金鑾殿當皇帝。這是起義軍非常弱小的階段。可是明朝卻沒能及時掐掉這個不好的苗頭，而是讓它肆意瘋長。

這跟明朝當時面臨的情況有很大關係。明朝中後期開始，一直有嚴重的財政危機。官紳皆不納稅，朝廷又要供養遍佈各地的宗室藩王，皇室也揮霍無度。

萬曆年間，倉場侍郎趙世卿就曾上書皇帝：“太倉已入不當出。”可歷任皇帝都頻繁把手伸向國庫。為斂私財，皇帝加徵賦稅，派宦官到全國各處，民怨隨起。

即便朝中有官員勸諫，只能口頭上遏制，無法真正控制皇帝的私慾。皇權至高無上，民間雖有怨言，百姓卻無法對這些高高在上的當權者表示自己的憤怒。

朝政腐敗，官場只求謀取私利。百姓疾苦，無人能為他們痛呼。邊境頻頻用兵，國庫不足，朝廷便加重賦稅，掠奪百姓。

當時明朝國庫收入可達三百萬兩白銀。張居正去世後，國庫積蓄很快被消耗殆盡。財政危機，為後來明朝的形勢變化，埋下諸多隱患。

明朝中後期時，百姓造反的事情並不罕見，正統、嘉靖開始，明朝多次發生小規模農民起義。這些起義最終都被平定。也正是這個原因，一定程度造成明朝對這場起義在初期時的忽視。

而作為這場起義的源頭，陝西情況又有不同。陝西是明朝西北軍事重鎮，當地駐紮有大量軍隊。明朝制度中，軍隊以屯田作為補充軍糧物資的辦法。

當時陝西一帶的肥沃土地，都被軍隊佔領，剩下那些貧瘠荒涼的土地，才歸百姓所有。朝廷對陝西的賦稅攤派又極重。有田賦、人丁稅、草料稅、鹽稅、茶稅、畜稅、牙稅、當稅等雜項稅銀。官員又趁機勒索。百姓生活異常困難。

當時的官場，不僅腐敗，且能力低下，辦事效率極低。衙門事務，大多由胥吏掌握。官員名在高位，手無大權，形同傀儡。陝西官場的腐敗無能，不僅讓百姓生活艱難，也讓朝廷沒有對形勢做出準確判斷。

明朝末年的軍隊，也是危機重重。明朝開國時，以屯田滿足軍用。這些土地本就肥沃，窺覬者頗多。宦官成為較早侵蝕軍營屯田的人。軍營屯田數量不斷下降。

明英宗時，戰事增加，屯田無法耕種，朝廷撥款，為士兵發放軍餉。隨著明朝財政緊缺，士兵軍餉經常被拖欠，各級官員又暗中剋扣，底層官員可以得到的軍餉更少。

隨著災荒頻起，米貴錢賤，軍士生活一樣艱難，逃兵日益嚴重。軍營士兵數量大幅度降低。嘉靖時期，京軍仍有二十多萬人，天啟年間，京軍不足九萬。

萬曆時期，很多士兵又被調去修建工程，不大從事訓練。崇禎時期，京軍的軍事操練已經停止。軍隊戰鬥力衰落極快。

陝西旱情本就嚴重，災荒一起，百姓更是沒有活路。農民起義便醞釀而成。很多士兵也加入起義軍中。這些人跟農民軍不同，他們受過軍事訓練，有較為豐富的作戰經驗。

他們的加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明朝守軍的戰鬥力。再加上陝西當地又多高山，起義軍跟官府交戰，稍有不利，就躲入山中，無法剿滅。

從天啟到崇禎時期，朝廷內部爭鬥嚴重，黨同伐異，內外大事，很多都被耽誤了。況且當時明朝又要面對北方關外的軍隊，根本無暇顧及陝西當地的農民起義。

直到崇禎二年，崇禎皇帝才派遣楊鶴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負責處理此事。楊鶴認為農民造反，都是因為朝廷沒有處理好饑荒民生問題，應當安撫百姓。

所以楊鶴帶著崇禎從私人庫房裡撥出的十萬帑金，以及藩王資助5萬兩白銀和兩萬石糧食，適應招撫政策。這筆銀子跟陝西災情相比，確實不夠。屋漏偏逢連夜雨。

崇禎三年、四年，陝西都有嚴重旱災。四年冬季，陝北又出現雪災，人畜死傷大半。崇禎五年，饑荒爆發，西北又爆發蝗災，向關中、長江、淮河等地蔓延。

楊鶴主張招撫的政策無法推行，而朝廷內部，其實一直有主張以軍事圍剿的官員。楊鶴被逮捕入獄。但因崇禎遇事急躁，急於求成，朝廷政策一直在剿、撫之間搖擺不定。內外積弊，農民起義軍終成燎原之勢。

大明內憂外患，崇禎朝廷內外都不能全力支援。

在闖王高迎翔起義後，一路橫掃西北，而且勢力迅速壯大。明朝派孫傳庭率領秦軍前去鎮壓，孫傳庭殺死了高迎翔，但是高迎翔部將李自成繼承了大部分闖王的勢力，繼續對抗孫傳庭。而崇禎和朝廷都是拼命的催促孫傳庭出關攻打李自成，但是不提供武器兵馬糧草，導致孫傳庭部被全殲。

在遼東，由於薩爾滸之戰帶來的影響。大明對於清朝無力發動進攻，只能勉強維持防禦。朝廷對於遼東的重視度高於國內的叛亂，但是朝廷也是缺錢少糧，主要是東林黨人都是鐵公雞，一毛不拔（南方大部分的商業經濟都是東林黨人在掌控），崇禎也是沒啥辦法，只能看著大明亡在了自己手裡。

大明之所以亡國，就是因為沒錢，所以無法剿滅國內的叛亂。

明朝末期，皇帝和大臣離心離德，各懷心腹事，不能形成合力，所以根本無法剿滅農民軍。

崇禎九年，孫傳庭主動請纓，擔任陝西巡撫，負責剿滅起義軍。孫傳庭到陝西后自建秦軍，首戰闖王高迎祥。高迎祥本來打算從漢中進攻西安，孫傳庭防守很嚴，他過不來。三國時，魏延給諸葛亮出子午谷奇謀，諸葛亮沒采納，高迎祥想試試魏延的奇謀好不好使，於是他轉從子午谷進攻西安。孫傳庭在子午谷黑水峪設下埋伏，以逸待勞，擊敗高迎祥部隊，俘虜高迎祥。這一戰展示了孫傳庭極強的軍事指揮才能。

崇禎十年到十一年，孫傳庭和其他官軍部隊協作，剿滅了商洛山小股農民軍，把最後剩下的李自成引到潼關南原。洪承疇命孫傳庭派重兵設三層埋伏。潼關南原地勢險要，是打伏擊戰的絕佳地點，再有孫傳庭指揮，李自成進入伏擊圈基本是插翅難逃。結果是李自成的部隊雖然全軍覆滅，但是李自成帶十八騎逃到了商洛山。

李自成本來不可能逃走，結果卻逃走了，為什麼？在伏擊圈西南角官軍有意留下缺口，讓李自成逃跑。李自成曾多次投降官軍，形勢不緊，他又繼續和官軍對抗，官軍可以把他抓起來殺掉以絕後患，但他們不那麼幹，因為官匪之間形成了默契。匪在朝廷就得撥款剿匪，他們就有利益，匪被徹底解決，他們就什麼也沒了。“剿而不滅”這才是剿匪官員都目標。

孫傳庭比較正直，而且他剿匪時間不長，不明白其中的潛規則。當時洪承疇是總指揮，孫傳庭在他的巧妙指揮之下放走了李自成。這種剿匪方法能徹底剿滅起義軍嗎？

大明起於東南，終於西北。

據說這曾是針對大明的一句讖語，但明末的崇禎大概不這麼想，他認為東北的後金才是心腹大患。

明朝此前也有農民起義，而且都是迅速平定，所以崇禎最初也沒把西北的農民軍放在眼裡，最初派過去的也是主張安撫的楊鶴。

崇禎在明朝末年遇到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沒錢，也就是沒有銀子，明朝的貨幣是白銀，但許多人將銀子存在了家裡，比如熔掉變成工藝品，如此以來國家能夠流通的銀子越來越少，崇禎在大災之年想賑災，但是沒有銀子，朝臣都摳兒，崇禎自己也摳門，大家都藏著銀子，於是地方便沒錢賑災，沒錢賑災，接下來就是造反。

農民軍戰鬥力很強嗎？肯定不是的，自古以來中國勤勞的人民群眾只要有口飯吃是不會造反的，即使造反武器又怎麼能跟政府軍相比？

但是農民軍確實越剿越多，為什麼？

因為大明不止沒銀子賑災，還沒銀子發軍餉，於是越來越多的大明官軍開始跟著農民軍一起造反，造反的聲勢便這樣越來越大。

崇禎不是沒有能力，他志向遠大又勤於政事，但卻又是一個搖擺不定、多疑寡恩的人，史載：

對於農民軍，他始終在剿撫之間搖擺，而農民軍也充分發揮了能戰就戰，不能戰就降的策略。

起兵~與官軍打仗~戰敗~投降~走出包圍圈~重新造反，幾乎是所有農民軍造反的逃路，就在這樣戰與降，剿與撫之間，農民軍的勢力越來越大，越來越不是朝廷能夠掌控。

大明末年其實不缺名將，洪承疇、曹文詔、左良玉、盧象升、孫傳庭等等，崇禎能用好一個都能剿滅起義軍，但崇禎多疑，他就像換內閣成員一樣換著剿農民軍的將領，是崇禎給了農民軍成長的時間，也終於使李自成和張獻忠成長壯大成無法熄滅的熊熊烈火。

當崇禎想全力剿滅農民軍之時，已經晚了。

大明末年確實存在三大問題：其一明末以東林黨為首的文官集團，其二為崛起的後金，其三為農民起義軍。

崇禎確實也不是昏君，大明敗亡的原因也不是他導致的，但其能力也確實不足以解決這三個之中的任何一個問題，一個王朝的末年有如此多的名將並不多見，但被崇禎玩成這樣的結局也是罕見。

明朝末年爆發的農民起義，說到底是因為大量的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不得不起來反抗。當時大明朝的社會財富和資源，都被少部分既得利益者給佔據，他們每天過著腐爛奢華的生活。與此同時，廣大底層百姓已經窮困到連飯都得吃，很多人已經掙扎在垂死的邊緣上。

在這種背景下，西北地區又出現大面積的自然災害，直接讓廣大底層百姓徹底沒了活路。所以他們只能起來造反，用武力搶奪有錢人家裡的財富和糧食，從而保證自己能夠活下去。雖然造反對他們來說可謂是九死一生的事情，但問題是，如果不起來反抗，那就是十死無生。

於是，明帝國的西北地區開始出現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也就是所謂的流寇。至於如何解決流寇危機，無外乎兩種方法，一種是剿，一種是撫。對於剛剛興起的流寇，最好的辦法，自然就是撫。

因為，這些剛興起的流寇不過是因為活不下去才起來造反，如果大家都有飯吃，相信大部分百姓是不會選擇造反。

在當時的情況下，所謂撫也無外乎兩種辦法：

一種是政府擴大徵兵規模，將那些流寇都招安到政府的軍隊中，讓他們為朝廷效力，由朝廷給他們發放軍餉和糧食，讓他們能夠活下去。在這種背景下，大部分底層百姓，顯然是不會再跟著造反。

第二種方法，則是做好賑災工作，由國家拿錢出來給百姓發放糧食，或者由國家出面籌集各種社會力量共同出錢出力救濟災民。這樣一來，只要廣大底層百姓有吃的，能夠活下去，他們就缺乏加入流寇的動機，而流寇危機就不會愈演愈烈。

但問題是，不管是政府招安流寇，還是政府賑災，都需要一大筆銀子，這個銀子誰出呢？當時明朝政府最缺的就是錢，崇禎皇帝天天為錢發愁，他甚至連自己原本軍隊的軍餉都已經發不出，又如何籌集一大筆錢來發放給百姓？

甚至而言，即便崇禎能夠籌出錢來，恐怕還沒發放到災民手中，就被各級官員一層一層盤剝乾淨。至於說讓那些當官的和有錢的主動把錢拿出來救濟災民，那恐怕就是難於上青天。

對此，我們只需要看下在明帝國快要滅亡時，崇禎皇帝幾乎都要跪在地上求那些官員們捐點錢出來，結果他自己的岳父，和大明帝國有著最直接利益關係的人，卻只捐了區區幾百兩。

當時，在流寇危機剛興起時，崇禎本打算從有錢人手裡搜刮點錢以應付國難危機。但問題是，馬上就有一個人提醒崇禎，總而言之，現在鬧事的，都是一些不滿社會的窮屌絲；有錢有勢的人，還都表示支援大明政府。如果中央政府現在這樣玩，是不是想把有錢人也逼反啊？

崇禎一聽這話，自然不敢再想著從有錢人手裡搜刮錢財，而明帝國政府的國庫又已經空空如也，既無力去給百姓賑災，也沒辦法讓他們吃上皇糧，但問題是，流寇危機又不能不解決。在這種背景下，崇禎皇帝只能選擇清剿這個辦法。

雖然，清剿也要花很多錢，畢竟大規模調動軍隊必然需要大筆軍費，但與招撫相比，顯然要省錢太多。更重要的是，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這些朝廷供養的軍隊平時什麼事也不幹，卻白白拿著軍餉，那還不如放他們出去平叛，好歹替政府幹點事情。

而且樂觀點想象，一旦戰爭打響，不管是百姓，還是士兵，都要死一大批人，這樣人口大量減少後，不僅社會危機也會減少一些，朝廷供養軍隊的負擔也會減輕許多。但可惜的是，隨著清剿的正式展開，崇禎才發現自己太高估明軍的戰鬥力，也太低估了社會危機的嚴重性。

隨後，這場剿滅流寇的運動演變成持久戰，而明軍雖然不斷把流寇打得抱頭鼠竄，但因為籌集軍餉而對老百姓加加的賦稅，也是越來越嚴重，所導致的結果就是活不下去的底層百姓越來越多，於是越來越多的百姓起來造反，最終流寇危機從西北蔓延到全國，演變成動搖明帝國根基的內部大患。

前言：明朝末年，各地義軍四起，關外後金鐵騎虎視眈眈，國庫空虛，官員腐敗不堪。崇禎皇帝自登基以來，矜矜業業，日夜操勞，努力的想把大明王朝這副爛攤子收拾好，可惜事有願違，不論他怎麼努力，也已經無力迴天，攘外必先安內的道理崇禎不是不懂，可是為什麼沒有能夠成功的把起義軍扼殺在搖籃裡，反而讓農民起義四處做大呢？

一，為什麼各地的義軍會越聚越多，越剿越多，在崇禎眼裡，這些義軍不過就是些拿著鋤頭下農地的莊稼人。

1.什麼原因造成各地義軍四起，而且人數越聚越多？明朝末年，由於朝廷上下貪腐嚴重，國庫空虛，各地天災人禍不斷，幾次大的旱災，大規模的鼠疫，搞的受災百姓，流民越來越多。按照以往慣例，災情報到崇禎皇帝跟前，就得想辦法賑災，籌集糧款，這對於本來已經國庫空虛，捉襟見肘的戶部來說就是個老大難問題，銀子哪裡湊？無非兩種，一縮減朝廷各項用度，二，在江南等富庶地區增加稅收。好不容易湊到的賑災糧款運往災區時，經過貪腐官員層層盤剝，真正到達災區的賑災糧款，只剩下十之二三。百姓們受著災，又吃不到飽飯，沒有活路，又有好事的人從中挑撥，才聚眾起義！這是個惡迴圈，對於百姓而言，只是沒活路要吃飯，吃不了飽飯只能造反，對於朝廷而言，缺銀子沒錢，四處加稅搜刮，到最後災民百姓越聚越多，成了氣候。

2.農民起義軍戰鬥力真那麼強嗎？為什麼會越剿越多？

普通百姓，沒飯吃，沒有活路，受人挑唆起義造反，大多數是莊稼人，平時手拿鋤頭，哪來的戰鬥力，怎麼能和大明正規政府軍對抗。況且崇禎時期，大明軍厲害的將領也是不少，洪承疇、曹文詔、左良玉、盧象升、孫傳庭等等，隨便派一個去剿滅農民軍也不難啊！但事實上，很難，崇禎皇帝自己都非常猶豫，你說剿滅吧，要軍費要軍隊，等到打過去吧，起義軍就跑了，好不容易圍住了吧，都是普通百姓又不能全部殺光，只能再招撫詔安，完了收兵後，這幫農民再造反，起兵造反-官軍包圍圍剿-起義軍戰敗投降-接受官軍詔安-走出包圍圈-農民起義軍重新造反。週而復始，就在這樣戰與降，剿與撫之間，農民軍的勢力越來越大，缺兵少銀的大明王朝越來越無法掌控各處農民起義，只能看著他們越來越強大！

二，在各地起義之初，崇禎皇帝也是絞盡腦汁想過辦法的，雖然他一直在“該剿”還是“該撫”兩策上舉棋不定，但事實上兩策他都使用過，只是效果很差，起義軍發展猶如雨後春筍月漲越快：

1.關於“撫”在這裡我們舉一個戰例，在陝西，由於天災人禍，聚眾起義的農民勢力有十多股，三十萬人。此時的北京剛經歷過“北京保衛戰”的洗禮，崇禎心想，再強行用兵可能不是上策，而且針對剿匪，朝中多數人主張安撫詔安，因此崇禎派出御史楊鶴被任命為陝西三邊總督，負責詔安，並且撥付詔安費十五萬兩白銀，事實上，初期，楊鶴的詔安還算成功，過去之後，砍殺了一些當地貪官汙吏以博取民心，對於起義農民軍，才取“求人詔安的政策”也就是說，只要起義軍有要求，要錢要糧要官都可以答應，只要接受詔安，甚至允諾農民軍可以保留軍隊武裝，留在原地駐紮。有錢有糧，這一招果然實用，一下子十多萬起義軍接受詔安，十五萬輛詔安銀兩也是如數發了下去，可是十五萬兩，發到十數萬義軍手上能有多少，時間一長，這幫義軍沒銀兩了，沒飯吃了，紛紛撕毀詔安條約重新造反。（這裡可以看到，此時的農民起義，規模已經龐大，靠著詔安根本不是上策，你給錢給官給糧，我就接受詔安，一旦朝廷沒錢，立馬翻臉，養著這些義軍，朝廷也根本負擔不起）。

2.關於“剿”在這裡我們也舉一個戰例：好吧，招撫失敗！崇禎大怒，花了錢打了水漂，只能把罪責推到了御史楊鶴身上，楊鶴成了背鍋俠發配充軍。既然招撫失敗，只能剿滅！下定決心的崇禎啟用大將洪承疇為兵部尚書兼五省總督，主管剿匪事務，這個可是個厲害角色，在其上任後馬上聯合明軍將領盧象升等一起對付農民軍，並統率河南諸將，在統一排程指揮之下，大明政府軍果然取得了不俗的戰果，左良玉、陳永福等斬殺農民軍首領“興世王”於郟縣，“闖世王”於白沙，“整齊王”於宜陽，“掃地王”於郟豫，一系列的戰果有力地削弱了農民軍的勢力，讓其氣勢有所收斂。（按理說，此次剿匪，大大的打擊了農民起義軍，而且也可以證明只要用兵合理，排程得當，鎮壓剿滅農民軍也是可能的）。

三，按理說，剿撫兩策中剿匪一策已經初見成效，只要繼續按照此策，排程得當，剿滅農民軍還是有可能的，可是為什麼最終剿策還是失敗呢？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崇禎不是沒有能力的皇帝，他志向遠大又勤於政事，但卻又是一個搖擺不定、多疑寡恩的人，史載：“ 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洪承疇剿滅農民起義效果不錯，可是需要大量的白銀以及各地官軍的協同作戰，對於崇禎皇帝而言，心中的擔心疑慮越來越重，他擔心，手握重兵的洪承疇是不是會背叛他，給他的許可權是不是太大，一個能呼叫幾省官兵的大將對皇帝而言始終是個威脅，因此崇禎在剿滅起義稍有成果的情況下，解除了他的兵權，同時派出太監到各主剿官軍營中擔任監軍，這樣一來極大的削弱大明官軍剿匪的積極性，也給了農民起義軍有了喘息的空間，再到後來再剿，為時已晚。

總結語：崇禎不是沒有能力的皇帝，他志向遠大又勤於政事，但卻又是一個搖擺不定、多疑寡恩的人，就是他的搖擺不定，在主“剿”和主“撫”之間優柔寡斷，再加上陷入了農民起兵造反-官軍包圍圍剿-起義軍戰敗投降-接受官軍詔安-走出包圍圈-農民起義軍重新造反的怪圈。週而復始，就在這樣戰與降，剿與撫之間，農民軍的勢力越來越大，缺兵少銀的大明王朝越來越無法掌控各處農民起義，只能看著他們越來越強大，最後成為心腹大患！

在分析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看明末晚期有多少股農民起義軍，根據這幾股農民軍為什麼起義的理由，我們就能知道為什麼無法消滅他們了：

這時還是木匠皇帝明熹宗在位，在他統治的七年裡發生了哪些事情呢？

●政治上魏忠賢把持朝政，製造了"乙丑和丙寅詔獄"，閹黨和東林黨的矛盾激化。

●民間爆發了以徐鴻儒為首的白蓮教起義，正是拉開了農民起義的序幕。

●軍事上面臨來自後金努爾哈赤的威脅。

●經濟上陷入停滯，旱災、蝗災、水災等惡劣氣候出現。

明熹宗在位期間不理朝政，寵幸魏忠賢，使得大權旁落，官僚集團肆意妄為導致政治陷入黑暗，對下層人民的剝削激發了社會矛盾，對東林黨的迫害惡化了政治環境。

再加上氣候異常，農業無收，軍事上雖然尚能夠勉力支援，但是經濟和政治已經陷入惡化。

崇禎皇帝繼位後肅清了以魏忠賢為代表的閹黨，意圖重振朝綱，但是明熹宗留給他的這個爛攤子已經爛到了骨子裡。

魏忠賢雖然被剷除，但是他的黨羽依然存在，官僚集團已經陷入了徹底的腐敗，崇禎皇帝節儉到需要向大臣借錢，但是向下層盤剝殆盡的官僚集團卻選擇了拒絕。

政治上實際已經陷入了停擺，加上惡劣的氣候依然存在，社會底層的不滿情緒越來越不滿，在崇禎皇帝繼位之初便爆發了王二起義。

這次起義的根本就在於——崇禎皇帝意圖重振經濟，因此加重了賦稅，但是這些收上來的賦稅又都進入了官員的私人腰包，這些錢既無法用於軍事，也無法進行有效的迴圈利用。

王二起義不久，王嘉胤也揭竿而起，緊接著是李自成，張獻忠也跟著起義。

這些起義軍起義的理由無非都是難以承受明廷沉重的賦稅，再加上惡劣的氣候，下層人民的生活都已經是一個問題，但是官僚集團依然盤剝不止，而這無疑加劇了社會矛盾。

那麼明廷是怎麼對待起義的呢？

各路起義爆發後，崇禎皇帝採用了陝西三邊總督楊鶴的建議，決定以“招撫為主，追剿為輔”的政策，說白了就是一邊哄，一邊打。

這個政策也的確有效，也在於楊鶴認識到了起義的根本所在，“盜賊之起，總因饑荒之極，民不聊生”，在大大小小的起義軍中，憑藉著這條政策，楊鶴招安了不少小規模的起義軍。

此時，活動在陝西的大規模起義軍只有以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起義軍，這幾股原本散亂的起義軍聯合在一起，足有二十萬人之眾，逐漸發展成為明末後期最有力量的一股起義軍。

相比較於明廷不得人心的政策，那麼起義軍是怎麼對待下層百姓的呢？張獻忠把明廷的罪狀寫在牆上，讓老百姓來看，而李自成則更加懂得收買人心。

他提出“行仁義，收人心”的策略，又提出“據河洛，取天下”，在起義軍管轄的領土上施行“免糧”、“安民”、“平買平賣”的政策，這為他贏得了廣大的人心，因此形成“民皆附賊而不附兵”，甚至兵員倒戈的現象。

在這樣一種政策清明的手段下，起義軍逐漸消耗掉明廷的內部力量。再加上後金軍隊不斷的向南推進，明廷既疲於應付起義軍，又要抵抗後金，逐漸獨木難支。

最終被李自成一腳踹開了京師的大門，明廷覆滅。

●政治上的腐敗，整個官僚集團的墮落，激化了階級矛盾。

●經濟上沉重的賦稅，讓本已經被盤剝殆盡的下層階級陷入絕望。

●農業上從天啟年間就開始遭遇旱災、蝗災、水災、瘟疫等等天災，國家的農業遭受重創，下層百姓活不下去，只好淪落為寇。

●軍事上面臨著後金的嚴重威脅，但比起這種威脅，明廷國內的問題才是它覆滅的根本。

綜上所述，由於國家各方面都陷入停擺，乃至衰亡，所以起義軍不僅不會遭到剿滅，反而愈來愈壯大，正所謂“牆倒眾人推”，又有“千里之提潰於蟻穴”，明朝的問題不是一條兩天的事情，而是長期得不到處理的結果。

其滅亡也是必然的事情，就算吳三桂不引清兵入關，明廷也會滅亡於起義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