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餘年來，杜甫以他崇高的人格和偉大的詩篇堅定著人們生活的意志，培養著人們高尚的情操。杜甫身上集中了中國封建時代知識分子最可寶貴的性格，他的一千四百多首詩就是這種性格的最鮮明、最完美的表現。這些詩儘管帶著一些時代和階級的烙印，但是它們的萬丈光焰永遠也不會熄滅，杜詩的藝術魅力也永遠不會消失。 面對現實的態度是構成杜甫人格的一個重要因素。不論現實多麼黑暗，政治多麼腐朽，社會多麼凋敝，杜甫決不在它面前閉上眼睛，而是大膽地予以揭示，表示自己的態度，指出解決的途徑。 杜甫一生做官的時間不算長。他三十五歲那年，在遊歷了吳越齊魯之後滿懷希望地來到長安，“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但不論是應詔就選、投待乾渴，或者是直接向皇帝獻賦，都沒能使他擺脫坎坷的境地。他深深地感到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他說：“主上頃見徵，做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又說：“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在當權者的冷遇下，在困苦生活的磨練中，杜甫一天天清醒起來。《醉時歌》不但不是醉後狂言，反倒說明對現實取得了清醒的認識：“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萬言知何用！”甚至對於自稱素業的儒術，也懷疑起來了： 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盛蹠俱塵埃； 出公與隱逸的矛盾很尖銳地擺在他的面前，在《去矣行》裡說： 野人曠蕩無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 杜甫看出自己和統治者之間的距離。表示多離開他們了。杜甫所達到的這個思想高度，中國文學史上不少詩人也曾達到過。杜甫傑出的地方在於他突破了所好’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始終採取面對現實、投身政治的積極態度，而把個人的窮達放在極其次要的地位。黃徹、碧溪詩話。卷十雲：“其窮也未嘗無志於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早謀先定，出處一致矣。”實在是中肯之論。《自京赴奉先縣詠懷》這首詩為什麼會那樣激動人心呢？就是因為這種積極的入世思想，面對現實的精神，以及雖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也非要過問政治不可的執著態度打動了我們。這首詩是杜甫四十多年生活經驗的總結，也是他後來為人處世的準則，它記載著思想的轉變和成熟。詩裡說： 杜陵有布在，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落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 再窮、再老也不肯放棄他的理想，拙就拙到底，愚就愚到底，“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這是何等的堅定頑強；在當權者的冷淡、同輩的嘲笑和艱苦的生活中，杜甫也曾動搖過：“非無江海志輔灑送日月”，但是“終婉巢與由、未能易其節”，仍然要百折不撓地投身到政治中去。杜甫這樣做，決不象那般螻蟻輩是為了自求其穴，為了形庭分帛，也不是為了皇帝一人一姓的利益，而是為了整頓乾坤接濟蒼生。在他的心目中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是高於皇帝一人一姓的利益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這才是推動杜甫積極從政的原因。所以他越是看到政治黑暗，就越不肯避開，越是看到民生疾苦，就越忘掉了個人的不幸。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映照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短短的十個字才顯得格外耀眼。它們不僅控訴了社會的不平，更讓我們感到杜甫面對現實的勇氣。 幾乎和寫作這首詩同時，爆發了安史之亂，這是唐帝國由盛到衰的轉折點，也是唐代詩歌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曾經被盛唐詩人們熱烈歌唱過的一些題材，象邊塞、遊俠，在安史叛軍的鐵蹄下已經失去了光彩，而戰亂所造成的新的局面，他們又難以立即熟悉認識。安史亂後老一輩的詩人既已沉寂；而新起的詩人們又不能把時代的面貌及時地反映出來。他們一部分人忘情于山水田園之中，被和尚、道主、真人、彈師、上人、鍊師們香爐中冒出來的烏煙瘴氣繞著，不肯正視現實；另一部分人雖然敏銳地看到了社會的矛盾和人民的疾苦，並且努力運用詩歌去反映社會現實，但是由於藝術性較弱，不能產生很大的影響。和盛唐相比，這時的詩壇就顯得蕭條多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杜甫不但沒有采取逃避現實的態度，停止了自己的歌唱，反而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他密切地注視著時局的發展，用詩歌及時地反映每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不斷提出自己的褒貶，以求對政治發生積極的作用。這幾年裡，他曾經與自己所屬計程車大夫階級隔離開幕和災難深重的人民一起流亡。他幾乎走遍了西北、西南廣大的地區，忠實地記錄著戰火和災荒下人民的生活。“三吏”、“三別”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國家、安史叛軍和人民群眾三者之間複雜的矛盾關係。安史之亂雖然帶有民族鬥爭的色彩，但本質上是一場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戰爭。安史軍隊殘酷地屠殺人民，成為人民群眾最主要最兇惡的敵人，在山東、河北、關中一帶都遭到人民的武裝抗擊。這就使政府鎮壓叛軍、統一國家的行動客觀上符合了人民的利益。杜甫滿心希望政府更好地組織力量爭取勝利，但他所看到的卻完全是另一種情形。杜甫忍著悲痛以極大的勇氣如實地描繪了他的見聞：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傳。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新安吏》）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垂老別》） 杜甫憤慨地指斥政府殘暴無能，對人民表示了同情：“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他終無情。”卻又不得不鼓勵人民出征，以便給現實問題以現實的解決。詩人把那老姐、新娘、老大寫得深明大義，含淚承擔自己的義務，正可以見出杜甫自己的態度。 杜甫在西南飄泊的時候，政治熱情也不曾衰退過。中原的戰亂，西部的邊患，蜀中軍閥的混戰，以及當地人民的生活，都是詩人時刻關心的問題。在成部和首州的時候他寫了許多懷念和頌揚諸葛亮的詩，如《蜀相》、《武侯廟》、《八陣圖》、《滾州歌》、《古柏行》、《詠懷古蹟》之五、《諸葛廟》、《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等等。杜甫為什麼對諸葛亮懷著特殊的敬慕呢？《蜀相》裡說： 三顧頻煩天下計，雨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詠懷古蹟》裡說： 這移漢作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從這些詩中可以看出，杜甫所讚頌的是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政治熱情。雖然運移漢詐，諸葛亮決不知難而退：“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這就是杜甫稱之為“雲霄萬古”的原因。在安史亂後國破家亡、民不聊生的局面中，杜甫頌揚和效法諸葛亮入世的態度，是寓有深意的。 杜甫不僅自己不能忘懷國家人民，而且總是鼓勵別人為國家人民去做一番事業。他勸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勸韋諷說：“國步猶艱難，兵革未休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優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韋生富春秋，洞沏有清識。操持綱紀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克，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疾，先應去螫賊。捧淚臨大江，高天意悽例。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杜甫向他述說時艱政弊，囑咐他要肅清掠奪人民的貪官汙吏，以救濟苦難的人民，真是語重心長。杜甫去世的前一年還勸裴虯、蘇換說：“致君堯舜付君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杜甫一生實際的政治活動，斷斷續續地一共才兩年半的時間。在這兩年半里他忠於職守，做拾遺就要盡到拾遺的責任：“務員竊補衰，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代青蒲，廷淨守禦床。君辱敬愛死？赫怒幸無傷。”真是正氣凜然；當他在野的時候，就運用詩歌去鞭撻一切禍國殃民的醜惡的東西，為國家呼籲。為人民呼籲，不曾有一刻停止鬥爭。總之，不管在朝在野，杜甫總是保持著高度的政治熱情，憂國憂民，愛憎分明。杜甫是一個嚴峻的現實主義者，他的詩就是他勇敢地面對現實、迎接困難的偉大一生的記錄。 堅強樂觀是構成杜甫人格的另一個要素。杜甫雖有悲觀的時候，但不是悲觀主義者。不論時局多惡劣，遭遇多不幸，杜甫也沒有喪失信心，沒有放棄理想。即使在揭露政治腐朽和反映人民疾苦的詩裡，仍然含著希望。《北征》就是一首滲透了樂觀主義精神的好詩。這首詩寫於公元七五七年的秋天，當時兩京尚未收復，杜甫從鳳翔回柳州的途中“所遇皆被傷，呻吟更流血，家裡人也過著啼飢號寒的日子。可是杜甫並不因此而灰心，他“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氛豁”，相信國家不久就會中興： 昊夫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直絕！ 這是當時最堅強、最樂觀的聲音了。又如《登樓》：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里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盜寇莫相侵。 在萬方多難，國土日蹩之際，杜甫把大唐比做高懸在天空的北極星，堅信它不會沉淪。 杜甫的樂觀精神是從哪裡來的呢？ 杜甫的創作活動主要是在安史亂後那些苦難的歲月裡。“天下兵革滿，江邊歲月長”，他兩腳踏著瘡疾滿目的土地，在顛沛流離中送走了後半生。因此杜甫的憂憤是十分深廣的。在安史之亂前夕他就說自己“優端齊終南，顧洞不可掇”，後來又說：“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優集，“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民有時甚至說出“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員國這樣的話來。但總的看來，杜甫並沒有被憂愁壓倒，他具有最頑強的生活意志，“雄姿未受代流思，據氣猶思戰場利”，“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衰老或是疾病都不能熄滅他戰鬥的意志。杜甫的樂觀精神就是頑強的生活意志戰勝了憂愁的結果。它雖不像李自那樣昂揚熱烈，卻顯得深沉有力。上面所舉的《北征》就是最好的例子，這首詩迴旋著憂鬱和樂觀兩個旋律，形成跌宕頓挫的節奏和蒼勁雄渾的風格。 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看到杜甫是從盛唐時代的高度，以盛唐人的思想感情，來觀察和理解安史亂後的社會的。杜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開元元年他才兩歲，可以說他是和開元盛世一同成長起來的。他從小就才情四溢：“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落小時輩，結交皆老書。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二十歲東遊吳越，二十四歲舉進土木第，遂即“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過了八九年豪爽的生活。天寶五隼入長安的時候已經是三十五歲的中年人，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的時候，已經四十四歲了。可見杜甫大半生是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繁榮富庶的盛世裡度過的，盛唐的不可磨滅的回憶。使他對亂世是那麼不習慣，甚至不敢相信。他帶著盛唐人的自信心，認為這一切只不過是一片馬雲遮日，陰霆的日子一定會過去，晴朗的日子一定會到來。只要舉國一致努力，東北的風塵，或者西山的盜寇，都不能震撼大唐的根基。 杜甫首州以後的詩裡常常回憶盛唐，這些回憶不但沒有使他頹喪，反而成為光明的理想，照亮了安史亂後那些黯淡的歲月。支援他堅強地生活下去。《秋興》八首動人的地方就在於此。催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這故國之美、昔日之盛不僅僅是一個徒然的惋惜，也是一股前進的力量。錢謙益說得好：“肅宗收家已後，委任中人，中外多故。公不以移官僻遠，總置君國之憂，故有聞道長安立章。‘每依南鬥望京華’，情見於此。‘白帝城高’，目以故國；‘兼天波浪’，嘆被魚龍。日‘平居有所思’，範敬以滄江遺老，奮袖屈指，覆定百年舉棋之局。非徒悲傷脫晚，朝著人願得人帝城而已。”這一點在《憶昔》其二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周宣中興望我是，灑淚江漢身衰疾。”鋪起龍說：“述開元之民風國勢，津津不容於口，全為後幅想望中興樣子也。”是頗中肯的。 有沒有這樣鮮明的美好的回憶，寫出詩來是不相同的。如果拿中晚唐的詩歌來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杜詩在情調上、色彩上，信心和力量上都還帶著盛唐的精神。象“歸吏封宵鑰，行始人古桐”；“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那種寥落寂寞的情調在杜詩裡是很難找見的。 安得務農息急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晝夢》） 這才是杜甫心底的聲音。 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旅夜書懷》） 這才是社詩獨有的形象。 杜甫的樂觀主義是和他的理想緊密相聯的，盛唐時代賦予他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表現出杜甫對前途的信心。他意識到自己處於大有可為的時代，可以憑著才學會幹一番事業，所以說“自詣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但經過長安十年的磨練，尤其是安史之亂後現實的教育，杜甫的豪情壯志得到了充實和提高，個人建功立業的成分減弱了，以國家人民為重，不惜為因為民自我犧牲的精神昂揚起來。這就使他的現實主義帶上了積極浪漫主義的精神。《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在寫了自己的茅屋被秋風吹破，以致長夜不寐之後，所祈求的不是個人的幸福，而是天下寒士的溫暖：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鳳凰臺》透過一個寓言表示甘願判瀝心血，以洗去蒼生的憂患：“恐有無母維，飢寒日瞅瞅。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無外求。血以當醒來，豈徒比清流。所重三者瑞，敢辭微命作？……再把中興業，一洗蒼生化。深衷正為此，群盜何淹留；”這首詩使我們很自然地想到魯迅先生的《自題小像》詩：“靈臺無計逃神失，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全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一個人如果具有這樣廣闊的胸襟，這樣崇高的志向，就一定能夠保持昂揚樂觀的情緒了。 杜甫的樂觀精神決不是盲目的，而是清醒的，與面對現實的精神緊密結合的。杜甫總是把希望寄託在政治的改良上，而不把理想建築在世外桃源裡。他相信人的作為和力量，所以才不厭其煩地議論政治的得失，甚至提出具體的作戰方案。《洗馬兵》很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這首詩歡呼收復兩京的勝利，不可遏制的興奮充溢在字裡行間。不僅僅是歡呼和興奮，其中還有對時局的清醒分析，對李輔國之輩的痛斥，和重用郭子儀和張鎬的建議。所以最後兩句“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的理想就不是一句無力的叫喊，而是對中興諸將的切實鼓勵了。 熱愛生活是構成杜甫人格的第三個要素。杜甫一方面注視著生活的陰暗面，並且毫不粉飾地揭示出來；另一方面又最善於發現生活中光明的、美好的、善良的事物，即使它們非常微弱，哪怕只是一絲憧憬，一線希望、一個萌芽，杜甫也不會漏過，而總是用蘸滿熱情的詩筆將它們描繪下來。他以詩人的敏感和熱情去待人接物，看起來非常普通的日常生活，一經他點之後，無不詩意盎然。所以每當我們翻開杜甫的詩集，總會感到有一股濃郁的生活氣息，讓我們頓時更深更廣地領略了生活的意義。 杜甫的興趣很廣泛，他對繪畫、書法、音樂、舞蹈都有很高的修養。杜甫對大自然具有特殊的敏感和熱愛，他和春雨、秋花、細麥、嬌駕都建立了親切的朋友般的關係，它們在詩人筆下充滿了蓬勃的生趣： 鵝幾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喚船逼，無行亂眼多。（《舟前小鵝兒》） 把鵝兒寫得天真爛漫，很似一群正在做遊戲的兒童，多麼逗人喜愛。有時這白頭老夫簡直就是用兒童的眼光在看待世界： 花鴨無泥滓，階前每緩行。（《花鴨》） 帶幾分好奇，又帶幾分稚氣，多麼象動畫片；有時詩人又很幽默：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乎。鴿鵝激挑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春水生》） 開一個小小的玩笑，表現了春天的喜悅。有時詩人又很深情： 門外鸕鷀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如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三絕句之二》） 兩句親切的叮嚀，讓我們聯想起人間珍貴的友誼。從這些詩裡我們可以看出，那活潑潑的小生物和詩人的生活幾乎打成了一片。杜甫就這樣運用充滿感情的語言，去表現大自然中健康的、富於生命力的東西，把我們誘人童話般的藝術境界，使我們對生活發生了更大的興趣。誰假如還沒有感受到春雨的可貴，那麼就讀一讀《春夜喜雨》這首詩吧：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宮城。 春雨體貼人意，在讀來的時候來了；詩人摸透了春雨的脾氣，點出它的輕柔。春雨就這樣默默地、不聲不響地給人們送來一個萬紫千紅的春天。 杜甫的生活熱情很高，他很善於安排自己的生活。這隻要看他是如何地營建成都草堂就知道了。杜甫簡直是把它當作一件藝術品來建造的。他栽種了各種各樣的樹木，把草堂四周點綴起來，其中有綿竹、梢樹、松樹以及一些果樹，樹苗都是杜甫向朋友們要來的。他細心地修築了水檻，可以向外眺望。在草堂壁上，杜甫又請韋堰畫了馬，請王宰畫了山水，並且親自題了詩。於是一個小小的局面，便具備了無限的生趣。堂成立後，杜甫無以表達心中的喜悅，竟邀請馬兒來做伴：“暫止飛馬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杜甫在成都這段生活比較安定，“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約鉤”，“縣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平凡的日常生活充滿了詩情畫意。 杜甫對妻子、兒女的感情很深沉也很執著，在戰亂中這種感情就變得更加強烈。當他隻身困在淪陷的長安時，急切地盼望和家人團聚。他說：“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餘”，又說：“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他甚至把老妻想象得如此之美：“香霧雲望溫，清輝玉臂寒。”一旦重返家園，杜甫是那樣珍惜家庭的溫暖，他對家裡每一個人的心情都能體貼入微，《北征》： 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竟挽須，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杜甫對兄弟也是一往情深。《月夜憶舍弟》裡說：“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向死生。” 杜甫很珍視友誼。他和李白有著特別深厚的交情，李白追求真理的熱忱，對杜甫的影響非常深遠。杜甫一生寫了十一首詩來酬贈和追憶李白，《夢李白》二首尤為動人。《彭衙行》和《贈衛人處士》讚揚戰亂中的友誼：“暖湯擺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學，相視涕闌干。眾維爛漫睡，喚起治盤餐。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寫得情真意摯，感人至深。 杜甫常常寫到他的鄰人。他們都是善良而質樸的：“入門聞號眺，助於飢已卒。香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遵。鄰人滿牆頭，感嘆亦讀秒。”《羌村》第三首寫鄰里慰問他的情形： 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鬥爭。驅雞上樹木，始聞叩紫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這行。手中各有攜，傾桂濁復清。莫辭酒味薄，索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 父老們在極度艱難的生活中，仍舊各有所攜以慰問久客生還的杜甫，這種深厚的情誼使杜甫感激涕零，同時也激發了杜甫憂國傷時的感情。 熱愛生活和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思想有密切的關係。很難設想一個厭世的否定人生的人，會對祖華人民有什麼執著的感情。杜甫正因為熱愛祖國和人民，才能具有這樣飽滿的生活熱情，才能充分肯定生活的意義。反過來說。正因為他熱愛生活，愛國愛民的感情才變得更充實更具體。杜甫希望自己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也希望廣大人民都得到這種幸福，因此對於統治者發動的窮兵黷武的侵略戰爭就不能容忍。《無家別》這首詩對於安史之亂所造成的家破人亡的慘痛現實，表示了極大的憂憤： 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杜甫熱愛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必然更憎惡那些醜惡的東西：“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仇。”這也就給了他更大的力量，去揭發政治的弊端和抨擊一切殘害人民的軍閥、官吏、乃至皇帝。 描寫日常生活的詩歌在杜甫的作品中佔有不小的數量。這類傳雖然沒有揭示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但它們可以培養讀者高尚優美的生活情趣，堅定人們生活的意志，同時可以使人們得到美的享受，因而也是一份非常寶貴的遺產。白居易晚年的詩有不少也是描寫日常生活的，但是多半陷入身邊瑣事之中，寫洗澡。睡覺、掉牙齒、掉頭髮，甚至歌詠自己的懶惰，不及他自己早年的待，更遠遠不及杜甫。 壯詩動人的力量並不完全取決幹它的題材和思想，同時也取決於藝術的表現，赤裸裸的思想無論如何深刻也不能產生藝術的效果。杜甫為他的思想、性格找到了多樣統一的形象，同時又在客觀世界豐富多采的形象中發現了自己。這樣就達到了主觀情志與客觀物象的統一，創造出完美的詩歌意境。 杜甫所開拓的詩歌天地是很廣闊的。他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意象，這些意象又都在雄渾蒼勁的風格上取得了統一。他往往把思想感情凝聚在秋景之中，譬如“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王師未報收東都，城闊秋生畫角哀。”“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在秋天的蕭瑟和衰識中，滲透了詩人傷時憂國的心動情。杜甫多年飄泊於長江上下，江流、孤舟、急峽、危城……這一切幾乎和詩人的生活融為一體。他的思想感情也在這些形象上找到了寄託：“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星委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族竿滿雲直。”“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動盪的江水、急峭的山峽、孤清的月色、淒厲的畫角，正是詩人宏闊悲壯的心情的反映。《登高》是一首非常出色的抒情詩： 風急天高猿嘯哀，潔清沙白馬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很繁霜鬢，潦倒新事濁酒杯。 這首詩集中了秋天和大江這兩個杜詩中最富於想象和聯想的意象，那急風、高天、猿啼、飛鳥、落木、長江，無不飽含著詩人對國家和身世的酸辛與憤懣。胡應賦評日：“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這話是中肯的。再如《白帝》也集中了秋天和大江的意象：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而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鬥，古木蒼藤田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做哭秋原何處樹？ 雄渾蒼勁的意象與跌宕頓挫的節奏，表現了詩人難以平靜的憂憤，也反映了那戰亂時代的氣氛。 《秋興》八首也是集中了秋天和大江的意象，而成為杜甫抒情詩中藝術性很高的一組詩，它最大的特點在於：用一派彌天蓋地的秋色將秦蜀兩地聯接起來，表現了故國平居之思；又用綿綿不盡的回憶把分著異代聯接起來，表現了撫今追昔之感。增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這難以逾越的空間，“彩筆若曾幹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這一去不返的歲月，縱橫交織構成一個雄渾壯闊的藝術境界，正見出詩人博大的胸襟。“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在北關山金鼓振，徵西車馬羽書馳。”杜甫始終注視著國家大事，而不把眼光侷限在身邊瑣事上，所以才能具有這樣的氣魄。 杜甫的詠物詩也不是客觀事物的模擬，而是個性化的。杜甫最喜歡詠鳳凰，“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鳳凰最早觸發了杜甫的詩興。在前人詩裡詠鳳凰而能寫出性格的要算劉份的《贈從弟》了：“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象徵了建安時代抱負不凡的文人的形象。杜甫筆下的鳳凰卻是另外的樣子，《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來風聲嗷嗷。側身長顧求其曹，翅垂口喚心勞勞。下塔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優難逃。願分朱實及線蟻，盡使鴨具相怒號。 仁愛善良，正是詩人自身的形象。杜甫又喜詠馬、詠鷹、詠柏：“哀鳴思戰鬥，近立向蒼蒼。”“何當擊凡馬，毛血灑平蕪。”“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都表現了詩人頑強的鬥爭性格，恰象是詩人自己的寫照。 杜甫的敘事詩也具有鮮明的個性。《兵車行》的憂慮、《麗人行》的辛辣、《新安束》的委範、《洗兵馬》的熱烈，以及《石壕吏》的沉默，各具特色而又都統一在憂國憂民的政治熱情中。這些詩不僅敘述了一件件事實，同時讓我們看到詩人自己的愛憎。《哀江頭》是杜甫敘事詩中特別出色的一首，它的意象豐富多采，而意象之間若斷若續，似聯不聯，好象有許多話要說，卻又不願—一說出。這就給讀者留下了不少的想象餘地。蘇轍關於這首詩說得很好：“予愛其詞氣，著百金戰馬，注坡墓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社之藩垣而不及也。”大膽略去次要情節，而強烈地表現與主題關係最深的部分，造成意象之間的躍動，再加上隨之而來的跌宕頓挫的節奏，於是就得到了極好的藝術效果。 總之，能否開拓自己獨有的意象天地，能否創造詩人自我的形象，這是詩歌創作，特別是抒情詩創作中的重要問題。詩歌和小說、戲劇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是言志的、緣情的，即使是描寫客觀事物也要見出詩人主觀的性格和形象。偉大的待人總是以他自身的形象打動讀者，使人千載難忘。在杜甫以前達到這種成就的，只不過屈原、陶淵明和李白等少數幾個人而已，杜甫的偉大也在於此。
千餘年來，杜甫以他崇高的人格和偉大的詩篇堅定著人們生活的意志，培養著人們高尚的情操。杜甫身上集中了中國封建時代知識分子最可寶貴的性格，他的一千四百多首詩就是這種性格的最鮮明、最完美的表現。這些詩儘管帶著一些時代和階級的烙印，但是它們的萬丈光焰永遠也不會熄滅，杜詩的藝術魅力也永遠不會消失。 面對現實的態度是構成杜甫人格的一個重要因素。不論現實多麼黑暗，政治多麼腐朽，社會多麼凋敝，杜甫決不在它面前閉上眼睛，而是大膽地予以揭示，表示自己的態度，指出解決的途徑。 杜甫一生做官的時間不算長。他三十五歲那年，在遊歷了吳越齊魯之後滿懷希望地來到長安，“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但不論是應詔就選、投待乾渴，或者是直接向皇帝獻賦，都沒能使他擺脫坎坷的境地。他深深地感到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他說：“主上頃見徵，做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又說：“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在當權者的冷遇下，在困苦生活的磨練中，杜甫一天天清醒起來。《醉時歌》不但不是醉後狂言，反倒說明對現實取得了清醒的認識：“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萬言知何用！”甚至對於自稱素業的儒術，也懷疑起來了： 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盛蹠俱塵埃； 出公與隱逸的矛盾很尖銳地擺在他的面前，在《去矣行》裡說： 野人曠蕩無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 杜甫看出自己和統治者之間的距離。表示多離開他們了。杜甫所達到的這個思想高度，中國文學史上不少詩人也曾達到過。杜甫傑出的地方在於他突破了所好’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始終採取面對現實、投身政治的積極態度，而把個人的窮達放在極其次要的地位。黃徹、碧溪詩話。卷十雲：“其窮也未嘗無志於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早謀先定，出處一致矣。”實在是中肯之論。《自京赴奉先縣詠懷》這首詩為什麼會那樣激動人心呢？就是因為這種積極的入世思想，面對現實的精神，以及雖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也非要過問政治不可的執著態度打動了我們。這首詩是杜甫四十多年生活經驗的總結，也是他後來為人處世的準則，它記載著思想的轉變和成熟。詩裡說： 杜陵有布在，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落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 再窮、再老也不肯放棄他的理想，拙就拙到底，愚就愚到底，“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這是何等的堅定頑強；在當權者的冷淡、同輩的嘲笑和艱苦的生活中，杜甫也曾動搖過：“非無江海志輔灑送日月”，但是“終婉巢與由、未能易其節”，仍然要百折不撓地投身到政治中去。杜甫這樣做，決不象那般螻蟻輩是為了自求其穴，為了形庭分帛，也不是為了皇帝一人一姓的利益，而是為了整頓乾坤接濟蒼生。在他的心目中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是高於皇帝一人一姓的利益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這才是推動杜甫積極從政的原因。所以他越是看到政治黑暗，就越不肯避開，越是看到民生疾苦，就越忘掉了個人的不幸。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映照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短短的十個字才顯得格外耀眼。它們不僅控訴了社會的不平，更讓我們感到杜甫面對現實的勇氣。 幾乎和寫作這首詩同時，爆發了安史之亂，這是唐帝國由盛到衰的轉折點，也是唐代詩歌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曾經被盛唐詩人們熱烈歌唱過的一些題材，象邊塞、遊俠，在安史叛軍的鐵蹄下已經失去了光彩，而戰亂所造成的新的局面，他們又難以立即熟悉認識。安史亂後老一輩的詩人既已沉寂；而新起的詩人們又不能把時代的面貌及時地反映出來。他們一部分人忘情于山水田園之中，被和尚、道主、真人、彈師、上人、鍊師們香爐中冒出來的烏煙瘴氣繞著，不肯正視現實；另一部分人雖然敏銳地看到了社會的矛盾和人民的疾苦，並且努力運用詩歌去反映社會現實，但是由於藝術性較弱，不能產生很大的影響。和盛唐相比，這時的詩壇就顯得蕭條多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杜甫不但沒有采取逃避現實的態度，停止了自己的歌唱，反而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他密切地注視著時局的發展，用詩歌及時地反映每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不斷提出自己的褒貶，以求對政治發生積極的作用。這幾年裡，他曾經與自己所屬計程車大夫階級隔離開幕和災難深重的人民一起流亡。他幾乎走遍了西北、西南廣大的地區，忠實地記錄著戰火和災荒下人民的生活。“三吏”、“三別”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國家、安史叛軍和人民群眾三者之間複雜的矛盾關係。安史之亂雖然帶有民族鬥爭的色彩，但本質上是一場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戰爭。安史軍隊殘酷地屠殺人民，成為人民群眾最主要最兇惡的敵人，在山東、河北、關中一帶都遭到人民的武裝抗擊。這就使政府鎮壓叛軍、統一國家的行動客觀上符合了人民的利益。杜甫滿心希望政府更好地組織力量爭取勝利，但他所看到的卻完全是另一種情形。杜甫忍著悲痛以極大的勇氣如實地描繪了他的見聞：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傳。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新安吏》）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垂老別》） 杜甫憤慨地指斥政府殘暴無能，對人民表示了同情：“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他終無情。”卻又不得不鼓勵人民出征，以便給現實問題以現實的解決。詩人把那老姐、新娘、老大寫得深明大義，含淚承擔自己的義務，正可以見出杜甫自己的態度。 杜甫在西南飄泊的時候，政治熱情也不曾衰退過。中原的戰亂，西部的邊患，蜀中軍閥的混戰，以及當地人民的生活，都是詩人時刻關心的問題。在成部和首州的時候他寫了許多懷念和頌揚諸葛亮的詩，如《蜀相》、《武侯廟》、《八陣圖》、《滾州歌》、《古柏行》、《詠懷古蹟》之五、《諸葛廟》、《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等等。杜甫為什麼對諸葛亮懷著特殊的敬慕呢？《蜀相》裡說： 三顧頻煩天下計，雨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詠懷古蹟》裡說： 這移漢作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從這些詩中可以看出，杜甫所讚頌的是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政治熱情。雖然運移漢詐，諸葛亮決不知難而退：“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這就是杜甫稱之為“雲霄萬古”的原因。在安史亂後國破家亡、民不聊生的局面中，杜甫頌揚和效法諸葛亮入世的態度，是寓有深意的。 杜甫不僅自己不能忘懷國家人民，而且總是鼓勵別人為國家人民去做一番事業。他勸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勸韋諷說：“國步猶艱難，兵革未休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優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韋生富春秋，洞沏有清識。操持綱紀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克，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疾，先應去螫賊。捧淚臨大江，高天意悽例。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杜甫向他述說時艱政弊，囑咐他要肅清掠奪人民的貪官汙吏，以救濟苦難的人民，真是語重心長。杜甫去世的前一年還勸裴虯、蘇換說：“致君堯舜付君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杜甫一生實際的政治活動，斷斷續續地一共才兩年半的時間。在這兩年半里他忠於職守，做拾遺就要盡到拾遺的責任：“務員竊補衰，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代青蒲，廷淨守禦床。君辱敬愛死？赫怒幸無傷。”真是正氣凜然；當他在野的時候，就運用詩歌去鞭撻一切禍國殃民的醜惡的東西，為國家呼籲。為人民呼籲，不曾有一刻停止鬥爭。總之，不管在朝在野，杜甫總是保持著高度的政治熱情，憂國憂民，愛憎分明。杜甫是一個嚴峻的現實主義者，他的詩就是他勇敢地面對現實、迎接困難的偉大一生的記錄。 堅強樂觀是構成杜甫人格的另一個要素。杜甫雖有悲觀的時候，但不是悲觀主義者。不論時局多惡劣，遭遇多不幸，杜甫也沒有喪失信心，沒有放棄理想。即使在揭露政治腐朽和反映人民疾苦的詩裡，仍然含著希望。《北征》就是一首滲透了樂觀主義精神的好詩。這首詩寫於公元七五七年的秋天，當時兩京尚未收復，杜甫從鳳翔回柳州的途中“所遇皆被傷，呻吟更流血，家裡人也過著啼飢號寒的日子。可是杜甫並不因此而灰心，他“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氛豁”，相信國家不久就會中興： 昊夫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直絕！ 這是當時最堅強、最樂觀的聲音了。又如《登樓》：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里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盜寇莫相侵。 在萬方多難，國土日蹩之際，杜甫把大唐比做高懸在天空的北極星，堅信它不會沉淪。 杜甫的樂觀精神是從哪裡來的呢？ 杜甫的創作活動主要是在安史亂後那些苦難的歲月裡。“天下兵革滿，江邊歲月長”，他兩腳踏著瘡疾滿目的土地，在顛沛流離中送走了後半生。因此杜甫的憂憤是十分深廣的。在安史之亂前夕他就說自己“優端齊終南，顧洞不可掇”，後來又說：“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優集，“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民有時甚至說出“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員國這樣的話來。但總的看來，杜甫並沒有被憂愁壓倒，他具有最頑強的生活意志，“雄姿未受代流思，據氣猶思戰場利”，“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衰老或是疾病都不能熄滅他戰鬥的意志。杜甫的樂觀精神就是頑強的生活意志戰勝了憂愁的結果。它雖不像李自那樣昂揚熱烈，卻顯得深沉有力。上面所舉的《北征》就是最好的例子，這首詩迴旋著憂鬱和樂觀兩個旋律，形成跌宕頓挫的節奏和蒼勁雄渾的風格。 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看到杜甫是從盛唐時代的高度，以盛唐人的思想感情，來觀察和理解安史亂後的社會的。杜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開元元年他才兩歲，可以說他是和開元盛世一同成長起來的。他從小就才情四溢：“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落小時輩，結交皆老書。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二十歲東遊吳越，二十四歲舉進土木第，遂即“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過了八九年豪爽的生活。天寶五隼入長安的時候已經是三十五歲的中年人，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的時候，已經四十四歲了。可見杜甫大半生是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繁榮富庶的盛世裡度過的，盛唐的不可磨滅的回憶。使他對亂世是那麼不習慣，甚至不敢相信。他帶著盛唐人的自信心，認為這一切只不過是一片馬雲遮日，陰霆的日子一定會過去，晴朗的日子一定會到來。只要舉國一致努力，東北的風塵，或者西山的盜寇，都不能震撼大唐的根基。 杜甫首州以後的詩裡常常回憶盛唐，這些回憶不但沒有使他頹喪，反而成為光明的理想，照亮了安史亂後那些黯淡的歲月。支援他堅強地生活下去。《秋興》八首動人的地方就在於此。催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這故國之美、昔日之盛不僅僅是一個徒然的惋惜，也是一股前進的力量。錢謙益說得好：“肅宗收家已後，委任中人，中外多故。公不以移官僻遠，總置君國之憂，故有聞道長安立章。‘每依南鬥望京華’，情見於此。‘白帝城高’，目以故國；‘兼天波浪’，嘆被魚龍。日‘平居有所思’，範敬以滄江遺老，奮袖屈指，覆定百年舉棋之局。非徒悲傷脫晚，朝著人願得人帝城而已。”這一點在《憶昔》其二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周宣中興望我是，灑淚江漢身衰疾。”鋪起龍說：“述開元之民風國勢，津津不容於口，全為後幅想望中興樣子也。”是頗中肯的。 有沒有這樣鮮明的美好的回憶，寫出詩來是不相同的。如果拿中晚唐的詩歌來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杜詩在情調上、色彩上，信心和力量上都還帶著盛唐的精神。象“歸吏封宵鑰，行始人古桐”；“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那種寥落寂寞的情調在杜詩裡是很難找見的。 安得務農息急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晝夢》） 這才是杜甫心底的聲音。 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旅夜書懷》） 這才是社詩獨有的形象。 杜甫的樂觀主義是和他的理想緊密相聯的，盛唐時代賦予他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表現出杜甫對前途的信心。他意識到自己處於大有可為的時代，可以憑著才學會幹一番事業，所以說“自詣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但經過長安十年的磨練，尤其是安史之亂後現實的教育，杜甫的豪情壯志得到了充實和提高，個人建功立業的成分減弱了，以國家人民為重，不惜為因為民自我犧牲的精神昂揚起來。這就使他的現實主義帶上了積極浪漫主義的精神。《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在寫了自己的茅屋被秋風吹破，以致長夜不寐之後，所祈求的不是個人的幸福，而是天下寒士的溫暖：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鳳凰臺》透過一個寓言表示甘願判瀝心血，以洗去蒼生的憂患：“恐有無母維，飢寒日瞅瞅。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無外求。血以當醒來，豈徒比清流。所重三者瑞，敢辭微命作？……再把中興業，一洗蒼生化。深衷正為此，群盜何淹留；”這首詩使我們很自然地想到魯迅先生的《自題小像》詩：“靈臺無計逃神失，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全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一個人如果具有這樣廣闊的胸襟，這樣崇高的志向，就一定能夠保持昂揚樂觀的情緒了。 杜甫的樂觀精神決不是盲目的，而是清醒的，與面對現實的精神緊密結合的。杜甫總是把希望寄託在政治的改良上，而不把理想建築在世外桃源裡。他相信人的作為和力量，所以才不厭其煩地議論政治的得失，甚至提出具體的作戰方案。《洗馬兵》很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這首詩歡呼收復兩京的勝利，不可遏制的興奮充溢在字裡行間。不僅僅是歡呼和興奮，其中還有對時局的清醒分析，對李輔國之輩的痛斥，和重用郭子儀和張鎬的建議。所以最後兩句“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的理想就不是一句無力的叫喊，而是對中興諸將的切實鼓勵了。 熱愛生活是構成杜甫人格的第三個要素。杜甫一方面注視著生活的陰暗面，並且毫不粉飾地揭示出來；另一方面又最善於發現生活中光明的、美好的、善良的事物，即使它們非常微弱，哪怕只是一絲憧憬，一線希望、一個萌芽，杜甫也不會漏過，而總是用蘸滿熱情的詩筆將它們描繪下來。他以詩人的敏感和熱情去待人接物，看起來非常普通的日常生活，一經他點之後，無不詩意盎然。所以每當我們翻開杜甫的詩集，總會感到有一股濃郁的生活氣息，讓我們頓時更深更廣地領略了生活的意義。 杜甫的興趣很廣泛，他對繪畫、書法、音樂、舞蹈都有很高的修養。杜甫對大自然具有特殊的敏感和熱愛，他和春雨、秋花、細麥、嬌駕都建立了親切的朋友般的關係，它們在詩人筆下充滿了蓬勃的生趣： 鵝幾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喚船逼，無行亂眼多。（《舟前小鵝兒》） 把鵝兒寫得天真爛漫，很似一群正在做遊戲的兒童，多麼逗人喜愛。有時這白頭老夫簡直就是用兒童的眼光在看待世界： 花鴨無泥滓，階前每緩行。（《花鴨》） 帶幾分好奇，又帶幾分稚氣，多麼象動畫片；有時詩人又很幽默：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乎。鴿鵝激挑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春水生》） 開一個小小的玩笑，表現了春天的喜悅。有時詩人又很深情： 門外鸕鷀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如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三絕句之二》） 兩句親切的叮嚀，讓我們聯想起人間珍貴的友誼。從這些詩裡我們可以看出，那活潑潑的小生物和詩人的生活幾乎打成了一片。杜甫就這樣運用充滿感情的語言，去表現大自然中健康的、富於生命力的東西，把我們誘人童話般的藝術境界，使我們對生活發生了更大的興趣。誰假如還沒有感受到春雨的可貴，那麼就讀一讀《春夜喜雨》這首詩吧：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宮城。 春雨體貼人意，在讀來的時候來了；詩人摸透了春雨的脾氣，點出它的輕柔。春雨就這樣默默地、不聲不響地給人們送來一個萬紫千紅的春天。 杜甫的生活熱情很高，他很善於安排自己的生活。這隻要看他是如何地營建成都草堂就知道了。杜甫簡直是把它當作一件藝術品來建造的。他栽種了各種各樣的樹木，把草堂四周點綴起來，其中有綿竹、梢樹、松樹以及一些果樹，樹苗都是杜甫向朋友們要來的。他細心地修築了水檻，可以向外眺望。在草堂壁上，杜甫又請韋堰畫了馬，請王宰畫了山水，並且親自題了詩。於是一個小小的局面，便具備了無限的生趣。堂成立後，杜甫無以表達心中的喜悅，竟邀請馬兒來做伴：“暫止飛馬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杜甫在成都這段生活比較安定，“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約鉤”，“縣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平凡的日常生活充滿了詩情畫意。 杜甫對妻子、兒女的感情很深沉也很執著，在戰亂中這種感情就變得更加強烈。當他隻身困在淪陷的長安時，急切地盼望和家人團聚。他說：“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餘”，又說：“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他甚至把老妻想象得如此之美：“香霧雲望溫，清輝玉臂寒。”一旦重返家園，杜甫是那樣珍惜家庭的溫暖，他對家裡每一個人的心情都能體貼入微，《北征》： 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竟挽須，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杜甫對兄弟也是一往情深。《月夜憶舍弟》裡說：“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向死生。” 杜甫很珍視友誼。他和李白有著特別深厚的交情，李白追求真理的熱忱，對杜甫的影響非常深遠。杜甫一生寫了十一首詩來酬贈和追憶李白，《夢李白》二首尤為動人。《彭衙行》和《贈衛人處士》讚揚戰亂中的友誼：“暖湯擺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學，相視涕闌干。眾維爛漫睡，喚起治盤餐。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寫得情真意摯，感人至深。 杜甫常常寫到他的鄰人。他們都是善良而質樸的：“入門聞號眺，助於飢已卒。香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遵。鄰人滿牆頭，感嘆亦讀秒。”《羌村》第三首寫鄰里慰問他的情形： 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鬥爭。驅雞上樹木，始聞叩紫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這行。手中各有攜，傾桂濁復清。莫辭酒味薄，索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 父老們在極度艱難的生活中，仍舊各有所攜以慰問久客生還的杜甫，這種深厚的情誼使杜甫感激涕零，同時也激發了杜甫憂國傷時的感情。 熱愛生活和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思想有密切的關係。很難設想一個厭世的否定人生的人，會對祖華人民有什麼執著的感情。杜甫正因為熱愛祖國和人民，才能具有這樣飽滿的生活熱情，才能充分肯定生活的意義。反過來說。正因為他熱愛生活，愛國愛民的感情才變得更充實更具體。杜甫希望自己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也希望廣大人民都得到這種幸福，因此對於統治者發動的窮兵黷武的侵略戰爭就不能容忍。《無家別》這首詩對於安史之亂所造成的家破人亡的慘痛現實，表示了極大的憂憤： 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杜甫熱愛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必然更憎惡那些醜惡的東西：“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仇。”這也就給了他更大的力量，去揭發政治的弊端和抨擊一切殘害人民的軍閥、官吏、乃至皇帝。 描寫日常生活的詩歌在杜甫的作品中佔有不小的數量。這類傳雖然沒有揭示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但它們可以培養讀者高尚優美的生活情趣，堅定人們生活的意志，同時可以使人們得到美的享受，因而也是一份非常寶貴的遺產。白居易晚年的詩有不少也是描寫日常生活的，但是多半陷入身邊瑣事之中，寫洗澡。睡覺、掉牙齒、掉頭髮，甚至歌詠自己的懶惰，不及他自己早年的待，更遠遠不及杜甫。 壯詩動人的力量並不完全取決幹它的題材和思想，同時也取決於藝術的表現，赤裸裸的思想無論如何深刻也不能產生藝術的效果。杜甫為他的思想、性格找到了多樣統一的形象，同時又在客觀世界豐富多采的形象中發現了自己。這樣就達到了主觀情志與客觀物象的統一，創造出完美的詩歌意境。 杜甫所開拓的詩歌天地是很廣闊的。他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意象，這些意象又都在雄渾蒼勁的風格上取得了統一。他往往把思想感情凝聚在秋景之中，譬如“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王師未報收東都，城闊秋生畫角哀。”“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在秋天的蕭瑟和衰識中，滲透了詩人傷時憂國的心動情。杜甫多年飄泊於長江上下，江流、孤舟、急峽、危城……這一切幾乎和詩人的生活融為一體。他的思想感情也在這些形象上找到了寄託：“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星委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族竿滿雲直。”“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動盪的江水、急峭的山峽、孤清的月色、淒厲的畫角，正是詩人宏闊悲壯的心情的反映。《登高》是一首非常出色的抒情詩： 風急天高猿嘯哀，潔清沙白馬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很繁霜鬢，潦倒新事濁酒杯。 這首詩集中了秋天和大江這兩個杜詩中最富於想象和聯想的意象，那急風、高天、猿啼、飛鳥、落木、長江，無不飽含著詩人對國家和身世的酸辛與憤懣。胡應賦評日：“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這話是中肯的。再如《白帝》也集中了秋天和大江的意象：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而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鬥，古木蒼藤田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做哭秋原何處樹？ 雄渾蒼勁的意象與跌宕頓挫的節奏，表現了詩人難以平靜的憂憤，也反映了那戰亂時代的氣氛。 《秋興》八首也是集中了秋天和大江的意象，而成為杜甫抒情詩中藝術性很高的一組詩，它最大的特點在於：用一派彌天蓋地的秋色將秦蜀兩地聯接起來，表現了故國平居之思；又用綿綿不盡的回憶把分著異代聯接起來，表現了撫今追昔之感。增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這難以逾越的空間，“彩筆若曾幹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這一去不返的歲月，縱橫交織構成一個雄渾壯闊的藝術境界，正見出詩人博大的胸襟。“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在北關山金鼓振，徵西車馬羽書馳。”杜甫始終注視著國家大事，而不把眼光侷限在身邊瑣事上，所以才能具有這樣的氣魄。 杜甫的詠物詩也不是客觀事物的模擬，而是個性化的。杜甫最喜歡詠鳳凰，“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鳳凰最早觸發了杜甫的詩興。在前人詩裡詠鳳凰而能寫出性格的要算劉份的《贈從弟》了：“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象徵了建安時代抱負不凡的文人的形象。杜甫筆下的鳳凰卻是另外的樣子，《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來風聲嗷嗷。側身長顧求其曹，翅垂口喚心勞勞。下塔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優難逃。願分朱實及線蟻，盡使鴨具相怒號。 仁愛善良，正是詩人自身的形象。杜甫又喜詠馬、詠鷹、詠柏：“哀鳴思戰鬥，近立向蒼蒼。”“何當擊凡馬，毛血灑平蕪。”“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都表現了詩人頑強的鬥爭性格，恰象是詩人自己的寫照。 杜甫的敘事詩也具有鮮明的個性。《兵車行》的憂慮、《麗人行》的辛辣、《新安束》的委範、《洗兵馬》的熱烈，以及《石壕吏》的沉默，各具特色而又都統一在憂國憂民的政治熱情中。這些詩不僅敘述了一件件事實，同時讓我們看到詩人自己的愛憎。《哀江頭》是杜甫敘事詩中特別出色的一首，它的意象豐富多采，而意象之間若斷若續，似聯不聯，好象有許多話要說，卻又不願—一說出。這就給讀者留下了不少的想象餘地。蘇轍關於這首詩說得很好：“予愛其詞氣，著百金戰馬，注坡墓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社之藩垣而不及也。”大膽略去次要情節，而強烈地表現與主題關係最深的部分，造成意象之間的躍動，再加上隨之而來的跌宕頓挫的節奏，於是就得到了極好的藝術效果。 總之，能否開拓自己獨有的意象天地，能否創造詩人自我的形象，這是詩歌創作，特別是抒情詩創作中的重要問題。詩歌和小說、戲劇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是言志的、緣情的，即使是描寫客觀事物也要見出詩人主觀的性格和形象。偉大的待人總是以他自身的形象打動讀者，使人千載難忘。在杜甫以前達到這種成就的，只不過屈原、陶淵明和李白等少數幾個人而已，杜甫的偉大也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