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肉穿腸過 佛祖心中留

世人若學我 必定入魔道

有人可以吃肉不代表人人可以吃肉

人人不能殺人不代表有人不能殺人

一切都要看因果

我覺得和尚不殺壞人，和尚勸壞人向善，改過自新，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尚可以犧牲自己，做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和尚不能殺壞人，但和尚可以降魔。

千萬不要以為和尚講究眾生平等，講究不殺生，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就不會以少林寺這樣的以武藝聞名的寺廟了，不要說僧人練武只是為了強身健體這樣的話，看看現在就知道，只是強身健體類似體操一樣的武術與真正能殺人的武術完全是兩回事。

和尚，是很會審時度勢的，如果他發現他打不過你，那麼不管你殺過多少人，是多麼的壞得類似惡魔，他都會勸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看看十世行善不能成佛，殺人無數殺得佛都怕了，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了。

如果對方不聽勸，非要殺和尚，那麼和尚就會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看著自己異常的高大光輝，實際就是打不過對方，也勸不動對方。

如果和尚發現他能打敗你的時候，那你就要小心了，這個時候和尚會說“佛祖也有金剛怒目，佛亦降魔”

看看不管怎麼樣，話都是和尚說的。

至於和尚能殺壞人不，和尚不殺人，他們殺人的時候，會先定義對方不是人是魔，他們是降魔。

歷史上是有少林僧兵的例子的，並且僧兵多有出戰，比如明朝的抗倭作戰，並且屢有戰功，你說和尚殺壞人不。

這要看題主怎麼定義壞人了。壞人，壞的程度有不同，有效壞和大壞兩種，小壞雖然也是壞，但不會對周圍人造成重大傷害，如小偷小摸，說人壞話等等。大壞指損人利己，或者損人不利己者，專門做惡事，對周圍人造成巨大的災難。

如果壞人是指罪大惡極，對周圍人造成或者即將造成巨大危害的人，那麼和尚殺之，是為保護眾生，當然可以殺之，殺一個救眾人，功德無量。

抗日期間中國佛教，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盧溝橋事變後，1700多名五臺山僧人組成僧侶自衛隊抗日。1938～1939年間就有100多名僧人參加八路軍到前線作戰，被稱為僧人連。1943年，羅漢寺51名僧人全部參加遠征軍，他們宣誓，中華勝利之日便是弟子歸寺之時。但這51名僧侶戰士一個也沒能回來。

關於“和尚能否殺壞人”這個問題，抗日戰爭時期，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就專門有巧妙的解釋。

1939年春，周恩來到南嶽衡山為遊擊幹部訓練班作報告。當時南嶽寺觀裡的和尚道士以丘贊、演文法師為首，組織了一個救亡團體———“南嶽佛教救國協會”，決心為抗日事業盡一份力量。但是他們的意見很不一致，演文主張成立一支僧軍，奔赴抗日戰場，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殺，而丘贊不同意，認為殺生是犯了佛門戒律，彼此爭執不休，便請周恩來“裁決”。

第二天，周恩來來到上封寺。他高度評價了僧人們的愛國熱情，又提出不必成立僧軍的主張。談話將要結束時，丘贊請周恩來題詞。周恩來沒有推辭，接過筆默想片刻，在宣紙上寫了八個大字“上馬殺賊，下馬學佛。”丘贊望著題詞，沉吟了一會道：“弟子斗膽請教，先生題詞‘殺賊’與‘學佛’聯絡在一起，於教義是否相符？”

周恩來笑著解釋說：“阿羅漢的第一個漢譯是‘殺賊’。不殺除煩惱之賊，就成不了阿羅漢。我寫的是‘殺賊’。不是‘殺人’，這個‘賊’當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現在日本強賊正在大批殺我同胞，我們不把殺人的賊殺掉，怎麼普度眾生？這是善舉，殺賊就是為了愛國，也是為佛門清靜。你們出家人只出家沒有出國，所以同樣要保國愛國。抗戰就是殺賊，殺賊就是抗戰愛國。”

周恩來把“殺賊”與“學佛”緊緊聯絡起來，使得丘贊不得不從心理上承認殺賊的合理性，接著又把“殺人”與“殺賊”這兩個關係一一區別分清，將“殺賊”提高到“普度眾生”、“善舉”這樣的佛家最高教義上來認識，最後說到抗戰救國的大目標上來。真是步步為營，循循善誘。丘贊聽後激動地說：“周先生真是博學，精於教義，通曉佛理。我明白了，只有上馬殺賊，才能下馬學佛。我們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手持戒刀，上馬殺賊。”

1932年3月18日，太虛法師又撰寫了《因遼滬事件為中日策安危》，表示要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大無畏精神，逼迫日本當局“撤兵回國”，使中日兩華人民免遭塗炭，共享和平。

1932年，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尼瑪大師在給中央政府的電報中說：“班禪目擊時艱，憂憤無已，雖身屬空門，而於救國圖存之道，何敢後人！”

五臺山僧侶中流傳這樣一句話：“雖然出家，但沒有出國，所以我們至死不當亡國奴。”

弘一法師也時常向僧俗大眾宣傳愛國思想，激勵其投入抗戰救國大業。他書寫了很多條幅，廣贈佛門信徒：“唸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唸佛。”

一些青年愛國僧人更是滿懷殺敵護國的熱誠。他們指出，國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已不允許愛國青年徘徊不前，青年僧人必須暫時告別“清修”生涯而去從軍。

太虛法師解釋道，：當侵略者破壞國家，殺害人民之時，任何人都有抵抗的義務，為正義，為了民族和國家的引起的殺戮，雖甚遺憾，然實不得已之事”。

從1937年開始，位於南京的棲霞寺寂然法師在日本侵略期間，保護和營救了兩萬四千多難民。

淞滬戰役結束後，陣亡的中國軍人及罹難平民屍橫遍野，慘不忍睹。1938年春，上海各寺僧侶組織了掩埋隊，在範成和慧開法師的帶領下，從2月至5月，在上海、蘇州等地共掩埋了1萬多具遺體。

（一）鎮江焦山寺，掩護該山炮臺官兵未及撤退者數十名，一律改僧裝，混住寺僧中，住寺半年有奇，終於脫離險境。

（二）南京棲霞山寺掩護官兵數以萬計，挾在難民中，予以救濟，廖耀湘將軍，即其中之一。

（三）當陽玉泉山，在宜昌淪陷後，該山全寺僧侶激於義勇，自動動員給濟游擊隊，打擊敵人，後被日寇發覺，派大批武力圍攻，將該寺老少僧侶三十七人捕捉，用機槍射死，並將廟宇焚燒。

（四）江西省一群比丘，在保衛大武漢之時，因抱義憤，脫去袈裟，奔上火線，為抗戰將士服務。

（五）長沙初次會戰時，有僧名理妙者，因參加地下工作，深入敵後，刺探日寇情報，遭日寇逮捕，剜去兩眼，割去兩耳和舌根，後剖開肚皮，活活戮死。

（六）杭州香國寺某僧，因供給游擊隊情報，被日寇捕去，用警犬咬死。

（七）滬戰爆發，上海比丘尼眾，聯合為前線將士縫製征衣。

（八）上海淪陷後，西門市關帝廟開辦施粥廠，並施寒衣，由範成和尚負責，直至勝利後始止，全活難民無數。

（九）廣東南華寺全體僧眾，抗戰發生後，每以絕食一日捐獻給國家，從未間斷。

（十）京滬撤退，江南大批難民，均逃至蘇北泰州，即由地方仕紳聯絡上海慈善團體，於各寺廟成立難民收容所，共收難民三、四萬眾，由二十六年直至二十八年始陸續返回江南。

（十一）佛教團體或個人對國家獻金，或幫助勸募公債。江蘇各大叢林寺院若金焦二山、天寧，寶華，在抗戰時期，都承擔鉅額公債。以及甘肅省酒、安、敦、玉、金、鼎、高七縣佛教會發動“佛教號”飛機運動，凡此種種，佛教僧眾於抗戰救國，無論為精神上，或物質上，都表現出“救國不讓人”的精神！

1938年春天，五臺山青黃兩廟僧眾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日動員大會，並於同年4月16日正式成立“五臺山佛教救國同盟會”。當時，臺懷鎮48座青廟、21座黃廟的各族僧眾1700多參加了“佛救會”。之後，“佛救會”將兩廟中18至35歲的480多名青年僧人迅速組織起來，成立“僧侶自衛隊”，接受八路軍組織的抗日培訓。抗日戰爭時期，五臺山成立了僧眾抗日自衛隊和尚連。

八年抗戰中，五臺山男女僧人參加抗日1000餘人，男女僧人在戰鬥中傷亡極為慘重。五臺山僧眾投身抗日戰爭保家衛國的精神，為中國波瀾壯闊的抗戰歷史，添加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