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六十五卷，包括《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歷史。 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學，就有志於史學事業，對於《尚書》、《春秋》三傳、《史記》、《漢書》等史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後，歷任著作郎、治書待御史等職。280年，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 陳壽寫《三國志》以前，已出現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主要取材於這些史書。蜀政權沒有設定史官，無專人負責蒐集材料，編寫蜀史。《蜀書》的材料是由陳壽採集和編次的。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並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我們閱讀《三國志》時，就會發現陳壽有史料不足的困難，內容顯得不夠充實。陳壽沒有編寫志。我們要了解三國時代的典章制度，只好藉助於《晉書》。陳壽還著有《益部耆舊傳》、《古國志》等書，整理編輯過《諸葛亮集》，可惜這些書後來都亡佚了。 《三國志》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讚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譭棄了自己的著作。後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曆史的史書中，獨有陳書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 陳壽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只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於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蒐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卷，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於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沈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蒐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借鑑，蒐集史料就非常困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注意搜尋，《蜀書》才僅得十五卷之數。《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蹟，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另外，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陳壽也可能捨棄了一些材料，如牽涉到司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寫，只好捨棄了。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後，尚書郎範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後，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複，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捨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三國志》取材精審。裴松之《三國志注》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捨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只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所擊殺。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 《三國志》行文簡明、乾淨。它常用簡潔的筆墨，寫出傳神的人物。《先主傳》記曹操與劉備論英雄，當曹操說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 《周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佔據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於地”的情態，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著墨不多，卻栩栩如生。 陳壽在書中表現出品題人物的興趣。他說劉備是英雄，曹操是人傑，孫策、孫權是英傑，諸葛亮、周瑜、魯肅是奇才，龐統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劉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質是彥士，王粲、秦宓是才士，關羽、張飛、程普，黃蓋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綜是良臣，張遼、樂進是良將，這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氣。 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陳壽所處時代，各種政治關係複雜，歷史與現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國志》對漢魏關係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並於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196年）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舉。陳壽在這裡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 但是，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說“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晉書·陳壽傳》關於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只有少數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虯、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奸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於陳思王，冀搖冢嗣，啟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晉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 《四庫金書總目提要·三國志》說過一些公道話:“以理而論，(陳)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亦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看來，從東晉習鑿齒以來掀起的正統之爭，無不具有現實的目的和為當代政權服務的用心，知人論世，知世論史是至關要緊的，沒有永恆不變的正偽標的。 陳壽受後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曲筆，多所迴護。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說“當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鹹杜其口而無言。”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的醜事緘口無言，為之迴護。我們在《三國志·魏書》中確實沒有看到劉知幾所論的內容，對此，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六中“三國志多回護”寫到: 《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物為尊者諱也。至於孩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迴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迴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 趙翼在回顧自《春秋》以來即有迴護現象的存在，認為陳壽在這方面做得不好。於是趙翼列舉一些例證，如漢獻帝遜位之後，魏封其為山陽公，到他死時，才追諡為獻帝，陳壽隱去曹王篡漢封山陽公一節，在《魏紀》中只稱漢獻帝。同樣常道鄉公遜位，為陳留王，到死時才追諡為元帝，陳壽也為之諱隱掩飾。司馬師廢齊王芳，《魏略》是這樣記載的:“(司馬)師遣郭一芝入宮，太后方與帝對弈，芝奏日:‘大將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太后但當順旨。’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可見邪。’太后乃付以璽緩。’是齊王之廢，全出於司馬師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陳壽《魏紀》“反載太后之命，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關。’如此等等。 最為嚴重的曲筆是高貴鄉公被弒之事，據《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公曹髦見司馬昭跋扈專橫，專權禍國，心不能甘，“發甲兵於凌雲臺，親討司馬昭。司馬昭令賈充拒之，時府兵尚不敢動，賈充即令成倅、成濟曰:‘公蓄養汝等，正為今日。’成濟乃抽戈犯帝，刃出於背而崩。”而陳壽“《魏志》但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絕不見被弒之跡。反載太后之命，言高貴鄉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並載昭奏，稱“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將士不得傷害，騎督成倅弟成濟橫人兵陣，傷公，遂至殞命，臣輒收濟付廷尉，結正其罪。”……這樣，趙翼感嘆道:“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於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 趙翼的責難，尖銳深刻，例證還多，餘如曹操徵陶謙時濫殺無辜，記曹魏對蜀之戰“專以諱敗誇勝為得體”，最後，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權統治者的本紀多回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這樣的迴護曲筆，不竟讓趙翼困惑不解:“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迴護耶?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 陳壽修史中的曲筆、迴護的確存在，他顯然是處在曹魏、西晉政權交替過程中的一種避禍方式，對大權在握的統治者隱惡濫美，為統治者服務的傾向是存在的。作為封建時代的史書，必然會對當權者有所迴護，為尊者諱是無法超越的潛在規則。就是趙翼所肯定的秉筆直書的南史、董狐也是經不起推敲的。所謂“趙盾弒君”(《左傳·宣公二年》)也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結論。他們立論的理由是趙盾“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計賊”，沒有盡到臣子的責任。 當然，趙翼也為陳壽的曲筆作了歷史考辯，指出:“蓋壽修書在晉時，故於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迴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迴護，不得不先為魏迴護……，當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陳壽未作訂正吧!他也不敢妄加篡改的。設身處地，為陳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作了客觀剖析，並認為處於改朝換代之際修史者顧忌更多的實際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貴真實，不虛美，不隱惡應是史家必須恪守的準則,曲筆是不足為訓的。應當看到,陳壽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人物之外,其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我們不必諱言陳壽的曲筆,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三國志》的信史價值。錢大昕所說:“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於範(曄)、歐陽(修)。”《三國志辯疑序》) 然而，《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不可不注意。在敘事時，除了在某些人的紀和傳中有矛盾之處外，其最大的缺點，就是對曹魏和司馬氏多有迴護、溢美之詞，受到了歷代史學家的批評。另外，全書只有紀和傳，而無志和表，這是一大缺欠。《三國志》成書之後，由於敘事過於簡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時，著名史學家裴松之便為其作注，又增補了大量材料。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松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諸書。後博覽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將軍，時年20歲。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併，庾楷死於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松之先後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後升調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義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任治中從事史。晉軍佔洛陽後，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松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東晉時歷仕零陵內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後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註。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臣前被詔，使採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注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於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家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於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評論；對於陳壽議論的不當，裴注也加以批評。裴注蒐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註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註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沈家本統計，注中引書“經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儲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註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於箋註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註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注的最大特點，就是廣採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我們在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松之的註文當作正文來讀。 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松之注《三國志》的評價:“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只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裴注為史書註釋開闢了新的廣闊道路。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後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闡明瞭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並皆抄內、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注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蝟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物件，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注》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並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注》引胡衝《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 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係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於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 中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後，編年、紀傳兩體漸趨成熟，儘管仍存在二體優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無需多言了。裴氏較關注的是對現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範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說：“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肯定了司馬遷首創“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後批評陳壽將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權達變”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本質的異同，應是區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於一種自發狀態的話，那麼，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注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 在敘事描寫上，強調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注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了裴氏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這一點同樣具有史學意義。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數：“（裴注）博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郡齋讀書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國志》中，李龍官等在校刊識語中更為具體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於正文”。20世紀70年代初，黃大受據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的殿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50，833字，裴注為322，643字（《三國志及裴注字數統計表》，載《三國志選注》，臺北中正書局，1972年版卷首。轉引自吳金華《三國志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頁）。王廷洽根據中華書局陳乃乾校點本統計出《三國志》為366，657字，裴注為320，799字（《略談〈三國志〉與裴注的數量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3期）。吳金華據百衲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68，039字，裴注為322，171字（《三國志校詁附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據金陵活字本統計，《三國志》為367，327宇，裴注為320，805字（《〈三國志〉本文確實多於裴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統計最少的《三國志》與統計最多的裴注字數比較，《三國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達到數倍於本書的文字。張子俠則認為：“《三國志》的版本和流傳的經過極為複雜，既有文字脫漏問題，也有註文混入正文的現象，因而正文與註文孰多孰少不能輕下結論。”（《〈三國志〉裴注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劉知幾都譏其繁蕪，葉適至認為“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文獻通考一九一）。清代學者雖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注而不注，有的不應注而注，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餘業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註）。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並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注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籍志中的已經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後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儘管說它“繁蕪”，說它“壽之棄餘”，單就儲存古代資料這一點說，也是值得重視的。 由於裴注引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因此裴注引書數量和書目的考證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錢大昕統計裴注引書“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學無涉者不在數內”，所列書名144種（《廿二史考異》卷十五）。趙翼統計裴注引書“凡〔百〕五十餘種”，所列書名151種，亦為史部類數目（《廿二史札記》卷六）。趙紹祖統計裴注引書“凡一百八十餘種”，另外，引諸經
《三國志》，六十五卷，包括《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歷史。 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學，就有志於史學事業，對於《尚書》、《春秋》三傳、《史記》、《漢書》等史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後，歷任著作郎、治書待御史等職。280年，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 陳壽寫《三國志》以前，已出現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主要取材於這些史書。蜀政權沒有設定史官，無專人負責蒐集材料，編寫蜀史。《蜀書》的材料是由陳壽採集和編次的。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並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我們閱讀《三國志》時，就會發現陳壽有史料不足的困難，內容顯得不夠充實。陳壽沒有編寫志。我們要了解三國時代的典章制度，只好藉助於《晉書》。陳壽還著有《益部耆舊傳》、《古國志》等書，整理編輯過《諸葛亮集》，可惜這些書後來都亡佚了。 《三國志》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讚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譭棄了自己的著作。後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曆史的史書中，獨有陳書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 陳壽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只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於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蒐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卷，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於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沈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蒐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借鑑，蒐集史料就非常困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注意搜尋，《蜀書》才僅得十五卷之數。《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蹟，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另外，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陳壽也可能捨棄了一些材料，如牽涉到司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寫，只好捨棄了。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後，尚書郎範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後，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複，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捨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三國志》取材精審。裴松之《三國志注》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捨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只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所擊殺。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 《三國志》行文簡明、乾淨。它常用簡潔的筆墨，寫出傳神的人物。《先主傳》記曹操與劉備論英雄，當曹操說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 《周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佔據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於地”的情態，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著墨不多，卻栩栩如生。 陳壽在書中表現出品題人物的興趣。他說劉備是英雄，曹操是人傑，孫策、孫權是英傑，諸葛亮、周瑜、魯肅是奇才，龐統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劉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質是彥士，王粲、秦宓是才士，關羽、張飛、程普，黃蓋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綜是良臣，張遼、樂進是良將，這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氣。 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陳壽所處時代，各種政治關係複雜，歷史與現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國志》對漢魏關係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並於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196年）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舉。陳壽在這裡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 但是，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說“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晉書·陳壽傳》關於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只有少數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虯、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奸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於陳思王，冀搖冢嗣，啟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晉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 《四庫金書總目提要·三國志》說過一些公道話:“以理而論，(陳)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亦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看來，從東晉習鑿齒以來掀起的正統之爭，無不具有現實的目的和為當代政權服務的用心，知人論世，知世論史是至關要緊的，沒有永恆不變的正偽標的。 陳壽受後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曲筆，多所迴護。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說“當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鹹杜其口而無言。”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的醜事緘口無言，為之迴護。我們在《三國志·魏書》中確實沒有看到劉知幾所論的內容，對此，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六中“三國志多回護”寫到: 《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物為尊者諱也。至於孩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迴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迴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 趙翼在回顧自《春秋》以來即有迴護現象的存在，認為陳壽在這方面做得不好。於是趙翼列舉一些例證，如漢獻帝遜位之後，魏封其為山陽公，到他死時，才追諡為獻帝，陳壽隱去曹王篡漢封山陽公一節，在《魏紀》中只稱漢獻帝。同樣常道鄉公遜位，為陳留王，到死時才追諡為元帝，陳壽也為之諱隱掩飾。司馬師廢齊王芳，《魏略》是這樣記載的:“(司馬)師遣郭一芝入宮，太后方與帝對弈，芝奏日:‘大將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太后但當順旨。’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可見邪。’太后乃付以璽緩。’是齊王之廢，全出於司馬師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陳壽《魏紀》“反載太后之命，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關。’如此等等。 最為嚴重的曲筆是高貴鄉公被弒之事，據《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公曹髦見司馬昭跋扈專橫，專權禍國，心不能甘，“發甲兵於凌雲臺，親討司馬昭。司馬昭令賈充拒之，時府兵尚不敢動，賈充即令成倅、成濟曰:‘公蓄養汝等，正為今日。’成濟乃抽戈犯帝，刃出於背而崩。”而陳壽“《魏志》但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絕不見被弒之跡。反載太后之命，言高貴鄉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並載昭奏，稱“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將士不得傷害，騎督成倅弟成濟橫人兵陣，傷公，遂至殞命，臣輒收濟付廷尉，結正其罪。”……這樣，趙翼感嘆道:“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於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 趙翼的責難，尖銳深刻，例證還多，餘如曹操徵陶謙時濫殺無辜，記曹魏對蜀之戰“專以諱敗誇勝為得體”，最後，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權統治者的本紀多回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這樣的迴護曲筆，不竟讓趙翼困惑不解:“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迴護耶?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 陳壽修史中的曲筆、迴護的確存在，他顯然是處在曹魏、西晉政權交替過程中的一種避禍方式，對大權在握的統治者隱惡濫美，為統治者服務的傾向是存在的。作為封建時代的史書，必然會對當權者有所迴護，為尊者諱是無法超越的潛在規則。就是趙翼所肯定的秉筆直書的南史、董狐也是經不起推敲的。所謂“趙盾弒君”(《左傳·宣公二年》)也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結論。他們立論的理由是趙盾“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計賊”，沒有盡到臣子的責任。 當然，趙翼也為陳壽的曲筆作了歷史考辯，指出:“蓋壽修書在晉時，故於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迴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迴護，不得不先為魏迴護……，當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陳壽未作訂正吧!他也不敢妄加篡改的。設身處地，為陳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作了客觀剖析，並認為處於改朝換代之際修史者顧忌更多的實際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貴真實，不虛美，不隱惡應是史家必須恪守的準則,曲筆是不足為訓的。應當看到,陳壽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人物之外,其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我們不必諱言陳壽的曲筆,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三國志》的信史價值。錢大昕所說:“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於範(曄)、歐陽(修)。”《三國志辯疑序》) 然而，《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不可不注意。在敘事時，除了在某些人的紀和傳中有矛盾之處外，其最大的缺點，就是對曹魏和司馬氏多有迴護、溢美之詞，受到了歷代史學家的批評。另外，全書只有紀和傳，而無志和表，這是一大缺欠。《三國志》成書之後，由於敘事過於簡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時，著名史學家裴松之便為其作注，又增補了大量材料。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松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諸書。後博覽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將軍，時年20歲。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併，庾楷死於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松之先後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後升調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義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任治中從事史。晉軍佔洛陽後，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松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東晉時歷仕零陵內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後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註。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臣前被詔，使採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注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於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家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於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評論；對於陳壽議論的不當，裴注也加以批評。裴注蒐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註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註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沈家本統計，注中引書“經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儲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註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於箋註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註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注的最大特點，就是廣採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我們在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松之的註文當作正文來讀。 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松之注《三國志》的評價:“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只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裴注為史書註釋開闢了新的廣闊道路。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後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闡明瞭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並皆抄內、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注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蝟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物件，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注》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並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注》引胡衝《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 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係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於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 中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後，編年、紀傳兩體漸趨成熟，儘管仍存在二體優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無需多言了。裴氏較關注的是對現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範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說：“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肯定了司馬遷首創“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後批評陳壽將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權達變”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本質的異同，應是區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於一種自發狀態的話，那麼，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注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 在敘事描寫上，強調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注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了裴氏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這一點同樣具有史學意義。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數：“（裴注）博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郡齋讀書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國志》中，李龍官等在校刊識語中更為具體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於正文”。20世紀70年代初，黃大受據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的殿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50，833字，裴注為322，643字（《三國志及裴注字數統計表》，載《三國志選注》，臺北中正書局，1972年版卷首。轉引自吳金華《三國志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頁）。王廷洽根據中華書局陳乃乾校點本統計出《三國志》為366，657字，裴注為320，799字（《略談〈三國志〉與裴注的數量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3期）。吳金華據百衲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68，039字，裴注為322，171字（《三國志校詁附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據金陵活字本統計，《三國志》為367，327宇，裴注為320，805字（《〈三國志〉本文確實多於裴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統計最少的《三國志》與統計最多的裴注字數比較，《三國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達到數倍於本書的文字。張子俠則認為：“《三國志》的版本和流傳的經過極為複雜，既有文字脫漏問題，也有註文混入正文的現象，因而正文與註文孰多孰少不能輕下結論。”（《〈三國志〉裴注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劉知幾都譏其繁蕪，葉適至認為“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文獻通考一九一）。清代學者雖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注而不注，有的不應注而注，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餘業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註）。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並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注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籍志中的已經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後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儘管說它“繁蕪”，說它“壽之棄餘”，單就儲存古代資料這一點說，也是值得重視的。 由於裴注引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因此裴注引書數量和書目的考證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錢大昕統計裴注引書“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學無涉者不在數內”，所列書名144種（《廿二史考異》卷十五）。趙翼統計裴注引書“凡〔百〕五十餘種”，所列書名151種，亦為史部類數目（《廿二史札記》卷六）。趙紹祖統計裴注引書“凡一百八十餘種”，另外，引諸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