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宗璞（女）（1928—）原名馮鍾璞，筆名還有綠蘩、任小哲等。原籍河南省唐河，生於北京，著名哲學家馮友蘭之女。就讀清華大學附屬成志小學校。抗戰爆發，隨父赴昆明，就讀西南聯大附屬中學。1945年回北京。1946年入南開大學外文系，1948年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同年在《大公報》發表處女作《A.K.C》。1951年畢業分配在政務院宗教事務委員會工作。同年末調入中國文聯研究部。1956年至1958年在《文藝報》任外國文學的編輯。1957年出版童話集《尋月集》，同年發表短篇小說《紅豆》（《人民文學》1957年7期）引起文壇注目，在反右鬥爭中遭到批判。1959年下放河北省農村。1960年調入《世界文學》編輯部。主要撰寫散文和小說。“文革”中被迫中斷創作，1978年重新發表作品。後調人北京外國文學研究所。主要作品有《宗璞散文小說選》，散文集《丁香結》，長篇小說《南渡記》，翻譯《繆塞詩選》（合譯）、《拉帕其尼的女兒》等。所作《弦上的夢》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三生石》獲1977—1980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散文集《丁香結》獲全國優秀散文（集）獎。她的作品多寫知識階層，文字優雅，富於學養，含蓄蘊藉。“文革”後的創作追求現代主義技巧的探索，注重心理描寫，具有超現實的荒誕和象徵，比如《我是誰》、《蝸居》、《泥沼中的頭顱》等，受到批評界的注意。
XXX 代表作 XXX
《A.K.C》、《尋月集》、《紅豆》、《宗璞散文小說選》、《丁香結》、《南渡記》、《我是誰》、《蝸居》、《泥沼中的頭顱》等
（2）宗璞，原名馮鍾璞。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之女，1928年生於北平，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退體於中國社會科學業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既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學厚淵源，又得外國文化長期耳濡目染，她的作品蘊含東方傳統哲學文化和西方人文主義思想相結合的精神內涵，具有獨特的藝術氣質和高雅格調。主要作品有小說《紅豆》、《 魯魯》《三生石》童話《尋月記》《花的話》《總鰭魚的故事》散文〈西湖漫筆〉〈奔落的雪原〉〈花朝節的紀念〉〈三松堂斷憶〉等，出版了多種小說散文童話選集。由〈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北歸記〉組成的四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是宗璞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3）宗璞的小說
一、她有自己的天地
——寧靜校園的一角
不知意味著有幸還是不幸，這位女作家始終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一高等學府幽靜的校園的一角。1928年7月26日，馮宗璞生於北京。水木清華的一石一水，燕園的濃蔭僻徑，從童年時代起迄於今，除了特殊的離亂，它們始終滋潤著、陶冶著宗璞的心靈。抗戰期間，北大、清華等學校避亂南遷，在昆明成立西南聯大。宗璞也隨父親馮友蘭在昆明鄉下住了很久，並就讀於西南聯大附中。
可以說，她始終都生活在中國高層的知識分子群中，與他們學業的專攻，崇高的操守，事業成就的歡欣，以及家國危亡的憂患深深地紐結在一起。宗璞本人五十年代初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後來在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家協會等單位工作，得到不少文學界前輩的幫助。1960年以後，一直在外國文學研究所從事編輯和研究。而她生長的門第又是世代書香，父親、姑母等都是全國著名的學者。命運之神對她優厚有加，一下子便置她於中國最深厚的文化淵源之中。因此，人們不難看到她的創作和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知識階層的氣質、情操以及生活方式，或隱或現的，然而又是千絲萬縷的聯絡。透過宗璞作品所展現的生活環境和人物內心世界，我們處處可以尋到中國哲學、中國文化藝術深遠的、潛在的、溶解性的影響，從而賦予它們特有的幽雅、淡泊、灑脫、內省的精神風貌。
她的創作如她的為人：真誠而嚴謹。她完全寫與自己特定的生活環境和特定的生活閱歷有關的人物事件，寫自己感受最深的東西。她說過，“許多文字，都不只一次地出現在我的夢寐之中。”①加之宗璞自幼多病，因此，她不是一個多產作家。迄今出版的作品有中篇小說《三生石》（1981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宗璞小說散文選》（1981年，北京出版社），散文集《丁香結》（1987年，百花文藝出版社），童話集《風廬童話》（1984年，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1986年再版），四卷本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第一卷《南渡記》（198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另鬱宗璞代表作》（1987年，黃河文藝出版社）；《宗璞》（中國當代作家選集；199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宗璞散文選集》。《弦上的夢》、《三生石》為全國獲獎之作。《丁香結》獲全國優秀散文集獎，另有譯作幾種。
宗璞196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曾出訪英國、澳洲、美國等。
因為宗璞與北京這座古老都城的西郊文化區的特殊聯絡，從《紅豆》起始，她便致力於寫校園內發生的事情。她筆下的成功人物形象，都是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知識女性（有人說，她的人物幾乎沒有出過燕園）。寫她們隨時代飄流的命運，寫她們真摯的追求、失落與獲得的歡欣。擁有高度文化的中國上層知識分子，成了宗璞創作的獨特的物件世界。她獲得了為她所有的一角土地，甚至可以說，獲得了別人難以奪去也無法替代的一角土地。她靜守她自有的土地。尤其經過時代動亂從而獲得人生和藝術的痛苦經驗之後，她更堅實地回到這塊土地上，真誠地、甚至不免寂寥地進行艱辛的墾植。
她站在這裡，尋求把目光投向時代、社會和人生的視窗。也許應該感謝風雲激盪的時代，使中國廣大知識分子都經受了政治鬥爭和群眾鬥爭的磨礪，使他們有此機緣把雙腳緊緊踩在現實生活的土壤之上。一位當代詩人說過：“我雖然住在北京這條僻靜的、窄小的衚衕裡，但風暴般的世界，卻緊搖著我的房門。”①宗璞這僻靜的校園的寓所，何嘗不是處於各種風暴的搖撼之中！正是因此，宗璞筆下的校園世界，依然地失去了人們意念中的靜謐和肅穆，卻始終鼓湧著當代生活中紛飛的風雲：《紅豆》中的教會學校奔騰著如火如茶的學生民主運動的激流；《知音》的主人公，透過校園幽靜的小徑，走向了一代青年嚮往的解放區。在《我是誰》、《三生石》中，小小勺院發生的生活變異和突然降臨的災禍，正是我們整個國家民族陷於空前劫難的剪影。宗璞提供給我們的，正是這樣一個窺見人生激流的視窗。近年來的作品，宗璞偏重於普通知識分子平常生活的刻繪。在這些並不重大的題材中，我們依然強烈感受到新生活的新資訊——新生活的雜沓喧囂和人們對生活的新的思考和奮鬥。一個民族從停滯走向躍動的失去平靜的時代，難得保持一角靜謐的山水。事實是，她即使想如此，也未必達到，何況她的心，本來是向著美好的人生的。
二、她有一貫的主題追求
——高尚美好的人生
——若能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增添一點抉擇的力量，或僅只減少些許抉擇的痛苦，我便心安———這是宗璞《小說散文選》的題語，來自靈魂深處的聲音。人生的道路曲折多艱。如何使人生富有意義，使平凡的生命獲得價值，使人的心靈純潔，精神崇高，使飄泊不定的靈魂能有一個美麗的皈依，可以認為是這位藝術個性獨特的女作家不離不棄的嚮往和憧憬。論及她筆下的人物，不管是祖國青春時代的熱情、純真的江玫、蘇倩；災難時代歷盡滄桑的菩提、方知；還是歷史性轉折時期生活激浪中的米蓮予、柳清漪，她們的心靈無不迴響著人生追求的呼喚。
事情應該追溯到五十年代，她的成名作《紅豆》即揭示了抉擇人生的主題。江玫和齊虹的愛情離異，決定於他們人生道路的分野。江玫這個生活在平靜小天地中的女大學生，在時代大波的撞擊下，萌生出對革命的嚮往和對新生活的渴求。這就導致了她與齊虹的愛情危機。江玫明知這種愛情不會有結果，但又怯幹割捨，陷於難以自拔的困境。這位性情柔弱的女性，畢竟走向了堅強，她終於掙脫了感情的羈絆，投身於民主運動的激流。
《紅豆》最大的特點是真誠。我們撥開紛擾的愛情霧靄，透出的正是主人公熱誠透明的心。江玫的信賴和嚮往，也是祖國黎明期那個生機勃發年代一整代人心中擁有的真誠信念。《紅豆》寫的是一個真摯的，富有悲歡苦樂的複雜的內心故事。它毫不掩飾地寫出江玫在追求理想道路時，對個人情感的眷念與追懷，從而呈現了一個生活條件優越的青年女性抉擇人生道路的艱難與曲折。《紅豆》當然保留了那個時代過分的單純感，但卻以它的誠摯和時代真實性，獲得了久遠的藝術生命。它如同一個並不消逝的青年時代的夢，始終保留在人們美好的記憶裡。
一個作家離不開時代的困域。當時代、社會發生了新的變異，作家必定面臨對新的生活的思考和探尋。當十年的災難過去，生活恢復了平靜，向人們走來的是一個新的交替、大轉折、大變革的偉大而又艱難的新時期。整個時代顯得錯綜紛壇，凝重滯澀，人們也在國家民族歷史性重負下憧憬、追求、奮鬥。宗璞在這不平靜的變動的生活背景上，重新陷入了對於生活執著的探求。
宗璞在前進的生活中探尋，也在生活的探尋中前進——雖然她佔有的依然是那平靜的校園的一角。早在《團聚》中，宗璞已敏感地捕捉到了某些人生活日趨物質化的資訊。她感嘆人的價值觀念以及人與人的關係受到市俗的汙染。對於這種汙染也表現在《米家山水》和《核桃樹的悲劇》一類作品中。那字裡行間縷縷飄散著失落的悵惘情緒：“她現在是和親人一起走到平坦的路上了，但那完全消她飢渴的甘泉卻不知在何方。那本該屬於她的，屬於她這一代人的。”（《團聚》）
宗璞仍在執著的尋求之中。合理的生活，美麗的心靈，崇高的人生，依然是她探求的核心。《團聚》中的綰雲，始終在尋問人生的無限到底在哪裡？這“無限”，也許可以理解為一種超時空的內在的、精神的美。《團聚》與諶容的《人到中年》和戴晴的《盼》題材相近，但卻表現出這三位女作家不同層次的人生探求。它們有各自的價值。《人到中年》和《盼》較逼近生活實際，更具於預生活的問題小說的尖銳。而宗璞則是在精神層次上進行探索。後者比前者似乎顯得優雅、純淨，但在社會上的反響卻沒有前者強烈，因為前者與人民現實生活更貼近。
中國古典文化的潛在影響在宗璞此類作品中日益明晰，甚至構成了作品基調的意蘊。從《團聚》中辛圖的舅舅，那位老人那裡可以窺測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道德風貌的延續。老人信守學業，而不隨市俗蠅營狗苟。他只謀求在自己的本位上盡責的人生要義：以“春色三分，一分流水，二分塵上”的信念，泰然面對自己的寥落。《米家山水》中的米蓮子則有一種中國寫意山水那樣的性格：恬靜、雅緻、悠遠、淡泊，具有內涵的靈韻。她面對平庸紛擾的環境，尋求自己內心的淨化，嚮往安徒生《海的女兒》那顆為了別人幸福，寧肯忍受痛苦和犧牲的美麗、善良的靈魂。她始終以嚴肅的自我審視，去尋求與劉成的心靈溝通，最後甚至決定捨棄自己出國的機會，去成就劉鹹的事業。但事實上這也未能如願。
在這種現實與理想不相和諧的情況下，她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美麗、純淨的思想境界：這就是她和她丈夫各自的創作天地——古文字研究和中國畫創作的世界。他們進入這個境界中超脫一切，並透過自省的智慧去成就自己理想的人格。小說以熱烈的筆調，讚美這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清風習習，朝霞絢爛，一片寧靜自得。宗璞創造的這種境界對探求人生意義來說，無疑有一種特有的向上力。使人產生一種超拔空靈的精神嚮往，嚮往個人思想的高尚，靈魂的純潔。
在《核桃樹的悲劇》中，則以“弱者的自衛”，一種決然的超脫來護衛自己人格操守。主人公柳清漪與她的核桃樹命運相同，她身心交瘁。但從不懈怠，可嘆的是連那種與世無爭的要求也信守不住，只好親手砍倒了與自己相近相似的核桃樹，導致了“有用之材不能終其天年”的悲劇。它得自《莊子》哲學的啟示，發出了對特有的一類人的命運的喟嘆，表達了對現實的某種關注。這種“弱者的自衛”顯示了作者的憤激。記得孫犁說過：“凡是慣世嫉俗之作，都是因為對現實感情過深產生的。”（《耕堂讀書記》廣弱者的自衛”表現了主人公在困境中不失操守的遺世獨立的人格精神，這仍然體現了中國知識界的傳統人格力量對於現代生活的滲透力。
生活的豐富紛紜，也顯示了作者人生尋求的廣闊。她也曾通過於斌（《全息照相》中的實驗員），不苟且於生活而積極創造，對因襲保守的價值觀念提出懷疑。于斌的最大特點就是在努力尋求以自己平凡勞動為社會創造服務的自我價值。在五十年代的《紅豆》中，宗璞曾經向我們展現那一時代青年的心靈世界。在那裡，江玫以全部的赤誠把個人的理想、願望、愛情獻給了新誕生的社會。她意識到自己原有的，為她所眷念的世界與新的生活有著潛在的不和諧，她決斷地否定了佔據她的隱秘內心的一切，這對江玫來說，是一種痛苦的否定。因此，五十年代精神，在江玫身上強烈地體現為一種自覺的自我否定意識。生活在發展，而且是曲折地發展。五十年代的江玫，換成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于斌，他的性格的成熟，體現了生活的成熟。如今佔據于斌內心的並不是那種否定自我以適應現實的意向。作家痛感個性的消失。從江玫痛苦的否定到于斌痛苦地尋找個性的復甦，這裡，我們可以滿聽到作家跟隨生活前進的、輕輕的、然而又是鄭重的足音。
三、她有恆久的憧憬
——人間的友愛和溫馨
像宗璞這樣，以深受中國文化道德的浸潤，深受西方文藝復興以來進步文學思潮的影響，又長期生活在五十年代以來人與人誠摯、單純的關係之中的作家，她始終懷著人與人美好關係的憧憬，並渴求人情的溫暖，是毫不足怪的。由於那個失去理智的時代的社會現實的觸發，她曾在多篇作品中，蘊蓄了這方面的主題，並寄以深沉、熾烈的情感的呼籲。這其中，有對那個獸性年代踐踏和汙辱的憤激的抗訴；有對保持自尊、自愛的人格力量的探求；也有對業已失落的人世間溫暖的尋覓。
《三生石》是一部描寫災難和痛苦的作品，卻充滿了對獨立人格力量和對真摯的友誼和愛的讚歎。它在深沉而浩大的憂患背景上，寫了菩提、方知、陶慧韻等幾個文弱的知識分子，如何在災難接踵而至幾乎陷於絕境中，獲得人生的堅信並戰勝命運的挑戰。他們不僅從梅、蘭、竹、石等中國哲學和藝術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象徵中吸取“骨”和“志”的力量，甚至從老莊和排宗哲理中尋覓解脫困厄的津渡。他們的超脫和徹悟，相信無所求也就無所失的自我超脫，這當然顯示了出世和虛無。但在《三生石》特定生活境遇下，透過超脫、避世的外殼，卻強烈地顯示了內心的執著人生，對生命充滿信念的光輝。因此，菩提和方知，在當時沙漠般的世界上，面臨一個又一個的襲擊，不畏懼，不哀傷，而是迎著苦難走去，在從容和緩之中，透出做岸和堅毅。這部作品驚人之處是，它創造了一種沉鬱的以柔克剛的美。
人們往往會在蒙受苦難的時候，萌發起慈愛和友誼的渴念。“菩提和慧韻做鄰居不久，便常暗自慶幸。在那殘酷的、橫卷著刀劍般的世界上，他們只要能回‘家’，就能找到一塊綠洲，滋養一下她們那傷痕累累的心。”窄小的勺院內，有動人的愛和友情。陶慧韻身上表現的友愛如此博大，甚至具有殉道的色彩。她超人的痛苦，超人的忍受，以及拋舍自己的慈愛精神，都超過了她自身的負荷力。在這種沉重的超載中，作者讓我們感知到人類的善良、堅忍和犧牲等的道德力量。
《三生石》寫了菩提和方知在苦難中的真摯的愛情。正如方知所說，如果他把自己的秘密和親友商量，恐怕誰也不會贊成他的選擇。但他憑他那充滿感情的沒有患“硬化症”的心，指引他來到菩提身邊。正是方知的愛使菩提這隻飄蕩的小船，從此依傍在三生石上，獲得了生活的勇氣和力量。同樣，方知由於得到菩提愛情的撫慰，即使在囹圄之中，也感到與生活的聯絡如此親密並堅韌。當人們處以絕境無以自授時，這種心靈的接近與溝通，便成了沉沉暗夜的一線光明。
作為探求人生並投身於創造新生活洪流的一貴，宗璞對人們之間互相接近的渴求是熱切的。她追求人與人在心靈上的默契和彼此間的互助互愛。她曾在訪問澳洲謁作家勞森墓時，有感於勞森筆下那些充滿同情心的人物，發出“人世間太需要這種同情、這種熱心、這種體貼了”①的喟嘆！在她表現新時期生活的作品中，始終迴響著呼喚友愛的聲音。在《米家山水》和《全息照相》中，我們會感染到一種人與人隔膜和互不理解的悵惘。當我們的作家追索《海的女兒》那個美麗的靈魂時，她縈念於懷的也就是那種為他人而犧牲的愛的崇高。我們甚至還可以從《米家山水》母親口中“小星星，亮晶晶”古老而純樸的兒歌吟唱中，接受友愛精神的陶冶，從而渴望自己也能如小小的星辰那樣，互不排斥，各自發出亮晶晶的光芒，點綴那迷人的夜空。
宗璞確認：人生道路多艱。人們在戰勝難關的人生途中，需要別人的慰藉和溫暖。這一點，她與她的前輩作家冰心有驚人的相似。這當然不是因為她們都是女性作家，恐怕還在於，她們的身世、經歷，生活環境和文化背景都十分接近的緣故。在《寄小讀者》中，冰心說過：“愛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之路的兩旁。隨時撤種，隨時開花，將這一徑長途點綴得花香瀰漫，使穿枝拂葉的人，踏著荊棘，不覺得痛苦，有淚可落，也不是悲涼。”不是悲涼，竟是淡淡的幸福，是溫馨的慰藉，使人們在愛和同情鼓勵下，踏過荊棘，走過這一徑人生長途。
四、她有寬廣的藝術領域
——多樣化的創作實踐
人們認識宗璞，是從她的《紅豆》所展露的藝術才華開始的。那時，她透過現實主義筆觸，刻畫了江玫這樣一個單純、充滿理想的女性形象，留下了那個歷史大轉折時代（解放前後）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真實的藝術造型。《紅豆》的成功之處，在於透過細膩的心理剖析，把那種理智要割捨面情感上又難以割捨的愛情，寫得纏綿委婉。它作為那個時代的青年處於重大的蛻變和躍起的情感和心理的形象記載，而保留在新時代的人物譜系之中。
在宗璞這裡，現實主義如一道生命水，隊五六十年代就開始潺潺流動。這股水後來曾遭到了阻礙，但未曾枯竭，而成為潛流。當1978年宗璞恢復創作時，它重新以動人的光彩湧出了地面。在《弦上的夢》、《三生石》中，我們依然感受到這一創作思想新鮮的生命力。
上述兩篇小說，仍然透過平實的語言敘述，透過場景事件和細節組合描繪，再現了剛剛逝去的那一段最黑暗最痛苦的生活景象。尤其是透過純熟的心理感受的抒寫，記下那個風雨年代留給人們心靈上的傷痕。它仍然採用現實主義筆墨，把災難中知識分子的悲慘境地，寫得細微真切，悽楚動人。
在宗璞創作的新的時期，她所一貫追求的現實主義，仍然保留著樸素平實，委婉情致的風韻。不同的是，它業已失去五十年代的單純和透明感，代之而起的是特有的嚴峻、深沉，她的現實主義藝術方法更臻於成熟。因為這股活水曾潛入地下，它畢竟積澱著大地的隱痛，畢竟經過地層的擠壓和裂變。在《弦上的夢》裡，我們忘不了這樣的細節：樂(王君)開啟書櫥讓梁遐找書看，這時梁遐觸景生情，從爸爸也有許多書想到爸爸的冤死。她愛，她恨，但她沒有眼淚。樂(王君)倒是希望她痛哭一場，以宣洩她心頭過分的悲哀。“但是，梁遐衝進她的船裡（她的床），只在書櫥上留下兩個指甲印。”這裡沒有呼天搶地，沒有憤慨陳詞，把最熾烈的情感都蘊藏在那深深的指甲印裡。在沉靜的表層下，奔湧著內在的烈焰。
如果說，宗璞在復出後的創作仍然沿著現實主義的軌跡在行動，這隻能是事實的一個方面。如同整個現階段的文學一樣，她的創作也面臨一個新的開拓期。發展著的社會現實催動新的藝術創造。她和許多活躍的探索者一樣，以藝術家的勇氣在進行多方面的探索試驗。對這種情況總的描述應當是，宗璞在取得現實主義成就的同時，開始了對於業已形成的藝術風格的拓展與變革。
宗璞近年的每一篇作品，都有進行某種有意識的探索的新意。她自己也曾說過，“我自1978年重新提筆以來，有意識地用兩種手法寫作，一種是現實主義……一種姑名為超現實主義的，即透過現實的外殼去寫本質，雖然荒誕不成比例，卻求神似”。①這樣，我們就能理解，在宗璞的筆下為什麼會出現《我是誰？》、《蝸居》這樣具有鮮明的現代傾向的作品來。《我是誰？》使現實的人變成了爬行的蟲子。《蝸居》則使一個超自然的神秘的鬼蛾出現在人間。透過這荒謬的歪曲的形式，存在的卻是最本質的真實。這樣的筆墨，對於《紅豆》的作者來說，不啻是驚人的鉅變。無可置疑的，現實主義的傳統手法在這裡產生了異變，一種新的因素正在為作家所把握。如果我們對那個畸形年代把許多人“變”成“牛鬼蛇神”的汙穢和屈辱仍保有記憶，我們一定能夠理解這種變形的藝術形式。藝術變形正是生活變形的一種特殊再現。怪誕的鬼城就是那個顛三倒四的瘋狂生活的變形寫照。
宗璞沒有硬搬外國的藝術經驗，她是在進行藝術經驗的融合與改造。《我是誰？》的創作手法，重在再現意識的流動，但其中也交織著客觀現實的描繪；除了荒誕的變形外，也還有理想的熱情抒發以及區域性的象徵寓意。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到，宗璞沒有拋棄她所已達到的，但她也不曾在新異的藝術天地怯於前行。這就構成了如她自己所說：“這樣表現方便準確便這樣寫。”①
創造性的作家，總是不斷地跨越自己。宗璞隨著創作的成熟，產生更為成熟的藝術追求。她曾在《鐘山》刊載的一封信中談到：“這兩年我常想到中國畫，我們的畫是不大講究現實的比例的，但它能創造一種意境，傳達一種精神”；“我以為藝術都應給想象、思索的天地，應該‘言有盡而意無窮’，中國詩特別有此長處”。①宗璞在這裡所表達的藝術理想，與她人生價值的追求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相一致，也呈現了她藝術觀念和審美原則的民族特徵。她力求於小說創作中也如古代詩、畫那樣流露性情、追求寫意的空靈，隱藏深厚的意蘊。
宗璞某些作品有意地忽略實際，直接詮釋生活。她透過平實的故事，創造一種意境，這種意境產生一種暗示能力，誘發人們的想象，使平淡的事實昇華到哲理意趣，使讀者在更為宏遠的層次上探求人生的道理。此種創作意向，在《熊掌》一類作品中，體現最為鮮明。閱讀這類作品，不是在寫實的基本層次上，而是從凸出的非現實的思想、哲學層次上獲得審美效果。筆墨簡淡蕭疏，而意境則趨於深遠。
為了豐富作品揭示現代生活的藝術手段，宗璞很注意融匯貫通地引用西方現代小說的某些表現技巧。《心祭》的結構顯得新穎不俗。它的內容的展開，主要依靠主人公的回憶的思緒流動，而且透過記憶和現實兩條線互相交錯、滲透進行。但即使在這樣的作品中，作家仍然執意於使之與中國的傳統藝術追求相契合。《心祭》力求以小說的形式達到中國古典詩那種言不盡意，意在言外的深層意趣。它以李商隱《錦瑟》詩的“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作為題語。《心祭》與《錦瑟》相同，也寫一種情愛，一種令人長久追憶而又不無缺憾的複雜情思。小說採用了秋風、暮色、向黃昏、嚮往事、心很遠、思想在飄……這一系列抒情詩的意象語言，造成了既深情綿邈又悠長飄逝的情懷。通篇小說把這種抒情語言和意境，進行多次的反覆，如同詩中的復沓，造成迴旋與曲折，留下不絕的餘韻。小說採用交錯的結構，把思緒的線頭隨意切割，記憶一會兒斷了，一會兒又被聯上，若斷若續，似有似無，蘊濃烈於簡淡，輕愁淡恨，欲罷難休。這一切，就使《心祭》從意境上引出與李商隱詩的聯絡，同樣蘊含了那種既令人追懷而又不免惘然的多種情思。
而在《核桃樹的悲劇》和《魯魯》中，由於樹與人的某種程度的合二而一和寄人情於動物，都使作品具有濃烈的象徵意味。這使我們想到中國曆時很久的透過外物、景象而抒發、寄託主觀的情感或觀念，以達到非概念所能窮盡的具有情感力量的“比興”的美學原則。《魯魯》中一隻極可愛逼真的小狗，就是一個獨具情感力量的形象。作者把自己鬱結的情感，寄託在魯魯身上。這種寄寓並非外在的比附，而是把這種寄託合理地滲透到客觀物件之內，成了它自身所包孕的。魯魯的心情就是作者自我的心情。魯魯的悲哀，魯魯的篤誠，就是作者所寄寓的人間的悲哀，和人們對失落的溫暖的尋覓。正因為寄寓深刻，使這篇小說超出習見的寓言體或詠物詩。隱匿的深長的意蘊，給讀者留下無盡的思索和聯想的餘地，使作品具有強烈的象徵性。這一切都讓人興奮地想到，一位生長於書香世家，受到傳統文化深深哺養的中國作家，當她把眼光投向世界文化，特別是世界現代藝術時，由於她的創造性的吸收與綜合，產生了多麼奇妙而且多麼開闊的藝術奇蹟。這讓人想起伯納德·欠瑞孫給海明威的關於《老人與海》的一封信：“《老人與海》是一首田園樂曲，大海就是大海，不是拜倫式的，不是麥爾維爾式的，好比荷馬的手筆，行文又沉著又激動人心，猶如荷馬的詩。真正的藝術家既不象徵化也不寓言化——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藝術品都散發出象徵和寓言的意味……”這段關於海明威作品的評語，當然不是具體的作家作品的評論，應當認為，它談的是真正藝術的融會貫通。
宗璞已走向於成熟的人生，也走向了成熟的藝術追求和實踐。一個走向成熟的文學家總是力求寬廣和博大的。1986年，宗璞開始長篇小說創作，準備寫一部名叫《野葫蘆引》的四卷鉅製
（1）宗璞（女）（1928—）原名馮鍾璞，筆名還有綠蘩、任小哲等。原籍河南省唐河，生於北京，著名哲學家馮友蘭之女。就讀清華大學附屬成志小學校。抗戰爆發，隨父赴昆明，就讀西南聯大附屬中學。1945年回北京。1946年入南開大學外文系，1948年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同年在《大公報》發表處女作《A.K.C》。1951年畢業分配在政務院宗教事務委員會工作。同年末調入中國文聯研究部。1956年至1958年在《文藝報》任外國文學的編輯。1957年出版童話集《尋月集》，同年發表短篇小說《紅豆》（《人民文學》1957年7期）引起文壇注目，在反右鬥爭中遭到批判。1959年下放河北省農村。1960年調入《世界文學》編輯部。主要撰寫散文和小說。“文革”中被迫中斷創作，1978年重新發表作品。後調人北京外國文學研究所。主要作品有《宗璞散文小說選》，散文集《丁香結》，長篇小說《南渡記》，翻譯《繆塞詩選》（合譯）、《拉帕其尼的女兒》等。所作《弦上的夢》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三生石》獲1977—1980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散文集《丁香結》獲全國優秀散文（集）獎。她的作品多寫知識階層，文字優雅，富於學養，含蓄蘊藉。“文革”後的創作追求現代主義技巧的探索，注重心理描寫，具有超現實的荒誕和象徵，比如《我是誰》、《蝸居》、《泥沼中的頭顱》等，受到批評界的注意。
XXX 代表作 XXX
《A.K.C》、《尋月集》、《紅豆》、《宗璞散文小說選》、《丁香結》、《南渡記》、《我是誰》、《蝸居》、《泥沼中的頭顱》等
（2）宗璞，原名馮鍾璞。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之女，1928年生於北平，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退體於中國社會科學業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既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學厚淵源，又得外國文化長期耳濡目染，她的作品蘊含東方傳統哲學文化和西方人文主義思想相結合的精神內涵，具有獨特的藝術氣質和高雅格調。主要作品有小說《紅豆》、《 魯魯》《三生石》童話《尋月記》《花的話》《總鰭魚的故事》散文〈西湖漫筆〉〈奔落的雪原〉〈花朝節的紀念〉〈三松堂斷憶〉等，出版了多種小說散文童話選集。由〈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北歸記〉組成的四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是宗璞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3）宗璞的小說
一、她有自己的天地
——寧靜校園的一角
不知意味著有幸還是不幸，這位女作家始終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一高等學府幽靜的校園的一角。1928年7月26日，馮宗璞生於北京。水木清華的一石一水，燕園的濃蔭僻徑，從童年時代起迄於今，除了特殊的離亂，它們始終滋潤著、陶冶著宗璞的心靈。抗戰期間，北大、清華等學校避亂南遷，在昆明成立西南聯大。宗璞也隨父親馮友蘭在昆明鄉下住了很久，並就讀於西南聯大附中。
可以說，她始終都生活在中國高層的知識分子群中，與他們學業的專攻，崇高的操守，事業成就的歡欣，以及家國危亡的憂患深深地紐結在一起。宗璞本人五十年代初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後來在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家協會等單位工作，得到不少文學界前輩的幫助。1960年以後，一直在外國文學研究所從事編輯和研究。而她生長的門第又是世代書香，父親、姑母等都是全國著名的學者。命運之神對她優厚有加，一下子便置她於中國最深厚的文化淵源之中。因此，人們不難看到她的創作和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知識階層的氣質、情操以及生活方式，或隱或現的，然而又是千絲萬縷的聯絡。透過宗璞作品所展現的生活環境和人物內心世界，我們處處可以尋到中國哲學、中國文化藝術深遠的、潛在的、溶解性的影響，從而賦予它們特有的幽雅、淡泊、灑脫、內省的精神風貌。
她的創作如她的為人：真誠而嚴謹。她完全寫與自己特定的生活環境和特定的生活閱歷有關的人物事件，寫自己感受最深的東西。她說過，“許多文字，都不只一次地出現在我的夢寐之中。”①加之宗璞自幼多病，因此，她不是一個多產作家。迄今出版的作品有中篇小說《三生石》（1981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宗璞小說散文選》（1981年，北京出版社），散文集《丁香結》（1987年，百花文藝出版社），童話集《風廬童話》（1984年，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1986年再版），四卷本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第一卷《南渡記》（198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另鬱宗璞代表作》（1987年，黃河文藝出版社）；《宗璞》（中國當代作家選集；199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宗璞散文選集》。《弦上的夢》、《三生石》為全國獲獎之作。《丁香結》獲全國優秀散文集獎，另有譯作幾種。
宗璞196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曾出訪英國、澳洲、美國等。
因為宗璞與北京這座古老都城的西郊文化區的特殊聯絡，從《紅豆》起始，她便致力於寫校園內發生的事情。她筆下的成功人物形象，都是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知識女性（有人說，她的人物幾乎沒有出過燕園）。寫她們隨時代飄流的命運，寫她們真摯的追求、失落與獲得的歡欣。擁有高度文化的中國上層知識分子，成了宗璞創作的獨特的物件世界。她獲得了為她所有的一角土地，甚至可以說，獲得了別人難以奪去也無法替代的一角土地。她靜守她自有的土地。尤其經過時代動亂從而獲得人生和藝術的痛苦經驗之後，她更堅實地回到這塊土地上，真誠地、甚至不免寂寥地進行艱辛的墾植。
她站在這裡，尋求把目光投向時代、社會和人生的視窗。也許應該感謝風雲激盪的時代，使中國廣大知識分子都經受了政治鬥爭和群眾鬥爭的磨礪，使他們有此機緣把雙腳緊緊踩在現實生活的土壤之上。一位當代詩人說過：“我雖然住在北京這條僻靜的、窄小的衚衕裡，但風暴般的世界，卻緊搖著我的房門。”①宗璞這僻靜的校園的寓所，何嘗不是處於各種風暴的搖撼之中！正是因此，宗璞筆下的校園世界，依然地失去了人們意念中的靜謐和肅穆，卻始終鼓湧著當代生活中紛飛的風雲：《紅豆》中的教會學校奔騰著如火如茶的學生民主運動的激流；《知音》的主人公，透過校園幽靜的小徑，走向了一代青年嚮往的解放區。在《我是誰》、《三生石》中，小小勺院發生的生活變異和突然降臨的災禍，正是我們整個國家民族陷於空前劫難的剪影。宗璞提供給我們的，正是這樣一個窺見人生激流的視窗。近年來的作品，宗璞偏重於普通知識分子平常生活的刻繪。在這些並不重大的題材中，我們依然強烈感受到新生活的新資訊——新生活的雜沓喧囂和人們對生活的新的思考和奮鬥。一個民族從停滯走向躍動的失去平靜的時代，難得保持一角靜謐的山水。事實是，她即使想如此，也未必達到，何況她的心，本來是向著美好的人生的。
二、她有一貫的主題追求
——高尚美好的人生
——若能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增添一點抉擇的力量，或僅只減少些許抉擇的痛苦，我便心安———這是宗璞《小說散文選》的題語，來自靈魂深處的聲音。人生的道路曲折多艱。如何使人生富有意義，使平凡的生命獲得價值，使人的心靈純潔，精神崇高，使飄泊不定的靈魂能有一個美麗的皈依，可以認為是這位藝術個性獨特的女作家不離不棄的嚮往和憧憬。論及她筆下的人物，不管是祖國青春時代的熱情、純真的江玫、蘇倩；災難時代歷盡滄桑的菩提、方知；還是歷史性轉折時期生活激浪中的米蓮予、柳清漪，她們的心靈無不迴響著人生追求的呼喚。
事情應該追溯到五十年代，她的成名作《紅豆》即揭示了抉擇人生的主題。江玫和齊虹的愛情離異，決定於他們人生道路的分野。江玫這個生活在平靜小天地中的女大學生，在時代大波的撞擊下，萌生出對革命的嚮往和對新生活的渴求。這就導致了她與齊虹的愛情危機。江玫明知這種愛情不會有結果，但又怯幹割捨，陷於難以自拔的困境。這位性情柔弱的女性，畢竟走向了堅強，她終於掙脫了感情的羈絆，投身於民主運動的激流。
《紅豆》最大的特點是真誠。我們撥開紛擾的愛情霧靄，透出的正是主人公熱誠透明的心。江玫的信賴和嚮往，也是祖國黎明期那個生機勃發年代一整代人心中擁有的真誠信念。《紅豆》寫的是一個真摯的，富有悲歡苦樂的複雜的內心故事。它毫不掩飾地寫出江玫在追求理想道路時，對個人情感的眷念與追懷，從而呈現了一個生活條件優越的青年女性抉擇人生道路的艱難與曲折。《紅豆》當然保留了那個時代過分的單純感，但卻以它的誠摯和時代真實性，獲得了久遠的藝術生命。它如同一個並不消逝的青年時代的夢，始終保留在人們美好的記憶裡。
一個作家離不開時代的困域。當時代、社會發生了新的變異，作家必定面臨對新的生活的思考和探尋。當十年的災難過去，生活恢復了平靜，向人們走來的是一個新的交替、大轉折、大變革的偉大而又艱難的新時期。整個時代顯得錯綜紛壇，凝重滯澀，人們也在國家民族歷史性重負下憧憬、追求、奮鬥。宗璞在這不平靜的變動的生活背景上，重新陷入了對於生活執著的探求。
宗璞在前進的生活中探尋，也在生活的探尋中前進——雖然她佔有的依然是那平靜的校園的一角。早在《團聚》中，宗璞已敏感地捕捉到了某些人生活日趨物質化的資訊。她感嘆人的價值觀念以及人與人的關係受到市俗的汙染。對於這種汙染也表現在《米家山水》和《核桃樹的悲劇》一類作品中。那字裡行間縷縷飄散著失落的悵惘情緒：“她現在是和親人一起走到平坦的路上了，但那完全消她飢渴的甘泉卻不知在何方。那本該屬於她的，屬於她這一代人的。”（《團聚》）
宗璞仍在執著的尋求之中。合理的生活，美麗的心靈，崇高的人生，依然是她探求的核心。《團聚》中的綰雲，始終在尋問人生的無限到底在哪裡？這“無限”，也許可以理解為一種超時空的內在的、精神的美。《團聚》與諶容的《人到中年》和戴晴的《盼》題材相近，但卻表現出這三位女作家不同層次的人生探求。它們有各自的價值。《人到中年》和《盼》較逼近生活實際，更具於預生活的問題小說的尖銳。而宗璞則是在精神層次上進行探索。後者比前者似乎顯得優雅、純淨，但在社會上的反響卻沒有前者強烈，因為前者與人民現實生活更貼近。
中國古典文化的潛在影響在宗璞此類作品中日益明晰，甚至構成了作品基調的意蘊。從《團聚》中辛圖的舅舅，那位老人那裡可以窺測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道德風貌的延續。老人信守學業，而不隨市俗蠅營狗苟。他只謀求在自己的本位上盡責的人生要義：以“春色三分，一分流水，二分塵上”的信念，泰然面對自己的寥落。《米家山水》中的米蓮子則有一種中國寫意山水那樣的性格：恬靜、雅緻、悠遠、淡泊，具有內涵的靈韻。她面對平庸紛擾的環境，尋求自己內心的淨化，嚮往安徒生《海的女兒》那顆為了別人幸福，寧肯忍受痛苦和犧牲的美麗、善良的靈魂。她始終以嚴肅的自我審視，去尋求與劉成的心靈溝通，最後甚至決定捨棄自己出國的機會，去成就劉鹹的事業。但事實上這也未能如願。
在這種現實與理想不相和諧的情況下，她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美麗、純淨的思想境界：這就是她和她丈夫各自的創作天地——古文字研究和中國畫創作的世界。他們進入這個境界中超脫一切，並透過自省的智慧去成就自己理想的人格。小說以熱烈的筆調，讚美這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清風習習，朝霞絢爛，一片寧靜自得。宗璞創造的這種境界對探求人生意義來說，無疑有一種特有的向上力。使人產生一種超拔空靈的精神嚮往，嚮往個人思想的高尚，靈魂的純潔。
在《核桃樹的悲劇》中，則以“弱者的自衛”，一種決然的超脫來護衛自己人格操守。主人公柳清漪與她的核桃樹命運相同，她身心交瘁。但從不懈怠，可嘆的是連那種與世無爭的要求也信守不住，只好親手砍倒了與自己相近相似的核桃樹，導致了“有用之材不能終其天年”的悲劇。它得自《莊子》哲學的啟示，發出了對特有的一類人的命運的喟嘆，表達了對現實的某種關注。這種“弱者的自衛”顯示了作者的憤激。記得孫犁說過：“凡是慣世嫉俗之作，都是因為對現實感情過深產生的。”（《耕堂讀書記》廣弱者的自衛”表現了主人公在困境中不失操守的遺世獨立的人格精神，這仍然體現了中國知識界的傳統人格力量對於現代生活的滲透力。
生活的豐富紛紜，也顯示了作者人生尋求的廣闊。她也曾通過於斌（《全息照相》中的實驗員），不苟且於生活而積極創造，對因襲保守的價值觀念提出懷疑。于斌的最大特點就是在努力尋求以自己平凡勞動為社會創造服務的自我價值。在五十年代的《紅豆》中，宗璞曾經向我們展現那一時代青年的心靈世界。在那裡，江玫以全部的赤誠把個人的理想、願望、愛情獻給了新誕生的社會。她意識到自己原有的，為她所眷念的世界與新的生活有著潛在的不和諧，她決斷地否定了佔據她的隱秘內心的一切，這對江玫來說，是一種痛苦的否定。因此，五十年代精神，在江玫身上強烈地體現為一種自覺的自我否定意識。生活在發展，而且是曲折地發展。五十年代的江玫，換成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于斌，他的性格的成熟，體現了生活的成熟。如今佔據于斌內心的並不是那種否定自我以適應現實的意向。作家痛感個性的消失。從江玫痛苦的否定到于斌痛苦地尋找個性的復甦，這裡，我們可以滿聽到作家跟隨生活前進的、輕輕的、然而又是鄭重的足音。
三、她有恆久的憧憬
——人間的友愛和溫馨
像宗璞這樣，以深受中國文化道德的浸潤，深受西方文藝復興以來進步文學思潮的影響，又長期生活在五十年代以來人與人誠摯、單純的關係之中的作家，她始終懷著人與人美好關係的憧憬，並渴求人情的溫暖，是毫不足怪的。由於那個失去理智的時代的社會現實的觸發，她曾在多篇作品中，蘊蓄了這方面的主題，並寄以深沉、熾烈的情感的呼籲。這其中，有對那個獸性年代踐踏和汙辱的憤激的抗訴；有對保持自尊、自愛的人格力量的探求；也有對業已失落的人世間溫暖的尋覓。
《三生石》是一部描寫災難和痛苦的作品，卻充滿了對獨立人格力量和對真摯的友誼和愛的讚歎。它在深沉而浩大的憂患背景上，寫了菩提、方知、陶慧韻等幾個文弱的知識分子，如何在災難接踵而至幾乎陷於絕境中，獲得人生的堅信並戰勝命運的挑戰。他們不僅從梅、蘭、竹、石等中國哲學和藝術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象徵中吸取“骨”和“志”的力量，甚至從老莊和排宗哲理中尋覓解脫困厄的津渡。他們的超脫和徹悟，相信無所求也就無所失的自我超脫，這當然顯示了出世和虛無。但在《三生石》特定生活境遇下，透過超脫、避世的外殼，卻強烈地顯示了內心的執著人生，對生命充滿信念的光輝。因此，菩提和方知，在當時沙漠般的世界上，面臨一個又一個的襲擊，不畏懼，不哀傷，而是迎著苦難走去，在從容和緩之中，透出做岸和堅毅。這部作品驚人之處是，它創造了一種沉鬱的以柔克剛的美。
人們往往會在蒙受苦難的時候，萌發起慈愛和友誼的渴念。“菩提和慧韻做鄰居不久，便常暗自慶幸。在那殘酷的、橫卷著刀劍般的世界上，他們只要能回‘家’，就能找到一塊綠洲，滋養一下她們那傷痕累累的心。”窄小的勺院內，有動人的愛和友情。陶慧韻身上表現的友愛如此博大，甚至具有殉道的色彩。她超人的痛苦，超人的忍受，以及拋舍自己的慈愛精神，都超過了她自身的負荷力。在這種沉重的超載中，作者讓我們感知到人類的善良、堅忍和犧牲等的道德力量。
《三生石》寫了菩提和方知在苦難中的真摯的愛情。正如方知所說，如果他把自己的秘密和親友商量，恐怕誰也不會贊成他的選擇。但他憑他那充滿感情的沒有患“硬化症”的心，指引他來到菩提身邊。正是方知的愛使菩提這隻飄蕩的小船，從此依傍在三生石上，獲得了生活的勇氣和力量。同樣，方知由於得到菩提愛情的撫慰，即使在囹圄之中，也感到與生活的聯絡如此親密並堅韌。當人們處以絕境無以自授時，這種心靈的接近與溝通，便成了沉沉暗夜的一線光明。
作為探求人生並投身於創造新生活洪流的一貴，宗璞對人們之間互相接近的渴求是熱切的。她追求人與人在心靈上的默契和彼此間的互助互愛。她曾在訪問澳洲謁作家勞森墓時，有感於勞森筆下那些充滿同情心的人物，發出“人世間太需要這種同情、這種熱心、這種體貼了”①的喟嘆！在她表現新時期生活的作品中，始終迴響著呼喚友愛的聲音。在《米家山水》和《全息照相》中，我們會感染到一種人與人隔膜和互不理解的悵惘。當我們的作家追索《海的女兒》那個美麗的靈魂時，她縈念於懷的也就是那種為他人而犧牲的愛的崇高。我們甚至還可以從《米家山水》母親口中“小星星，亮晶晶”古老而純樸的兒歌吟唱中，接受友愛精神的陶冶，從而渴望自己也能如小小的星辰那樣，互不排斥，各自發出亮晶晶的光芒，點綴那迷人的夜空。
宗璞確認：人生道路多艱。人們在戰勝難關的人生途中，需要別人的慰藉和溫暖。這一點，她與她的前輩作家冰心有驚人的相似。這當然不是因為她們都是女性作家，恐怕還在於，她們的身世、經歷，生活環境和文化背景都十分接近的緣故。在《寄小讀者》中，冰心說過：“愛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之路的兩旁。隨時撤種，隨時開花，將這一徑長途點綴得花香瀰漫，使穿枝拂葉的人，踏著荊棘，不覺得痛苦，有淚可落，也不是悲涼。”不是悲涼，竟是淡淡的幸福，是溫馨的慰藉，使人們在愛和同情鼓勵下，踏過荊棘，走過這一徑人生長途。
四、她有寬廣的藝術領域
——多樣化的創作實踐
人們認識宗璞，是從她的《紅豆》所展露的藝術才華開始的。那時，她透過現實主義筆觸，刻畫了江玫這樣一個單純、充滿理想的女性形象，留下了那個歷史大轉折時代（解放前後）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真實的藝術造型。《紅豆》的成功之處，在於透過細膩的心理剖析，把那種理智要割捨面情感上又難以割捨的愛情，寫得纏綿委婉。它作為那個時代的青年處於重大的蛻變和躍起的情感和心理的形象記載，而保留在新時代的人物譜系之中。
在宗璞這裡，現實主義如一道生命水，隊五六十年代就開始潺潺流動。這股水後來曾遭到了阻礙，但未曾枯竭，而成為潛流。當1978年宗璞恢復創作時，它重新以動人的光彩湧出了地面。在《弦上的夢》、《三生石》中，我們依然感受到這一創作思想新鮮的生命力。
上述兩篇小說，仍然透過平實的語言敘述，透過場景事件和細節組合描繪，再現了剛剛逝去的那一段最黑暗最痛苦的生活景象。尤其是透過純熟的心理感受的抒寫，記下那個風雨年代留給人們心靈上的傷痕。它仍然採用現實主義筆墨，把災難中知識分子的悲慘境地，寫得細微真切，悽楚動人。
在宗璞創作的新的時期，她所一貫追求的現實主義，仍然保留著樸素平實，委婉情致的風韻。不同的是，它業已失去五十年代的單純和透明感，代之而起的是特有的嚴峻、深沉，她的現實主義藝術方法更臻於成熟。因為這股活水曾潛入地下，它畢竟積澱著大地的隱痛，畢竟經過地層的擠壓和裂變。在《弦上的夢》裡，我們忘不了這樣的細節：樂(王君)開啟書櫥讓梁遐找書看，這時梁遐觸景生情，從爸爸也有許多書想到爸爸的冤死。她愛，她恨，但她沒有眼淚。樂(王君)倒是希望她痛哭一場，以宣洩她心頭過分的悲哀。“但是，梁遐衝進她的船裡（她的床），只在書櫥上留下兩個指甲印。”這裡沒有呼天搶地，沒有憤慨陳詞，把最熾烈的情感都蘊藏在那深深的指甲印裡。在沉靜的表層下，奔湧著內在的烈焰。
如果說，宗璞在復出後的創作仍然沿著現實主義的軌跡在行動，這隻能是事實的一個方面。如同整個現階段的文學一樣，她的創作也面臨一個新的開拓期。發展著的社會現實催動新的藝術創造。她和許多活躍的探索者一樣，以藝術家的勇氣在進行多方面的探索試驗。對這種情況總的描述應當是，宗璞在取得現實主義成就的同時，開始了對於業已形成的藝術風格的拓展與變革。
宗璞近年的每一篇作品，都有進行某種有意識的探索的新意。她自己也曾說過，“我自1978年重新提筆以來，有意識地用兩種手法寫作，一種是現實主義……一種姑名為超現實主義的，即透過現實的外殼去寫本質，雖然荒誕不成比例，卻求神似”。①這樣，我們就能理解，在宗璞的筆下為什麼會出現《我是誰？》、《蝸居》這樣具有鮮明的現代傾向的作品來。《我是誰？》使現實的人變成了爬行的蟲子。《蝸居》則使一個超自然的神秘的鬼蛾出現在人間。透過這荒謬的歪曲的形式，存在的卻是最本質的真實。這樣的筆墨，對於《紅豆》的作者來說，不啻是驚人的鉅變。無可置疑的，現實主義的傳統手法在這裡產生了異變，一種新的因素正在為作家所把握。如果我們對那個畸形年代把許多人“變”成“牛鬼蛇神”的汙穢和屈辱仍保有記憶，我們一定能夠理解這種變形的藝術形式。藝術變形正是生活變形的一種特殊再現。怪誕的鬼城就是那個顛三倒四的瘋狂生活的變形寫照。
宗璞沒有硬搬外國的藝術經驗，她是在進行藝術經驗的融合與改造。《我是誰？》的創作手法，重在再現意識的流動，但其中也交織著客觀現實的描繪；除了荒誕的變形外，也還有理想的熱情抒發以及區域性的象徵寓意。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到，宗璞沒有拋棄她所已達到的，但她也不曾在新異的藝術天地怯於前行。這就構成了如她自己所說：“這樣表現方便準確便這樣寫。”①
創造性的作家，總是不斷地跨越自己。宗璞隨著創作的成熟，產生更為成熟的藝術追求。她曾在《鐘山》刊載的一封信中談到：“這兩年我常想到中國畫，我們的畫是不大講究現實的比例的，但它能創造一種意境，傳達一種精神”；“我以為藝術都應給想象、思索的天地，應該‘言有盡而意無窮’，中國詩特別有此長處”。①宗璞在這裡所表達的藝術理想，與她人生價值的追求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相一致，也呈現了她藝術觀念和審美原則的民族特徵。她力求於小說創作中也如古代詩、畫那樣流露性情、追求寫意的空靈，隱藏深厚的意蘊。
宗璞某些作品有意地忽略實際，直接詮釋生活。她透過平實的故事，創造一種意境，這種意境產生一種暗示能力，誘發人們的想象，使平淡的事實昇華到哲理意趣，使讀者在更為宏遠的層次上探求人生的道理。此種創作意向，在《熊掌》一類作品中，體現最為鮮明。閱讀這類作品，不是在寫實的基本層次上，而是從凸出的非現實的思想、哲學層次上獲得審美效果。筆墨簡淡蕭疏，而意境則趨於深遠。
為了豐富作品揭示現代生活的藝術手段，宗璞很注意融匯貫通地引用西方現代小說的某些表現技巧。《心祭》的結構顯得新穎不俗。它的內容的展開，主要依靠主人公的回憶的思緒流動，而且透過記憶和現實兩條線互相交錯、滲透進行。但即使在這樣的作品中，作家仍然執意於使之與中國的傳統藝術追求相契合。《心祭》力求以小說的形式達到中國古典詩那種言不盡意，意在言外的深層意趣。它以李商隱《錦瑟》詩的“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作為題語。《心祭》與《錦瑟》相同，也寫一種情愛，一種令人長久追憶而又不無缺憾的複雜情思。小說採用了秋風、暮色、向黃昏、嚮往事、心很遠、思想在飄……這一系列抒情詩的意象語言，造成了既深情綿邈又悠長飄逝的情懷。通篇小說把這種抒情語言和意境，進行多次的反覆，如同詩中的復沓，造成迴旋與曲折，留下不絕的餘韻。小說採用交錯的結構，把思緒的線頭隨意切割，記憶一會兒斷了，一會兒又被聯上，若斷若續，似有似無，蘊濃烈於簡淡，輕愁淡恨，欲罷難休。這一切，就使《心祭》從意境上引出與李商隱詩的聯絡，同樣蘊含了那種既令人追懷而又不免惘然的多種情思。
而在《核桃樹的悲劇》和《魯魯》中，由於樹與人的某種程度的合二而一和寄人情於動物，都使作品具有濃烈的象徵意味。這使我們想到中國曆時很久的透過外物、景象而抒發、寄託主觀的情感或觀念，以達到非概念所能窮盡的具有情感力量的“比興”的美學原則。《魯魯》中一隻極可愛逼真的小狗，就是一個獨具情感力量的形象。作者把自己鬱結的情感，寄託在魯魯身上。這種寄寓並非外在的比附，而是把這種寄託合理地滲透到客觀物件之內，成了它自身所包孕的。魯魯的心情就是作者自我的心情。魯魯的悲哀，魯魯的篤誠，就是作者所寄寓的人間的悲哀，和人們對失落的溫暖的尋覓。正因為寄寓深刻，使這篇小說超出習見的寓言體或詠物詩。隱匿的深長的意蘊，給讀者留下無盡的思索和聯想的餘地，使作品具有強烈的象徵性。這一切都讓人興奮地想到，一位生長於書香世家，受到傳統文化深深哺養的中國作家，當她把眼光投向世界文化，特別是世界現代藝術時，由於她的創造性的吸收與綜合，產生了多麼奇妙而且多麼開闊的藝術奇蹟。這讓人想起伯納德·欠瑞孫給海明威的關於《老人與海》的一封信：“《老人與海》是一首田園樂曲，大海就是大海，不是拜倫式的，不是麥爾維爾式的，好比荷馬的手筆，行文又沉著又激動人心，猶如荷馬的詩。真正的藝術家既不象徵化也不寓言化——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藝術品都散發出象徵和寓言的意味……”這段關於海明威作品的評語，當然不是具體的作家作品的評論，應當認為，它談的是真正藝術的融會貫通。
宗璞已走向於成熟的人生，也走向了成熟的藝術追求和實踐。一個走向成熟的文學家總是力求寬廣和博大的。1986年，宗璞開始長篇小說創作，準備寫一部名叫《野葫蘆引》的四卷鉅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