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有名的三次人口大遷徙：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西口，指的是河北張家口以西的長城沿線關隘。是貧苦大眾抗爭命運、艱難創業生存的歷史，是近代一段段苦難與艱辛、血汗與淚水交織而成的回憶。老百姓舍家棄子走西口主要有兩點原因：

一、逃荒

光緒1875年至1878年之間，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都出現了一場罕見的特大旱災饑荒。1877年為丁丑年，1878年為戊寅年，因此稱"丁戊奇荒"。是中國近代最嚴重的旱災。

這起旱災造成1000多萬人餓死，另有2000餘萬災民逃荒到外地。其中以忻州、雁北等晉北地區最為突出。晉北各州縣貧瘠的土地，惡劣的自然環境迫使大批百姓離開故土。

走西口的人群多以晉北、陝北百姓為主。這些地區土地貧瘠，旱災頻發，環境極為惡劣，當地百姓吃穿無著，窮困潦倒，無奈之下，只好背井離鄉，越過長城隘口，到塞外謀生。

加劇百姓離開故土的原因有四點：

1、是持續四年的旱災。

2、晚清時期的黑暗的政治統治，各種稅種十分繁雜。

3、當時清政府公開允許種植鴉片，導致糧食播種面積減小。而地方各省官員禁止本省糧食出省，更加劇了災情。

4、晚清的太平天國運動，鬥爭長達20年。各地青壯勞力都抓去當兵了，有地也無人耕種。

二、創業

大批的山西籍商人因為在包頭、呼和浩特經商成功，從此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商業群體——晉商，進而促進了山西重商文化、商業觀念、經商風氣的形成。

早在康熙年間晉商就在蒙古出現，最初的晉商是跟隨平定準噶爾部叛亂的清軍做隨軍貿易，後來和沿途的蒙古人做生意。政策寬鬆後，越來愈多山西商人活躍在蒙古，其中從傳奇人物喬家先祖喬貴發可看出走西口的晉商曆史。

後來，晉商實現了經營的多元化，包括糧食、棉布、棉花、絲綢、絨貨、顏料、煤炭、鐵貨、木材、菸草、馬尾、人參、紙張、乾果、雜貨等。另一大城市呼和浩特也和包頭類似，作為貨運主要集散地，在晉商的推動下成為內蒙一大商業中心。

所謂的“走西口”主要指的是清末民初，大量山西、陝西、河北等省份的人為了生存，背井離鄉，前往蒙古草原進行貿易、開荒的民間自發行為，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遷徙事件之一，對於加強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的聯絡有深遠影響。

走西口的“西口”不只是單指某一個地方，而是山西殺虎口，陝西谷口、神木口，河北獨石口、張家口以及歸化城這幾個連通長城內外的重要地點的統稱，這些地方既是貿易集散地，更是西北方商道的交通樞紐，是晉商、陝商出關與內蒙、外蒙、沙俄貿易的地方。

清朝由於幾種高產農作物的流入因此迎來了中國歷史上一次人口大爆發，到乾隆朝全華人口突破三億人，而山西、陝西等省份因為地形多山等原因可用耕地非常少，堪稱地少人多；另外山西、陝西等省是中華文明最早開發的地區，古人沒有環保意識，經過數千年的開發弄得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發。

因此這些省份的民眾單單依靠土地是很難生活的，特別是大災年份更是造成流民無數，這些人為了生存、為了土地只能被迫前往蒙古草原這個物產豐富、地廣人稀的地方謀生。有一句民謠很形象的概括了“走西口”的原因“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

在“走西口”的群體中山西人和晉商可以說最具代表性的。山西人“走西口”主要是兩條路線，一條是從山西向西，經殺虎口出關，進入內蒙古草原；一條是從山西向東，過大同，經張家口出關進入內蒙古。當時的歸化、綏遠、庫倫、多倫等地的商業幾乎完全由晉商把持，有句諺語“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其中的“復盛公”指的就是山西知名的喬家大院那個喬致庸家族的商號，可見晉商對於蒙古地區發展的深刻影響。

“走西口”對於中國發展最大的貢獻就是加強了蒙古地區和關內地區的聯絡。連續多年大批移民的湧入改變了蒙古地區的社會方方面面，從單一的遊牧經濟變成農耕和遊牧並舉；大量城鎮開始出現興起，當地蒙古人開始定居生活；人口的流動，帶動了文化的傳播，蒙、漢文化交融等等。可以說“走西口”進一步增進了蒙漢之間的民族感情，穩固了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穩定。

所謂的“走西口”主要發生在明朝中後期以及民國初年近400餘年的人口大遷移的活動，既是一次心酸的人口遷移史，也是一次晉商的創業史，見證了一代代山陝人艱苦奮鬥的心理歷程。今天，我們就一起倆探究山陝一帶百姓走西口的原因。

所謂的“西口”指今天的山西省以北，河北省張家口以西的廣大地區，主要指現在的內蒙古地區，因為這裡是漢人與蒙古人交接處，設有關口，因此有了“走西口之說”。山陝一帶百姓走西口無非兩個原因。

一是逃難移民，為了活命。在歷史上，山西北部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繁，每當自然災發生，這些地區的百姓為了活命，不得以走西口，出關外，到內蒙古地區討生活。

二是一部創業史，西口位於漢人與蒙古人交接處，自古就是漢人和蒙古人進行貿易的重要關頭，一些山陝一帶百姓走西口，北上內蒙古經商，艱苦創業，開發了內蒙古地區，促進了當地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的發展。

總之，山陝一帶百姓走西口，促進了民族之間的交流以及當地的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應該屬於古代的“北部大開發”。

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經有幾次比較大的人口遷徙，闖關東、走西口和下南洋，今天我們談一談其中的走西口。

什麼是西口？所謂的西口究竟在何方？

幾年前，電視劇《走西口》熱播，我曾應一位熟悉的編輯之邀寫過一篇《<走西口>背後的人文風景》，對於“西口”的含義，我在文章中這樣寫道：

廣義的西口就是山西省北部的各個長城關口，是晉北、晉西北通往內外蒙的通道，這是相對“東口”張家口而言的。走出這些隘口，便是廣袤無垠的蒙古、青海、新疆、關東地區，那兒就是山西人走西口的目的地。

狹義的西口說的是晉蒙交界處右玉縣的一道長城關隘，名字叫作“殺虎口”。殺虎口兩側高山對峙，地勢十分險峻，是蒙古草原南下中原地區的必經之路，自古便是連線南北的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經由此地。殺虎口明時稱“殺胡口”，明朝蒙古軍隊南侵長城多以此口為突破點，明王朝派兵出長城作戰也由此口出入，所以便有了這麼一個殺氣騰騰的名字。明朝和蒙古部族關係緩和之後，殺胡口被開闢為雙方貿易的市場，清康乾年間清廷出兵平定西北叛亂，此地又成了供應大軍糧草的後勤基地。清朝統治者因出身邊地，對“胡”字非常敏感，入關後便將“胡”字改為“虎”字，“殺虎口”之名沿用至今。

今日殺虎口

當年山西、陝西一帶的老百姓為什麼要走西口呢？

走西口的人群以晉北、陝北百姓為主，後來又加入了河北北部一帶的窮苦農民。這些地區土地貧瘠，旱災頻發，環境極為惡劣；再加上明清時期長期戰亂，當地百姓吃穿無著，窮困潦倒，無奈之下，只好背井離鄉，越過長城隘口，到塞外謀生——這便是山陝一帶百姓走西口的最初原因。

對於歷史上走西口的大體時間，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梁小民曾撰文指出：“山西人走西口的時間呢？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開始，那麼截止時間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應該是在明末清初，這個時候數量是最大。”

據《清代蒙古史》一書介紹，“（清康熙、雍正年間）晉陝北部貧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古人租地墾種。……於是，伊盟七旗境內，凡近黃河、長城處，所在有漢人足跡。”清末民初，官府一度實行過“移民實邊”，鼓勵山陝一帶的百姓到口外去墾荒、定居，所有這一切都吸引著一代又一代晉北、晉西北、陝北和冀北農民破產百姓到塞外尋找生路，也形成了走西口的風俗。有一首山西民歌《走西口》，就是這種生活真實的寫照：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在難留，手拉著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門口。

哥哥你出村口，小妹妹我有句話兒留，走路走那大路的口，人馬多來解憂愁。

緊緊地拉著哥哥的袖，汪汪的淚水肚裡流，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門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頭，這一走要去多少時候，盼你也要白了頭。

緊緊地拉住哥哥的袖，汪汪的淚水肚裡流，雖有千言萬語難叫你回頭，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門口。

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都是為了活命，都是因為窮！一方面當時有一小部分人率先走出去有一定可觀的收入，生活有所改善，這樣一傳十，十傳百，百穿千，萬，導致大家急於擺脫當前貧困，想著改善現狀，當然走出去都不一定幹正當生意，賭，偷各種各樣都有，當然成功的也不是沒有，吃喝玩樂混死的也不少。相必大家走西口和闖關東電視劇都看過吧。第二方面就是當時太窮太落後，輕重工業幾乎沒有，人們儘量找有資源的地方生存，比如走西口多數人去的是包頭（鋼鐵城），闖關東過三海關去東北（受外國侵略，工業相對發達，大家知道煤和金子值錢），歸根結底是窮，重要事說三遍:窮！窮！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