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

戰場形勢千變萬化。命令傳達時有延遲。

關鍵詞在於將，將者，經驗豐富的領兵善謀者也。令不受，微調之，無傷大局。

不矛盾，這是古語，說明了歷史上確實有這種做法，首先是古時候通訊不便，領兵打仗主要靠將領臨機決斷，後方只提供供應和佈置戰略任務，如果事無鉅細都要干預，軍情出現了報上去再等待旨意行動，那就別打了直接投降算了。。。。第二是古時候沒有現代的兵役制度和軍隊結構，基本上帶兵打仗靠的是將領自己一直帶出來的親兵集團作為戰鬥力中堅。這些中下級軍官和親兵是首先認自己的老領導，然後才認得朝廷。。也只有老領導才能指揮動他們。。。

《自由體詩》

——（害將之語，千萬莫用）

此言最好莫去用，用則必定苦無窮。

心與心意實難測，有功依舊剝了功。

原出處：

1、孫武《孫子兵法·九變篇》：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2、司馬光《資治通鑑》：五十七年（癸卯，前258）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

3、馮夢龍《東周列國志》第一百回：侯生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信，或從便宜，復請於魏王，事不諧矣。臣之客朱亥，此天下力士，公子可與俱行。晉鄙見從甚善，若不聽，即令朱亥擊殺之”

原本意思是說--但凡明君聖主，只要頭腦清醒，對於征戰在外的將帥只是遙相節制、賦予將領充分自主權，而非事無鉅細、事必躬親地干預前線兵務。

因為古代通訊條件很差，而軍事行動必然面臨很多莫測的局勢變化，不可能做到統領大軍的將軍事事請示君王（這個局面怎麼做？那個局面怎麼做？）。哪怕六百里加急傳遞訊息，皇帝回令最少也是五六天甚至十來天以上，這還打什麼仗呢？這些時間足夠敵人逃跑，或者轉移陣地，可能給本方帶來極大損害甚至全軍覆沒。

因此，過去作戰都是統兵主將依據戰前確定的大方針--假定此次作戰行動最主要的目標是擊敗王二麻子的叛軍。那末，此次統領大軍的張將軍，對李四的叛軍就可以暫時放一放甚至可主動招安李四--只要達到消滅王二麻子，收復相關土地就可以。而在完成這個目標的過程中，一些低層次的、軍事臨機性的、戰術層面的決策（不損害全域性性利益與國家根本政策），張將軍就有權自行作出決斷，併為這些決斷承擔決策責任。

然而，這個道理雖然很多人懂，卻無法切實執行。

尤以北宋最荒唐。依靠軍隊搞譁變而黃袍加身的趙匡胤，對軍權十分看中。

鑑於唐末五代藩鎮之禍，他認為武夫是絕對不可靠的，兵權要掌握在文臣手中。宋太宗時更變本加厲。因此，整個宋代，尚文輕武成社會風尚，軍事部門長官多以文人充任。為駕馭之便，宋朝皇帝更喜歡任用平庸無才的將領。每次打戰前會為出征大將"授以陣圖"。甚至要求遠在千里之外的大軍必須按照指示，按授予的陣圖作戰，全然不管戰場情況會隨時發生的變化。

在這樣的環境下，臨戰之際，前線指揮將帥自然要把皇帝親授的"陣圖"視為聖物，不敢私自作些許改變。以皇帝陣圖列陣打仗，即使打了敗仗也責任不大。而個別有勇有謀的將領，臨戰時不按陣圖列陣，隨機應變打了勝仗反倒還得向皇帝請罪。

宋太宗常在戰爭時期御賜遙控陣圖來控制戰爭局勢，從而支配將領行為。"平戎萬全陣"為宋太宗在位期司御製的一套作戰陣法，還取名為"平戎萬全"。可見這陣法被視為他的得意之作。也多被吹捧。

平戎萬全陣圖：

然而，戰場局勢瞬息萬變。區區一個死陣圖，如何應變每一場戰爭？

結果當然是，北宋軍隊多次遭到慘敗。比如著名的高梁河戰役。

組織軍事活動，確定目標，調兵遣將組織人員，籌備具體作戰計劃，當然是必須在作戰之前就確定下來的。

但由於戰爭隨時可能發生，所以需提前制定各種各樣作戰預案計劃以備不時之需，這就是“陣圖”。

因為戰爭複雜，事前必須要有多種準備。戰爭開始後確定戰爭目標，然後選擇與之相適應的戰爭計劃，是為“賜陣圖”。

陣圖的內容，就是如何進行戰役的計劃。

以宋遼戰爭為例，因為遼軍機動力很高，所以宋軍不可能只派一支軍隊行動，必須要建立分隊捕捉遼軍主力，那麼如何捕捉，捕捉以後各軍如何行動，這些都需要提前計劃。

如果真的捕捉到遼軍，哪支部隊先上，哪支部隊後上，哪支部隊負責包抄斷後路，這也是瞬息萬變的戰場無法及時傳達決定的，那麼就需提前預製計劃“陣圖”來解決問題，讓各部明白自己的職責和任務，防止出現不知所措的混亂狀態。

按某些理解，因戰場瞬息萬變，所以不應該提前頒下陣圖，那麼打仗的時候軍隊協調和指揮全都靠臨時傳訊？

先不說傳訊能不能成功，這能來得及？

《孫子兵法·始計篇》 ：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因為戰爭是嚴肅的，也是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須謹慎。

戰前，不管是中樞政權還是方面軍統帥，都應該有完整和周密的計劃，充足的準備，完善的後勤補給。同時確定戰役基本目標和次要目標。

各部將軍應完全領會戰役要求，清晰知道自己的職責。而在具體執行之中，因面臨各種局勢的突然變化，領兵將軍可臨機作出一些戰術性質的決斷，但決不能作出違背戰役目標或者可能導致主要目標不能完成的行動。

換句話說就是，戰術為戰役服務，戰役服從於戰略。

其實，也就是一個度的問題。

違抗命令，結果卻做好了，當然就是名將。

做不好，就是庸才，甚至蠢才。後面還得承擔抗命的全部責任。

靠山屯戰鬥是東北民主聯軍三下江南作戰的精彩片段。主角的是鍾偉將軍：

1947年3月初，東北民主聯軍三渡松花江，預備南下圍殲新1軍。8日晚，5師師長鍾偉接到命令：率5師部隊進至中長路，配合1縱聚殲大房身新1軍。

9日，鍾偉率5師到達靠山屯。突然聽見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邊亂哄哄的。偵察發現是敵87師262團兩個營在此。在前面的作戰中，鍾偉帶著5師沒仗打，不是破壞鐵路就是配合兄弟部隊牽制敵人。路沒少跑，苦沒少吃，卻沒消滅多少敵人。三下江南，5師的任務又是配合別人作戰牽制敵人，鍾偉多少有些惱火，此時一聽說有敵人可打，立即做出戰術性判斷：敵人處於運動中，立足未穩，可以打。

然而，對於打不打，鍾偉和政委發生嚴重分歧。政委認為：東進是大局，上級命令是鐵的紀律，我們不能貪圖眼前利益動搖總部決心，即使這仗打勝了，我們也是錯的。鍾偉卻堅決主張打，他認為：違抗上級命令是不對，但貽誤戰機而影響全域性就更不對。

意見相持不下，戰機眼看就要錯過，鍾偉最後下了決心：“就這麼定了，留在這裡打，打錯了，砍頭掉腦袋我擔著，打！”

靠山屯戰鬥，最終全殲守敵88師一個營及加強分隊合計1300餘人，繳獲火炮19門，輕重機槍94挺，步槍783支，汽車8輛，軍馬107匹。

可是，從3月10日凌晨5點到下午2點，鍾偉連續接到三個立即東進且不斷強調紀律的嚴厲電報，依舊不為所動，因為他看見戰局發生了重大轉變：我圍住88師一個團，而敵人正趕來增援。鍾偉一面組織部隊攻擊打援，一面把戰場情況報告給林彪，特別強調圍住靠山屯的敵人，已經達到調動敵人的目的。意思很明白：大量殲敵的好時機來了，我就在靠山屯這打，你趕快調動其他部隊來配合我吧！

一向執著的林彪也被鍾偉的堅持所動。

這一仗打了個本末倒置，把1縱和2縱都調過來，一個師長把總司令林彪給指揮了，鍾偉就此名聲大振。

此戰，第5師全殲一個整團，反過來拖住增援的87師，林彪則率一、六縱西進一舉在郭家屯再殲滅6000人，取得三下江南的全勝。

不過，靠山屯這樣的經典是鳳毛麟角。非具備敏銳判斷能力的將軍，不可能完成，也不敢下這樣堅持違抗命令的決心。

在這裡，靠山屯是戰術指揮，三下江南是戰役目標，而如何消滅敵人，擴大自己則是當前的戰略要求。雖然鍾偉將軍違背戰役目標（圍攻大房身），卻在戰鬥過程中充分調動敵人，取得與原定戰役目標（合擊新1軍）並不遜色而且更易達到的戰術結果，這是符合總體戰略要求的。所以聯總才會認同，否則鍾偉有十個腦袋也不夠砍的。

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並非軍令

這不會導致指揮權上的混亂，反而是指揮權獨立而適時。

打不打？打哪裡？派誰去打？用多少人？後勤糧餉如何供應？這是都是國君要處理的問題。

至於派遣將軍率軍出戰後，怎麼打這些戰術上的問題，國君不在前鋒戰線，根本就不瞭解雙方交戰的地理、士氣、裝備和糧餉供應程度等資訊。因此再讓國君去下令指揮，無疑是紙上談兵。

這些都是率軍主將戰場臨時處置權的範圍之內。瞭解資訊的人沒有權力去決策，反而讓不瞭解資訊的人去做決策，你覺得這仗能打贏嗎？

歷史上很多能打贏的戰爭，都是因為國君沒有干預前方主將的決策而取勝。如白起的長平之戰，秦昭王不干預，獲勝；秦始皇讓王翦率領60萬滅楚，始終不干預。

歷史上也有很多原本可以獲勝的戰爭，但因為國君的干預而失敗。如安史之亂時的潼關之戰，李隆基下令唐軍出動出戰而非堅守，結果導致靈寶之敗，長安也呆不下去了。

在比如明朝的薩爾許之戰，如果按照原本計劃，在春暖花開時進攻，天氣沒有那麼寒冷，路也好走，四路軍也能夠協調進攻，取勝是必然，努爾哈赤只能投降。

但朝廷以耗費軍費太高為由，逼迫明軍提前出發，天冷路又不好走，結果明軍四路軍是各打各的，自然沒有取勝的可能。

朝廷只關心軍費，並沒有關心獲勝的因素。薩爾許之戰就是對“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最好解釋。結果朝廷負責任了嗎？沒有！

崇禎帝時期也是有更多這種不瞭解戰場資訊，隨意調遣大將，結果搞得什麼都做不成功的例子。

在滅李自成關鍵時候，崇禎帝把主力軍調走，去打滿清。面對先平定內亂再對付滿清的建議，崇禎帝就是接受不了——因為和滿清議和太掉價，結果把江山拱手想讓。

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在管理上是分級和授權，授權給將軍便宜處置權，打贏了獎賞，打輸了處罰，賞罰分明，誰也沒有怨言。可你國君插手了，贏了沒有什麼好說，輸了是誰的責任？責任難以分清！處罰國君，不大可能，處罰將軍，也未必是他的責任，最後的結果是罰酒三杯，大家和稀泥即可。

“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究竟是怎麼回事，看看李典、馬謖、志願軍的做法與不同結局，應該不難發現這種行為在指揮權上是否存在矛盾。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在官渡之戰中，曹操大勝袁紹後，又準備攻打袁譚、袁尚駐守的黎陽，因此命令屯軍安民城的裨將軍李典和謀士程昱負責用船筏輸送軍糧。

當時，袁尚派魏郡太守高蕃領軍駐紮河流上游，已阻斷水道運輸線路。曹操得知後，便下令李典、程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意思是說，如果水路被阻，就從陸路運糧。

但是，李典又發現高蕃的部隊不但裝備較差，而且因為身處上游軍心懈怠。他同將士們商量後認為：“如果突然襲擊高蕃的部隊，會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一定可以擊敗敵軍。而且軍隊打敗不應受到朝廷制約，只要有利於國家，也可以靈活決定。”對此，程昱也是較為認可。因此，李典迅速出兵，攻打高蕃的部隊，並一舉將其擊潰，完全打通了水上的便捷運糧通道。

其實，這也就是典型的“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行為，只是事後曹操不但未對李典處罰，反而還給予了嘉獎。但是，如果李典攻打高蕃失敗，“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為行是否又會變成抗命不遵的處罰理由。

建興六年（公元228年），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時，突襲魏軍據守的祁山，隴右的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相繼反魏附蜀，關中震動。為此，魏明帝曹睿派大將張郃總督各路軍馬出兵街亭(今甘肅秦安東北)，以解祁山之危。當時，諸葛亮力排眾議，重用馬謖為街亭主將、王平為副將，要求他們於街亭險要處當道紮寨，阻截張郃，為蜀軍開闢祁山根據地爭取時間。

可是，馬謖到了街亮後，不聽王平再三相勸，放棄街亭險要當道於不用，反而將部隊駐紮於南山之上。結果，馬謖部隊被張郃大軍團團圍困，斷絕水源，進而造成軍心潰散，大敗而回。

這時，馬謖的“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行為，自然也就成了不遵軍令，成為大敗的禍首，因此被諸葛亮揮淚斬首，以明軍紀。假如，馬謖的“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行為大敗了張郃，是否會成為用兵如神的經典，諸葛亮還會斬殺他嗎？

北韓戰爭第五次戰役結束後，志願軍命令各部安全撤收。但是，60軍卻將“運走傷員之後再行撤收”的命令，誤解為“60軍需要掩護全兵團傷員運走後再撤收”，並命令180師負責阻擊敵軍，掩護兵團傷員全部轉運。不久，180師便陷入了孤軍奮戰的危局，但是全體指戰員依舊死戰不撤。其實，師長鄭其貴也曾數次向軍部上報傷亡戰況，得到的答覆卻是等待突圍命令。結果，等到突圍命令下達時，180師全體指戰員幾乎全部戰死，傷亡人數高達到了7644人，成為志願軍入朝作戰以來的最大損失。

表面看，師長鄭其貴“執行命令過於死板”，但是他卻將“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作風發揮的淋漓盡致。假如，每逢戰爭，各軍將領都有“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想法，又談何團隊精神，豈不成了一團散沙。

所以，“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行為，說他在指揮權上是否存在矛盾，是不能用是或否來簡單界定，因為這句話也是個“政治用語”，無論從那方面來說都有道理。勝了，說你用兵靈活；敗了，說你不遵軍令；有猜忌了，又以此來進行約束。但是，若單純以戰場而論，這句話適合於在外獨立領軍的主將，而不適合於配合團隊作戰的其他將領，也不適宜於後方不明戰爭實情的指手畫腳，更不可成為相互攻訐的“政治藉口”。反之，將成為了相互牽制的“絆馬索”，損傷了自己，便宜了敵人。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話，最早是大軍事家孫武說的。他在《孫子兵法》中寫道：“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孫武是大軍事家，他的《孫子兵法》被奉為軍事上的“聖經”。他說的話，自然沒人敢說不對。但實際上，孫武只是講了上半句話，還有下半句，他並沒有講出來。下半句是什麼呢？

（孫武劇照）

首先，我們得承認，孫武這句話，用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肯定是對的。

舉個例子。宋太宗曾命三軍出征，攻打遼國，試圖收回燕雲十六州。當時在打仗之前，他就“親授陣圖”，要求軍隊在戰場上必須按照他事先佈置的陣圖來打仗。但結果是，由於所遇到的敵情情況不一樣，雖然一開始想得好好的，可是一到戰場，一切都亂套的。而將領因為不敢隨意改動宋太宗的“君命”，最終，這場仗打得非常糟糕。其中兩支軍隊打敗，本來突破陣圖限定，靈活機動打了一仗的楊業，最終也受制於陣圖的影響，變得反勝而敗。

為什麼這支宋軍會打敗呢？根本的原因，就是宋太宗不放心將領們手握兵權，害他他們在戰場上會出現擁兵自重的現象，才要他們嚴格執行“君命”。

但是，“君命有所不受”，其實更麻煩。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先來看看孫武本人。當孫武在講了這句話後，當時他就實實在在地現場試驗了一回。

（吳王劇照）

吳王為了檢驗孫武的帶兵能力，把自己的後宮們交給他，讓他把這些妖嬈的女人們，訓練成合格計程車兵。但這些后妃們在訓練中，並不聽孫武的指揮，孫武為了嚴明紀律，決定殺掉兩個隊長，以儆效尤。這兩個隊長，恰好是吳王最喜歡的兩個妃子。吳王趕緊派人給孫武傳話，讓孫武刀下留人。但是孫武卻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由，最終還是殺掉了吳王的那兩個愛妃。

雖然吳王並沒有報復孫武，但是對孫武卻很不爽。實際上，不僅僅吳王不爽，後世的君王們看到這個故事，估計也很不爽。因為孫武違背君命，殺掉了兩個后妃，這件事或許是一件小事。但是，如果孫武不僅僅是殺掉兩個妃子，而是舉兵造反，那不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嗎？為什麼說危險呢？

因為他們在造反的時候，並不會說自己在造反。他會說，君王身邊有奸臣，奸臣把君王蒙蔽了。君王的這個命令，是錯誤的命令，它會給整個軍隊帶來災難。所以我們不能聽“君命”。如果將軍這麼說，士兵們一定會相信，因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如此一來，可能的結果就是，將軍真的帶著軍隊造反了。

當年安祿山就是帶著軍隊這樣操作的，最終引發了全國性的災難。

（韓信劇照）

由此可見。給予將軍太大的權力，讓他們在戰場上隨意用兵，隨意“君命有所不受”，其實是相當麻煩。比如韓信，本來他是劉邦封的大將，但在帶兵打仗的時候，劉邦給予了他高度的自由，讓他完全遵守“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雖然韓信打了不少大勝仗，但韓信也因此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最終劉邦幾乎完全失去了對他的控制能力。若不是陳平獻計劉邦智擒韓信，若不是蕭何幫助呂后誅殺韓信，韓信肯定就造反做大了。

由此可見，孫武所講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其實只講了前半句。也就是說，只講瞭如何打勝仗的前半句，並沒有講君王如何控制將軍的後半句。那麼，君王應該如何才能控制將軍呢？

綜合古代成功的經驗，我認為必須要做好這幾點：

一是君臣互信。君王和將軍必須互相信任，肝膽相照。比如上面所講的宋太宗派出的那支軍隊的將領曹彬。當年趙匡胤派他出去打過仗，攻打南唐。當時趙匡胤只是給了他一把尚方寶劍，就讓他去了。最終，曹彬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沒有出任何問題。這就是君臣之間的互信，而宋太宗和曹彬就沒有互信，所以會出問題。

二是監軍制度。古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常常在軍隊中設定監軍制度。監軍代表君王，如果將軍要隨意改變命令，必須向監軍報告。監軍在現場，他明白情況，可以決定改變還是不改變。不過，如果將軍有反意，就算有監軍也不起作用。比如當年鍾會決定造反，監軍衛瓘就把他沒辦法。最後還是衛瓘組織人馬把鍾會殺掉，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三是選擇將領。君王允許將領“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首先要選擇那些忠誠有擔當的將領。如果將領不具備這樣的品質，君王不會讓他獨當一面，這樣的大臣，在古代被稱為純臣。比如唐初的時候，李世民就認為徐茂公是純臣，而單雄信不是。因此，李世民很相信徐茂公，重用他，經常派他出去打仗。而對單雄信，李世民乾脆殺掉他。

（參考資料：《孫子兵法》等）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代比較多，因為在古代通訊水平很差，資訊都靠人快馬送達，而戰場情況瞬息萬變，身在後方的指揮者未必能根據戰場形勢做出決定，所以這個時候就需要親臨戰陣的將領隨機應變，可能後方指揮者的命令過來了，形勢變了，這樣的命令可能就不能聽了，君命不受了。但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意味著在外領兵作戰，就不受約束了，不受指揮了，正確的命令還是要聽的。

現代戰爭發生了變化，所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況可能就非常少了，因為資訊發達了，上級能很快地得到資訊，這樣上級指揮者也可以做出正確的決定，就成了上級指揮者做出總方針策略，一線將領需要做的是具體的實施上靈活多變。有時候上級即便沒有親臨戰場，也未必是考慮錯了，畢竟它可能要從戰爭全盤來考慮，甚至可能超出軍事的範圍來考慮問題。

熱兵器時代的戰爭科技水平更高，節奏更快，後方的指揮者對戰場的瞭解更快，尤其是戰爭不再純粹是統軍將領指揮了，而是形成了軍隊的大腦——總參謀部，軍隊指揮體系與過去大不相同，過去的君命，放到現在可以理解為作戰國軍隊的參謀部的命令。隨著後方指揮者對戰爭形勢的瞭解更明確，對作戰行動的決策會更多，但各自做著各自層面上的決策，就不會出現君與將的命令矛盾，不能像希特勒在蘇德戰爭時那樣，直接干預前線的具體作戰行動，統軍將領的權力被剝奪，那樣戰役就走向失敗了。

原話是“君命有所不受”，和本題所問意思基本相同。從古至今，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所以這樣的行為只適用於極特殊的情況下，並且戰場主將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是勝則無獎，敗要擔責。因此除非有極大的把握，否則一般不會有人以身犯險。這句話大家耳熟能詳，喊得也是震天響，但最終敢做的人，其實微乎其微，少之又少。

1948年2月，毛澤東電告林彪準備率軍攻打錦州，以實現對東北之敵“關門打狗”的戰略。但林彪認為錦州有15萬重兵把守，城防堅固，不但不易攻取，而且有陷入敵人重圍的危險。相反，長春守敵較弱，且便於集結兵力，所以認為打長春為上策，所以他無視命令，按兵不動，一心琢磨打長春。

到4月中旬，林彪發電請示攻打長春，這讓毛澤東雷霆震怒，大為不滿，後在周恩來的勸說下，才勉強同意林彪的想法，讓他放手一試。

結果林彪圍著長春打了十餘天，卻進展不大，精於算計的他，最終在沒有絕對勝算的情況下，又電請改變作戰方案，用部分兵力繼續圍困長春，大部隊去攻打錦州。從而結束了這少有的一次不成功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尷尬經歷。

1940年，葉飛率新四軍挺進縱隊對日偽軍打了一場勝仗，之後到蘇北郭村休整，但卻遭到當地魯蘇皖遊擊總部的挑釁驅離，雖然敵眾我寡，力量懸殊，但葉飛決定在郭村實施保衛戰，但報告到了陳毅處被否。

陳毅認為一方面過於危險，另一方面著眼共同抗日大局，不宜武力相向。並且連發三封電報，命令葉飛撤退。但葉飛主意已定，冒著失敗擔責的危險，決心用這一仗換取新四軍在蘇北的立腳點。

他隨後覆電陳毅，堅持保衛郭村。接到電報後，陳毅氣得跳腳大罵，一面組織部隊增援郭村，一面動身親自前往郭村坐鎮。

面對著多出自己十幾倍兵力的敵人，郭村保衛戰過程一波三折，頗有戲劇性，最後經過多方的努力，偷襲的偷襲，起義的起義，葉飛硬是奇蹟般的把這場戰鬥打贏了。

這場戰鬥的勝利，具有很高的戰略意義，為新四軍站穩蘇北打下了基礎。陳毅到來後，氣得那叫一個心花怒放。

葉飛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精髓發揮到了極致。

所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指揮權上並無矛盾，重要的是結果。只是對於戰場主將來說，應用起來是極不容易的，實施起來，要見機行事，根據具體情況，執行自己的作戰方案，並要為後果負責，因此具有極大的風險性。

這句話在一個民主國家中是行得通的，但在一個集權國度裡，就是一時成功了，也最終還是存有被猜疑的成分而遭莫須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