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陽:楚始都
《史記?楚世家》載：“熊繹當週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據《漢書?地理志》載：“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古今的大部分楚辭學者、歷史學者以此為主要依據考證認為，熊繹為楚始封君，丹陽為楚之始都。那麼，丹陽在什麼地方呢？古今學者對此分歧很大，有多種說法。歸納起來，影響較大的主要有以下五說。
1、當塗說。此說源於漢代的班固。他在《漢書?地理志》中解釋“丹陽屬丹陽郡”時說：“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在該著後的總論又說：“吳地鬥分壄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這裡的丹陽就是指長江下游的今安徽當塗縣東，與今江寧縣接界處的小丹陽。譚介甫《楚的開國史》認為：“楚到山東後，由於周族的發展，楚又被迫遷徙到今江蘇丹陽，丹陽這個名稱也是楚遷移時帶來的。”這裡的“江蘇丹陽”也是指安徽當塗之丹陽。早在北魏時期，此說即已被酈道元《水經注》所駁斥。《水經注》卷三十四說：“《地理志》以為吳子之丹陽。……尋吳、楚悠隔，藍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為非也。”此後，宋王茂《野客叢書》、明方以智《通雅》、清顧炎武《日知錄》、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清宋翔鳳《過庭錄》等等，紛紛駁斥當塗說。近幾十年來，從考古情況看，此說沒有證據，而且作為楚始都亦不可能遠在吳境，因此，當塗之說幾乎無人再提了。
2、秭歸說。《山海經?海內南經》載：“夏後啟之臣曰孟塗，……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東晉郭璞注此說：“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即孟塗所居也。”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水篇》引東晉袁山松《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又說：“丹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蓋為徵也。”酈道元不僅較詳細描述了秭歸丹陽城的地理位置，而且說“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
郭璞、袁山松、酈道元均主張楚都丹陽在湖北秭歸縣境內。歷代許多方家均從此說。如：南北朝陳顧野王《輿地志》說：“秭歸縣東有丹陽城，週迴八里，熊繹始封也。”此說唐代最盛，唐魏王泰《括地誌》說：“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並說：“歸州秭歸縣丹陽城，熊繹之始國”；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說：“（丹陽）在秭歸東七里，楚之舊都也。周成王封熊繹於荊丹陽之地，即此也”；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南蠻列傳》說：“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故城是也。”到了宋代，“秭歸說”仍久盛不衰。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說：“丹陽城在秭歸東三里，今屈沱楚王城是也，北枕大江，周十二里”；宋祝穆《方輿勝覽》說：“丹陽城即楚王城，今長寧千戶所是也”。北周建德六年（577年）秭歸為長寧縣。另外，宋代樂史《太平寰宇記》、羅泌《路史?國名紀》等也沿襲此說。
但“秭歸說”中又有長江南北兩說之分。酈道元《水經?江水注》說：“丹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此處意指丹陽在秭歸長江北岸；而王象之《輿地紀勝》、祝穆《方輿勝覽》所指“楚王城”位於秭歸長江南岸，今人楊寬《西周時代的楚國》贊同此說。贊同長江北岸之說的當代學者亦不乏其人。劉彬徽則主張江北說，他根據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江隊試掘秭歸長江北岸鰱魚山遺址情況，在《試論楚丹陽和郢都的地望與年代》一文中說：“此地西距秭歸7.5裡，位於長江北岸，與《水經注》所記的丹陽城位置大體相符（距縣城七里）。”劉彬徽認為長江北岸的鰱魚山遺址是楚始都丹陽。文必貴《秭歸鰱魚山與楚都丹陽》一文亦認同此說。
3、枝江說。此說最早始於漢代。唐張守節在《史記?楚世家?正義》中引東漢穎容《春秋三傳例》之說：“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漢末三國時人宋衷注《世本?名篇》亦說：“丹陽在南郡枝江縣。”南朝劉宋裴珚《史記?楚世家?集解》引東晉徐廣之說：“（楚丹陽）在南郡枝江縣”。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說：“枝江，侯國，本羅國，有丹陽聚。”當代學者中，贊同此說者較多。如：黃盛璋與鈕仲勳《楚的起源和疆域發展》（5）一文說：“從荊山與郢的位置來考察，枝江說法較為合乎事實。……楚都丹陽應即在此，它介於荊山與郢（紀南城）之間，楚沿沮、漳水上游往下游發展，經過這裡，最後才到江陵的郢，而江陵亦為沮水會江之處。”俞偉超透過實地考察後，在《關於楚文化發展的新探考》（6）一文中說：“感到還是枝江之說可能性最大。……楚文王時，就把都城遷到了郢（今江陵紀南城）。楚人把都城東徙江陵，顯然是為了控制江漢平原，便於北進到河南南部。”高應勤與程耀庭的《談丹陽》和高應勤的《再談丹陽》，亦力主丹陽為枝江之說。
4、丹淅說。此說又稱“丹淅之會說”、“淅川說”，以楚丹陽在漢江最長支流、流經陝豫鄂三省交界地帶的丹江北岸與淅水交會處。以其在丹、淅二水合流之處，故稱“丹淅之會”。其具體位置在今河南淅川，故又稱“淅川說”。今存最早的說法始於唐代。唐初的司馬貞《史記?索隱》註釋《史記?韓世家》“（韓宣惠王）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于丹陽”時，釋“丹陽”說：“故楚都，在今均州。”丹淅之會在唐代初年屬於均州，此“故楚郢”，即指丹陽而言。清代宋翔鳳在批駁“秭歸說”、“當塗說”的基礎上，斷定楚丹陽在丹淅之會。他在《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考》中說：“戰國丹陽在商州之東，南陽之西，當丹水、淅水入漢之處，故亦名丹淅。”今人呂思勉《先秦史》說：“宋翔鳳謂丹、淅二水入漢處，與左氏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以楚、鄧並舉者相合，其說是也。”童書業在《呂氏春秋研究》一書中說：“《史記》謂熊繹後丹陽，據宋翔鳳考證，在今河南西南部丹、淅二水間。”顧鐵符在《周原甲骨文“楚子來告”引證》一文中也認為：“關於丹陽究竟在哪裡的問題，爭論了一千好幾百年，至今還沒有得出結論。在這許多不同的主張中，……丹淅說雖然提出比較晚，可是從各方面的條件來看，……在幾種說法中似乎是最有可能的一處。”此外，馮永軒《說楚都》、張西顯《淺說楚都丹陽在淅川》、石泉與徐德寬合著的《楚都丹陽地望新探》、羅爾綱《楚建國考》等，均力主此說。
孫重恩、黃運甫《楚始都丹陽考辨》、裴明相《楚都丹陽地望試探》、《再論楚都丹陽》等，均認為楚丹陽在今淅川下龍寺城。
5、遷徙說。首創楚都丹陽遷徙說的是唐代杜佑。他在《通典》中釋“歸州秭歸縣”時說：“楚熊繹初都丹陽，今縣東南故城是也。後移枝江，亦曰丹陽。”同時釋“荊州枝江”時又說：“江陵枝江，古之羅國，漢舊縣。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亦曰丹陽。其舊丹陽在今巴東郡。”按照杜佑的說法，楚舊都丹陽在秭歸，後遷都枝江時仍沿襲舊稱丹陽，楚文王再遷江陵，稱楚都為郢的同時亦曰丹陽。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說：“蓋諸侯遷都，常仍舊名，故有兩丹陽。”此處的“兩丹陽”，就是分別指秭歸、枝江。清宋翔鳳《過庭錄》主張楚之丹陽先在淅川，後遷南漳。
在當代學者中，主張遷徙說的不乏其人。如：張正明《楚文化史》認為，楚丹陽原在淅川，後遷至南漳。
王光鎬《楚文化源流新證?丹陽郢都考》說：“楚丹陽當先於鬻熊時在淅川，後於熊繹時遷至今南漳縣東北。”
石泉與徐德寬合寫的《楚都丹陽地望新探》根據陝南商洛地區古代記載的楚山、楚水和丹江流域遺存的古文化遺址，推論西周時代的丹陽先在陝西商縣，爾後遷至河南淅川。
劉彬徽《試論楚都丹陽和郢都的地望與年代》一文認為，楚國初封之丹陽在秭歸，熊渠時遷至枝江，仍稱丹陽。
顧鐵符《楚三邑考》一文認為，楚都丹陽的地點應先在丹淅，後遷荊山。
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一文認為，楚都丹陽先在淅川后遷秭歸、枝江。
河南淅川位於豫、鄂、陝三省邊陲，丹江口水庫貫穿該縣大部分縣境。在《史記?屈原列傳》中有“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的記載，所謂的丹淅就是指當今淅川的丹淅流域，其具體方位是指淅川境內旁及西峽、商南的漢江支流丹江和淅水流域。丹淅流域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沿丹江西行可至三秦，溯淅水北上可達三晉，順丹江、淅水而下，可抵楚漢。故而，這裡有陸通秦晉、水達吳楚之稱。
我們知道，楚國是在江漢地區發展和強大起來的，但它的主源卻不在江漢流域，楚人的祖先最早活動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後來，他們的一支在上古民族衝突的旋渦中，在敵對勢力的壓迫和打擊下，逐漸南遷，在西周初年遷移到豫、鄂、陝邊陲的丹淅流域，並建都丹陽，最終得以發展強大。
楚人在丹淅流域頻繁的活動，給這裡留下了眾多的遺址和遺物，可幾千年來它們一直都沉睡在地下並不為人所知，40多年前國家在這裡修建了丹江口水庫，使丹淅流域方圓幾十公里的區域被大水淹沒，成了一望無際的丹江口水庫庫區。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丹江口庫區水位的不斷變化，使這些沉睡幾千年的遺址遺物得以重見天日。
1977年—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當時的淅川縣倉房公社(現為倉房鎮)，丹江岸邊下寺龍山附近發掘24座春秋時期的楚國墓葬，共出土了包括青銅禮器、樂器、兵器、車馬器、生產工具和玉器等各類文物達8000餘件，在這群楚墓中最大的一座是下寺2號墓，該墓為楚令尹(相當於後世的宰相)子庚墓。子庚名午，亦稱公子午、王子午，楚共王晚期任司馬，楚康王元年(公元前559年)冬前令尹子囊死，由他接任令尹，至康王八年(前552年)夏病死。死後的漫長時間裡，他的整個家族也都葬在這座龍山上，至今已有2500多年。整個下寺楚墓群出土的器物數量之多、造型之精美、工藝之先進、銘文之豐富，為國內同類楚墓所罕見，其中很多器物後來都成為“全國之最”。下寺嶺楚墓的發掘，一時間轟動了全國，使人們重新審視楚文化，開始把尋找楚文明的目光投向了這裡。
1990年—1992年間，考古工作者再次在下寺春秋楚墓群附近的和尚嶺、徐家嶺等地發掘了10餘座楚國貴族墓葬群，出土文物達2000多件。這是繼下寺春秋楚墓群發掘之後，丹淅流域楚文化考古中的又一重大收穫，再一次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1992年，該墓地的發掘還被評為當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先後幾次的考古大發現使丹淅流域成為世人關注的一個新的焦點，後來，考古工作者為了對丹淅流域的楚墓群做一個全面瞭解，先後對該地區的楚墓葬進行全方位的調查。共在這裡發現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墓群28處，其中包括下寺、和尚嶺、徐家嶺、毛坪等諸多墓區，總數已達2000多座，而實際上卻遠遠超過此數，因為還有許多墓葬及遺址已葬身水底而無法統計。
一座座貴族墓地的發掘，一件件驚世文物的出土，丹江口水庫區域已成為研究楚文化繞不開的話題。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丹江口水庫很可能就是司馬遷所說的楚國最初的封地丹陽，而當地老百姓世代傳稱的龍城，極可能就是楚國始都。龍城到底是不是楚國始都，楚人是否從此起步發展成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國，創造出浪漫瑰麗的楚文化，成為楚國早期歷史研究的熱點問題。但也有其他種種說法，現在我們根據《史記》、《漢書》等古文獻記載，再結合考古學上的巨大發現，以及該地區所處重要的地理位置來看，這個地區作為楚國早期都城丹陽的所在地的可能性要大於其他任何一種說法。
丹陽:楚始都
《史記?楚世家》載：“熊繹當週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據《漢書?地理志》載：“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古今的大部分楚辭學者、歷史學者以此為主要依據考證認為，熊繹為楚始封君，丹陽為楚之始都。那麼，丹陽在什麼地方呢？古今學者對此分歧很大，有多種說法。歸納起來，影響較大的主要有以下五說。
1、當塗說。此說源於漢代的班固。他在《漢書?地理志》中解釋“丹陽屬丹陽郡”時說：“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在該著後的總論又說：“吳地鬥分壄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這裡的丹陽就是指長江下游的今安徽當塗縣東，與今江寧縣接界處的小丹陽。譚介甫《楚的開國史》認為：“楚到山東後，由於周族的發展，楚又被迫遷徙到今江蘇丹陽，丹陽這個名稱也是楚遷移時帶來的。”這裡的“江蘇丹陽”也是指安徽當塗之丹陽。早在北魏時期，此說即已被酈道元《水經注》所駁斥。《水經注》卷三十四說：“《地理志》以為吳子之丹陽。……尋吳、楚悠隔，藍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為非也。”此後，宋王茂《野客叢書》、明方以智《通雅》、清顧炎武《日知錄》、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清宋翔鳳《過庭錄》等等，紛紛駁斥當塗說。近幾十年來，從考古情況看，此說沒有證據，而且作為楚始都亦不可能遠在吳境，因此，當塗之說幾乎無人再提了。
2、秭歸說。《山海經?海內南經》載：“夏後啟之臣曰孟塗，……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東晉郭璞注此說：“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即孟塗所居也。”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水篇》引東晉袁山松《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又說：“丹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蓋為徵也。”酈道元不僅較詳細描述了秭歸丹陽城的地理位置，而且說“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
郭璞、袁山松、酈道元均主張楚都丹陽在湖北秭歸縣境內。歷代許多方家均從此說。如：南北朝陳顧野王《輿地志》說：“秭歸縣東有丹陽城，週迴八里，熊繹始封也。”此說唐代最盛，唐魏王泰《括地誌》說：“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並說：“歸州秭歸縣丹陽城，熊繹之始國”；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說：“（丹陽）在秭歸東七里，楚之舊都也。周成王封熊繹於荊丹陽之地，即此也”；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南蠻列傳》說：“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故城是也。”到了宋代，“秭歸說”仍久盛不衰。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說：“丹陽城在秭歸東三里，今屈沱楚王城是也，北枕大江，周十二里”；宋祝穆《方輿勝覽》說：“丹陽城即楚王城，今長寧千戶所是也”。北周建德六年（577年）秭歸為長寧縣。另外，宋代樂史《太平寰宇記》、羅泌《路史?國名紀》等也沿襲此說。
但“秭歸說”中又有長江南北兩說之分。酈道元《水經?江水注》說：“丹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此處意指丹陽在秭歸長江北岸；而王象之《輿地紀勝》、祝穆《方輿勝覽》所指“楚王城”位於秭歸長江南岸，今人楊寬《西周時代的楚國》贊同此說。贊同長江北岸之說的當代學者亦不乏其人。劉彬徽則主張江北說，他根據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江隊試掘秭歸長江北岸鰱魚山遺址情況，在《試論楚丹陽和郢都的地望與年代》一文中說：“此地西距秭歸7.5裡，位於長江北岸，與《水經注》所記的丹陽城位置大體相符（距縣城七里）。”劉彬徽認為長江北岸的鰱魚山遺址是楚始都丹陽。文必貴《秭歸鰱魚山與楚都丹陽》一文亦認同此說。
3、枝江說。此說最早始於漢代。唐張守節在《史記?楚世家?正義》中引東漢穎容《春秋三傳例》之說：“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漢末三國時人宋衷注《世本?名篇》亦說：“丹陽在南郡枝江縣。”南朝劉宋裴珚《史記?楚世家?集解》引東晉徐廣之說：“（楚丹陽）在南郡枝江縣”。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說：“枝江，侯國，本羅國，有丹陽聚。”當代學者中，贊同此說者較多。如：黃盛璋與鈕仲勳《楚的起源和疆域發展》（5）一文說：“從荊山與郢的位置來考察，枝江說法較為合乎事實。……楚都丹陽應即在此，它介於荊山與郢（紀南城）之間，楚沿沮、漳水上游往下游發展，經過這裡，最後才到江陵的郢，而江陵亦為沮水會江之處。”俞偉超透過實地考察後，在《關於楚文化發展的新探考》（6）一文中說：“感到還是枝江之說可能性最大。……楚文王時，就把都城遷到了郢（今江陵紀南城）。楚人把都城東徙江陵，顯然是為了控制江漢平原，便於北進到河南南部。”高應勤與程耀庭的《談丹陽》和高應勤的《再談丹陽》，亦力主丹陽為枝江之說。
4、丹淅說。此說又稱“丹淅之會說”、“淅川說”，以楚丹陽在漢江最長支流、流經陝豫鄂三省交界地帶的丹江北岸與淅水交會處。以其在丹、淅二水合流之處，故稱“丹淅之會”。其具體位置在今河南淅川，故又稱“淅川說”。今存最早的說法始於唐代。唐初的司馬貞《史記?索隱》註釋《史記?韓世家》“（韓宣惠王）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于丹陽”時，釋“丹陽”說：“故楚都，在今均州。”丹淅之會在唐代初年屬於均州，此“故楚郢”，即指丹陽而言。清代宋翔鳳在批駁“秭歸說”、“當塗說”的基礎上，斷定楚丹陽在丹淅之會。他在《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考》中說：“戰國丹陽在商州之東，南陽之西，當丹水、淅水入漢之處，故亦名丹淅。”今人呂思勉《先秦史》說：“宋翔鳳謂丹、淅二水入漢處，與左氏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以楚、鄧並舉者相合，其說是也。”童書業在《呂氏春秋研究》一書中說：“《史記》謂熊繹後丹陽，據宋翔鳳考證，在今河南西南部丹、淅二水間。”顧鐵符在《周原甲骨文“楚子來告”引證》一文中也認為：“關於丹陽究竟在哪裡的問題，爭論了一千好幾百年，至今還沒有得出結論。在這許多不同的主張中，……丹淅說雖然提出比較晚，可是從各方面的條件來看，……在幾種說法中似乎是最有可能的一處。”此外，馮永軒《說楚都》、張西顯《淺說楚都丹陽在淅川》、石泉與徐德寬合著的《楚都丹陽地望新探》、羅爾綱《楚建國考》等，均力主此說。
孫重恩、黃運甫《楚始都丹陽考辨》、裴明相《楚都丹陽地望試探》、《再論楚都丹陽》等，均認為楚丹陽在今淅川下龍寺城。
5、遷徙說。首創楚都丹陽遷徙說的是唐代杜佑。他在《通典》中釋“歸州秭歸縣”時說：“楚熊繹初都丹陽，今縣東南故城是也。後移枝江，亦曰丹陽。”同時釋“荊州枝江”時又說：“江陵枝江，古之羅國，漢舊縣。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亦曰丹陽。其舊丹陽在今巴東郡。”按照杜佑的說法，楚舊都丹陽在秭歸，後遷都枝江時仍沿襲舊稱丹陽，楚文王再遷江陵，稱楚都為郢的同時亦曰丹陽。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說：“蓋諸侯遷都，常仍舊名，故有兩丹陽。”此處的“兩丹陽”，就是分別指秭歸、枝江。清宋翔鳳《過庭錄》主張楚之丹陽先在淅川，後遷南漳。
在當代學者中，主張遷徙說的不乏其人。如：張正明《楚文化史》認為，楚丹陽原在淅川，後遷至南漳。
王光鎬《楚文化源流新證?丹陽郢都考》說：“楚丹陽當先於鬻熊時在淅川，後於熊繹時遷至今南漳縣東北。”
石泉與徐德寬合寫的《楚都丹陽地望新探》根據陝南商洛地區古代記載的楚山、楚水和丹江流域遺存的古文化遺址，推論西周時代的丹陽先在陝西商縣，爾後遷至河南淅川。
劉彬徽《試論楚都丹陽和郢都的地望與年代》一文認為，楚國初封之丹陽在秭歸，熊渠時遷至枝江，仍稱丹陽。
顧鐵符《楚三邑考》一文認為，楚都丹陽的地點應先在丹淅，後遷荊山。
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一文認為，楚都丹陽先在淅川后遷秭歸、枝江。
河南淅川位於豫、鄂、陝三省邊陲，丹江口水庫貫穿該縣大部分縣境。在《史記?屈原列傳》中有“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的記載，所謂的丹淅就是指當今淅川的丹淅流域，其具體方位是指淅川境內旁及西峽、商南的漢江支流丹江和淅水流域。丹淅流域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沿丹江西行可至三秦，溯淅水北上可達三晉，順丹江、淅水而下，可抵楚漢。故而，這裡有陸通秦晉、水達吳楚之稱。
我們知道，楚國是在江漢地區發展和強大起來的，但它的主源卻不在江漢流域，楚人的祖先最早活動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後來，他們的一支在上古民族衝突的旋渦中，在敵對勢力的壓迫和打擊下，逐漸南遷，在西周初年遷移到豫、鄂、陝邊陲的丹淅流域，並建都丹陽，最終得以發展強大。
楚人在丹淅流域頻繁的活動，給這裡留下了眾多的遺址和遺物，可幾千年來它們一直都沉睡在地下並不為人所知，40多年前國家在這裡修建了丹江口水庫，使丹淅流域方圓幾十公里的區域被大水淹沒，成了一望無際的丹江口水庫庫區。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丹江口庫區水位的不斷變化，使這些沉睡幾千年的遺址遺物得以重見天日。
1977年—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當時的淅川縣倉房公社(現為倉房鎮)，丹江岸邊下寺龍山附近發掘24座春秋時期的楚國墓葬，共出土了包括青銅禮器、樂器、兵器、車馬器、生產工具和玉器等各類文物達8000餘件，在這群楚墓中最大的一座是下寺2號墓，該墓為楚令尹(相當於後世的宰相)子庚墓。子庚名午，亦稱公子午、王子午，楚共王晚期任司馬，楚康王元年(公元前559年)冬前令尹子囊死，由他接任令尹，至康王八年(前552年)夏病死。死後的漫長時間裡，他的整個家族也都葬在這座龍山上，至今已有2500多年。整個下寺楚墓群出土的器物數量之多、造型之精美、工藝之先進、銘文之豐富，為國內同類楚墓所罕見，其中很多器物後來都成為“全國之最”。下寺嶺楚墓的發掘，一時間轟動了全國，使人們重新審視楚文化，開始把尋找楚文明的目光投向了這裡。
1990年—1992年間，考古工作者再次在下寺春秋楚墓群附近的和尚嶺、徐家嶺等地發掘了10餘座楚國貴族墓葬群，出土文物達2000多件。這是繼下寺春秋楚墓群發掘之後，丹淅流域楚文化考古中的又一重大收穫，再一次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1992年，該墓地的發掘還被評為當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先後幾次的考古大發現使丹淅流域成為世人關注的一個新的焦點，後來，考古工作者為了對丹淅流域的楚墓群做一個全面瞭解，先後對該地區的楚墓葬進行全方位的調查。共在這裡發現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墓群28處，其中包括下寺、和尚嶺、徐家嶺、毛坪等諸多墓區，總數已達2000多座，而實際上卻遠遠超過此數，因為還有許多墓葬及遺址已葬身水底而無法統計。
一座座貴族墓地的發掘，一件件驚世文物的出土，丹江口水庫區域已成為研究楚文化繞不開的話題。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丹江口水庫很可能就是司馬遷所說的楚國最初的封地丹陽，而當地老百姓世代傳稱的龍城，極可能就是楚國始都。龍城到底是不是楚國始都，楚人是否從此起步發展成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國，創造出浪漫瑰麗的楚文化，成為楚國早期歷史研究的熱點問題。但也有其他種種說法，現在我們根據《史記》、《漢書》等古文獻記載，再結合考古學上的巨大發現，以及該地區所處重要的地理位置來看，這個地區作為楚國早期都城丹陽的所在地的可能性要大於其他任何一種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