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人際與我們有很大差異，首先沒有什麼過年要什麼禮上往來，外華人講究以個人為主體單位，而中國以家廷為單位，外華人有遺產稅，父母的財產和子女沒什麼關係，外華人崇尚自由，而中國不是這樣，外華人照顧到子女成年就什麼都不管了，西方比較尊重子女的婚姻自由，工作自由，而中國多少有包辦

西方人主張獨立。他們的人際關係相較於中國比較簡單，這個簡單指的是人情世故不復雜，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們判斷事物的準則就是法律和合同，一切理性說話，越是成熟的人帶有的感性色彩越少，所以，他們做事往往也不拖泥帶水。反之，我們中國講究人情，人際關係，凡事都要看三分情面，這就是與西方人際關係中的大不同。

個人覺得哈，不管是西方國家還是東方國家，同樣都是一個人的個體，所以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注重人際關係的，畢竟人際關係體現的更是一個人的魅力所在，所以很多人都是很注重這些的，不論地域或者國家等！

我只瞭解美國，資訊來源於專著。美華人之間基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關係，兩個人關係好，只是彼此欣賞佩服，而不是有利益關係。這和知乎上說的一致。比如兩個美華人A和B，在A主動先幫助B做了一件事之後，假如A請求B幫他做一件難度對等的事，B如果有一點點不情願，就會直接拒絕，而不會有什麼不好意思

人際關係就是人與人之間互相依存，聯絡的社會關係，主要體現在人與人的互知，互交，互動。這是定義，簡單一點就是你與其他人的互相認識，交流，影響的社會化過程。

無論是西方人還是東方人，本質都是人，生物學上一個科，一個屬，一個種。所以，人際關係必然是存在的。

因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所以導致了，西方更注重人際關係的獨立性和隱私性，而東方呢，更注重人際關係一致性和包容性。

舉個例子，酒食文化是使東西文化中差異性比較大的，而且還是人際交往的重要環節。西方攢大局的時候，都是自助餐，吃什麼都自己取，裡面的人都是自己互相認識，除了主角以外，其他人不再介紹，體現了的獨立性和隱私性。東方攢大局的時候，所有人都坐在一張桌子上，或者都是一間屋子，酒桌上的不認識的人都互相介紹一下，菜點完了，不管你吃不吃他都會上，體現了一致性和包容性。只能說東西方文化各有特點，並非非此即彼，要互相尊重。

人是群居動物，尤其是進入文明社會之後，人際關係就成了最為重要，最為主要的社會關係。無論東方西方，只要他還是人，就無法避免地要受制於複雜的人際關係中去。比如家庭關係，朋友關係，同事關係，上下級關係，合作伙伴關係……而且，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文化，社會交往活動更加頻繁，人際關係也更復雜緊密。且看，有關研究人際關係的專業學科，基都是西方興起的。

當然也有不同和區別。西方是契約社會，維繫關係的主要手段，是以感情為基礎，以規則為準則。即便是父子之間的交往，也不得違背規則，公私分得非常清晰。而中國則是倫理人情社會，人際關係多以血緣親疏，人情厚薄為依據，很容易忽略，漠視，甚至踐踏規則。至於兩種人際關係觀，孰優孰劣，我不想作太多評判，相信但凡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都會自去比較，分析，掂量，得出自的答案！

華人講究有面子，裙帶關係，人際關係交往，講究禮尚往來！地位等複雜的社會關係！西方國家沒有這麼多的關係問題，

信任機制、契約互動與民主轉型

【作者簡介】張向東，河南大學 地方政府與社會治理研究所，河南 開封 475001；張向東(1972－)，男，河南信陽人，河南大學地方政府與社會治理研究所副教授，主要從事政治學研究。　　【內容提要】從社會微觀視角來看，契約型的互動機制與中產階級的形成是以最初信任機制發展邏輯為前提的，只有從不同傳統社會的最初信任機制及其演變路徑進行分析才能對各個國家的契約型互動和民主模式的發展有著更為深入的理解和闡釋。傳統社會的信任機制在現代化程序中的演變推動著社會結構分化和流動的走向，它影響著一個國家的制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發展路徑。　　【關 鍵 詞】信任機制；契約互動；民主轉型　　

關於發展中國家民主轉型的研究正規化大致經歷這樣的一個轉換過程：現代化理論為民主化提供了明確的考量指標，如政治權威的合理化、結構的分化和政治參與的擴大化與制度化。但是，正如亨廷頓自己所指出那樣，無論是蘇聯和中國模式的權威主義政權還是英美民主模式，就現代化的有效性來說都是合理的，而以上的三個考量指標卻又帶著明顯的英美傳統色彩，之所以產生這種悖論，是因為不同的傳統決定了民主轉型的不同路徑，並不一定就以英美傳統民主為最終目標。基於這些原因，民主轉型研究從政治層面轉向社會結構變遷層面上來並逐步展開，如國家與社會、公共領域、多元治理和社會資本理論，都是沿著這一邏輯深化延伸的。這些理論研究對社會結構及其主體問的互動機制和理想目標都做了有益和深入的探討，無論是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多元主體的平等互動還是中間取向共識(而不是兩極分化)的社會資本理論，其最終目的在於以平等自由的契約型合作機制為基礎，實現以中產階級為載體的民主政治。但是，從社會微觀視角來看，契約型的互動機制與中產階級的形成是以最初信任機制發展邏輯為前提的，只有從不同傳統社會的最初信任機制及其演變路徑進行分析，才能對各個國家的契約型互動和民主模式的發展有著更為深入的理解和闡釋。　

　一、理論的引入　　

對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研究主要是從社會階層分化切入的，研究者引入西方學者關於社會分層理論正規化(如馬克思的階級理論、韋伯和涂爾幹的職業階層理論)以職業、收入和教育程度等變數對中國社會結構分化狀況做了深入研究。早期的研究結果為中國現代化程序提供了一個美好圖景：由於改革開放推動了社會自主權的發展，新興職業的興起打破了既有的單一社會結構，身份的多元性、自主性和流動性符合現代化民主程序中結構分化和多元化的標準，它為實現權力多中心化和分散制約機制提供了空間。但是，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和深入發展，中國社會結構的分化並未沿著預期的自由流動和多元中心的方向發展，而是出現了資源聚集下的貧富分化和結構固化的階層斷裂[1]。尤其是隨著社會結構的斷裂出現了階層和群體間的排斥甚至對立的現象，社會底層的貧困群體在固化的結構空間中無法實現有效流動和機會的匱乏成為被“甩出”的階層，導致社會不穩定和群體事件頻繁突發的局面[2]。這些現象的發生無疑讓學者對以職業、收入和教育程度為變數的研究侷限性進行了反思，即以上變數雖然在社會變遷的流動中決定了各競爭主體的結構性定位(職業和階層身份)，但是這僅僅是形式上和結果上的，因為真正推動社會結構和分層是沿著多元化、多中心化的方向還是兩極分化的路徑發展是由結構內部和結構主體問的互動機制決定的。因此進一步的研究沿著兩個方向展開：政府主導下的權力機制和市場機制的關聯性對社會結構互動機制的影響，個體化微觀視角中社會網路對行動者流動機制的作用。　　

在以國家和政府為代表的權力機制和市場機制的關聯性研究中，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到市場經濟建立這一階段，隨著社會新興精英的崛起，市場和社會資源渠道的多元化和快速積累讓人看到了社會對全能主義權力制約的希望。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市場機制並不是以權力機制的對立面執行的，而是很快出現了二者的有機整合和聯姻。因此，相關研究者指出：“市場改革的目的並不是要重新分配並削弱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幹部的政治權力和物質特權；相反，在保持再分配體制基本現狀的前提下，它所重新分配的是由新生市場經濟創造出的巨大財富。因而，中國的改革並不是簡單地以市場機制取代再分配機制的過程，以創造出一個更為複雜的兩種體制共存的混合經濟格局。”[3]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在於以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建設，由於政府幹預的合理性為幹部運用手中的部門管理許可權向市場技術許可權的轉換提供了便利空間。幹部或地方政府利用經濟決策立項和監管等環節的合法性的體制優勢和漏洞進行資源壟斷和聚集，順利實現權力機制向市場機制的華麗轉身，造成對社會精英的排擠和他們的被邊緣化，從而形成具有自我利益指向的市場化主體。從中央層面的政策導向和發展目標來看，中國市場經濟建設是以實現民主化和政府現代化轉型為目標的，各種完備性的法律和制度體系設計都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保障措施。之所以出現這些系統性的政策實施在執行環節中出現了與目標相違背的現象，是與中國既有的庇護性網路傳統緊密相關的，即在法律化和制度化這些結構性系統互動空間中，個體間微觀互動的“關係型”社會網路對國家制度化互動機制具有侵蝕作用。　　

中國的個體化微觀互動即社會網路機制與歐美現代化傳統的微觀互動有著很大的不同，因為在現代性(發達國家)社會中，個體之間的社會網路構建是起著一種資訊橋的作用——運用各種資訊的聚集和整理為自我生活規劃作出合理決策[4]。而中國個體間的社會網路則是庇護性的“關係”互動機制，私人情感和倫理機制具有決定性作用，而對於“外人”和陌生化的主體則是排斥的。這種“關係”型的社會網路在個體間互動中佔有重要位置並對國家制度化的系統互動具有反作用。楊美惠指出：“關係藝術按照人自己對需要的解釋，也按照水平的社會關係的優勢模式，對國家經濟已經分配過的東西進行再分配。”以禮物經濟為代表的關係模式對個體互動方式進行了重構，“是它的關係倫理的話語對遍佈國家分配交換的模式的普遍倫理的統治話語的替代”。“關係倫理在交換和分配當中，對自己人/外人的區分甚於對規範化的考慮和道德—政治的標準。這是對普遍倫理話語的唾棄，在後者，忠誠的成分是固定的，不是重構的，不依賴於情境和特殊的關係而被普遍應用的”[5]。當這種以熟人社會為基礎的關係倫理主導了個體間的互動機制後，作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一政治互動機制就遭到破壞甚至替代，它在政治民主領域中演化為一種庇護性的互動關係，政治權力與市場機制相結合也就不難理解了。造成的結果就是優勢結構主體的特權地位和資源的壟斷性聚集，底層結構主體的被甩出利益分配之外。　　

平等的、具有普遍道德意義的契約型互動關係喪失了成長土壤，哪怕在收入和職業的衡量標準中具有中產階級的社會結構載體，社會的民主化轉型依舊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作為宏觀層面的民主轉型與社會微觀的個體互動機制具有緊密的關聯，當我們將微觀研究進行到中國傳統的關係倫理時並不意味著研究的終結，因為以關係為基礎的特殊倫理是中國傳統社會個體生存中必不可少甚至是歷史必然的選擇，只有從生存論和發生學意義上來看個體在本體安全的理性選擇中如何構建和實現自我儲存的信任機制，才能對這一特殊倫理對形成契約型互動機制的制約作用做出進一步的闡釋，並揭示在現代化程序中中國民主轉型所遭遇的困境，這正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和立足點。　　

二、“關係”型信任機制對現代性道德的反作用　　

本體安全是個體得以安身立命的支撐點和驅動力，因此在個體的微觀互動機制中，首要前提就是安全的穩定預期，這就是個體最初級的信任。所以信任不是現代心理學意義上的信心和可靠性，而是本體論意義上的安全感和價值論中的支撐結構。就中國傳統信任機制而言，個體的本體安全是由家庭倫理和角色賦予的。因此從發生學意義上來看，中國傳統信任構成源自家庭本位的倫理體系，所以家庭而不是個體是我們理解傳統信任的邏輯前提，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以個體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因為走出家庭本位範疇建構以差序格局為基礎的“關係”社會網路是以個體為中介和載體的。就傳統個體的本體安全而言，當其出生之始，他的意義源於家庭倫理結構中的角色賦予。而以父權等級製為核心的家庭倫理規範將這些價值規定性強化到個體的人格結構之中，形成了個體對角色身份和父權順從的依賴性規範——庇護型關係的形成，本體安全源自家庭倫理體系的庇護與恩賜。以差序格局為基礎的鄉土社會倫理這是這種家庭倫理的延伸，而延伸的過程是以個體互動為載體的社會流動完成的。這種流動機制中，個體之間的安全感和信任機制無一不是這種倫理關係的擴充套件，如家族、同鄉、門生乃至現當代的同學、戰友等聯絡機制等都體現了一種熟人社會網路的庇護型關係特徵。　　

關於這種關係和倫理特徵的研究已經有很多的經典論述[6]，本文要強調的是，這種關係倫理是以地緣關係為前提的血緣倫理表徵，它具有強烈的地域性特點。從本體論意義上來講，它是既定的場域(共同體)中的社會互動機制及其社會實踐的結果，也就是一個既定共同體的傳統。在這種意義上，它是一種特殊倫理，即只有在既定的地域空間中它才有意義，才能實現既定空間的歷時性傳承和延續，一旦脫離這一空間，它將面臨價值衰落的困境。在這一背景下，個體的本體安全及其信任機制也具有時空限制的特殊性，個體是既定傳統中的個體，不同傳統中的個體之間不是均質的，缺乏同一性基礎。但是現代性的普遍道德訴求要求價值觀念必須能夠在抽離時空下實現自我的完滿和形式的永恆性，不同傳統之間的個體應具有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同一性基礎，至少具有構建同一性的條件和載體。就發展中國家而言，他們在現代化的轉型中都面臨中同一個難題和困境——如何實現將自身特定的傳統倫理轉向具有普遍意義的現代性的道德和個體行動者，這一轉型將決定了民主化轉型的程序。　　

以工業化和市場機制為主要表徵的現代性社會，不同倫理下的個體對於工業大生產而言，他們都是均質化的，僅僅是按照生產技術要求進行分類的勞動力，市場機制則要求勞動力根據資源最大化原則不停地流動和遷移。各種傳統和特殊倫理在陌生化的流動機制中不斷被肢解和碎片化，個體的本體安全——最初級的信任機制，也就無從談起或者是需要按照新的生存狀態進行重建。這種新的生存狀態對於個體而言，最初同時也是最大的衝擊就是陌生化的流動性導致了自身不安全感，即霍布斯意義上的逃避死亡和貝克的社會風險。正如達尼洛·馬爾圖切利所指出的，現代性就是“尋求一種對不安的答案”[7]。為了克服這種不安全感或者重建新的安全機制，現代性的思想家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如霍布斯、洛克為代表的自然法理論。他們認為作為具有自我生活規劃能力的個體，在理性選擇的決策下可以實現權利的讓渡從而達成社會契約，但是這種契約仍然停留在工具性的利益交換層面，因此作為強制性懲罰機構和機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霍布斯的利維坦，甚至洛克在消極意義上的必要之惡的政府同樣也是無奈的選擇。之所以出現這一理論困境，原因在於他們沒有在個體本體安全與價值性的生存狀態之間實現有機整合和連線。　　

吉登斯的研究為這一整合提供了深入合理的解釋，他指出：“從人類心理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信念是如何獲得的呢？使個體穿越過渡時期、危機和高風險的環境的本體安全感，是由誰創造的呢？在情感以及一定程度的認知意義上，紮根於現實存在中的信任，即對個人的可信度有信心的感受，是在嬰兒的早期經驗中獲得的。”[8]42本體安全推動著個體“培育‘存在’感以及和‘非存在’的分離，日常訓練有助於為生存建立‘成形的框架’。它是本體安全的基礎”。而且，“穩定的自我認同為本體安全的其他因素，即對事物和他人的實在性的接受的存在設下了前提”[8]43,46。個體在本體安全的推動下建立的信任是一種內在同一性的認同並且與社會認同關聯起來，與霍布斯的工具性契約構建相比更具有價值性基礎。這種信任機制的建構使個體存在的社會網路既是自我的又是社會的，使個體的存在是面向社會的生存狀態，它賦予了達成契約和建構法律制度的基礎。　　

正是這種由本體安全推動下建立的信任機制構成了現代性道德的核心，它為不同傳統的個體在這種信任互動機制下可以超越自身特殊倫理的規定性實現共識和認同。所以現代性道德的普遍性意義就在於它可以為各種特殊倫理提供一個脫離它們既定場域空間實現平等互動的機制，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超越時空的規範意義和價值。所以在吉登斯看來，在後現代社會中，民主將根植於日常生活之中，這就是生活政治的興起，它來自“晚期現代性中核心性的自我反思投射，並與現代性的內在參照系統擴充套件的矛盾性相伴隨”[8]270。因為現代性的根本性矛盾即理性控制帶來的風險和不安全感已經由專家群體已經無法承擔，轉向個體的自我和身體上來，“生活政治在議事日程上的實質問題，集中在整體的人和個體性的權利上，而這返回來又與這類自我認同的存在維度相連線”[8]265。因此民主就是多元個體常態生活中的道德性實踐和互動。　　

但是，這種普遍規範意義和價值僅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想圖景，它在現實層面的實踐中是脆弱的，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倫理衝擊下，政府主導下的權力在實踐中往往造成了對普遍道德規範的侵蝕，因為傳統制度倫理和機制對政治和社會轉型仍有巨大的制約作用。如何理解不同傳統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有不同的現代化和民主轉型的路徑選擇，還是要回到各國家自身實踐中去，但關鍵的是運用個體信任機制從傳統向現代變遷的分析視角也許更具有說服力。當我們將現代性的信任機制和普遍性道德的特徵對傳統信任機制帶來的衝擊以及對民主轉型的前提性作用進行理論分析之後，研究就要回到中國當下轉型實踐中的個體信任狀況以及對民主化帶來的影響中來。　　

三、中國當前個體信任機制與民主轉型的互動　　

中國個體的信任機制帶有濃厚的家庭本位色彩，熟人社會的信任一個重要實踐結果是對陌生人的敵視態度和不信任感。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社會的流動性增強，個體的家庭倫理在現代化的衝擊下已經脫離了鄉土社會的場域，在此意義而言，個體的信任機制和認同應由特殊倫理實現向陌生化的道德信任轉型。但是現實情況正好相反，個體的信任機制仍然保持著強烈的家庭倫理色彩，福山指出，華人在“家族以外缺乏信任使無關係的人很難組成社團或組織，包括經濟企業”。“任人唯親的問題——韋伯和其他學者將它視為現代化的嚴重障礙——仍然沒有從中國經濟生活中消失，而且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9]。它不僅使企業難以擺脫在維繫三代之後走向分裂和衰落的命運，而且無法實現市民社會意義上自我組織，這是民間團體發展的前提條件，它意味著契約型組織互動機制在中國社會實踐中依舊難以形成。　　

以家庭倫理為基礎的關係網路在政治領域也同樣起著很大的影響。樊紅敏指出，關係作為一種互動機制在政治領域成為權力運作的隱秘機制[10]。同樣的，在常態生活中個體信任很大程度上是沿著這一邏輯進行的，因為當“脫域”而具有普遍意義的系統信任體系(中國當前的代表是政府權威制度體系)無法信任時，流動性和陌生化帶來的不安全感是無法克服的，個體的安全和信任又重新回到本已碎片化的熟人空間之中，雖然現代化的資訊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由於距離的空間感而帶來的斷裂，但是這種“不在場”的信任與安全給個體帶來的仍然是與社會的疏離和孤立。而這種疏離和孤立又加劇了個體對熟人空間的依賴。　　

在熟人的信任網路中，他們的親疏關係表現為：[11]

這種構成仍然是按照血緣關係建立起來的私人網路，個體信任和資源交換都是按照這一框架和內在邏輯進行的。從這種構成不難看出，個體信任網路源於個體生存性體驗而獲得的安全邊界，而且它的內在邏輯是典型傳統中國的人情——面子的關係模式。即在家族、血緣和人緣的基礎上建立的私人社會網路體系，主要包含以下方面：“華人的交換資源可分為先天和後天兩大類，其中再可分成各分類，其先天資源是：血緣、地緣、性別(輩分)、家世等，後天有：聯姻、財產、身份、地位、權力、名望、金錢、關係、資訊、品質等，這些資源和中國社會文化背景有很密切的關係。交換行為就是充分利用其中的一種或數種資源來實現人際的互惠，而個人擁有這些資源的多寡將決定其在社會生活中的互惠程度和滿足各種生活需要的程度”[12]。　　

在功能上，這種個人信任網路在中國當前有著重要作用。首先在個體生活追求和既定理想目標的實現上，它起著關鍵的作用。如李培林指出，“在那些關係農民切身利益的個人決策中(如職業選擇)，農民根據的主要資訊來源依然是親屬和朋友”，“自己透過老鄉或親戚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最多，佔44.4％，透過老鄉或親戚主動介紹找到第一份工作的佔31.0％，兩項合計已佔75％”[13]。彭慶恩也得出相似的結論，“關係是他們得以包工的首要因素，也是他們在包工過程中考慮最多的因素”。“關係已不再是純粹的關係，它變成了包工頭的資本。正是這個關係資本的存在，造成了某些農民向包工頭的轉向，也成了農民和包工頭的差別”[14]。邊燕傑指出，創業資本的支援和融資渠道中，家庭關係佔66.1％，親屬關係佔36.1％，朋友關係佔23.0％。在現代化和市場經濟已經較為深入的發展階段，中國的私人信任網路在個體生活中基本佔據了主導地位，而且它的運作邏輯不是西方人際關係中的資訊橋作用，是中國人情——面子的私人運作的邏輯，它表明由於中國系統信任體系的斷裂，結構和階層之間的區隔，社會正式的溝通渠道和認同處於無效狀態，所以這種私人的人情——面子關係有效地填補了這一空間，出現了公共生活私人化的狀況，但是它是正常還是反常還需要進行深入研究。　　

當個體的信任網路處於主動地位時，在正式組織工作的行動者的行動邏輯也受這一關係的支配。行動者在利益和認同取向上首先考慮的是私人關係的親密程度，在工作合作上考慮的是同學、老鄉等熟人身份帶來的安全感。因此在行動中，人情——面子超越了組織制度，成為組織資源支配、分配的主要方式。與此對應的是，居於組織關鍵位置的領導者不再是結構分工的身份而是具有家長式的掌控者，組織權威被這種個體權威所替代。這種公私之間的困境一直是中國當前面臨的關鍵問題，由於結構洞和體制洞的存在，在佔據資源支配位置上的個體往往運用私人信任網路取代組織和制度的規定及日標，實現自我的利益指向，從而造成尋租和腐敗現象的頻繁發生。　　

“中國單位組織中始終解決不了的公私關係問題實際上表現在不同型別的組織資源在流向上被非正式進行了移動，其原因是中國社會組織在深層結構上由兩種不相容的關係格局發生了重疊。這種結構造成的一個社會事實就是每個個體在組織中都可以合理地以自我為中心儘可能地移動組織資源，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結果是個人在組織中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之時，也是組織名義受損、觀念淡化、利益最小化之際”[15]。它從另一方面印證了楊美惠指出禮物經濟學對制度規範的侵蝕作用這一結論。　　

從以上中國個體信任機制的分析中不難看出，當特殊倫理——家庭倫理依舊對個體行動者的信任互動和人格構成起著決定性作用時，以普遍性道德為基礎的契約倫理依舊難以形成，在這種狀況下，中國的社會結構哪怕就是已經形成了在收入、職業和教育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他們仍然是碎片化和斷裂的存在，並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民主轉型缺乏有效結構載體的支撐。至於怎樣才能使個體信任和群體認同從特殊倫理中超越出來形成普遍性的道德共識(福山的疑問)，依舊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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