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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風雲雷火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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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真正鱷魚不哭
因為宋軍不是真職業。
要說這是職業化,明衛所軍更“職業”,不光自己當兵,子孫後代更要當到地老天荒。
真正職業化是指靠這個職業安身立命養家餬口,有生存需求更有競爭壓力,所以才會在這方面精益求精,磨鍊出更好技能。
宋軍本來是有戰鬥力的,但宋朝統治者並不希望這種戰鬥力長期保持,所以他們推出反向操作的軍事制度。
在皇帝看來,軍人就是潛在不穩定因素,招募成軍養起來是避免動亂的有效措施,他們最喜歡乾的就是災年募兵,剝離地方勢力中的強健分子,強幹弱枝,以免這些人流落社會成為禍亂之源。這個做法不考慮軍事需要,是把招兵當社會救濟政策玩。
這種軍隊只能招募不能遣散,幹好幹壞一個樣,誰還肯花力氣訓練砍人技能?即使個別人有責任心,想做好本職訓練,很快就會招致“你練精兵想幹什麼”的心靈拷問。這種逆淘汰機制下,軍隊戰鬥力必然不斷退化。
我有一篇談類似問題的文章,不是很切題,但可以參考:
宋朝軍隊為什麼弱?
一談到宋朝,軍事愛好者大多對其沒有好感,因為它未能像漢唐那樣實現對遊牧民族的反擊,自始至終都生活在北方蠻族的陰影下,然而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這段歷史的話,就會發現研究宋朝歷史對當前中國的發展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大家都知道宋朝未能收復幽雲十六州,宋太宗兩次御駕親征幽州都以失敗告終,因此不少不明真相的網友在軍事上對宋朝評價很低。但有多少人思考過宋朝為什麼不能恢復漢唐疆界,建立橫跨南北的大帝國?回答這個問題並不難。宋朝建立時的國際環境和漢唐立國時大不相同。現在華人比較一致看好的朝代是漢唐兩朝。我完全贊同漢唐兩朝是中華民族(主要是漢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稍為仔細一點的話,我們會發現這兩個朝代竟然十分相似:兩朝均建立在另一個大一統的王朝之上,漢承秦祚,唐承隋祚。秦滅六國,結束春秋戰國長期分裂時代;隋平南北,結束五胡亂華,南北長期分裂的局面。這兩個朝代都是二世而終,問題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位上。
秦隋末年,天下曾一度陷入大亂,但所幸持續時間不長,國家的政治格局沒有遭到重大 破壞。雖然經歷了若干年的戰爭,但使漢唐獲得了比較完整的帝國,而這個帝國可是秦始皇和隋文帝征戰幾十年才掙得的家當。漢唐可謂得了天大的便宜啊!
而相比之下,宋朝就沒這麼好的運氣,它所取代的後周只不過是當時最大的割據政權而已。它建立國家的過程,可不是在接收一個大帝國的遺產(象漢唐那樣)。當時正處於五代十國,天下大亂之際,地方勢力經營已久,業已形成互不統建屬的獨立國家。國家統一不象楚漢決戰,畢其功於一役那麼簡單,也不象隋末各割據勢力那樣立足未穩即被唐各個擊破。國家統一需要象秦隋那樣進行長期戰爭。更重要的,是漢唐宋所處的國際環境(這是大多數學者和政治家忽略的,但卻是決定因素的問題):漢的主要敵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敵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敵人是遼、金等國。問題在於:匈奴、突厥並不是真正意義的國家,他們僅僅是一個勢力較大的部落,是遊牧民族,居無定所,靠天吃飯。部落管理仍處於比較原始的水平,組織軍事化,機動性強,來去飄忽。這兩個遊牧民族是真正國際化的民族,活動範圍它生活資料,一般而言,他們對生產資料不感興趣。當大漠風調雨順,牛羊肥美時,他們不會對中原地區構成任何威脅,當乾旱等自然災害使他們的生活無法過下去時,到中原地區搶奪食物便是他們生存下去的唯一選擇(除非中原地區主動送食物給他們),畢竟農業社會對自然的依賴要大大低於自然放牧,而且農業人口居有定所,住地分散,便於掠奪。如果遇到抵抗,他們往往也是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因此,漢唐兩朝經過幾場比較大的戰爭就將匈奴、突厥問題基本解決(唐安史之亂後,又成了問題,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視),部分歸順中原王朝,部分遷徙到中亞、中歐。反觀宋朝立國之前,遼已經是中國北方的主要強國,早在後梁成立之時,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就已經脫離唐朝。阿保機稱帝時,已有高麗回鶻以及中國之吳越進貢。石敬瑭於公元936年割“幽燕十六州”與契丹,那時候,耶律阿保機已經死去,他的兒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國主的位子。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歲的耶律德光稱做父親,其向契丹上奏章時,把契丹國主稱做“父皇帝”,自己稱“兒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進貢帛三十萬匹外,逢年過節,還派使者向契丹國主、太后、貴族大臣送禮。其時中原仍處唐末軍閥割據時代,政權更迭頻繁,戰亂不止。五代統治時期中原地區政權最長的不過17年,最短的只有7年。五十年竟換了五個朝代,十幾個皇帝。遼國正是利用中原混亂之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挑撥離間,然後坐收漁人之利,遼華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強的角色,這一政策實際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寶(以華治華,不是美華人的發明,專利可以由契丹申請)。到後周時,遼國已經成為中原王朝的主要敵人。而且基本上遼國往往是進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後周世宗雖然曾經北伐,但只是擊敗了北漢軍隊,卻沒有徵服北漢(背後有契丹的支援),收歸版土,更談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復(現在有些學者喜歡假設歷史,聲稱如果周世宗不過早的辭世,以他的雄才大略,必然會收復北方失地,這種假設對於歷史研究是不足取的,是不公正的)。當宋立國之時,遼已經正式立國50年,幾乎是被儒化的民族。首先他們已經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帝國,其次,他們已經不是遊牧民族,而是一個農業文明的國家(當然,民風和社會組織上,仍保有遊牧民族的強悍和準軍事化,這種傳統使遼軍保持較強的戰鬥力)。再次,他們壟斷當時最重要的戰爭資源:馬匹貿易。因此,無論是宋遼,還是以後宋金之間的戰爭,兩國之間的戰爭已經不是簡單的搶奪食物的戰鬥,而是生存資源和生存空間的爭奪。一旦涉及這方面的爭奪,就是寸土必爭的問題了。這種性質是由農業文明的特性決定的(實際上,我們可以從隋、唐的的高麗戰爭就能理解。高麗國是個幅員狹小的農業國家,國家實力與大隋、大唐相比簡直不成比例,但就是這樣的一個蕞爾小國,卻讓隋朝大軍和唐太宗的親征大軍勞而無功)。擁有土地就是擁有生存權(還有發展權,)!因此,宋遼戰爭、宋金戰爭必然是殘酷的、持久的、難分勝負的。宋遼之間的戰爭,不是一場戰鬥的勝負就可以決定戰爭命運的。土地對於一個農業國家意味什麼,無疑是不言自明的。這也反過來解釋為什麼宋伐遼的戰爭總是先勝後敗,而且是慘敗;遼及以後的金總是不斷向南侵擾,一句話:對土地資源的爭奪。
可以說,面對如此糟糕的立國環境,就算是大家最崇拜的漢武大帝和唐太宗在世恐怕也束手無策。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呢?一方面是草原對遊牧民族的生存壓力使然,自漢朝以後,北方尤其是草原的自然環境每況愈下,荒漠化越來越嚴重,而自中唐以後,尤其是進入五代十國時代,地球氣候進入乾冷時期,這加劇了北方民族尤其是遊牧民族的生存危機。。這是迫使一些遊牧民族改變生存方式的根本原因。(如契丹,党項等就由遊牧民族向農耕民族轉化)而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失去產馬良地也使收復幽雲十六州或河套地區成為不可能的事情。熟悉古代戰爭史的朋友們都知道,在馬鐙出現到火藥武器成熟之前,騎兵對步兵的優勢猶如今天坦克或戰鬥機對步兵的優勢。而收復上述地區非用騎兵不可。是什麼原因使中原王朝喪失了產馬良地?大家都知道“兒皇帝”石敬瑭出賣幽雲十六州危害中原王朝幾百年,但有很多人不清楚那個被罵為“漢奸”的石敬瑭其實並非漢人,而是沙陀族人(西突厥的一支),而控制河套地區的是党項族,這些原本是漢族王朝控制的產馬良地由於“引狼入室”的緣故被外族控制,那麼誰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禍首呢?就是被不少學者盲目吹捧的唐朝。自唐末以後,党項人控制該地(禍由唐的制度錯誤,自太宗之後,唐的守邊軍隊漸漸落入外藩之手,由胡人建立軍隊替唐中央作戰僱傭軍終釀大禍,安史之亂即出於此,西夏的始作蛹者也是唐之誤,党項人因征戰有功,被唐派去治理河西走廊,從此,該部落有了立足之地),逐漸經營,實力不斷壯大,進而和宋分庭抗禮。而且當“安史之亂”,“黃巢起義”爆發威脅到唐朝的統治時,唐朝都無一例外從其他遊牧民族借兵鎮壓,(相比之下,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爆發時,東漢王朝從國內借兵鎮壓)沙陀族就是被唐朝政府借來鎮壓黃巢起義才得以入主中原,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和後周五個朝代中就由三個是沙陀族人建立的。這就為石敬瑭出賣幽雲十六州埋下了禍根。中國自中古時期以後的不幸,實際上都是唐朝埋下的種子(這句話可能使很多讚美大唐的人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