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就是語化，沒有文化。

最大的衝擊，就是人獸不分。

西方人，成人過程和我們不太一樣。

他們始終都有GOD管著，

而我們是自己管著自己；

他們忘乎所以的時候，有個GOD約束著。

而華人忘乎所以的時候，就只有法律約束，

外加那句“你憑什麼管我”，“你不講道理”，其實，他已經不是人了，沒人跟他講道理，只講法律了。

所以，西方人的語化衝擊，是全面的。

我覺得最大的衝擊是，西方學到了5000年來的精神文明精髓！而我們什麼都丟了！

只是說的一些大機率，並不代表全部！

你自己道德淪喪管別人西方球事，自己牢牢把持自己內心，任何環境任何人任何國家都影響不了你，說別人影響真是不要批臉啊！

五、民主主義（Democratism）

民主主義，也即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民主，其字面意思是人民當家作主。但現在使用這個詞，有以下幾種不同含義：由全體公民按多數裁決程式直接行使政治決定權的政府形式，通常稱為直接民主，公民不是親自而是透過由他們選舉並向他們負責的代表行使政治決定權的政府形式，稱為代議制民主；在以保障全體公民享有某些個人或集體權利（例如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為目的憲法範圍內，行使多數人權力的政府形式，稱為自由民主或立憲民主，通常也是代議制民主；任何一個旨在縮小讓會經濟差別（特別是由於私人財產分配不均而產生的社會經濟差別）的政治或社會體制。民主政治還包括法制。民主制度起源於古希臘某些城邦。

古希臘城邦從政治體制看，大多數都經歷了君主制、貴族制、僭主制和民主制的歷史變遷。雅典城邦的民主制是希臘民主制的典範。雅典民主政治的出現和發達有特殊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從歷史條件看，雅典城邦國家的形成沒有受外部勢力的干涉，直接由原始公社制中孕育出來的。這樣，原始的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為雅典建立奴隸主民主政治提供了條件。從社會條件上看，雅典是一個提倡工商業的城邦國家，工商奴隸主的勢力比較強大。加之海外貿易和工商業的繁榮，從而使雅典比較徹底地摧毀了舊的氏族制度殘餘和傳統勢力。梭倫和克里斯提尼等人的改革則使這些成果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從而奠定了古希臘民主制的基礎。

雅典民主政治在希波戰爭之後，進入繁榮時期。尤其是在伯利克里執政時期（公元前495—429年），他繼承、發展了梭倫和克里斯提尼以來民主政治的傳統，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把雅典的民主制度推向高峰。

雅典的民主制是直接的民主政治，最高權力機關是公民大會，它決定內政、外交、戰爭、和平和立法等國家大事。三等公民也可以當選為執政官，打破了貴族對這一最高行政官職的壟斷。陪審法庭成員也變為有薪水的職務，這就能為較多的公民出席陪審法庭提供了方便。相反，貴族會議的權力削弱，由支配國家政事的最高權力機關，降為主管宗教的附屬機關。五百人會議，陪審法庭和十司令官等成員，都是由抽籤和選舉產生的，按照分工各司其事。雖然國家實權仍掌握在新老奴隸主貴族手裡，但為全體公民尤其是平民參政提供了條件。

公民們除了有參政的權力之外，而且還享有其他自由權利。這種自由權利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有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在雅典，言論自由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歐里庇得曾說過：“所謂奴隸，就是一個不能發表自己思想觀點的人。”這就是說，凡是雅典公民都可以享受言論自由的權利。他們可以自由思考而不受任何約束，可以自由地否定傳統的解釋，拋棄神職人員的訓誡和說教，可以自由地追求真理，他們的才智可以自由地弛騁。因而大大地活躍了雅典的學術思想，使雅典成為希臘世界的文化中心。

二是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國家不加干預。每個雅典人都有一個強烈的願望，要求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行動由自己選擇，一切問題都透過自己的思考。向別人請教與指點，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很不自然的事情。他們依靠自己判斷是與非。除了神諭以外，雅典人沒有其他的、一般公認的給人以指導的地方了。而神逾則難於接近，更難以理解。在雅典沒有權威性的教堂，也沒有國家機構向人們釋出一系列指示，要求他們應該相信什麼，或者如何調整他們生活中的各種細節；也沒有某一機構或者團體反對某個人對某一件事的觀點。雅典人從來不曾想到國家可以干涉一個人的個人生活；可以督促他教育子女熱愛國家；可以限制他購買酒的數量；可以迫使他為晚年儲蓄。在雅典象這類事，全由公民自己作主，自己擔負全部責任。

三是有批評國家領導人的自由。在伯利克里執政時期，一個公民到伯利克里辦公室批評政府，並冷諷熱嘲地挖苦伯利克里，一直到下班時還未停止。伯利克里耐心地忍耐著。黃昏了，伯利克里才動身回家，這位公民仍緊隨其後，罵不絕口，伯利克里耐心地聽著。當伯利克里來到家門口時，勸這位公民回家，並讓一個奴僕舉著火把伴送他。從這故事，我們一方面看到公民有批評國家領導的權力和自由，另方面，我們也看到國家領導人尊重公民，並有虛心聽取批評的民主作風。

四是有監督和罷免國家領導人的權利。阿斯帕西婭來自邁利特城邦，她是一位有名的女學者，成為伯利克里的得力助手和情投意合的恩愛夫妻。但由幹她不是雅典人，與伯利克里的結合是不合法的，所生子女也不能成為雅典公民。雅典公民根據法律強烈要求伯利克里立即離棄阿斯帕西婭。當伯利克里遲遲不決的時候，雅典公民們便憤怒了，決定要把阿斯帕西姬強行趕走。這時，伯利克里必須在這位女子和公民之間作出選擇。然而，伯利克里那個也不想離棄。於是他運用了所有智慧，他聲淚俱下，向公民們發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說。他的人理之言，打動了公民，產生了憐憫之心。公民們一致同意改變習俗，批准了伯利克里與阿斯帕西婭的婚姻，同時也允許伯利克里繼續執掌政權。這說明，領導的一舉一動都在公民的監督之下，甚至連領導人的私生活也必須在法律和習慣所允許的範圍之內進行。否則，公民就有權興師問罪。

雅典的民主政治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國家領導和公民都有極強的法制觀念。正如伯利克里所言：“在我們私生活中，我們是自由的和寬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紀律。”國家領導人能以法辦事，同時也信賴公民，相信公民會遵紀守法，按照民主程秩去履行自己的民主權利和公民義務。在雅典信任個人是一條公認的準則，不論有沒有把它明確地提出來，這一準則都能為世人所遵循。除極強的法制觀念以外，公民還有極強的參政意識，他們珍視民主和自由，他們堅信，自由的人，獨立自主的人，總是比卑躬屈膝的人、受人操縱的人高貴得多。德謨克里特說得好：“在民主國家裡受窮，勝於在專制國家裡享福，正如自由勝於受奴役一樣。”這樣就增強了公民參政的責任感和光榮感，使民主政治的車輪得以正常運轉。

公民有極強的整體意識，這也是民主政治得以正常執行的又一個有利因素。

希臘的民主政治是以城邦為中心的。每一個城邦都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公民的生活一步也離不開城邦。離開了自己的城邦，就等於失去了國籍，隨時都有淪為奴隸的危險。因此，每一個公民都把自己的城邦看作實現共同幸福的唯一保證。有沒有一個好城邦怎樣才有一個好城邦，如何過好城邦生活，就成為公民最關心的問題。正因為每一個城邦都是一個獨立的整體，公民離不開城邦，所以就使當時人們認為城邦是整體，每個公民只是它的一個區域性。整體高於區域性，區域性依附於整體。這種意識反映到政治思想領域中，就形成為一種整體觀念。這種整體國家觀念，一直貫穿於古希臘政治生活之中。雅典更是如此。

阿波羅是希臘藝術家、詩人和音樂家之神。他反對混亂，主張公正，和諧，是適可而止、清醒節制的象徵。希臘人比誰都明白，自由權依存於自我節制；自由只是有控制的、有限度的自由。希臘人不可能遠離阿波羅精神。特別是雅典人，他們從公元前5世紀就形成了一個特有的信念；沒有限制、沒有約束和不遵紀律的現象是野蠻的。受嚴格的自我控制的自由是鼎盛時期雅典的重要思想。

民主政治既有公民的充分的自由民主權利，同時又有完備的法制。然而，公民高度的紀律性不是單純依靠外部力量，而是人人具有強烈的為國家服務的責任感。每個公民都要為城邦的命運考慮，為城邦的安全和發達而自覺地去獻力。為國效力，成為公公民的美德。人們只有在為城邦的服務中才能使自己的道德真正地完善起來。雅典之所以被世人交口稱讚，就是因為他們不把自己的生活僅僅看成私人的事務。希臘詞彙中的“傻子”一詞，就是對不參加公共事務的人的稱呼。每個人享受精神與政治自由，同時又是自覺的國家的公僕；自由的個人同自覺地為共同生活服務相結合，雅典民主政治這一要義是他留給後世的最珍貴的文化遺產。

當然，雅典的民主政治是有很大的侷限性的。希波戰爭之後，雅典的奴隸人數增至40萬，而雅典人僅有三萬多人。在這三萬多雅典居民中，婦女和外邦人沒有公民權。這樣，真正享受公民權的人在雅典人口中僅佔一個很小的比例數。至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也同樣具有階級的侷限性和政治派別的侷限性。例如，阿那克薩哥拉因在雅典宣傳無神論而被判刑進牢房，後被伯利克里說情而釋放；蘇格拉底因主張貴族政治而被判死刑，後來他自殺於獄中；亞里斯多德因是亞歷山大的老師而被民主派追究“專制主義”的責任，吃了官司進牢房，還有被殺頭的危險，後來越獄逃走，倖免一死。這些都說明了奴隸主民主政治的虛假性。奴隸主階級的民主政治，仍然是奴隸主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它只不過比寡頭政治和君主專制較為開明點而已。

六、重商主義（Mercanlilism）

重商主義是希臘文化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所謂重商主義，就是一種經濟學說和經濟實踐。它提倡工商業的發展，重視商人和工業家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作用。

重商主義是與重農主義相比較而存在的。在荷馬時代，希臘主要經濟活動是農業和畜牧業。財富幾乎全由耕種田地、經營葡萄園、果園和菜園，以及開拓牧場而獲得。酋長和顯貴們的財富是以麵粉多少袋、酒多少瓶、牲畜多少來計算的。他們的富足是寬敞的住宅、陳設的講究和裝飾精美來體現出來。至於工業，僅供應居民必需和奢侈品的需求。與糧食、服裝、木材、皮革有關的各種工業，仍然是家庭手工業的性質。在每一個家庭中，都自制麵粉、酒和油；殺豬宰羊以供膳食；粗細原料都紡織成布匹、氈毯帷幔，並製成刺繡品；木材和皮革也製成各種不同用途的工業品。只有金屬工業和陶器工業，才是專門的行業。貿易也不發達。只有少數交易在希臘木土各地區間進行。海上貿易由腓尼基壟斷，他們把自己的工業品和從東方販來的工業品或者糧食與原料，運到希臘推銷。希臘人還沒有貨幣，一切貿易都是物物交換。希臘一般是用牲畜和自產金屬與腓尼基人交換商品。可見，這一時期無論是手工業，還是商業，都不是希臘人獲利的主要源泉，他們主要靠農業來推持生活，還是底底道道的安土重遷的重農主義者。

然而，在荷馬時代這種重農主義氣氛之下，重商主義的曙光已開始升起。大約從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7世紀末，希臘人向地中海各個方面進行殖民擴張。他們在地中海的東部和中部建立了許多殖民地。希臘人進行殖民擴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修昔的底斯和柏拉圖認為是由於缺乏土地；而杜丹認為，第一批希臘人出國是掠奪引起的。公元前12世紀，多利亞人的南侵，對於帖撒利南部、比奧細亞和伯羅奔尼撒地區特別有影響。在被征服者中，有些人不願接受降低了的地位，於是就成群結夥地離開自己的家鄉，漂洋過海，到小亞細亞北部的伊俄利斯建立希臘殖民據點。在多利亞人中，也有人因為不滿意於自己所得的掠奪品，或因更富於冒險性，而繼續泛海前進，來到科斯島、羅得島和加利亞的各海角。當然，除了這一原因之外，還有純粹地方性的和個人原因。持續幾個世紀的希臘殖民運動，使希臘殖民據點或殖民城市，如雨後春筍般在東地中海、中地中海和黑海沿岸拔地而起。希臘人不僅把他們的政治制度、思想和藝術傳播到他們所居留的各個殖民地，而且還透過他們的勞動和活動，改變了這些地區的經濟狀況。

希臘人所建立的殖民據點有兩種型別。一是農業型。在希臘殖民者中，相當一部分人是急於得到一些耕地和牧場。他們願意選擇與自己本土氣候相同的地方，以便種植家鄉常種的各種作物。因此，這類殖民據點，無論是從事農業和牧畜業，還是從事手工業，都是以土地的直接開發、土地所生產的果實和它所包含的原料為基礎的。另一種型別是海運和商業性的。希臘人早已認識了赫勒斯滂海峽和博斯魯斯海峽的重要性。為了確保他們能自由航行，便在歐亞兩岸建立了塞斯托斯、蘭浦莎考斯、拜占庭、白林託斯和加爾西頓等殖民據點，以作為停靠港、守護站和貿易站。希臘人就是透過這些殖民據點，長期供應希臘本土所需食物和原料，並供給土著居民希臘工業品，特別是陶器和珠寶類精美工藝品。

農業性質的殖民地，最初，希臘移民也要從事農牧業，但不久他們就與鄰近的國家和部落發生了貿易關係，工商業日趨繁榮，逐漸由農牧業為主的殖民據點，演變為以工商業為主的殖民據點。特別是那些位於大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據點，這種變化顯得更快。例如，米利都、塞利尼、敘拉古和塔拉斯等殖民據點，其沿革歷史就是如此。

希臘殖民不管如何發展和演化，它們一個共同點是與土地有根深蒂固的關係，與腓尼基“在外商店”式的殖民據點有根本的區別。正因為希臘殖民地據點，佔有廣大的土地，所以它們的經濟活動不僅包括工業、商業和運輸業、而且還是墾殖了大片的耕地、經營著大片的牧場，管理著大片的森林，具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寬闊而深厚的財源。

希臘人在從事殖民活動中，海洋與他們越來越密切。希臘木土三面環海，海洋給希臘人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希臘人在外所建立的殖民地也靠著海洋，只有這樣，才能使殖民地與母邦相往來。殖民地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需要建立強大的海軍。遠在雅典掌握愛琴海霸權之前，米利都、福西亞、羅得斯、敘拉古、塔拉斯和馬賽，已擁有強大的商船隊和武裝艦隊。正因如此，希臘人在本土以外建立殖民地時，同時佔領了那裡的海洋。這樣，海洋在希臘人的國民生活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到公元前8世紀，希臘由軍事民主制時代進入奴隸制城邦時代，希臘人在海外建立的殖民據點也以毋邦的面貌建立了奴隸城邦。希臘人的殖民活動進入了一個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殖民運動。這時，希臘人更加牢固地掌握了海洋和海路，不僅擺脫了腓尼基人在經濟上的支配，而且還把曾一度執東西方海上貿易牛耳的腓尼基人從東地中海和中地中海排擠出去。希臘人的商船一直駛到黑海東岸，裝運高加索和亞美尼亞的金屬；希臘的商船在塞普勒斯、敘利亞和埃及購買食物、原料和製造品，帶回希臘各港口；希臘的商船還運輸愛奧尼亞、西利內伊卡、大希臘，（義大利南部）、西西里鳥和地中海西部殖民地所出的產品。與此同時，希臘商船還把希臘本土的工業品運銷到各個地區。

希臘航海事業的發展，進一步促進了希臘工商業的繁榮。自此，希臘人從事麻、毛、金屬、木、陶、皮革等物品的製造，已經不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家庭的需要了，而且為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提供貨物。手工業已納入國內外貿易的商品經濟之中。

可見，希臘的重商主義就在殖民擴張和航海貿易中悄悄地產生了。

伴隨重商主義的產生，還出現了一個工商奴隸主階級。工商奴隸主階級的利益在海外，提倡工商業的發展，海外殖民和航海貿易。他們把重商主義作為自己的階級政策。在政治上，他們一開始是沒有任何權力的，他們對土地奴隸主和氏族貴族獨攬大權是不滿的。因此，他們一般都充當了平民領袖，領導反對奴隸主貴族的鬥爭，並在相當一部分城邦取得了勝利，建立了奴隸主民主政治。這樣，重商主義就由工商奴隸主階級的階級政策，進而上升為城邦國家的基本國策。當然，重商主義並非在所有希臘城邦中都有滋生的土壤。在斯巴達、塞斯彼伊、底比斯、挨彼道拉等城邦裡，人們一般認為，從事手工業是市民的墮落。這樣勢必使工商業在國民生活中不起積極作用。在實行寡頭政治的多數城邦都實行非重商主義的政策，只有科林斯是個例外。在所有實行民主政治的城邦部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在這方面，雅典是最典型的。在公元前5世紀初，阿提卡地區仍然是一個農業和畜牧業的國家。但在雅典政治家塞密斯托克利斯的努力下，確定雅典向工商業經濟方面發展，並把開採勞萊昂礦山所獲收益用來建設艦隊和港口。因此，航運事業迅速發展起來。塞密斯托克利斯所實行的重商主義政策，使雅典城西郊和附近各港口的工商業迅速地興起和繁榮起來。自由手工業者的人數日益增多，不久，他們的人數就超過了農民，在公民大會一上佔據主導地位。

以雅典為龍頭，其他由工商奴隸主階級掌權的城邦，也利用希臘人控制東部和中部地中海的良好時機，大力發展工業生產，以便為希臘人所佔領的國際市場提供充足的貨源。從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雖然家庭手工業，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仍佔有重要地位，但手工業行業更多，更有組織和更專門化了。伯利克里在一次演說中，曾提到眾多的行業：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銅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繪畫匠、繡花匠、修鞋匠和礦工等。生產專門化主要表現在每一個手工藝人只從事一種行業的一部分。例如，有些鞋匠專做男鞋，有些專做女鞋，有些專門縫鞋子、有些專門切鞋布等。在紡織業中，分工就更細密了，每道工序都有專人負責，這樣就產生了羊毛洗濯工、梳毛工、紡線工。織布工、漿洗工、再次洗濯工、捶打工、剪齊工、壓平工。染色工等。其他行業專門化程度也大同小異。隨著手工業的專門化，手工業組織也應運而生。這時的工業組織主要有兩種，一是作坊，二是營造場。作坊和營造場一般都是中小型的。雅典最大的作坊是演說家利西阿斯的父親所經營的作坊，有工人一百二十名。象勞萊昂這樣的採礦場，規模是很大的，使用奴隸幾千人。但這僅僅是個例外。

手工業的發展，為出口貿易提供了充足的貨源，在希臘大多數城市中手工業生產成為對外貿易的首要條件。特別是在阿提卡地區，農產品和畜產品的出口都不能抵銷穀物等食物的人口。出口貿易全靠工業品，主要是陶器和金屬器。可見，工業經濟在大部分希臘城邦經濟中已上升到一個主導地位，農牧業已退居第二位。

儘管工業在希臘人的經濟生活中佔了重要地位，但土地仍然代表正常的財富來源。而且，在商品經濟的強烈影響下，農業經濟也逐漸商業化。首先是土地商品化，在公元前5世紀，希臘的土地為個人所有，柏拉圖明確地說，法律允許每個市民隨意處理他的財產。亞里斯多德也指出，一個人的財產由他的子女來分，不管他有多少子女。這種分法是哥泰那法典規定的。這一法典最遲不晚於公元前6世紀。其次是政府獎勵商品農業。一些國家元首，例如梭倫，勸告和獎勵公民建立葡萄園和果木園。政府認為，種植果木是有利的。因為輸出葡萄酒和橄攬油以及無花果於所得的利益多，輸入穀物所付出的代價少。加之，整個希臘世界的氣候都適於種植果木。由於這些原因，在古希臘的農業經濟中，葡萄和果木種植都有極大的重要性。甚至在租地契約上，也規定佃戶必須在一定部分的租地上種植果樹。因此，經營葡萄和果木園，釀造葡萄酒和製做檄攬油和無花果乾，成為農民的主要業務。這種農業構成，大大加速了農業經濟的商品化和國際化。農業經濟的商品化和國際化，使希臘人大獲其利。因為穀物種植遠遠不能滿足希臘人的需要，必須大量進口，而葡萄酒、橄欖油和無花果千必須大量出口，這一出一進，希臘人是順差。

商業需要工業和農業來供應，而工業和農業的繁榮也有賴於商業的發展。希臘人的商業貿易，在工業和農業大發展的基礎上，從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七十年代，達到了最高水平。其發達程度，主要表現在以下諸方面：

在集市方面：一是都市的定期市集，這是最普遍的國內貿易形式。這是小生產者和零售商人集會的地方。小生產者把他們的農產品或手工業品在市場上直接出售，而零售商人則充當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中間人。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場是此類市集的典型代表，每天清晨，四方的農民和漁民滿載著自己的生產品來到市場。他們把自己的產品放在指定的地點。各類貨點都用活動的欄杆分開。按規定的時間，在不同的場地上，一個接一個地開市。蔬菜、水果、乾酪、魚、肉、臘腸、家禽和野鳥、酒、木柴、陶器、舊貨，都各有市場，甚至還有賣書的場地。市場秩序由監督官維持，他一方面監視和管理市場的正常交易，另方面解決商人與顧客之間可能發生的糾紛。二是非經常性的市集。這主要是那些以節日和競技會為背景的臨時性的市集。例如，在奧林匹亞、得爾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峽舉行的全希臘競技會，為雅典守護神雅典娜舉行的祝賀節、為慶祝阿波羅神每四年在提洛島所舉行的競技會等，都是商人推銷商品所利用的好機會。三是流動的市集。這指的是成群的商人，尾隨征戰的軍隊，及時收購戰利品和向軍隊出售各種日用商品。這種市集是隨著軍隊的進退而不斷移動的，因此具有流動性。

城邦間的貿易比之集市貿易重要得多。在這類貿易中，還形成了幾個重要的貿易中心。米利都不僅是一個工業中心，每年都要輸出大量的本地產品，而且它還是亞洲西部與希臘本土之間的媒介。在希臘本土，雅典和科林斯則是工業和貿易中心。一般常用的金屬與貴金屬、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都集中到這裡，進行加工製造，然後把各種織物、各種武器和金屬工具、珠寶、美術品、雕刻品等，由船運到各處去。這時希臘人的商業活動已越出殖民地。從考古發掘證明，希臘商人的足跡已遍及北歐、西歐、英吉利海峽、北海和波羅的海，甚至到達歐亞交界處的未知地區和非洲的西海岸。公元前5世紀，希臘的商品經濟已進入古代世界的頂峰時期。

為了保證商品經濟的正常執行，各工商業城邦都制定了商業法規。在許多城市中，在出售貨物的數量、重量和價格方面，都採取了各種措施，以保證公平交易。實行一定的限制，對於貿易自由雖有諸多不便，但都是出於保護公眾和私人的某些利益的。即使象雅典這樣最自由的國家，穀物貿易也不是放任自流的，而必須受國家的嚴密監督。阿提卡地區產谷很少，糧食是短缺的必需品，必須由內部立法，獎勵穀物的輸人，防止不法商人囤積和肆意抬高物價。法律還具體規定了批發商人、穀物商人、磨坊主人、烤麵包的人等應盡的責任。除雅典的外港拜裡厄斯港外，不許把穀物運往他處。凡運人這個“谷港”的任何貨物，再出口的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一次所買的穀物不能超過五十擔。監督倉庫的商場監督官和穀物檢查官，去實施這些法律。他們檢查穀物、麵粉、麵包是否按通行的價格與足夠的重量出售。可見，在重商主義的總政策下，經濟自由與國家透過法律進行管理和監督是相輔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

重商主義除了表現在工農商三方面之外，在貨幣經濟上也有所反映。

貨幣經濟與商品經濟是密不可分的。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標誌和槓桿。希臘最早的貨幣出現於公元前7世紀。有些錢幣是小亞細亞的希臘殖民地鑄造的。例如，米利都、福西亞和以弗所。當時的貨幣大都是用金、銀、或琥珀金製造的。後來，其他城邦也都鑄造自己的錢幣。種類繁多的貨幣，在使用上不可避免地要出現混亂。人們在商品交換中，為了避免或杜絕混亂的出現，就採取了幾種措施。一是約定俗成地標出各種貨幣的比率。例如小亞細亞的金、銀與琥珀金幣，三者的比價是：金對銀是1比131，金對琥珀金是1比113，而琥珀金對銀是1比30。二是一些城市締結貨幣同盟，例如，福西亞城與密提利亞城間，科林斯與其殖民地間，都建立了貨幣同盟。在這種同盟國之間，使用一種通行的國際貨幣。

在商品經發展的基礎上，由於積累錢幣所構成的財富越來越多，人們開始意識到這種財富不應讓它閒置。於是便產生了借貸業。一般年利從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四十八。為了指導借貸，需要專家和銀行業。在雅典，最初的銀行家就是換錢人。他們坐在市場中，把錢桌子放在面前，辦理兌換錢幣的事務，後來，他們的活動逐漸擴充套件，除了兌換錢幣外，又增加了許多金融的和商業的業務，例如，銀行家為顧客開活期存款帳。一個外華人可以把錢存在銀行家處，用錢時再去提取。銀行家開信用證。一個雅典人如果到米利都去，他不必攜帶現款，可把款交給銀行家，銀行家開一張信用證給他，同時通知米利都的往來商號，要它如數支付給這位旅行者。銀行家還放款給個人或放款給城市等。這種有利放款、活期存款和發放信用證的金融活動，無疑使流動的財富成為商品經濟中最活躍、最積極的要素之一。

重商主義是強國富民之策。它首先拓寬了財源，凡推行重商主義的城邦，除從土地上獲取財富之外，而且還透過工商業和海外貿易賺取巨量財富，例如，希臘人對出口和人口貨物都徵收關稅。在阿提卡區，出口貨和入口貨都徵收從價稅2%。收稅的目的在於增加國家的收入。在國際貿易中，希臘是處於出超的有利地位，外國大量金銀財富和其他大量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向希臘本土。從而增強了國家的經濟實力。為了保證工商業和海外貿易的正常執行。還建立了強大的海軍，從而增強了國家的軍事實力。這不僅能使這些國家有力量進行殖民擴張和抵禦外部入侵。而且還用手中巨量財富進行城市公共建設和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例如，在推行重商主義政策最有成效的雅典，就成為希臘世界的文化和教育中心。

其次是富民。國強則民富，這是通常的道理。在公元前3世紀之前，城邦一般公民的地位是比較穩定的，大都享有一份公民份地。儘管工商業在希臘人的經濟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但土地仍然代表正常的財富來源。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證明，在公元前3世紀之前，希臘沒有赤貧的人。至於自由工人的生活狀況，也不比從事農業勞動的公民差。據記載，在公元前5世界末每人每天的工資是一個達拉克姆的銀幣（約值一法朗），到公元前4世界時，工資增加到每天兩個達拉克姆。有的僱主還實行計件工資制，工人所得會更高些。在伯裡克里時代，雅典一個單身漢一年有120個達拉克姆，就能過上相當舒適的生活。根據工人所得工資，假如他們不失業，不僅能夠支付他們家庭的生活費用，而且還會有剩餘。在阿提卡地區的家庭中，妻子和兒子一般都去做工，並把工資帶回家。可見自由工人在正常的情況下，生活是有保障的，並相當寬裕。民富才能進行智力投資，把學童送進官辦或私辦的學校裡讀書識字。一句話，重商主義有利於科學文化和教育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