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年前，蒙古與南宋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最後，南宋滅亡。南宋的抗蒙戰爭，數四川歷時最久，而四川的抵抗，終結於合州（今重慶合川）的釣魚城，釣魚城的最後守將王立，是一位足智多謀，英勇善戰的驍將，曾屢敗蒙軍；但在最後關頭，為保全城中十萬軍民的身家性命，他不顧揹負一世罵名，向蒙古人遞交了降書。 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聯手，滅掉了金朝；蒙古人隨即將兵鋒指向南宋。次年，窩闊臺（元太宗）大舉南侵，南宋國土廣遭蹂躪。此後十七年間，戰端頻起，戰事連連。1251年，蒙哥（元憲宗）繼位，再度向南宋發動進攻。1258年，蒙哥兵分三路，企圖一舉消滅南宋，他親率10萬大軍進入四川。欲效西晉滅吳的之法，先取長江上游，然後水師順江東下，配合陸路，平定江南。 然而，出乎蒙哥預料，此時的四川，在安撫制置使餘�d的主持下，防務能力大大增強。餘�d採納播州（今貴州遵義）名士冉�Q、冉璞兄弟建議，因地制宜地，依山傍水建設了一系列山城防禦體系，使草原騎兵縱橫馳騁，機動靈活的長處難以施展；但蒙古人畢竟兇悍，所到之處，巴蜀州府，或克或降，多陷敵手。 1259年，蒙哥率四萬精銳水陸之師，兵臨釣魚城下，向這個面積僅2.5平方公里山城發動猛烈進攻。孰料釣魚城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加之守將王堅指揮得法，軍民同仇敵愾，蒙軍屢攻屢敗，其主將汪德成受傷殞命，蒙哥亦身中箭矢，不治身亡。 蒙哥西征，勇猛無敵，被當時的歐洲人稱為“上帝之鞭”，誰知這條橫掃亞歐大地的鋼鞭竟在小小的釣魚城被折斷，蒙哥遺恨萬分，他臨終前釋出遺詔：“我之嬰疾，為此城也，不違之後，若克此城，當赭城剖赤，而盡誅之。”屠城之心，無比強烈。 蒙哥駕崩，為爭皇位，南征和西征的各路蒙軍班師回到草原，進攻南宋的計劃宣告破產。釣魚城一役，使南宋的歷史又延續了20年，也使得西征的蒙古大軍未能進入非洲，蒙古西征的高潮到此終結。釣魚城被西方史學家稱為“上帝折鞭處”和“東方麥加城”。 釣魚城自1243年建成，在抗蒙戰爭中一直頑強堅守，歷時36年。釣魚城的堅持猶如一盞光芒四射的燈塔，鼓舞著南宋軍民的鬥志，這個小小的山城像一枚堅硬的鐵釘，牢牢地釘在巴蜀大地上。 經過幾年內戰，忽必烈執掌了汗位，安定了蒙古，於是對南宋重新發動進攻。這時，釣魚城的守將已由王堅的副將張鈺接替，在張鈺守城的歲月裡，釣魚城守軍不僅頑強抗擊了蒙軍的多次進攻，還主動出擊，給予蒙古軍以沉重地打擊，並收復部分失地。至1276年，張鈺升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合州安撫使由王立接任，守衛釣魚城的重擔就落到了王立的肩上。 王立早年即跟隨張鈺參加抗蒙戰爭，在槍林箭雨中出生入死，是個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傑出將領。但王立接手釣魚城時，全國的抗蒙形勢已急轉直下，四川絕大部分土地均已淪陷，唯剩重慶、瀘州與釣魚城互為犄角，在蒙軍日復一日的強大攻勢下苦苦支撐。 1276年1月，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陷落，年僅五歲的宋帝被俘，南宋太皇太后奉玉璽向蒙軍投降，同時向全國發布繳械投降的詔書；但四川由於地理封閉，加之戰爭時期資訊不通，四川軍民仍以堅強的意志繼續著抗蒙鬥爭，直至蒙古人宣佈南宋皇帝投降的訊息，他們依然沒有放棄。 蒙古大軍消滅西夏和金時，可謂勢如破敵；其三度西征，橫掃亞歐數十國，更是所向披靡；但是，在征服南宋的過程中，他們卻身陷泥潭，大傷元氣，苦鬥了近半個世紀，南宋無疑是蒙古人遭遇的最頑強的勁敵。如果南宋皇帝不是那麼昏庸，如果不是賈似道等奸臣當道，如果全國的抵抗都像四川這麼頑強，歷史究竟應該如何，恐怕還很難說清。但是，歷史畢竟是歷史，它沒有假設。 1277年6月，瀘州城破，守將王世昌血戰殉國。翌年12月，重慶陷落，張鈺被俘自盡，整個四川，只有釣魚城的抵抗旗子在嘉陵江邊孤零零地飄著，使人感到有幾分蒼涼。 此時的釣魚城，集聚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十餘萬難民，小小的釣魚城，其田畝所產，正常情況下不過維持兩千人一年的生存。當年王堅、張鈺守城時，對進入城中的難民有所選擇，並嚴格控制居民數量。到四川抗蒙戰爭後期，淪陷地區擴大，加之蒙古軍肆意屠殺，民眾大量死亡，倖存者為數不多。史料記載，南宋末年，由於戰亂，四川人口從戰前的1500萬人銳減到80餘萬。面對處在生命邊緣的難民，王立不忍將他們拒之門外，於是悉數收納。可這樣一來，難民的生命固然得到了庇護，眾多的人口卻成了釣魚城防守的沉重負擔。這時，恰逢四川連續兩年大旱，糧食歉收。同時，蒙古軍也汲取多年攻城失敗的教訓，對釣魚城圍而不打，欲待城中糧草耗盡，不堪一擊時再行進攻。糧草日見匱缺，城中居民饑饉，竟發生易子相食的慘劇。 王立見狀，心想如此下去，抵抗何以堅持？他不是不知，瀘州、重慶二城失陷的根本原因就是彈盡糧絕。僅僅一個糧食問題，就足以使釣魚城的防守在短時間內崩潰瓦解。釣魚城此時的狀況，與20年前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差異，當年的鬥志昂揚，同仇敵愾的抵抗，到如今已經變成了一種無奈的選擇。當時城中形成意見分歧的兩派，一派主張忠君報國，抵抗到底，另一派主張為了百姓的生存，放棄抵抗；因為堅持抵抗肯定是死，放棄抵抗也許還有一線生機。城中悲觀氣氛日濃，人心不一，令王立整日憂心忡忡；這時，蒙軍發來最後通牒：若不投降，一旦破城，將屠盡城中的10萬居民！這種血淋淋的威脅，讓王立更是寢食難安。 王立作為一名衝鋒陷陣的武將，早將生死置之度外，若是堅持抵抗，以身殉國，還能保留一世英名；何況中國的傳統文化歷來看重名節。尤其南宋時期，程朱理學盛行，“忠義精神”更是深入人心，以至成為文武官員為官盡職的信條。據統計，南宋滅亡之時，自殺殉國的一級文官就達400餘人。悲壯的國殤中，他們的殉國無疑在人們的心裡樹立起一尊尊高大的形象，如王世昌、張鈺等。所以，在此歷史文化背景之下，忠勇者絕不會軟弱降敵。 但是，顧了自己的名節，博得後人為自己樹碑立傳，那城中的十餘萬軍民怎麼辦？想到蒙哥臨終前的遺詔，想到這麼多年來蒙古軍在釣魚城下付出的慘重代價，城破之時，軍民定遭屠戮。多年來，圍攻釣魚城的基本上是蒙古人的東川軍，這支當年為蒙哥所統領的軍隊，對抵抗者實行屠殺的理念深植內心，加之他們中不少人的父輩和兄弟死於釣魚城下，復仇的烈火一直在燃燒著他們的心。王立知道，他們正在城外虎視眈眈，帶著嗜血的慾望等待城破，然後瘋狂地撲進來，將城中軍民統統殺盡。 所以，如果誓死抵抗，城中百姓必死，但放棄抵抗，自己又會背上一世罵名。個人的性命不足為惜，難道十萬人的性命也不足為惜？難道用十萬人的白骨來支撐自己的一世英名，就是真正的忠義，就是上天的至理嗎？王立思來想去，不知何去何從，不知出路在哪裡，他陷入痛苦的思索中。 這時，一位美麗聰慧的女子看出了王立的心思，此女子姓宗，原蒙古軍瀘州守將熊耳的妻子，元朝重臣李德輝同母異父的妹妹，史稱熊耳夫人。 李德輝，漢人，通州潞縣（今北京通州）人氏，自幼聰穎，學識淵博，早年因其才華為忽必烈賞識，令其擔任王子真金侍讀，後幾經升遷，官至元朝安西王相兼西川行樞密院副使。安西王乃忽必烈的皇子，節制川、陝兩省軍政，安西王相的權力無疑很大。 熊耳夫人年少時常到西川王府看望兄長。她乖巧玲瓏，聰明伶俐，知書達理，很受西川王青睞，後來，西川王將她許配給衛士熊耳為妻。1276年6月，王立攻打瀘州，熊耳死，她被俘。為保全自己，她對王立謊稱自己姓王，原為宋將牛乾之妻，丈夫殉國，自己被熊耳強擄為妻。王立見其美貌聰慧，頗有好感，便帶回釣魚城，讓其侍奉自己母親，並認作義妹。 熊耳夫人在釣魚城居住了兩年多，她善解人意，成了王立的知己，但她一直未將真實身份告訴王立。現在，釣魚城到了生死關頭，王力也陷入兩難的痛苦之中，她決定亮明自己的身份，勸說王立放棄抵抗，向西川軍投降，並利用李德輝的權力保證全城軍民的安全。 她來到沉悶痛苦的王立身邊，告知了自己的真實身份，王力大吃一驚。熊耳夫人把自己的想法對王立和盤托出，勸說王立認清天下大勢，以十萬百姓的身家性命為計，停止抵抗。她對王力說，南宋已經滅亡，切莫拘泥於忠君的名節，救民於水火，才是真正的大義。經熊耳夫人勸說和分析，王力紛繁矛盾的思緒逐漸清晰，他決意舍名節於不顧，把全城的軍民從血與火中救出去；但是，想到蒙哥屠城的遺詔，想到與東川軍多年的血仇，他對熊耳夫人的計劃還是有所顧慮。熊耳夫人堅定地對他說，如果西川軍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就停止抵抗，如果不接受，我將和你一起血戰下去！熊耳夫人的堅定和忠誠終於使王立下定決心，他派人到成都西川樞密院向李德輝傳遞了願意停止抵抗的資訊，但要求李德輝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不降旗，二、不收兵器，三、不改縣誌。抵抗的放棄必須以尊嚴為前提。 熊耳夫人為了證明自己身在釣魚城，特地按李德輝熟悉的樣式做了一雙新鞋，附上家書一封，與降書一併置於鞋內。李德輝見到鞋和降書，高興萬分，一是終於知道小妹的下落，二是堅如磐石的釣魚城即將放棄抵抗。李德輝長期在忽必烈麾下效力，而忽必烈是蒙古諸汗王中唯一欣賞漢文化的皇帝，在一些漢臣的長期影響下，忽必烈同意放棄屠戮實行懷柔，以安撫民心。李德輝力爭實現小妹的願望，他上奏忽必烈，勸其放棄蒙哥遺詔，答應釣魚城的請降條件。忽必烈畢竟是雄才大略的一代帝王，他從漢文化的傳統和統治的大局出發，同意了李德輝的請求。 訊息傳回釣魚城，王立和熊耳夫人興奮異常，這個原以為難以實現的目標終於實現了，釣魚城有救了，全體軍民有救了。王立此時已經義無反顧，他為忠君保國奮戰多年，如今，南宋君已亡，國已破，國祚不復，自己欲忠而無君所忠，欲保而無國所保，惟有保民才是至仁至義的天理，至於千秋功罪，留給後人評說去吧，只要能夠保全十萬民眾，即便背上萬世罵名也罷！ 李德輝深知東川軍與釣魚城的血海深仇，為確保全城軍民安然無恙，他不顧花甲年紀，親領500人赴釣魚城受降。 得知釣魚城和平受降的訊息，東川軍統帥汪良臣異常憤怒，他絕對難以接受這樣的結果。要知道，20年前攻打釣魚城時殞命的汪德臣就是他的同胞兄長，此外，東川軍與釣魚城血拼了20年，損兵萬餘，折將若干。如果放過釣魚城的全體軍民，不但為先帝雪恥，為亡卒報仇的宿願化為了泡影；同時，自己血戰多年，勝利的果實竟讓西川軍輕鬆地拿了去。於是，汪良臣斷然拒絕了釣魚城的和平受降，並派兵把李德輝帶來的500人限制住。李德輝勸說幾日，皆無效果。後來，元廷派使者送來忽必烈的聖諭：“魚城既降，可赦其罪，諸軍毋得擅便殺掠，宜與秋毫無犯。”面對聖諭，汪良臣縱然有亡君殺兄之仇，損兵折將之恨，也只好作罷了。 李德輝頂住了東川軍強烈復仇的壓力，沒有對屠城的要求作出讓步，在忽必烈詔書的支援下，踐行了對王立和熊耳夫人的諾言。。 1279年2月，釣魚城正式放棄了抵抗。城開之日，全城軍民歡呼雀躍，無不鼓舞，縱然有血戰到底的決心，但是，有一條不失尊嚴的生路，又有何不可？ 釣魚城受降後，李德輝隨即從城外調糧進城實施救濟，並命令城中軍民將城池全部拆除，以絕後患。隨後，也許出於防止東川軍報復的考慮，李德輝又下令將釣魚城軍民全部解散。至此，這座屹立了36年的城堡，便化作一片斷壁殘垣，為人們提供歷史的記憶。 釣魚城的烽火熄滅了，關於王力的爭論卻開始了，有人說他是投敵，說他失節；有人說他犧牲自己的名節，救民於水火，是大忠大勇，大仁大義。700多年，眾說紛紜，莫衷於是。 明朝弘治年間，合州官府在釣魚城為當年的守將王堅和張鈺建祠一座，稱“王張祠”，後來又把對釣魚城抗敵有功的餘�d牌位請入，一併供奉，改稱“忠義祠”。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重修忠義祠時再增祀冉�Q、冉璞兄弟。 到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合州知州陳大文認為，王立“寧屈一己”而保全百姓，熊耳夫人和李德輝對釣魚城百姓也有“再造之恩”，故將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輝牌位請入忠義祠，此後133年，歷任知州皆無異議；但至光緒七年（1881年），知州華國英再修忠義祠時，卻認為王立當年系無恥的變節投敵，故將三人牌位逐出祠去，並在廳堂楹柱撰聯表達凜然心意： 持竿以釣中原，二三人盡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盞而澆故壘，十萬眾披肝瀝膽，竟不圖王立之心! 但合州百姓認為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輝三人雖對宋廷無忠，卻對百姓有義，於是另立“賢良祠”供奉三人牌位，由此可見忠君和愛民的區別，官心與民心的差異。 1942年6月2日，郭沫若登臨釣魚城考察了古戰場遺址，題詩《釣魚城懷古》抒懷，對王立也是大加韃伐，並將王立、熊耳夫人二人與秦檜夫婦相提並論： 魄奪蒙哥尚有城，危巖拔地水回縈。 冉家兄弟承磷蚧，蜀郡山河壯甲兵。 卅載孤撐天一線，千秋共仰宋三卿。 貳臣妖婦同祠宇，遺恨分明未可平！ 華國英和郭沫若所以如此，也許自身觀念使然，也許時逢華夏國難，情緒難免激憤。 中國古代，愛國往往和忠君聯絡在一起，民眾的利益甚至生命似乎不足為慮，但是，如果無視民眾，愛國豈不是成了虛擬？拯救十萬民眾的王立，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認為他是奸賊。我不禁想到明末抗清時，一些守將為了自身的名節，不放百姓出城，致使全城被屠，這難道就是忠義？ 1981年，釣魚城歷史學術討論會在合川召開，此事過去了700多年，關於王立的評價，兩派觀點依然明顯對立，可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對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要想統一人們的認識，絕非易事。 到如今，賢良祠已毀，忠義祠猶存。王力的靈柩早已蓋棺，卻依舊無法定論。

700年前，蒙古與南宋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最後，南宋滅亡。南宋的抗蒙戰爭，數四川歷時最久，而四川的抵抗，終結於合州（今重慶合川）的釣魚城，釣魚城的最後守將王立，是一位足智多謀，英勇善戰的驍將，曾屢敗蒙軍；但在最後關頭，為保全城中十萬軍民的身家性命，他不顧揹負一世罵名，向蒙古人遞交了降書。

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聯手，滅掉了金朝；蒙古人隨即將兵鋒指向南宋。次年，窩闊臺（元太宗）大舉南侵，南宋國土廣遭蹂躪。此後十七年間，戰端頻起，戰事連連。1251年，蒙哥（元憲宗）繼位，再度向南宋發動進攻。1258年，蒙哥兵分三路，企圖一舉消滅南宋，他親率10萬大軍進入四川。欲效西晉滅吳的之法，先取長江上游，然後水師順江東下，配合陸路，平定江南。

然而，出乎蒙哥預料，此時的四川，在安撫制置使餘玠的主持下，防務能力大大增強。餘玠採納播州（今貴州遵義）名士冉璡、冉璞兄弟建議，因地制宜地，依山傍水建設了一系列山城防禦體系，使草原騎兵縱橫馳騁，機動靈活的長處難以施展；但蒙古人畢竟兇悍，所到之處，巴蜀州府，或克或降，多陷敵手。

1259年，蒙哥率四萬精銳水陸之師，兵臨釣魚城下，向這個面積僅2.5平方公里山城發動猛烈進攻。孰料釣魚城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加之守將王堅指揮得法，軍民同仇敵愾，蒙軍屢攻屢敗，其主將汪德成受傷殞命，蒙哥亦身中箭矢，不治身亡。

蒙哥西征，勇猛無敵，被當時的歐洲人稱為“上帝之鞭”，誰知這條橫掃亞歐大地的鋼鞭竟在小小的釣魚城被折斷，蒙哥遺恨萬分，他臨終前釋出遺詔：“我之嬰疾，為此城也，不違之後，若克此城，當赭城剖赤，而盡誅之。”屠城之心，無比強烈。

蒙哥駕崩，為爭皇位，南征和西征的各路蒙軍班師回到草原，進攻南宋的計劃宣告破產。釣魚城一役，使南宋的歷史又延續了20年，也使得西征的蒙古大軍未能進入非洲，蒙古西征的高潮到此終結。釣魚城被西方史學家稱為“上帝折鞭處”和“東方麥加城”。

釣魚城自1243年建成，在抗蒙戰爭中一直頑強堅守，歷時36年。釣魚城的堅持猶如一盞光芒四射的燈塔，鼓舞著南宋軍民的鬥志，這個小小的山城像一枚堅硬的鐵釘，牢牢地釘在巴蜀大地上。

經過幾年內戰，忽必烈執掌了汗位，安定了蒙古，於是對南宋重新發動進攻。這時，釣魚城的守將已由王堅的副將張鈺接替，在張鈺守城的歲月裡，釣魚城守軍不僅頑強抗擊了蒙軍的多次進攻，還主動出擊，給予蒙古軍以沉重地打擊，並收復部分失地。至1276年，張鈺升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合州安撫使由王立接任，守衛釣魚城的重擔就落到了王立的肩上。

王立早年即跟隨張鈺參加抗蒙戰爭，在槍林箭雨中出生入死，是個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傑出將領。但王立接手釣魚城時，全國的抗蒙形勢已急轉直下，四川絕大部分土地均已淪陷，唯剩重慶、瀘州與釣魚城互為犄角，在蒙軍日復一日的強大攻勢下苦苦支撐。

1276年1月，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陷落，年僅五歲的宋帝被俘，南宋太皇太后奉玉璽向蒙軍投降，同時向全國發布繳械投降的詔書；但四川由於地理封閉，加之戰爭時期資訊不通，四川軍民仍以堅強的意志繼續著抗蒙鬥爭，直至蒙古人宣佈南宋皇帝投降的訊息，他們依然沒有放棄。

蒙古大軍消滅西夏和金時，可謂勢如破敵；其三度西征，橫掃亞歐數十國，更是所向披靡；但是，在征服南宋的過程中，他們卻身陷泥潭，大傷元氣，苦鬥了近半個世紀，南宋無疑是蒙古人遭遇的最頑強的勁敵。如果南宋皇帝不是那麼昏庸，如果不是賈似道等奸臣當道，如果全國的抵抗都像四川這麼頑強，歷史究竟應該如何，恐怕還很難說清。但是，歷史畢竟是歷史，它沒有假設。

1277年6月，瀘州城破，守將王世昌血戰殉國。翌年12月，重慶陷落，張鈺被俘自盡，整個四川，只有釣魚城的抵抗旗子在嘉陵江邊孤零零地飄著，使人感到有幾分蒼涼。

此時的釣魚城，集聚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十餘萬難民，小小的釣魚城，其田畝所產，正常情況下不過維持兩千人一年的生存。當年王堅、張鈺守城時，對進入城中的難民有所選擇，並嚴格控制居民數量。到四川抗蒙戰爭後期，淪陷地區擴大，加之蒙古軍肆意屠殺，民眾大量死亡，倖存者為數不多。史料記載，南宋末年，由於戰亂，四川人口從戰前的1500萬人銳減到80餘萬。面對處在生命邊緣的難民，王立不忍將他們拒之門外，於是悉數收納。可這樣一來，難民的生命固然得到了庇護，眾多的人口卻成了釣魚城防守的沉重負擔。這時，恰逢四川連續兩年大旱，糧食歉收。同時，蒙古軍也汲取多年攻城失敗的教訓，對釣魚城圍而不打，欲待城中糧草耗盡，不堪一擊時再行進攻。糧草日見匱缺，城中居民饑饉，竟發生易子相食的慘劇。

王立見狀，心想如此下去，抵抗何以堅持？他不是不知，瀘州、重慶二城失陷的根本原因就是彈盡糧絕。僅僅一個糧食問題，就足以使釣魚城的防守在短時間內崩潰瓦解。釣魚城此時的狀況，與20年前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差異，當年的鬥志昂揚，同仇敵愾的抵抗，到如今已經變成了一種無奈的選擇。當時城中形成意見分歧的兩派，一派主張忠君報國，抵抗到底，另一派主張為了百姓的生存，放棄抵抗；因為堅持抵抗肯定是死，放棄抵抗也許還有一線生機。城中悲觀氣氛日濃，人心不一，令王立整日憂心忡忡；這時，蒙軍發來最後通牒：若不投降，一旦破城，將屠盡城中的10萬居民！這種血淋淋的威脅，讓王立更是寢食難安。

王立作為一名衝鋒陷陣的武將，早將生死置之度外，若是堅持抵抗，以身殉國，還能保留一世英名；何況中國的傳統文化歷來看重名節。尤其南宋時期，程朱理學盛行，“忠義精神”更是深入人心，以至成為文武官員為官盡職的信條。據統計，南宋滅亡之時，自殺殉國的一級文官就達400餘人。悲壯的國殤中，他們的殉國無疑在人們的心裡樹立起一尊尊高大的形象，如王世昌、張鈺等。所以，在此歷史文化背景之下，忠勇者絕不會軟弱降敵。

但是，顧了自己的名節，博得後人為自己樹碑立傳，那城中的十餘萬軍民怎麼辦？想到蒙哥臨終前的遺詔，想到這麼多年來蒙古軍在釣魚城下付出的慘重代價，城破之時，軍民定遭屠戮。多年來，圍攻釣魚城的基本上是蒙古人的東川軍，這支當年為蒙哥所統領的軍隊，對抵抗者實行屠殺的理念深植內心，加之他們中不少人的父輩和兄弟死於釣魚城下，復仇的烈火一直在燃燒著他們的心。王立知道，他們正在城外虎視眈眈，帶著嗜血的慾望等待城破，然後瘋狂地撲進來，將城中軍民統統殺盡。

所以，如果誓死抵抗，城中百姓必死，但放棄抵抗，自己又會背上一世罵名。個人的性命不足為惜，難道十萬人的性命也不足為惜？難道用十萬人的白骨來支撐自己的一世英名，就是真正的忠義，就是上天的至理嗎？王立思來想去，不知何去何從，不知出路在哪裡，他陷入痛苦的思索中。

這時，一位美麗聰慧的女子看出了王立的心思，此女子姓宗，原蒙古軍瀘州守將熊耳的妻子，元朝重臣李德輝同母異父的妹妹，史稱熊耳夫人。

李德輝，漢人，通州潞縣（今北京通州）人氏，自幼聰穎，學識淵博，早年因其才華為忽必烈賞識，令其擔任王子真金侍讀，後幾經升遷，官至元朝安西王相兼西川行樞密院副使。安西王乃忽必烈的皇子，節制川、陝兩省軍政，安西王相的權力無疑很大。

熊耳夫人年少時常到西川王府看望兄長。她乖巧玲瓏，聰明伶俐，知書達理，很受西川王青睞，後來，西川王將她許配給衛士熊耳為妻。1276年6月，王立攻打瀘州，熊耳死，她被俘。為保全自己，她對王立謊稱自己姓王，原為宋將牛乾之妻，丈夫殉國，自己被熊耳強擄為妻。王立見其美貌聰慧，頗有好感，便帶回釣魚城，讓其侍奉自己母親，並認作義妹。

熊耳夫人在釣魚城居住了兩年多，她善解人意，成了王立的知己，但她一直未將真實身份告訴王立。現在，釣魚城到了生死關頭，王力也陷入兩難的痛苦之中，她決定亮明自己的身份，勸說王立放棄抵抗，向西川軍投降，並利用李德輝的權力保證全城軍民的安全。

她來到沉悶痛苦的王立身邊，告知了自己的真實身份，王力大吃一驚。熊耳夫人把自己的想法對王立和盤托出，勸說王立認清天下大勢，以十萬百姓的身家性命為計，停止抵抗。她對王力說，南宋已經滅亡，切莫拘泥於忠君的名節，救民於水火，才是真正的大義。經熊耳夫人勸說和分析，王力紛繁矛盾的思緒逐漸清晰，他決意舍名節於不顧，把全城的軍民從血與火中救出去；但是，想到蒙哥屠城的遺詔，想到與東川軍多年的血仇，他對熊耳夫人的計劃還是有所顧慮。熊耳夫人堅定地對他說，如果西川軍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就停止抵抗，如果不接受，我將和你一起血戰下去！熊耳夫人的堅定和忠誠終於使王立下定決心，他派人到成都西川樞密院向李德輝傳遞了願意停止抵抗的資訊，但要求李德輝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不降旗，二、不收兵器，三、不改縣誌。抵抗的放棄必須以尊嚴為前提。

熊耳夫人為了證明自己身在釣魚城，特地按李德輝熟悉的樣式做了一雙新鞋，附上家書一封，與降書一併置於鞋內。李德輝見到鞋和降書，高興萬分，一是終於知道小妹的下落，二是堅如磐石的釣魚城即將放棄抵抗。李德輝長期在忽必烈麾下效力，而忽必烈是蒙古諸汗王中唯一欣賞漢文化的皇帝，在一些漢臣的長期影響下，忽必烈同意放棄屠戮實行懷柔，以安撫民心。李德輝力爭實現小妹的願望，他上奏忽必烈，勸其放棄蒙哥遺詔，答應釣魚城的請降條件。忽必烈畢竟是雄才大略的一代帝王，他從漢文化的傳統和統治的大局出發，同意了李德輝的請求。

訊息傳回釣魚城，王立和熊耳夫人興奮異常，這個原以為難以實現的目標終於實現了，釣魚城有救了，全體軍民有救了。王立此時已經義無反顧，他為忠君保國奮戰多年，如今，南宋君已亡，國已破，國祚不復，自己欲忠而無君所忠，欲保而無國所保，惟有保民才是至仁至義的天理，至於千秋功罪，留給後人評說去吧，只要能夠保全十萬民眾，即便背上萬世罵名也罷！

李德輝深知東川軍與釣魚城的血海深仇，為確保全城軍民安然無恙，他不顧花甲年紀，親領500人赴釣魚城受降。

得知釣魚城和平受降的訊息，東川軍統帥汪良臣異常憤怒，他絕對難以接受這樣的結果。要知道，20年前攻打釣魚城時殞命的汪德臣就是他的同胞兄長，此外，東川軍與釣魚城血拼了20年，損兵萬餘，折將若干。如果放過釣魚城的全體軍民，不但為先帝雪恥，為亡卒報仇的宿願化為了泡影；同時，自己血戰多年，勝利的果實竟讓西川軍輕鬆地拿了去。於是，汪良臣斷然拒絕了釣魚城的和平受降，並派兵把李德輝帶來的500人限制住。李德輝勸說幾日，皆無效果。後來，元廷派使者送來忽必烈的聖諭：“魚城既降，可赦其罪，諸軍毋得擅便殺掠，宜與秋毫無犯。”面對聖諭，汪良臣縱然有亡君殺兄之仇，損兵折將之恨，也只好作罷了。

李德輝頂住了東川軍強烈復仇的壓力，沒有對屠城的要求作出讓步，在忽必烈詔書的支援下，踐行了對王立和熊耳夫人的諾言。。

1279年2月，釣魚城正式放棄了抵抗。城開之日，全城軍民歡呼雀躍，無不鼓舞，縱然有血戰到底的決心，但是，有一條不失尊嚴的生路，又有何不可？

釣魚城受降後，李德輝隨即從城外調糧進城實施救濟，並命令城中軍民將城池全部拆除，以絕後患。隨後，也許出於防止東川軍報復的考慮，李德輝又下令將釣魚城軍民全部解散。至此，這座屹立了36年的城堡，便化作一片斷壁殘垣，為人們提供歷史的記憶。

釣魚城的烽火熄滅了，關於王力的爭論卻開始了，有人說他是投敵，說他失節；有人說他犧牲自己的名節，救民於水火，是大忠大勇，大仁大義。700多年，眾說紛紜，莫衷於是。

明朝弘治年間，合州官府在釣魚城為當年的守將王堅和張鈺建祠一座，稱“王張祠”，後來又把對釣魚城抗敵有功的餘玠牌位請入，一併供奉，改稱“忠義祠”。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重修忠義祠時再增祀冉璡、冉璞兄弟。

到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合州知州陳大文認為，王立“寧屈一己”而保全百姓，熊耳夫人和李德輝對釣魚城百姓也有“再造之恩”，故將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輝牌位請入忠義祠，此後133年，歷任知州皆無異議；但至光緒七年（1881年），知州華國英再修忠義祠時，卻認為王立當年系無恥的變節投敵，故將三人牌位逐出祠去，並在廳堂楹柱撰聯表達凜然心意：

持竿以釣中原，二三人盡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盞而澆故壘，十萬眾披肝瀝膽，竟不圖王立之心!

但合州百姓認為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輝三人雖對宋廷無忠，卻對百姓有義，於是另立“賢良祠”供奉三人牌位，由此可見忠君和愛民的區別，官心與民心的差異。

1942年6月2日，郭沫若登臨釣魚城考察了古戰場遺址，題詩《釣魚城懷古》抒懷，對王立也是大加韃伐，並將王立、熊耳夫人二人與秦檜夫婦相提並論：

魄奪蒙哥尚有城，危巖拔地水回縈。

冉家兄弟承磷蚧，蜀郡山河壯甲兵。

卅載孤撐天一線，千秋共仰宋三卿。

貳臣妖婦同祠宇，遺恨分明未可平！

華國英和郭沫若所以如此，也許自身觀念使然，也許時逢華夏國難，情緒難免激憤。

中國古代，愛國往往和忠君聯絡在一起，民眾的利益甚至生命似乎不足為慮，但是，如果無視民眾，愛國豈不是成了虛擬？拯救十萬民眾的王立，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認為他是奸賊。我不禁想到明末抗清時，一些守將為了自身的名節，不放百姓出城，致使全城被屠，這難道就是忠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