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清代，有兩個重要的叫魂案，一個是乾隆朝時期的，因為孔飛力先生《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一書的發行，這一案子較為人熟悉，但另一場叫魂案知道的人卻不多，它發生在晚清光緒二年，前後兩次叫魂案既有相同，也有不同，比如發生地都在江南，比如後一個還牽涉到了傳教士。那麼，光緒年間這一場叫魂案到底怎麼回事呢？

和乾隆朝一樣，叫魂案都開始於工匠，都是地方修橋。光緒二年，工匠在修南京城內正南門（也就是後來的中華門）的長幹橋時，傳聞一些迷信的工匠為了使橋樑順利完成合攏，便取人魂魄來頂橋，是否有這麼迷信的工匠不得而知，但修橋卻是事實，傳聞不脛而走，由於被取走魂魄的人性命不保，於是人人自危，生怕被人取走了魂魄。當時發行量較大的《申報》抓住了這個新聞點，以《剪辮》為名報道了此事，新聞中講了南京城內最近一些人的髮辮被人剪去可能會被用來壓在橋墩下，工匠們再施法取走辮子主人的魂魄以此來穩固大橋，接下來《申報》又報導了好幾次剪辮事件，引起了南京城內的更大的恐慌，也傳到了江南其他地方。地方官開始介入，抓來工匠質問，沒有證據不得不釋放他們，但補不久蘇州府總捕頭的弟弟被一陣陰風奪去幾許辮子，懷疑被叫魂了，此事一出官方立即開始了較大規模的查捕行動。老百姓們更是害怕，路上的人都將辮子放在胸前，防止被人從後面悄悄剪走了，一些人還放符咒在帽子裡，和乾隆年間一樣，民眾也自己抓了些他們覺得是剪辮的人——倒黴的總是些和尚等，甚至百姓將抓到的人隨即處死，一時間到處都是命案。

但是此事和去乾隆年間最大的區別就是懷疑的目光還落在了傳教士身上。我們知道，當時江南地區傳教士眾多，和中國百姓衝突也多，民教矛盾愈演愈烈。在晚清之際，傳教士帶來的陌生物品也常引起人猜疑，比如照相機，居然可以把人拍下來，在百姓眼裡，這就是赤裸裸的取人魂魄啊。不過這次傳教士引起懷疑最直接就是一些被抓住的人聲稱自己是天主教教徒，這樣地方官就沒辦法了，官府不敢得罪外國勢力（雖然被抓的是中國華人），但這種行為反而加大了民眾對傳教士的猜忌，隨即在安徽爆發了皖南教案，當地民眾搗毀了教堂，殺死了一些傳教士，此事鬧大了。

西方駐華官員立即向清廷交涉，讓他們速速懲辦兇手，還要抓出剪辮的元兇以還傳教士清白，朝廷不得不從之，負責此事的為兩江總督沈葆楨（林則徐的女婿，李鴻章器重之人），沈葆楨依據被抓住的人的供詞，順藤摸瓜，此案終於水落石出，原來是當時的哥老會、白蓮教等反清勢力故意為之。當時中國四處大旱（第二年便是特大災難“丁戊奇荒”），反清勢力決定趁機起事，他們先亂清王朝的財富之地江南地區，便利用了修橋一事，案件真相大白後，叫魂的恐慌也就慢慢消退了。

我們不要輕信謠言，因為謠言可能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故意造的，社會穩定，百姓才好安居樂業。

孔飛力，出生於英國倫敦，著名漢學專家，費正清的得意門生。曾擔任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明系主任、芝加哥大學遠東研究中心主任，以研究晚清中國社會史、政治史而蜚聲國際學術界。孔飛力被認為是美國第二代漢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在學術思想上強調“中國中心觀”，希望透過中國的史料、中國的文化來研究中國的歷史發展規律，顛覆了西方學術界以西方為中心、以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現象的傳統。

關於本書

本書是孔飛力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作之一，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超越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其採用了典型的以小見大的寫作手法：從乾隆年間一場小小的叫魂案入手，提出疑問，掃描焦點，繼而逐步開拓視野，最終將整個康乾盛世的中國社會眾生相、官場運作套路以及清朝官僚體制特色一一描繪到位。在本書中，孔飛力將其秉承的中國中心觀學術思想體現得淋漓盡致。微觀史料選用清晰得當，宏觀總結分析大氣磅礴。不僅展示了其紮實的治學功底，而且綜合運用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種研究方法，做出了精彩的跨學科社會歷史研究。

核心內容

本書從叫魂案入手，對乾隆時期社會、經濟、司法和官僚系統執行機制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當時經濟發展但貧富差距擴大，帶來人與人之間關係緊張，人們疑心加重並易於衝動，官場腐敗，特別是司法系統的混亂，加劇了社會矛盾，表面盛世繁華之下危機四伏，一個小小的治安案件就可能引發激烈的社會動盪。依靠高層官員與皇帝的博弈，暫時維持了一時的局面安穩，但無法解決封建統治的根本問題。

。這本書的中文版大約27萬字，我會用31分鐘左右的時間，為你講述書中的精髓：從歷史上一場小小的叫魂案件入手，來看一場社會性的恐慌到底是如何產生的，以及這種現象所帶給我們的啟示。

說到叫魂這兩個字，可能現代的人有些陌生了，但是在舊社會，這個東西在民間確實存在過。說它是妖術也好，說它是民俗也罷，總之是咱們中華傳統文化當中的奇葩之一。之所以有叫魂，就是因為舊社會的人們迷信地認為，人的魂魄是可以丟失或者被偷走的，魂沒了那還得了，所以需要透過叫魂把魂給喊回來。

本書說的1768年，也就是清朝乾隆三十三年，正是所謂康乾盛世的頂峰時期。可是一場席捲大半個中國的叫魂案，卻搞得從民間到朝廷慌亂不堪。叫魂本身是荒誕不經的，可是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社會動盪，當時社會各個層面的人是如何應對叫魂的？叫魂案背後反映出了當時社會的什麼問題呢？本書透過對清朝乾隆時期的社會、經濟、司法，特別是官僚系統的執行機制進行的細緻分析，得出了寓意深刻的結論，那就是：經濟發展但是貧富差距擴大，帶來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緊張，人們疑心加重並且易於衝動，而當時官場的腐敗，特別是司法系統的混亂，加劇了社會矛盾激化，表面的繁華下危機四伏，荒誕的謠言就有可能引發激烈的群體社會行為。

本書的作者孔飛力，非常的有名氣。這個名字聽起來像個華人的名字，但他其實是個外華人，出生在英國，後來一直在美國求學、教書。他是費正清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在費正清的推薦下，出任全球頂級的中國歷史研究機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中心的主任。一開始，學術界還暗中懷疑孔飛力的學術能力，結果孔飛力一頭扎進清朝皇家檔案的故紙堆裡，下了五年狠功夫，終於拿出來這本震動國際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叫魂》。

說起來挺有意思的，這個孔飛力雖然是費正清的門徒，但是在學術理念上，卻是跟他老師對著幹的。他所屬的這一派學者，有個學術研究上的企圖心——咱們華人聽起來一定感興趣——就是強調關注中國的獨特性，希望透過中國的史料、中國的文化，孔飛力稱之為用中國視角，來研究中國的歷史發展規律。這派學者有個響亮的口號，叫做中國中心觀，用來對抗西方學術界歷來傳承的以西方為中心、以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現象的傳統。

上面為你介紹了《叫魂》這本書，以及作者孔飛力的基本情況，下面我們就來一起看看這本書裡所講述的重點內容。這是一本邊講故事邊分析評論的書，我們主要來關注三個部分：第一，叫魂案在當時是怎麼出現和擴充套件開的；第二，從社會百姓到各級官員，再到乾隆皇帝，當時是怎麼應對這個叫魂案的；第三，透過分析對叫魂案的官方處理過程，孔飛力對清朝政府的內部溝通和管控套路有了哪些發現和感悟。

第一部分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部分的內容，這個所謂的叫魂案到底是怎麼出現，又是怎麼擴充套件開的。

話說乾隆三十三年的1月下旬，浙江德清一個鄉下要修一座小石橋，於是請來一位石匠幹活兒，這個石匠姓吳。後來跑來一個姓沈的農夫，偷偷找這個石匠商量，請他把一張寫有人名的符粘在橋樁子上，當用錘子往河裡砸橋樁子的時候，就一錘錘往這個帶人名的符上砸。當時人們相信，這錘子每往那個帶人名的符上敲一下，符上的人的魂魄就會被震動，敲多了就會把那個人的魂魄給震散。吳石匠感到好奇，於是問對方：“這是什麼人，你幹嘛這麼恨他？”沈農夫說，他想報復的這個人，其實是他的侄子，由於侄子一直虐待自己，沈農夫懷恨在心，因此想出了這麼個法子。沒想到這個吳石匠的思想覺悟相當高，聽完後不但沒按照沈農夫的要求去做，反而跑到縣領導那裡，揭發檢舉了沈農夫。這就是孔飛力從清政府官方史料中找到的，第一個正式、明確記錄在案的所謂叫魂案例。

德清縣領導接到報案，立馬將沈農夫抓了起來，罪名是涉嫌尋釁滋事，擾亂社會治安。本以為這不過是個鄉下村夫愚昧無知、相信封建迷信的鄰里治安小事兒，揍他個二十大板予以懲戒就完了。沒成想，這麼個小案子一經上報，竟成此後系列驚天大案的起始點，也成為1768年席捲半個中國的叫魂事件的開端。

孔飛力在書中列舉了從1月末直到11月初，各地陸續上報的一系列涉及叫魂的案件。案發地點從浙江蔓延到江蘇、山東、湖北、安徽，以及河南、河北，最後到了北京，總共涉及十來個省市，作案嫌疑人從和尚、乞丐，到術士、農婦，可謂啥樣的人都有，並且以流動人員為主。而作案手段方面，則是千奇百怪，例如打聽陌生人的名字、偷偷剪別人衣服、剪別人頭髮什麼的。地方上這類案子越報越多，各省的地方大員無奈之下，也只好向中央彙報。一開始乾隆皇帝還沒拿這些案子當回事兒，直到陸續有叫魂的案子涉及到作案手段是偷偷剪別人的頭髮——對了，剪頭髮！讓乾隆皇帝一下子覺得不對勁兒了。他那政治敏銳的鼻子，似乎聞到了陰謀的味道。此時距清朝入關、揚州七日、嘉定十屠等大屠殺不過百十來年。在當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政治口號之下，有幾千萬漢族老百姓在改朝換代的戰亂中喪命。

這個叫魂案，你甭管它怎麼荒唐怎麼折騰，就算是謀財害命那也不過是尋常的治安案件，但是不能涉及頭髮！千萬不允許涉及頭髮！叫魂案件一旦跟剪頭髮掛上了鉤，那就有可能引發漢人對“留頭不留髮”的痛苦記憶，就有可能動搖滿族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對中原統治的合理性，就有可能造成亡族亡國！一想到這個，乾隆皇帝坐不住了，不能聽之任之了，頓時龍顏大怒、朝堂震動。

孔飛力在書中說道，當時乾隆皇帝對背後有敵對勢力的擔心，或許也有一定道理。因為從各地陸續報上來的情況看，各種叫魂案件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頻繁發生，相隔幾十、上百里路，中間還有山川河流阻隔的不同地域，同時或相繼發生同類性質的事件，難道全是偶然麼？並且，乾隆還特別注意到，各地叫魂案中，普通百姓毆打、告發、抓獲叫魂嫌疑人的群眾運動搞得是熱火朝天，如果沒有人在背後統一發號施令，這樣一個全國性群眾運動，怎麼這麼快就從四面八方轟轟烈烈搞起來了？這麼一想，也難怪乾隆心生疑慮。

那麼這場在乾隆鼎盛時期，短短十個月時間就擾亂大半個中國、轟動朝野的叫魂系列案，到底有沒有幕後黑手在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呢？答案是：有，而且這黑手還不止一個，是兩個。是誰呢？孔飛力認為，整個事件所謂的幕後黑手，其實正是當時社會里普遍存在的兩種群體性心理，一個是恐懼，在全社會各個階級層面裡不斷蔓延的恐懼；另一個是欺騙，滲透了從上到下整個清朝官場、一種心照不宣的欺騙。因此剛才上面說到乾隆皇帝的擔心猜測，其實只猜對了一半，整個叫魂事件的幕後黑手的確存在，但乾隆皇帝沒想到的是，它們其實並不是某個具體的人。

第二部分

以上是咱們關注的第一個部分，叫魂案到底是怎麼出現和升級的，接下來咱們來看看第二個部分，社會各階層的人當時是怎麼應對這個叫魂案的。為了有效地分析叫魂案的社會反應，孔飛力把當時的清朝社會分成了三個層面逐一剖析：最底下的一層是普通百姓，中間的一層是各級官僚，最高的一層就一個人——乾隆皇帝。

我們先來說說最底下的一層，普通百姓。

由於沒有大的戰亂和自然災害，所以乾隆時期經濟發展迅速，人口數字從一億五千萬左右增長到近三億，商業貿易發達，流動人口也隨之增加。但是在這個被孔飛力形容成“鍍金”的盛世中，並非沒有危機。當時經濟發展的成果其實很脆弱，社會矛盾卻在不斷加劇，主要的表現為：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失衡，貧富懸殊加大，生活剛剛達到安定水準的人家一遇困難就可能淪為赤貧。由於人人都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大家相互間的關係比較緊張，社會上冤冤相報的情緒開始逐漸蔓延。

孔飛力在書中研究關注的，是當時經濟最為發達的江浙地區百姓。當時江浙地區百姓的生活水平，在全國範圍來講算是比較富足的，但另一方面也必須透過勤奮勞作精打細算才能維持。一旦遇上點天災人禍，也可能立馬跌到貧困線以下。這些人祖祖輩輩生活勞作在自己的家鄉，因此非常珍惜自己家園的安全和穩定。而當時中國其他的落後地區，日子可就比不上江浙一帶了。這些貧困地區一直以來產生有大量的所謂“流民”，也就是這些人在自己家鄉的日子過不下去了，以各種形式向江浙地區湧入、流動。

江浙地區本來就人口密度高、生活壓力大，當地的居民擔心外來流民可能干擾他們的生活，因此充滿警惕心理。特別是流民中的一部分人，他們不願辛苦勞作而只想混飯吃，更是遭受到當地居民排斥。比如說，這些流民當中有一些遊蕩和尚、道士以及乞丐等，不願意或者說也沒能力融入到江浙地區的勞動生產環節中去，有時就會以所謂的妖術或者強蠻行為來混吃騙喝，這就更增加了當地居民對這些流民的恐懼和敵意。

透過妖術來攝取他人魂魄以達到自己的目，這類迷信在當時的民間歷史悠久、流傳甚廣。本來就對流民充滿著敵意的江浙居民，一聽說有人在使用妖術叫魂，馬上就形成了一種群體意識，這些居民逐漸開始對此確信不疑，四下竊竊私語傳播，最後終於激發出了廣泛的群體暴力對抗行為。孔飛力在書中說道，這些居民對叫魂的擔心和恐懼，當時已經到了非常驚恐、歇斯底里的程度。就這樣，由流民導致的群體恐懼和對抗意識，逐漸蔓延到了整個全社會，到最後，任何外鄉人的某個稍微異常舉動，都有可能被當成施展叫魂妖術，然後就會引起當地居民的共同舉報甚至武力報復。老百姓在對待流民這個問題上，心理是越來越敏感和脆弱。

我們再來說說當時的這個中間層，清朝各級政府官僚。

當時清朝政權已經建立一百多年了。隨著天下逐漸太平，好日子過了沒幾天，當時官場的風氣、地方官員的行為，開始慢慢回到明末時期的官場套路，沒出大事的時候儘量息事寧人，確保自己的官職升遷和優越奢侈的生活；一旦出了大事被朝廷關注，就要麼推脫責任、要麼爭相邀功，上下左右相互欺騙、相互推諉，成了當時官場的潛規則。

叫魂案剛剛開始出現以及剛剛開始發展的時候，江浙一帶的地方官員其實都沒有把事情擴大化的意思。他們大多選擇了就事論事、簡單處罰，然後息事寧人。但是隨著這類案件越來越多，迫於形勢，不得不向上級彙報。結果訊息傳到中央，沒想到居然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重視。在上級不斷要求加大查辦力度的壓力下，不少地方官員就為了迎合上峰的指示，開始大肆縱容甚至鼓勵部下製造冤假錯案，以便顯示自己的忠於職守、工作業績斐然。

而在當時官僚體系的最高層，也就是乾隆皇帝身邊的幾個軍機大臣，則又有所不同。這些個京城的大官，由於既熟知地方上的官場套路，又比較瞭解乾隆的脾氣個性，因此在所謂叫魂案件的應對處理上，他們有著自己的小九九。這些高層官員深受儒家學說教育並且生活閱歷豐富，一方面他們肯定不相信叫魂這種小兒科的鄉下把戲；另一方面，憑藉他們豐富的政治閱歷，他們也不相信真出現了所謂實力強大的敵對勢力。這幫在京城的大官，其實當時心裡琢磨的是另外一件事：訊息既然已經傳到乾隆皇帝那裡，乾隆又已經把叫魂跟反叛聯絡在一起了，他甚至已經開始直接指揮地方辦案了，我該怎麼辦？這些高層官員不願意因為叫魂這類明顯荒唐的事情，搞得社會動盪混亂、朝廷血雨腥風；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配合皇帝的指揮。所以思來想去，他們的選擇是：表面上裝出積極配合的樣子，但實際上絞盡腦汁、搬出看家本事來規勸乾隆皇帝收手，當然，既收了手，還不能讓皇帝丟了面子。

最後是這第三層，也就是當時清朝最高的一個層級，皇帝。

叫魂案發生時正值所謂的康乾盛世的鼎盛期。經過康熙、雍正兩朝的大肆鎮壓和收買人心，到了乾隆時期，漢人對反清復明只剩下些恐怖的回憶了，社會整體趨於安定，沒有大規模動亂和戰爭，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中央政府財政實力大增。放眼望去，乾隆本人是看不到有啥明顯的敵對勢力的。但是乾隆其實並不放心，他居安思危，內心充滿了憂患意識。

他主要有兩大擔心：一是漢人是否真的踏踏實實接受了滿人的統治？會不會一有風吹草動，又要揭竿而起？二是滿朝的文武大臣們表面上對他恭恭敬敬、唯命是從，到底有沒有合夥糊弄他？是不是隱瞞了很多基層真實情況，對他只報喜不報憂？所以當這個叫魂案一跟剪頭髮掛上鉤，就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警覺，特別是最初發生的叫魂案都出現在浙江和江蘇，要知道，那裡可是以前反清復明的老根據地，這由不得乾隆不擔心有漢人敵對勢力在進行有計劃、有組織地煽動破壞。

孔飛力認為，研究乾隆皇帝個人心理和執政心態，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研究他的硃批。什麼是硃批呢？所謂硃批，就是在下面各級官員透過秘密渠道向乾隆皇帝呈送的奏摺上，他用紅墨汁寫下閱讀時的感受、評論、建議乃至命令。由於這些硃批內容不是由其他官員或太監代他草擬的，也不是他反覆思考或者開會研究的結論，再加上當時硃批不會被公開發表，因此乾隆皇帝批閱起來可以說是毫無顧忌、直截了當，態度非常鮮明。這些硃批最能看出他對一件事情做出的第一判斷和反應。在後來發現的不同硃批裡，都可以看出乾隆皇帝當時內心的困惑和焦慮。他最害怕有人透過叫魂案來引起社會混亂，再將人們的注意力導向剪髮留髮的敏感話題，重新燃起漢人對異族鎮壓的仇恨怒火。最後在當年9月7日，乾隆皇帝給七省督撫發出上諭，明確將剪頭髮的叫魂妖術跟剃髮問題聯絡在一起，發出了進行最高階政治鬥爭的指令。

另一方面，乾隆皇帝曾經有接觸中國底層社會的經驗，對於漢人搞的那種官場文化套路，乾隆皇帝其實心知肚明。孔飛力在書中說，這就是乾隆皇帝認為的“由漢化帶來的腐化”。越是四海安寧歌舞昇平，他就越擔心自己的臣子們沉浸於奢靡生活、習慣為官自保的套路，他害怕自己在一片唯唯諾諾中被矇騙、被架空。此時四處蔓延的叫魂案正好給了他一個整肅朝綱的好機會，於是他有了一個充足的理由，直接插手指導辦案，找些理由斥責乃至罷免他不喜歡的官員，從而震懾朝廷上下，強化其個人權威。

正是基於這種想法，乾隆連續發出批示，指責下面的官員辦案不力、養癰遺患。他還下令吏部以翫忽職守罪名查辦了兩江總督，以及江蘇、安徽、浙江、前江等地的巡撫，一大批縣官因此被革職。當時最令乾隆看不順眼的是山西巡撫蘇爾德，乾隆認為他長期在江南當官，沾染上了太多漢人奢靡腐敗的壞毛病，又在查辦叫魂案中拖延，一怒之下，趁機把他貶官發配到遙遠的新疆了。

第三部分

以上就是為你分享的第二個部分，當時清朝各個層級對叫魂案的反應和想法，那麼接下來是第三個部分，透過叫魂案來看看當時清朝官府內部的溝通和管控方式。

前面說到，當時叫魂案已經從一個小小的地方治安事件，發酵醞釀成為一個全國性政治事件，這場風波到底要怎麼收場呢？最終有兩個軍機大臣發揮了重要作用，一個叫傅恆，一個叫劉統勳。

大學士傅恆比較早地發現了各地上報的叫魂案有很多蹊蹺之處，可謂是漏洞百出。前面說到，普通百姓對於外來的流民和叫魂案件已經非常敏感，心理異常脆弱。因此當叫魂案件到各處氾濫成災之後，老百姓相互之間就開始趁火打劫，千方百計找茬指控對方是叫魂嫌疑人，利用機會報私仇。而官府的基層官員揣摩上級領導的態度，當得知乾隆皇帝高度重視此類案件時，為了製造政績，不惜濫施酷刑、屈打成招，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

大學士傅恆對此憂心忡忡，雖然心知肚明，但他不好在乾隆皇帝面前直接戳破這些花招。他思來想去，乾脆搞了個曲線救國：一邊進一步提升中央對這些案件的重視程度，另一邊要求地方上把涉案的嫌疑犯押解到京城，由軍機大臣和皇帝當面直接會審。最後，當京城大員們親眼見到這些從全國各地押送而來的所謂叫魂要犯時，這一切其實已是一目瞭然。這些人三教九流，都是一群烏合之眾，而且基本都遭到過明顯的刑訊逼供，有的早已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京城會審的口供和地方報上來卷宗也是嚴重的前後矛盾，明眼人一看即知，這顯然是一場由地方官員揣摩聖意而人為製造出來的大範圍荒唐冤案。

至於劉統勳，這個人是乾隆一朝最有名氣的漢族官員之一。此人深受乾隆皇帝的尊重和信任，以至於他去世後，他的兒子依然繼續受到乾隆皇帝重用。他的兒子是誰呢？就是劉墉，對了，就是那個在當代影視劇裡大名鼎鼎的宰相劉羅鍋。這個劉統勳就是宰相劉羅鍋的爸爸。孔飛力在書中特別研究了劉統勳最終說服乾隆皇帝的手法。孔飛力發現，劉統勳玩的也是曲線救國的路子。他堅持把軍機處審問叫魂案疑犯的審理紀要，事無鉅細一股腦地塞給乾隆看，顯得特別細心周到，並且劉統勳暗中在這些報告裡，刻意塞進了很多前後矛盾、無法自圓其說的案情細節。這樣一來，以乾隆皇帝的聰明老到，不可能看不出其中的問題。

這麼鋪墊了一段時間之後，藉著安排聖駕回京的大好機會，劉統勳最後拉上傅恆，跑到承德去面見皇帝彙報工作。為什麼最後要拉上傅恆呢？因為傅恆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是皇帝最寵信的大臣，而且也是皇親國戚。萬一乾隆皇帝不愛聽，怎麼著也得給傅恆留點面子。於是倆人就這麼跑到承德，去給乾隆皇帝做思想工作。至於這倆人勸說的具體細節，由於沒有官方正式記載，孔飛力也無法得知，但我們至此也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了。比如，倆人應該是分析了一番叫魂案的審理收穫，然後旁敲側擊地表達了對這場案件的否定意見；或者苦口婆心地向乾隆皇帝解釋，這樣下去弊大於利，還是儘早收網咖等等。總之當年11月初，乾隆皇帝回到北京後，一方面借辦案不力的理由繼續懲戒了一批他看不順眼的官員，另一方面則低調而不動聲色地叫停了對叫魂案件的追查。鬧騰了十來個月，攪和了大半個中國的所謂叫魂案，就這麼徹底消停了。

孔飛力在這裡特別指出，這些居朝廷中樞的軍機大臣，為了朝廷的秩序安定，不惜想方設法規勸皇帝，不僅要攔住皇帝，而且還要給他留足面子，絞盡腦汁用各種套路把事情辦成，可謂左右為難，煞費苦心。他們此時要做的已經不只是忠於皇帝的聽話臣子，而且要維護千百年以來的文化傳統，體現出一種士大夫的責任感。孔飛力認為，這是中國傳統政治生活中，非常不同於西方的一面。

總結

說到這兒，今天的主要內容就跟你介紹得差不多了，接下來咱們來一起回顧一下。

首先，我為你介紹了所謂叫魂案的來龍去脈。官方史料正式記載的第一宗叫魂案，發生在1768年浙江農村，是個鄉下農夫為了報復自己侄子，託人把寫有名字的紙符，粘橋樁子上用錘子砸。此後這類依靠所謂叫魂來混吃騙喝甚至敲詐的治安案件越來越多，從江浙一帶陸續蔓延到大半個中國，搞得百姓人心惶惶。由於叫魂案中涉及到偷偷剪人頭髮的行為，上報到乾隆皇帝之後，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乾隆皇帝最終把叫魂案定性為有人企圖顛覆清朝統治的陰謀，要求各地大力追查。

其次，為你介紹了孔飛力把當時的社會分成三個層次，分別分析他們面對叫魂案的想法。在普通百姓層面，由於當時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相對富裕地區的本地居民，害怕外來流動人員干擾他們本已小康生活，因此神經非常敏感，對外鄉人充滿警惕和敵意。一旦外鄉人惹是生非，就會聯想到叫魂妖術，社會性恐慌不斷蔓延。在地方官員層面，開始只是把叫魂案當做普通治安事件，大事化小，得過且過；可當他們得知皇帝高度重視之後，立馬不惜濫施刑罰、製造冤假錯案，拼命向上頭表功，官場的上下欺騙使得叫魂案越抓越多、越查越亂。到了乾隆皇帝這個層面，一方面他很擔心漢人反清意識的復甦，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官場欺下瞞上、驕奢淫逸的風氣，架空他的領導地位，動搖他的統治權威，因此他要直接插手督辦叫魂案，藉機對他看不順眼的官員大肆處罰。叫魂案本來不過是民間普普通通的社會治安案件，可大家各懷心思，在三個社會層面的相互作用影響下，逐漸發酵，愈演愈烈，結果造成大範圍的社會混亂。

最後，為你介紹了孔飛力透過分析叫魂案的最終解決手法，研究了清政府內部的運作和溝通特點，特別是中、高層官員是如何跟皇帝周旋、博弈的。這其中，大學士傅恆和劉統勳，對整個叫魂事件的和平終結，發揮了功不可沒的巨大作用。他們苦口婆心規勸皇帝的思路和手法，反映了當時清朝官場的生態。孔飛力認為，中國封建官僚體制有著不同於當時西方官僚制的柔性約束機制。表面上看皇帝絕對集權，但背後整個官僚體系與皇帝之間還存在微妙的關係，這種均衡使得統治保持穩定。

書中的內容就為你分享到這兒，透過這本書的閱讀以及孔飛力的研究，可以引發我們的很多思考和感悟。

首先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孔飛力在這本書裡所運用的研究方法非常精彩。孔飛力的這種手法，是一種典型的以小見大，從細微入手，完成宏大敘事的方式，也就是透過一個具體的案例，提出疑問，然後逐步掃描焦點，最後把整個乾隆年間的社會百態和官場運作一一描繪到位。微觀史料選用清晰得當，宏觀分析總結大氣磅礴，讓人讀後不禁拍案叫絕，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生動地研究。這背後其實體現了孔飛力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紮實的學術功底。孔飛力不但現代漢語和文言文的功底深厚，而且很有治學的耐心。他花了很長的時間鑽進清朝皇家檔案的故紙堆裡，查閱了大量一手檔案，彙集了各方面學術資料，最後才能夠把這些細節內容總結得翔實生動，對各種案例和統計資料信手拈來，顯然是一派大家風範。

由於這種細微入手、宏大敘事的特點，國內很多人也喜歡把孔飛力的這本《叫魂》和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相提並論。這兩本書都是從一個歷史時間節點上切入，透過研究細節，最後逐步深入推展到描繪整個社會，方法論上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在國際學術圈子裡，《叫魂》的影響力是遠大於《萬曆十五年》。這一方面是因為，孔飛力在本書中綜合運用了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研究方法，使得《叫魂》成為跨學科社會歷史研究的典範；另一方面更有意思的是，不同於黃仁宇以“現代性”這樣一個純粹的西方學術命題來分析中國歷史，孔飛力一直堅持的是所謂中國中心觀的學術理念。他喜歡結合中國的文化特色，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從而得出不同於西方傳統理論中對中國的解讀答案，這樣反倒佔據了國際學術研究的潮頭地位。

另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本書的歷史價值。孔飛力透過這本書，抽絲剝繭地把清朝鼎盛時期的老底兒給徹底翻了出來。群體恐懼讓人們相互戒備，更易於敏感和衝動；官場欺騙處處存在，腐蝕了整個社會的健康。本來一場小小的民間治安事件，搞得一地雞毛，難以收拾，最後，依靠幾個心懷救世濟民士大夫精神的軍機大臣，力挽狂瀾，絞盡腦汁規勸皇帝收手，維持大面上的安穩。清朝的腐敗根底透過這樣一場風波，已經昭然若揭。幾位士大夫臣子的責任感和努力獻身，能夠解決一時的局面，但無法改變封建統治的根本問題。這不後來到了慈禧太后當權的時期，在老佛爺的一意孤行之下，最後滿朝文武連願意或者說敢於站出來規勸她的人都沒有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只能走向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