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題主我先給您說兩個概念，一個是上訪，一個是告密。雖然在字面上有相近之處，但在本質上卻又大不相同。上訪是出於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上訪是出於正義；告密是出於自己一相情願的私慾膨脹，告密出於邪惡。

我們偉大的女皇武則天為了鞏固奪之不易的大周江山，創造併發明瞭人類社會中特殊的比較先進的一種“告密方式”――上訪。上訪是群眾為了自己的合法權益不受外來侵犯，在人微言輕、求助無路、苦告無門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它應得到政府的提倡和國家法律的保護，是中國民情民意民心上達中央高層的最成功的綠色通道。

密摺制度是清朝雍正皇帝發明的最好的執政制度。密摺制度就是秘密向他奏請機密。其範圍是---原則是副部級以上高官都可專折密奏，一旦封疆大吏失寵，就會失去這一特權，底層小官如蒙聖眷，也能得到此特權。密摺的內容---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無所不可。諸如朝廷、地方政事的利弊，中央、地方官員的勤懶；頂頭上司誰公誰私，下屬誰優誰劣；軍營是否紀律嚴明，氣候是否風調雨順；老百姓的生計如何，風俗是否淳樸等等。甚至米價、菜價、冤案、奇事，悉可風聞入告，不必真知灼見。只要有可調查的線索就行，但不作為立案的依據，是非曲直最終由雍正判斷，錯了也沒關係。密摺的功效---使部分基層官員和副部級以上領導，都成為了雍正的耳目，這些耳目撒遍全國

所以說，二者發明的“告密”是大不相同的。

武則天為了鞏固奪之不易江山，創造併發明瞭人類社會中特殊的比較先進的一種“告密方式"一一上訪。

上訪是群眾為了自己的合權益不受外來侵犯，求助無路，苦告無門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它應得到政府的提倡和國家法律的保護，是中國民情民意民心上達中央高層的最成功的綠色通道。

密摺制度是清朝雍正發明的最好的執政制度。密摺制度就是秘密向他奏請機密。密摺的功效一一使部分基層官員和副部級以上的領導，都成為了雍正的耳目，這些耳目撒遍全國。

所以說，二者發明的“告密"是大不相同的。

一、武則天的密匭。

則天女皇首設密匭，類同於就是今天的檢舉箱。 密匭這東西，武則天時期開始設定。

作為一種制度，它當初被很認真地看待。每個密匭，都有專人負責，定期取出裡面的東西，交給專門負責的御史。但有意思的是，密匭本身，並沒有要人檢舉揭發壞人壞事的意思。

當初的密匭是一個方形的盒子，四面顏色不同，各有名稱。

東面叫延恩匭，“懷才抱器，希於聞達者投之。”意思是說，如果你覺得自己有才幹，但現在被埋沒了，可以投匭自薦，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投上一份自我吹捧的簡歷，期待得到一份offer。

南面叫招諫匭，“匡政補過，裨於政理者投之。”意思是人們對於時政和政策有所建言，有所匡救，投進去。

西面叫伸冤匭，“懷冤受屈，無辜受刑者投之”。

北面的叫通玄匭，“進獻賦頌，涉於玄象者投之。”意思是有想表達對女皇愛戴之情，進賦獻頌者。

平民百姓隨時可以投密，只要有證據，就可以直接告訴地方官員自己要去洛陽告密，地方官沒有權力問告密者要說什麼事情，但是必須立即給要前去洛陽告密的人派馬車，每個地方驛站要按照五品官的待遇招待告密者，到了洛陽之後政府負責告密者的住宿問題，只需要等武則天召見就行了。

如此看來，武則天的密匭制度初步設想是很好的，約摸是開通了輿情渠道，有助於民情上達。

二、雍正皇帝的密摺。

清帝的密摺，此事起於康熙時，即大員外放時，皇帝送他一個盒子，盒上有鎖，鑰匙嘛，皇上與大臣一人一把。到了地方，可把重要的事情寫在白紙上，封於盒內，不走尋常驛站，而由其親信、家人送到宮中。皇帝看過，御筆親批，退回大臣處。整個過程中，就只有兩人知道。確實做到了極為秘密。

到了雍正時代，他將此事擴大化，可密摺奏事的大臣多了不少。據專家們統計，在他一朝，前後有1200餘人。比起康熙後期多過十倍。

官員王雲錦喜好打葉子牌（類似於麻將風格的一種娛樂遊戲）。一天，他與朋友在家中打牌，幾輪之後卻發現少了一張牌，怎麼找也找不到，於是無奈只得放棄。

第二天，王雲錦上朝完畢，雍正將他召見過去，很隨意的問他昨天都幹了些什麼，王雲錦就把打牌和丟牌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講了。雍正帝聽後句句實話，於是掏出一枚牌，恰恰就是王雲錦丟的那一枚，王雲錦頓時滿臉冷汗。

密摺制度可以讓文武百官互相監視，提供方方面面的情報，雍正帝對這一制度十分偏愛。但這一制度也讓大臣們擔驚受怕，害怕如果知情不報會被處以失察的罪名，他們惶惶不可終日，日常緊張的神經時時緊繃。

從這裡似乎看出武則天與雍正帝對於告密制度的不同：前者意在知民，後者意在制官。

武則天與雍正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歷史人物，他們都發明瞭“告密”制度，然而兩者有啥不同？我們透過表面上和實質上兩個角度來分析兩者之間的不同。

一，表面上：告密的形式不同，參與人的身份不同

武則天“告密”的形式是“投匭”，就是弄一個銅箱子讓大家“投匭狀”，其樣式大概跟我們現在的信箱差不多，參與的人身份不限，無論大臣還是平民百姓都可以參加。而且武則天的“匭”設定得也很合理，只進不出，保密工作做得很好，除此，“匭”一共有四個，有分類的，不同型別的“匭狀”放在對應的箱子裡，這樣可以節省後期篩選的時間，也能更高效地處理問題。

“投匭”的地方設定在關順門內，有相應的官員負責把守，規定“投匭”的時間為早上八點到下午兩點，之後負責的官員就將收到的“匭狀”分類篩選，按照輕重緩急處理，涉及朝政的重大事情就直接上報武則天處理，那些普通百姓的事情就交由其他官員處理。後來“匭狀”實在太多太繁重，武則天又進一步規定了“投匭”之前負責的官員先行檢查，值得“投匭”的內容才可以進行“投匭”。

而雍正“告密”的形式就比較簡單，就是“密摺”，是一種大臣透過上奏摺的形式向皇帝稟告事情，雍正的密摺同樣有分類，但是其中雍正最重視的還是稟告事情的密摺。而雍正的告密制度可以參與的人就沒武則天的那麼廣泛，只有大臣才有資格向皇帝上奏摺。

大臣向雍正進的密摺，派親信送到御前，不經過任何人的手，直接由皇帝檢視，保證了隱秘性，雍正也會對密摺全部自己一一檢視，不會假手他人。為了進一步保證密摺的保密，雍正還給這些大臣每個人都發了一個鎖匣，每個鎖匣只有兩把鑰匙，大臣跟雍正各有一把。

所以可以看出，武則天的告密的形式是透過類似於投信的投匭，參與人的身份沒有限制，百姓奴僕大臣都可參與，而雍正的告密形式是密摺，只有大臣才有資格參與。

二，實質上：告密的意義不同，影響不同

武則天設定的“投匭制度”，剛開始是為了“欲周知天下人間事”，因為武則天繼位名不正言不順，怕天下人對她不利，所以才設定的這個“投匭制度”，可以讓天下人都來投匭狀，這樣武則天就可以知道百姓的心聲和訴求，以及給百姓一個上報冤情的機會。可是由於“投匭制度”的保密性和方便性，漸漸被有心人發展成了“告密制度”，很多人透過這種方式告密。

但是武則天也是默認了這種“告密制度”，而且還是讚許的，因為她就是要大家都揭露那些對她有不軌之心的人，只有有人告那種涉及朝政的大密，無論是什麼身份，武則天都會親自接見，而且還包吃包住，就算所告之事不實也不會受到懲罰，這也更加進一步助長了唐朝的告密之風，也成了武則天排除異己的一種工具。

武則天的這種告密制度嚴重影響了唐朝設定的律法，因為唐朝律法規定告密要有理有據，如果誣告要受到懲罰，而武則天都不管這些，鼓勵大家告密，因此以奴告主，以下告上的事頻頻發生，因為誣告也不會受到懲罰，所以這些人都可以明目張膽地進行告密，這也增加了很多冤假錯案的發生，違背了剛開始設定“投匭制度”的初衷。

而雍正設定的“密摺制度”，是為了防止朋黨之爭對他皇位的威脅。由於雍正繼位一直被人質疑是篡位，而且那些朋黨還沒除去，這時的八皇子和十四皇子等人仍然勢力很大，對他造成威脅，所以他透過密摺來了解這些朋黨之徒的具體情況和動向，然後找準機會一一清除。

除此，雍正的“密摺制度”還可以更好的振興朝廷，因為康熙晚年一向的寬容，導致了朝廷上很多弊端，大臣越來越腐敗，壓迫人民之事多有發生，所以雍正繼位後勵精圖治，決定好好重整朝廷的風氣，這“密摺制度”在雍正興利除弊中有著重要的意義。

由於雍正透過“密摺制度”興利除弊，所以那些大臣也都小心翼翼，不敢亂做事，因此雍正也間接透過這個制度控制了大臣的所作所為。另一方面，雍正還可以透過“密摺”跟大臣聯絡感情，因為密摺只有皇帝跟上奏者兩人知道內容，所以皇帝也會在密摺寫些關心鼓勵大臣的話，從而達到聯絡感情的目的。

“密摺制度”實行後，朝廷上的風氣變得清明，雍正透過密摺瞭解大臣的情況，及時整治官吏，嚴懲貪贓的大臣，而且可以挖掘到更多的治國之才，知人善用。然而這密摺制度也是有些弊端，因為密摺內容無人知曉，弄得人心惶惶，而且也有親疏之嫌，雍正會比較聽信那些與他親近之人的話，難免會有冤假錯案發生。

所以，武則天的告密制度，是為了防止那些不軌之人對她不利，藉著這個制度打壓異己，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也造成了一度的告密之風，小人盛行，而雍正的告密制度，除了打壓朋黨之徒，主要意義在於興利除弊，杜絕朝廷上的不正之風。

武則天與雍正帝都發明瞭“告密”制度，同為“告密”二者之間到底有什麼不同呢？下面我們就來做一個簡單的對比。

目的不同

發明“告密”制度的目的是武則天與雍正帝之間最大的區別。為什麼這麼說呢？武則天之所以設定“銅簋”最大的目的並不是給人說話的機會，而是藉此尋找異己者的小辮子！這件事發生在武則天稱帝前夕，為了剷除心向李唐和反對自己稱帝的異己勢力，武則天急需動手的理由和執行者。

唐初雖然已經開始實行科舉制度，但舊的門閥制度並沒有被徹底打破，關隴世家子弟依然活躍在朝堂之上。對於這些人而言，他們更關心的是自己和家族的切身利益，加之長期政治聯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指望他們“狗咬狗”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武則天想到了“民意”。普通老百姓、基層官吏與關隴世家、朝臣沒有什麼利益關聯，只有他們敢出這個頭、能出這個頭。更重要的是，武則天還增加了利益驅動，舉報者會獲得獎賞、甚至直接出仕為官。在利益的驅動之下，為了迎合武則天，刻意誣陷武則天政治對手者不在少數，而這正是武則天想要的，她需要的就是這些“理由”。

與此同時，這些透過“告密”入仕的人在朝中缺乏根基，他們想要往上爬就必須依靠武則天，自然便成了武則天咬人的惡犬。武則天一舉兩得，既獲得了清除異己的理由，又獲得了清除異己的幫兇！

雍正帝發明“密摺制度”目的則單純得多，他更多地是為了加強皇權。以往臣下的奏摺遞交給皇帝，中間程式太多，不僅容易洩密，而且還可能被權臣或有心之人扣押、不上報。與此同時，經手者過多使得上奏者根本不敢說什麼私密之事。

“密摺制度”出現之後，上奏者直接與皇帝對接，既少掉了中間層洩密和干預的環節，因為一對一，上奏者只對皇帝負責，自然什麼話都敢說，張三貪汙了、李四弄權了……清朝的密摺發現到巔峰時，甚至張家少了一隻雞、李家生了一個娃這樣的事都有人上奏給皇帝。如此一來，擁有密摺奏事權的大臣都成了皇帝的耳目。更重要的是，群臣之間都不知道其他人跟皇帝說了什麼，無形之間也增加了群臣之間的不信任、減少了結黨的可能性，一舉多得。

物件不同

“告密”制度針對的物件不同也是武則天與雍正帝之間的一個巨大區別。武則天的這一制度對所有人開放，無論官民，皆可上書言事。當然，主要還是針對民，正是因為官不可用，武則天才想到了民，不是嗎？

雍正帝的密摺制度完全不同，他的物件是官，而且是擁有一定級別和權力的官員。普通人是沒有資格給皇帝上密摺的，只有皇帝需要的人，在皇帝的授權下才有資格密摺奏事。

方式不同

武則天和雍正帝採取的方式自然也是不同的，武則天是開放包容式的，你有什麼都可以說，武則天負責篩選，選出對自己有用的上書並加以利用。

雍正帝則是小範圍、有選擇性的，他首先要確定給誰密摺奏事的權力，然後這些人才可以密摺奏事。在限定了人員範圍之後，雍正帝無形中省去了許多無用功。之後，密摺奏事便成了皇帝與大臣交流的平臺，實際上就類似於現在的微信、QQ了，先加人、後聊天，只不過時間上延遲了一些。而武則天的方式則更類似於早年間流行的“聊天室”，誰都可以進、誰都可以說話、說什麼都行，只能靠武則天自己去選擇誰的話有用。

結局不同

武則天的“告密”制度是有著嚴重功利目的的，她僅僅是為了給清除異己尋找理由和幫兇，在達到目的之後，武則天便果斷停止了這一制度。

雍正帝則是將密摺奏事發揚光大、制度化了。此後，密摺奏事成了常態，成了皇帝與大臣之間交流的重要平臺，也成了皇帝瞭解民情的重要途徑。同時，密摺奏事也成了皇帝用以讓群臣之間相互牽制的一個重要手段。於是，密摺制度被長期保留了，直到清亡一直存在。

最後順帶說一下，“密摺制度”並不是雍正帝發明的，實際上在雍正之前就已經有類似形勢存在，如曹寅與康熙帝之間有有很多類似的通訊。只不過，雍正帝將其制度化了，形成了完備的“密摺制度”。武則天的所謂“告密”制度，僅僅是一種臨時的政治鬥爭手段而已，自然不會長期保留。

武則天與雍正都發明瞭“告密”制度，武則天的是“匭檢制度”和“當面高密”，而雍正的是“秘密奏摺”制度。

先看武則天的告密制度“匭檢制度”這個“匭”，就是一個銅做的超大型意見箱。這個意見箱分成四個格子，四面正對著東南西北四方，分四個方面接受天下人提的意見。

面朝東的格子是青色的，求功名的人可以毛遂自薦；面朝南的格子是紅色的，主要接受人們對朝政的意見；面朝西的格子是白色的，受理人們的申冤請求；面朝北的格子是黑色的，接受人們的告密。意見投進去之後就拿不出來了。

這個銅匭設計得相當周密，功能也齊全。武則天在諫官系統設定了一些新官位，叫做補闕和拾遺，讓他們做知匭使，每天傍晚開匭箱，把意見彙總上報，不得延誤。

看到這麼個奇思妙想的玩意兒，大家也許會認為武則天還是一個發明家。其實設銅匭這個高明的主意，還真不是武則天想出來的，而是一個叫魚保家的小夥子想出來的。這個魚保家有點歪才，因為喜歡搞發明創造，還曾經幫造反的李敬業製造過兵器。李敬業失敗之後呢，他就失業了，又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奉獻給武則天了。

武則天拿到這個設計方案後太高興了。那時候她還沒有稱帝，李敬業反叛剛剛結束，裴炎也才伏法不久，武則天正覺得天下人都在和自己作對呢。她非常想知道誰是潛藏的危險分子，但是她只有一雙眼睛，哪裡看得過來這麼多人啊，現在有了這個意見箱，不就等於平白長出了千手千眼了嗎？

武則天馬上下令按照魚保家的圖紙製造，投入使用後不久，一封告密信就塞到了朝北的黑格子裡。告什麼呢？這封信密告魚保家曾經給李敬業叛軍制造兵器，殺傷官軍甚眾。魚保家即刻伏誅，成為銅匭的第一個受害人，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魚保家這個事情一出來，武則天和天下的野心家可是皆大歡喜啊。從武則天的角度講呢，魚保家這樣隱藏的異己分子不是被抓出來了嗎？匭檢制度算是初見成效。從野心家的角度講呢，原來告密真的有用啊！馬上就能看到人頭落地。

這些人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野心小點兒的，就想透過告密把自己仇家的腦袋塞到鍘刀下，野心大的呢，就想要把別人的烏紗帽戴在自己腦袋上。整個銅匭裡塞進來的都是告密信，其他三個格子的意見箱幾乎都被閒置起來了。

當面告密

匭檢制度的銅匭放在朝堂裡，什麼樣的人才能把意見塞進去啊？還不是那些朝廷裡的官員，他們識文斷字，又整天在那兒來來往往，塞進去很容易。

可是光有這個意見箱還不夠，萬一有外地老百姓想要告狀，又沒有進京的路費怎麼辦呀？或者，萬一告密者不會寫字呢？

這些武則天也想到了。她下令：

“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

——《資治通鑑》

什麼意思呢？哪個老百姓要想告密，你就找你當地的基層長官，跟他說我要告密。這個長官絕對不允許質問說你想告誰的密，告哪方面的密，他什麼都不能問。他能幹什麼呢？他必須立刻提供給你一匹高頭大馬，而且按照五品官的政治待遇，把你安安全全地護送到洛陽，讓你去見武則天當面告密。

這樣一來可就不得了了，不僅是誰都可以告密，而且告密的待遇還特別好。告密的人如果說的是事實，查有此事，怎麼辦？馬上加官晉爵，賞！如果告完了，一查，沒這回事怎麼辦？沒這回事也不罰，還是把你平平安安地給送回家去。

這種只有賺沒有賠的生意誰不想做呀，無數在正常制度下根本沒有可能當官的野心家興奮得不得了，馬上，四面八方的告密者蜂擁而至，雲集洛陽。

再看雍正的告密制度——秘密奏摺

在清朝以前，地方的官員透過“奏章”向皇帝彙報工作，大部分奏章也都對官員公開。比如明朝，奏章先要提交內閣，然後由內閣再上奏給皇帝，所以奏章裡寫了什麼內閣都知道。

清朝，除了繼續使用公開的奏章，還廣泛使用秘密的“奏摺”。皇帝密摺批諭，是清代另一種輔助決策方式。密摺是題本、奏本以外的秘密奏摺。起初是康熙朝部分親近官員密陳官民動態的臨時性奏聞方式。

雍正朝“秘密奏摺”正式形成制度。擁有上奏密摺資格的官員，包括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學政及少數朝廷親近大臣。皇帝對密摺大都用硃筆批語，稱為“硃批諭旨”。透過密摺批諭，皇帝可以和少數內外文武大員秘密商討地方及朝廷大政，考察、整飾吏治，瞭解官民動態。密摺批諭全過程，不經過軍機處和內閣，加快了宮廷決策效率。

例如，雍正帝在給蘇州織造李秉忠中的硃批中寫道：

蘇州地當孔道，為四方輻輳之所，其來往官員暨經過商賈，或遇有關係之事，亦應留心體訪，明白密奏以聞。

——《雍正硃批諭旨》

因此，地方官獲許向天子上奏，既被授予了極大的特權，也被強加了沉重的義務。若是忽視了這個義務，就會被雍正帝督促，甚至遭受斥責。

雍正帝向地方官僚廣泛地索取奏摺，但不僅僅是拿來而已，他將奏摺一封接一封地讀完，在讀後隨手用硃筆批示訓諭。

聖治，雍正八年七月甲戌上諭中雲：各省文武官員之奏摺一日之間嘗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皆朕親自覽閱批發，從無留滯。無一人贊襄於左右。不但宮中無檔案可查，亦並無專司其事之人，如部中之有司員、筆帖式、書吏多人掌管冊籍、翻閱條規、稽查原委也。朕不過據一時之見，隨到隨批，大抵其中教誨之旨居多。

——《世宗聖訓》卷七

武則天和雍正兩位皇帝的告密制度有什麼區別？首先，二者的告密制度實施的範圍不同

武則天的“匭檢制度”設在朝堂上，實施的範圍是群臣。而當面告密，就將實施的範圍擴大到了全國的百姓。

雍正皇帝的“秘密奏摺”制度，實施的範圍只包括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學政及少數朝廷親近大臣。

其次，二者行使告密制度的目的不一樣

武則天一個女人當皇帝，太顛覆傳統了。當時的大多數官員都是受儒家教育成長起來的，而儒家學說的兩大觀點都對武則天當皇帝不利，一個是強調忠君，一個是反對女人干政。

從忠君這個角度說，武則天手下的官僚都是在李唐王朝成長起來的，自然有忠實於李唐王朝的義務。從反對女人干政這個角度講，以一個男人的身份侍奉女主，也讓不少的官僚羞憤交加，畢竟那時候還沒有女強人這一說，女上司更是聞所未聞。

這樣一些傳統觀念太根深蒂固了，所以武則天雖然沒少籠絡大臣，但是大臣中間始終有一部分人無法接受她的武周政權。更重要的是，許多她親手提拔上來、視為心腹的大臣也不買她的賬，像李敬業叛亂、裴炎逼宮，一個個最為嚴重的打擊竟然都來自自己人，這讓武則天非常緊張。

因此，武則天實施告密制度，有兩個表面上目的：首先，可以利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造聲勢，形成對官員的震懾力；其次，可以從這些人裡挑出她想要的刑偵人才。因為有人告密就得有人審訊啊，得為自己挑選一些司法幹部了——為她進一步實施酷吏政策做人才儲備。

當然，武則天的最終目的是，打擊李唐宗親，和朝堂上反對她的人。

而雍正實施“秘密奏摺”制度，就是為了控制群臣。

透過奏摺，他可以向不同的官員詢問同一件事情，比如各地的災情、糧價、某些官員的行徑。被詢問的官員因為不知道其他人會如何向皇帝彙報，所以他們誰也不敢向雍正撒謊，這樣雍正就把各地的官員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裡。

這樣一來，大清皇帝的權力能不穩嗎？

最後，二者的告密制度的歷史影響

武則天開啟的告密制度，形成了酷吏政治。有著極其惡劣的影響：

首先它嚴重破壞了司法制度。唐代號稱律令制社會，武周王朝的司法體系承自唐朝，本來也很完備，但是在酷吏橫行的時代，原來的法律條文和司法原則都成了一紙空文，無法再發揮應有的作用。

其次，酷吏政治也破壞了人心。君臣之間互相猜忌，大臣為了自保，只能裝聾作啞，苟且偷生。當時的宰相蘇味道有一句名言，說別人要是問你問題，絕不能正面回答，要模模糊糊地回答。可即是不可，不可即是可，凡事無可無不可，所以就留下來一個成語叫做“模稜兩可”。連宰相整天說話做事都似是而非，公事還能辦好嗎？所以在武則天手下雖然有不少很能幹的大臣，但是再也找不到魏徵那樣的直臣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酷吏對於武則天的統治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一般來說，如果是開國皇帝，必然都有自己的佐命功臣；如果是女主執政，又都會有外戚幫忙。武則天既是女人又是開國皇帝，可是她既沒有佐命功臣也沒有得力的外戚，而她遇到的阻力又那麼大，怎麼辦呢？只能是任用酷吏了。透過讓酷吏殺一批人來震懾天下，武則天迅速地穩定了統治，國家沒有發生更大規模的動亂。

酷吏雖然在一定時期內橫行霸道，但是，他們行使的主要是監察司法權，而不是行政權。影響最大的酷吏周興、來俊臣，都沒有當過宰相，因此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左右國家政局，這使得酷吏的危害被降到最低。即便是在司法領域裡，酷吏打擊的物件也主要是可能對武則天構成威脅的中高階官員，基層社會受到的震動不大，從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社會整體的平穩發展。

更重要的是，從任用酷吏到結束酷吏統治，武則天始終把握著政治程序。她深知，酷吏固然是開創和鞏固政權的重要工具，但是要坐穩江山，絕不能僅憑暴力威懾。

所以，從武則天后期，到李氏宗族恢復大唐後，中國古代歷史的政治結構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

然而，雍正的“秘密奏摺”制度就不一樣了。

我們都知道，官僚有官僚的體制，官員們必須逐級彙報，保持上下系統一絲不亂的秩序。但是雍正帝令作為地方的總督、巡撫屬員的布按二司、道員、知府直屬於自己，令他們呈遞奏摺，這就難免會導致官僚組織體系的紊亂。

奏摺制度非常有利於皇帝控制群臣。因為雍正皇帝的良知加上有力管控，使吏治變好了，老百姓的稅負下降，國庫存銀比康熙時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不但為後來所謂的乾隆盛世打下了經濟基礎，也給大清朝續了命。平民百姓嚐到了甜頭，覺得獨裁統治也不錯，看起來雍正的初衷得到了相應的回報。

但雍正忽視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獨裁統治要靠官僚階層去做具體推行才能實現，而官僚藉此從皇帝那裡獲得權力，成為特權階層，以此獲得私利。所以在獨裁製中，皇帝和官僚階層是相互依存的關係。

雍正的打壓，與這種客觀邏輯之間存在矛盾。他活著的時候，可以憑藉超人的精力實現全面管控，相當於自己把地方官的活兒都幹了，官員只能忍氣吞聲。而他一旦去世，新繼位的皇帝精力有限，就不得不求助於官僚階層，那麼後者長期積累的不滿就藉機爆發出來，逼著朝廷採取新政策。

因此，從乾隆時期開始，腐敗越來越嚴重，清朝的垮臺也在所難免了。更要命的是，雍正建立的這種制度，使皇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

其實在清代初期，學者黃宗羲已經指出了君主制的危害，認為其專制就是在“敲剝天下之骨髓”，是榨取百姓利益的制度。他認為要遏制這種現象，可以透過增加大臣的權力、廣泛吸收士人參加政治活動來實現，實際上是民主思想的萌芽。

高度的皇權專制，扼殺了民主思想的萌芽的一切可能。

獨裁專制本質上的落後，不會因為一個皇帝有善意而改變，它最終會把國家帶到溝裡面，並且將短痛變為長痛。近代中國最終不僅遭遇內憂，更同時面臨外患，這個雙重悲劇的結局就是證明。儘管這並非雍正所願，但從長遠的結果去看，他施行的確實是充滿善意的惡意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