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影響

　　文化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專制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對東亞的影響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裡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南韓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

　　對北韓的影響

　　在北韓半島，早在公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北韓半島。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採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於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於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制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後，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雲卿、金可紀、崔致遠等。 　　高麗王朝建立後，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958年，高麗開始舉行科舉，把儒家經典列為主要考試科目，從而推動了儒學迅速發展，並且出現了私學（私塾）。12世紀初出使高麗的徐兢稱讚北韓半島儒學之盛說：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國子監裡“選擇儒官甚備”。大街小巷上經館和書社三三兩兩相望。少年們聚集在一起，跟隨老師學習經書。年歲稍長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觀之類的地方講習切磋。社會各階層的子弟，都“從鄉先生學”。 　　北韓王朝時期，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十分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學，把它視為維護封建統治的輿論工具，極力加以推廣。北韓王朝的儒學教育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形式。官學系統，中央設成均館，是為國家最高學府。另外在首都漢城還設有中學、東學、西學和南學等四學。成均館和四學是中央直接管轄的教育機關。地方各道和邑設有鄉校。這些學校都由國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勞動者，用以作為辦學的經費。私學是各地的儒家學者創辦的私塾或書堂。私學日益發展，成為北韓王朝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影響。 　　北韓王朝透過科舉，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科舉分文、武兩科。文科考試須經三榜，考試科目主要有儒家經典以及有關現行政策和各種形式的漢詩。武科也進行三次考試，考試科目除兵學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總之，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在北韓王朝的500年間，起到了維護和鞏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對日本的影響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並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於是儒家迅速發展。 　　聖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詞彙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為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群臣百僚，以禮為本”，“承詔必謹”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聖德太子還多次向中國派遣使節和留學生，積極攝取中國文化，於是儒學迅速發展，並逐漸成為貴族官僚必修的教養。 　　大化改新的首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曾受獻於南淵請安和僧旻等人，並在他們的協助下制定了改新藍圖。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教育設專章（“學令”），規定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助教，招貴族子弟，授以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和《孝經》為必修科目。757年，孝謙天皇下詔，令全國每家必備一本《孝經》，獎勵“孝子”、“貞婦”。701年，重視孔。768年，稱德天皇敕稱孔子為“文宣王”。藤原基經當攝政時（877—890年），“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明經博士講周易”。由於統治階級的積極扶持和獎勵，這時儒學在日本已經超出貴族官僚上層社會範圍而普及到各個階層。 　　南北朝時代，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由於佛教的影響，儒學未能取得優勢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時代，適應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儒學（朱子學）才擺脫了佛教的壓制，達到空前繁榮的時代。德川幕府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把全華人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實行嚴格的等級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種維護身份等級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學的“名分論”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於是，儒學（朱子說）被規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德川幕府的正統思想體系。 　　藤原惺窩於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傳宋儒“理性”的著作。後來受德川家康的召見，併為其講授《大學》等儒經。1599年著《四書五經倭訓》，使他成為日本第一個根據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訓讀《四書五經》的儒學家，被認為是日本“朱子學之祖”。藤原惺窩有門徒150餘人，其中林羅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學家。林羅山歷任儒官，作過將軍的侍講、顧問，參與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論，以維護封建秩序。他在《經典題說》中寫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者貴下者賤。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視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也。”林羅山以“天人相關”、“天人合一”的說教，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合而為一，從自然界法則引伸出人類社會的現存秩序，從而把社會的“上下貴賤之別”說成是合理的、永恆的。林羅山以儒學理論維護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發揮了作用。

　　對越南的影響

　　儒學在越南文化中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東漢末年，廣西人士燮遊學洛陽，研究左傳、尚書等典籍，後來任交趾太守40餘年。據《越南四字經》說：“三國吳時，士王為牧，教以詩書，薰陶美俗。”說明早在三國時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學教育。 　　10世紀，越南獨立以後，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於中國，政府選拔人才也採取科舉制度，以詩、賦、經義等為考試內容。13—14世紀之交，越南人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創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稱為“字喃”。此後，中國儒家典籍大量傳入越南。宋元時期，越南刊刻過不少儒家經典和漢譯佛經。出現了不少明經的儒家學者。15世紀初，明成祖曾下詔，以禮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國來，其中包括明經博學的儒學者。可見儒學在越南的影響之深。

　　對歐洲的影響

　　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首次將《論語》翻譯成拉丁文，1687年利瑪竇譯本在法國巴黎出版。以後《論語》被轉譯成法文、英文等。1691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李明從中國回到法國，出版了《中國近事報道》和《論中國禮儀書》，向西方世界介紹東方的儒家思想並批評西方的墮落。

　　對現代的影響

　　孔子門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等。孔子更被後世尊稱為“萬世師表”，臺灣將“孔聖誕”定為“教師節”。“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華人的基本價值觀之一。

不會。

在統治集團長期把儒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的古代中國，農民革命此起彼伏、多如牛毛。相反，在其他不信奉儒家思想的地方例如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和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世界，底層群眾的革命很少。

不會!萬物生長自有規律，可以吸取他人長處，但無異於改變基因，強行為之，只能衍生化為腫瘤，萬物皆有相生相剋，否則世界將毀滅!

怎麼會有這樣的問題？中國儒家思想統治了二千多年，中國和諧了嗎？造反起義，大規模的動亂死人，成王敗賊，王朝更替如走馬燈。

儒家反對法制並且錯誤的高估了道德。現代社會即要講法制又要講道德。全世界都學儒家思想也一定會有選擇的學習。不會產生多大影響。

當世界一片黑暗的時候，當歐洲的百姓跪在神權和君權的雙重奴役之下，高喊：上帝保佑國王的時候，我們燃起諸子百家（包括儒家）的文明之火，這是先進正確的。

但世界在前進，沒有任何一種思想適合一切國家或時代，所謂普世道德從來就是徹底的謊言。就如同狂信天上有唯一的真神一樣，不是客觀事實。

儒家也一樣如此。

如果儒家思想真有你說的魅力，那中國歷史應該是一片祥和。

可是，兩千年來，這片土地，加在一起的和平時代，都沒能超過300年。即使去除外族入侵，和諧的時候也不多。

打不打臉？

那是必定的。但是，全世界的人都學習儒家思想是不可能的，因為單在中國這一儒家思想誕生地，儒家思想也一直沒有得到統一地正確對待，何況全世界了。儒家思想是正確地做一個文明的、有教養的善人的教育思想。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善人，沒有了惡人，那個世界必定是和諧的共產主義社會。

我倒是希望全世界都學儒家思想，他們變慫了，相反咱們來個大轉彎學他們那套叢林法則，那咱們可就橫了，想打誰打誰，想給誰定規矩就給誰定規矩，我睡覺時還真這麼夢見過，可惜一醒沒了。

基辛格曾經在《論中國》裡用圍棋和國際象棋來代指中國和西方的戰略思想。圍棋講究相對優勢，而不是絕對殲滅對方，國際象棋則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一精彩比喻也可以說明中國和西方思想的根本區別。儒家思想講究和而不同，而這正好可以促進世界不同國家和民族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彼此和諧相處，這與西方政治思想中信奉的博弈與衝突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不需要也不可能讓全世界都學習儒家思想，但儒家思想中某些精華的價值觀當然可以成為國際交往中重要的參考 、依據乃至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