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解:譜是指年譜、食譜、家譜、歌譜等物件

著，這裡指整理，編輯等

代，這裡指流傳下來

總結起來的意思:按照物件的類別或系統，採取表格或其他比較整齊的形式，編輯整理成書流傳下來。

明清以來修撰的家族譜，大多數以宋代以後的祖先為始祖，但同時也往往不憚其煩地追溯始祖以前的遠代祖先，一些族譜甚至把遠代祖先的記事作為族譜內容的主體。族譜越具規模，記事就越完備，由羅列名人，到串連成譜；修撰越晚近，溯代就越久遠，由漢唐而上，遠至唐虞三代；林林總總，蔚為大觀。治譜之人，或信其為古史而不吝筆墨，或斥其虛妄而棄置不理；史家則素知此類記事既非附會杜撰，亦不過移錄舊史，從不以為證史之憑。然而，在族譜中敘述遠代世系，並非只是少數酸儒文儈之所為，許多儒宗名家編撰的族譜，亦不吝筆墨，歷數世胄。如在清末民國時期公認為族譜之典範的南海九江朱次琦編撰的《南海九江朱氏族譜》中的《宗支譜》首卷，就在“族姓源流”的名目下，將本族遠代祖先追溯至顓頊。據云，顓頊後裔有一人名安，“周武王克商，封安苗裔峽於邾為附庸”，“戰國時為楚所滅，邾既失國，子孫去邑為朱氏”，“厥後枝條繁衍”，之後名人輩出，至魏晉時“族望冠東南，遂為天下右姓”。接著，《族譜》的記敘由“族姓源流”轉到與本族宗支連線起來，述曰：

晉祚播遷，衣冠南徙，遂有逾嶺居始興者……沿唐逮宋，門才不墜。元祐時，有司法參軍纓；崇寧時，有廣州司理宗俞；嘉定時，有新喻尉晞父；寶祐時，有恩州文學廷直，並繇廷試特奏通籍南雄州保昌，族屬乃霦霦昭曜嶺海間……度宗成淳末保昌民因事移徙，有諱元龍者，與弟元鳳元虎，浮海南下，散居九江上沙及清遠潖江鐵頭崗新會水尾等處，而九江上沙乃元龍公之族也。

如此記述，既然為從朱九江這樣的大學者到鄉村士人纂修譜牒所重，就不應簡單視之為虛文飾詞，其所表露著的文化風習，研究族譜者或有稍加留心之必要。

現今傳世族譜，始祖及其以下分支的譜系，最早也只始於宋代以後。此一事實，皆因近世族譜，實為宋代以後的創制，此乃學界共知之事實。湛若水《甘泉先生文集》(嘉靖十五年刻本)內篇卷之6《敘譜》雲：

族譜之作，其起於中古乎！宗壞而後譜作，譜作而後分明，分明而後義生，義生而後禮行，禮行而後祖尊，故人倫正而風俗厚矣。是故正名分，興禮義，莫大乎譜。

甘泉所言“起於中古”之“譜”，是宗法廢壞之後的產物，也就是我們今日能見之近世族譜。中古之前，亦有另一種譜牒，然僅見於少數士族世家，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四部叢刊影印元刻本)之《集古錄跋尾》卷2《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記曰：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湖城公爽以碑歲久，皆僕於野，為再立之，並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系源流，傳之百世而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為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嘉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書。

歐陽修據劉寬碑陰刻記之世次推斷“唐世譜牒尤備”，事實是否如此，非本文所論範圍，暫不深究，但漢唐時譜牒，與宋以後之族譜並非一物，當毋庸置疑。更重要的是，歐陽修所言已經清楚顯示，宋以後計程車大夫，與前代士族並無直接聯絡，即或有聯絡，亦亡其譜牒，不明來處。這一事實，在宋儒言論中屢見不鮮，與歐陽修同時創制族譜規範的蘇洵，亦嘗言其編撰《族譜》之宗旨，蘇洵《嘉祐集》(《四部叢刊》影印無錫孫氏小綠天藏影宋巾箱本)卷13《譜例》曰：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言而諮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為《蘇氏族譜》。

由是可知，在唐代以前，貴族階級或尚能記錄其先世歷史，但到蘇洵的時代，即使士大夫階級亦失其先世世系的歷史記憶，對於大多數庶人出身的新興士大夫家族來說，更是如此。故蘇洵編《族譜》只能記其高祖以下世系，蘇洵《嘉祐集》卷13《族譜後錄上篇》曰：

……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立，味道聖歷初為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遷為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為《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紀，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

然而，當時的士大夫階級，對追述先世來歷懷有濃厚的興趣。蘇洵就說，自己“既為族譜，又從而紀其所聞先人之行”，並把編撰族譜同讓後人不至於忘其祖先、使本出一人之身的兄弟“未至於途人”的目的聯絡起來，從而達到“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的效果。由宋明之後計程車大夫族譜這種理念，我們可以把握到宋以後的族譜隱含著一個固定的結構，即由可逐代查考的繼嗣線連線起來的近世系譜和“所聞先人之行”兩部分構成。這兩個部分，在宋明時期仍屬少數的編撰族譜的高層士大夫中，往往可以清楚區分開來。被後世奉為圭臬的歐陽修《歐氏譜》和蘇洵《蘇氏譜》就都是把兩部分割槽分得非常清楚的。蘇洵《嘉祐集》13《蘇氏族譜》言：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

蘇洵在這裡明確把遠代祖先的來歷與“譜為親作”的世系區別開來，遠代的祖先因為“親盡”“而譜不及”，譜所書世代只是“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這種以小宗宗法所奉祀的代數為譜系記錄的範圍，是宋明時期很多士大夫所採用的族譜編撰原則，蘇洵稱之為“小宗譜法”。雖然蘇洵同時也另行擬定了大宗譜法，但自己並沒有付諸實踐。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蘇洵還是歐陽修，他們在創制族譜時，將同代人連屬成為世系群體的系譜，實際上是以高祖以下為主體的。至於高祖之上的世系，蘇氏譜明確說是“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歐氏譜雖上溯了九世，仍明確以斷自高祖的原則為“譜圖之法”。《歐陽修全集》(中華書局2001年點校本)卷74《歐陽氏譜圖序》雲：

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為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為世。

細讀蘇氏譜和歐氏譜，雖然其中都追述了一番遠代祖先的源流，但是實際上都沒有能夠把遠代祖先與近世祖先之間的系譜關係嚴格地接續起來，蘇洵所作的譜圖很清楚地表明是從蘇洵的高祖開始的，對於高祖之前的祖先，蘇洵只能感慨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歐陽修作的《譜圖》複雜一些，歷經多人修訂，有不同的版本，“其間世次與表又多差殊”，已經很難判斷哪些真正出自歐陽修自己之手。不過，就現在可見的文字來看，《譜圖》的譜系也是斷續的。從蕭齊時的景達至唐代的琮之間的世系，與歐陽修從自己一代出發，向上一代代接續起來的世系之間是中斷的。歐陽修用一句“琮以下七世，譜亡”來連線，已經明白無疑地顯示出這是兩段並不能接續起來的譜系。至於歐陽修從自己一代連續地上溯的譜系，雖然包括了9個世代，但其實他只把屬於其高祖託之子孫的同代族人收入《譜圖》之中，託之前的四代，則根據他定的“上自高祖，下至玄孫，而別自為世”的“譜圖之法”來記錄。也就是說，由歐陽修編撰的《譜圖》而連屬起來的世系群，仍然是以高祖以下子孫為範圍的。事實上，歐陽修的《譜圖》多個版本之間對於其高祖之前數代的祖先的人數和名字有數處異文，如果不是刻意篡改，也可以相信本來是出自口傳的記憶。可以推測，歐陽修編《譜圖》的時候，是沒有早前的很確切的文字記錄作為依據的，以至他自己及其後人要一再修訂。這種情況，在相信有可能為歐陽修手書的寫卷《歐陽氏譜圖序》中(以下文字錄自王鶴鳴《國寶〈歐陽氏譜圖序〉簡介》，《圖書館雜誌》2003年第4期；宋人歐陽守道則認為此卷非出自歐陽修手筆，“疑其為公家童幼之所書，初學而習公字型者，莫知其的為誰矣。”見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19《歐公帖》)講得很清楚：

自唐末之亂，士族亡其家譜，今雖顯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譜學由是廢絕。而唐之遺族，往往有藏其舊譜者，時得見之。而譜皆無圖，豈其亡之，抑前世簡而未備歟？

這裡道出的是歐陽修編撰族譜時代的一般性事實，由此可知，在歐氏譜和蘇氏譜中，關於遠代祖先的記述和近世世系的記錄，有完全不同的來源，是兩類截然不同的歷史記憶。同時也證明了，宋明之後的族譜，與漢唐間的譜牒或氏族志一類典籍，中間本來存在斷裂，並非一脈相承的記錄。

有記載說，略早於歐蘇的范仲淹亦有編撰家譜，明代有人看過據說源自范仲淹編家譜的《範氏家乘》，讀後“深嘆先生之世澤何其原本之深固而流裔之長且久也”(見吳伯宗《榮進集》卷4，《範氏族譜序》)，但其實該《家乘》也顯示出同樣的事實。明葉盛《水東日記》(中華書局1980年點校本，標點引者稍有改動)卷8《範氏族譜世系》錄據稱為范仲淹後人持有的《範氏家譜序》雲：

吾家唐相履冰之後，舊有家譜。鹹通十一年，一枝渡江，為處州麗水縣丞，諱隋。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為中吳人。皇宋太平興國三年，曾孫諱堅、垌、墉、壎、埴、昌言六人。錢氏歸朝，仕宦四方。終於他邦，子孫流離，遺失前譜。仲淹蒙竊國恩，皇祐中來守錢塘，遂過姑蘇，與親族會，追祖宗。既前譜未獲，復懼後來昭穆不明，乃於族中索所藏誥書家集考之。自麗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孫，支派盡在。乃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又葺理祖第，使復其居，以求依庇。故作續家譜而次序之。皇祐三年正月八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使充青州淄濰登萊沂密齊州淮陽軍安撫使范仲淹謹述。此譜見於今廣西參將都指揮使範信所譜敘……信之言曰：吾祖國初辰州教授，謫吏密雲家焉。教授之子習武事矣。譜近年所修錄。詢其元本，曰：同楮錢焚之矣。信有將略，而素以墨聞。其言雖未可憑，而予甚愛公文之簡而質也，故錄之。

範履冰，武則天垂拱(685—689年)時任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而范仲淹高祖範隋，唐懿宗鹹通間(860—874年)任處州麗水縣丞，兩人相距不足200年，其間世次相續，仕宦如範隋之裔孫者，博洽如范仲淹者，都已不可稽考，更遑論其他家族了。我們在此暫不深究此文是否真的出自范仲淹手筆，即使姑信其實，亦可見宋明時期士大夫追述先世一般只在五代之內的事實。筆者以為，這種情況與服制及宗法祭祀禮儀有直接關係。但禮制問題，非本文所能論及，在此僅引陸容《菽園雜記》(中華書局1985年點校本，標點引者稍有改動)卷13中的一段論述，稍見其大略：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蓋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祿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事，支庶不敢奪嫡，賴有法令維持之耳。至於祠堂祭禮，便已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貧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廟旁屋。使為支子者知禮畏義，歲時欲祭於其家，則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過就其家饗餕餘而已。此勢不行於武職者如此。文職之家，宗子有祿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贈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則祖宗之氣脈，自與支子相為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欲奪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於文職者如此。故曰：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知禮者，家必立宗，宗必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強凌之，則仁讓以興，乖爭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明代宗法祭祀禮儀的這種現實，決定了在沒有文字書寫族譜編撰之前的家族，很難有更久遠世系的記憶。事實上，從宋到明，許多士大夫初始編撰族譜的時候，常常也都是隻能記錄自己往上五代的世系。如明萬曆時任吏部尚書的張瀚在《松窗夢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6《先世紀》中記曰：

吾先世多隱德，勝國以前無聞，所僅傳者，惟高祖以來四世。然而芳規懿矩，湮沒不彰者多矣。餘自幼聞之父兄所誦說，得其一二遺行，皆可令吾子孫世為，則敬錄於左。若曰表彰先世之休美，闡揚潛德之幽光，則闕略未備，無由殫述也。

高祖介然公，始祖之繼室王所生，前室姚已生子瓛，迨議繼娶，以瓛寄養親家，紿王無出，王乃納聘來歸。久之，習知王德，曰：“家務繁冗，奈何乏助，須借力親中。”王曰誠然。始祖乃謂無庸藉資，具以實告。王令即日來還，長既專主，少且勤學。世籍錢塘，僅以十一分弟。出居仁和，絕無計較。後瓛子五分資不均，爭訟數年，有幾缸幾萬傳言，人益服吾祖之不可及也。他事高潔類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張瀚自幼聽聞父兄口傳的先祖事蹟，實際上可追溯至作為高祖父親的“始祖”，但他仍然說“所僅傳者惟高祖以來四世”。可見其觀念上的世系記憶仍以高祖為一關鍵的起點。又如《朱舜水文集》(日本正德二年刻本)卷20載朱舜水開列的《先世緣繇》如下：

前月初八日，伏承面諭。謹將先祖父官階緣繇，開具呈覽。

高祖處士，未有官職。

曾祖諱詔，號守愚；皇明誥贈榮祿大夫。先祖諱孔孟，號惠翁；皇明誥贈光祿大夫(此外連讓三恩不受，復有二次登極覃恩不列)。

先父諱正，號定寰，別號位垣；皇明誥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大(闕)兼太子太(闕)兼(闕)。前總督漕運軍門，未仕。

祖父遭世承平，無所建樹；濫叨國恩，循至大官。今子孫又碌碌，禍當變革，不能闡揚先德。恐清朝傳記必不序及，承命諄切，腆顏臚列耳。

可見當時人對祖先的記憶或一般觀念上要記錄下來的祖先，常常都是由高祖開始的。明尹直撰《謇齋瑣綴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鈔國朝典故本)卷7記錄了一個頗為有趣的故事：

成化丙午十月，予進太子少保尚書兼學士，萬循吉與劉吉進少師少傅。萬令中書為寫祝文告家廟。予偶見其稿，止列祖、曾祖父，而不及高祖。予怪，問之，則曰：“先世遷徙不常，遂忘高祖之名，故每察不及。”予曰：“先儒酌情制禮，止祭四代，予尚以為簡，不足以盡孝子慈孫之情，而先生乃不及高祖，其名雖忘，而神氣相感，固未嘗忘。盍追尊一道號，及今日祭以告知，傳示子孫，不亦宜乎！”循吉喜曰：“承教，信乎！先生出自文獻之邦，善於禮也。予思不逮矣。”予竊忖此公，自一紀之年發解，來京四十六載，不一展省，溺於富貴功名，略不念及於松楸，可謂孝乎？宜其忘高祖而不祭也。

萬循吉只能知曾祖之名，高祖就遺忘了，故寫祝文告家廟，只能列出曾祖之名，就被指責為不能盡孝，但批評者的建議，其實不過是多列一代，至高祖而已。這些事實都說明，在明代的時候，所謂記錄先世，一般都只以高祖一代為限。宋明時期許多士人初輯族譜的時候，能夠用文字把口耳相傳記錄下來的先人常不過三四代。如正德前後的詩文大家、“以復古自命”的李夢陽撰有《族譜》一篇，見於其《空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8，其文曰：

往君子謂予曰：歐氏譜蓋有遠胄之謬，然歐蘇譜又率詳其所自出，乃益知不可矣。夫名實者不可以亡紀也，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行也。夫李氏於吾，乃亦可譜也已。於是作李氏族譜，夫李氏莫知所從來矣，傷哉！或問何故，曰：二孤方齔，而貞義公及於難。夫李氏四世有三宗焉，我曾即我始，我祖繼之宗者孟春乎，繼別釗乎，繼禰孟和乎。

予聞之先輩曰：國有史，家有譜，嗟乎！生死出處之際大矣，要之不離其事實，不然，後世何觀焉。今人多不務實，予欲觀者，彷佛其咳貌，故不暇忌細小。或問：譜至兄弟行而止。李夢陽曰：夫是，後予安能知焉。

世系

諱恩　子諱忠　子　剛　子　麟無嗣

慶　子孟春

諱正　子孟和

夢陽

孟章無嗣

敬 子 璡 予 釗

瑄無嗣

夢陽籍隸陝西慶陽衛，為軍籍，其父為周王府教授，夢陽顯榮後編撰族譜，尚且只能記錄曾祖以下四代。其《族譜例義》開頭數語，透露出也許是當時的士人共同的矛盾心態，既相信應該詳錄先人，又不願有遠胄之謬。此種曖昧的態度，常見於宋明時期士人的言行中。如歐陽修雖然修撰族譜時把先世一直追溯到從越王勾踐到少康再到夏禹，卻仍對曾鞏修家譜聲稱為曾子之後的做法不以為然，敖英《東谷贅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二十八年沈淮刻本)捲上載：

曾南豐修家譜，自以先世乃曾點之派，歐陽文忠公亦否之，蓋以遙遙華胄，將誰欺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也。

據說新發現的王陽明佚文《重修宋儒黃文肅公家譜序》(見方寶川《新發現的王守仁佚文》，《浙江學刊》1990年第4期，收入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非常清楚地表達了當時學者的這種處境及其態度，其曰：

譜之為義大矣！有徵而不書，則為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為誣其祖。兢兢焉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雖然，知不知與可徵不可徵，亦有為時地所限焉。或經兵燹之餘，或值播遷之後，既編殘而簡斷，亦人往而風微，近遠難稽，盛衰莫必，則舉廢修墜，往往日耳之諮度，未能衷於一是。迨承平日久，里巷安然，相與講敬宗收族之事，乃益詳其體例，明於忌諱，前事每多抉擇，後事彌昭審慎。故為人子孫，而欲光昭令緒，莫此為大焉！

這篇譜序是否出自王陽明之手，吾頗覺可疑，其中一些語句見於明初方孝孺《遜志齋集》卷1中的《宗儀九首》(《四部叢刊》本)，如果不是王陽明自己抄襲，就是後人假託之作。但無論如何，方孝孺與王陽明都是堪稱一代宗師的學者，這些言論代表了當時學者們的觀念和立場。不過，儘管他們所強調的是“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實際上到明中期的時候，在家譜編纂逐漸普及開來的趨勢下，攀附古代名賢貴胄的風氣也氾濫起來。陳白沙撰《湯氏族譜序》(下引三段陳白沙撰《族譜序》均據《陳獻章集》卷1，中華書局1987年版，標點引者稍有改動)雲：

家之譜，國之史也。本始必正，遠邇必明，同異必審，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不以貴易親，不以文覆愆，良譜也。莫不有家也，大小異焉；莫不有世也，升降異焉。自吾之世推而上之，缺其不可知者，存其可知者，良譜也。世假譜以存者也，譜存之家，是名世家。修譜者不知世之重也，援焉以為重，無實而借之詞，吾不欲觀也。

白沙先生嘗有《關西丁氏族譜序》一篇，為其好友新會知縣丁積所修族譜作序，所論頗為有趣，反映了其時逐漸普及的族譜編撰風氣下的一些情狀，其序曰：

邑長丁彥誠嘗欲修正其世譜，而患文獻之無足徵，以問於予。告之曰：“務遠之詳孰信，好大之同自誣。譜吾所知，世其賴之。”乃取其家舊所藏宗系圖，上下亙數百年，著而為世者二十有一，朱墨漫滅之餘，存者或謹識其行第而已。別出近譜一巨篇，世倍於圖而辭蕪陋亦甚焉。

丁氏之居關西者，每歲以社日有事於先祖，長老主祭者稱述先世，以昭其族之人。其所稱顯而遠者，丹陽司馬。司馬以降，曰一司徒、六節度、十二僕射、十光祿雲。司徒於今無所考。圖之世昉於此，別譜乃增至其上九世，世有顯者焉。其他若眾支之所屬，世以增損，先後牴牾於圖者十九。二者之間，孰得孰失，作譜者要自知之也。

丁氏始遷寧都之園村，子孫散居市落與他方者，日遠日疏，莫能統一，各以其派為譜。關西之譜，以為司馬首世，而以始遷關西之祖大郎首派，遠近詳略大小同異本於圖，君一無所改於其舊，屬某序之。君以成化戊戌進士，宰縣一年，能使強者畏，弱者懷，盡毀邑中之淫祀，而以禮教禁民之邪。於茲六年矣，然猶未能皆得於人，則亦以其方枘而圓鑿者有以致之焉。今是譜也，亦主於實而已，予故為辨而序之。

白沙先生以儒學宗師地位，堅持“譜吾所知”，反對無信自誣的立場很清楚，故對著好友所編族譜，亦要“辯而序之”。弘治時，時任廣東布政司右參議的周宏以其族之譜請陳白沙作序，陳白沙後來撰寫的《周氏族譜序》更明確表述了自己的態度，曰：

公以弘治己酉始至白沙。未幾，公復來，與言家世纓簪，以其族之譜請序以付梓。予以不敏弗許。數載之內，屢致書囑邦伯東山劉先生、按察使陶公，交致其懇。既而，公復以書來，曰：“吾周氏自昭信以上居洛陽，世次無考。今譜斷自可知，以昭信府君為第一世祖，其不可知者闕之，不敢妄有攀附，以誣先代而誑後人。先生幸為某序之，將無負於先生之言。”某於是不敢復以不敏辭於我少參公，而嘉周氏之譜不務窮於遠，為信譜也。

白沙先生的言行，也許代表了明代高層士大夫對於當時編修族譜中日盛的攀附纓簪風氣的反對態度。謝肇淛《五雜俎》(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點校本，標點引者稍有改動)卷14《事部二》雲：

三代而下，姓氏合矣。其同出而分支漸繁，愈不可考矣。春秋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眾仲，晉有胥臣，鄭有子羽，而其他諸子無稱焉。溯流窮源，若斯之難也。世遠人亡，文獻無徵；兵革變遷，國家更易；故名世君子，至有不能舉其宗者，勢使然也。然與其遠攀華胄，牽合附會，孰若闕所不知，以俟後之人？故家譜之法，宜載其知者，而闕其疑者。

事實上，這種根據姓氏族源去追溯遠代祖先的做法，本來就是在漢唐間計程車族制度下形成的傳統。關於唐代以氏族相尚的風氣，沈括《夢溪筆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胡道靜校證本)卷24《雜誌一》曰：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任門地。唯四夷則全以氏族為貴賤，如天竺，以剎利婆羅門二姓為貴種，自餘皆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陀是也……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盛行於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遷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為甲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為之置官撰定，而流習所徇，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為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既以氏族相尚，必有姓氏之籍流傳，“姓氏之學，最盛於唐”(鄭樵《通志》語)。

王圻《續文獻通考》(《續修四庫全書》影印萬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卷207《氏族考》記曰：

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衝請改修其書……先天時睿宗復詔衝討綴，書乃成，號姓系錄。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紀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

唐代之後編撰的這類姓氏系錄，不但令追溯遠代世系的風習對宋明之後族譜編撰產生很大的影響，也直接為宋明之後計程車人追溯遠祖提供了直接的文獻依據。明代修譜漸濫，對遠代祖先的追述也愈益蔚然成風。凌迪知《萬姓統譜》(《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自序曰：

餘讀眉山蘇氏族譜引，感而輯姓譜，雲：……夫天下，家積也。譜可聯家矣，則聯天下為一家者，蓋以天下之姓譜之。夫自開闢來，遐哉，邈乎，生齒繁育，總總林林，受姓而載簡冊者，不啻百焉，千焉，而殆萬也。……考之《世譜》曰，五帝三王，無非出於黃帝之後。黃帝一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異，則知凡有生者，皆一人之身所分也。分而以嗣以續，愈遠愈繁，由一人而百姓，而千姓，而萬姓，雖棼焉，雜焉，散漫而不可統括，實一本一源之枝流耳。……故觀吾之姓譜者，孝弟之心或亦可以油然而生矣，此餘輯譜意也。

宋明時期，中古時代之譜學早已不傳，但其中表達的觀念在士大夫中流行起來，把自己的遠祖來歷追溯到三代甚至更早時代，至少也要把得姓來歷以及漢唐之前的名人羅列一番，成為宋明士大夫編撰家族譜時熱衷的做法。以漢應劭《風俗通·姓氏篇》、唐林寶《元和姓纂》、鄭樵《通志·氏族略》一類姓氏書為藍本，許多有關姓氏來源與列舉各姓歷代名人的書籍也應運而生。明代凌迪知撰《萬姓統譜》就是其中一種，該書《凡例》更列舉同類書籍之大略雲：

姓氏一書，舊不下數十種，有論地望者，有論國氏者，有論聲者，有論字者，有仿姓書編者。夫論地望，如《世本王侯大夫譜》、《姓氏英賢錄》是也……論國氏者，如《氏族要狀》、《通志氏族》是也……論聲者，乃以四聲為主，如《姓氏韻略》、《姓源珠璣》是也……論字者，乃以偏傍為主，如《仙源類譜》、《姓氏秘略》是也……有仿姓書編者，如《合壁事類》、《尚古類氏翰墨全書》是也。

明代以後，更有專門將某一姓氏的遠代世系編撰成“某氏統宗譜”廣泛流行，學界熟知者如程敏政《新安程氏統宗世譜》、《新安查氏統宗世譜》、《新安瑯琊王氏統宗世譜》、《廬江郡何氏大同宗譜》、《汪氏統宗譜》、《張氏統宗世譜》等。坊間流行這類書籍，時人編撰族譜時自然不乏依據。雖然很多士大夫要擺出一副“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的清高姿態，但修撰族譜的根本目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從這個目的出發，士大夫自然要以把追溯遠代世系納入，使之成為族譜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朱次琦《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序例》曰：

古人自序如屈子離騷、馬班二史，罔不上溯姓源，譜牒亦然。唐書宰相世系表、廬陵歐陽氏譜、老泉蘇氏譜，並沿其例，乃古法也。宋朱長文朱氏世譜，明朱右邾子世家，今固未見。然姓族源流不可不考也。(近時諸城劉氏譜、景城紀氏譜，均以不著族姓源流為慎，蓋非古義)

雖然朱九江把對遠代祖先的追述歸類為“族姓源流”，同始祖之下的“宗族系譜”區分了開來，從而巧妙地避開了在“棄祖”與“誣祖”之間作出兩難選擇的尷尬。不過，對於到清代已經在許多庶民百姓中普及開來的族譜編撰中，編撰者已經不必要小心翼翼地作出這樣的區分，他們仿效士大夫編撰的體例，常常直接就把宋代以前的遠代祖先同近世祖先的系譜連線了起來，甚至常常以各種手法，把原來並無清晰繼嗣線連線的單個的遠代祖先也串聯起來，構成了能夠同近世始祖直接連線起來的遠代世系。這種現象雖然在晚近才普遍起來，但普及速度非常快，而且由於很多族譜的這一部分內容被編造得非常整齊，甚至天衣無縫，成為表達士大夫文化認同的一種歷史記憶方式，以致直到今天竟更常被人們視作信史。治史之人當知其訛，唯以之窺探明清以來世態風習之流變，斷不可用以為古史考辨之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