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什麼要吃飯？跟“人為什麼要做愛”，“人為什麼要活著”一，“飲食目的性”也是個極端繁瑣而又極端白痴的問題。不過簡而言之，無非是“為了生存”和“為了享受”兩種。當然，對於我們大部份吃飽了飯的人來說，吃和活著以及做愛一樣，只是一種習慣，一種不願棄的長期的習慣。正如托馬斯·布朗所說：“活著這一長期的習慣，使我們不願死亡。吃飯也是這樣，作為“活著”的必要物質基礎，吃飯這一長期的習慣，使我們不能不吃，更不願意去考慮人為什麼要吃飯。
一旦被問得急了，許多人也許不假思索地將一句“民以食為天”脫口而出。遺憾的是，我們大概都忘了管仲的原話是：“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說白了，仲的意思其實就是：統治者只要讓老百姓吃飽，就可以天下太平。
吃喝是極其私人的事，我個人是很不吃這一套把萬事都納入君王之術的理論的，其實，當我們理直氣壯地口稱“民以為天”的同時，就已經自我授予了被統治、“被吃飯”的角色。換言之，讓不讓我吃飯，許不許我吃飽，是你的事；我想不想吃飯，要不要吃飽，純屬我個人的隱私。
在這個問題上，古今中外、諸子百家之中，以墨子的觀點最得我心，他老人家教導我們說：“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墨子·辭過篇》按照今人的解釋，墨子所說“氣”，就是以卡路里來計算的熱量，至於“增氣”，就是增加熱量的攝入；“充虛”指的是補充消耗，保證新陳代謝的需要；“強體” 是供給有益的營養，增強體質；而“適腹”，則是滿足口腹，使大腦皮層從合適的口味中得到良性刺激，興奮味覺，以保證食慾，增強吸收機能。
與其他的“子”們相，平民出身的墨子算是一個不太講究吃喝的“賤人”，但是，不管墨子懂不懂“大腦皮層”以及“卡路里”之類，除了對於飲食功能之最全面、最簡潔的論述之外，我最欣賞的其實是他對飲食的那種“而已矣”的態度。事實上，這種理論和態度看起來十分西化，難怪有中國思想史家懷疑翟墨先生既不是魯華人也不是宋人，而是一個來歷不明的“外華人”。
人為什麼要吃飯？為什麼不僅要把飯吃飽，還要把飯吃好？聰明的，你告訴我。
這就是新的問題：不吃會死，吃了卻又吃不好，後果同樣是可大可小。也就是說，別以為有口吃就可以得過且了，如果吃的質量不能得到保證，人也會鬱悶，會不爽。就像V·伍爾夫所說的那樣：“假使一個人吃飯吃得不好，他就不能好好地思想，好好地戀愛好好地睡覺。”
所謂人類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與飢餓做鬥爭的歷史，就是在黑暗中摸索食物並且用心用嘴去分辨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哪些好吃、那些不好吃的歷史。劉別謙有一部電影名叫《俄宮豔使》，裡面有一幕，講一個蘇聯女幹部在巴黎的一家餐廳吃飯，老闆前來她點菜，殷切地問道：“小姐，您想吃些什麼呢？”
女幹部答道：“我只要青豆和馬鈴薯。”
老闆：“就這麼簡單嗎？”
女幹部：“簡單就好，你知道，像我們這樣的人，是不大把心思花在食物上的。”
老闆問：“不花心思食物上，那你的心思都花在什麼地方？”
女幹部答曰：“我們這些人，關心的是人類的未來呀！”
老闆聞罷，大笑道：“喔，你說人類的未來啊，那不就是好吃的食物嘛！來，我親自為你安排，準備吃一頓美好而豐盛的午餐吧。”
人為什麼要吃飯？跟“人為什麼要做愛”，“人為什麼要活著”一，“飲食目的性”也是個極端繁瑣而又極端白痴的問題。不過簡而言之，無非是“為了生存”和“為了享受”兩種。當然，對於我們大部份吃飽了飯的人來說，吃和活著以及做愛一樣，只是一種習慣，一種不願棄的長期的習慣。正如托馬斯·布朗所說：“活著這一長期的習慣，使我們不願死亡。吃飯也是這樣，作為“活著”的必要物質基礎，吃飯這一長期的習慣，使我們不能不吃，更不願意去考慮人為什麼要吃飯。
一旦被問得急了，許多人也許不假思索地將一句“民以食為天”脫口而出。遺憾的是，我們大概都忘了管仲的原話是：“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說白了，仲的意思其實就是：統治者只要讓老百姓吃飽，就可以天下太平。
吃喝是極其私人的事，我個人是很不吃這一套把萬事都納入君王之術的理論的，其實，當我們理直氣壯地口稱“民以為天”的同時，就已經自我授予了被統治、“被吃飯”的角色。換言之，讓不讓我吃飯，許不許我吃飽，是你的事；我想不想吃飯，要不要吃飽，純屬我個人的隱私。
在這個問題上，古今中外、諸子百家之中，以墨子的觀點最得我心，他老人家教導我們說：“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墨子·辭過篇》按照今人的解釋，墨子所說“氣”，就是以卡路里來計算的熱量，至於“增氣”，就是增加熱量的攝入；“充虛”指的是補充消耗，保證新陳代謝的需要；“強體” 是供給有益的營養，增強體質；而“適腹”，則是滿足口腹，使大腦皮層從合適的口味中得到良性刺激，興奮味覺，以保證食慾，增強吸收機能。
與其他的“子”們相，平民出身的墨子算是一個不太講究吃喝的“賤人”，但是，不管墨子懂不懂“大腦皮層”以及“卡路里”之類，除了對於飲食功能之最全面、最簡潔的論述之外，我最欣賞的其實是他對飲食的那種“而已矣”的態度。事實上，這種理論和態度看起來十分西化，難怪有中國思想史家懷疑翟墨先生既不是魯華人也不是宋人，而是一個來歷不明的“外華人”。
人為什麼要吃飯？為什麼不僅要把飯吃飽，還要把飯吃好？聰明的，你告訴我。
這就是新的問題：不吃會死，吃了卻又吃不好，後果同樣是可大可小。也就是說，別以為有口吃就可以得過且了，如果吃的質量不能得到保證，人也會鬱悶，會不爽。就像V·伍爾夫所說的那樣：“假使一個人吃飯吃得不好，他就不能好好地思想，好好地戀愛好好地睡覺。”
所謂人類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與飢餓做鬥爭的歷史，就是在黑暗中摸索食物並且用心用嘴去分辨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哪些好吃、那些不好吃的歷史。劉別謙有一部電影名叫《俄宮豔使》，裡面有一幕，講一個蘇聯女幹部在巴黎的一家餐廳吃飯，老闆前來她點菜，殷切地問道：“小姐，您想吃些什麼呢？”
女幹部答道：“我只要青豆和馬鈴薯。”
老闆：“就這麼簡單嗎？”
女幹部：“簡單就好，你知道，像我們這樣的人，是不大把心思花在食物上的。”
老闆問：“不花心思食物上，那你的心思都花在什麼地方？”
女幹部答曰：“我們這些人，關心的是人類的未來呀！”
老闆聞罷，大笑道：“喔，你說人類的未來啊，那不就是好吃的食物嘛！來，我親自為你安排，準備吃一頓美好而豐盛的午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