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捲入一戰，主要因為它是大英帝國的屬國。

對德國、奧匈帝國的宣戰宣告，是由印度總督哈丁覺（Hardinge）爵士簽署的。開戰之初，英國沒有想過需要印度的幫助。但很快英華人便意識到，若想取勝，就必須動員他們所有的資源。

一、印度參戰的對價，是印度的自由

為了確保印度的支援，英國政府口頭答應最終會將政治權力移交給印度人。

印度精英熱誠地迴應英華人的求援召喚。布彭德拉·巴蘇（Bhupendra Basu）在1914年寫道，戰爭爆發以前，印度內部紛爭不斷：

“然後，這場歐戰爆發了。突然間，所有的懷疑和猶豫、所有問題都一掃而光；只存在一種共識，那就是在目前英國的危急存亡之秋，印度要與英國同舟共濟。一個巨大的機會已經來臨，即印度要藉此機會要求在帝國內的平等地位，並證明它值得擁有這一平等地位。”

印度人願意在戰爭中做出犧牲。著名政治家、印度國大黨主席辛哈（S.P. Sinha）在1915 年說：

“我們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大戰，這場戰爭給印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他希望英國能夠因為印度做出的這樣大的犧牲而准許其自治。有些印度人甚至走得更遠，宣稱在這次戰爭中，“印度的心和靈魂都與大不列顛在一起了”。

1914 年12 月，戰爭爆發僅僅數月，印度國大黨即透過決議，向“英王陛下及其人民”轉達他們“對王室的無限熱愛，對英印關係堅定不移的忠誠，以及面對所有危險不惜一切代價與帝國共進退的決心”。

幾乎所有著名印度政治家都支援為參戰進行的軍事招募。一個最出人意料的支持者是甘地（Mohandas K. Gandhi）。他當時年近五十，剛從住了二十年的南非回來。在那裡，他為當地英國治下的印度人爭取平等公民權利，贏得了鬥士美名。當戰爭開始時，他剛好經過倫敦回印度。甘地決定“為祖國和大英帝國效力”，並率先在英國印裔居民中間組織了一支救護車醫療隊。回到印度後，他主動要求為印英軍隊招募士兵。他曾給殖民地政府一位官員寫：

“我打算做點真正的戰時工作。我想，假如能讓我擔任您的招募機構主管，我保證士兵會源源不斷而來”。

甘地

英國官員並沒有把甘地的招募計劃當一回事。雖然甘地沒有提供多少實質性的支援行動，但他對英國戰事表現出的熱忱十分明顯。當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要求甘地支援她的印度自治運動時，甘地的態度很清楚。他拒絕了請求，並說：

“你不信任英華人，但我不認同這樣做，我不會在戰爭期間參與任何反英活動。”

甘地對一戰及大英帝國的態度，反映出他滿懷希望與幻想：“如果印度全力支援英國的戰爭，戰爭結束後，印度將會得到一個自治政府。”

甘地並非唯一這樣想的人。印度人巴爾·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也認為戰爭是通向自治的大道。這位“印度最有影響力的人”曾被關在曼德勒監獄六年，於1914年6月獲釋。他致電英王，保證全力支援戰爭。

像提拉克一樣，很多民族領袖都全力支援招募印度人入伍，因為他們看到這是證明印度人對帝國的價值及忠誠的機會，進而能確立他們作為公民的平等權利。

巴爾·提拉克

戰爭爆發後，印度的自治運動開始蓬勃發展。運動的組織者安妮·貝贊特宣稱：“印度忠誠的對價就是印度的自由”。為了推動自治運動，巴爾·提拉克首先在1916 年成立了自治聯盟。提拉克與貝贊特是這個運動的主要策劃者，目的是為了從英國政府獲得實質性的政治讓步。安妮·貝贊特在其《印度的忠誠

與英國的責任》一文中說：

“當戰爭結束時，我們毫不懷疑女王會在她的胸前佩戴‘在帝國範圍內自治’的鑽石獎章，作為對印度光榮地保衛了帝國的獎賞。”

許多印度人相信，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印度人肯定能夠“合法地參與到自己國家的行政管理當中”。

安妮·貝贊特（1847年生於英國倫敦）

二、禁止英國女護士接觸印度傷兵

印度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麼多印度人奔赴海外，去幫助宗主國打一場重要的戰爭。

對在法國的印度士兵及勞工來說，生活是不容易的。1917年12月27日，一位印度勞工從法國寫信說：“你問冷不冷？下次見面我會明白地告訴你法國的寒冷是什麼樣的。現在我只能說，大地是白色的，天空是白色的，樹是白色的，石頭是白色的，泥巴是白色的，水是白色的，吐出的痰都會凍成一團白色的小硬塊。”

寒冷的天氣固然是個挑戰，遍佈歐洲的種族歧視更讓人難以忍受。

印度人在前線深受英國軍官的種族歧視及不公平待遇的折磨。士兵因不吃牛肉或其他習慣而受到譏笑。英華人普遍認為“印度人天生低劣”，軍官輕蔑地對待印度勞工，並用“黑鬼”“黑怪”等蔑稱招呼他們。下級軍官對印度人的蔑視極少得到制止。

英國的步兵多半“從聯合王國最貧窮的地區招募而來，65% 的人沒有達到一個11 歲英國男孩應有的標準教育程度，以至於一名當時的精神科醫生稱他們為‘廢物和傻瓜’”。他們隨時用暴力對待印度平民，聲名狼藉。甚至德華人也落井下石，在宣傳機器中大肆攻擊英華人在一場白人戰爭中使用了“殖民地野蠻人”。

一戰期間，印度士兵練習使用防毒面具

駐法印度勞工團團長顧問安普希爾勳爵（Lord Ampthill），曾努力想要把印度勞工歸為士兵（軍事人員），好讓他們感覺自己是以一個光榮的身份工作，也提醒公眾記住印度一直是歐洲戰場的一分子，但這種努力沒有成功。安普希爾強調他們工作負荷過重，非常需要休息，需要人們對他們的付出做出肯定。他還報告了印度人在家信裡抱怨：

“（我們）被當作動物一樣對待，完全沒有人關心……沒有任何人對我們所做的一切表示過稱讚。”

到1918年初，大部分印度勞工都無意延長合約，只想回家。但他們的歸國行程被推遲了。勞工很不樂意。1918年3月到12月間，印度勞工團隊伍至少有十二宗罷工記錄。集體抗議行動的主要訴求是拒絕續簽新合同。他們力求讓更多的人站在他們一邊，支援他們回家的要求。

在英國，印度士兵一到達，馬上就有命令下達，限制他們的行動自由以及與異性接觸，白人女工也受到同樣的限制。確實有很多印度男性和法國婦女親密交往。目睹印度士兵與西方婦女的浪漫關係，英華人擔心這是對白人聲譽的威脅，“（女性）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身體”的性關係，暗示著“歐洲人的墮落和道德敗壞”，會“危及歐洲統治的聲望和精神”。所以政府及軍隊都特別限制印度人與白人社會接觸。

用當時人的話來說，英國當局認為印度人和英國女工性慾都很強，可能會因此相互吸引，違背家庭及民族價值觀，造成異族混血兒的出生，並最終導致種族退化。

為了將印度男性與白人女性隔離，除了少數例外，英國當局禁止英國女護士接觸受傷的印度軍人。政府規定負傷的印度人只能到英國南部海岸的一個特定醫院區醫治。但人們對那裡是否要僱用白人女性護士爭論起來。政府的解決辦法是女護士只能擔任監管職位，並規定印度人去倫敦必須透過參加高度組織化的庫克旅行團。英國白人士兵則從來沒有受到過這種限制。

1915年，在英國布萊頓休養的印度傷兵

三、在異域對故鄉有了新的認知

基督教青年會獲准為印度勞工和士兵組織娛樂活動。

根據1915年11月5日基督教青年會官員的報告，當印度人到達法國時，工作人員經常看到他們極度想家，幾個人一群地擠在一起取暖，悽楚地談論敵人力量之強及前線最新的傷亡訊息。與家鄉失去聯絡、極少通訊來往，自然使他們的情緒消沉低落。

在法國寒冷的冬天，為防止他們在馬賽找妓女，基督教青年會每晚在營地放映印度傳統的馬拉地語舞臺戲（tamasha），400 到600 名士兵聚在一起，一邊圍爐取暖，一邊欣賞騎兵賓士或旅行景色的影片。其中也有熱情的法國諧星麥克斯·林德（Max Linder）的喜劇，他的法式幽默似乎很令印度人滿意。

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印度人對自己正在參加的這場戰爭所知極少，頭腦中對歐洲地理也一片空白，地圖對很多人來說還是新鮮事物。據印度民政事務部的沃爾特·勞倫斯（Walter Lawrence）的近距離觀察，印度人“對於敵人是誰或這場戰爭究竟是怎麼回事並不清楚”。

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也幫勞工寫家信、給他們讀家裡的來信。印度人是書信高手，在1915 年3 月間，除非因為戰鬥或行軍的耽擱，印度人一星期寫了一兩萬封信。有空的時候，勞工會一整天都聚集在基督教青年會搭建的小棚子外，請印度幹事在裡面幫他們寫信。

由於在法國的印度人寫了大量的信，有時一個月達三萬封之多，一位英國檢查員終於發出抱怨：“我的工作本來是優哉遊哉的，你們這些傢伙卻把它變得沉重不堪。”這些家信各式各樣，但幾乎所有的信裡都避免發牢騷。它們大都是同一個格式：“我很好。吃穿都不錯。天氣有些冷。”

對西方國家的直接觀察以及給家鄉人寫信，幫助身處異國他鄉的印度人思考他們的身份，思考印度是什麼國家，並使他們對自身和故鄉有了新的認識。一個士兵寫信給家鄉的朋友：

“告訴女人們要像男人一樣勇敢。我驚訝地發現法國女人這麼漂亮，竟然比男人更振作、更有膽量。她們甚至準備拿起武器參加戰鬥。我的母親和妻子也應該這樣有勇氣。”

另一個印度人認為缺乏全民教育影響了印度並對之抨擊。他意識到法國擁有文明的優勢，因為：

“這個國家的習慣是，當孩子五歲時就送他去學校……他們看起來比我們優越完全是因為教育。學習有極大的好處。此外，我們讓用人做粗活的習慣也毫無益處。這裡的人親自做粗活，不會因為勞動而感到任何羞恥，而我們的人則會陷於要命的恥辱中不能自拔。如果我們所有的事都由自己來做，不論對自己還是對政府都將有極大的好處。”

同歐洲相比，印度的生活在很多士兵心中都是一種打擊。有些人在家信中表示在戰爭結束後更願意留在歐洲，也的確有許多人最後留居在了英國。印度人對法國社會的觀察，迫使他們對自身的生活做出反省。一名錫克士兵發現在法國丈夫和妻子的地位更平等，便寫信給祖父：

“我很清楚在我們國家一個女人不會比一雙鞋更值錢。正因為如此，印度人低人一等。我觀察歐洲，不禁為印度深感悲哀。在歐洲，不分男女老少每個人都受過教育。男人打仗，女人工作……你應該讓女孩也像男孩那樣接受教育。”

一封來自布賴頓醫院的家信裡這樣寫道：

“在自己家裡也不可能得到這樣的服務，就算是貴族也不可能。牛奶，肉，茶，蘋果、梨、橙等水果，甜品，還有盡善盡美的床鋪，簡直無法形容。這些都不是夢，與其他地方相比，這個國家就是天堂。”

遠赴歐洲的印度人思想發生了變化，他們對東西方文明有了新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戰加快了印度政治和社會的轉變——這原本可能需要好幾代人才能完成。

巴格達火車站的印度軍隊

四、120萬印度人投入一戰

在亞洲人當中，只有印度人與越南人直接參加了歐洲戰場的戰鬥。雖然印度處於大英帝國成員的最底層，官方檔案中常以“自治領及印度”並稱，但事實上，印度為英國戰事提供了最多的人力，也比其他殖民地和自治領貢獻了更多資源。

在整個戰爭期間，1069名印度醫療隊軍官、1200名護士、2142名外科醫生的助手及副助手，以及97名隨從被派遣到不同的戰場。約120萬印度人——其中80萬人是戰鬥軍人——在法國、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與殖民地主人並肩為帝國而戰。

隨著戰爭的延續，帝國加在印度經濟上的負擔也不斷加重。印度人要承擔海外駐軍的費用，包括提供軍服和裝備。據官方統計數字，直接投入戰爭的現金是1.462 億英鎊，而間接支援的金錢和物資數額同樣龐大。舉例來說，印度運送了172815 頭牲畜、3691836 噸物資。印度也發售戰時債券，募集了數額龐大的資金，並全數交給英國政府。戰爭不但消耗了印度大量的人力、財政及物質資源，也帶來了沉重的徵稅、戰爭負債以及高壓政策。

英屬印度軍隊在世界各地，包括法國、比利時、加里波利、塞薩洛尼基、巴勒斯坦、埃及、蘇丹、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和紅海沿岸、索馬利亞、喀麥隆、東非、伊朗、裡海東部和華北作戰。印度一共為英國的戰爭投入提供七支海外遠征軍。僅在法國的戰鬥部隊便有85000 人，分別由1500 名英國軍官指揮，另有26 000 名印度非戰鬥人員直接為他們提供服務。

印度人一加入戰爭，就引起許多英華人對其軍事價值的質疑。有些英國作家及軍官認為，沒有白人軍官的帶領，印度士兵“便如失去牧人的羊群”。首相勞合·喬治就懷疑印度人永遠沒有能力管好自己。他從未到過印度，對它也沒有多少了解，但以他那個時代不假思索的成見，認為印度人與其他棕色面板的人種一樣是劣等民族。一名英國軍官認為，從種族事實出發，印度人是西線戰鬥人員中的渣滓。

一百年已經過去，關於印度人對一戰的貢獻仍存在大量爭論。權威著作《牛津大英帝國史》（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將印度部隊視為“失敗”。學者大衛·奧米西（David Omissi）指出印度人的貢獻從整體來看“不佳”。帕拉迪普·巴魯阿（Pradeep Barua）描寫了“印度部隊如何在隊伍潰散後逃離戰壕的恐怖”。不過格林哈特（Greenhurt）提醒我們，“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第一個完全工業化的戰爭，而印度士兵則是前工業文化（以及）文盲農民的產物”。考希克·羅伊（Kaushik Roy）將1914年到1915年印度人在法國的出現形容為“枝梢末節”。而莫頓·傑克（Morton Jack）則認為，對印度軍團不斷增多的批評來自“1915年晚些時候就將他們從西線撤離了，因為他們力量太弱，無法再堅持下去”。

但我希望人們注意一些與此看法相反的事例。印度軍隊很早就介入戰爭，1914年10月23日到11月5日，他們在比利時伊普爾（Ypres）直接加入戰鬥。從1914年11月中旬到1918年2月，印度步兵的作戰任務主要是防守前線。1914年聖誕節前的七個星期，印度兵團在英國遠征部隊防線最南端的法國新沙佩勒村旁邊防守。當英軍在1914年開始潰敗時，印度軍隊決定加入戰爭受到人們的熱烈讚揚。寇松（Curzon）侯爵宣稱：

“印度遠征部隊真的是在最後一刻到達。開戰才幾個星期，各國當局上上下下都公開承認戰爭的殘酷，血流成河，印度軍隊的到來既挽救了協約國，也拯救了文明。我記得這是弗倫奇勳爵（Lord French）對我特別強調的。”

印度騎兵從1914年冬一直戰鬥到1916年春部隊解散為止。1915年新年除夕，《曼徹斯特衛報》刊登了一則官方宣告，標題為《印度人的撤退—有關他們在法國服役的事實》。報道寫道：“他們已經離開法國，帶著值得驕傲的記錄……事實是（他們）做了所有我們可能有理由期待的事，（並且）他們在最完全的意義上證明了自己是頭等兵。”威爾考克斯在1917年很自信地說，“我出色的印度士兵不必擔心歷史學家筆下對他們的評價”。當然，印度士兵有時會逃走，有時被打敗，但正如莫頓—傑克所寫的，“印度人逃走不是因為他們是印度人，而是因為和歐洲人或非洲士兵一樣的理由：他們都是人。印度人當然不喜歡炮火和戰壕戰，誰會喜歡呢？”

印度部隊被撤出西線是事實。有人認為，重大傷亡、士氣低落及對使用非白人士兵決策的懷疑等因素，導致1915 年底將印度人從西線永久撤離。但莫頓·傑克最近指出：“印度兵團被調離西線是因為其他地方需要他們去作戰，而不是因為他們在那裡能力不夠。”雖然經歷了許多挫折、艱辛及困難，但印度人確實作戰英勇。莫頓·傑克認為，“事實上，在第一次伊普爾戰役中，當地軍隊開始依賴印度軍隊，相信他們不會失敗。也許印度軍隊沒有完全僅靠自己‘挽救’了英國遠征軍，但他們是整個救援行動中的關鍵環節，沒有他們，遠征軍和協約國將會遭受災難性的損失”。

根據一項資料，派往美索不達米亞的印度士兵共有302199人，其中15652名陣亡，31187名受傷。印度派往埃及的有104419人，其中3513人陣亡，8001人受傷。前文提到，在法國有86382名印度人在西線作戰，其中4844人陣亡，16297人受傷。在派往東非的34511人中，2460人陣亡，1886人受傷。在派往波斯灣的24451人中，368人陣亡，210人受傷；在亞丁的17573名印度士兵中，455人死亡，566人受傷。在加里波利及塞薩洛尼基的9717名印度士兵中，1618人死亡，3669人受傷。綜上總計，一戰期間一共有579 252名印度士兵在各個戰區作戰，總共有29010人戰死，61916人受傷。另一份資料指出印度部隊在不同戰區因各種原因而死亡的人數為53486人；士兵死傷人數為106600人，佔戰前陸軍戰鬥力量的半數以上。還有印度勞工。他們在法國服務到1918 年底，有1500 人死在執行任務中。

歐洲英屬印度軍隊的總司令詹姆斯·威爾考克斯（James Willcocks），1917 年曾在《布萊克伍德雜誌》（Blackwood’s Magazine ）上撰文：

“（不列顛）人民欠印度軍人一筆極大的恩情債，……他們在最後一刻到達，沒有人對他們提出任何要求，他們從那糟糕的已經收縮的防線進入自己的陣地，為我們勇敢的戰士緩解了幾乎再也無法忍受的壓力。”

威爾考克斯在離開印度軍團之前，向白金漢宮報告說：

“事實是，印度人做得非常好，超出了我們所有的期望。他們經受住了長期的考驗，永久地標誌著他們配得上印度國王賦予他們的這身軍服……他們為英國慷慨無私地獻出了生命、健康及最寶貴的理想。一個人還能付出比這更多的嗎？”

詹姆斯·威爾考克斯

五、期望越高代價越大，幻滅也就越深

1964年《劍橋印度史》再版時宣稱：“要評價一戰對印度的影響，可能是最聰明的人也無法釐清的難題，因為這個問題仍未弄清。”五十多年以後，我們仍然不能就一戰對印度社會的全面影響寫出明確的結論。但有一件事是明確的：一戰顯然在政治上激勵了印度人。一戰打開了印度人的視野，使他們看到了外部世界，並允許他們有夢想，開始懷抱崇高的期望

幾乎所有傑出的印度政治家都支援英國的戰時招募活動，很多人把對戰爭的支援與取得同大英帝國公民一樣的平等地位聯絡在一起。他們希望一旦戰爭結束，英國就會報償印度人，讓他們在自己的政府中有更大的發言權。戰爭喚醒了他們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獨立思想。

尼赫魯後來說，印度政治直到1914 年以前都處在“平淡乏味”的狀態。然而當戰爭爆發後，印度國大黨主席巴蘇宣稱“我們的時候到了”，他的目標是自治。另一位有影響力的印度政治家辛哈，也敦促印度人追求同一個目標：“唯一能滿足印度渴望的自治形式，就是林肯總統簡短有力的‘民有、民治、民享’，一樣都不能少。”但甘地採取了漸進的方式，他告誡說：“戰爭仍在進行，不施加壓力更合適、更有遠見。”

戰後的英國政府，顯然也意識到了這種危險性。他們把每一個印度人都看作潛在的民族主義者或革命者。一戰期間，英國的印度情報頭子查爾斯·克里夫蘭（Charles Cleveland）秘密指示所有印度口岸的移民官員：

“從美國或加拿大回來的每一個印度人，不管他是勞工、藝人還是學生，都必須被當作可能的革命積極分子，或者至少是革命黨的同情者。”

1919年，英軍在印度製造了“阿姆利則慘案”，造成至少千餘人死傷。圖為慘案發生地札連瓦拉園內牆上留下的子彈痕跡。

對印度陸軍的阿瑪·辛格（Amar Singh）上尉來說，一戰中的軍事生涯給了他“表達自己的榮譽感和民族感”的機會。印度士兵能夠與歐洲軍隊並肩作戰使他非常滿足。他期待戰爭的結果是印度的地位得到提升，而這也是印度有識之士對戰爭的共同看法。1915 年10 月，阿瑪·辛格在日記中寫道：

“無論發生什麼，他們（士兵們）一定要看到，印度的光榮都寄託在他們身上。戰後印度將得到巨大的優惠，這是她用其他方式所得不到的——至少在未來幾年不行。”

戰爭期間，有幾個革命者試圖在孟加拉與旁遮普兩省組織對抗英國的暴力行動，舉行起義，但沒有得到群眾的同情和有力支援。而且，他們的行動很容易就被安全部門挫敗了。據一項估計，戰爭期間有46 名革命者被審判並處死，另有64人被終身監禁。到1919年，儘管自治要求已經深化，但大部分自治運動者的目標仍是在帝國框架內進行改革——英帝國內的印度自治——而非挑戰帝國本身的合法性。

戰時英國給予印度更多權利的口頭承諾，以及協約國的宣傳宣告，都進一步鼓舞了印度的民族獨立夢想。可是當戰爭結束後，英國政府透過《1919年印度政府組織法》，決定保留主要權力，印度政治家幾乎什麼都沒有得到。在之後的巴黎和會上，印度的所得也微乎其微。英國背棄了對自治的承諾，在戰後恢復了高壓政策。德里出版家昌德在重印的《劍橋印度史》裡說：

“雖然印度為勝利事業做出了那麼大的犧牲，但戰爭的謝幕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劍”。

憤怒的泰戈爾在1919年5月30日寫道：“人民心中充滿痛苦，義憤填膺，……榮譽的勳章在這種上上下下的侮辱中，使我們受到的羞辱格外刺眼。”他因此放棄了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英王授予他的“爵士”稱號。

戰爭給太多的人帶來了太大的希望，結果是希望的破碎太過殘酷。印度沒有得到和平、自由或自治，而是持續鎮壓的屠刀。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印度人帶來了廣泛的幻滅。

自本文摘選自《亞洲與一戰：一部共有的歷史》，徐國琦/著，尤衛群/譯，理想國出品，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已獲授權。大小標題系編者所擬。

作者簡介：徐國琦，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著名國際史和跨國史學者。已出版多部專著，代表作有：《中國與大戰》《一戰中的華工》《華人與美華人》《奧林匹克之夢：中國與體育，1895—2008》等。

印度從未“派出”任何人“參加”一戰！

一戰時，英國在其殖民地印度地區，組織了印度人軍團，加入英國軍隊參戰！

一戰主戰場在歐洲，說起印度參加一戰聽上去感覺不可思議，但事實上，印度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作為日不落帝國“王冠上最耀眼的寶石”，英國近代參與的各種戰事幾乎都有印度的身影，當年在華劫掠的英軍中，有很多印度人。而英國參加一戰的時候，參戰士兵之中也就有了大量的印度人。

看上去，一戰似乎與印度人沒啥關係，但是印度卻派出百萬人以遠征軍的形式參與到了其中，成為當時英軍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為了引誘印度參加，英國給印度畫了個很大的餅，只不過最終這個餅停在了紙上，並沒有實現。

其實，印度願意幫助英國，就是因為他們想要獲得自由，但是又不願讓英華人徹底離開，而這種矛盾的心理被英華人所利用。

薩拉熱窩事件之後，一戰的烽火在歐洲徹底點燃，雖然遠隔萬里，但是英國與印度之間的聯絡實在過於緊密，一戰發生之後，由於連鎖反應，使得印度也開始物價飛昇，餓殍遍地，大量的印度民眾苦不堪言，越來越多的印度人希望脫離被殖民的命運，獲得自治。

而當時的德國，也在暗中支援這些活動，他們認為把英屬印度這一“英帝國的奶牛”弄亂，對於他們削弱英國的實力是非常有利的，只不過，德華人實在高看了印度人的志向，也實在低估了印度人對英華人的感情。

英屬印度存在著一種非常矛盾的現象，那就是他們既希望獲得自治與自由，但卻又不想徹底擺脫與英國之間的聯絡，所以更多的印度人，對於當時陷入一戰的英國，還是以支援態度為主，希望儘自己所能幫忙，由此換取英國同意印度自治。

而英華人當然也很清楚這一點，直接答應了下來，口頭承諾將會在一戰結束之後把權利移交給印度，於是，印度的精英群體們開始忙活起來，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來幫助當時的英國。

1914年，一戰開始後季合約，印度國大D通過了相關決議，向“英皇陛下與他的臣民們”表達“對王室的無限熱愛，對於英國印度之間關係堅定不移的忠誠，以及面對所有危險不惜代價與英國共進退的決心”。甚至連一向自詡為印度的自由拼搏的聖雄甘地，當時也成為讓印度出兵援助英國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當時的甘地決定“為祖國與大英帝國”效力，並且率先在英國的印度裔群體中組建了一支醫療救護隊，還主動為英國在印度招募士兵，同時，甘地直言：“我不會參與任何戰爭期間的任何反對英國的活動。”

甘地滿懷希望，如果印度全力支援英國的作戰，那麼戰爭結束之後，印度可以獲得自由，而像甘地這樣的印度人還有很多，正是因為大多數的印度人都這麼想，認為他們的“忠誠”能夠換來自由，所以才有了一戰時，印度人對英國不遺餘力的支援。

為了幫助英國，印度可謂傾其所有

原本受到英國殖民掠奪數百年，印度早已虛弱不堪，但是即便如此，印度還是放血掏髓地去幫助英國，一戰期間，印度一共向海外派出七支遠征大軍。

第一支大約15萬人，主要派往法國與比利時，參與當時的索姆河之戰、福樂斯之戰、坎布里之戰等等；第二支大約1萬人，主要派往東非地區；第三支大約4000人，同樣派往東非；第四支大約40萬，主要派往兩河流域進行作戰；第五支人數不詳，由印度當時兩個師團帶頭，主要負責保護蘇伊士運河；第六支大約1.6萬人，主要派往義大利戰場；最後一支是派往各個地方的大量輔助人員。

除此之外，印度在整個一戰期間，想英國提供了18萬頭馬匹駱駝等大牲口，22萬噸的大米、13萬噸麵粉、3.5萬噸蔗糖、60萬噸木材，還有其他大量的相關物資。而當時英國相當多一部分的軍需也都是在印度進行生產。

印度如此付出，最終得到的卻令人唏噓咋舌

一戰結束之後，根據不完全統計，印度派出的大軍之中有7萬多人身亡，近7萬人重傷，1萬人失蹤，各種經濟方面的損失無法估計，單單是無償獻給英國的物資總額，就超過了1.4億英鎊，而這筆錢在當時，並非是一筆小數目。

戰時，英國的《泰晤士報》對印度各種讚賞，稱讚說“印度的熱情征服了英國”，然而在戰後，英華人果斷翻臉。戰後，印度依舊還是英國的一部分，非但沒有如願獲得自治，反而英國還強行通過了《羅拉特法案》，印度總督的許可權進一步強化鞏固，可以不經過法律程式逮捕任何涉嫌叛英的人，英國要以此來壓住印度想要單飛的心思。

1919年，印度發生了大規模抗議，隨即換來的就是英國的開火，共有1499人失去生命，上千人受傷。

如果說印度真的在不遺餘力支援英國之後獲得了什麼，估計也只有英國頒發給11名印度士兵的維多利亞勳章，還有，印度獲得了 國際聯盟的原始成員國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