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繼漢朝之後的又一輝煌的時段。
唐朝與漢朝頗有其相似之處。漢唐盛世，皆文治與武功並茂。漢之武功，主要為經略西北，開通西域道路，使西域諸國內屬；唐之武功，也多建樹於西北，北滅東突厥，西伐西突厥。文治方面，漢唐兩朝均有許多創制為後世所本。漢唐兩代的學術與文藝亦有相似之處。漢代儒學昌盛，儒術獨尊，儒學傳授呈現新氣象；唐代詩歌一枝獨秀，成為一個時代文學作品的代表。著名詩人輩出，名篇千古傳誦，詩歌創作融入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漢唐的社會風氣也頗相似：漢唐盛世皆富於活力，及其衰也，則百病叢生。漢末之衰亂，有宦官、州鎮割據之禍；唐末之衰亂，亦有宦官、藩鎮割據之禍。兩朝治亂之跡，如出一轍。
漢朝以秦朝為前奏，以三國為尾聲。秦乃七國之亂到兩漢盛世的過渡。唐朝以隋朝為前奏，以五代十國為尾聲。隋乃兩晉南北朝動亂到大唐盛世的過渡。
秦歷二世，統治天下十五年。隋歷三帝，統治全國三十八年。兩朝壽命相加僅五十三歲。漢朝共歷二十四帝，統治四百餘年。唐朝歷二十帝，統治近三百年。兩朝相加將近七百年。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統一中原、自稱始皇帝，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儀退位，共歷2133年。漢唐兩朝幾乎佔了三分之一。
一、四 大 統 治 集 團
西晉末年以來，五胡亂華的結果是新華族的形成。這種在北方形成的華族有別於南朝的舊華族，是由於其中注入了胡人（主要是鮮卑族）的新鮮血液，從而增強了華族的活力，陶冶了華族的氣質。
北朝漢人與胡人的區別側重於文化，而不在血統。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宇文泰建立的關隴集團是西魏北周政權的核心。宇文泰為西魏大丞相，擁北魏孝武帝與東魏高歡相拒。為了與高歡作戰，宇文泰把隨其流入關中地區的原北方邊鎮戍兵、鎮民編為六軍，由六柱國（大將軍）分領。次年被東魏戰敗，又把關隴地區的私人武裝（部曲）與地方武裝（鄉兵），收編為十二軍，“籍民之有材力者為府兵”，建立了府兵制。
府兵制帶有部落兵制的殘餘痕跡。為了迎合屬下官兵對早期鮮卑族部落兵生活的嚮往，宇文泰命令漢族部將襲胡人姓氏，所將部屬也改從主將的胡姓。“以一軍事單位為一部落，而以軍將為其部之酋長”。六軍象徵六大部落，而宇文泰初起時恰似部落聯盟的軍事首領，與其他柱國處於同等地位。軍士由各級將領統率，另立戶籍，與民戶有別。府兵在形式上成了胡化了的漢人。
隨著府兵制度的逐漸形成，曾淪為半奴隸的北方邊鎮軍民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從而提升了府兵計程車氣與戰鬥力。
侷促於一隅之地的宇文氏，之所以能與高氏相抗衡，成北朝東西並峙之局，終能併吞北齊，完全是因為掌握了這支軍隊。宇文泰統率的六柱國及十二大將軍構成了關隴集團的核心，也構成了西魏北周兩朝廷的中樞。
這個胡漢並存而以胡族為主的軍政集團“匪獨物質上應處同一利害之環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習”。（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蘇綽輔佐宇文泰募仿周禮建立的制度，
“陽傅周禮經典制度之文，陰適關隴胡漢現狀之實”。（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關隴現狀是以胡人與胡文化為主，也就是保持著胡人的部落特質，而不漸染漢化。關中本位政策的主要內容就是府兵制。
關隴集團在西魏、北周時期宰制關隴地區。李唐繼承其遺產，並擴充之，以統治全國。唐太宗李世民為關隴集團之代表人物。
李世民之妻為長孫氏，其母為竇氏，其祖母為孤獨氏，均為胡族。李世民雖為漢族，但母系血統卻在胡族裡，尤如今日混血兒。
胡漢並存而以胡族為主的關隴集團，到唐代前期轉變為漢胡並存而以漢族為主。
速據關中，割據關隴，乃李世民堅持之結果。617年（隋大業十三年）李淵率大軍西上，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以拒。會久雨糧盡，李淵與裴寂議，且還太原，以圖後舉。
李世民說：“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遇小敵即班師，將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為賊耳，何以自全？”李淵拒不採納他的主張，促令出發。李世民號泣於外，聲聞帳中。李淵召問其故，世民對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必克，退還則必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須臾而至，是以悲耳！”李淵乃悟而止。（《舊唐書·太宗紀》）
是年十一月攻佔長安，在關中站穩了腳跟。次年五月，李淵在長安稱帝，改國號唐。
唐初關隴集團的核心便是李唐皇室及佐命功臣。
唐代自高宗（650-683年在位）至玄宗（712-756年在位）為文治武功極盛之世，其時取代關隴集團宰制全國的最高統治集團為李武韋楊婚姻集團。
所謂李者，即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以及李唐皇族；所謂武者，即武則天及武氏家族，如武三思、武承嗣等；所謂韋者，即中宗皇后韋氏及其家族；所謂楊者，即楊隋皇族之後裔，如武則天之母楊氏，又如玄宗元獻皇后楊氏，都出自弘農楊氏家族。而楊隋皇室自稱弘農楊氏之嫡裔。
李、武、韋、楊四大士族，透過聯結婚親而結成宰制全國的統治集團。
士族，實為統治集團內部形成的一個特殊階層。從東漢末年到隋朝，門閥顯族世居高官，把持朝政。幾十家士族始終擔任五品以上高官，少者百餘年，多者三四百年。
士族，又稱世族、氏族、望族、高門、甲門、著姓、右姓，多稱“門閥世族”，以強調其家族世代為官，而稱“士族”則表明其家族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
東漢以來的大姓與漢末湧現的名士構成魏晉士族的基礎。魏晉以後，“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也就是說，士族的身分須得到朝廷的認可。“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朝廷在選拔官員、士族在聯結姻親之前，都要先看族譜以確定其出身是否士族。
士族與庶族之間有嚴格的劃分標準。一般來說，累世官宦為首要條件，門閥顯耀即現任官職則是第二個條件。那麼，累世幾代、本人居官幾品以上，才可廁身士族呢？北魏孝文帝時規定的標準是“居官三世”，現任官職在五品以上。
南北分裂時各地士族雄雄鄉里，各自修譜，往往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唐人柳芳按地域、民族，把士族分為以下幾類：
東晉南渡“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肖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首之。”（《新唐書·柳衝傳》）
入唐以後，士族權勢大為削弱，“名雖著於州閭，而身未免於貧賤”。“僑姓”早已沒落，“吳姓”逐漸衰落，“虜姓”也非昔比，山東“郡姓”亦“累葉陵遲”或“全無冠蓋”，再也沒有人身居高官了。
唐太宗下令“遍責天下譜牒”，“考其真偽”，剔除以偽充真的庶族，並“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而不考慮祖先歷任官職的情況。按照這個標準修訂的《氏族志》，收入二百九十三姓，姓分九等。“九等之次，皇族為上之上，外戚為上之中”。以官爵排列門第等級，打破了以往純以郡姓作為門第等差的舊傳統。從此，隨著舊士族逐漸衰微，新士族漸趨抬升，從而形成了一個以宗室與勳臣為主體的新統治集團。
這個“牢固之複合團體，李、武為其核心，韋、楊助之粘合，宰制百年之世局”。（陳寅恪《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
高宗李治“本庸懦之主，受制於武后”，故這個婚姻集團的核心人物是武則天。
武則天像
武氏並非出身於士族。其父雖為開國功臣，卻無緣躋身於名門望族。唐太宗修《氏族志》也沒有把武氏列入。659年武則天，以高宗的名義下令改《氏族志》為《姓氏志》，完全按官品劃分等級，“以後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
武則天一身而兼多任。首先，她是高宗之妻、中宗睿宗之母、玄宗之祖母、肅宗之曾祖母。
其次，她的外家武氏家族有五人“尚主”，即高宗女下嫁武攸暨，中宗女新都下嫁武延輝、永泰下嫁武延基，安樂下嫁武崇訓，後嫁武延秀。也就是說，武氏家族有五人為高宗及中宗諸女夫婿。此即“混合李、武兩家為一體”。
再次，她的孃家楊氏，為關中六大郡姓之一，與楊隋皇室同宗不同房，系出自弘農楊氏觀王楊雄一房。楊雄為隋朝“四貴”之一。雄弟達，累任尚書、侍中，楊氏即達的女兒，後被武則天追尊為“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武則天因而為太宗納入宮中。
第四，韋氏是中宗之妻，也是武則天的兒媳。
武則天“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內，因欲消滅唐室之勢力，遂開始施行破壞此傳統集團之工作，如崇尚進士文詞之科破格用人及漸毀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關隴集團……自身本已逐漸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壞，遂致分崩墮落不可救止。”（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關隴集團融胡漢文武於一體，“文武不殊途”、“將相可兼任”。李武楊韋集團與之不同，“將相文武蕃漢進用之途……分歧不可複合”。也就是說，宰相必由翰林學士中選出，邊鎮大帥之職舍蕃將莫能勝任。
玄宗天寶末年爆發的安史之亂，導致統治全國130餘年的李唐王朝頓形衰落，從此一蹶不振。疆土之內，除擁護李氏皇室的區域外，在今河北地區存在著割據一方，不受朝命也不輸貢賦的河北三鎮，即盧龍、成德、魏博三個藩鎮。
藩是保衛，鎮指軍鎮。玄宗在位期間，為防止周邊各族的進犯，大量擴充戍邊軍鎮，設立節度使，賦予軍事統領、財政支配及監察管內州縣的權力。其中北方邊鎮的權力集中尤為顯著，經常以一人兼任兩三鎮節度使。安祿山即憑藉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而發動叛亂。
安史之亂結束後，朝廷為了籠絡原屬安史的降將，先後以賞功為名，授以節度使稱號，由其分統原安史所佔之地。其中李懷仙為盧龍節度使，李寶臣為成德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統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西、河南各一部，共三鎮，即河北三鎮，又稱“河朔三鎮”。
河北三鎮節度使名義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實際上並不服從中央，自行署置將吏官員，各自掌握雄兵數萬，自行控制財賦，肆意擴充軍隊，朝廷也不能調動他們的軍隊，從而形成地方割據局面。河北三鎮名為服從朝廷，實則獨立自主。軍中主帥，或父子相承，或兄終弟及，或軍將自行擁立，朝廷無力過問。三鎮“喜則連橫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併”，在統治區內實行野蠻統治。
安史之亂後的150年，李唐號稱一朝，實為兩國。長安中央政府與河北藩鎮截然劃為兩個不同的區域。非但政治軍事無以一統，即或社會文化也完全成為互不關涉的兩個部分。安祿山、史思明雖俱失敗，但其部將及所統之民眾依舊保持其勢力範圍，從而形成了統治河北地區的地方統治集團，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這個統治集團，後人稱“河北集團”，而稱長安中央政府為“長安集團”。
從形式上看，安史之亂乃地方勢力對中央政府的反叛，但從實質上看，則類似於西晉末年發生的“五胡亂華”。
安祿山，營州柳城（今遼寧朝陽）人。懂得六種少數民族語言。據說姓康，母突厥人。少孤，隨母改嫁，遂冒姓安氏，改名祿山。康氏、安氏可能出自中亞昭武九姓胡，即西域賈胡。史思明，以其父系為突厥，母系為羯胡被稱為突厥雜種胡人，與安同鄉相善。
安祿山像
安祿山以大量財貨賄賂楊貴妃與李林甫，時常貢獻奇禽異物給玄宗，因而深得寵信，不斷加官晉爵。自天寶元年起，先後兼任三鎮節度使，晉升為驃騎大將軍、東平郡王。
安祿山史思明所統帥的將領大多為雜種胡人或其他各種胡人。他倆統率計程車兵多為東北及西北各地胡人及胡化漢人。安史之亂後河北三鎮節度使，幾乎都是胡人或胡化漢人。其統轄的河北地區也是胡人及胡化漢人的天下。六七十年後，當地人仍稱安史為“二聖”。
長安集團包括二撥人，一撥為朝官，在南衙辦公；一撥為宦官，在北司執勤。朝官與宦官的鬥爭，史稱“南衙北司之爭”。
朝官又分兩派：牛黨與李黨。牛黨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李黨的首領是李德裕。兩黨各自結黨營私，互相攻訐，排斥異已，左右朝政，擾攘不休。牛李兩黨的政治主張截然不同。李黨力主摧抑藩鎮割據，恢復中央集權；牛黨反對用兵藩鎮，主張姑息妥協。牛黨竭力擁護進士科取士；李黨對科舉制有所不滿，企圖改革選舉制度。李黨主張精簡政府機構，裁汰冗官；牛黨持相反態度。兩黨交替執政，執政時無不貶謫對方。牛李黨爭始於憲宗朝，終於宣宗朝，持續近半個世紀。
牛李黨爭
宦官實際上是長安集團之主宰。唐初使用宦官有一定限制。宦官參政始於玄宗朝高力士。高本姓馮，後被宦官高福收為養子，遂冒姓高，得入宮中。李隆基為藩王時，高傾心附結，參與宮廷政變。隆基即皇帝位後，深得信任。安史之亂後，宦官更廣泛地躋足政壇。李輔國因擁立代宗有功，深受重用，御前符印軍號皆委交他。
以致後來他對代宗說：“大家（指皇帝）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德宗把神策軍交給宦官統領，宦官掌握禁軍遂成定製。神策軍當時是中央唯一的一支戰鬥力較強的軍隊，宦官掌握這支軍隊就等於掌握了京師長安的全部兵力。這支軍隊控制著京畿地區，宦官則成了大軍閥，“藩鎮節將，多出禁軍；臺省清要，時出其門”。
代宗開始使用宦官參與機要，憲宗時設樞密使，由宦官擔任。皇帝為了控制地方軍將及藩帥，往往以宦官為監軍使，分赴各地進行監督。於是，宦官集團在全國逐漸形成一股左右政局的勢力。尤其是北司的宦官大權在握，干預軍政大事，立君、弒君、廢君如同兒戲。唐代自憲宗起，穆、文、武、宣、懿、僖、昭八個皇帝都是由宦官擁立的，皇帝居然成了宦官手中的傀儡。
“李氏子孫，內大臣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說。”（《唐語林》）
外大臣指宰相，朝官之首；內大臣指宦官的首領。宦官實際上成為唐朝的最高統治者。制定國策，進退宰相、任命節帥、賞罰朝臣……全玩弄於他們手掌之中。
唐代宦官“多出自今之四川、廣東、福建等省，在當時皆邊徼蠻夷區域。其地下級人民所受漢化自甚淺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類漢姓者”，故“疑多是蠻族或蠻夷化之漢人”。（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二. 內 外 與 輕 重
上節回答誰統治問題，本節涉及怎樣統治的問題。
所謂“內外”，特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內”，即內朝，又叫中朝，指君主處理政事的場所；“外”，即京都及其周圍的地區之外的地方，又叫外地。
所謂“輕重”，特指君主分派部署軍隊的多少。“重”，指重兵把守的地方，也指掌管與指揮軍隊的權力；“輕”，指無兵或少兵把守的地方。
唐代內外輕重的形勢可分三個時期：前期是內重外輕；中期初仍是內重外輕，開元（713-741年）中期漸變為外重內輕；後期仍為外重內輕之局勢。
內外輕重形勢轉換的關鍵要到唐朝實行的府兵制那裡去尋找。唐朝兵制經歷幾個階段。唐太宗（626-649年在位）至武則天（690-705年）執政期間實行府兵制。玄宗開元年間以後，府兵制開始敗廢，募兵制興起。唐朝後期，中央政府只能以禁軍來維持統治。誰掌握禁軍，誰就把持朝政。從府兵到募兵，從募兵到禁軍，中央政府掌握與指揮軍隊的權力大小消長，左右乃至支配著唐代近三百年的政局。
李淵稱帝后，恢復隋朝末年破敗了的府兵制，把關中地區分為十二道，每道皆設定軍府，三個兒子也各自開府領兵。軍隊領導權由李淵親掌，征戰事宜多交給兒子，特別是次子世民。重要戰役多由他指揮。
李淵像
李世民即皇帝位後，進一步整頓充實府兵制，將全國劃分為十道，置軍府634個，佔全部軍府的四成，形成“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的格局。
“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新唐書·陸贄傳》）
府兵的調遣、徵發權掌握在皇帝手中，由皇帝下敕書，透過兵部傳達執行。若有戰事，朝廷臨時點將，率領從各地徵發的府兵出征。戰事完畢，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兵不識將，將難專兵。京畿設軍府多，中央政府可以調遣的府兵也多。地方政府又無權調遣府兵，況且“將帥無握兵之重”，朝廷掌握的軍隊足以壓制地方勢力，從而處於居重馭輕的戰略態勢。
自武周以後，由於均田制加速破壞，農民受田日見減少，貧苦農民逐漸無力承擔自備兵器、資糧的兵役，從而加速了府兵制瓦解的程序。府兵的主要任務是番上宿衛，即輪流到京師宿衛。這些府兵原系執行侍衛皇帝的任務，被尊稱為“侍官”，如今卻被官吏任意驅使，甚至執僮僕之役，身分大為降低。京師居民甚至以“侍官”為辱罵用語。
戍邊徵防是府兵的另一項任務。高宗時由於軍鎮增多，僅府兵不足戍邊，開始強使徵行一部分兵募充當鎮兵。戍邊的府兵與兵募本規定三年輪換，玄宗時延長至五、六年，有的甚至長征不歸，以致“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府兵的地位也每況愈下，並遭受邊將的種種虐待與迫害。當兵無利而有害，因此富人子弟想方設法逃避兵役，兵役負擔幾乎全部落到貧苦農民頭上。府兵之家因不免雜徭，貧弱不堪，紛紛逃亡，府兵制難以為繼。到玄宗開元年間，甚至跌到了軍府無兵可徵發的地步。
均田制的破壞引起了府兵制的瓦解，而府兵制的瓦解又加速了農民的破產與逃亡。唐朝統治者就在這種惡性迴圈中陷於兵源枯竭、“宿衛不給”的窘境，“內重外輕”的軍事形勢隨之變為“外重內輕”。
唐初，由於疆界不固定，戰事頻仍，很少有固定的駐防軍鎮。自從打敗西突厥之後，疆界基本上得以固定，防禦線因而大大延長。調兵遣將東征西討已顯得很不便利，況且原有的鎮、戍亦不足以應付新的備禦形勢，需要有經常性的軍事設定，軍區因而得以形成。行軍大總管及都督也演變為這種軍區的固定長官---節度使。
“節度”一詞原意節制排程。唐代節度使源於魏晉以來的持節都督。持節都督出征時為一軍統帥，屯駐時是軍區首長，對所統將領及州郡長吏都有節制以至生殺之權。
鎮戍（音：[shù]）是經常性的防禦據點。唐初已在軍事要地留駐部分軍隊，並每年派遣士兵輪番戍守。高宗、武后時，此類設定日漸增多，並形成有固定駐地與較多兵力的軍、鎮、戍，各自置使，長駐專任的節度使應時而生。
711年（睿宗景雲二年）賀拔延嗣任涼州都督，充漢西節度使。從此，節度使成為固定職銜。至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北方逐漸形成八個節度使區，加上劍南、嶺南共為十鎮，始成為固定軍區，各有受其統屬之州、軍、鎮、城等。節度使為差遣職名。受名時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大旗），威儀極盛。節度使例兼管內排程軍需之支度使及管理屯田之營田使。天寶後，又兼所在道監督州縣之採訪使，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
節度使割據一方，“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極具獨立性，也讓那些擁兵自重的將領萌生問鼎中原的野心。當時全國軍隊五十七萬餘，而鎮兵竟達四十九萬人，佔全國兵員總數的85%以上。其中猛將精兵又主要集中在東北與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領兵力，就達十五萬人之多。中央政府與地方軍鎮之間的力量對比失去了平衡。
這些職業軍人，與過去的府兵不同，“師不土著，無家族之顧”，隻身從軍，而且久經戰陣，戰鬥力強。邊軍將領為了籠絡他們，經常假借軍功，向朝廷請授官爵。天寶年間以前，破敵有功升官的按規定不過十之一二，但天寶以後，“踐更之卒，俱授官名”，打更計程車兵也授官，以致於“雖在行間，無白身者”。由此在地方上結成盤根錯節、忘身徇利的軍事集團。節度使在後來的發展中，很大程度上就是代表這些驕兵悍將的利益。
與此相反，中央禁衛軍卻日趨衰弱。這支軍隊除主要宿衛南衙的番上衛士外，還另置北衙禁軍，即皇帝的親軍，專司守衛宮禁和扈從。前者主要來自長安附近諸州府的府兵、丁壯。後者原為元從禁軍，其成員老、死後例由其子弟及上戶子弟補充。長安的商人、地主與無賴子弟多投身其中。兩支中央軍養尊處優，既不出徵，免課役，又少受訓練。平時作威作福，欺壓百姓，戰時卻不能披掛上陣，毫無戰鬥力可言。內外輕重形勢就這樣發生了逆轉，邊軍比禁軍在數量與質量上都佔據了優勢地位。這種外重內輕的軍事形勢，給地方軍閥興兵作亂提供了可乘之機。
安史之亂是唐朝中央政權與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一場鬥爭，也是唐代從統一集權走向分裂割據的轉折點。以此為標誌，唐朝的統治可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
“安史之霸業雖俱失敗，而其部將及所統之民眾依舊保持其勢力，與中央政府相抗，以迄於唐室之滅亡，約經一百五十年之久，雖號稱一朝，實成為二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安史之亂
三、內 朝 與 禁 軍
關中盆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阻三面而守，東出足以制內，有扼拊亢背之勢，乃京畿所在的地區。
長安是唐代都城，中央政府所在地。全城分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宮城居北，為君主所居之處。宮城南面五門，正中為承天門；北面三門，玄武門居中，駐重兵警衛皇宮。
“中央政府之命令出於君主一人之身”，唐代中央歷次政變之成敗，“悉決於玄武門即宮城北門軍事之勝負，而北軍統制之權實即中央政柄之所寄託也”。（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唐朝中央禁軍，由南衙諸軍和北衙禁軍組成。前者屯於宮南，由宰相指揮；後者屯於宮內，由皇帝親轄。
北衙禁軍始於元從禁軍。唐初，李淵將隨他起兵的三萬人留作京師宿衛，屯於玄武門，故又稱北門屯兵。
李淵在位時期，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爭鬥錯綜複雜。裴寂與劉文靜均為太原起兵時的佐命元從，裴寂深得李淵寵信，劉文靜是李世民心腹，自以才略功勳居裴之上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李淵藉故殺了文靜。李世民自認建唐功業超過太子建成，但因是次子無法繼承皇位；李建成亦深知世民不甘心久居人下，對自己的皇儲地位構成威脅。於是以世民為一方，以建成、元吉為一方，兄弟三人展開了劇烈的皇位爭奪戰。
626年（武德九年）六月三日，李世民向父皇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李淵愕然，決定次日問個清楚。後宮張婕妤即向建成報告，建成與元吉商議對策。元吉建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似乎胸有成竹：“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訊息”。
六月四日，建成沒有采取必要的應急舉措，便和元吉一道入朝面見父皇。行至臨湖殿覺得有點反常，正想撥馬返回，預先埋伏於玄武門的李世民率領十二名心腹蜂擁撲來，李世民一箭射死李建成，尉遲敬德帶領七十騎疾馳而來，射殺李元吉。
建成、元吉隨從猛攻玄武門，“兵鋒甚盛”。張公瑾率禁軍“閉門以拒之”。玄武門屯營將軍敬君弘“挺身出戰，與中郎將呂世衡並遇害”。激戰時，世民妻長孫氏“引將士入宮授甲，後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其舅高士廉“率吏卒釋繫囚，授以兵甲，馳至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在李世民僚屬的全力抗擊下，玄武門始終掌握在他的手心。
玄武門之變
激戰臨近尾聲時，李世民叫尉遲敬德進太極宮向李淵報告。敬德擐甲持矛，一身戎衣，李淵一看便知道大事不好，只好同意，並寫了“手敕”，命令所有軍隊悉聽秦王李世民處置。同時派黃門侍郎裴矩到東宮曉諭諸將卒。
“據此，太宗之所以得勝，建成、元吉之所以致敗，俱由一得以兵據玄武門即宮城之北門，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門故也。”（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玄武門政變成功的關鍵在常何一人。此人在事變後“總率北門之屯軍”。據陳寅恪先生考證：“常何舊曾隸屬建成，而為太宗所利誘。當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實任屯守玄武門之職，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竊發。”（同上）
第二次玄武門之變發生在東都洛陽。“東都宮城之玄武門亦與長安宮城之玄武門同一位置，俱為形勢要害之地。”（同上）
705年武周皇帝則天病重，宰相張柬之等圖謀發動政變，逼迫女皇讓位給高宗子李顯。事前張找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密謀。
柬之“謂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將軍位極武臣，豈非大帝（指唐高宗）之恩乎？’曰：‘然。’又曰：‘既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張易之兄弟擅權，朝夕危逼，誠能報恩，正屬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唯相公所使。’”（《新唐書·李多祚傳》）
是年正月，張柬之等聯合禁軍將領兵分二路：一路為主攻部隊，由張率禁兵五百餘人直至玄武門，一路由李多祚等赴東宮迎太子，與第一路會師，然後斬關進入玄武門，殺死武則天的親信張昌宗、張易之兄弟，擁立中宗復位，並恢復國號為唐，重建了李氏王朝。
張柬之像
這次宮廷政變成功的關鍵在於羽林軍統將。張柬之既得李多祚首肯，“大局即定”，連一代梟雄武則天，亦無抵禦能力了。
成也禁軍，敗也禁軍。同一個李多祚，神龍元年擁立中宗有功，受封郡王，神龍三年卻為部下所殺。
中宗雖復位，大權卻旁落皇后韋氏。每臨朝，韋后即坐殿上預聞政事。中宗太子李重俊，非韋氏所生，遭韋后厭惡。韋后愛女安樂公主請中宗廢太子，立她為皇太女。重俊遂於神龍三年七月發動政變，由李多祚率三百禁兵殺死宰相武三思，又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而入謀誅韋后、安樂公主。她倆遽擁中宗馳赴玄武門樓，召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百餘人於樓下列守。
“俄而多祚等兵至，欲突玄武門樓，宿衛者拒之，不得進。帝據檻呼多祚等所將千騎，謂曰：‘汝等並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歸順，斬多祚等，與汝富貴。’於是千騎王歡喜等倒戈斬多祚等，餘黨遂潰散。”（《新唐書·愍太子重俊傳》）
重俊亡命終南山，亦被左右所殺。
唐代承襲隋代實行以衛統（軍）府的禁衛軍制度。十二衛乃守衛京城的軍事機構。唐太宗在玄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統領。唐初統領中央禁軍的多為胡人。如“檢校北門左屯營”的阿史那杜爾，“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忠，“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的契必阿力，均為歸順唐廷的突厥人。上文述及的李多祚，其祖先為東北胡族首領，因戰功賜姓李。多祚驍勇善戰，以功任右羽林大將軍，宿衛北門二十餘年。
唐代中期以後，統領禁軍的多為宦官。以宦官為統帥的神策軍漸成禁軍主力部隊。
神策軍本是隴右節度使所屬駐守臨洮城西的一支軍隊。安史之亂時曾由軍將衛伯玉率領入援，攻圍相州之役唐軍潰敗，衛伯玉退守陝州。那時神策軍故地已被吐蕃佔領，衛伯玉所統之軍仍沿用神策軍名號，伯玉為兵馬使。伯玉入朝，神策軍歸陝州節度使節制，後屬宦官魚朝恩。763年吐蕃進犯長安，代宗奔陝州，魚朝恩率軍護衛，後隨代宗返長安，這支軍隊從此屬於中央禁軍。
神策軍
德宗一度不用宦官掌管禁軍，改任朝官統領神策軍。783年，涇原軍途經長安時譁變，朝廷急召禁兵，竟無一卒趕到，德宗倉皇出奔。兵變平定後他以為文武臣僚皆不可信賴，遂命宦官分領神策軍，又置親信宦官任護軍中尉。於是，宦官統領神策軍成為定製，直到唐朝滅亡。當時北衙六軍已名存實亡，神策軍成為中央掌握的唯一有較強戰鬥力的軍隊。宦官掌握了這支軍隊實際上也就掌握了京師的全部軍事力量。
神策軍在德宗、憲宗時常用以出征方鎮，並承擔京城的部分防務。其在中央禁軍的地位居於其他禁軍之上，衣糧賞賜也較優厚，故戍守長安西、北的軍隊都要求隸名神策軍。隨著神策軍地位日重，其兵額也迅速擴大。到德宗時擴充至十五萬人，成為唐代後期禁軍主力。宦官控制了神策軍及其他禁軍，同時也就控制了整個京畿地區。“藩鎮節將，多出禁軍；臺省清要，時出其門。”宦官成了掌握中央禁軍的軍閥。朝廷還派宦官監軍，“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宦官勢力從中央擴充套件到全國各地，從而造成宦官集團長期專權的局面，神策軍成為宦官專權的工具。在統治集團內部爭鬥中，神策軍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880年黃巢起義軍進逼長安。僖宗命神策軍守衛潼關。那些掛籍神策的富家子弟靠賄賂宦官取得軍籍，平日“華衣怒馬，憑勢使氣”，從未參戰，聽說要上陣，父子相擁而泣，多用金錢僱人代替。神策軍至華州，當地居民為躲避勒索，紛紛逃入華山，神策軍的給養無以保證。
黃巢率義軍60萬攻至潼關，“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官軍糧絕毫無鬥志。齊克讓所部飢卒燒營而潰。張承讓率領的神策軍在義軍入關後也潰不成軍。朝廷援軍在路上遇到衣食華麗的神策軍，十分氣憤，把他們的衣物掠奪一空，轉而給義軍充當嚮導。義軍隨即攻入長安城。畿內數萬禁軍除少數隨從僖宗逃奔成都外，全都潰散。
僖宗在成都重又召募五萬四千名神策軍，分為十軍，仍以宦官統領之。到昭宗天覆三年（903年），朱溫誅殺宦官，神察軍同時被解散。
907年朱溫逼唐哀帝禪讓皇位，改國號為梁（史稱後梁），唐朝統治至此終結。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繼漢朝之後的又一輝煌的時段。
唐朝與漢朝頗有其相似之處。漢唐盛世，皆文治與武功並茂。漢之武功，主要為經略西北，開通西域道路，使西域諸國內屬；唐之武功，也多建樹於西北，北滅東突厥，西伐西突厥。文治方面，漢唐兩朝均有許多創制為後世所本。漢唐兩代的學術與文藝亦有相似之處。漢代儒學昌盛，儒術獨尊，儒學傳授呈現新氣象；唐代詩歌一枝獨秀，成為一個時代文學作品的代表。著名詩人輩出，名篇千古傳誦，詩歌創作融入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漢唐的社會風氣也頗相似：漢唐盛世皆富於活力，及其衰也，則百病叢生。漢末之衰亂，有宦官、州鎮割據之禍；唐末之衰亂，亦有宦官、藩鎮割據之禍。兩朝治亂之跡，如出一轍。
漢朝以秦朝為前奏，以三國為尾聲。秦乃七國之亂到兩漢盛世的過渡。唐朝以隋朝為前奏，以五代十國為尾聲。隋乃兩晉南北朝動亂到大唐盛世的過渡。
秦歷二世，統治天下十五年。隋歷三帝，統治全國三十八年。兩朝壽命相加僅五十三歲。漢朝共歷二十四帝，統治四百餘年。唐朝歷二十帝，統治近三百年。兩朝相加將近七百年。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統一中原、自稱始皇帝，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儀退位，共歷2133年。漢唐兩朝幾乎佔了三分之一。
一、四 大 統 治 集 團
西晉末年以來，五胡亂華的結果是新華族的形成。這種在北方形成的華族有別於南朝的舊華族，是由於其中注入了胡人（主要是鮮卑族）的新鮮血液，從而增強了華族的活力，陶冶了華族的氣質。
北朝漢人與胡人的區別側重於文化，而不在血統。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宇文泰建立的關隴集團是西魏北周政權的核心。宇文泰為西魏大丞相，擁北魏孝武帝與東魏高歡相拒。為了與高歡作戰，宇文泰把隨其流入關中地區的原北方邊鎮戍兵、鎮民編為六軍，由六柱國（大將軍）分領。次年被東魏戰敗，又把關隴地區的私人武裝（部曲）與地方武裝（鄉兵），收編為十二軍，“籍民之有材力者為府兵”，建立了府兵制。
府兵制帶有部落兵制的殘餘痕跡。為了迎合屬下官兵對早期鮮卑族部落兵生活的嚮往，宇文泰命令漢族部將襲胡人姓氏，所將部屬也改從主將的胡姓。“以一軍事單位為一部落，而以軍將為其部之酋長”。六軍象徵六大部落，而宇文泰初起時恰似部落聯盟的軍事首領，與其他柱國處於同等地位。軍士由各級將領統率，另立戶籍，與民戶有別。府兵在形式上成了胡化了的漢人。
隨著府兵制度的逐漸形成，曾淪為半奴隸的北方邊鎮軍民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從而提升了府兵計程車氣與戰鬥力。
侷促於一隅之地的宇文氏，之所以能與高氏相抗衡，成北朝東西並峙之局，終能併吞北齊，完全是因為掌握了這支軍隊。宇文泰統率的六柱國及十二大將軍構成了關隴集團的核心，也構成了西魏北周兩朝廷的中樞。
這個胡漢並存而以胡族為主的軍政集團“匪獨物質上應處同一利害之環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習”。（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蘇綽輔佐宇文泰募仿周禮建立的制度，
“陽傅周禮經典制度之文，陰適關隴胡漢現狀之實”。（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關隴現狀是以胡人與胡文化為主，也就是保持著胡人的部落特質，而不漸染漢化。關中本位政策的主要內容就是府兵制。
關隴集團在西魏、北周時期宰制關隴地區。李唐繼承其遺產，並擴充之，以統治全國。唐太宗李世民為關隴集團之代表人物。
李世民之妻為長孫氏，其母為竇氏，其祖母為孤獨氏，均為胡族。李世民雖為漢族，但母系血統卻在胡族裡，尤如今日混血兒。
胡漢並存而以胡族為主的關隴集團，到唐代前期轉變為漢胡並存而以漢族為主。
速據關中，割據關隴，乃李世民堅持之結果。617年（隋大業十三年）李淵率大軍西上，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以拒。會久雨糧盡，李淵與裴寂議，且還太原，以圖後舉。
李世民說：“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遇小敵即班師，將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為賊耳，何以自全？”李淵拒不採納他的主張，促令出發。李世民號泣於外，聲聞帳中。李淵召問其故，世民對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必克，退還則必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須臾而至，是以悲耳！”李淵乃悟而止。（《舊唐書·太宗紀》）
是年十一月攻佔長安，在關中站穩了腳跟。次年五月，李淵在長安稱帝，改國號唐。
唐初關隴集團的核心便是李唐皇室及佐命功臣。
唐代自高宗（650-683年在位）至玄宗（712-756年在位）為文治武功極盛之世，其時取代關隴集團宰制全國的最高統治集團為李武韋楊婚姻集團。
所謂李者，即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以及李唐皇族；所謂武者，即武則天及武氏家族，如武三思、武承嗣等；所謂韋者，即中宗皇后韋氏及其家族；所謂楊者，即楊隋皇族之後裔，如武則天之母楊氏，又如玄宗元獻皇后楊氏，都出自弘農楊氏家族。而楊隋皇室自稱弘農楊氏之嫡裔。
李、武、韋、楊四大士族，透過聯結婚親而結成宰制全國的統治集團。
士族，實為統治集團內部形成的一個特殊階層。從東漢末年到隋朝，門閥顯族世居高官，把持朝政。幾十家士族始終擔任五品以上高官，少者百餘年，多者三四百年。
士族，又稱世族、氏族、望族、高門、甲門、著姓、右姓，多稱“門閥世族”，以強調其家族世代為官，而稱“士族”則表明其家族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
東漢以來的大姓與漢末湧現的名士構成魏晉士族的基礎。魏晉以後，“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也就是說，士族的身分須得到朝廷的認可。“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朝廷在選拔官員、士族在聯結姻親之前，都要先看族譜以確定其出身是否士族。
士族與庶族之間有嚴格的劃分標準。一般來說，累世官宦為首要條件，門閥顯耀即現任官職則是第二個條件。那麼，累世幾代、本人居官幾品以上，才可廁身士族呢？北魏孝文帝時規定的標準是“居官三世”，現任官職在五品以上。
南北分裂時各地士族雄雄鄉里，各自修譜，往往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唐人柳芳按地域、民族，把士族分為以下幾類：
東晉南渡“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肖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首之。”（《新唐書·柳衝傳》）
入唐以後，士族權勢大為削弱，“名雖著於州閭，而身未免於貧賤”。“僑姓”早已沒落，“吳姓”逐漸衰落，“虜姓”也非昔比，山東“郡姓”亦“累葉陵遲”或“全無冠蓋”，再也沒有人身居高官了。
唐太宗下令“遍責天下譜牒”，“考其真偽”，剔除以偽充真的庶族，並“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而不考慮祖先歷任官職的情況。按照這個標準修訂的《氏族志》，收入二百九十三姓，姓分九等。“九等之次，皇族為上之上，外戚為上之中”。以官爵排列門第等級，打破了以往純以郡姓作為門第等差的舊傳統。從此，隨著舊士族逐漸衰微，新士族漸趨抬升，從而形成了一個以宗室與勳臣為主體的新統治集團。
這個“牢固之複合團體，李、武為其核心，韋、楊助之粘合，宰制百年之世局”。（陳寅恪《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
高宗李治“本庸懦之主，受制於武后”，故這個婚姻集團的核心人物是武則天。
武則天像
武氏並非出身於士族。其父雖為開國功臣，卻無緣躋身於名門望族。唐太宗修《氏族志》也沒有把武氏列入。659年武則天，以高宗的名義下令改《氏族志》為《姓氏志》，完全按官品劃分等級，“以後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
武則天一身而兼多任。首先，她是高宗之妻、中宗睿宗之母、玄宗之祖母、肅宗之曾祖母。
其次，她的外家武氏家族有五人“尚主”，即高宗女下嫁武攸暨，中宗女新都下嫁武延輝、永泰下嫁武延基，安樂下嫁武崇訓，後嫁武延秀。也就是說，武氏家族有五人為高宗及中宗諸女夫婿。此即“混合李、武兩家為一體”。
再次，她的孃家楊氏，為關中六大郡姓之一，與楊隋皇室同宗不同房，系出自弘農楊氏觀王楊雄一房。楊雄為隋朝“四貴”之一。雄弟達，累任尚書、侍中，楊氏即達的女兒，後被武則天追尊為“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武則天因而為太宗納入宮中。
第四，韋氏是中宗之妻，也是武則天的兒媳。
武則天“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內，因欲消滅唐室之勢力，遂開始施行破壞此傳統集團之工作，如崇尚進士文詞之科破格用人及漸毀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關隴集團……自身本已逐漸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壞，遂致分崩墮落不可救止。”（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關隴集團融胡漢文武於一體，“文武不殊途”、“將相可兼任”。李武楊韋集團與之不同，“將相文武蕃漢進用之途……分歧不可複合”。也就是說，宰相必由翰林學士中選出，邊鎮大帥之職舍蕃將莫能勝任。
玄宗天寶末年爆發的安史之亂，導致統治全國130餘年的李唐王朝頓形衰落，從此一蹶不振。疆土之內，除擁護李氏皇室的區域外，在今河北地區存在著割據一方，不受朝命也不輸貢賦的河北三鎮，即盧龍、成德、魏博三個藩鎮。
藩是保衛，鎮指軍鎮。玄宗在位期間，為防止周邊各族的進犯，大量擴充戍邊軍鎮，設立節度使，賦予軍事統領、財政支配及監察管內州縣的權力。其中北方邊鎮的權力集中尤為顯著，經常以一人兼任兩三鎮節度使。安祿山即憑藉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而發動叛亂。
安史之亂結束後，朝廷為了籠絡原屬安史的降將，先後以賞功為名，授以節度使稱號，由其分統原安史所佔之地。其中李懷仙為盧龍節度使，李寶臣為成德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統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西、河南各一部，共三鎮，即河北三鎮，又稱“河朔三鎮”。
河北三鎮節度使名義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實際上並不服從中央，自行署置將吏官員，各自掌握雄兵數萬，自行控制財賦，肆意擴充軍隊，朝廷也不能調動他們的軍隊，從而形成地方割據局面。河北三鎮名為服從朝廷，實則獨立自主。軍中主帥，或父子相承，或兄終弟及，或軍將自行擁立，朝廷無力過問。三鎮“喜則連橫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併”，在統治區內實行野蠻統治。
安史之亂後的150年，李唐號稱一朝，實為兩國。長安中央政府與河北藩鎮截然劃為兩個不同的區域。非但政治軍事無以一統，即或社會文化也完全成為互不關涉的兩個部分。安祿山、史思明雖俱失敗，但其部將及所統之民眾依舊保持其勢力範圍，從而形成了統治河北地區的地方統治集團，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這個統治集團，後人稱“河北集團”，而稱長安中央政府為“長安集團”。
從形式上看，安史之亂乃地方勢力對中央政府的反叛，但從實質上看，則類似於西晉末年發生的“五胡亂華”。
安祿山，營州柳城（今遼寧朝陽）人。懂得六種少數民族語言。據說姓康，母突厥人。少孤，隨母改嫁，遂冒姓安氏，改名祿山。康氏、安氏可能出自中亞昭武九姓胡，即西域賈胡。史思明，以其父系為突厥，母系為羯胡被稱為突厥雜種胡人，與安同鄉相善。
安祿山像
安祿山以大量財貨賄賂楊貴妃與李林甫，時常貢獻奇禽異物給玄宗，因而深得寵信，不斷加官晉爵。自天寶元年起，先後兼任三鎮節度使，晉升為驃騎大將軍、東平郡王。
安祿山史思明所統帥的將領大多為雜種胡人或其他各種胡人。他倆統率計程車兵多為東北及西北各地胡人及胡化漢人。安史之亂後河北三鎮節度使，幾乎都是胡人或胡化漢人。其統轄的河北地區也是胡人及胡化漢人的天下。六七十年後，當地人仍稱安史為“二聖”。
長安集團包括二撥人，一撥為朝官，在南衙辦公；一撥為宦官，在北司執勤。朝官與宦官的鬥爭，史稱“南衙北司之爭”。
朝官又分兩派：牛黨與李黨。牛黨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李黨的首領是李德裕。兩黨各自結黨營私，互相攻訐，排斥異已，左右朝政，擾攘不休。牛李兩黨的政治主張截然不同。李黨力主摧抑藩鎮割據，恢復中央集權；牛黨反對用兵藩鎮，主張姑息妥協。牛黨竭力擁護進士科取士；李黨對科舉制有所不滿，企圖改革選舉制度。李黨主張精簡政府機構，裁汰冗官；牛黨持相反態度。兩黨交替執政，執政時無不貶謫對方。牛李黨爭始於憲宗朝，終於宣宗朝，持續近半個世紀。
牛李黨爭
宦官實際上是長安集團之主宰。唐初使用宦官有一定限制。宦官參政始於玄宗朝高力士。高本姓馮，後被宦官高福收為養子，遂冒姓高，得入宮中。李隆基為藩王時，高傾心附結，參與宮廷政變。隆基即皇帝位後，深得信任。安史之亂後，宦官更廣泛地躋足政壇。李輔國因擁立代宗有功，深受重用，御前符印軍號皆委交他。
以致後來他對代宗說：“大家（指皇帝）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德宗把神策軍交給宦官統領，宦官掌握禁軍遂成定製。神策軍當時是中央唯一的一支戰鬥力較強的軍隊，宦官掌握這支軍隊就等於掌握了京師長安的全部兵力。這支軍隊控制著京畿地區，宦官則成了大軍閥，“藩鎮節將，多出禁軍；臺省清要，時出其門”。
代宗開始使用宦官參與機要，憲宗時設樞密使，由宦官擔任。皇帝為了控制地方軍將及藩帥，往往以宦官為監軍使，分赴各地進行監督。於是，宦官集團在全國逐漸形成一股左右政局的勢力。尤其是北司的宦官大權在握，干預軍政大事，立君、弒君、廢君如同兒戲。唐代自憲宗起，穆、文、武、宣、懿、僖、昭八個皇帝都是由宦官擁立的，皇帝居然成了宦官手中的傀儡。
“李氏子孫，內大臣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說。”（《唐語林》）
外大臣指宰相，朝官之首；內大臣指宦官的首領。宦官實際上成為唐朝的最高統治者。制定國策，進退宰相、任命節帥、賞罰朝臣……全玩弄於他們手掌之中。
唐代宦官“多出自今之四川、廣東、福建等省，在當時皆邊徼蠻夷區域。其地下級人民所受漢化自甚淺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類漢姓者”，故“疑多是蠻族或蠻夷化之漢人”。（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二. 內 外 與 輕 重
上節回答誰統治問題，本節涉及怎樣統治的問題。
所謂“內外”，特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內”，即內朝，又叫中朝，指君主處理政事的場所；“外”，即京都及其周圍的地區之外的地方，又叫外地。
所謂“輕重”，特指君主分派部署軍隊的多少。“重”，指重兵把守的地方，也指掌管與指揮軍隊的權力；“輕”，指無兵或少兵把守的地方。
唐代內外輕重的形勢可分三個時期：前期是內重外輕；中期初仍是內重外輕，開元（713-741年）中期漸變為外重內輕；後期仍為外重內輕之局勢。
內外輕重形勢轉換的關鍵要到唐朝實行的府兵制那裡去尋找。唐朝兵制經歷幾個階段。唐太宗（626-649年在位）至武則天（690-705年）執政期間實行府兵制。玄宗開元年間以後，府兵制開始敗廢，募兵制興起。唐朝後期，中央政府只能以禁軍來維持統治。誰掌握禁軍，誰就把持朝政。從府兵到募兵，從募兵到禁軍，中央政府掌握與指揮軍隊的權力大小消長，左右乃至支配著唐代近三百年的政局。
李淵稱帝后，恢復隋朝末年破敗了的府兵制，把關中地區分為十二道，每道皆設定軍府，三個兒子也各自開府領兵。軍隊領導權由李淵親掌，征戰事宜多交給兒子，特別是次子世民。重要戰役多由他指揮。
李淵像
李世民即皇帝位後，進一步整頓充實府兵制，將全國劃分為十道，置軍府634個，佔全部軍府的四成，形成“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的格局。
“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新唐書·陸贄傳》）
府兵的調遣、徵發權掌握在皇帝手中，由皇帝下敕書，透過兵部傳達執行。若有戰事，朝廷臨時點將，率領從各地徵發的府兵出征。戰事完畢，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兵不識將，將難專兵。京畿設軍府多，中央政府可以調遣的府兵也多。地方政府又無權調遣府兵，況且“將帥無握兵之重”，朝廷掌握的軍隊足以壓制地方勢力，從而處於居重馭輕的戰略態勢。
自武周以後，由於均田制加速破壞，農民受田日見減少，貧苦農民逐漸無力承擔自備兵器、資糧的兵役，從而加速了府兵制瓦解的程序。府兵的主要任務是番上宿衛，即輪流到京師宿衛。這些府兵原系執行侍衛皇帝的任務，被尊稱為“侍官”，如今卻被官吏任意驅使，甚至執僮僕之役，身分大為降低。京師居民甚至以“侍官”為辱罵用語。
戍邊徵防是府兵的另一項任務。高宗時由於軍鎮增多，僅府兵不足戍邊，開始強使徵行一部分兵募充當鎮兵。戍邊的府兵與兵募本規定三年輪換，玄宗時延長至五、六年，有的甚至長征不歸，以致“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府兵的地位也每況愈下，並遭受邊將的種種虐待與迫害。當兵無利而有害，因此富人子弟想方設法逃避兵役，兵役負擔幾乎全部落到貧苦農民頭上。府兵之家因不免雜徭，貧弱不堪，紛紛逃亡，府兵制難以為繼。到玄宗開元年間，甚至跌到了軍府無兵可徵發的地步。
均田制的破壞引起了府兵制的瓦解，而府兵制的瓦解又加速了農民的破產與逃亡。唐朝統治者就在這種惡性迴圈中陷於兵源枯竭、“宿衛不給”的窘境，“內重外輕”的軍事形勢隨之變為“外重內輕”。
唐初，由於疆界不固定，戰事頻仍，很少有固定的駐防軍鎮。自從打敗西突厥之後，疆界基本上得以固定，防禦線因而大大延長。調兵遣將東征西討已顯得很不便利，況且原有的鎮、戍亦不足以應付新的備禦形勢，需要有經常性的軍事設定，軍區因而得以形成。行軍大總管及都督也演變為這種軍區的固定長官---節度使。
“節度”一詞原意節制排程。唐代節度使源於魏晉以來的持節都督。持節都督出征時為一軍統帥，屯駐時是軍區首長，對所統將領及州郡長吏都有節制以至生殺之權。
鎮戍（音：[shù]）是經常性的防禦據點。唐初已在軍事要地留駐部分軍隊，並每年派遣士兵輪番戍守。高宗、武后時，此類設定日漸增多，並形成有固定駐地與較多兵力的軍、鎮、戍，各自置使，長駐專任的節度使應時而生。
711年（睿宗景雲二年）賀拔延嗣任涼州都督，充漢西節度使。從此，節度使成為固定職銜。至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北方逐漸形成八個節度使區，加上劍南、嶺南共為十鎮，始成為固定軍區，各有受其統屬之州、軍、鎮、城等。節度使為差遣職名。受名時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大旗），威儀極盛。節度使例兼管內排程軍需之支度使及管理屯田之營田使。天寶後，又兼所在道監督州縣之採訪使，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
節度使割據一方，“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極具獨立性，也讓那些擁兵自重的將領萌生問鼎中原的野心。當時全國軍隊五十七萬餘，而鎮兵竟達四十九萬人，佔全國兵員總數的85%以上。其中猛將精兵又主要集中在東北與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領兵力，就達十五萬人之多。中央政府與地方軍鎮之間的力量對比失去了平衡。
這些職業軍人，與過去的府兵不同，“師不土著，無家族之顧”，隻身從軍，而且久經戰陣，戰鬥力強。邊軍將領為了籠絡他們，經常假借軍功，向朝廷請授官爵。天寶年間以前，破敵有功升官的按規定不過十之一二，但天寶以後，“踐更之卒，俱授官名”，打更計程車兵也授官，以致於“雖在行間，無白身者”。由此在地方上結成盤根錯節、忘身徇利的軍事集團。節度使在後來的發展中，很大程度上就是代表這些驕兵悍將的利益。
與此相反，中央禁衛軍卻日趨衰弱。這支軍隊除主要宿衛南衙的番上衛士外，還另置北衙禁軍，即皇帝的親軍，專司守衛宮禁和扈從。前者主要來自長安附近諸州府的府兵、丁壯。後者原為元從禁軍，其成員老、死後例由其子弟及上戶子弟補充。長安的商人、地主與無賴子弟多投身其中。兩支中央軍養尊處優，既不出徵，免課役，又少受訓練。平時作威作福，欺壓百姓，戰時卻不能披掛上陣，毫無戰鬥力可言。內外輕重形勢就這樣發生了逆轉，邊軍比禁軍在數量與質量上都佔據了優勢地位。這種外重內輕的軍事形勢，給地方軍閥興兵作亂提供了可乘之機。
安史之亂是唐朝中央政權與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一場鬥爭，也是唐代從統一集權走向分裂割據的轉折點。以此為標誌，唐朝的統治可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
“安史之霸業雖俱失敗，而其部將及所統之民眾依舊保持其勢力，與中央政府相抗，以迄於唐室之滅亡，約經一百五十年之久，雖號稱一朝，實成為二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安史之亂
三、內 朝 與 禁 軍
關中盆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阻三面而守，東出足以制內，有扼拊亢背之勢，乃京畿所在的地區。
長安是唐代都城，中央政府所在地。全城分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宮城居北，為君主所居之處。宮城南面五門，正中為承天門；北面三門，玄武門居中，駐重兵警衛皇宮。
“中央政府之命令出於君主一人之身”，唐代中央歷次政變之成敗，“悉決於玄武門即宮城北門軍事之勝負，而北軍統制之權實即中央政柄之所寄託也”。（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唐朝中央禁軍，由南衙諸軍和北衙禁軍組成。前者屯於宮南，由宰相指揮；後者屯於宮內，由皇帝親轄。
北衙禁軍始於元從禁軍。唐初，李淵將隨他起兵的三萬人留作京師宿衛，屯於玄武門，故又稱北門屯兵。
李淵在位時期，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爭鬥錯綜複雜。裴寂與劉文靜均為太原起兵時的佐命元從，裴寂深得李淵寵信，劉文靜是李世民心腹，自以才略功勳居裴之上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李淵藉故殺了文靜。李世民自認建唐功業超過太子建成，但因是次子無法繼承皇位；李建成亦深知世民不甘心久居人下，對自己的皇儲地位構成威脅。於是以世民為一方，以建成、元吉為一方，兄弟三人展開了劇烈的皇位爭奪戰。
626年（武德九年）六月三日，李世民向父皇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李淵愕然，決定次日問個清楚。後宮張婕妤即向建成報告，建成與元吉商議對策。元吉建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似乎胸有成竹：“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訊息”。
六月四日，建成沒有采取必要的應急舉措，便和元吉一道入朝面見父皇。行至臨湖殿覺得有點反常，正想撥馬返回，預先埋伏於玄武門的李世民率領十二名心腹蜂擁撲來，李世民一箭射死李建成，尉遲敬德帶領七十騎疾馳而來，射殺李元吉。
建成、元吉隨從猛攻玄武門，“兵鋒甚盛”。張公瑾率禁軍“閉門以拒之”。玄武門屯營將軍敬君弘“挺身出戰，與中郎將呂世衡並遇害”。激戰時，世民妻長孫氏“引將士入宮授甲，後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其舅高士廉“率吏卒釋繫囚，授以兵甲，馳至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在李世民僚屬的全力抗擊下，玄武門始終掌握在他的手心。
玄武門之變
激戰臨近尾聲時，李世民叫尉遲敬德進太極宮向李淵報告。敬德擐甲持矛，一身戎衣，李淵一看便知道大事不好，只好同意，並寫了“手敕”，命令所有軍隊悉聽秦王李世民處置。同時派黃門侍郎裴矩到東宮曉諭諸將卒。
“據此，太宗之所以得勝，建成、元吉之所以致敗，俱由一得以兵據玄武門即宮城之北門，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門故也。”（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玄武門政變成功的關鍵在常何一人。此人在事變後“總率北門之屯軍”。據陳寅恪先生考證：“常何舊曾隸屬建成，而為太宗所利誘。當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實任屯守玄武門之職，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竊發。”（同上）
第二次玄武門之變發生在東都洛陽。“東都宮城之玄武門亦與長安宮城之玄武門同一位置，俱為形勢要害之地。”（同上）
705年武周皇帝則天病重，宰相張柬之等圖謀發動政變，逼迫女皇讓位給高宗子李顯。事前張找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密謀。
柬之“謂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將軍位極武臣，豈非大帝（指唐高宗）之恩乎？’曰：‘然。’又曰：‘既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張易之兄弟擅權，朝夕危逼，誠能報恩，正屬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唯相公所使。’”（《新唐書·李多祚傳》）
是年正月，張柬之等聯合禁軍將領兵分二路：一路為主攻部隊，由張率禁兵五百餘人直至玄武門，一路由李多祚等赴東宮迎太子，與第一路會師，然後斬關進入玄武門，殺死武則天的親信張昌宗、張易之兄弟，擁立中宗復位，並恢復國號為唐，重建了李氏王朝。
張柬之像
這次宮廷政變成功的關鍵在於羽林軍統將。張柬之既得李多祚首肯，“大局即定”，連一代梟雄武則天，亦無抵禦能力了。
成也禁軍，敗也禁軍。同一個李多祚，神龍元年擁立中宗有功，受封郡王，神龍三年卻為部下所殺。
中宗雖復位，大權卻旁落皇后韋氏。每臨朝，韋后即坐殿上預聞政事。中宗太子李重俊，非韋氏所生，遭韋后厭惡。韋后愛女安樂公主請中宗廢太子，立她為皇太女。重俊遂於神龍三年七月發動政變，由李多祚率三百禁兵殺死宰相武三思，又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而入謀誅韋后、安樂公主。她倆遽擁中宗馳赴玄武門樓，召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百餘人於樓下列守。
“俄而多祚等兵至，欲突玄武門樓，宿衛者拒之，不得進。帝據檻呼多祚等所將千騎，謂曰：‘汝等並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歸順，斬多祚等，與汝富貴。’於是千騎王歡喜等倒戈斬多祚等，餘黨遂潰散。”（《新唐書·愍太子重俊傳》）
重俊亡命終南山，亦被左右所殺。
唐代承襲隋代實行以衛統（軍）府的禁衛軍制度。十二衛乃守衛京城的軍事機構。唐太宗在玄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統領。唐初統領中央禁軍的多為胡人。如“檢校北門左屯營”的阿史那杜爾，“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忠，“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的契必阿力，均為歸順唐廷的突厥人。上文述及的李多祚，其祖先為東北胡族首領，因戰功賜姓李。多祚驍勇善戰，以功任右羽林大將軍，宿衛北門二十餘年。
唐代中期以後，統領禁軍的多為宦官。以宦官為統帥的神策軍漸成禁軍主力部隊。
神策軍本是隴右節度使所屬駐守臨洮城西的一支軍隊。安史之亂時曾由軍將衛伯玉率領入援，攻圍相州之役唐軍潰敗，衛伯玉退守陝州。那時神策軍故地已被吐蕃佔領，衛伯玉所統之軍仍沿用神策軍名號，伯玉為兵馬使。伯玉入朝，神策軍歸陝州節度使節制，後屬宦官魚朝恩。763年吐蕃進犯長安，代宗奔陝州，魚朝恩率軍護衛，後隨代宗返長安，這支軍隊從此屬於中央禁軍。
神策軍
德宗一度不用宦官掌管禁軍，改任朝官統領神策軍。783年，涇原軍途經長安時譁變，朝廷急召禁兵，竟無一卒趕到，德宗倉皇出奔。兵變平定後他以為文武臣僚皆不可信賴，遂命宦官分領神策軍，又置親信宦官任護軍中尉。於是，宦官統領神策軍成為定製，直到唐朝滅亡。當時北衙六軍已名存實亡，神策軍成為中央掌握的唯一有較強戰鬥力的軍隊。宦官掌握了這支軍隊實際上也就掌握了京師的全部軍事力量。
神策軍在德宗、憲宗時常用以出征方鎮，並承擔京城的部分防務。其在中央禁軍的地位居於其他禁軍之上，衣糧賞賜也較優厚，故戍守長安西、北的軍隊都要求隸名神策軍。隨著神策軍地位日重，其兵額也迅速擴大。到德宗時擴充至十五萬人，成為唐代後期禁軍主力。宦官控制了神策軍及其他禁軍，同時也就控制了整個京畿地區。“藩鎮節將，多出禁軍；臺省清要，時出其門。”宦官成了掌握中央禁軍的軍閥。朝廷還派宦官監軍，“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宦官勢力從中央擴充套件到全國各地，從而造成宦官集團長期專權的局面，神策軍成為宦官專權的工具。在統治集團內部爭鬥中，神策軍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880年黃巢起義軍進逼長安。僖宗命神策軍守衛潼關。那些掛籍神策的富家子弟靠賄賂宦官取得軍籍，平日“華衣怒馬，憑勢使氣”，從未參戰，聽說要上陣，父子相擁而泣，多用金錢僱人代替。神策軍至華州，當地居民為躲避勒索，紛紛逃入華山，神策軍的給養無以保證。
黃巢率義軍60萬攻至潼關，“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官軍糧絕毫無鬥志。齊克讓所部飢卒燒營而潰。張承讓率領的神策軍在義軍入關後也潰不成軍。朝廷援軍在路上遇到衣食華麗的神策軍，十分氣憤，把他們的衣物掠奪一空，轉而給義軍充當嚮導。義軍隨即攻入長安城。畿內數萬禁軍除少數隨從僖宗逃奔成都外，全都潰散。
僖宗在成都重又召募五萬四千名神策軍，分為十軍，仍以宦官統領之。到昭宗天覆三年（903年），朱溫誅殺宦官，神察軍同時被解散。
907年朱溫逼唐哀帝禪讓皇位，改國號為梁（史稱後梁），唐朝統治至此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