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建構其理學思想體系的過程中,對君王這一特殊的社會角色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不少富有理學特色的思想觀念.由於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在理學中具有代表性,更為重要的是,從南宋後期開始,朱熹理學就逐步佔據思想界的主導地位,並最終上升為主流意識形態,在數百年之中對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產生了深刻影響.考察朱熹的君王觀念,有助於對於我們理解當時人們的政治觀念、政治思維乃至社會政治運作方式.天理與君權 朱熹以天理為最高範疇建立了其理學思想體系,並基於天理論的框架,對君主的產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進行了說明.他認為,君主的地位是與天理聯絡在一起的,天理需要君主的扶持才不至於傾倒,天下眾民的天理之性也需要君主輔助引導才能保全不失.君主對於天地運轉、人性保全而言是不可缺少的.透過這一論證,君權就具有了天理的依據. 為了論證君主地位的神聖性,朱熹還把“君為臣綱”的原則作為至高天理的體現,以此論證其神聖性與合理性.將這一原則落實到具體的政治設計中時,朱熹強調對君主的尊崇,要求人們“尊君親上”,希望在君主與臣民之間確立截然不可逾越的尊卑等級秩序.在朱熹的政治思維中,尊君已經成為天理的內在要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並未因此放棄對現實政治生活中君王的批判與抨擊.他曾批評孝宗因循苟且,虛度歲月,不僅不足以致治,反而足以召亂.其言辭激烈,鋒芒畢露,毫不避忌.他甚至還批評寧宗皇帝“獨斷”.這種批評,已經觸及了君王的許可權問題,被認為是達到了傳統體制下批判皇帝專制的極限. 這種現象頗耐人尋味.理解這一現象,是我們理解朱熹君主觀念的一個關鍵. 在朱熹看來,君主作為社會政治結構中的特殊角色,其存在有其合理性.君主相對於臣民而言的尊貴地位無疑應當維護.但是,君主地位的確立也是有一定條件的.失去天下萬民,君王也就失去了治理與教化的物件,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同時,處於社會共同體之中的君主也有其自身的角色要求,只有符合君主這一角色要求時,才能稱之為君主.換言之,人們之所以尊崇君主,是由於君主擔當著特殊的社會角色. 這種觀念,使朱熹比較關注君主這一角色的職責要求,希望從天理論出發規範君主的行為,要求君主也必須在天理的範圍內行事,以天理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因此,一旦現實中的君主與其行為規範、職分要求有違背之處,就應該對君主加以批評、勸諫,使之迴歸天理的軌道.從這一角度看,無論是尊君,還是對君主的諫諍、批評,都是出於天理的要求,二者並不矛盾. 可以看出,朱熹將君主納入其天理論框架中加以探討,既有對君主的合理性神聖性加以論證的一面,同時也有立足於天理對君權加以限制的一面.如果進一步考察天理的內涵,則可能相當於人類社會共同體的整體、長遠利益的概念.尊君或者批評君主,都只是實現這種長遠、整體利益的一種方式.朱熹這種以天理論為基礎的尊君———限君的理論設計表明,他所真正關注的是人類社會整體的存續與發展.三代聖王：朱熹理想的帝王範型 朱熹從天理論出發來考察與解釋歷史,認為天理貫穿、體現於人類社會歷史全過程,根據不同歷史階段天理的盛衰情況的差異,可以對歷史作出王道霸道之分.三代是聖王輩出、天理流行的王道盛世,而秦漢以降是天理晦而不明、人慾橫行、禍亂相尋的霸道衰世.很顯然,朱熹所津津樂道的上古三代的王道盛世景象,實際上並非對歷史過程的真實描述,而是一種精心建構的理想圖景.其目的在於以此衡鑑、匡正、裁抑現實,對現實進行批判.與此相聯絡,朱熹所提出的三代聖王,實際上是他理想中的君主的形象,是君王的理想範型.朱熹藉此所要表達的是他對於理想中的君主的基本看法. 在朱熹看來,三代聖王是能盡其天理之性的道德完人,因此接受天命,成為天下萬民的治理者與教化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朱熹的描述中,三代聖王所擔當的是君、師一體的角色,既是政治領袖,又是精神領袖.君主的治國與教民也是合二為一的.正是這種君師合一的古代聖王,造就了三代盛世局面. 朱熹還認為,三代聖王以所謂的道統相授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十六字心傳”是聖聖相傳的密旨,是治理天下國家的法寶. 朱熹將三代聖王塑造為集君、師為一體、以道統相傳授的形象,目的在於強調三代聖王純粹至善的德性.他認為,三代聖王之所以能接受天命為君、為師,是因為能盡其天理之性.三代之盛,關鍵也在於三代聖王能夠先天地盡其至善之性,不使天理流於人慾,為治無不出於天理之正.而三代以後,君王為治,都只是從利慾著眼,在利慾中越陷越深,導致整個社會人慾橫流. 從朱熹對三代聖王與後世君主之區分看,朱熹用以衡量君主的標準,就是要具有粹然的德性,心中天理流行,人慾淨盡.按照朱熹的思路,君主必須依據天理的要求,毫無利慾之私,推行王道.如果徇其利慾之私,即使可以建立某些事功,也是不符合道義的霸道.這是朱熹在其天理論的框架中提出的君主標準,其實質是把對君主的所有要求都歸結為道德.正君心為治國之本的政治思維 對於君主而言,治國理民是其必須履行的職責.因此朱熹將心術作為衡量理想中君王的標準,實際上暗含了一個預設：只要君主內在德性充盈,存天理去私慾,就自然能在治國理民的社會政治運作過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一切外在的聖王事業,只不過是其內在德性的自然發露、體現而已. 當朱熹將理想君王的標準落實於對當世君王的具體要求時,他把君主的心術視為天下治亂興衰關鍵,認為天下萬事本於君主一人的心術,君主心術直接影響著社會的盛衰與政治的清明.君心正,推而及於朝廷百官,實行王道政治,自然天下大治；反之,如果君心不正,則必然導致天下大亂.有鑑於此,朱熹認為治理天下,最根本的就在於正君心,君心既正之後,才談得上正朝廷、正百官、治理天下.至於政體、制度、人才之類,在政治運作中都屬於細枝末節.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在朱熹的政治思維中,一切政治活動都處於一種環環相扣、由此及彼的單向序列之中,而其核心便在於正君心.正君心是朱熹政治思維的聚焦點. 應該說,朱熹的確是看到了居於權力金字塔頂端的君主在社會政治運作過程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他把“正君心”、“格君心之非”作為治國之本,忽視制度建設等方面的內容,使其政治思維表現出明顯的偏頗與缺陷.實際上,儘管傳統儒家內聖外王、由正心誠意而治國平天下的模式在理論上設計得頗為精巧,但它本身還有許多理論環節需要得到進一步的說明,內聖與外王如何能夠真正統一而不會成為互不關聯的兩截,也是這一模式所不得不面對的質疑.在很大程度上,由內聖必然開出外王的思路往往被認為是儒家從道德主義出發所作的一種承諾,在現實政治運作過程中,這種承諾實際上很難真正兌現.具體就朱熹正君心的主張而言,為何只要君心一正,則天下萬事自然可成?朱熹沒有、實際上也難以作出令人信服的闡述,因而他的這一主張仍不免流於空洞,對於挽救當時社會的深重危機無濟於事.
朱熹在建構其理學思想體系的過程中,對君王這一特殊的社會角色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不少富有理學特色的思想觀念.由於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在理學中具有代表性,更為重要的是,從南宋後期開始,朱熹理學就逐步佔據思想界的主導地位,並最終上升為主流意識形態,在數百年之中對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產生了深刻影響.考察朱熹的君王觀念,有助於對於我們理解當時人們的政治觀念、政治思維乃至社會政治運作方式.天理與君權 朱熹以天理為最高範疇建立了其理學思想體系,並基於天理論的框架,對君主的產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進行了說明.他認為,君主的地位是與天理聯絡在一起的,天理需要君主的扶持才不至於傾倒,天下眾民的天理之性也需要君主輔助引導才能保全不失.君主對於天地運轉、人性保全而言是不可缺少的.透過這一論證,君權就具有了天理的依據. 為了論證君主地位的神聖性,朱熹還把“君為臣綱”的原則作為至高天理的體現,以此論證其神聖性與合理性.將這一原則落實到具體的政治設計中時,朱熹強調對君主的尊崇,要求人們“尊君親上”,希望在君主與臣民之間確立截然不可逾越的尊卑等級秩序.在朱熹的政治思維中,尊君已經成為天理的內在要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並未因此放棄對現實政治生活中君王的批判與抨擊.他曾批評孝宗因循苟且,虛度歲月,不僅不足以致治,反而足以召亂.其言辭激烈,鋒芒畢露,毫不避忌.他甚至還批評寧宗皇帝“獨斷”.這種批評,已經觸及了君王的許可權問題,被認為是達到了傳統體制下批判皇帝專制的極限. 這種現象頗耐人尋味.理解這一現象,是我們理解朱熹君主觀念的一個關鍵. 在朱熹看來,君主作為社會政治結構中的特殊角色,其存在有其合理性.君主相對於臣民而言的尊貴地位無疑應當維護.但是,君主地位的確立也是有一定條件的.失去天下萬民,君王也就失去了治理與教化的物件,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同時,處於社會共同體之中的君主也有其自身的角色要求,只有符合君主這一角色要求時,才能稱之為君主.換言之,人們之所以尊崇君主,是由於君主擔當著特殊的社會角色. 這種觀念,使朱熹比較關注君主這一角色的職責要求,希望從天理論出發規範君主的行為,要求君主也必須在天理的範圍內行事,以天理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因此,一旦現實中的君主與其行為規範、職分要求有違背之處,就應該對君主加以批評、勸諫,使之迴歸天理的軌道.從這一角度看,無論是尊君,還是對君主的諫諍、批評,都是出於天理的要求,二者並不矛盾. 可以看出,朱熹將君主納入其天理論框架中加以探討,既有對君主的合理性神聖性加以論證的一面,同時也有立足於天理對君權加以限制的一面.如果進一步考察天理的內涵,則可能相當於人類社會共同體的整體、長遠利益的概念.尊君或者批評君主,都只是實現這種長遠、整體利益的一種方式.朱熹這種以天理論為基礎的尊君———限君的理論設計表明,他所真正關注的是人類社會整體的存續與發展.三代聖王：朱熹理想的帝王範型 朱熹從天理論出發來考察與解釋歷史,認為天理貫穿、體現於人類社會歷史全過程,根據不同歷史階段天理的盛衰情況的差異,可以對歷史作出王道霸道之分.三代是聖王輩出、天理流行的王道盛世,而秦漢以降是天理晦而不明、人慾橫行、禍亂相尋的霸道衰世.很顯然,朱熹所津津樂道的上古三代的王道盛世景象,實際上並非對歷史過程的真實描述,而是一種精心建構的理想圖景.其目的在於以此衡鑑、匡正、裁抑現實,對現實進行批判.與此相聯絡,朱熹所提出的三代聖王,實際上是他理想中的君主的形象,是君王的理想範型.朱熹藉此所要表達的是他對於理想中的君主的基本看法. 在朱熹看來,三代聖王是能盡其天理之性的道德完人,因此接受天命,成為天下萬民的治理者與教化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朱熹的描述中,三代聖王所擔當的是君、師一體的角色,既是政治領袖,又是精神領袖.君主的治國與教民也是合二為一的.正是這種君師合一的古代聖王,造就了三代盛世局面. 朱熹還認為,三代聖王以所謂的道統相授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十六字心傳”是聖聖相傳的密旨,是治理天下國家的法寶. 朱熹將三代聖王塑造為集君、師為一體、以道統相傳授的形象,目的在於強調三代聖王純粹至善的德性.他認為,三代聖王之所以能接受天命為君、為師,是因為能盡其天理之性.三代之盛,關鍵也在於三代聖王能夠先天地盡其至善之性,不使天理流於人慾,為治無不出於天理之正.而三代以後,君王為治,都只是從利慾著眼,在利慾中越陷越深,導致整個社會人慾橫流. 從朱熹對三代聖王與後世君主之區分看,朱熹用以衡量君主的標準,就是要具有粹然的德性,心中天理流行,人慾淨盡.按照朱熹的思路,君主必須依據天理的要求,毫無利慾之私,推行王道.如果徇其利慾之私,即使可以建立某些事功,也是不符合道義的霸道.這是朱熹在其天理論的框架中提出的君主標準,其實質是把對君主的所有要求都歸結為道德.正君心為治國之本的政治思維 對於君主而言,治國理民是其必須履行的職責.因此朱熹將心術作為衡量理想中君王的標準,實際上暗含了一個預設：只要君主內在德性充盈,存天理去私慾,就自然能在治國理民的社會政治運作過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一切外在的聖王事業,只不過是其內在德性的自然發露、體現而已. 當朱熹將理想君王的標準落實於對當世君王的具體要求時,他把君主的心術視為天下治亂興衰關鍵,認為天下萬事本於君主一人的心術,君主心術直接影響著社會的盛衰與政治的清明.君心正,推而及於朝廷百官,實行王道政治,自然天下大治；反之,如果君心不正,則必然導致天下大亂.有鑑於此,朱熹認為治理天下,最根本的就在於正君心,君心既正之後,才談得上正朝廷、正百官、治理天下.至於政體、制度、人才之類,在政治運作中都屬於細枝末節.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在朱熹的政治思維中,一切政治活動都處於一種環環相扣、由此及彼的單向序列之中,而其核心便在於正君心.正君心是朱熹政治思維的聚焦點. 應該說,朱熹的確是看到了居於權力金字塔頂端的君主在社會政治運作過程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他把“正君心”、“格君心之非”作為治國之本,忽視制度建設等方面的內容,使其政治思維表現出明顯的偏頗與缺陷.實際上,儘管傳統儒家內聖外王、由正心誠意而治國平天下的模式在理論上設計得頗為精巧,但它本身還有許多理論環節需要得到進一步的說明,內聖與外王如何能夠真正統一而不會成為互不關聯的兩截,也是這一模式所不得不面對的質疑.在很大程度上,由內聖必然開出外王的思路往往被認為是儒家從道德主義出發所作的一種承諾,在現實政治運作過程中,這種承諾實際上很難真正兌現.具體就朱熹正君心的主張而言,為何只要君心一正,則天下萬事自然可成?朱熹沒有、實際上也難以作出令人信服的闡述,因而他的這一主張仍不免流於空洞,對於挽救當時社會的深重危機無濟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