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粉絲提問。為什麼明朝後期或中後期有無法控制邊疆的煩惱，比如東北的滿族與南方的鄭芝龍等。而相比明朝，清朝的中期或中後期為什麼就沒有這種煩惱，比如新疆叛亂，但左宗棠抬棺出征硬是為清朝保下了這片領土。其實筆者剛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也是有些啞口，一時間也確實不知道該怎麼去回答。

但在思索了許久後還是給這位朋友做了簡單的回答，然而在回答完之後筆者又覺得，這個問題三兩句話是說不清楚的，畢竟他牽扯到了兩個王朝，兩種制度。因而，筆者冒昧地在這裡跟大家就這個問題再做一個略微詳細些的回顧，看看到底為什麼少數民族的清朝能穩定地控制邊疆，大多數人口的明朝卻無法穩定地控制邊疆。

事實上大多數人都對於清朝有一個很大的誤區，那就是以為清朝的科技非常落後。誠然，清朝的科技相比西方列強而言，那確實是比較落後，但相比中國歷史上的其他封建王朝，那絕對是發達到不能再發達。

這裡筆者可以舉個例子，當年清政府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時候，就已經從西方列強手中獲取了大量的步槍，而這種步槍的威力遠超則明朝時期的種種火器。又比如清朝的北洋海軍，那更是在光緒年間便已經擁有了鐵甲艦，而這種鐵甲艦相比之前任何朝代的木質軍艦而言，都是堪比降維打擊般的存在。

言歸正傳，清朝後期因為西方列強的介入，清政府引進了很多先進的裝置，比如電報就是其中之一。我們都知道，古代的封建統治者經常被一個問題所困擾，那就是政令的傳達不夠及時。比如唐玄宗時期的安史之亂，就是因為政令的傳達不暢，才導致安祿山等反賊趁勢從邊疆一路攻打到長安。

根據史料記載，光緒年間的維新變法時，清朝便已正式下令，從此以後，凡偏遠地區的聖旨，一律改由電報傳送（嗣後明降諭旨，均著由電報局），而且擁有和實際傳達聖旨相同的權力和效用。這點看似無關緊要，但其實將他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下，那帶來的作用可絕非之前的任何科技可比。

這裡筆者舉個例子，當年庚子國變時，慈禧太后帶著光緒皇帝狼狽不堪地從北京直奔西安，路上甚至不敢做絲毫的停留。但是在到了西安之後，慈禧太后又開始以清朝統治者的身份發號施令，但她當時位於偏遠的西安，距離南方及北方的各位總督大臣可謂非常遙遠，那麼又是如何發號施令呢？沒錯，就是用的電報（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次年，便有了直達新疆的電報局，而且當時李鴻章還在各地皆設有電報局）。

清朝是以滿族發家，而滿族又是一個非常具有開拓性的少數民族，因而這就導致清朝的統治者在對於土地的重視上，的確是要高於明朝。

這裡筆者可以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明朝的根本核心是兩京十三省，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內地。對於內地之外的土地，比如最早的交趾，後來的東北，最後的臺灣等，都是採用了羈縻（jī mí）的政策，即當地人治理當地人。而且對於這些地方，明朝既不派遣軍隊，又不重視民生，所以在貪官汙吏的統治下，這些地方對於明朝的向心力是非常低的。

可是反觀清朝，他們對於整個統治區的所有土地都非常重視，而且這種重視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派兵和干預。我們都知道，清朝對於內地的統治與明朝基本無異，除了加設將軍這一官職外。而對於那些邊疆地區的統治，清朝就顯得格外重視，比如清朝在外蒙古和新疆就分別設立了烏里雅蘇臺將軍和伊犁將軍等。而且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些將軍並非是虛職，而是確切地在當地掌握有一定兵馬的實權將軍（還有一定的其他權力，此外清朝也確實偏愛在各地駐軍）。

說完駐軍，我們再說干預，清朝對於這些邊疆地區的干預做得非常徹底，比如在蒙古設立盟旗制度，即各個地區的人不能隨意走動，一旦隨意走動則視同謀反（主要針對貴族）。又比如在西藏正式確立活佛轉世制度（達賴喇嘛）等。

這裡筆者先說個很特殊的點，那就是清朝身為少數民族，確實是有一定的優勢，比如他們不用考慮太多的善良與殘忍。清朝曾在蒙古和西藏等地區強行推行喇嘛教，而喇嘛教則幾乎動搖了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根基。原因在於，喇嘛教教規規定，無論一家有多少子嗣，都只能有一個人來娶妻生子，其他的都必須當喇嘛，而喇嘛則不能娶妻生子。

文章到這裡也就要結束了，在這裡筆者說句題外話，也算是為明朝正個名。那就是清朝末期雖然有種種先進的科技和制度，但清朝的領土丟失卻依然不比明朝差太多。比如清朝末期，英華人曾攻進西藏並佔領了拉薩（扶持了偽政權），又比如甲午海戰失敗後，臺灣被割讓，遼東半島也差點被割讓等，至於其他的如外蒙古獨立，香港澳門被強行租借等那就不再多說了。

最後，關於“為何明朝後期有無法控制邊疆的煩惱，而清朝後期卻沒有這種煩惱”這個問題，筆者個人的答案有以上兩種。第一個科技的進步，比如電報的出現，這個是指清朝享受到了以電報為代表的科技紅利，而且這些紅利還很有價值。第二是清朝對土地的重視勝於明朝，這個是指清朝對於土地的監管程度要比明朝重視得多，比如他們從不採用羈縻制度，而是實際佔領等。

參考資料：《明史》《清史》《白話二十四史》等。

因為清朝後期都是漢人在犧牲流血保護邊疆，而滿人沒有留幾點血。

但即使是這樣滿人還是有煩惱的，因為當時讓他們自己的滿人八旗上，而他們滿人八旗卻不舉，只好靠漢人移民和軍隊來守。但這樣讓別人犧牲流血是有代價的，就是滿人沒有任何對國家的實際控制權。他們因為沒有實際控制權而煩惱不斷，只好同過立憲來解決，但是別人已經犧牲流血用自己的代價換到了一切，怎麼可能被滿人平白無故不用任何等量代價剝奪，就這樣滿人帶著他們的煩惱退位下臺了。

誰說清朝後期沒有邊疆的煩惱，純屬扯淡，康熙雍正乾隆與西部北部都有矛盾，晚期跟俄國，北韓，蒙古新疆西藏也不安穩，幾乎快處於不受控狀態

清朝後期實際上已經無法控制邊疆。

外蒙，新疆都在沙俄的操作下在試圖獨立，外蒙獨立成功，外東北直接被割讓。

沙俄和日本為了爭東北三省大打出手，清朝無能為力。

西藏在英國的操作下在試圖獨立，逐步蠶食。

臺灣島，琉球群島割讓日本，失去北韓半島的宗主國地位。

大家好，以大量歷史文獻看透歷史真相，請跟我來。

首先，這個問題完全錯誤。明朝後期從來沒有無法控制邊疆的問題。反而清朝後期，什麼樣，還用我說嗎？

明朝的什麼時候無法控制邊疆了？那塊領土被人攻佔了？一直到亡國了，都李自成的大順國了，那是李自成的事。

明朝從來就沒有過無法控制邊疆。哪怕是給朵顏三衛領土，那也是賞賜的。是我們願意給，而不是無法控制。

明朝是有倭寇問題。但是哪塊領土被倭寇佔領了？相反，追的倭寇到處跑。

明初，從洪武到永樂的57年間，倭患次數共為94次，年平均不到2次；永樂以後到嘉靖之前（1425～1522年）近百年間的倭患記錄次數僅為17次；在嘉靖一朝的45年間，倭患次數猛增到628次，佔明時期倭患次數的80%；進入隆慶後，又驟減為48次。跟明朝200年閉關鎖國政策失敗成一致走線。

據史料《明實錄》記載，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

一股有六十七人的倭寇，（有文獻說54人或者72人）洗劫浙、皖、蘇三省，攻掠杭、嚴、徽、寧、太平等州縣二十餘處，直逼留都南京城下。這股倭寇暴走數千裡，殺死殺傷四五千官兵，歷時八十餘日，被佔絕對優勢數量的明軍圍殲。

嘉靖三十四年(1555)6月7日從浙江紹興上虞縣登岸的。他們上岸後一路暴走，遇小縣城就攻打，遇官兵就搏殺。在《明史·日本傳》裡，我們可以看到，它利用用了大量的動詞記載這段經歷：“突犯會稽縣，流劫杭州，突徽州歙縣，至績溪、旌德，屠掠過涇縣，趨南陵，至蕪湖。燒南岸，趨太平府，犯江寧鎮，直趨南京。

明朝北方邊境，是被俺答汗兩次圍住北京，但是北京被攻陷了嗎？沒有啊。也先攜帶英宗朱祁鎮圍攻北京，也沒事啊。明朝在邊疆問題上，從來沒有被佔領領土。從沒丟失過領土。

明朝沒有歲幣，但是明朝多了很多名詞，貢賞，市賞，歲賜，地賞，贖金。

嘉慶該時期，蒙古俺答汗發動了入侵北京的“庚戌之變”，掠懷柔﹑明軍一觸即潰，紮營於潞河東二十里之孤山（今通州東北）、汝口等處，一直打到北京城下，十九日至東直門。二十一日德勝門﹑安定門北民居皆被毀。當時俺答放回了在通州俘虜的宦官楊增，手持俺答的書信回覆明廷，稱“予我幣，通我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虔爾郭！”嘉靖皇帝最終透過大量的錢財饋贈才讓其回到草原。同時答應增加貢賞，跟市賞。

大臣嚴嵩說: 蒙古人搶夠了自己會走的。

“敗於邊可隱, 敗於郊不可隱, 虜飽將自去” 。

嚴嵩這句話，雖聽上去感覺不重視老百姓，但是，你的承認，嚴嵩看的還是很準的。而且，心裡穩的一~.

隆慶時期，俺答汗又逼迫明朝簽訂了城下之盟，（京師城下）要求開放邊市，並且明朝每年增加一些“市賞。

土木堡之變，

正統十四年，1449年春，也先最開始朝貢使團只有50人規模，貢品有羔羊，小牛，一年比一年多，最後增加到2000人，稱3000人。王振按2000人給回的歲賜，也先不滿意，才有土木堡之變。其目的也只是要求增加歲賜，跟貢賞，市賞。

在土木之戰中，明軍的參戰人數，基本都沿襲自劉定之《否泰錄》中的數字：“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而到後人引用時，更徑直略去了“私屬”，只作“官軍五十萬”或“五十餘萬”，我們按《明英宗實錄》中記載：“命在京五軍、神機、三千等營在營操練者人賜銀一兩，兵器共八十餘萬。又每三人給驢一頭，為負輜重。估計二十五萬。而也先文獻記載二萬人。

也先還夢想將妹妹嫁給英宗朱祁鎮，英宗誓死不從。和親，只有上位者可以將女兒嫁給你，讓你叫爸爸。漢武帝嫁女給匈奴王單于，李世民嫁女給吐蕃王松贊干布，松贊干布按禮儀，見到李世民得跪下叫爹。康熙嫁女給蒙古大汗葛爾丹，葛爾丹汗見到康熙，按禮儀需跪下稱皇阿瑪。如果取了也先的妹妹，英宗按禮儀，需尊稱也先為大哥。很多人覺得，哎呀，這還有送美女環節，福利啊，要了吧，多好。

公元1619年，明朝給了林丹汗白銀四千兩，一年後，加賞至四萬兩。林丹汗遂聲言幫助明朝抗擊後金。

公元1628年，林丹汗西進，佔據土默特、河套等地，並攻擊了明朝的大同、宣府。明朝仍舊給予林丹汗“歲賜”白銀八萬一千兩。翌年，林丹汗率大軍到了延綏紅水灘，要求增賞未遂，隨即就縱掠了明朝邊境。

贖金

被虜走的英宗是被楊善重金贖回來的。當然贖金問題從來不提。只說連錢皇后都獻出自己的全部私財。然而也先拿到鉅額的贖金後並沒有放人，而是繼續以英宗為“籌碼”，嚮明朝勒索大量的土地和財富，甚至還帶著英宗朱祁鎮圍攻北京。最後楊善，工部侍郎趙榮將英宗贖回。

割地賞賜。

北方部落之間不合，你們部落幫我打服別的部落，不光有貢賞，還有地賞，

為了酬答“朵顏三衛”的戰功，把塞外的大寧都司、營州衛等地區一股腦割讓給“朵顏三衛”。須知大寧都司、營州衛等，都是洪武年間朱元璋設立的防範北方蒙古騎兵入侵的重鎮，卻被朱棣一股腦割讓給“朵顏三衛”。

參考資料：《明史》《靖難之役與兀良哈南遷》《皇明四夷考》《弇州四部稿》

“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遂以大寧畀三衛”，“文帝從燕起靖難，使使以賂請，而兀良哈以騎來從戰，有功。先是，即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為外邊，使寧王鎮焉。文帝乃移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等”

市賞。

根據《條覆收胡馬疏》記載:“虜中上等扇馬一匹。擬價十二兩，搭配段布官貨一分，實值銀八兩餘;中扇馬一匹，定價十兩，貨實植銀七兩餘;下扇馬一匹，定價八兩，實植銀六兩餘。其在商民，既以故衣貨，每值銀七、八兩，即買兒馬一匹，可賣銀十餘兩。連彈丸之地琉球，也能拿到貢賞。

貢賞，市賞的問題，不是在於是否給的多，而是，不能給！打個比方，草原上蒙古牧民，碰上狼群追，即使手裡有肉乾，絕對不能給，你扔肉乾，就是培養狼群見到有人騎馬就追的習慣。而習慣養成了，你不給就出問題了。就如同清末賠款問題一樣，你賠款一次，就是告訴所有人，快來啊，我有錢，只要揍我，我就給。你打的疼，我給的多。

至於後金，大家要明白，是明朝主動出關，分兵6路攻打努爾哈赤。並不是努爾哈赤攻佔明朝的領土了。雖然有小股後金騎兵進關劫掠，但是並不影響大局。領土從沒丟失過。

後金五次進關劫掠。其薩爾滸之戰，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二月，明抵達遼東的援軍約87000餘人，加上葉赫兵一部、北韓軍隊13000人，共約11萬，號稱20萬（有文獻說47萬）明軍共損失兵力約45800餘人，戰死將領300餘人，喪失騾馬28000餘匹，損失槍炮火銃20000餘支，而清軍總共只有6萬人。也有說4到5萬人。

而清軍《滿文老檔》記載的損失微乎其微，說後金僅僅損失了不足200人，“諸申英明汗之兵陣歿者不及二百人”，有近代有學者“估計”，清軍死亡3000人。

明末，明軍經過撫順之戰，薩爾滸之戰，開鐵之戰，清河之戰，遼瀋之戰，廣寧之戰，寧遠之戰，松錦大戰，松山之戰。與明朝發生大小百餘次爭戰鬥，明朝北方精銳，損失殆盡。

蕭一山：“是役也，明傾天下之力，盡徵宿將猛士，及北韓，葉赫精銳，分道深入，使之不能兼顧。而努爾哈赤以八旗六萬之眾，先破其一路，五日之間，全軍皆敗。金士卒僅傷數百人，而所獲則以鉅萬計。明清之興亡，此亦最大關鍵也。

李如梅：“此賊精兵七千，而帶甲者三千；此賊七千，足當倭奴十萬。厥父為俺爺所殺，其時眾不過三十，今則身自嘯聚者至於七千，雖以十人來犯境土，即報遼東而求救。西北雖有韃子，皆不如此賊，須勿忽。

至於清朝後期，這還用我說嗎，給香港租出去了，澳門租出去了，關鍵還沒有租金。省下那些條約還用說嗎？明朝最起碼，北京沒有被攻陷吧？清朝後期都八國聯軍進北京了。

最後，就算全世界所有外華人都認為我們是華人。我們自己還需要分，你是什麼族，我是什麼族。

一、晚清時期中國的邊疆危機是比較嚴重的。

而且，不僅是海疆危機，還有內陸的邊疆也同樣遭到了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英國對西藏虎視眈眈，發動過兩次入侵戰爭，俄國在新疆和東北都有侵略要求。而當時的清朝已經左支右絀，捉襟見肘，要想憑自己一己之力來保住自己的邊疆地區，在當時許多人看來，都是比較困難的。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在1870年代出現了李鴻章為代表的海防論和左宗棠為代表的塞防論，兩派的目的都是要儘可能的保全中國。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如果要靠清朝自己把新疆、西藏、蒙古和東北都保住，這看起來是比較困難的，尤其是財政壓力比較大，只能集中精力於海軍建設，或者是收復新疆，只能二選一的時候，那麼就應該有所取捨。兩派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選擇。左宗棠堅持新疆非常重要，必須要出兵收復，而李鴻章認為新疆雖然地方很大，但產出很少，相比於收復新疆所必須投入的軍費支出，能夠得到的好處很少，所以不必在新疆問題上投入過多資源。因為清朝有過經略西北的歷史，所以有新疆歷史地理研究的傳統，有些人同意左宗棠的觀點，但從當時朝廷的主流意見來看，還是來自海上的威脅更加迫在眉睫，應該優先建設海軍。最後慈禧太后做出的折中決定是，仍然把有限的財政資金投入到海軍建設，用以保衛海防，但也同意左宗棠收復新疆的主張。只不過，朝廷對收復新疆並沒有能力做出什麼實質性的支援，尤其是無法撥款幫助左宗棠去採購他所需要的武器裝備來出兵新疆。為了出兵新疆，左宗棠最後想出了借洋債的辦法，也就是透過胡雪巖向列強舉債的辦法來籌集資金。

到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在賠款問題是獅子大開口。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出現了變法自強的主張，也就是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戊戌變法。在變法過程中，作為官二代的譚嗣同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後又在變法失敗之後慷慨赴死，一直都是正面形象。但也是在他的著作中，我們發現，他曾經主張賣掉新疆和西藏、蒙古和東北。根據《譚嗣同全集》記載，譚嗣同上書光緒帝：“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統計所賣之地之值，當近十萬萬。蓋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萬萬方里，以至賤之價，每方里亦當賣銀五兩，是新疆己應得十萬萬，而吾情願少得價者，以為十年保護之資也。且價亦不必皆要現錢，鐵甲船、鐵路之鋼條、木板、精槍、快炮及應用之一切機器，均可作抵。於是廣興學校，無一鄉一付不有學校，大開議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議院。”在這裡可以看到，譚嗣同在做出賣掉新疆、西藏以及蒙古和東北的一部分這樣的建議的時候，是有他自己的前提性判斷的。這些前提包括：首先，和列強相比，清朝當時已經無力再繼續保持這些邊疆地區，終究都是要被列強掠奪過去的；第二，清朝是不可能戰勝列強的；因此，第三，中國只能在這些地區還在自己手裡的時候，儘快賣掉變現，來爭取列強的保護，為中國變法自強提供一個相對更加安全穩定的外部環境。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譚嗣同為代表的一些讀書人雖然汲汲以求的希望清朝能夠儘快推行新政，變法自強，這在當時是進步的。但同時也可以反映出在列強持續不斷的打擊之下，他們實際上已經對中國失去了信心，認為中國的這些邊疆地區終究都是要淪喪的，與其最終捱打之後再割地賠款，於事無補，還不如趁著現在自己還有機會賣的時候儘快賣掉，還可以得到一部分資金來支援變法自強。實際上，當時新疆和西藏、蒙古、東北面臨的危機確實是非常深重的，而且是多重的。除了列強入侵之外，隨著清朝進入王朝晚期，對邊疆地區原有的管理模式也已經嚴重衰敗了，無論是在新疆還是在西藏，都已經出現了嚴重的主權危機。而且，伴隨著清朝管理邊疆的能力的衰退和帝國主義勢力的滲透，這些邊疆地區的聚居民族也出現了一些不穩定的因素，乃至發生叛亂。

甚至究竟如何理解邊疆地區與內地漢族聚居地區之間的關係，也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譚嗣同的這種認識在當時是非常典型的一種觀點。比如在當時極端的反滿革命一派的主張中，就發展出了極端的民族主義主張，要求排滿革命，認為新疆、西藏、蒙古和東北這些地區原本就不是中國舊有的領土，為了革命成功，都可以放棄。而且，對於什麼是中國的認識，也出現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為未來的中國應該以漢朝時期的郡縣所及的版圖為基本版圖，這種看法難免會涉及北韓、越南，另一種則主張以明朝的兩京十三省為基本版圖，而且都有各自的道理。甚至在立憲派與革命派進行的辯論中，楊度也認為，中國必須要實行君主立憲的原因，就是蒙古、新疆和西藏都只認同清朝，而沒有中國認同，所以必須保留清朝皇帝，才能保住這些邊疆地區。

不得不說清朝的邊疆政策，民族政策是最好的，充分照顧了邊疆民族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平衡把握的非常精妙。清的邊疆政策其實現在也在用著。

因為清朝基礎做的好和對邊疆的長時間實際控制所致。

明朝在明成祖朱棣時期領土做到了最大化，約一千W平方公里，可惜就持續二十年，就開始縮水，不斷裁撤衛所，歸縮到內地去，縮得最後約得只有三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縮水速度和數量堪稱一絕啊，究其原因呢就是嫌棄邊遠之地貧瘠苦寒，不適合耕種和居住，再加上當地人不服管教與之為敵，征討呢又吃力不討好，於是乾脆放棄，退居內地多輕鬆啊，好高明的決定啊。

比如明朝時青海西藏的烏思藏都司，東北的奴兒干都司，明廷策封的指揮使都是當地勢力頭目，他們時常與明朝發生衝突對戰，明朝又無法徹底征服，這就談不上是什麼領土了，充其量算是藩屬國，都司指揮官都不是自己人，又拿別人沒辦法，能沒有邊患那才怪了呢。

清朝呢？唉，人家漁獵民族，打小在東北苦寒之地生存繁衍，什麼蒙古的大草原，新疆的大沙漠啊，西藏，青海的高原反應啊，這些惡劣條件完全扛得住，順手還接收了內地十八省的溫柔鄉，綽綽有餘。

這些邊疆地區都是長達一百多年的實際控制，新疆早期設立伊犁將軍管轄，後改為行省設巡撫管轄，西藏設立駐藏大臣管理，青海設立西寧辦事大臣管理，東北早期也設立為多個將軍轄區，後改為行省，蒙古嘛，清朝皇帝兼任蒙古可汗，透過聯姻蒙古貴族，派駐官員，傳播宗教等辦法，牢牢的握住蒙古，使長城成為擺設，透過這些辦法，使得清朝巔峰時期領土有一千三百多W平方公里，雖說有大小不一的叛亂，可都被清軍征服平叛了。

別人打小基礎就好，不怕艱苦，做到了邊疆的長時間實際控制，自然到了後期最軟弱無力時邊疆也不敢造次，即使在內憂外患雙重打擊之下，沒有想其他朝代那樣迅速分崩離析，而是在清帝遜位時還留下了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禪讓給民國，實在是大功一件也。

這個問題並不真實，關於明朝後期邊疆，無非是北方，蒙古部落幾乎伴隨明朝始終，瓦剌、韃靼都和明朝是長期對峙狀態，瓦剌和碩特部還南下青海西藏控制了藏區。而東北就是晚期出現的女真，所以感覺明朝邊疆長期都有問題，甚至西南彝族土司播州、水西也長期動盪，哪怕有云南沐王府也搞得很頭疼。

但是清朝當真後面沒有問題嗎？不少回答已經指出晚清在外國列強下的尷尬，當然強迫割讓我們勉強可以說把責任推給洋人把。但是清朝自身晚期有沒有問題？顯然有問題，而且還不小。

比如按說清朝依靠滿蒙聯姻制度，對蒙古方面應該是比較穩固的，但是，今天都知道的外蒙問題，歷來都說是沙俄方面的因素，當然的確如此，但換句話說，沒有蒙古上層的確有脫離之意，沙俄是使用武力在蒙古地方強迫他們嗎？這個和阿古伯帶兵進入新疆南部地區的危機並不大一樣。所以外蒙的問題本身有很大因素是蒙古貴族已經有這層意思，所以再與沙俄聯絡起來，是需要客觀看待的，包括後來抗戰中的蒙古偽政權，歷來只提溥儀的偽滿，實際還有蒙古方面，而且還是內蒙，所以蒙古方面的問題是從晚清已經暴露的。

還不光如此，難道民國的誕生不是地方對清朝的脫離嗎？民國的出現是南方一個個省脫離出來，然後再組建的聯合政府，這是實實在在邊疆問題引起的大變革。湖北辛亥宣佈脫離自立、四川、湖南、浙江、兩廣等等一一跟隨，不然民國初年那些地方督軍怎麼來的？全是晚清地方問題引起的，也是邊疆衝突的體現。

當然晚清本身格局非常複雜，牽扯很多洋人在內地的問題，但是，當歷史走到那個階段，本身內地民眾對時局已經非常失望，當然也有很多野心家在其中，所以地方軍閥和革命者往往混在了一起，民國的情形也就顯得很複雜了。

把明朝後期應對東北邊疆問題戰略及結果和清朝後期應對東北邊疆問題的戰略及結果進行比較

首先我們來簡單介紹下薩爾滸戰役經過：

1618年，後金努爾哈赤以“七大恨”為名誓師反明，接連攻陷遼東撫順、清河等地，又於1619年正月，率軍大舉進攻依附明朝的女真葉赫部，葉赫部不敵，嚮明朝求救。東北邊境局勢告急，明朝萬曆皇帝派遣遼東經略楊鎬率軍前往支援。當年二月，明朝抽調川、甘、浙等省兵力增援遼東，加上葉赫部1萬餘人，北韓軍1萬3千餘人，共計約20萬餘人。

明軍兵分四路，分進合擊，主帥楊鎬坐鎮瀋陽，將所屬20萬餘人分為四路：山海關總兵杜松率軍6萬餘人為主攻，由瀋陽出撫順關入蘇子河谷，從西面進攻；開原總兵馬林率軍4萬餘人為北面軍，出開原，經三岔兒堡，入渾河上游，從背面進攻；遼東總兵李如柏率軍6萬餘人，出清河，經鴉鵲關由西南面進攻；遼陽總兵劉綎率軍4萬餘人，匯合北韓軍，經寬甸沿董家江北上，由南邊進攻。葉赫部負責側後支援。

四路大軍以後金都城赫圖阿拉為目標，分進合擊，擬定於三月初二會攻赫圖阿拉，一舉圍殲後金軍。

努爾哈赤“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努爾哈赤傾盡所有，集結6萬精兵于都城附近，擬利用熟悉地形及騎兵機動性強的優勢，形成戰場區域性的兵力優勢，各個擊破明軍四路大軍。

電影《繡春刀II》裡便是以薩爾滸戰役的慘敗為開頭

最後戰役以努爾哈赤以少勝多，殲滅杜松、馬林、劉綎三路兵馬，僅有李如柏帶領南路明軍潰逃，逃跑途中，自相踐踏，死傷1千餘人。

是役，明軍損失兵力45000餘人，喪失騾馬等駝畜28000餘匹，火器20000餘件，文武官吏300餘人，元氣大傷。而後金方除繳獲了大量戰場物資外，據考證僅損失3000餘人，戰場主動權就此更替，明朝對整個關外的掌控能力進一步下降，基本喪失遼東戰場主動權，不久之後，後金就乘勢攻下了開原、鐵嶺等重鎮，遼西局勢也變得岌岌可危。此役後，明朝再也不能主動出兵，大的戰略變成防守為主、相機出擊、收復遼東。

薩爾滸戰役的失敗從一定程度上將拉開了大明王朝滅亡的序幕。

1882年，北韓發生壬午軍亂，北韓國王李熙之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利用軍隊譁變，成功奪權；北韓王妃閔妃一黨與大院君有隙，請求清廷出兵平亂，袁世凱乃跟隨吳長慶的部隊東渡北韓。袁世凱率領一支清軍配合行動，殺死了幾十名兵變參與者。戰鬥中，袁世凱一路放槍，帶頭衝在最前面，他的堅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變很快得以平定。隨後清軍將大院君擄至保定問罪，當年23歲的袁世凱則以幫辦北韓軍務身份駐藩屬國北韓，協助北韓訓練新軍，開啟了袁世凱練兵的先河。袁世凱留鎮北韓期間，得到了北韓上下的一致好評，北韓人士稱讚他：“明達夙成，留京師（漢城）期年，大得都民之心”。他也和金允植、金炳始等多名北韓士大夫結為忘年之至交。

1884年金玉均等“開化黨”人士發動甲申政變，試圖推翻“事大黨”把持的政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制王室；袁世凱指揮清軍擊退日軍，維繫清廷在北韓的宗主權及其他特權。袁世凱平定了北韓甲申政變有重大意義，打退了日本的滲透勢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戰爭之際謀取北韓的企圖，推遲了中日戰爭爆發的時間。袁世凱因這一事件受到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重視，同時也使日本人對袁世凱“憾之刺骨，百計排陷之” ，他的同僚吳兆有等亦頗為嫉妒，攻擊袁世凱“妄開邊釁”、“擅挪軍款”。袁世凱遂於1885年初歸國，賦閒在家，以避攻擊。但是李鴻章決定重用袁世凱，命袁世凱於1885年10月護送大院君回北韓，同年11月又委派袁世凱為“駐紮北韓總理交涉通商事宜”，位同三品道員，左右北韓政局，儼然北韓的太上皇。袁世凱在北韓期間的任務是在“各國通商”、“友邦環伺”的情況下，使北韓“明尊親之義，定搖惑之志，內修政治，外聯邦交” ，換言之即強化清朝和北韓的宗藩關係，防止北韓獨立自主的傾向和日俄等國的窺伺。由此袁世凱不可避免地在干涉北韓內政，甚至不止一次策劃廢黜北韓國王李熙。 袁世凱干涉北韓內政的做法引起了北韓國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滿，清廷中也不斷有人彈劾他。比如1888年1月北韓國王李熙致函請求清廷撤袁世凱，隨後北韓駐華官員金明圭奉李熙之命，請求李鴻章換人。清廷內的張謇、張佩綸等也曾攻擊袁世凱“侈然自大，虛驕尚氣，久留北韓，於大局無益”。 李鴻章力排眾議，不僅讓袁世凱繼續留朝任職，並於1890年2月給袁世凱寫了“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局，獨為其難”的評語。

袁世凱在北韓的十二年雖然由於其年輕氣盛而採取一些過激、粗暴的手段，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對北韓的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