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南明史」中，他寫道「錢謙益、呂大器固然是擁立潞王的主謀人物，但是真正一度擁有決策大權的是史可法 他在這樣的重大問題上態度遊移，沒有斷然決定擁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於鎮將，從此大權旁落，應當負主要責任。」顯然顧誠認為史可法在定策一事中的猶豫造成四鎮割據，所以史可法要負主要責任。並且認為「武將視皇帝為傀儡，朝廷徒擁虛名，文武交訌，將領紛爭，內耗既烈，無暇他顧，根本談不上恢復進取。南明之不振種因於此，這種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顧誠的邏輯是，因為朱由崧位置不保，所以求助於四鎮，造成了四鎮跋扈。而史可法是能幫助朱由崧保住位置的人，而史可法猶豫不決，因此史可法要負主要責任。

這個說法是可以討論的。史可法身為兵部尚書，雖然是實權人物，但主力部隊卻不在他手裡，而在馬士英控制中。後來的四鎮，此時皆為馬士英所節制。黃得功本來就是馬士英的部下，其他三人則是北來者，沒有根基，若不是馬士英收留，甚至是喪家之犬。當時以錢謙益有朝廷重臣高弘圖、呂大器、張慎言等人的支援，力主迎立潞王。但史可法或許考慮到事情的惡劣影響，不願意幫助東林擁立潞王。原因也是很明顯的，若不按照繼承順位行事，則小宗遠支皆可窺伺帝位，唐魯之爭、唐桂之爭，以及各地的小政權恐怕會更早出現。但因為史可法本人並不是東林，所以他不能不考慮東林的態度，因此他覺定找手握重兵的馬士英去討論一下。馬士英認為桂王是個好選擇，所以史馬二人決定福王潞王都不選，而選桂王。若真是史可法實權到可以決定擁立誰的地步，他還何必求助於馬士英?此時馬士英雖然是封疆大吏，但非中央大員，史可法求助於他顯然是因為他掌握重兵，意見甚為重要。因此，說史可法有實權，所以他要負主要責任，這是不公正的。

而四鎮的跋扈，與馬士英也是分不開的。馬士英為了趕上定策的班車，決定出賣史可法。當時馬士英雖已同意和史可法一起擁立桂王，但他得知鳳陽守備太監盧九德幫助福王召黃得功等人幫助協謀擁戴，於是拉上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和操江劉孔昭一起搭車定策。其實定策這種事，福王僅靠聯絡到黃得功等武將又如何能完成?黃得功等人擁戴福王，無非是為了拿功勞。馬士英作為其上司，若即刻聯絡他們，將他與史可法的決定告知，黃得功等人何須非擁立福王不可?擁立桂王難道不是功勞嗎？但馬士英工於心計，他先同意史可法擁立桂王，以此撇開東林，因為以錢謙益為首的東林是擁立潞王的。隨後又抓住時機擁立福王，因為定策之事僅有武將是不夠的，他將是文官首功。福王於五月初三監國，同日馬士英即授意劉澤清和高傑約史可法「過江共議」，其目的是把史可法調離政治中心。隨後馬士英將史可法曾否定擁立福王之「七不可」原因揭發。其實這個「七不可」並不是史可法的意思，而是史可法轉述姜曰廣等人的意思。但此時史可法已無法爭辯，馬士英則得到朱由崧信任。到達南京後即參與機務，成為中央大員。為什麼說馬士英和四鎮跋扈脫不開關係?因為馬士英為了將史可法擠出中央，逼著史可法去督師江北。福王監國後，五月八日史可法上「議設江北四藩啟」，希望以四鎮為屏障，以此自守進取。四鎮的兵馬錢糧可「聽其自行徵取」，但四鎮要「聽督臣察酌」。史可法的意思是由四鎮的老闆馬士英去督師控制他們，但馬士英卻想借此機會排擠走史可法，於是五月十一日確定了四鎮的佈置，然後以「我馭軍寬，頗擾民，公威名著淮上」為理由，於五月十二日逼著史可法自請督師江北了。其實這是對四鎮的縱容，卻讓馬士英自己可以有精力對付中央的政敵。而四鎮卻「漸不可制」。

因此，史可法在定策和四鎮的責任上均沒有顧誠指責的那麼大。馬士英才應負主要責任。

2. 顧誠還指責史可法「借虜平寇」的政策，並認為高傑北伐的目的也是這個。

其實這是很不公正的說法。借虜平寇固然存在，但那是「請遣北使疏」的內容，當時南明對於北方的情況不清楚，只知道吳三桂借金人部隊打擊李自成，不知道清朝已經坐鎮中原。隨後南明逐漸瞭解了這個事實，史可法的態度即改變，「屢得北來塘報，皆言敵必圖南，水則廣調麗舡，陸則分佈精銳，盡河以北，悉染腥羶。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聞及於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於燕齊，一似君父之仇置諸膜外。近見北示，和議固斷斷難成，一旦南侵，即使寇勢尚張，足以相拒，兩者必轉而相合，先向東南。宗社安危，決於今日。」其政策亦變為「吾皇早作夜思，念祖宗之鴻業，懷先帝之深讎，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並於選將練兵，滅寇禦敵之一事。」即將農民軍和清軍都作為敵人。

顧誠還認為高傑北伐的目的是執行「借虜平寇」的政策，依據是史可法的奏疏，「陳潛夫所報，清豫王自孟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尚在單、懷，欲往潼關，皆李際遇接引。長驅而來，刻日可至。據此，李際遇降附確然矣。況攻邳之日，未還濟寧，豈一刻忘江北哉？請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開、雒，據虎牢，劉良佐貼防邳、宿」。但既然所謂的「借虜平寇」的結論是錯的，那這份奏疏也不能如此簡單地理解了。其實那句「長驅而來，刻日可至」就已經體現一些史可法的意思了。他認為情況緊急，急需做好準備應對清軍。在「弘光實錄鈔」中還有一份記錄，「北兵自孟縣渡河。大學士史可法奏：我於□所隔者一河耳。□處處可渡，我處處宜守。河長二千里，非各鎮兵馬齊力捍禦，不能固也。故興平伯高傑欲自赴開、雒，而以靖南侯、廣昌伯之兵馬守邳、徐。久知□之乘必在開、雒，無如各鎮之不相應何？今□已渡河，則長驅而東，刻日可至。御之河以南，較御之河北，其難百倍矣。」被挖去的字是清朝定中原後有可能導致政治迫害的字眼，即虜夷奴韃這類字，不影響閱讀。可以看出史可法的真正用意根本不是企圖與清軍合兵打農民軍。

而高傑的北伐自然也不是為了打農民軍。在「明清史料」已經從中收集的「南明史料」中的「河道總督楊方興揭帖」記載了當時清方為抵禦高傑北伐所做的準備，當時「該職看得，豐沛逼近河干，高、劉兵馬不時窺伺，今且稱兵犯順矣。」當時沛縣的情況，根據沛縣知縣的報告是「本月貳拾日戍時高兵匝地南來，於三更在沛城之外紮營。於四更時，卑職巡視，有馬千騎，步兵無數，見今在於沛城之下及四門困圍，水洩不通，系至急至危。」如此怎麼能說高傑北伐的目的是借虜平寇?捨棄這些情況，只以高傑給豪格的書信就斷定高傑北伐是借虜平寇，未免太草率了。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所謂「借虜平寇」只是在南明對北方局勢不瞭解的時候的政策，隨即就改變了。史可法正確判斷了形式，並積極組織北伐抵禦清軍。這不僅不是史可法的黑點，反而應該是加分項。

3. 顧誠還指責史可法保衛揚州不力，甚至與江陰都無法媲美。誠然，史可法在揚州保衛戰中沒有出彩的表現，但他也著實沒有更多的可做。三月，清兵開始向南方的弘光朝廷進發。四月，史可法移駐泗州，準備北上。此時因左良玉兵變，朝廷召史可法勤王。史可法到燕子磯時，左良玉被黃得功擊敗，史可法則開往盱眙。還沒到就得知目的地已經降清，史可法奔回揚州。後來清兵到了，史可法檄諸將來援，卻只有劉肇基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史可法還能做什麼?

史可法是一個忠臣，這一點毫無疑問，也沒有什麼可爭論的。唯一可爭論的就是史可法其實是沒有臨陣決斷之機、高屋建瓴之謀的普通臣子。沒有能擔負起那個時代賦予他的歷史責任和機遇。分析主要也從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皇位繼承人的問題猶豫不決，當時作為兵部尚書的史可法很有能量，但不論是選擇福王還是潞王，史可法一方面礙於封建禮儀中的長幼秩序，一方面又傾向於東林黨人所說的“立賢”，表現的猶豫不決，沒有很好的平衡武將和東林黨人的關係，為後續爭鬥埋下了伏筆。

第二點，史可法本人雖是文官，但本身並不是東林黨人，而且又身居高位，與武將方面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而且當時河南、山東等地其實並沒有多少清軍，而且還要十餘萬抗清的義軍。如果這個時候，史可法能夠以自己超然的身份，暫時擺平朝堂內鬥，合力北伐，那整個南明的局面可能完成不一樣了。只是可惜，這個機會喪失了。

第三個，在南明政權內鬥激烈的時候，史可法請命督軍江北，雖然有迫不得已的成分，但是史可法作為馬士英集團與東林黨之間緩衝器，一旦離開朝堂，便會加劇朝堂鬥爭。另外一點，史可法督軍江北期間，幾次機會喪失了收買軍心的機會（高傑死後，以流寇為理由拒絕了以高傑兒子為養子的請求）。並且屢次拒絕北伐山東、河南的建議。

真的很可惜，如果史可法能夠在關鍵時刻有所作為，可能整個南明的局面就會不一樣，可能最差也是個南北對峙的局面。

史可法是崇禎元年的進士，任西安府推官，後來鎮壓民變，崇禎十一年（1638年），史由於長時間沒有平定叛亂而獲罪，朝廷令其戴罪立功。

李自成攻陷北京後，史可法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即南明弘光政權，繼續與清軍作戰。

弘光元年（1645），清軍大舉進攻揚州，史可法率領軍民殊死抵抗。後來清軍調來了紅衣大炮，在大炮的幫助下清軍攻破揚州城，史可法被擒後拒絕投降而被殺。

清軍佔領揚州後，主帥多鐸下令屠殺揚州百姓，屠殺持續了十天，死亡人數約80萬人，史稱“揚州十日”。

史可法死後，南明贈諡“忠靖”，乾隆皇帝贈諡“忠正”。

顧誠在《南明史》中對史可法的評價為:

史可法的誓死不投降，應當充分肯定他的民族氣節。史可法一生值得肯定的有兩點∶一是他為官廉潔勤慎，二是在最後關頭寧死不屈。至於他的政治生涯並不值得過分誇張。明清交替之際把史可法捧為巨星，無非是因為他官大（督師、建極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可法身為高官，身系社稷安危，他在軍事上的決策幾乎全部錯誤，對於弘光政權的土崩瓦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是一個人間慘案，故事的主人公史可法無疑是忠君愛國之英雄。首先在勤王之師走到路途中時，聽說了崇禎自縊，他痛哭流涕，且以頭撞柱，在最後為國生死，都說明了史可法是有氣節的忠臣。

但是卻不得不說評價他是氣節大於能力的南明重臣。

在迎立的問題上，身為兵部尚書的史可法有所猶疑，他在立福王還是潞王之間猶疑不決，同時又考慮到如何平衡東林黨和馬世英之家的政治主張，所以導致了對迎立的遲緩態度。

南明弘光政權是由多個派系而組成的，再加上江北四鎮組成了當時的南明小朝廷，其實說到當時的史可法雖然位高但卻未必權重，要知道黃得功是馬世英的手下，而其餘三鎮都是北方而來，沒有任何根基，所以馬世英握有兵馬大權，因此無論是迎立的問題上，還是策略的問題上，馬世英都是話語權很重的，從此看也不能將迎立問題全部怪在史可法身上。

南明朝廷的黨爭很嚴重，在國家危亡之時，派系人士還在爭權奪利，這一點是國家之大不幸，而史可法就是在朝廷中被生生的擠兌走的。

史可法是很有威信的人，可是卻能力當真不足。在平衡黨派鬥爭上，他幾乎是完敗出局，喪失了在中央的地位和主導權，政治上輸了，自請督師江北，可是卻因為馬世英忙於鬥爭而讓江北四鎮自行壯大，集財政軍政於一身，自此掌控力下降，形成尾大不掉之勢，這與其說是史可法的全部責任，不如說是馬世英的更大，可是史可法卻也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高傑的生死，而史可法卻白白錯失了一個收回軍權的機會。他以流寇為理由，而拒絕了收養高傑兒子為義子的請求，從此可就得罪了高傑部，明明可以強強聯手，卻因為其迂腐之見，而在江北沒有籠絡到武將，收回軍權，這是他的失職。

還有在對外的策略上，史可法開始是主張聯虜抗農民軍，這是在不知道北方情況下的策略，後來得知清軍入主中原後，又積極主張抗擊清軍，這是值得肯定的。

史可法對內，沒有能力做到平衡黨派，一致對外，這是他能力不足，更是朝政的腐敗，對外沒有想辦法收歸兵權，同仇敵愾，這是他的迂腐和能力上的短視，這一點更加不可推卸，他於南明一朝而言，只能說是一個精神意義上的領袖，於正事上卻難以提供多少有用的幫助。

所以我認為他是忠臣、是英雄、是氣節的表率，卻並不是一個能力挽狂瀾的朝廷重臣。

朵鐸打南明從北京出兵時，總兵力有3萬人，其中滿，蒙，漢八旗1萬多人，其餘是明和李自成降兵，史可法是個文官不懂軍事，有滿腔熱血和國捐軀的思想，卻沒有能力。在這場戰爭中犯了幾個錯誤，第一他一心與滿清議和，借滿清兵打李自成，為顯示誠意不出兵山東，不招撫，不給餉，放棄山東和那裡的四萬明軍，致使南明失去山東這個戰略縱深，八旗到山東那裡的明軍沒有抵抗，全部投降。江北四鎮的30多萬明軍史可法也無力安撫，高傑死後，高傑的兒子想要拜史可法為義父，可史可法認為他是文人，看不起武夫丘八盜賊的後代，讓他拜高太監為父，惹惱了高傑部下。八旗兵一到6萬人就投降了，引發了投降的連鎖反應，總共有二十多萬人投降了八旗，使八旗總兵力達到了30多萬人。比從北京出來時多了10餘倍。史可法卻只有不到萬人守城了，

崇禎皇帝自殺後太子也不知所蹤，古代講究國不可一日無君，所以在陪都南京的群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馬上擁立一位新的皇帝以穩定局勢。按照封建的倫理和當時的局勢，很多大臣擁立離南京最近的福王朱由崧為新帝，但是東林黨因為自己的私心（福王的父親是神宗最寵愛的妃子生下的孩子，神宗曾經想立他為太子遭到了東林黨的極力反對）怕福王做了皇帝以後報復，於是他們提議立潞王朱常淓為新帝。

在此關鍵時刻，作為當時南京最高權力的人，史可法本應儘快確定其中一個人為新帝，結束朝內紛爭。結果他卻在這個時候莫名奇妙的提出折中的方案，提出立桂王為新帝。要知道桂王的繼承順位是在福王和潞王之下的，於是整個朝內更是一片紛爭。這就直接導致了福王倚仗江北四鎮的將領，由鳳陽總督馬士英護送進南京，由於馬士英手握兵權，史可法只好迎接福王為弘光帝。

弘光帝登基後，史可法自然被排擠到權力中心之外，不久就被派到江北督師。由於上一個錯誤的決定，導致江北四鎮有擁立新帝之功，所以根本沒有人聽史可法的。這時史可法想出一個籠絡他們的辦法，就是給江北四鎮的將領封地，可是試想一下，有了封地那些將領怎麼還會出去打仗呢。

江北四鎮裡也有一個例外，有一個叫高傑的以前是李自成的部下，他率領的部隊也是李自成部隊中很能打仗的一支。高傑因為拐走了李自成的老婆邢夫人所以投降了明朝，對於這樣的人史可法當然應該多加籠絡重視，但是他沒有。高傑後來被刺身亡，他的妻子邢夫人怕他們無法承受明朝的黨派紛爭，便提出讓兒子認史可法為義父，史可法居然毫不猶豫的拒絕了，後來甚至還提出讓高傑的兒子認一位宦官做義父。試問軍隊的將士們怎麼可能嚥下這口氣，結果導致這支部隊直接降清，反過來成為攻打南明的主力。

除了上面說的之外，史可法還有很多錯誤的決定，比如他聯擄抗賊的政策，妄想著利用清兵打走李自成。只能說他最後以身殉國的光輝掩蓋了他迂腐文人的本質，畢竟當時明朝的很多官員都投降了清朝，包括大名鼎鼎的洪承疇。

當然算忠臣了。為了拯救大明朝奮戰到底，連命都不要了，這種忠誠也是少見。

但功臣就很難說了。簡單說就是一個才能不足以支撐德行，更不足以支撐風雨飄揚危局的人。

忠臣算是吧，功臣不可能。

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

這種人是完美的儒家樣板，只知道做人，不會也不屑做事。“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自己掛掉也就算了，但是於國家何用，於民族何用，揚州80萬軍民何辜？

當這種人掌握朝政或為方面大員，只能說把他選拔上來的制度和鼓吹“做人比做事重要”的文化是失敗的。所以明朝滅國不冤，難怪滿清統治者欣賞他。

評價一個人，首先要拋開個人情感，再者也是要把人物放到當時的環境中！基於這2點，評價這個人物！

1，毫無意義，史可法是個文人，文人骨子裡面，都是孔聖人那種，忠君報國，為蒼生黎民！可是問題來了，在強大的滿清軍隊面前，俗話說得好，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除了殉國別無他法！至少，是個有骨氣的文人

2，迂腐，這是文人的通病！咱中國自古都是以文化論夏咦之分，在文人眼中，你認可我的文化，使用我的文化，你就可以入主中原，可以建立王朝！史可法，未必沒有這個想法，所以他以死殉國，也算是幫了滿清一把吧！

鹿鼎記有段意味深長的描寫。吳三桂造反，康熙要推崇忠臣，下令給史可法修廟，說史雖然和大清打仗但忠心可嘉我大清也敬重他。韋小寶聽了提出是不是把岳飛廟也修一修，卻被康熙斷然拒絕。原因康熙說金就是清，這明顯不通。連和大清打仗都可以，怎麼和幾百年前的祖宗打的人就不能表彰了？再把史可法與岳飛一比較就清楚了。岳飛能打，把金兵打跑了，這樣的敵人當然可恨了！史可法不能打，只會一死報君恩，所作所為客觀上為對手幫了大忙，這種敵人太可愛了，當然要好好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