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不管晁錯削藩與否，最終諸侯王都會作亂。因為諸侯王的強大會直接威脅中央的統治，威脅中央集權。無論是漢文帝、漢景帝還是後來的漢武帝，對於諸侯王的態度是一致的，就是堅決鎮壓，只不過是手法不同。

削藩過急的劉啟

漢文帝的時候，由於實力上的不足，因此採取了十分溫和的態度，並沒有對諸侯王採取太多的限制措施。而到了景帝的時候，晁錯提出削藩的建議，漢景帝盲目的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才最終釀成了“七王之亂”。幸好有名將周亞夫坐鎮，才迅速平定了叛亂，否則可能就要江山易主，帝業難續了。

主父偃的“推恩令”

到了漢武帝時，出現了一個十分牛叉的人物，這個人叫做主父偃。他提出了一套方法，叫做“推恩令”。採用逐級弱化的方法，用溫水煮青蛙的模式，將諸侯王的權力越縮越小，從而達到削弱的目的。期間也導致了諸侯造反作亂，但都被漢武帝迅速的平定了。透過推行“推恩令”，諸侯對中央的威脅被徹底解除了，他們成了一群有名無實的人。

晁錯無過，景帝之責

因此削藩過急的並不是晁錯而是漢景帝，是他錯估了形勢，盲目推行晁錯的理論。七王之亂髮生後，為了讓反王沒有作亂的口實，腰斬晁錯的漢景帝是一副典型的背信棄義嘴臉。

站在晁錯肩膀上的主父偃

晁錯是個理論家，缺少實踐的經驗和歷史上可以借鑑的東西，但是卻是開先河者。主父偃吸取了晁錯失敗的教訓，結合自己的謀略提出了“推恩令”。“推恩令”有理論、有體系、有步驟、有方法、有應變。因此主父偃既是第一個出色的理論家，又是一個實踐者。

強弱之勢，變亂之源

諸侯會不會作亂，取決於諸侯與中央實力之間的對比，如果諸侯國的實力強大，作亂是必然的。如果中央政權強大，諸侯削弱，他們想造反也是不可能的。亂與不亂，強弱之勢也。“清君側，誅晁錯”不過是諸侯的口實而已。

西漢疆域圖

七國之亂在西漢前期的政治史中的確是一件足以影響歷史走向的大事情。晁錯本人更是其中的一個關鍵性人物。漢景帝即位後，晁錯曾經向漢景帝上了著名的《削藩策》，晁錯認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那麼，當時的真實情況真的如晁錯所言嗎？

吳楚七國之亂，關鍵性人物是吳王劉濞，我們就以吳王劉濞為例來分析一下假如不削藩，劉濞會不會反。我們一般的教科書或歷史讀物之中，劉濞都是以一個反面的形象出現的。都告訴大家，劉濞就是一個對抗統一的割據軍閥，後來因為中央的削藩，乾脆舉起了反旗。那麼事實的真相難道就這麼簡單嗎？事實上，吳王劉濞和漢景帝之間積怨甚深，這和是否削藩關係並不大。早在漢景帝還是太子的時候，劉濞也曾經派他的太子到長安來朝見漢文帝。劉濞的太子曾經和漢景帝一起下棋，漢景帝輸了，劉濞的兒子不依不饒地，根本不知道讓著點兒。結果皇太子劉啟一怒之下用棋盤照著吳王劉濞太子的腦袋打了下去。事情就是那麼不湊巧，這一下子竟然把劉濞的太子給打死了！

影視作品中的《漢景帝和晁錯》

說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那隻出現在戲曲之中。現實中的漢文帝不可能讓太子去償命的，頂多是罰酒三杯下不為例！接著漢文帝派人把吳王劉濞太子的靈柩送回去。我們可以想象劉濞會是什麼心情，我好好的兒子去了，這這麼讓你們給打死了！劉濞拒絕接受，又讓人把兒子的靈柩送回長安，他說天下劉姓是一家人，死在哪裡就埋在哪裡吧！

影視作品中的劉濞

就這麼雙方結下了樑子。劉濞再也不去朝見漢文帝了，漢文帝也覺著理虧，不僅不追究吳王劉濞不朝覲的罪過，而且還賞賜給他手杖之類以示安慰。雖說表面上相安無事，但骨子裡雙方誰都不會釋懷。漢文帝去世後，漢景帝即位。漢景帝面對著吳王劉濞更是覺著心虛。而吳王劉濞也當然不會主動跑到長安去朝見漢景帝。就在這個時候，晁錯向漢景帝獻上了《削藩策》，以劉濞不入朝為藉口下令將劉濞封地的兩個郡收歸漢朝中央政府。作為劉濞來說，中央的這次削藩，不僅僅是削減封地這麼簡單的事情。這也就意味著漢景帝根本沒有放下當年的那件事情，自己這次就算是忍了。將來事情還遠不會結束！與其最後封地削完了以後任你們宰割，不如趁著手裡還有些資本與你們拼一下算了！當然，開弓沒有回頭箭，後來漢景帝殺晁錯來向劉濞求和，劉濞也不可能再收手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是否削藩，吳王劉濞都可能會與漢景帝攤牌。晁錯上《削藩策》無非是加速了這個程序罷了。但是，晁錯和漢景帝雖然認識到了劉濞必然要反。但是，具體的策略上也不是沒有其他的選擇。漢景帝在削藩的時候，為了向天下人說明自己削藩真不是為了和劉濞之間的個人恩怨，於是不僅下令削減劉濞的兩個郡，其他的幾個諸侯王也一併削減封地。這就犯了眾怒，樹敵過多了。而且，這樣一來，這就不僅是劉濞和劉啟兩個人之間的個人恩怨，這等於又再次挑起了一個大紛爭。這個紛爭有多大呢？這是一場持續了一百多年的紛爭！

戰國時期，尤其是戰國後期秦國已經是頭號強國，當時形成了秦國與東方六國對敵的局面。到秦始皇的時候，他花費了九年的時間徹底消滅了東方六國。我們稱之為統一。但是，你有沒有想過，當時的百姓們是否接受這樣的統一呢？換句話說，假如你是一個趙華人，秦軍打來的時候，你是抵抗呢，還是歡呼呢？所以，我們所說的統一，對東方各國的人民來說，他們感受到的是亡國。秦始皇這個對手太強大了，等他一死，東方各國開始了反撲。農民起義只是一個導火索，陳勝起兵之後，很快東方六國全部復國。等到項羽帶兵來到關中的時候，事實上是又恢復到了戰國末年列國並立的局面。

西漢前期的異姓諸侯王

這樣的局面並沒有持續太久，以關中為根據地的劉邦，又把當年秦始皇滅六國的事情重新做了一遍。先後消滅了西魏王豹、趙王歇、齊王田儋、楚王項羽，燕王臧荼、韓王信也先後投降。這個時候的劉邦，沒有敢於直接統治這些區域。他雖說消滅了這些人，但並沒有滅這些國，而是重新分封燕王盧綰、楚王韓信、梁王彭越、趙王張敖、齊王劉肥、淮南王英布、長沙王吳芮、韓王信等等。等劉邦稱帝之後，劉邦所直接管轄的土地，其實就是戰國後期秦國的土地加上週王室的土地和南韓的土地。

西漢前期的同姓諸侯王

對於這樣的局面劉邦肯定是不放心的，他在生前又做了一次滅六國的事情，先後滅了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和燕王盧綰、趙王張敖……劉邦認識到東方各國的百姓和秦人之間還存在著很深的隔閡，他並不急於改變這種局面。在消滅了異姓諸侯王之後，他又分封了同姓諸侯王。等劉邦死後，漢王朝中央和各諸侯國的邊界沒有絲毫的改變。在劉邦身後，漢惠帝、呂太后、漢文帝，一直到漢景帝初年，四十多年間，這條邊界始終如一。中央政府也在不斷努力消除東方各國百姓對秦漢帝國中央政府的敵視。但中央政府並沒有改變過這條邊界。

而等到漢景帝削藩的時候，不僅要削劉濞，而且其他的六個諸侯王也都要收回封地，這就意味著，漢朝中央政府要最終解決東方人民與關中隔閡的問題，這不能不引起大的反彈！於是我們看到劉濞起兵之後，七國之兵來勢洶洶，幾乎把漢景帝嚇傻了，甚至於他主動殺晁錯以求和。但是，就如同戰國時期東方各國合縱攻秦沒有一次成功一樣，這次七國合縱也最終失敗。一方面漢朝中央政府的實力遠在各國之上，另一方面，經歷了漢初五十多年的努力，東方各國百姓對關中的敵視也在減少。東方各國百姓並會像當年支援反秦戰爭一樣支援七國與漢朝中央政府的對抗。所以，不到一年，他們也就都被漢朝中央政府給消滅了。

總的來看，假如漢景帝和晁錯在削藩的時候，更能循序漸進，可能就會是另外一個結局。

晁錯削藩過急？？？題主所言不對，應該是漢景帝性急。或者是說，漢景帝借晁錯的過急而故意的。應該說諸侯國的強大已經嚴重地威脅了中央政府安全。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力。削藩對於漢景帝來說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情。正是由於漢景帝的操之過急。才逼反了諸侯，引發七國之亂。

在當時有賈誼和晁錯兩種削藩的策略。賈誼策略是徐而圖之。也就是採取“去病如抽絲”,在儘可能不刺激諸侯國，不激化中央與諸侯國矛盾的前提慢慢解決問題,，這樣的方式就是太慢過於溫和!這個方式後來也被漢武帝並且付諸實施,效果還不錯!（也就是推恩令）　　晁錯的方法卻是“急病下猛藥”,易速不易遲，快刀斬亂麻。集中所有的力量迅速解決問題諸侯國的問題,，如此做為就有點恐怖了。

有人說，漢景帝殺晁蓋是聽信了袁盎的讒言。其實這是對漢景帝政治能力和帝王心術的嚴重低估，景帝殺晁錯是他平定七國之亂中的既定步驟。就是說，漢景帝要在輿論上佔據主導地位，既然諸侯國以”清君側，誅晁錯”的名義去造反，那麼我就把晁錯給殺人了，看你們如何，如果繼續造反，那你們就是亂臣賊子。由此可見漢景帝的卻權謀之術還很深的，好聽點是有權謀手段，難聽一些，就是狠毒殘忍。

應該說七王之亂，爆發的如此之早之迅速是完全出乎漢景帝意料之外的事情。漢景帝如此決絕地對待諸侯國，自然引發諸侯歐國的不安，兔子急了還咬人呢。文帝時淮南王劉長造反被殺，賈誼、晁錯提出的削藩建議受到了文帝的重用，這些都表明文帝已經開始準備削藩了，只是他一直隱忍不發，他需要一個機會，一個促發他以武力手段削藩的時機。而晁錯的建議就是最好的媒介。可以說，晁錯之死完全是漢景帝與諸侯國之間鬥爭的犧牲品而已。

可以說，漢景帝無論削藩與否，諸侯國造反是肯定的，這既是郡縣制與諸侯封國制不可調和的政治矛盾，也是漢代國家發展中所必然的結果。如果漢景帝不削藩，最好的結果就是恢復到周代時期的封建封國制，或者是諸侯國推翻漢景帝，重新出現一個新皇帝，而新皇帝最重要的事情大概也是削藩。這是必然的結果。

真正想削藩的是漢景帝，中央集權有利於他的統治，晁錯的上書只是導火索，景帝按照晁錯建議削藩，成功景帝取利，失敗晁錯背鍋，似乎沒有風險，削藩政策順理成章推行了。所以削藩過急的，不只是晁錯，景帝也是一個。

各諸侯王都有皇室血脈，對於最高權力自然都有慾望，遇到機會一定會放手一博，削藩正是給了他們一個機會和理由，即便沒有這個理由，他們也會在時機成熟時找其他理由，在這一點上晁錯看得很準，只是晁錯上書的時機不對，中央政府沒有完全做好準備，否則晁錯就不會因此而死了。

有些聲音認為“晁錯削藩過急”是造成“七國之亂”的根源，但晁錯自己看的明白，他上疏的《削藩策》就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晁錯削藩急不急，取決於削藩的必要性。很多人奇怪，西漢之前的秦朝，不是都實現中央集權和郡縣制了嗎？劉邦怎麼還封那麼多王出去？其實劉邦也是無奈，你要讓跟著自己的兄弟們看到“做王”的未來，他們才會拼命，以求得封妻廕子。比如韓信寫信來求封“代齊王”，劉邦一肚子火，但形勢比人強，總不能外有強敵對峙，內把強將逼反。於是假意大笑：“大丈夫，要就要個真王！”想分封嗎？不想！可是不給你怎麼聚人心，得天下呢？得了天下，分封大勢已成，再想收回來可就難了。劉邦沒說要削藩，但他後來的有生之年，一直在疲於奔命在各地平叛。

終於到文帝時期，異性王基本被剷除，封地都給了本族。別以為可以喘口氣了，劉邦死前有九位劉姓封王，所轄郡縣佔據全國54箇中的39個，合夥鬧起來分分鐘就要斷送大漢。

比如吳王劉濞，他的兒子在文帝當政時，進京被後來的景帝失手打死了，文帝派人把遺體運回去，好生安撫劉濞，劉濞拒不接受。在皇權至上的古代，一個藩王就敢甩臉子給皇帝看，是不是意味著他對皇帝本來也沒有多少敬畏之心呢？

後來劉濞就乾脆託病不進京朝拜文帝，每年只派使者去。文帝有一年就問使者：究竟吳王是真病還是假病啊？使者以實相告，並建議文帝“安其心”。於是文帝給吳王劉濞賜了案几和權杖，表示關懷尊敬。而吳王劉濞呢，在自己的封地上走私官鹽，收斂財富，厲兵秣馬。“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何況大家都姓劉，憑什麼做一輩子臣下？

劉濞趕上景帝這個“殺子仇人”繼位，又要先削他的地盤，乾脆就藉此由頭，起兵造反。有人說，景帝如果沒有打死他兒子，或者和晁錯不是拿他開刀，或者不削藩，他不就不造反了？那就看看其他藩王的反應，膠西王劉昂與劉濞一拍即合，約定事成之後分天下而治。其他參與的五國分別是楚王劉戊、趙王劉遂、濟南王劉闢光、淄川王劉賢、膠東王劉雄渠，史稱稱“七國之亂”。所以，誰敢說這些藩王平時就沒有點想法，準備著兵馬呢？

諸王果然起事了，朝廷一定都意識到削藩是必須的。但晁錯為什麼身首異處？景帝最後為什麼不得不派周亞夫武力平叛？這跟他們二人的為人個性很有關係。

司馬遷說：“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七國之亂時，晁錯依然後知後覺，沒有發現自己快成為“祭旗用品”，不思怎麼保全國家，保全性命，反而想借此機會殺掉曾經在吳國做宰相、現在已為百姓的政敵袁盎。所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晁錯就是死在袁盎給景帝的建議下：“方今之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刃血可俱罷。”

再看景帝的算盤。從景帝能一把打死吳王之子來看，這也不是個好脾氣的人。他削藩是以力取直，沒有想過任何迂迴的方法，好平穩過渡的。七國之亂時，他毫不猶豫就殺了晁錯。要知道，晁錯之前是極其得他寵信，地位甚至在九卿之上。一則殺了晁錯，七國罷兵是最好。當然，這個可能性不大。二則殺了晁錯，七國“殺晁錯，清君側”得口號就不存在了，師出無名，變成造反。景帝就住了輿論和民心，再派周亞夫帥大軍平叛，一舉而定。可憐晁錯，早被腰斬族滅。

關於削藩這種大事，包括我們生活裡其他看起來不可避免會發生衝突的事情，應該怎麼處理呢？我先生曾給我打過比方。很多人處理事情，就是喜歡一拳過去，簡單直接。但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你打別人越多，自身受損也越大，等你弱的時候，這些隱患都會爆發出來。但我們華人的智慧就不是。你看到太極圖了嗎？知道為什麼是圓的嗎？這意味著我們要伸手過去，把別人攬進自己的“懷抱”。這樣，自己的圈子也越來越大，別人也不會受到傷害。顯然，景帝和晁錯都沒有這個智慧，一直到漢武帝推出“推恩令”，才不動干戈的削了藩，也就是上面說的道理。我是熱愛古代歷史的現代創業人如是。關注歷史，關注如是。

謝謝悟空問答的邀請！晁錯削藩過急的說法在當時不是過急，而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它關係到漢景帝的皇位的穩固或顛覆的事，幸好有周亞夫等人的得力平叛，不然漢景帝的下場可能就是後來的朱允炆和朱棣的故事上演。明朝的朱棣就學漢朝的吳王劉濞的故事清君側，當朱允炆把齊泰，黃子澄.等人革職流放，朱棣還是不放過朱允炆，朱允炆死後還不放心，下令人四處查詢生怕他還活在世上，並對朱允炆的兒子們進行囚禁。漢朝的漢文帝因經過呂雉的劉邦的兒孫們仇視，用各種手段把劉邦的兒子弄得非常凋零，劉邦的八個兒子最後只剩下幾人。到漢文帝時他就非常珍惜幾個異母兄弟的情誼，對他們賞賜豐厚，以至於他們有不法行為，文帝也不進行批評教育。後來吳王的兒子在皇宮在文帝的兒子玩耍，文帝的兒子失手把吳王的兒子打死，吳王知道後非常生氣，拒絕兒子屍體回封地。漢文帝很理解吳王的心情，以後就更加包容或是縱容吳王了。到了漢景帝時吳王的勢力很大，他可以私自鑄錢，境內盛產海鹽，還收留亡命之徒，更加藐視朝廷。在這樣的情況下，漢景帝的寵臣御史大夫晁錯建議景帝採取中央集權，收回鑄錢，鹽賦的杈力，縮小藩王的地盤和各種權力。吳王聽到風聲後，就聯合六個藩王起兵以誅晁錯，清君側為旗號，聲勢浩大，席捲半個中國。這下可嚇了漢景帝，一時六神無主，就聽信了袁盎的密計，腰斬晁錯及滅三族，把晁錯的頭顱送往吳王處，但吳王並不領情，竟直言不諱地說，他不是要晁錯的命，而是要做皇帝。漢景帝聽了袁盎的回報，知道錯殺了晁錯。因袁盎是個老奸巨滑的官僚，他向景帝建議殺晁錯就可以平息叛亂時，又向景帝說這只是我的一點建議，是否得當，請陛下斟酌採用。漢景帝說如果真能平亂，我何惜一個晁錯呢。袁盎以前曾做過吳王的相國，吳王也很器重袁盎，這次出使吳王，吳王要強留袁盎，他就偷偷地逃回朝廷，所以漢景帝就沒有治他的罪。以後他還是繼續做大官。在這裡我不想談漢景帝，晁錯，袁盎他們誰對誰錯，大家都可以去分析。我只想和大家研.討一點做人的道理。晁錯對國家，對皇帝是絕對忠誠和忠心的，這是無容置疑的。為什麼忠心不得好報，奸滑還能無事？這就是做人和做事的奧秘。晁錯父親曾怪他不該插手皇帝的家事，間離人家骨肉，自知大禍臨頭，就回老家自盡了。我認為晁父的話很不全面，道理也不充足。如果晁錯說話能象袁盎那樣，好主意可以提，但不能替皇帝做主，不打保票，把建議和責任分開，晁錯又會有這樣悲慘的下場呢。晁錯一生仕途，在漢景帝時深得倚重，往往對同僚盛氣凌人，趾高氣揚，他和袁盎也是有宿怨的，時值七國叛亂，袁盎倍受牽連，這也是晁錯致死的一個客觀因素。言歸正題，漢景帝即使不削藩，以吳王為首的諸侯勢力遲早也會造反，削藩只是他們起兵的藉口而己。以上是史事顯微鏡的觀點，歡迎大家評論和關注。

漢高祖劉剷除異姓王以後無力控制全國土地，他又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開始封自已的子侄到各地建立諸候國共封了九個史稱"同姓九王”並與群臣立誓"非劉姓不王"。劉邦在世時同諸王血緣關糸親密彼此相安無事，到漢文帝時，各諸候經過幾十年發展勢力較大同漢文帝關糸較遠，中央與王國矛盾加劇。文帝三年(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趁文帝抗擊匈奴時機叛亂，兵敗自殺國除，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劉長造反，兵敗發往蜀地死在半道上。這預示著中央與地方矛盾加劇，預示著將會有更大的叛亂。漢文帝為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採用三點措施。一，把封候的大臣全部趕回他們的封地，加強自己的權力。二，把自己兒子劉武封梁王。梁國擁四十餘城，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起到牽制東方諸候國，屏藩中央作用。三，釆用賈誼建議把大國析成小國，比如把齊國分成七國直屬領地變小，無力對抗中央。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御史大夫晁錯向景帝提出削弱諸侯國的提法是正確的，諸候王反叛中央的事情是遲早的事，並沒有操之過急之說，只不過沒有這方面的先例可以借薦。執行手段有點霸王硬上弓的粗暴。漢景帝首先把楚王和趙王幾個郡划走引起應激反應。吳王劉濞的世子在個景帝下棋的時候，被景帝(當太子的時候)用棋盤砸死，彼此矛盾極深。吳王劉濞起全國之兵聯合楚王劉戊，趙王劉遂，濟南王劉闢光，淄川王劉賢，膠西王劉昂，膠東王劉雄渠七國叛亂，使稱"七國之亂"，梁王劉武抵住叛軍，朝庭派周亞夫為統帥襲擊吳王后路絕其糧道，叛亂三個月就平定了。漢景帝除了在吳國換個工以外，其他六國全部除國。然後漢景帝派官員直接到王國境內治理百姓。把官吏任免權和賦稅權收回中央，國王無權過問政事只能靠得到稅收生活。到漢武帝劉徹時期有了前車之監，分佈“推恩令”又找藉口上貢金子成色不足等削除大批王候權力才徹底解決王國問題加強了中央集權。

在漢文帝時期，賈誼就已經提出過削藩的建議，在他被貶長沙之後，還曾經給漢文帝上《諫鑄錢疏》，希望國家能夠取締諸侯王甚至寵臣自行鑄造錢幣的權利，但是漢文帝都沒有聽取。在賈誼之後，又有晁錯在漢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上《削藩策》，他認為現在諸侯王對皇室的威脅太大，並且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即，不管皇帝削不削藩，諸侯王們肯定是要造反的，尤其是吳王劉濞。

劉濞，就是那個劉邦曾經預言“漢後五十年”要造反的人。在之前文章中，國史君（國史通論）曾經給大家介紹過劉濞與漢文帝、漢景帝的個人恩怨——漢景帝當太子的時候，用棋盤砸死了吳王的太子。後來，劉濞又是告病又是告老，不再去長安朝拜天子。同時，他又因為佔據富庶的吳楚之地，有權、有錢、有兵，又對天子不禮貌。所以，很多人都認為他必然造反。

但這都是假設，直到漢景帝真的開始削藩了，劉濞受到了真正的威脅，才舉兵造反，並且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他同時聯絡了齊王、淄川王、膠東王等六個諸侯王，發動了“七國之亂”。

但是直到七國之亂平定之後，也沒有人找到劉濞在削藩之前就已經準備造反的證據，所以，晁錯“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是一個猜測，他猜測的依據就是吳王對天子不敬；吳王劉濞替全華人民交稅，明擺著是在收買人心；吳王劉濞招納亡命之徒，明擺著是與大漢對著幹。

但儘管只是沒有可靠證據的猜測，也不能說晁錯猜錯了，不能說漢景帝削藩過急了，畢竟曹操不反，不代表曹丕不反。當時諸侯王的權利的確太大，不早除掉，只能是養虎遺患。

晁錯者，明當世之大道，卻不諧人情世故。西漢時期由於漢景帝採納了晁錯取過激的削落藩策，懲治諸候王，引發諸候王不滿，山東諸侯王聯合起兵，借誅殺晁錯的名義反叛朝廷。由於皇帝實力太弱，無法與諸候王對抗只好殺了晁錯來向諸侯解釋，結果晁錯被處死，叛軍依然向長安推進。

無奈，漢景帝與梁王聯手並任太尉周亞夫，以梁國之兵和朝廷之兵，兵分兩路作戰平定了“七國之亂”使大漢王朝免受覆滅之災。這樣的結果讓人深感困惑，晁錯的擔憂固然有理，甚至是非常具有全域性性，可代價太慘重了，究其原因，無視了諸候王的實力增長到足以跟朝廷抗衡的程度。

漢初，天下經歷了多年戰亂，人口劇減，百業凋零，民生不濟。漢高祖即位以後在國內採取“休養生息”政策，奉行“無為”的治國理念，使天下民眾得以安居樂業，漢王朝經濟得到恢復的同時，然而奉行六十年的“無為而治”到了漢景帝時期，新的社會問題又出現了。隨著社會的漸漸安定富裕，諸候王和貴族們開始驕奢淫逸，擁兵自重，目無法律，割據一方；同時民間也滋生出一股地方豪強勢力，他們兼併民間土地和財富，目無官府，擅行仇殺，成為當時社會最不安定的兩大因素。

漢景帝時期，這些內部不穩定的因素在漢王朝中越來越突出，加出外有匈奴之患，表面平靜的西漢王朝，實際暗流湧動，內憂外患。

首先是諸候王的狀況，漢朝自建立以來，採取了同姓諸候分封制度，本意是以天子為中心，讓諸候王作為王室的藩屬和輔助，拱衛天子。漢王朝的天下，除了天子還有各諸候王，漢朝天下共五十四個郡，同姓諸王總共領有天下三十九個郡，天子直轄十五個郡。這些諸候王在名譽上尊天子，實則在各自的封國都有各自的軍隊和屬民。這些諸候王在自己的封國內除了了名稱上是王以外，其它的王宮，軍隊，官員等機制跟天子是沒有區別的。他們上馬可以治軍，下馬可以治民，在自己的封國內有生殺予奪和專權行事權利。

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漢景帝時期，這些諸候王們的實力不斷強大，開始對朝廷漸漸無視了，大小事不再向天子報告，不按禮制朝見天子了，對天子下頒的制令不再實施，朝廷原先所有的規制如今在諸候王面前形同虛設，甚至在自己的封國內公然驅逐天子下派至自己封國的官員。

在經濟上也不再受中央的制約，諸候王們利用自身封國的物產優勢和手中的權利代替天子行使經濟大權，當時的吳王和楚王是最富有的兩大諸候王國，吳王劉濞的封國盛產銅礦，吳王便開採銅礦大量造銅錢，所造的銅錢數量相當於當時朝廷發行的銅錢量的一半，同時，吳國又地處東海，吳王又壟斷食鹽經營，那時吳王的富裕程度達到，吃一頓大餐就相當於天子一年的正常開銷。

這些兵強馬壯，富可敵國且藐視朝廷，目無天子的諸候王，已經對當時的漢朝廷中央政權構成了直接的威脅，強大的諸候王暗懷反叛取天子而代之心。

作為皇帝老師的晁錯也看到了此時的形勢嚴峻，不削除藩王的勢力，勢必會造成朝廷動亂。可此時朝廷雖為朝廷，但不論經濟實力還是軍力遠已經不如諸候王實力大。

漢景帝二年(前155年)，御史大夫晁錯上疏《削藩策》，提議削弱諸侯王勢力、加強中央集權。漢景帝採用晁錯的建議，次年冬天下詔削奪吳、楚等諸侯王的封地。然而，這一紙詔書在實力足以跟朝廷抗衡的諸候王面前，根本就是廢紙一張，也是觸怒諸候王的“導火線”，諸候王便以"清君側"為名聯兵反叛。縱然沒有晁錯強硬性削藩，那些實力強大的諸候王本身就是一個“定時炸彈”，以致後來的王朝，凡封藩王的王朝，無一能免於藩王反叛之亂，如西晉、大明王朝。

諸侯王中，有的是景帝的兄弟，有的是他叔叔，比如吳王劉濞，他們在景帝沒打算削藩前就已經打算反了，更不要說晃錯的“削藩策”給了他們一個大藉口，不反才怪了。

為什麼要反，要作亂，因為兩個字“不服”，憑什麼你是皇帝，我們是諸侯。論國力當時有幾個諸侯國已經快趕上中央政權，因此只要大家一起用力，可能真就把大漢王朝顛覆了。

後來漢武帝所以搞推恩令，其實就是看明白了這一點。

因此就算不削藩，他們也依然會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