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不是很清楚哦，琉璃廠不是類似於淘古董的店鋪嘛，在封建時代的時候有喜歡古董的人應該會去那些地方淘吧！就是個做眼力的生意

據說當年那裡經營古董字畫和古籍線裝書，老闆們也是博古通今學養深厚，閒時文人除了在那裡購書淘孤本善本也常和同好及掌櫃們在輔子裡談古論今品鑑金石書畫，買賣雙方亦商亦友其交往算是一項文人雅事，其事蹟多見於大師們的散文及回憶。不過我也沒去過，只在史海鉤沉的零星資料裡讀過。

舊時的琉璃廠也和那時的人一樣吧，平和從容下面是深厚久遠的底蘊。

著名戲曲理論家、歷史學家齊如山先生（1785-1962）在自己的《北平懷舊》一書中，曾經滿懷深情地談到了有關老北京（北平）舊書鋪的掌故，為我們今天瞭解晚清至民國時代北京舊書業的經營情況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

北京自明清兩朝起就有著十分發達的圖書業，至民國初期則成為中國書業的中心；尤其是以隆福寺、琉璃廠、東安市場等老街區的鱗次櫛比的舊書鋪（店）為代表的繁榮商業景象，更是成為齊如山、魯迅、胡適、郁達夫、徐志摩、鄭振鐸、錢穆、老舍、張恨水和張中行等一代中國讀書人心中無法揮去的夢想。齊如山先生在自己的書中詳細介紹了北京（北平）舊書鋪的經營特色，其經營之道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也不落後，甚至理念先進。

比如書鋪以發揮其圖書館的功能來提升服務的專業品質。書鋪固然以銷售圖書為主要業務，但店內除有櫃檯銷售圖書外，裡屋裡卻總陳列著幾張八仙桌，專門預備著人去看書。想看什麼書，人家就給送到桌上來。如果你自己研究一件事情，記不清該看什麼書，可以向鋪中掌櫃的請教，他會給你出主意。他鋪裡沒有的書，甚至可以替你到其他書鋪轉借。就是你在家中想看什麼書，他也可以送書上門，看完了不買毫無關係。如果做文章需要參考書，還可以與書鋪掌櫃商量，他會代出主意，自己書鋪沒有，也可以代借，看完了仍舊由他代你送還；他不但到別的書鋪代借，有難找的書，他知道某學者家有，他也可以代你去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舊書鋪簡直就是一個公共閱讀場所與學術研究所；書鋪的工作人員事實上也承擔了閱讀指導與學術助手的角色呢。

再比如書鋪運用提供消費等增值服務來製造人氣，留住讀者。你在書鋪看書時想吸菸，會有學徒替你裝煙，想喝茶有學徒給你倒茶。如果看書餓了，他可以代你去買點心。也就是說，書鋪本身雖然不做飯館生意，但你有需要，照樣會滿足你。顯然這樣的增值服務，遠遠超出了書鋪生意的範圍，但卻可以為書鋪招攬生意、匯聚人氣起到不小的作用。今天我們知道，已有不少獨立書店和連鎖書店在內部也開設了咖啡吧、茶吧之類的生意，其實這樣的商業企劃，早在民國時代的舊書鋪就已經存在了；而且那時候做得更具人性化；因為這樣的服務，幾乎是不收費的。

又比如書鋪善於充分利用品牌營銷和口碑營銷來增加圖書銷售量。舊書鋪往往做的是老主顧與熟人生意，因此誠信經營、道德經營，可謂其制勝法寶。齊如山先生曾經問過書鋪的老闆，讀者如果只是光看書不買書豈不賠錢嗎？他的回答是：書鋪的買賣，道路

做人情，做熟客。幫助他人，有點像現在的免費遊戲，但是又沒有這麼多套路。認認真真幫助他人。期望日後能帶來點收益

北京自明清兩朝起就有著十分發達的圖書業，至民國初期則成為中國書業的中心，尤其是以隆福寺、琉璃廠、東安市場等老街區的鱗次櫛比的舊書鋪（店）為代表的繁榮商業景象，更是成為齊如山、魯迅、胡適、郁達夫、徐志摩、鄭振鐸、錢穆、老舍、張恨水、張中行等一代讀書人心中無法揮去的記憶。齊如山先生在書中詳細介紹了北京（北平）舊書鋪的經營特色，其經營之道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不落後，甚至理念先進。

比如書鋪以發揮其圖書館的功能來提升服務的專業品質。書鋪固然以銷售圖書為主要業務，但店內除有櫃檯銷售圖書外，裡屋卻總陳列著幾張八仙桌，專門預備著給看書的人。想看什麼書，店家就給送到桌上來。如果你研究一件事情，記不清該看什麼書，可以向掌櫃的請教，他會給你出主意。他鋪裡沒有的書，甚至可以替你到其他書鋪轉借。就是你在家中想看什麼書，他也可以送書上門，看完了不買毫無關係。如果做文章需要參考書，你還可以與書鋪掌櫃商量，他會代出主意，自己書鋪沒有，也可以代借，看完了仍舊由他代你送還。有難找的書，如果他知道某學者家裡有，他也可以代你去借。由此我們看出，舊書鋪簡直就是一個公共閱讀場所與學術研究所，書鋪的工作人員事實上也承擔了閱讀指導與學術助手的角色呢。

再比如書鋪用提供消費等增值服務來製造人氣，留住讀者。你在書鋪看書時想吸菸，會有學徒替你裝煙，想喝茶，有學徒給你倒茶，如果看書餓了，他可以代你去買點心。也就是說，書鋪本身雖然不做飯館生意，但如果你有需要，照樣會滿足你。顯然，這樣的增值服務遠遠超出了書鋪生意的範圍，但卻可以為書鋪招攬生意、匯聚人氣起到不小的作用。今天我們看到，也有不少獨立書店和連鎖書店在內部開設了咖啡吧、茶吧之類的生意，其實這樣的商業企劃早在民國時代的舊書鋪就已經存在了，而且那時候做得更具人性化，因為這樣的服務幾乎是不收費的。

又比如書鋪善於充分利用品牌營銷和口碑營銷來增加圖書銷售量。舊書鋪往往做的是老主顧與熟人生意，因此誠信經營、道德經營，可謂其制勝法寶。齊如山先生曾經問過書鋪的老闆，讀者如果只看不買豈不賠錢嗎？書鋪老闆的回答是：書鋪的買賣，道路最窄，平常人不但不買，而且不看，而書鋪所來所往的，只有幾個文人，文人多無錢，也應該幫幫他們的忙。常看書之人總有買書的時候，倘他能給你介紹一個朋友，做一批大點的買賣，也是常有的事，這哪能說白看書呢？齊先生講的這個故事，說明書鋪老闆和經營者非常懂得口碑營銷的力量，口碑塑造的品牌一定是過硬的品牌。今天書店經營不也是如此嗎？

還比如書鋪經營者講究以其學問和學識來贏得讀者（客戶）的信任。舊書鋪的老闆和經營者多是有學問、有學識之人，因為只有有學問的人才更易於與文人和讀書人打交道。齊如山先生在書中提到，前清光緒年間，在琉璃廠路南，有個名為“翰文齋”的書鋪，其韓姓老掌櫃就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見多識廣。當時的知名文人繆蓮仙、王蓮生等常常向韓掌櫃討教。齊先生還講到，晚清重臣張之洞在其著名的《書目答問》一書中，也說到讀書人需常到舊書鋪中坐坐。那時，張之洞、王蓮生、盛伯羲、許葉芬、王運等大儒，都常去逛舊書鋪。這讓我聯想到上世紀80年代，自己常常喜歡逛北京的書攤兒，那時北京有多個著名的書攤兒一條街，美術館東街就是其中之一。那裡攤兒上賣的書品位高，文史哲著作比比皆是，書攤老闆有不少文化人，能跟你侃尼采、弗洛伊德。當然今天的一些獨立書店的老闆和經營者同樣是文化人居多。由此說來，學人開書店賣書，是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

典型的中國書店——文奎堂（《北支》1939年第11期）

農耕民族的忍耐力、信用力，是農耕文明延續的基石之一——從與北平舊書店的店員交往點滴經驗中，日本學者可以提煉出如此宏大的理論，這樣的昇華，首先取決於異國學者將這些出身低下的“坊友”視為中國的象徵，視作有價值的田野研究物件。

民國時期北京舊書業曾經屹立著雙雄——來薰閣、文奎堂。琉璃廠的來薰閣主人陳杭（字濟川）從1931年起擔任北平書業同業公會的會長，與胡適、鄭振鐸等名人交好，以他為主角的文章，計有黃裳《琉璃廠故事》、吉川幸次郎《來薰閣琴書店》、徐雁《一代坊賈陳濟川》等十餘篇。相比之下，陳濟川拜師的隆福寺老店——文奎堂，不僅從未有一篇文章述其歷史，張壽彭、趙殿成這樣頻繁出現在日本學人筆下的掌櫃名字，亦從未見諸中國學者的筆端。

文奎堂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開設，店主王雲瑞“當年資本甚微，逾年，即大發跡，今則內外城書肆以文奎為冠矣”（崇彝《道鹹以來朝野雜記》）。1930年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遊燕所見，來薰閣尚未崛起，文奎堂則地位穩健，“文奎堂在隆福寺路南路北都有鋪面，和琉璃廠的文友堂並稱北平兩大書肆，四部書籍無所不備，尤其是有很多滿文、蒙文的書”（《中華民國書林一瞥》）。文奎堂曾經是北平藏書最為豐富的舊書店，大藏書家傅增湘的《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與《藏園群書經眼錄》二書所記即有24種古本珍籍，或是“收/得於文奎堂”，或是“文奎堂送閱”“見於文奎堂”。這些中國舊式書目記述所旁及的文奎堂，只具有“版本學意義”，文奎堂始終面目模糊——它的經營者是誰？經營狀況如何？坊友與文人學者之間有著怎樣的交往？這些歷史細節，恰恰只有在日本學人的中國訪書記中，才能漸次浮出歷史的水面。

店大欺客與賓至如歸

民國時期北京舊書業的競爭異常激烈，1928—1932年每年到北京訪書的長澤規矩也說，“有些店面一年間的盛衰狀況令人驚詫，有些店面一年間就銷聲匿跡了”（長澤規矩也《收書遍歷十一》）。民國時期的隆福寺街上曾經共存30多家書店，只有文奎堂一家，從光緒年間至1958年公私合營一直屹立不倒。文奎堂保持長久競爭力的秘訣之一是牢牢抓住日本買賣。

“北京現在窮極，嘗詢書店近日買賣如何，據云有些日本買賣可做云云。然則北京書行買賣，現在亦靠幾個日本人支援也，可哀已。”（《陳垣來往書信集》）輔仁大學校長陳垣1926年11月8日寫給胡適的信函如此總結當時的北京書市。相對於中國客人的賒賬習慣，日本顧客在舊書買賣時不太拖欠付款，可能是導致書店“靠幾個日本人支援”的首要原因。民國舊書業習慣是五月五日、八月十五日和年終的“三節”結算，平時允許客人長期賒賬，這種經營模式帶來的後果就是，舊賬多，回本慢，資金週轉不暢，導致死賬越來越多，直至壓垮書店的生意。但是日本學人到書店購書都是現金結賬，長澤規矩也認為，“經營者重視外國顧客，大概是看重外國客人確定無疑的支付能力這一點”（《中華民國書林一瞥》）。

1930年代文奎堂寄給東京文理科大學漢文研究室的信封

張中行1930年代在北京大學上學，常到隆福寺一帶溜達，“印象深的只有三家，兩家大，一是路北的文奎堂，一是路南的修綆堂，書多，氣派大，也許由於店大欺客吧，連是否從那裡買過書也不記得了”（《負暄續話·隆福寺》）。這正如當代那些國際奢侈品名店在買不起他家牌子的顧客眼裡可能是“店大欺客”，而對於目標顧客群來說，這些大店給主顧帶來的可是“賓至如歸”的貴客享受。1920—1940年代到北京遊歷的日本客人往往出手大方，文奎堂自然對他們更加地躬出揖入，一味周旋。於是在日本學人的燕京訪書記中，頻繁地看到文奎堂店員殷勤迎送的身影。

1919年留學北京的那波利貞，“進到最可體味隆福寺書肆空氣的文奎堂之內，在微暗的書室裡，啜飲一碗香茗，聽夥計說，常常有日本學者來訪”（《燕吳載筆》，京都同文館1925年版）。倉石武四郎在1928—1930年留學北平，在《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中，來薰閣出現28次，文奎堂則有24次。當時受京都大學和東方文化學院的委託，倉石在文奎堂購買了大量書籍，今天這兩個機構還藏有文奎堂開出的收據。作為倉石個人收藏史的得意藏品——《紅樓夢》程乙本（現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特別貴重書），便是從文奎堂購入的。1930年6月6日，文奎堂為即將歸國的倉石餞行，設宴民國八大樓之首的東興樓飯莊。倉石日記中，在京城最豪華的東興樓吃飯只有這一次。6月14日，倉石離燕時，前來送行的朋友，除了熟識的學者，“並陳（濟川）、趙（殿成）、劉三書友也”。這裡提到的趙殿成，就是吉川幸次郎《琉璃廠後記》裡那位“年輕文雅的掌櫃趙君”。

戰後擔任慶應大學教授的奧野信太郎，1936—1938年在北平留學之時，受到文奎堂熱情接待：“文奎堂其中的一位掌櫃名叫張壽彭，河北交河人，是北平書店裡最能夠抓住日本人的商賈。張掌櫃就像拿著善本好書來釣魚的漁夫，能夠時不時拿出一些客人最希望得到的書籍，這樣不知不覺就和你結成了長久的關係。我喜歡到文奎堂去坐一坐，就算不買書，只是看到這裡那裡散落的善本，就已經知足了。”（《北京襍記》，二見書房，1944年）

由日本學人的訪燕記錄之中可見，1937年北平淪陷之後，文奎堂的生意似未受到大影響。薄井恭一在1941年春天抵平，見到文奎堂和來薰閣的店面各有十幾間房子，藏書之多，可稱為北京的雙雄。他驚歎道，全東京的漢籍書店全部藏書加起來，都不如雙雄中的一家多。“文奎堂老闆王氏的兒子王文華還很年輕，好幾次騎單車到5分鐘車程的住所給我送書。經理趙君，為人開朗。”（《訪燕襍記》，《中國文學月報》第75號）

1939年華北交通公司拍攝的文奎堂照片

發給日本學者的催債信

早在光緒末年，文奎堂與日本書店就有了生意來往，1905年之後頻繁到北京搜求善本珍籍的東京文求堂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其與書肆交易最密者，琉璃廠文友堂、隆福寺文奎堂”（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琉璃廠的文友堂到處搜求《永樂大典》，以每冊現金一百銀元的價格賣給田中慶太郎，因而激起了文化界的公憤。文奎堂與文求堂在中國的生意往來，幾無文獻可稽，相對文友堂來說，文奎堂的日本生意往來較為低調。作為交換，文求堂幫助文奎堂在日本尋找古書買家、透過郵購的方式向文奎堂購書，這方面的記載仍存有不少。田中慶太郎的女婿、金澤大學教授增井經夫，專門寫有一篇《文奎堂的來信》（收入《線香の火》，研文社1987年版）記錄兩家書店的業務往來。1954年3月，文求堂歇業之前的專場拍賣會上，就出現多封來自文奎堂的信件。“在紅框的長方形賬本之上，列著數十個日本學者的名字，旁邊仔細地標註他們所買的書名和價格。”

著名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古城 貞 吉（1866—1949），常 年 透過東京文求堂向文奎堂郵購書籍。在1986年東方學會組織的座談會上，其後人出示了不少文奎堂、來薰閣的售書來信，其中有一封是文奎堂寄給古城貞吉的郵購書籍收據，共193.3日元。這在1930年代是相當大額的古書訂單了。

文奎堂得以開拓跨國郵購業務，得益於1923年1月1日起實施的 《中日互換郵件協定》。按照協定，中日兩國互寄郵件彼此都按國內資例收費。1936年發行的《來薰閣書目》詳載：“國內及日本寄書郵費，冊數約在十冊以下者，二角三分，多還少補，款項可由郵局或銀行匯下。”中國的郵費本來就較日本低廉，按照中國郵費標準來收取寄日本郵費，十分有利於來薰閣、文奎堂這類常年擁有大宗日本郵購業務的書店。

跨國的書籍郵購交易，存在著買方不能及時還款的大風險。增井經夫回憶：“有一年，我到文求堂去，文求堂主人說，‘北京的文奎堂來信了呢，說日本的學者老師們長年以來光臨北京的鄙店，積壓了相當多的賒賬，現特來信催促。如能成功催款，我們將向貴店奉上一半的款項作為回報。信上附了不少人的名字呢，不過上面沒有你的名字，安心吧！’”

藉助文求堂主人的威望在日本催款，這一建議出於中日兩家書店之間長期以來建立的良好關係。不過，對此提議，文求堂主人並未配合，文奎堂只好逐一給日本學者寫信催促。增井評論道：“信裡提到那些日本的先生們，一邊厭煩著文奎堂強行推銷的經商方式，回過頭來又賴人家的賬，不難想象這其中的滑稽吧。”（《文奎堂的來信》）

《文奎堂書莊目錄》，由東京的文會堂書房代售

跨國運書的大能量

跨國郵購業務蓬勃開展的前提是擁有相應的跨國書籍運輸能力。倉石武四郎在1930年4月至6月之間，將留學兩年之內所購書籍分為9批郵寄回日本，每一批均是文奎堂掌櫃趙殿成帶著夥計到倉石的宿舍打包、拉書，每批寄書包數均為三位數。6月13日，“文奎堂來取書，九次而成。趙君之功，可銘錄也”（《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次年4月，吉川幸次郎回國，也是趙殿成幫他把所有書籍打包成300多個郵政包裹郵寄到日本。

在中日書籍運輸史上，有一樁文奎堂充當主角的往事值得特別一提，那就是現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人文研”）的“中江文庫”藏書從北平運到日本的曲折過程。日本著名哲學家中江兆民先生的兒子、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中江醜吉，旅居北京30年，1942年8月去世。遵照中江氏的遺囑，其北京寓所的6000多冊漢籍、800冊洋書，捐給京都大學人文研。時任華北農村慣行調查員的內田智雄，被師友推舉負責此事。

1944年初，日軍為了軍事調配，嚴格限制民間的大批貨物輸送，京都大學透過日本大使館聯絡日偽政府開辦的華北交通公司，被嚴辭拒絕，稱無法從北平運出大批書籍。在官方、軍方那裡碰壁之後，通盤考慮經濟性、快捷性、安全性，內田智雄最後只能動用和文奎堂掌櫃張壽彭的私人關係，全部由文奎堂負責。

從日軍嚴控下的北平搶運出總重量3520斤、近7000冊書籍，平安抵達京都，這在1944年的中國，得是多麼大的能量。內田智雄在1965年專門撰文《關於中江文庫搬入一事》（《同志社法學》16卷第6號），詳述此番驚險。由於中日兩國尚未恢復邦交，出於保護對方的考慮，內田把張壽彭的名字全部寫為“張壽鳳”（注：日語“彭”“鳳”同音），他說，“尤其應該特筆的是文奎堂的張壽風，希望將此文遙送給張氏以表謝意”。

郵寄小包需要把書包裝在函套裡，外面再層層捆紮。內田尋遍北平的所有日本商店，一時間找不齊這麼多的紙箱、繩子，好在張壽彭拍板，啟用文奎堂所有的庫存，又在3個月之內趕製340個紙箱（按一個14元收費）。京都大學堅持全部收到書籍之後再統一結賬，而且3月中旬當這批書已經郵寄到一半的時候，內田智雄給京都打電話，得到的回覆是，大藏省尚未批准中江藏書的輸送費，批准時間未定。1944年春天，北平物價上漲速度驚人，幾乎是一天一個價，兩個半月的運輸期間，紙箱、人工費已經上漲了近一倍，而京都方面打的一萬元預算卻還是按照1944年1月的物價基數。

天天坐立不安的內田智雄向張壽彭訴說此中難處，張氏安慰他：“文奎堂的存貨是以前價格還比較便宜的時候存下來的，你就按原價付款行了。”內田1940年6月才來華工作，兩人認識不到4年時間，而且張只是文奎堂的掌櫃之一，還不是店主，卻如此大方快諾。1965年內田智雄寫道：“當時聽到這句承諾時的感動與感激，就算過了二十一年，現在仍然無法忘卻。由此不僅看到張壽鳳安撫我的苦衷與體貼，更顯現了華人重然諾、守信義的普遍心性。”

截至1944年4月底，3個月之間，文奎堂共向京都掛號郵寄了1700個小包，每個含郵費共3.4元，共花去5780元，再加上紙箱等原料及包裝費，京都大學最後向文奎堂支付10540元。木村英一《關於中江文庫的報告》提到文奎堂的“義俠之舉”，“輸送的狀態雖然受到很多限制，經文奎堂之手，一冊書未損，安全到達京都”（《中江醜吉という人:その生活と思想と學問》，大和書房，1979年版）。

在文奎堂讀懂中國

內田智雄自1944年之後未再踏足中國，1956年他在一次學術會議上遇到同在北京留學的福井康順（早稻田大學教授）、江上波夫（東京大學教授），二人皆受過張壽彭恩惠。說起當年張掌櫃的種種義行，三人約定，在日本的報紙雜誌上撰文稱揚張氏。江上波夫直至1985年出版《江上波夫著作集》，才在第七卷的自序《農耕民族不死論》一文中兌現這次約定。以提出“騎馬民族征服說”而聞名的江上波夫自稱，他之所以執著於比較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強調“農耕民族不死論”，直接來自他的留學經歷。

1930年整一年，廠寺各大舊書肆的夥計每天用包袱布裹著各種古書，絡繹不絕地送到江上波夫的宿舍供其選購，從不催促付款。其中有個掌櫃說了一句“奇妙的話”：“像您這樣還很年輕的人就這麼讀中國古書做研究，將來一定有大出息。所以付書款的話，十年、二十年之後也可以。”江上初以為對方說的是恭維話，沒有放在心上，偶爾跟北京大學的錢稻孫說起，錢氏說，有的人前不久才將祖父在古書鋪欠下的書款還清了，所以掌櫃說那樣的話，也不出奇。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匯率急變，日元暴落，江上的留學補助也到期了，必須回日本。這時他宿舍那些尚未結算的書籍堆積如山，手頭的日元換算成中國元，已經完全無法支付書款。他和最常打交道的文奎堂“大人物”張壽彭商量，對方如此回答：“鄙店介紹的小書鋪的書，建議您先結算和提貨。只是鄙店的話，等匯率對您來說好轉的時候再付款也可以。我們之間不存在十年、二十年的付款期限。”最後不僅小的店允許優惠結算，兩家大店的書也全部包裝好，郵寄到江上的日本家中。

有了以上經歷，江上波夫認識到，華人對於“民族不死/永生”的觀念是生而有之的，不會因為國家的暫時滅亡而被撲滅。農耕民族的忍耐力、信用力，是農耕文明對抗野蠻暴力侵擾的基石之一。

從與舊書店的店員交往點滴經驗中，日本學者可以提煉出如此宏大的理論，這樣的昇華，首先取決於異國學者將這些出身低下的“坊友”視為中國的象徵，視作有價值的田野研究物件。

文奎堂的老店主王雲瑞是河北束鹿人，他的十八弟子多數來自河北南宮、束鹿、冀縣等地的窮苦人家。這是民國北京舊書業的一大特色，從業者大都是來自河北鄉下的農民子弟，被稱為“河北幫”。1940年到1943年，內田智雄在河北欒城縣、昌黎縣以及京津沿線鐵路做“慣行調查”，他關注農村的“冥婚風俗”，於是帶著問卷，問遍了北平舊書店的河北人，得到不少鮮活資料，尤其是“文奎堂的張壽彭氏跟我透露一些他的家鄉交河縣的冥婚風俗”（內田智雄《冥婚考》，《支那學》第11卷第3號）。

另外還有一個從未被中國學界提到的例子：吉川幸次郎留學北京住的宿舍是一個姓唐的官員家宅的一部分。唐先生雖然只是中等官員，豪宅的闊綽以及日常生活的奢侈，讓吉川懷疑這只是表象的中國。文奎堂掌櫃趙殿成向吉川詳細講述家鄉河北南宮縣、冀縣農村鬧災荒的情景，那時候只能吃柳樹葉做的糰子，要是葉子都吃完，只好吃土。吉川被趙殿成講述的中國農民現狀所震撼，改變了之前只是從古書中、從文人交往中所瞭解的中國印象。1949年8月，吉川在著名知識分子雜誌《世界》發表《兩個中國——中國的都市與農村》。此文是巖波書店主辦的 “如何看待中國的現狀”筆談系列，代表著戰後的中國研究者對中國的重新審視。吉川幸次郎說，如果沒有文奎堂的趙殿成等等來自中國農村的底層人，他永遠無法接觸另一箇中國。

追求利潤是私營舊書業開展經營活動的出發點，在民國舊書業的激烈競爭之中，文奎堂的日本生意並非獨門生意，然而卻在日本文獻中留下了比其他幾家舊書肆更為深刻的足跡。王鍾翰《北京書肆記》概括民國舊書業的風氣，“重行規、尚義氣，目能鑑別，心有輕重”。文奎堂的第一代主人王雲瑞“以信義為人重”，頗被士林嘉許，他之後的文奎堂各大掌櫃及店夥，在日本學人的記敘中亦多有“信義”之舉。然而這種對於敵國的“義”，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意味著對本國的“不義”。1936年在琉璃廠通學齋當學徒的雷夢水，後來曾有一句評價：“舊社會書商重利不重義，專門為外國服務的書商更可恥。”（《書林瑣記》，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

民國時期的舊書鋪除了賣書，還充當了公共圖書館的作用。提供閱覽服務，有桌椅，茶水，可抽菸，代買點心。而且可以為買家淘市面上找不到的珍貴書籍，經常到學者家中送書。這也就對各學者的藏書瞭如指掌，可以為不同的買家提供借閱。另外一點還可以賒賬。胡適，魯迅等著名學者都是這裡的常客。

北京有琉璃廠東街、琉璃廠西街，並沒有一條叫“琉璃廠”的街。

在琉璃廠東街和琉璃廠西街交界處附近，有一座過街天橋，橋的牆面上寫有“琉璃廠”。“琉璃廠”三個字還出現在附近幾個公交站牌上。藉著這些標識，我們可以大致知道琉璃廠在什麼位置。

琉璃廠街是以經營古舊書、古玩和文房四寶著稱的文化商業街。位於宣武區和平門以南，以南新華街為界，分為琉璃廠東、西街，全長500米。琉璃廠街因在元、明時期設窯燒製琉璃瓦而得名，已有700多年曆史。明代出現一家書店，在康熙年間成為京城書市和古玩中的中心，其間經歷過朝代的興替，經歷過繁榮與冷落，但始終保持了本身的經營特色，綿延了300餘年。街中的翰墨書香和珍奇古玩，與周邊的會館、戲樓、廟會活動等相得益彰。

在琉璃廠街買賣東西，和在北京的潘家園文物市場差不太多，買賣雙方談好價格，買定離手，一切都按老北京的規矩來。

北平琉璃廠，如今聽來還是那麼有點江湖味道，在小說，影視，電影中，多次聽到這個名字，北平琉璃廠，原來是專門給皇宮裡燒製琉璃瓦的廠子，現在慢慢演變成了，買古董，古書的專門地方了！

自從民國後一直到現在，歷經多少代人傳承，成了現在這副模樣，商人遍地，勾心鬥角，演變成商業化，商業鏈！

北京自明清兩朝起就有著十分發達的圖書業，至民國初期則成為中國書業的中心，尤其是以隆福寺、琉璃廠、東安市場等老街區的鱗次櫛比的舊書鋪（店）為代表的繁榮商業景象，更是成為齊如山、魯迅、胡適、郁達夫、徐志摩、鄭振鐸、錢穆、老舍、張恨水、張中行等一代讀書人心中無法揮去的記憶。齊如山先生在書中詳細介紹了北京（北平）舊書鋪的經營特色，其經營之道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不落後，甚至理念先進。 比如書鋪以發揮其圖書館的功能來提升服務的專業品質。書鋪固然以銷售圖書為主要業務，但店內除有櫃檯銷售圖書外，裡屋卻總陳列著幾張八仙桌，專門預備著給看書的人。想看什麼書，店家就給送到桌上來。如果你研究一件事情，記不清該看什麼書，可以向掌櫃的請教，他會給你出主意。他鋪裡沒有的書，甚至可以替你到其他書鋪轉借。就是你在家中想看什麼書，他也可以送書上門，看完了不買毫無關係。如果做文章需要參考書，你還可以與書鋪掌櫃商量，他會代出主意，自己書鋪沒有，也可以代借，看完了仍舊由他代你送還。有難找的書，如果他知道某學者家裡有，他也可以代你去借。由此我們看出，舊書鋪簡直就是一個公共閱讀場所與學術研究所，書鋪的工作人員事實上也承擔了閱讀指導與學術助手的角色呢。 再比如書鋪用提供消費等增值服務來製造人氣，留住讀者。你在書鋪看書時想吸菸，會有學徒替你裝煙，想喝茶，有學徒給你倒茶，如果看書餓了，他可以代你去買點心。也就是說，書鋪本身雖然不做飯館生意，但如果你有需要，照樣會滿足你。顯然，這樣的增值服務遠遠超出了書鋪生意的範圍，但卻可以為書鋪招攬生意、匯聚人氣起到不小的作用。今天我們看到，也有不少獨立書店和連鎖書店在內部開設了咖啡吧、茶吧之類的生意，其實這樣的商業企劃早在民國時代的舊書鋪就已經存在了，而且那時候做得更具人性化，因為這樣的服務幾乎是不收費的。 又比如書鋪善於充分利用品牌營銷和口碑營銷來增加圖書銷售量。舊書鋪往往做的是老主顧與熟人生意，因此誠信經營、道德經營，可謂其制勝法寶。齊如山先生曾經問過書鋪的老闆，讀者如果只看不買豈不賠錢嗎？書鋪老闆的回答是：書鋪的買賣，道路最窄，平常人不但不買，而且不看，而書鋪所來所往的，只有幾個文人，文人多無錢，也應該幫幫他們的忙。常看書之人總有買書的時候，倘他能給你介紹一個朋友，做一批大點的買賣，也是常有的事，這哪能說白看書呢？齊先生講的這個故事，說明書鋪老闆和經營者非常懂得口碑營銷的力量，口碑塑造的品牌一定是過硬的品牌。今天書店經營不也是如此嗎？ 還比如書鋪經營者講究以其學問和學識來贏得讀者（客戶）的信任。舊書鋪的老闆和經營者多是有學問、有學識之人，因為只有有學問的人才更易於與文人和讀書人打交道。齊如山先生在書中提到，前清光緒年間，在琉璃廠路南，有個名為“翰文齋”的書鋪，其韓姓老掌櫃就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見多識廣。當時的知名文人繆蓮仙、王蓮生等常常向韓掌櫃討教。齊先生還講到，晚清重臣張之洞在其著名的《書目答問》一書中，也說到讀書人需常到舊書鋪中坐坐。那時，張之洞、王蓮生、盛伯羲、許葉芬、王運等大儒，都常去逛舊書鋪。這讓我聯想到上世紀80年代，自己常常喜歡逛北京的書攤兒，那時北京有多個著名的書攤兒一條街，美術館東街就是其中之一。那裡攤兒上賣的書品位高，文史哲著作比比皆是，書攤老闆有不少文化人，能跟你侃尼采、弗洛伊德。當然今天的一些獨立書店的老闆和經營者同樣是文化人居多。由此說來，學人開書店賣書，是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