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在高科技行業以及醫藥行業都顯得特別突出。

一枚小小的晶片，所用原材料最多不超過幾十元，卻可以賣出幾百元甚至幾千元的高價，就在於科技賦予其遠超材料價格的附加價值。

一枚小小的藥片，僅算原料成本的話，最多不過幾元錢，但是背後是數以億計的研發成本。

格列衛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成功研製的小分子靶向藥物，可以有效地控制慢粒白血病人的染色體變異。格列衛的出現，使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的十年生存率從以前的不到50%，增加到了現在的90%左右，並且絕大多數患者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但是在中國格列衛一個月的服用費用是23500元，儘管諾華制定了相應的優惠措施，一年7.2萬依然必不可少。

要知道，中國慢粒性白血病患者近10萬人，每年還會新增約1.3萬患者。如果每人每年7.2萬元服藥費用，總費用將超過70億。

值得注意的是，格列衛在美國的售價一盒1.3萬元人民幣，澳洲售價1萬元（醫保居民則不到200元），日本的售價1.6萬元，醫保後6240元。

國內進口藥品售價超英趕美，則跟各種奢侈品、進口汽車一樣有著獨特的地域因素。

首先是進口專利藥品有單獨定價權，相關機構顯然沒有為患者努力爭取權益。

其次是一款新藥需要漫長的研發時間，並且要投入巨大的成本去做臨床試驗，研發成本動輒高達十幾億美元，所以跟晶片一樣有著較高的售價。

瑞士諾華公司在1997年到2011年間研發花費大概在836億美元，在這期間只批准了21個新藥，平均算起來每個新藥花費為40億美元，這其中還包含了很多研發失敗的專案。

最後，則是最為特色的一點，層層加價和高回扣，這一點也是廣大病患最為深惡痛絕的，醫藥價格居高不下的元兇之一。

作為發展中國家，一款進口藥物全球最貴，跟某些奢侈品一樣，這一點，我們只感到痛心，沒有一絲驕傲。

印度有專利強制許可體系，所以仿製藥盛行，堪稱平價藥天堂。

專利實施強制許可，指在未經專利所有權人同意的情況下，一國政府允許第三方生產專利產品或使用專利過程。

印度仿製的格列衛，一盒最多幾百元，不超過一千元，但是在國內，卻被認為是假藥。

一款救命的藥物，透過代理商層層加價，三層代理商就能加價50%以上，再給醫院15%左右的回扣，到了患者手中往往是正常售價的兩三倍。

最後則是國內風氣有關，真正搞創新的企業太少，一方面是成本原因，創新需要巨大的投入，而產出太慢。另一方面則是山寨盛行，盜版猖獗，缺乏創新受益的環境。

當山寨者隨便修改一點點藥物成分，不用搞多少實驗就能搞出一種“新藥”，轉眼就能上市賺錢時，誰還願意投入巨資去研發一款真正的新藥呢？

國內醫藥行業就跟很多行業一樣，只靠廉價低端的藥物賺取一點微薄的利潤，扮演者世界最底層的苦力角色，這就是科技和創新不足帶來的惡果。

網際網路時代了，能否取消醫藥代理，讓廠家跟醫院直接對接呢？

能否治病只看療效和副作用，把山寨的所謂“新藥”的一點點剔除呢？讓創新者獲得更高的收益。

印度的所謂“假藥”，患者自己都不怕吃出毛病，能不能開放綠色通道，允許患者購買呢？

如果可以進步一點，能否把印度的藥認定為真藥，並且進口呢？

期待這種善良，早日來臨。

為什麼抗癌神藥，如格列衛，這麼貴，是有多方面原因，我僅僅從商業角度談談個人看法。

一、藥品研發，數十年磨一劍

藥品，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它的研發過程一般耗時多年，投資巨大，不確定性極大，比如，格列衛——作為為數不多的僅通過了I期臨床，就以“綠色通道”形式直接獲批的臨床一線新藥，它從費城染色體算起，到面市，耗時長達41年，跨越了近半個世紀。

再比如國內冠昊生物——從事再生醫學材料及再生型醫用植入器械研發、生產及銷售的高科技企業，從1997年11月在美國加州發起成立，到2006年第一個產品——“生物型硬腦(脊)膜補片”獲CFDA準產註冊證，整整耗費十年，可謂是十年磨一劍。

但是，如此長的時間投入，不是一般的公司能夠承受得起的，唯有資金雄厚的巨頭才有資格參與；而資本又是逐利的，高投入、高風險，必然追求高回報。

我們再拿冠昊生物例子來看，“生物型硬腦(脊)膜補片”一面市，一直貢獻營收大部分（甚至剛開始的幾年，比例達到100%，創業板上市前夕，依然貢獻營業收入的80-90%），毛利率90%多，佔據近40%市場份額。冠昊生物，可以說憑藉一個單品，實現企業的上市，創造了資本市場上的一個奇蹟。

二、醫改、山寨與兩難

當然以上，講的主要是商業研發的原因。然而，格列衛的貴不僅僅體現在單純的貴，而且體現在地域上，如香港價格是18000元左右/盒，日本是16000元/盒，美華人民幣13600元左右，南韓只需9700元，而中國內地，則高達24000元。

這個方面差異原因，確實涉及多方面因素，包括進口、稅率、流通成本等，這也是國內這麼多年醫改函待解決的問題。

印度更便宜，則是因為採取專利強制許可，也就是對特殊藥品，允許不經專利許可即可仿冒。這確實是一個解決的辦法。但卻出現一個兩難的問題，即：

沒有山寨神藥（便宜），病人會倒在病床上；沒有專利的保護，新藥研發又沒有動力；沒有新藥研發，每個人都可能倒在未來新病症的面前。

寄託於研發者的善良和偉大，確實不現實，但也未必沒有出現過（如中國青蒿素的發現，讓談魔色變的瘧疾，走下神壇；抗核神藥異煙肼成功研發，讓曾經的絕症結核病步入歷史），這確實需要考驗人類的智慧了。

胡兄，一名商業、網際網路觀察者。

7月6日上映的中國產電影《我不是藥神》，確實是一部難得的中國產好電影，建議有空這家都可以去看，這部電影取材於2015的真實案件“陸勇案”。主要講述的是陸勇替慢粒白血病患者購買印度仿製藥物“格列寧”而被判刑的事件。

看完這個電影，估計很多人都有疑問：醫藥公司把抗癌藥定價這麼高，是不是為了賺錢而喪盡天良？畢竟電影中正版進口的格列寧一瓶4萬元，相反的印度仿製藥一瓶才500元，簡直是暴利中的暴利。

為什麼正版的格列寧藥價這麼高呢？

這是因為每一種新藥想要成功研製出來並上市，在研發階段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和時間，研發成功後還得多次臨床試驗成功，方可上市！如果研發成功還好，一旦失敗之前所有投入的大量資金和時間都將打水漂，而現實中新藥研發的失敗率可以說在90%以上。

據說研製出格列衛（電影中的格列寧的真實藥名）的瑞士諾華公司在1997年到2011年間研發花費大概在836億美元，在這期間只批准了21個新藥，平均算起來每個新藥花費為40億美元。

資金和時間投入這麼高，而且風險這麼大，那為什麼還有醫藥公司願意去研發新藥？這主要是因為新藥上市後有專利保護，在專利保護下公司可以壟斷市場。但是這個專利保護是有時間期限的。一旦專利保護過期，大量的仿製藥就會出現，藥價就被大幅度拉低。所以，在新藥上市壟斷市場的這些年裡，醫藥公司必然會將藥品定高價，以收回前期投入的巨大成本，並獲得高額盈利，用以支援開發下一種新藥。

這就是新藥上市後價格高昂的原因，也只有暴利才能刺激醫藥公司冒著巨大的風險、投入大量資金和時間去研發新藥。這些不斷被研發出來的新藥，才是病人的希望。

為什麼印度的仿製藥又快又便宜？

電影中男主角跑到印度去走私仿製藥，很多人好奇，為什麼印度這麼快就出現了仿製藥，而且價格還這麼便宜？而其他國家卻沒有呢？

按照國際《專利法》，所有藥品必須在正版藥的專利到期之後，才能生產仿製藥。世界上主要的國家，美國、歐洲，包括中國都是嚴格執行藥物專利保護。但是印度政府不理這一套，在這些抗癌新藥上市後，印度政府立即授權本土製藥企業生產仿製藥。這一政策導致印度的仿製藥水平非常高，“格列衛”、“易瑞沙”、“多吉美”等抗癌藥物一上市，印度馬上生產出了仿製藥，又快又便宜。

中國應該鼓勵仿製藥嗎？

中國是否也應該學習印度政府，授權企業快速生產仿製藥，讓老百姓能儘快用上便宜的抗癌新藥。從短期來看，這樣做確實能幫助癌症病人。但是從長遠來看，這樣會害了更多的癌症病人。因為在我們現實生活中，大部分癌症病人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沒有救命藥！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癌症，均缺乏有效的治療藥物，導致很多癌症病人在無藥可治的情況下去世。所以當前抗癌最緊迫的任務是研發出更多有效的抗癌藥，真正能救病人的是抗癌新藥，而不是仿製藥。

新藥的昂貴价格確實會損害當前患病之人，但等到專利期過，可以生產仿製藥後，其實可以惠及到更多以後的患者。而如果政府打破專利保護，一開始就讓仿製藥氾濫，那麼醫藥公司將失去研發新藥的動力，因為無利可圖，最終人類抗癌的醫療技術將停步不前，這才是癌症病人最大的危難。

所以中國政府的選擇是鼓勵和扶持企業積極研發抗癌新藥，提高藥物研發創新能力，這才是有利於抗癌的明智之舉。

如何降低進口抗癌藥的價格？

當然每個生命個體都是值得尊重的，保護專利，必然會損害到當前患者的利益，所以要保護當前群體的利益，政府就要採取多重措施來降低進口藥的價格，比如：

1、降低進口抗癌藥的成本

透過“零關稅”，縮短上市審批時間等措施，降低進口抗癌藥進入國內市場的成本，促使降價。

2、推動藥價談判、醫保準入

政府要積極與醫藥公司進行藥價談判，推動進口抗癌藥進入醫保目錄，大幅降低藥價。按照目前這個費用，即使納入醫保，政府也負擔的起。根據2017年9月22日國際慢粒日，相關機構釋出得調查顯示：中國目前每年約新增慢粒患者5000人。按患病率計算，中國現有的慢粒患者約有3萬至4萬名，以中老年人為主。

而在慢粒患者創辦的基金會調查顯示，慢粒患者平均每年治療費用為98327元，近10萬元。按照4萬名患者計算，一年也才40億元人民幣。而新藥的專利權大部分就20年左右。

很慶幸的是在電影結尾我們看到了，截止2018年中國已經有19個省市將格列衛納入了醫保範圍了。

3、推動國內抗癌新藥研發

鼓勵和扶持國內企業抗癌新藥的研發，提高進口抗癌藥面臨的競爭，從而促使其降價。

抗癌藥具有投入成本大，研發週期長，准入門檻高等諸多特點。抗癌新藥在成功上市以後可以獲得專利保護權，擁有壟斷定價的權利，所以才會有高價抗癌藥之稱。

抗癌藥都是來自進口。經過關稅，代理商、醫院等中間環節，最後到患者位置的零售價更是虛高不下。《我不是藥神》影片中的瑞士抗癌藥價格如此之高，本質上還是瑞士政府的成本轉移到了別的國家身上。瑞士本國居民用藥價格並不高，外國代理商以及醫院患者必然要承擔藥品的研發費用。 要解決這個問題，政府還是需要起主導作用。比如抗癌藥的研發費用方面，要給予企業以及科研人員適當補貼，研發成功以後要給予大量獎勵。對於進口抗癌藥品，取消關稅，直接進入醫保，這樣研發的成本就不會過渡轉移到患者身上。

研發抗癌藥應該屬於政府的公益專案，財政補貼不可或缺。最近國家頒發“取消抗癌藥關稅”之舉，乃深得民心的惠民政策。

國家鼓勵本土科學家研發新藥就迫在眉睫，雖然技術上可能有很多瓶頸，但是如果本國政府給予大量獎勵，進行人才引進，相信也能研發出一些特效抗癌藥。 必須加快房產稅立法，降低房價使得科研人員能夠安居樂業。

如果全民的目光還是停留在投資房地產，無暇潛心於抗癌藥的推動和研發，那電影《我不是藥神》等於對牛彈琴。整個社會該怎麼還是怎麼樣！

隨著《我不是藥神》的熱映，一種可以治療白血病的藥物也進入了人們的視線，它的名字叫格列衛。就如同電影的傳奇熱映，如同故事原型陸勇的傳奇經歷一樣，格列衛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傳奇，它把原本比較罕見的疾病，變成了一種相對普通的疾病，把聞之色變的癌症變成了一個與高血壓、糖尿病一樣的慢性病，它提高了全世界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的患病率（因為患者的壽命延長了），它是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治療的分水嶺，以致人們稱格列衛之後的時代為“後格列衛時代”。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講“格列衛”的故事。

格列衛，是藥物的商品名，它的學名叫做伊馬替尼，是一種激酶抑制劑類抗腫瘤藥物，主要用於某些白血病患者及胃腸道間質瘤患者。格列衛的問世，我們要感謝兩個人和一個公司。

第一個人叫做尼克·萊登，是一個英國的生化學家，他把一組經過人工改造過的激酶抑制劑用在了細胞中的各種激酶上，證明了這組抑制劑的藥效，並把它帶到了腫瘤領域。

第二個人叫做布萊恩·德魯克，後來成為了美國科學院院士，經過他的不懈努力，這個被稱為“CGP57148”的激酶抑制劑，被應用到了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的患者中，並有力地推動了這個藥物的臨床開發。

我們還要感謝一個公司，就是製藥巨頭諾華公司（No-vartis）。諾華的前身汽巴-嘉基（Ciba-Geigy）是這組激酶抑制劑的真正開發者，而在汽巴-嘉基與山德士（Sandoz）合併為諾華後，1998年，諾華開始了對這個藥物的臨床開發。

就這樣“格列衛”出現在了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的生命裡。

格列衛為什麼可以治療慢性粒細胞白血病？

追本溯源，我們先講講慢性粒細胞白血病吧。

1973年，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突然站到了癌症舞臺的中央。來自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珍妮特·羅利教授在檢查白血病細胞時，確定所有的白血病細胞中都存在一種獨特的染色體畸變——稱為“費城染色體異常”，它是染色體異位的結果，也就是人體中的第22號染色體尾部和第9號染色體頭部發生融合，創造出了一種新基因所致。

羅利的研究顯示，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細胞具有鮮明和獨特的基因異常。後來荷蘭和美國的科研團隊分別分離出了第9號染色體上的abl基因和第22號染色體上的Bcr基因。所以白血病細胞中的這個融合的基因就被命名為Bcr-abl。再後來科學家研究Bcr-abl基因的功能後發現它是一種激酶，它所編碼的蛋白質透過向其他蛋白質新增磷酸基團標籤，從而在細胞中釋放出一連串的訊號。在正常的細胞中，Bcr和abl基因各自獨立存在，兩者在細胞分裂過程中都受到緊密的管控。但在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細胞中，染色體異位製造了一個新的嵌合體Bcr-abl，這是一種亢奮、過旺的激酶，它激活了迫使細胞不斷分裂的通路。

這就好比兩個獨立的電路開關，當它們正常時，都能管控好自己線路上的電器。可一不小心，兩個開關連電了，會怎麼樣？兩條線路上的電器就會失去控制，要麼被損壞，要麼無休止地工作。癌細胞就是這樣產生的。

Bcr-abl蛋白可以與ATP結合，完成酪氨酸激酶底物的磷酸化過程，達到釋放訊號迫使細胞持續分裂的目的。格列衛怎樣抑制這個反應呢？它與ATP競爭，代替ATP結合到Bcr-abl蛋白上，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後續一系列促進細胞分裂的反應被終止了，癌細胞也就停止分裂了。

瞭解格列衛的作用原理，我們不難推測出，它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靶向藥物，只對有“費城染色體異常”的白血病起作用。慢性粒細胞白血病與費城染色體密切相關，大約有90%至95%的病人出現費城染色體，此時使用格列衛進行治療是有效的，如果患者沒有出現費城染色體，則可能需要更換其他的治療方法。這也是腫瘤患者靶向用藥前要做基因檢測的原因。

為什麼說格列衛有跨時代的意義呢？

在2000年以前，攜帶Bcr-abl突變基因的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5年存活率不到30%，但經過20多年的科學研究，格列衛”橫空出世，讓罹患該病的患者5年生存率從30%一躍升到了90%，最初嘗試格列衛的一批患者已經存活了超過20年。所以格列衛具有跨時代的意義，它的存在證明了對癌症進行高特異性的無毒治療是有可能的，它為癌症治療推開了一扇嶄新的大門。

想象一下，18年前，當醫生們看到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時，只能告訴他們，這是重病，病程會致命，預後很差，平均生存期可能是3-6年。首選療法是異體移植，沒有其他療法。而現在，醫生們再看到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時，會告訴他們，這是一種病程緩慢的白血病，預後良好，只要口服格列衛，通常能頤養天年。格列衛給了患者從地獄到天堂般的改變。

格列衛在中國的現狀如何？

諾華為研發格列衛投入了上億美元的資金，為了維持自身的正常運轉，它必須利用短暫的新藥專利保護期儘快回籠資金，所以專利藥必然貴，對此我們應該給予理解。

好訊息是2013年格列衛的全球專利期已經到期，中國患者早已經可以買到中國產藥了。

更好的訊息是，隨著國家對於這方面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目前有一部分抗腫瘤靶向治療藥物已經納入醫保了，而且這些藥物肯定都是正版藥物，在保證療效的同時又減輕了患者負擔，相信隨著越來越多的抗腫瘤藥物納入醫保，越來越多的老百姓會從中受益。

用於治療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的進口藥格列衛，價格確實高，超出了普通家庭的負擔，使很多不幸罹患白血病的患者家庭因病致貧。《我不是藥神》這部電影，引爆了仿製藥的話題，也讓人們將關注的目光注視到癌症群體。

【小哥哥】認為，作為治癌的靶向藥物，格列衛的價格昂貴，首先在於，製藥公司在研發過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成本，包括人力、物力和財力，甚至從事過成千上萬次臨床實驗。這些成本最終都會被摺合到藥價裡。因為一種藥物，更何況是特效治療癌症的靶向藥物，從理論研發到臨床實驗，再到投入患者使用，其過程是漫長的，成本非常高昂，這也能反映出一定的市場和價值規律。

除研發成本高企之外，藥企尤其是跨國藥企，在研發成功藥物之後，申請的專利保護和長達數十年的專利保護期限，也導致藥價居高不下；另外，現有對相關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規定和有關世貿規則，一些國家在仿製藥上存在道義上和法律上的考量，再加上相關稅，也使得一些抗癌藥物在進入一些國家市場過程中的價格再度被抬高。

實際上，不只在發展中國家，在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普通家庭和中產階級，也負擔不起高昂的醫藥費，這就使得這些國家的保險行業異常發達。奧巴馬在任時，就推出強制醫療保險（ObamaCare），目的就是要覆蓋更廣的人群範圍，藉助政府、企業和家庭的力量，共同對抗重大疾患給普通家庭帶來的沉重負擔。

格列衛為什麼那麼貴？

一部電影《我不是藥神》不但讓演員走好，也讓一個“神藥”格列衛意外走紅。

格列衛，又名甲磺酸伊馬替尼，由瑞士諾華公司研製生產，2001年5月被FDA批准用於治療慢性粒細胞白血病，2003年被FDA批准用於治療胃腸道間質瘤。因其治療惡性腫瘤的神奇作用，被人們形象的稱為“射殺狼人的銀彈”。

根據網上的資料，格列衛在一些國家的售價（人民幣/每盒）如下：

美國：13600元；澳洲：10616元；日本：16440元；南韓：9720元；印度：980元；中國內地：23000-25800元。

每盒只是一個月的用量。

以上售價，對美日等高收入國家的患者而言都難以承受，對我們的患者就可想而知了。當然，那些國家醫保承擔絕大部分費用，比如澳洲醫保報銷後，患者只需承擔188.5人民幣/盒。

那麼，格列衛為什麼這麼貴呢？

我們都習慣的認為，產品的價格由原材料+人力成本+銷售成本+利潤決定的，這似乎沒錯，比如，一瓶可樂的價格就是這麼確定的。不過，高科技產品可不是這樣。

我舉一個例子。

前幾天在以色列轟炸敘利亞中大顯身手的最新戰機F35，是由美國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生產的。洛馬公司是私營公司（當然，美國沒有國有公司），國家購買也是要掏錢的。單架F35美國空軍的採購價是1.3億美元，其他國家的採購價3～5億美元不等，即使價格如此昂貴，也不是你想買就能買。

再好的材料一架飛機也值不了1億美元，之所以價格如此昂貴，是因為新型飛機的研發成本太高。飛機效能優越、電子裝置完美、隱身性超強，這些功能不是憑空產生的。

所以說，有形的成本（材料）是有限的，無形的成本（科研）才是最高的。

格列衛由瑞士諾華公司研製，從染色體的發現到“格列衛”藥品的面市長達41年！期間由幾千名科研人員參與，僅篩選的化合物就超過10000個。加上後期大量的動物實驗，各種毒性試驗，1、2、3期臨床試驗等，總共花費數十億美元之巨。這些花費都要從售價中收回來，最終的藥價怎麼能不高？

不僅僅是格列衛，許多新藥的研發都是如此。藥物的研發有很多階段，而每一個階段都有很大的淘汰率，也就是說，很多藥物的研發都走不到上市盈利這一步。也許每100個藥物研發專案中，大概成功的只能有1個，甚至1個都沒有。就好像，年初你大量播種，年底也許顆粒無收。

但錢最終一定要收回的，只能再投入巨資研發新藥，從以後開發的新藥中把成本找補回來，不然公司還怎麼生存。

還有一種可怕的結果。新藥已經上市售賣了，還沒有收回成本，但卻發現此前沒有注意到的副作用，很可能因為這個副作用該新藥被踢出市場，前期的投入又是打了水漂。

還是這個諾華公司，前幾年投入巨資研發的治療高血壓和心衰的腎素拮抗劑阿利吉倫，現在就因為一個副作用目前還命運未卜。

作為一家公司，不管是武器製造公司，還是製藥公司，追求利潤肯定是最終目的，不然就不會投入巨資搞研發了。沒有研發和創新，就不會有“神藥”問世。

至於格列衛為什麼在中國賣得貴，則有其他的原因，這個我就說不好了。

是科研人員辛苦研發的新藥，才使患者解除了疾病痛苦，也給了許多不治之症患者生的希望，應該感謝這些科研工作者以及他們辛辛苦苦創造的產品。

額外加價從惡性腫瘤患者身上賺取利潤的行為，實在是傷天害理，應遭唾棄。

《我不是藥神》在國內未播先火，點映之際就“點燃”了媒體的熱情。上映第一天就達到了3.39億的高票房，截至發稿，票房已經累計25.01億。

電影中“違法”代購印度仿製藥的陸勇，吃不起藥的慢粒白血病人，在法與情的邊緣糾結的執法人員，賺足了觀眾的眼淚。隨著戴著白口罩的患者舉起抗議“天價藥”的牌子，電影將矛頭指向了“天價藥”格列寧的生產商瑞士諾華公司，那麼，堅持維護藥品的專利，諾華公司做錯了嗎？

原型“格列衛”曾為諾華帶來巨大的利潤

電影中的“神藥”格列寧的原型是格列衛，有效成分是甲磺酸伊馬替尼。它能夠精準攻擊慢粒白血病人的癌細胞，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高到90%。格列衛於2001年獲批上市，在中國市場的價格一直是23500元一盒，按照一個月一盒的服用劑量，一年的費用就是282000元， 就是在17年後的今天，又有多少家庭年收入能超過28萬元，這個數字真讓單身狗的小編感到害怕。

格列衛給了白血病患者生的希望，但是這個希望為何如此昂貴？知乎有一句很火的話叫作，靶向藥（注：藥物能瞄準特定的病變部位，並釋放有效成分。）之所以賣到幾萬元，那是因為你能買到的已經是第二顆藥了，第一顆藥的價格是數十億美元。第一顆藥的價格就是研發成本，格列衛從發現靶點到2001年獲批上市，研發時間耗費五十年，投資超過50億美元。

鉅額的投入也讓生產商瑞士諾華公司“名利雙收”，2002年因為格列衛在醫學的創新榮獲Prix Galien國際獎（注：製藥行業的諾貝爾獎）；與此同時，財務資料也毫不遜色。

據統計，從2002年到2017年，15年的時間，格列衛總的淨銷售額高達517.26億美元。

從2002年到2011年，格列衛的淨銷售額始終保持高速增長，在2014年達到了銷售額的頂峰47.46億美元。

從2013開始，格列衛的專利保護期在亞洲部分地區失效，範圍逐步擴大到美國，歐盟等國家。專利保護的放開，面對全球低價仿製藥的競爭，格列衛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2015年淨銷售額首次出現下滑，並在之後的兩年經歷了“斷崖式”的下跌。

高投入帶來高回報，專利的失效衝擊了藥品利潤，藥企不斷開發新專利追求更高回報。十幾年來諾華公司從未停止研發新藥的步伐，目前，已經在臨床開發方面擁有200多個專案，擁有業內最具競爭力的醫藥管線產品。

諾華的研發投入是國內藥企的30倍

在電影中，陸勇代購印度低價仿製藥，讓一部分慢粒白血病人得以延長生命，成為了他們心中的“藥神”。可是如果沒有原研藥，又何來仿製藥呢？真正能救人的是成本高昂的新藥。印度市場如此，國內市場又何嘗不是如此。

新藥的研發需要高昂的成本和大量的時間，還可能承擔失敗的風險，國內藥企在研發方面做的比較好的是恆瑞醫藥，其自主研製的“甲磺酸阿帕替尼片”是全球第一個在晚期胃癌被證實安全有效的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藥物，2014年獲批上市，有效延長了晚期胃癌患者的生存期。

恆瑞醫藥近年來不斷加大對藥物的研發投入，根據公開資料顯示，2017年累計投入研發資金17.5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8.53%，研發投入佔銷售收入的比重達到12.71%，在國內藥企中排名靠前。

而對比諾華公司，2017年的研發投入達到90億美元，相當於恆瑞醫藥的30倍，佔銷售收入的比重為18.3%。早在2003年，諾華就投入31億美元（207億人民幣）用於研發。

每年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投入正是諾華這類跨國藥企最主要的盈利模式，利用新產品的專利保護期，迅速佔領市場並進行高額定價，賺的盆滿缽滿。可是高昂的藥價讓患者難以承受， “物美價廉”的仿製藥給了他們一線生機，同時沒有想到的是，這讓具有研發能力的製藥巨頭蒙受損失。

如果沒有專利的保護，沒有鉅額的利潤空間，藥企是不願意承擔研發的風險和漫長的週期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有了高額定價產生的利潤，藥企才有成本投入到新一輪的研究中，醫療技術才能不斷進步。

還有更多種疾病的“格列寧”沒有解決，這條道路，依然任重而道遠

《我不是藥神》以9.7的評分席捲各大影院，收穫普遍好評。其中抗癌藥“格列寧”的定價成為了攔在患者康復之路上的障礙，筆者認為抗癌藥定價高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不得不承認，抗癌藥的研發是需要大量的資金，人力，時間投入的。抗癌藥的綜合成本絕不僅僅是原料所能代表的，科技是附加的價值才是這類藥珍稀的原因，也正是因為這樣，公司也不得不設定較高的定價。

其次，公司處於自身盈利考慮也會將價格定的較高。由於技術壁壘較高的原因，瑞士諾華公司自然而然擁有了行業壟斷地位。壟斷就意味著它擁有定價權，可以獲得大量的超額利潤，擁有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公司為了利潤提高售價也無可厚非。

最後，市場上迫切的需求也是造成價格較高的原因。格列寧在當時的慢粒白血病相關藥物中，除了仿製品以外，沒有其他同質競爭品。而且，就以慢粒白血病為例，中國患者近10萬人，還以每年新增1.3萬的速度增長，市場上對治療該病的藥物有著大量的需求，而又由於缺少同質商品，所有需求都轉變為了對格列寧的需求，從而拉高了價格。

我們也應該看到，正如電影最後的結局一樣，格列寧被列入醫保，大家不再需要購買仿製品了，我們應當看到國家在擴大醫保範圍，惠及人民群眾上的努力，但不得不說，一個格列寧解決了，還有更多種疾病的“格列寧”沒有解決，這條道路，依然任重而道遠。

用甘地夫人一句話解釋：我認為，在一個良好的世界秩序中，醫藥發現應該是沒有專利的，不應該從人的生與死之間謀取暴利！

因為電影《我不是藥神》的爆火，讓很多人知道了印度仿製藥的存在。

就和電影《我不是藥神》裡說的一樣，印度是窮人的藥房。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仿製藥供應國，佔全球仿製藥出口量的20%。他們生產出來治療各種癌症的仿製藥藥效幾乎和正版的一樣，但價格卻不到正版藥的三分之一。

在講印度仿製藥前，先給大家說下專利藥和仿製藥的區別。

專利藥的研發商最先確定該藥的化學組分，為檢測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發商會先在動物或是器官上做試驗，然後再在人體上進行試驗，這一系列操作未完成前，研發商也不能確定專利藥的具體藥效是什麼。

當藥效、安全性、臨床反應等資訊被調查清楚後，藥物就可以進入市場。同時研發該藥物的廠商也會獲得專利保護，專利有效期約20年，期間專利藥廠商獨佔該藥市場。

而仿製藥必須要等專利藥過了約20年的保護期才可以進入市場。

因為專利藥早就被研究過了，仿製藥廠商也就沒必要再花錢花精力去重新研究一遍，但仿製藥在進入市場前，必須要透過質檢來確保仿製藥的藥效、安全性和專利藥一致。

也就是說專利藥和仿製藥除了成本幾乎沒有差別，對於那些負擔不起高價專利藥的患者來說，仿製藥就成了他們的救命稻草。

印度新德里最好的公立醫院對面有一條仿製藥品街，許多當地人在醫院看完病就會拿著處方到對面藥店買藥，醫院不是沒有藥賣，而是價格太高他們接受不了。

就拿電影《我不是藥神》裡的治療粒細胞白血病藥物格列衛（Glivec）舉例，一瓶標價為8400盧比（約合人民幣816元），在藥房買只需1900盧比（約合人民幣184元），而且印度藥房還能還價。

在藥品街上，幾乎每家藥房門口都排著長隊，藥房雖然醒目標識著沒有醫生開的處方不能買藥，但這標語幾乎就是個擺設，即便你沒有醫生開的處方照樣能在藥房買到藥。

印度仿製藥之所以那麼便宜，是因為印度的土地、勞動力、裝置都比較廉價，一條印度生產線成本比西方國家低40%，勞動力成本也只有西方國家的一半。

而且仿製藥也不用像專利藥那樣，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去做試驗，節約了研發成本。

我不知道把這比作抄作業合不合適，但仿製藥廠商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的。

把人辛辛苦苦完成的作業，花幾分鐘抄一下就得到了同樣的分數。

辛苦做作業的人當然不服，這些專利藥的研發商自然也不樂意。

各個國家的製藥企業都對印度仿製藥表達了不滿，甚至多次起訴，但都被印度政府打哈哈給 “ 糊弄 ” 了過去。

因為印度政府對國內仿製藥一直都是支援和鼓勵的態度，甚至立法去支援國內仿製藥業的發展。

1947年，印度實現國家獨立，但那時印度醫藥市場80%以上都被跨國藥企控制，在西方製藥壟斷、國內又沒有能力自主研發專利藥的情況下，印度患者為治病只能去買高價專利藥，但一般人根本負擔不起。

這時候，仿製藥就出現了。

印度商人巴伊·莫漢·辛格仿製了當時沒在印度註冊專利的瑞士羅氏公司的一種鎮靜劑 “ 苯甲二氮 ”，他將藥品重新包裝，換了個新名字，比專利藥低好幾倍的價格放入市場銷售。

第一年辛格創立的蘭博西實驗室公司靠仿製藥就賺了100多萬美元，而且很快，辛格的公司就發展成了印度最大的製藥廠。

有資料顯示印度仿製藥利潤空間高達98%。

仿製藥業又能賺錢又能救這些吃不起高價藥患者的命，印度政府怎能不支援。

1970年，印度頒佈新的《專利法》，允許印度製藥公司仿製生產任意一種藥品，只要生產工藝上與其有區別就行。

1995年，印度被迫無奈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簽訂了《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

在此期間，印度曾多次修改其《專利法》。

為藥物提供專利保護，部分仿製藥業也開始被禁止。

但印度政府始終為國內仿製藥業留了後路，比如專利保護僅對1995年以後發明的新藥或經改進後能大幅度提高療效的藥物提供保護。

可以以 “ 你家藥物定價太貴，我們吃不起，只能做仿製藥 ” 為由，對藥物執行 “ 強制專利許可 ”。

被稱之為世界藥房的印度，製藥業發達這點是母庸質疑的，但仿製藥的盛行，網友們對其卻有很大的爭議。

有說仿製藥好的，給窮人帶來生的希望。

也有說仿製藥的出現打亂了研發商的市場，讓研發專利藥的人賺不到錢，也就沒有能力再去研發新藥，到時候會害死更多的人。

沒法說誰錯，因為身份和處境的不同，對待仿製藥的看法也不同。

患者的求生欲和研發商的心血，真的很難去給仿製藥的存在下個好或壞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