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就

一、 天文氣象 十四世紀中葉的《白猿獻三光圖》載有132幅雲圖，並與天氣變化聯絡起來，絕大部分與現代氣象學原理相一致。（歐洲到1879年才出版只有十六幅的雲圖。） 1383年南京設京師觀象臺 1439年造渾天儀置北京 1442年北京設觀象臺。 1446年建晷影堂(位於北京古觀象臺西南側) 1607年李之藻撰《渾蓋通憲圖說》刊行(介紹西方天文觀闡釋渾天說) 1617年張燮著《東西洋考》記載海洋占候等的詳細資料。 1634年正式安裝中國第一架天文望遠鏡：“筩”(yong) 1643年出版《崇禎曆書》。

二、數學物理篇

數學 物理 1450年吳敬撰《九章演算法比類大全》 1524年王文素著成54卷總計1500多問近50萬字《新集通證古今算學寶鑑》。 1584年朱載堉著《律呂精義》出版 1592年程大位撰《演算法統宗》最早記載使用珠算方法開平方和開立方。 1606年徐光啟與利瑪竇開始合譯《幾何原本》。 1613年李之藻據西人克拉維斯《實用算術概論》和中國程大位《演算法統宗》編譯而成《同文算指》。 1637年，宋應星在《論氣·氣聲》中對聲音的產生和傳播作出了合乎科學的解釋，認為聲音是由於物體振動或急速運動衝擊空氣而產生的，並透過空氣傳播，同水波相類似。方以智在《物理小識》卷2中提出：“宙（時間）輪於宇（空間），則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了時間和空間不能彼此獨立存在的時空觀。在《物理小識》卷1中正確地解釋了蒙氣差（即大氣折射）現象。民間光學儀器製造家孫雲球製造放大鏡、顯微鏡等幾十種光學儀器，並著《鏡史》（已佚）。

三、醫學

1406年，朱棣等主持收集編成《普濟方》(載方六萬一千七百三十九個，是中國現存最大的一部醫方書。) 1567年在寧國府太平縣試行華人痘接種方法預防天花。(種痘預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開端，是醫學史上的重大成就。十七世紀中國種痘技術已相當完善，並已推廣到全國。中國種痘法於十七世紀初傳入歐洲。) 1596年李時珍著《本草綱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同期問世的還有《瀕湖脈學》《奇經八脈考》等 1601年，楊繼洲著《針灸大成》 1617年，陳實功著《外科正宗》(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劑。他注重實踐，勇於革新，創造性地進行了截趾（指）、氣管縫合等外科手術，對中國外科學作出了貢獻。書中對一些腫瘤也作了論述。) 1624年張景嶽撰《類經》刊行，同年，景嶽再編《類經圖翼》和《類經附翼》 1640《景嶽全書》64捲成書 1641年吳有性撰《瘟疫論》王夫之在《思問錄·外篇》中提出了關於生物體的新陳代謝的觀念，他說：“質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舊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見形之不變而不知其質之已遷，……”

四、農學篇 1376俞宗本著《種樹書》(記載了多種樹木的嫁接方法，如桃、李、杏的近緣嫁接和桑、梨的遠緣嫁接等) 1406年，朱橚《救荒本草》問世(收集四百一十四種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資料，載明產地、形態、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並繪有精細圖譜) 1511年中國種植玉米 （有疑點，可能不正確） 1547年馬一龍著《農說》(記載了水稻的精耕細耘、密植、育苗、移栽等的種植經驗，是中國第一部運用哲學觀點來闡述農業技術的著作。) 1596年屠本畯（jun）著中國現存最早的海洋生物專著《閩中海錯疏》(記載了沿海一帶以海生無脊椎動物和魚類為主的二百多種水族生物的形態和生活**性等。) 1608年，喻仁（喻本元）、喻傑（喻本亨）合著《元亨療馬集》(著名的獸醫學著作，內容包括對馬、牛和駱駝的治療經驗，至今仍有實用價值。) 1617年趙蛹著《植品》(有關西紅柿的種植技術等) 1628年徐光啟撰《農政全書》

五、地理 1405－1431年鄭和率大型遠洋船隊到達西洋三十餘國；徐霞客著《徐霞客遊記》1425年《鄭和航海圖》編成 1536年黃衷著《海語》(記錄東南亞史地與中國南洋交通情況) 1565年胡宗憲編《籌海圖編》記錄中日交通及抗倭事 1589年出現最早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 1639年顧炎武開始編著《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

六、化工 1521年四川嘉州(今樂山)鑿成深達數百米的石油豎井 1596年<唐縣誌>記載以火爆法的採礦技術 1596年，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了二百七十六種無機藥物的化學性質以及蒸餾、蒸發、昇華、重結晶、沉澱、燒灼等技術 1637年，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記述冶煉技術時，把鉛、銅、汞、硫等許多化學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質，而把與它們有關的反應所產生的物質看作是派生的物質，從而產生化學元素概念的萌芽。

二、 補充 數學、物理篇 1621年，茅元儀完成《武備志》，記載關於軍用火器、船隻等軍備的製造及使用方法 1643年，方以智完成《物理小識》，雖然名為物理，但非今意，包含物理、化學、生物、醫藥、哲學、藝術等內容明朝的科技發展情況與成就

向來以為，中華科學技術的發展以致沒落，比如提到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時，“中國古代在經驗技術的發展水平上遠遠超過西方，但為什麼近代科學卻首先在西方誕生，而中國反而遠遠落在西方後面呢”，不應全盤推給傳統的封建文化道德。在西學漸進時刻，不是晚清那種屈辱的時代，科技之提倡者，往往是精通儒學計程車大夫，政府的態度也不是野蠻的排斥。做一時間表，也許宋朝出現了拐點，在此拐點後，中國科技發展“斜率”有所下降，但是依然為正。撇除蒙元，到明代，應該是這樣發展的。1644年以前，當牛頓，萊布尼茨等人尚未出世，伽利略，開普勒，哥白尼等人處境悲慘時候，至少在目前華人眼裡視為中國黑暗落後之時代，該被李闖獻賊攪翻的時代，與“康乾盛世”相比不值一提之時代，我覺得有必要探討一下，不然我們一提就只曉得“三大案”，“薩爾滸”，“八千女鬼”，“均田免糧”等等。這個時代，是否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有種不一樣的味道？當西方的封建時代與中世紀劃上等號，1640年作為其近代史之開端，也是西體膨脹之時代；恰好相反的是，中國的封建時代自不必說，中國之近代史，卻是屈辱之開端，而這種屈辱，在1644年就埋下禍根，甚至已經開始粉墨登場。

明代科技與軍事發展成就 提西方文明之精髓與源泉，就不可不提古希臘，而古希臘的文明遭受了歷史厄運而不長時間，就是漫長的中世紀了。文藝復興為何是最偉大之變革，其中古希臘精神自然脫不了干係。與之對比前提，華夏文明又有其獨特之魅力，至少到那個時代，沒有被完全閹割，面對西學，是頭破血流，還是嫻熟地交匯，到現在還是迷茫。轉載一些這個時代的人文科學情景，先從科學技術開始，看看中國文化在近代化邊緣是不是不堪一擊？ 轉載： 16世紀末來華的耶穌會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在一封信中說： 華人非常博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都十分精通。他們以不同於我們西方人的方法正確地計算日食、月食。 有很多學者認為，15～16世紀的中國，是封建制走向專制時代的開始，專制的政治儒學成為統治中國的主體，一切由統治者認可的知識發展都是圍繞儒學核心進行，而作為生產技術發展重要理論基礎的自然科學，則被國家體制排斥在知識分子的學識之外，從政治體制和人才的俸祿機制上、甚至從治學的價值取向上，遏制了知識分子對自然科學研究的慾望。

其實這些看法是沒有多大事實根據的。在近代“五四運動”時，華人提出了請“德先生”和“賽先生”的主張，其實最早引進的是晚明。自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100年間，是中國科學技術史上一個群星燦爛的高峰時期，各種科學成果異彩紛呈，出現方以智、李時珍、徐光啟、徐霞客、宋應星五位科學巨人以及朱載堉、李之藻、王徵等眾多科學家。中國的科學學科體系已具雛形，與西方相比並不遜色。 關於近代科學產生的基礎和中國古代科學形態的特徵，愛因斯坦在1953年說：“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透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 很明顯，由於愛因斯坦的這段話對清代中國合適，對明朝卻未必正確。由於對真實的歷史情況的不瞭解，愛因斯坦誤以為華人沒有接受過《幾何原本》，更不知道明末徐光啟曾有以發展為基礎全面發展數學的設想，以及明代很多學者、科學家對科學實驗的重視，從而作出對中國科學發展趨勢錯誤的論斷。關於中、西科技發展的長期趨勢，李約瑟指出，中國自公元前300年起，科學以緩慢的步調持續進步。1500年起，大幅落後的西方科技開始突飛猛進，到了晚明，兩者的差距大幅縮小，但中國仍然小幅領先。約在17世紀初，歐洲在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的進展開始超越中國，但中國在醫學、植物學和化學等領域，仍保持不同程度的領先。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屬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學**西方數理科學的一個典型案例。方家以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程朱理學傳家，亦即方氏擁有中華文化的厚重衣缽。方以智（1611～1671，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禎十三年進士，曾受邀擔任南明內閣大學士）的祖父方大鎮、父親方孔炤均學**西方天文學。方孔炤曾師從義大利籍傳教士熊三拔（S.Ursis，1575～1620），其著作《崇禎曆書約》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湯若望、畢方濟等很多西方來華傳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識》尤為傑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師從波蘭人穆尼閣，其數學專著《數度衍》系統地介紹了對數的理論和應用。 在天文學方面，方以智結合中國傳統的天文學和當時傳教士傳入的西方天文學，討論了地心學說、九重天說、黃赤道、歲差、星宿、日月食、曆法等天文學問題。對於西方天文學知識，他非常重視，經常追蹤西方天文學最新進展，例如他在討論天體運動軌道問題時，就曾根據西方用望遠鏡觀天發現金星有周相變化的事實，提出了金星、水星繞太陽執行的正確猜測。

……這一切說明，有著厚重中華文化衣缽的方氏並不排斥西學，反而是當時的西學大家。再看看明末的徐光啟。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及太子太保，明代著名的愛國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學家。他在與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尤其是著名的利瑪竇）接觸後皈依天主教，取了英文名（教名）“Paul”。徐光啟在明末關注農業，編著了中國傳統農業之集大成書——《農政全書》，推廣高產作物；引進西方火器如後來袁崇煥擊傷努爾哈赤的紅夷大炮，倡導和實踐中國軍隊現代化；倡議和組織與傳教士合作翻譯大量西方先進書籍，著名的如《幾何原本》前六卷；倡議並組織修編接受西方天文學的《崇禎曆書》，接納當時先進的西方天文學知識理論。官至宰輔的徐光啟曾為了《幾何原本》而每天到利瑪竇的住所翻譯三、四個小時，甚至曾從天文觀象臺上不慎摔下…… 點、線、面、直線、曲線、平行線、角、直角、銳角、鈍角、三角形、四邊形、直徑、相似、正弦、正切、外切……等等這些今天數學課本上耳熟能詳的術語，都是徐光啟400年前在和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時定下的，不僅在中國沿用至今，並且影響到日本和北韓。然而，作出了這些貢獻的徐光啟卻也是個傳統的儒家學者。 “世人多所論及的是他（徐光啟）在自然科學上的傑出成就，殊不知他早年致力於《詩經》研究，並有作品傳世。” “與大多數中國古代士大夫一樣，徐光啟也是傳統儒學的信徒，孔孟之道的追隨者、崇拜者。” “而徐光啟是反對盡廢朱子之學的，這表明程朱理學在其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 “（徐光啟）在儒學‘格物致知’認識論的基礎上開始了會通中西，以求超勝華洋的興實之路。” “徐光啟的儒學思想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徐光啟著農書、興水利、制兵器、強邊備、入宗教、**天學等等，無不發於此，且歸於此。” 徐光啟認為“一物不知，儒者之恥” ，表明明朝知識分子包括統治階層已開始接受和研究全新的西學，當時中國的學術環境比西方當時教會統治下的要好得多。明末甚至有不少普通百姓研**科學： 明末數學和天文學的研究，已經超出了士大夫的階層。高彥頤（Dorothy Ko）《閨塾師》一書曾論述明末長江下游地區閨閣中的女子，多有研**天文學的。而且，明末士人是真正的研**西方科學，與晚清維新人士們大多隻是對政經文史感興趣相比，這更令人驚訝。 許多證據表明，中國在16世紀以前，技術水平全面領先於西方。一些權威的科學技術史文獻，例如查爾斯?辛格等人編寫的《技術史》和李約瑟著述的《中華科學文明史》，都強調了1500年之前，中國和歐洲之間的技術流向幾乎完全是單執行緒地從中國流向歐洲。直至1644年明朝結束時，中國和歐洲的科學技術水平基本也是旗鼓相當的。 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茨說： 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文明彷彿今天彙集在我們大陸的兩端，即彙集在歐洲和位於地球另一端的東方的歐洲——中國。……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軒輊，在日常生活及應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們不分伯仲。我們雙方各自都具備透過相互交流使對方受益的技能。在縝密思考和理性思辯方面，顯然我們要略勝一籌，……在實踐哲學，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拙。 英國的科技史專家李約瑟也認為： “由於歷史的巧合，近代科學在歐洲崛起與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的活動大體同時，因而近代科學幾乎馬上與中國傳統科學相接觸。”“在明代，中國的傳統數學、天文學由於西學的到來而復興。到1644年中國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和歐洲的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它們完全融合，渾然一體了。” 李約瑟認為，明代科學家徐光啟的思想方法醞釀著近代科學的傾向。他說： 當十六世紀末，利瑪竇到中國同中國學者討論天文學時，中國天文學家的思想（這儲存在他的談話記錄中），今天從各方面看來，都比利瑪竇自己的托勒密—亞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觀更為近代化一些。 陳美東在《明季科技復興與實學思想》中認為，明末“中國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錦，西來的科技知識，更是錦上添花”，“群星燦爛，成果輝煌”。他總結出當時科技發展的三個特點“重實踐、重考察、重驗證、重實測”和“相當注重數學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實驗科學萌芽的標誌。是中國傳統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明朝人創作和翻譯的科學著作 明朝末期，正是西方科技文化理論大發展的前夜，而明朝廣大士大夫階層已經普遍研究西學，中西方在科學發展上各有千秋。中國明朝，尤其是晚明67年中出了不少有世界級水平的著作： 李時珍《本草綱目》（1578年）； 朱載堉《律學新說》（1584年）； 潘季馴《河防一覽》（1590年）； 程大位《演算法統宗》（1592年）； 屠本畯《閩中海錯疏》（1596年）； 徐光啟《農政全書》（1633年）； 宋應星《天工開物》（1637年）； 徐霞客《徐霞客遊記》（1640年）； 吳有性《瘟疫論》（1642年）。 在短短的60多年中出現了這麼多優秀科學專著，其頻率之高和學科範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這些著作相對於近代數學、化學、物理學和哲學都還沒有發展起來的西方是頗具亮點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發展還很不明朗，牛頓和萊布尼茲尚未出生，波義耳和帕斯卡尚處孩提階段，伽利略被判終身監禁，笛卡爾隱居荷蘭。而同時的明朝已經進入了西學東漸的高峰，學術環境開放，政府支援，士大夫階層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譯西學著作，共有七千多種西方圖書進入中國。 在徐光啟“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 的思想原則和“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 的目標指導下，以及明政府的組織支援下，華人對西方的數學工程等書籍進行有意識有目標的大規模翻譯。其中現在可知翻譯的書目中有（包括譯者或作者）： 《測量法義》 利馬竇和徐光啟，1607年 《表度說》 熊三拔，1611年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啟，1612年 《幾何原本》 利馬竇和徐光啟，1613年 《同文算指》 利馬竇和李之藻，1613年 《乾坤體義》 利馬竇，1614年 《圓容較義》利馬竇和李之藻，1614年 《天問略》 陽馬諾，1615年 《職外方紀》 艾儒略，1623年 《遠鏡說》 湯若望，1626年 《寰有詮》傅泛際和李之藻，1628年 《名理探》 傅泛際和李之藻，1631年 《奇器圖說》 鄧玉函和王徵，1634年 《主制群徵》 湯若望，1636年 《寰宇始末》 王豐肅，1637年 《五緯歷指》 羅雅谷，1637年 《性學粗述》 艾儒略，1637年 《建築十書》 古羅馬建築學家維特魯維 《數學札記》 荷蘭數學家軍事工程學家西蒙?史特芬 《礦冶全書》 德國礦冶學家喬治?鮑爾 《各種精巧的機械裝置》 義大利工程技術專家拉梅里 《原本》（拉丁文字） 科隆版 《測量全義》 羅雅各 《天體執行論》 哥白尼 《哥白尼天文學概要》 開普勒《地中海航海術》 羅馬版 《比例規解》羅雅谷 《地球表周與其直徑的關係》 《宇宙儀》雅克?貝松 《皮埃爾+勒孔特發明陸，海雙用幾何天文測輻儀制造與用法》 《磁石測量法》紀堯姆?德諾噸涅 《神功催吐藥》薩拉?安吉魯著 《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鹽度，漲落潮海流流動因果實論》克洛德?舉雷

當時翻譯和創作的還有《泰西人身說概》（1635年）、《人身圖說》（1635年）、《西國記法》（1595年）、《性學觕述》（1623年），《崇禎曆書約》、《物理小識》、《數度衍》、《泰西水法序》、《坤輿格致》、《旋韻圖》、《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資》、《遠西奇器圖說》、《學歷小辯》、《日月星晷式》（天啟年間陸仲玉著）、《渾蓋通憲圖說》、《經天該》……等七千餘冊。 而在清代出版的著述只有：南懷仁《儀象志》、《儀象圖》、《坤輿全圖》、《坤輿圖說》、穆尼閣與薛鳳祚《天學會通》，利類思《獅子說》，梅文鼎《梅氏歷算全書》，《數理精蘊》五十三卷，等等。數量相比明代可說是極少，且多是傳教士所作。 在明代中後期翻譯的書籍中，我們看看《幾何原本》，以及《明理探》兩部著作。 徐光啟已跟利瑪竇學**西方科技多時，深感西方科技的精妙。於是向利瑪竇建議：“既然已經印刷了有關信仰和道德的書籍，現在他們就應該印行一些有關歐洲科學的書籍，引導人們做進一步的研究，內容要新奇而有證明。”這個建議被利瑪竇愉快的接受了。……據記載，從1606年9月到1607年5月，徐光啟每天下午都到利瑪竇的住所翻譯三、四個小時。 徐光啟認為“欲求超勝，必先會通”，可見在其心目中，“會通”中西是第一步手段，“超勝”西學才是目的。在徐光啟的科學思想中，翻譯是基礎，是學**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必由之路。在當時條件下，徐光啟極其重視翻譯等會通工作，注重透過翻譯工作培養自己的西學人才。讓天文生學**西法並親自傳授，“令後之人循**曉暢，因而求進，當復更勝於今。” 對此，紀志剛評價說： 今天，當中華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時候，當我們認識到“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創新也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的時候，徐光啟“會通超勝”的科學思想就更加閃**熠熠的光輝。 1607年春，徐光啟和利瑪竇翻譯出了《幾何原本》前六卷。作為皈依傳教士利瑪竇的基督徒，徐光啟並沒有選擇宗教典籍，而首先選擇翻譯古代西方數學之經典著作《幾何原本》。他說：“《幾何原本》者度數之宗，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也。……既卒業而復之，由顯入微，從疑得信，不用為用，眾用所基，真可謂永珍之形囿，百家之學海……” 第一次向華人說明了幾何學的本質。 徐光啟在《幾何原本雜議》中堅定地說：“此書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試，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脫之不可得，欲駁之不可得，欲減之不可得，欲前後更置之不可得。有二至、二能：似至晦實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實至簡，故能以其簡簡他物之至繁；似至難實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難。” 他還說：“下學功夫，有理有事。此書為益，能令學理者怯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 儘管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差異使得封建士大夫並未普遍理解《幾何原本》及其巨大作用，“而**者蓋寡”，但徐光啟認為它是“金針度去從君用，未把鴛鴦繡於人” ，他說：“能精此書者，無一事不可精，好學此書者，無一事不可學。” 並認為：“百年之後，必人人**之，即又以為**之晚也”“竊意百年之後必人人**之” ，即徐光啟認為《幾何原本》是百年後人人必讀之書。 李之藻和傅泛際翻譯了《明理探》。這是中國第一部較為系統地介紹西方邏輯的學術著作，書中多次申述：“名理乃人所賴以通貫眾學之具，故須先熟此具”。李天經把《名理探》比作太陽，“眾學賴之以歸真實，此其為用固不重且大哉!”曹傑生認為，沒有李之藻翻譯的《名理探》，中國學者就會推遲對西方邏輯學的接觸和了解。

明朝和清朝中西方科技交流的對照比較

綜合來看，明朝的中國，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開放，眼界最為遠大，統治者階層對於傳播引進外國先進思想技術最為熱心，心態也最為良好的時期，這和明代本身經濟的高度發展，思想的高度活躍，廣大知識分子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空前高漲是分不開，而所有的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須歸源到明朝開國之初所制訂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復期，後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統治下，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階層的活躍，哲學思想的突破，使得原來開始走下坡路的中國文明挽回了頹勢，重新煥發出多樣多采的的活力，重新顯示出人性的尊嚴，個性的張揚。

中國歷史上在春秋戰國以後再一次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現出對科學的空前興趣.

明朝晚期，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是以傳教為目的，他們的本意決非是好心好意來傳播科學的，但是結果他們不得不和中國知識分子合作翻譯出版大量的科學書籍。並非他們象白求恩這麼具有國際主義精神，而是當時明朝知識分子對科學的熱情和關注遠遠超出了對宗教的關注，傳教士要想為傳教開闢通路，要想取信於中國的知識分子士大夫，贏得他們的尊敬與看重，就必須出版科學書籍，就必須傳播西方的科學，否則他們幾乎寸步難行。

當傳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國居住和旅行的資格以後，他們對翻譯傳播西方科學的熱情就極度減弱，當中國知識分子要求他們翻譯時候，往往尋找各種理由推脫搪塞，難以搪塞的時候，才勉強答應。傳教士本來到中國以傳播宗教為目的，到結果卻變成了不得不傳播科學，這種現象本身就意味深長。

明晚期乃至到明末，不僅中國的傳統科學的一些領域，開始經歷自我革新，自我蛻皮的過程，展現出新的活力，而且由於知識分子遍及全國上下對科學熱情的高漲，對西方先進技術的熱情引進，中國的科學正在呈現出不僅彌補自身固有的弱點和缺陷的趨勢，而且有理由斷言，當西方科技和中國本土的融合之後，中國的科學完全可能在發展勢頭上超越西方.

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科學的發展，本身不象西方有宗教的重重阻撓和各種思想障礙；也是因為作為科學基礎和潛在動力的哲學思想而言，當時的中國遠遠領先於其他國家，幾乎領先超前了相面兩百年左右的時間，無論唯物主義，唯心主義都是如此。只要透過容納吸收外來科學技術的優點，彌補中國科技固有的缺陷，發展和前進絕對不是問題。

明朝滅亡以後，情形發生了急劇改變。滿清的殘暴統治，使得大部分知識分子對科學的熱情急劇衰減，和西方傳教人士合作翻譯科學著作的情形已是鳳毛麟角，甚至連個別熱心科學的傳教士自己上呈給滿清皇帝的科學著作也被達入冷宮。原先被大量應用於經濟國計民生的技術機械，到了滿清，完全淪落為滿清那些愚昧到極致的皇帝的個人玩物。此外瘋狂的屠殺，經濟的破壞的，文化的摧殘就更不需要多說了

滿清統治下的中國，並非沒有機會跟上世界的潮流，和世界同步發展，甚至領先於世界，如果他們沒有這樣的機會，那麼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現代的人當然不能苛求滿清。但問題是當時這樣的機會不僅有，而且是大量的，隨手可拾的，由於明代留下的優越條件，明代遺留下來的大量書籍，大量人才，明代已經開闢的和西方文化經濟科技等各方面交流的渠道，甚至可以這樣說，明末以後的中國想不和世界同步發展，想不領先於世界都困難，我們可以列舉大量的事實來證明這一點，然而在滿清空前愚昧黑暗的統治下，所有的機會都化成泡影，滿清統治下的中國不僅不能在明代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哪怕前進一小步都不行，甚至連明代已經取得的成果，已經獲得的進步，也幾乎全盤喪失，全面倒退，這種文明的倒退，也只有古羅馬帝國被蠻族滅亡，阿拉伯文明被蒙古毀滅的時候才可以相比擬.

有些人說，明朝晚期，思想的活躍，不過是社會混亂動盪的必然表現，尤其是明末的戰亂，統治真空其導致的結果，並不能說明明朝比滿清優越，這樣的說法根本謬誤，綜觀世界歷史，凡是思想活躍，思想家層出的年代，大部分都是經濟高速發展，社會進步的時代，英國如此，法國如此，德國如此，絕對不是什麼戰亂導致的結果。

希臘和羅馬的大部分思想家，都生活經濟繁榮，國家相對穩定的社會之下，相反到了野蠻民族入侵羅馬，思想家就寥若晨星，整個西方世界在長達將近一千年的時間中陷入了黑暗愚昧之中。

西方資本主義的三大啟蒙思想家：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沒有一個是生活在所謂的亂世之中，恰恰相反他們生活的法國是整個歐洲大陸上最為強大和繁榮的國家.

明代思想家的活躍，思想革新的出現，是明代社會本身內在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社會本身具有內在活力，內在革新性的表現。否則按照某些人的邏輯。貧窮飢餓相伴，戰亂始終的非洲，應該是思想最活躍，思想家的產量最高的地區，可是事實又如何呢？

滿清的萬馬齊喑，人才禁錮，稀少，根本原因不在於其穩定的統治，而在於其空前的殘暴黑暗的壓制措施。

有人喜歡拿清末和明末相比，問題是清末，中國還有自己的思想家麼？一切的思想，無論**了一層什麼外衣，本質上都已經西方舶來品，在文明根基的思想哲學領域，中國已經完全成了西方的附庸。把明朝晚期，中西方之間完全平等的文化思想交流和滿清晚期末期，西方用槍炮開啟中國大門，滿清大小奴 才主子不得不屈辱的跪在他們的西方主子面前乞食求饒相比，本身就是荒謬絕倫的。

《明末清初的格物窮理之學》（四川教育出版社 尚智叢著）一書有一張表格，列出了從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內，出版的格物窮理之學的著作，從這張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紹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譯最多的是16世紀30年代，一共有134種書，這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組 織翻譯編寫的，而到了滿清統治時期，最多的60年代，已經只有83種了，而這裡面大部分都是民間繼承明朝時期遺風而進行的譯著，以後總體趨勢就是不斷衰減。

另外在這本書的第五十頁，有一張表格列舉了1582年到1683年格物窮理之學的主要著述，這張表格應該說相當不全面，大量明朝時期的重要科學譯著都沒有收入，但至少能說明一些問題。原來的表格僅僅是按照學科來分類列舉，我現在不妨分別按照明清兩個朝代，來列舉一下，看看情況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論方面的

《乾坤體義》利馬竇，1614年出版

《天問略》陽馬諾，1615年出版

《寰宇始末》王豐肅 1637年出版

《寰有詮》 傅泛際和李之藻 1628年出版

以上都是介紹托勒密-亞里士多德宇宙體系曆法

《五緯歷指》 羅雅谷 1637年 《崇禎曆書》中的一部 第谷.布拉赫宇宙體系天文儀器

《表度說》 熊三拔 1611年

《遠鏡說》 湯若望 1626年

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裡略傳統.

《乾坤體義》利馬竇，1614年出版 地理知識

《職外方紀》 艾儒略 1623 歐洲中世紀地理知識和16-17世界航海發現的地理知識

人體生理解剖和心理學

《性學粗述》艾儒略 1637年

《主制群徵》湯若望 1636年 幾何學

《幾何原本》利馬竇和徐光啟 1613年 算術

《同文算指》利馬竇和李之藻 1613年 介紹西方算術，筆算測量學

《測量法義》利馬竇和徐光啟 1607年 工程與機械

《奇器圖說》 鄧玉函和王徵 1634年 介紹16-17世紀的歐洲機械和工程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啟 1612年邏輯學與方法論：三段論演繹推理和辯證法

《名理探》 傅泛際和李之藻 1631年 介紹亞里士多德邏輯學與辯證法形而上學：十個範疇；四元素說

《名理探》 傅泛際和李之藻 1631年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

二、在滿清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儀器：

《儀象志》和《儀象圖》 南懷仁 1674年

　　地理知識：

《坤輿全圖》和《坤輿圖說》南懷仁 1674年

　　動物**性：

《獅子說》 利類思 1675年

　　 僅從數量的對比上來看，明朝的是17種書，而到了滿清的統治下，只有三種（或許勉強可以算五種）.從涉及的人員對比上，明朝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傳教士7人，華人5人；而到了滿清時期，涉及的人員只有兩人，而且都是西方的傳教士。

值得注意的是湯若望在明朝的時候，著述頗多，除了這張表格內收入的外，他參與編寫翻譯的還有《坤輿格致》、《渾天儀說》五卷、《西洋測日曆》一卷、《民歷補註釋惑》一卷、《大測》二卷、《星圖》八幅、《恆星表》五卷、《交食歷指》七卷、《測食說》二卷、《測天約說》二卷、《新法歷引》一卷、《曆法西傳》、《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學歷小辯》一卷、《恆星出沒》、《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禎曆書》內，或者和《崇禎曆書》有關。

　　然而而到了滿清統治下，他卻連一本象樣的著述都沒有。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窮理之學》一書的作者尚智叢的話說“從1644年到1663年，湯若望再沒有創造性的著述”。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崇禎時期的徐光啟，竺可楨曾經把徐光啟和英國的學者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做了一個比較，認為徐光啟絲毫不遜色於這位英國大學者,在許多方面還超過了他.《科學譯著先師——徐光啟》的作者王青建對此作了分析，現摘錄如下：

“兩人生活於同時代，徐光啟小培根一歲，又比培根多活了七年；兩人同為科學思想史上的一代開創者，又都向往著新的科學時代的到來；巧合的是兩人都做過高官。……培根是首創近代歸納法的大師，把經驗從一向受人鄙視，受貶抑的卑賤地位上升到一種科學原則，……但他不能很好理解數學語言的重要性；而徐光啟卻演繹推理鼓吹推廣到一向只重視經驗歸納傳統的中國，並且特別把重點放在數學語言上，認為這才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兩人都強調科學實驗，但徐光啟本人就是大科學家，親自進行觀察和實驗，……徐光啟在實驗科學的具體貢獻是培根所不能比擬的，尤其是他對數學的重視和運用更遠遠超過了培根。……事實上，徐光啟的科學思想和方法論遠遠超過了西方傳教士之上。當時西方‘傳教士的科學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東西’，但徐光啟卻深刻的提出了科學必須其中有理、有義、有法、有數，‘理不明不能立法，義不辨不能著數’，這樣的思想正和近現代科學的思想吻合”。

也許有人覺得這樣的比較，過於誇大徐光啟的地位和作用，但你看了下面的內容，就會明白，這半點都沒有誇大！！

徐光啟在崇禎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給崇禎皇帝上奏摺《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論述了“數學和其他科學的關係，數學在生產實踐中作用”，他是把數學作為其他一切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基礎來看待，這比馬克思恩格斯論述數學在自然科學中的作用早了幾百年。徐光啟列出了十條（轉引自《徐光啟研究論文集》第40頁）

第一，數學是天文學，氣象學的基礎。“利用數學可以計算日月無星的執行，從而推測晴雨水旱” 　　第二，數學是機械工程學的基礎，“精於度數，能造作機器，力小任重”，製作各種機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數學是測繪學的基礎，“天下輿地，其南北東西，縱橫相距，紆直廣袤，山海原野，高深廣遠”，都可以用數學方法測繪，“道里尺寸，悉無謬誤” 　　第四，軍事學：數學可以用於“兵家營陣器械及築治城臺等”，“精於其法，有裨邊計” 　　第五，建築學：“營建屋宇橋樑等，明於度數者力省功倍，且經度堅固，千萬年不圮不壞” 　　第六，財政、會計學：數學對“官司計會”，頗有用處，“理財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學：用數學，“度數既明，可以測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築治堤岸，灌溉田畝，動無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醫藥學：使用數學，“因而藥石針砭，不至誤差，大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學：“明於度數，即能考正音律，製造器具（樂器）。” 　　第十，計時：掌握了數學力學原理，可以“造作鐘漏，以知時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興事，屢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窮理之學》一書說“此‘十事’涉及自然現象的研究、社會現象的研究和工程技術，就當時，無論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學科的分化。徐光啟能陳此十事相當不易。有學者認為，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島》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現實、弘通的知識體系的劃分”

　　徐光啟的這個奏摺，得到了崇禎皇帝的積極反應和支援，他下旨批示“度數旁通，有關庶績，一併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當時明朝只過了十幾年就滅亡了，這麼短的時間內，徐光啟的設想是無法在全國上下全面展開的。 　 尚智叢說：“徐光啟提出的“格物窮理之學”核 心就是以數學的演繹推理和數量計算來探求客觀事物的規律，具有近現代科學的特徵，醞釀著近現代科學的傾向，他把數學做為科學發展的基礎地位，在這裡他比伽裡略等近代科學先驅更高明。

他希望藉助演繹推理，尋求事物的數學規律，形成“有理，有義，有法，有數”，使中國的科學思想在質上邁進了一大步”

　　徐光啟開創的“格物窮理之學”在當時有李之藻，李天經，孫元化，王徵，其後又有方以智，王錫闡等發揚，但結果卻沒有在中中國產生近現代科學，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滿清的統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毀滅割裂。滿清的黑暗統治下，這樣以數學為基礎，全面發展科學的設想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難怪有人為此激憤的說道：“落後的建州女真貴族，在取代朱明政權，統一中國以後，為了維持他們的一小撮人的部族野蠻統治，直到預備立憲的末日，始終處心積慮遏止全社會的進步。在經濟政策上，從瘋狂破壞生產轉到恢復小農經濟，已經是皇恩浩蕩了，過此再也不肯前進一步，生怕經濟的繼續發展超越他們的控制能力，就會直接威脅他們的統治。在思想領域裡，用高壓手段禁錮學術發展，使得全國讀書人都俯首帖耳，唯命是從，不敢稍有立異，干犯禁忌，觸及刑網。滿清統治者方以此為得計。徐光啟的企圖取代封建制度的政治、經濟、學術主張，當然不可能為竭盡權利維護其野蠻統治的清王朝所採用。”

“培根死後不過三四十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在英國就以1660年（順治十七年）成立皇家學會而實現。隨之而來的，是工業革命和生產大發展。而徐光啟的“度數旁通十事”的擬議，在當時，雖然得到了崇禎皇帝的積極支援和響應。但隨著明朝政府的滅亡，滿清空前殘暴黑暗統治的建立。這樣的規劃，一擱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在促進生產上發揮作用。在明朝時期同步於世界發展的中國，經過滿清的***統治，遠遠落後於世界生產的先進國家，終於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徐光啟的不幸，也是中華民族的不幸”（摘引自《徐光啟研究論文集》第23頁）

後記：　　

明朝晚期，一方面是中　央政府控制力量不斷趨於衰弱，另一方面是民間力量不斷崛起壯大，輿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經濟的力量，無不如此。

人性的張揚、個性的獨 立、黨爭不斷、講學書院的林立、海上貿易空前的繁榮、市民和手工業階層的力量登上政治舞臺，所有這一切都顯示中國文明正在經歷一個化蛹為蝶的關鍵時期。任何文明的進化，都必然要經歷一個這樣的過程，否則只能停滯不前，只要經歷了這樣一個文明動盪整合的過程，中國文明必然重新放**耀眼的光芒。重新執世界文明的牛耳。

而這一個階段，化蛹為蝶的階段，卻又恰恰是一個文明最虛弱最脆弱，最缺乏抵禦野蠻的外敵侵襲能力的時機，然而不經歷著這樣一個階段，文明就無法實現自身的進化。不幸的是，正是在這個階段，明朝的中國遇上滿清這個尚處於野蠻的奴隸制階段的政權的侵略，文明進化的過程被人為打斷了，終止了。這可以說是漢人的悲劇，是人類文明的悲劇。

引自明代科技成就-- 附明清科技對比

耳畔彷彿響起古代天文學家登上觀象 臺的腳步聲。

他們去敲擊天門，他們去擂響戰鼓，他們要讓蒼天回答：為什麼有 風霜雨雪？為什麼有四季變化？為什麼有白晝黑夜？ 好處：透過豐富的聯想把“天文學家的探索精神”寫得更形象、具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