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5年夏末，法國的進一步擴張似乎已被阻止。法國海軍未能在哪怕短短几天裡控制英吉利海峽，這使英國得以確保免遭入侵。奧地利分別在威尼斯以北的提羅爾地區和德意志南部集結重兵，以阻截法軍對中歐的任何威脅，或許甚至還想發動攻勢來收復義大利北部。第一批俄國師團則從波蘭出發，前往增援奧軍。在北線，普魯士雖然仍系中立，但在沙皇請求下也在動員兵力。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聯合力量即使仍非全然實際可用，也大有希望為一種新的歐洲均勢格局創設基礎。

8月23日，拿破崙改變了自己的軍事目標。17.6萬法國大軍離開英吉利海峽沿岸，在9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裡渡過萊茵河，向多瑙河挺進。由於所到之處諸侯們急忙與之締結盟約，法華人在德意志南部的進軍格外順利，威脅奧軍與維也納之間，連同與在摩拉維亞的俄軍之間的交通線。奧地利在烏爾姆的前沿陣地被包圍，3.3萬奧軍於10月19日投降。11月13日，法國大軍未經重大戰鬥便開進維也納城，隨後趁其尚未得到增援以發動進攻之機，直搗適才會合為一體的奧俄軍隊。12月2日，拿破崙在奧斯特里茨殲滅反法聯軍。三個星期後，普雷斯堡和約締結，奧地利據此退出第三次反法同盟，威尼蒂亞被割讓給法國，拿破崙取得中歐霸權。

這些事態在以往的戰爭中從未有過。交戰兩軍規模之大實屬罕見，法軍行動之神速、作戰範圍之宏大絕無僅有，而拿破崙對外交和武力的操作也是如此，它在短短數月內摧毀了歐洲大陸上傳統的制衡和均勢格局。各國政府和軍人深感震驚，其影響在翌年的消沉和困惑中依然可以見到，而這些又促成了普魯士軍隊在耶拿和奧爾施泰特兩大戰役中的毀滅，並且促成法國權勢擴充套件至俄國邊界。

後來的觀察家發現，1805年戰役的結果並不那麼令人驚異。在其《論戰爭》中，克勞塞維茨將奧軍在烏爾姆會戰中的陣勢稱做“不可靠的網路，由若干雖然科學但極其脆弱的戰略方案構成”，並且評論說這種網路本來可以套住拘泥於18世紀謹小慎微的謀略戰法的將領,“但對波拿巴這位革命的皇帝來說，它算不上堅固”。此話揭示了這場使整個歐洲目瞪口呆的震撼的終極來源：一個同時作為“革命的皇帝”的人的天才，他體現並得益於“舊制度”在法國傾覆所帶來的種種社會、政治和軍事因素的獨特的融合。

法國大革命與君主制最後幾十年裡醞釀的一種戰爭方式革命同時發生。不久，這兩股潮流便匯合起來。軍事體制和軍事實踐的深刻變革有一部分在舊制度下就已經確立不移，另一部分則仍然處於嘗試和試驗當中。它們得到了大革命的採納和進一步發展。透過將其蓬勃活力灌輸到這些變革中去，並且使之與其往往暴烈的內外政策連線起來，大革命擴充套件了這些軍事創新的範圍。軍隊，連同它的需要和價值，在法華人的生活中獲得了新的重要性，這最終反映為一位軍人躍升至最高權力。不過，在國民大會和督政府時期，國內政策就已經同對外擴張攜手並行。與此同時，軍事革命不再是一個純屬法國的現象。1792年起法國前後相繼的各個政府發動一系列戰爭，使得歐洲不僅蔓延政治和社會變革，而且也風行軍事變革　這些創新中最重要的，當推國民大會逐漸採取的一項政策，它至少在理論上接近普遍兵役制。在法國，它起初更多的是蘊涵於啟蒙運動後期的軍事和政治文獻，而不是蘊涵於君主制政府的軍事實踐。它導致兵員數目急劇增加，法國對外政策由此獲得新的分量，法國將領也由此能夠去打更積極進取的、傷亡也更大的戰役，並且去打更多這樣的戰役。與此同時，君主制最後幾十年裡軍事管理的擴充套件和愈益精細化提供了現成條件，可據以裝備、訓練和維持新的兵力。七年戰爭以來關於步兵戰術（即由散兵、行軍/進攻縱隊和線性兵陣構成的“混合”體系）有著激烈的辯論，其思想成果經過曲折的實戰檢驗，證明最適合革命軍隊。自18世紀60年代起，格里布瓦爾和迪泰爾等人對皇家炮兵進行改革，從而使革命的法國擁有一支當時世界上最高效、最機動的炮兵。有史以來第一次，步兵能夠在戰鬥的各個階段上得到野戰炮的近距離支援，這大大增強了法國軍隊的打擊力量。部分地依靠同18世紀的做法決裂（這是大革命造成的唯一這樣的決裂），即迫使士兵按照“以戰養戰”的原則就地徵收，為戰場上現已變得非常龐大的軍隊提供補給便成為可能。拿破崙在其鼎盛時節寫道:“懂得……如何從你佔領的地方獲取所有各種給養，構成戰爭藝術的一大部分。”

以戰養戰制度是對於一種起自七年戰爭時期的做法的體制化，也將是拿破崙戰略和作戰方式的基本成分。這種作戰方式在於：將以往單一的軍隊分解為一個個常備師和軍團，在其中步兵、騎兵、炮兵和輔助兵員結合起來；實施戰役時，這些大作戰單位通常沿各自的路線推進，各自負責本身的作戰區，但也能夠相互支援。擴充套件了的軍隊涵蓋很大的活動區域，它不僅易於其維持，而且主要有助其各個作戰單位推進得更迅速，賦予它們更大的靈活性，並且擴大總司令的作戰選擇餘地。他的參謀班子的擴充套件和下屬各級參謀人員的增多（這在舊制度下的最後一些戰役裡已經開始）使得控制不斷增大和分佈更廣的兵力成為可能。這些以及其他創新打破了世代歐洲軍人的基本信條、技術和慣常做法，在1792年至1815年間極大地改變了戰爭操作，並且確立起在整個19世紀乃至其後一直影響重大的作戰模式。

然而，這場軍事變革儘管對法國革命戰爭影響巨大，但它不像可能被假定的那般一蹴而就。新法國面對的是這樣的對手：只動員了它們的一部分兵力，而且在布倫瑞克公爵的政治軍事討伐於1792年敗於瓦爾密之後，只是為有限目的而戰。面對這樣的敵人，新法國不止是堅持了下來。不久後，法軍橫掃奧屬尼德蘭，並且深深突入萊茵蘭。然而，由於法軍的敗仗幾乎與其勝仗一樣多，因此不能說軍事結果明顯地有利於新戰法。這部分地是因為1789年往後的政治事態嚴重地瓦解了這個國家原有的軍事體制。王室軍隊難以迅速擴充，也難以轉變成為一支既高效又忠於新政府的武裝力量。需要經過曲折的摸索，才能掌握軍事革命的許多不同要素，學會如何將它們融會運用於戰場。與此同時，法國軍隊的戰績時好時壞。1796年在義大利，新體制首次取得決定性的而且似乎不可逆轉的成功。到那時，普遍兵役制已經使法軍成為歐洲規模最大、也最容易維持自身兵力的軍隊，而且它的許多官兵已變得習慣於新的組織體制、管理方法和戰術。然而即便如此，軍事革命也並非戰無不勝。第二次反法同盟戰爭（在地中海以拿破崙繞開英國艦隊在埃及登陸為起點）在歐洲大陸爆發後，法軍連吃敗仗。到1799年夏，拿破崙1796年征戰成果已得而復失，整個義大利除裡維埃拉一地外，重新落入反法同盟國家之手，奧地利人再次控制了德意志南部。如果說到頭來法華人打贏了，那也只是經過了非常艱鉅的奮戰才如此。法華人的新戰法無疑比舊體制優越，但即使已經有了十多次戰役的經驗，這優越性也只是打了折扣的，並非絕對的優越。

軍事革命之成敗參半使我們有理由提出一個問題：假如拿破崙沒有掌權，以後的事態程序可能會怎樣？無疑，這樣的猜測價值有限，然而掂量各種實際上未曾出現的可能性，有時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認識歷史真實。我們關於拿破崙的最能幹的同僚和對手——例如卡諾、茹爾當、奧什、馬塞納和莫羅——所知的一切提示，假如拿破崙在土倫戰役中陣亡，或進軍埃及途中在克里特海岸附近被俘，法國就會停止或至少延緩其摧毀歐洲均勢的行動。假如他不堅持要做全歐範圍戰爭要求的巨大努力，法國政府很可能會滿足於保障本國的“天然”疆界（這疆界本身就是經過大規模擴張形成的）。假如後來戰爭繼續打下去，尤其是在遠離法國的地方打，那麼法國高階指揮官以往的戰績表明，他們還會頻頻敗於敵軍手下。假如出現這些情況，大革命和戰爭的變革仍然會使法國成為歐洲頭號強國，但這個法國將是一個整合在歐洲政治共同體內的國家，而不是支配這個共同體，並且確實廢除之。　

實際上，拿破崙認識到了戰爭方式革命的充分潛能，發現瞭如何能夠使其中的各個成分結合起來發揮作用（用克勞塞維茨的話說，他糾正了這些創新在技術方面此前一直制約其效能的種種缺陷），並且調動法國的一切資源為這一新體制服務，從而使法國一度擁有了絕對優勢。

拿破崙出生於一個小貴族家庭，在共和國軍隊中逐漸崛起。他集中體現了這場植根於舊制度、由1789年後的事態加劇了的軍事革命。他本人並非改革家，而是利用了改革家們的成果，那是法國的新領導人沒有完全理解或未能充分利用的。……

如果說拿破崙利用了既存的體制和方法，那麼他的戰略在某種意義上同樣大得益於其他人。用關於拿破崙戰爭學識最淵博、思想最深刻的研究者讓R26;科蘭（他的分析仍在直接或間接地幫助該領域所有認真的研究）的話說,“如果我們考察一下拿破崙最為輝煌的計劃，將它們與他的對手的相應計劃加以比較，我們簡直不會發現有什麼差別”。他還說:“拿破崙的同代人與他一樣，很懂得包抄或從側翼迂迴打擊敵人的好處。”有時，拿破崙在一場戰役或會戰中做什麼，或者試圖做什麼，並無獨特之處；獨特的是他怎麼做，他如何將會戰當做簡單卻有深遠意義的戰略計劃的焦點和高潮，而這戰略計劃是戰爭革新使他能夠貫徹的。直到臨近去世時，他仍然相信“戰爭藝術是簡單的，一切都在於實施”。

拿破崙從未就自己的戰爭觀念寫過一個全面的說明。要了解他關於軍隊組織和管理、戰役操作以及國際關係中戰爭的作用的思想，就必須考察其他種類的證據，包括他的政策和行動，他廣泛而又多樣的著述，它們從備忘錄、命令、公函到事後的評價、歷史學研討以及他在聖赫勒拿島口授的各種回憶錄，其目的在於向他的同代人和後代人辯解他自己。隨著他將回憶轉變為神話式的傳奇，他對事件和個人的評價能明顯地改變，然而他對戰爭本身的看法在他的首次戰役後差不多始終如一。不過，這種一貫性並非總是延展到他的遣詞用語。他可能談論戰爭的“首要原則”或“基本要素”，儘管這些措辭本身可以根據具體場合而變換。然而,“原則”和“規則”在他那裡不是指一個系統的理論當中被嚴格界定了的東西，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認為這些東西是正確的。相反,“戰爭的一般原則”或“普遍規則”之類表述只是有助於增加認識的權威性，這認識來自經驗，來自被激發起來的常識。始終不變地支配他的軍事行動的觀念，是應該將兵力盡可能多地投入到會戰中去，即使這意味著將次要的基地和交通線置於不設防狀態。他不可避免地往往誤解特殊形式下敵人的意圖和行為，誤斷他自己的軍隊的潛能，尤其是到了戰爭後期容易被自己的希望和巨大野心欺騙。然而，這些錯誤和缺陷完全未限制和模糊他對戰爭的理解，其一貫的特徵在於對戰爭現實的一種深刻、嚴酷的認知。

要從拿破崙的行為和思考中揭示他的戰爭方式的主要特徵，可以恰當地從考察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開始，然後進至戰略和戰役，最後對他本人的領導風格作出某些評價。

一切戰爭都出自政治決策，表達政治意圖，無論這政治是否契合現實並且可以被認為可取。然而，這個事實並不意味對於貫徹它為之服務的政策來說，任何一場特定的戰爭都必然是適當的。從歷史上看，政府與其軍事幕僚和司令官們在對外政策與戰爭之間關係的一些方面，例如在要動員的資源比例或資源利用的方式上面，往往難以甚至無法作出決定。即使在擔任低階軍官時，這些基本問題之佔用拿破崙的思慮，也遠甚於諸如士兵訓練和戰術運用那樣的純軍事問題。德國曆史學家漢斯·德爾布呂克認為，拿破崙儘管極具戰略眼光和作戰天賦，但他的內在才能更多的是國務家而非軍人的才能。不過，他的治國本領是一種異常侵略性的和好戰的。他不把戰爭視為一種應急舉措，一種用來彌補外交失敗的最後手段。相反，戰爭是他的對外政策的核心要素。

除非形勢所迫，拿破崙從來不在軍事資源匱乏的情況下追求重大的政策目標。他決不犯奧地利人1796年和1797年期間在義大利對他犯的錯誤，那就是僅僅動用可得兵力的一小部分，在這部分被打敗後再動用第二部分，然後動用第三部分。假若他們一開始就集中兵力作戰的話，本來有可能壓倒他。與奧地利人相反，拿破崙堅信必須最充分地使用可以得到的一切手段。重大目標與動員來爭取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總是達到儘可能好的平衡。他的政治戰略和軍事戰略受損於一種不同的弊端：他很不善於用有限的手段打有限的戰爭。像1778年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那種全無任何會戰的戰爭，違背拿破崙的本性。在他手裡，任何衝突最終都會失去其有限性，因為無論是公開地還是隱含地，它們都威脅他的對手的繼續獨立生存。　　

拿破崙連續15年集國家元首和最高統帥於一身，其行動自由幾乎不受任何制約，這肯定有助於政策和戰爭的最緊密整合。政治權威與軍事權威的統一消除了在別種情況下必不可免的最高層摩擦。最重要的是，這便利了迅速決策和迅速貫徹，並且使他有可能以驚人的靈活性來根據軍事形勢的變化調整外交，在他認為適當時抬高要求或表示願意妥協。當然，統帥權集於一人並不能保障政策健全。在拿破崙執政後期，獨裁統治缺乏制衡導致一個個關鍵性錯誤，並且最終使得帝國垮臺。不過，直到入侵俄國為止，獨攬全權賦予他一項蓋過對手的優勢，這些對手無法形成一種能夠適應現代戰爭快速節奏的政治—軍事指揮體制。

拿破崙將外交與暴力融為一體，其最有效的表現莫過於他追求一種傳統目標的方式，那就是從政治上孤立潛在對手。即使他無法阻止反法同盟的形成（這多半是因為他的最終意圖過於昭然若揭），他仍利用這個或那個同盟夥伴的特殊利益考慮，以延緩盟國部隊會師戰場。1805年，外交代表的活動加上法國大軍向巴伐利亞的火速挺進，使他能夠趁俄國軍隊仍遠在東面數百英里以外的時候，大敗奧地利軍隊。同年12月，在誘使普魯士採取中立後，他戰勝了奧俄聯軍。1806年，普魯士軍隊被殲，英俄兩國袖手旁觀。次年春天，他趁奧地利軍隊尚在準備時，擊敗普魯士殘餘部隊及其俄國盟友。1809年，奧地利再次被打敗，與此同時其潛在支持者仍在辯論是否應當前去支援。

如果證明沒有可能阻止兩個或兩個以上反法盟國的軍隊出現於同一戰區，拿破崙仍然能夠從它們的連線點（或可能的連線點）覺察到政治與軍事結合運用的寶貴機會。如果不同國家的軍隊存在於同一個戰場，就會引起伴隨指揮不統一的所有各種困難。1796年第一次義大利戰役期間，他給卡諾寫信說:“一名劣將優於兩名良將。”在聖赫勒拿島上，他又幾乎一字不改地重複了同樣的看法。他以戰略縱深突進打響這場將使他大為出名的戰役，將自己的部隊插進撒丁與奧地利兩國軍隊中間，阻止了它們的會合；接著他採取某些分析家所稱的中央位置戰略，即首先打擊撒丁軍隊，迫其退出戰爭，然後掉轉方向進攻奧地利軍隊。在“百日”期間，他再度採用這種戰略，在布呂歇爾和威靈頓所率兩軍之間的內線作戰，先是消滅普魯士軍隊，然後一迄確信英荷聯軍已被孤立，便對其發動進攻。

對敵對盟軍內部固有困難的利用，也可見於奧斯特里茨戰役，只不過表現形式有所變化且更為複雜。其間，拿破崙利用奧地利希望收復維也納這一點，誘使奧俄聯軍主力（其指揮結構和部隊單位整合得太差，不能進行有效的協作）不去等待正在由北往南靠近的俄奧增援部隊，而是過早發動進攻。此項指揮旨在切斷拿破崙與維也納的連線，反映了政治考慮而非軍事考慮。

拿破崙的戰略總是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但至少直到他的統治的最後歲月為止，他一直不讓政策考慮阻絕武力和武力威脅的最有效應用。相反，拿破崙堅信，實現任何一項政治目標的最佳辦法，在於儘可能最大限度地削弱對手的抵抗力。這就意味著首先必須打敗敵軍的主力。奪取要塞、佔領地勢或佔領敵國首都很少能夠對敵人的戰爭潛力造成同打敗其野戰軍一樣的破壞。一場慘重的失敗造就一種新局勢——在軍事上導致敵人遭受進一步損傷，迫其撤退和投降，在政治上則誘使或者逼迫敵國政府在新的不利條件下進行談判。

拿破崙的戰略計劃（更準確地說他的戰略準備，因為他不喜歡“計劃”這個詞包含的一種固定不變的設計之意）旨在達到壓倒性的戰術決勝，即殲滅戰場敵軍的一場或數場大會戰。在他的那些最大的戰役中，決勝的會戰總是自然地出自對敵方領土的迅速的長驅直入，然而這些推進從不以某個特定的地點為目標，從不是為了奪佔一城一地。相反，它們將一支強大的敵軍驅趕得如此之遠，以致後者無法置之不顧，而只得迎戰。拿破崙戰略的目標在於造就決戰或決戰的威脅。戰役本身可以是從一個處於中央內線的位置發動，或者攻佔這個位置，那將使敵軍節節敗北，或者採取迂迴攻擊敵軍後背的形式，包抄敵軍陣地並威脅其運輸線。……

如果對手在數量上佔有明顯優勢，拿破崙就會正面作戰，可能的話選擇在有河流之類天然屏障、從而能夠阻擋敵軍的側翼推進的地形上，與此同時將自己的兵力置於強有力的防禦地位，儘可能多地省下部隊當做後備。一旦敵軍全線投入戰鬥，後備兵力就變成了大規模突擊部隊，進攻敵軍戰線的一部分，待突破後再攻擊其他部分的側翼和後背。如果拿破崙的兵力與敵軍大致相等或顯著多於敵軍，他就會試圖擴大戰線，以對敵實施側翼包抄，或動用另外一個軍團發動側翼進攻。後者因其更為縱深的突進，有望取得更佳戰果，但隔開幾英里以上的部隊單位互相間聯絡和協調不可靠，因而較難如願。

側翼包抄在當時——或者的確在任何時期——完全不是什麼罕見的戰術，拿破崙的對手同他本人一樣明白其威力；正面交鋒則在技術上較容易控制，不可預測性也較小。在這方面，如同在許多其他方面一樣，拿破崙同敵方將領的真正區別，往往在於著重程度和心理狀態的不同。

雖然拿破崙有時保持防守態勢，直到對手全線投入和過度伸展為止，但他偏愛進攻。他討厭純粹的防禦戰，深知主動權的重要性，害怕丟失之。然而，無論是進攻還是防守，或是攻防相兼，所有戰役都引起種種複雜的難題：時間和空間的利用，兵力的消耗，敵我雙方計程車氣，它們彼此間的資源差異和使命牴觸，司令官的性格和意志等。在19世紀初期，這些問題的解決仍然不僅依靠分析第二手資料，即閱讀戰報和檢視地圖，而且也依靠親臨戰地直接觀察，在肉眼所見範圍內現場調遣數萬官兵。部署這些透過炮火硝煙能夠親眼看到的有生力量，壓倒並殲滅能夠同樣親眼看到的對手：這具體和活生生的任務引發拿破崙最為深切的關注，激起他最為強烈的心理和智力反應。他將政治和軍事衝突理解為能夠被人類智慧駕馭的另一種形態的力學（“在戰爭中，時間……是介於重量與力之間的一大要素”），這同他對所涉及的人類情感的認識和利用結合起來，使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軍人。

拿破崙非凡魅力的影響和對他擁有絕對優勢的信念超出其部隊官兵，及於其各國對手。威靈頓認為，拿破崙一人在場就頂得上四萬士兵。離他可能的所在地數英里的法國部隊奉命高呼“皇帝萬歲”，以便使敵人相信拿破崙正在他們面前。1813年秋季，為各路反法同盟軍隊制定的作戰計劃直截了當地建議：任何軍隊如果正對著拿破崙推進的方向，就立即撤退。克勞塞維茨確信，任何戰爭理論，如果不把指揮官和士兵的心理以及他們的相互關係包括在內，就不可能成為值得認真對待的理論。他在評價拿破崙的這方面時甚至走得更遠，說拿破崙最偉大的成就不在於某一次會戰或戰役的勝利，而在於1796年時重振了在義大利的軍隊士氣。

拿破崙常勝不敗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對手難以理解他的戰法，難以制定出有效的對應措施。他們的琢磨不定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戰爭方式革命的性質。如我們所知，這場革命的大多數重要方面並不在於突然的創新，而在於更普遍更有力地運用已存在了幾十年，或者已在文獻中得到廣泛討論的體制和方法。久而久之，這導致了實質的變化，導致了一種新型的戰爭。不過，開始時人們不無理由地認為，正在發生的無論什麼變化只是業已熟悉之事的擴充套件，因而不要求急劇地調整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兩個事實加強了這一看法：第一，法華人經常被打敗，因而它們應當得到仿效這一點並非不說自明；第二，法華人的某些方法——普遍兵役制、平等選拔軍官甚至系統化的就地徵收給養——幾乎與舊制度下的價值觀和情勢完全格格不入。人們相信，採用這些方法意味著改變社會和政治制度，這就使對於它們客觀的軍事分析變得遠為困難。

然而，在那些有眼光的軍事家看來，至少戰爭方式的某些重要方面顯然正在改變。在頭兩次反法同盟戰爭期間，法華人大規模地使用新方法，雖然一度仍不清楚這些方法是否僅系法國政治動亂引起的即時舉措，一旦局勢恢復正常就會讓位於傳統方法。與此同時，其他國家也在實驗，包括改革軍團組織方式，擴大和改組總參謀班子，建立新的軍官教育制度，而且組建輕步兵也風靡很大部分歐洲軍界。拿破崙起初並沒有置身於這一熱潮之外。他在18世紀90年代仍可被視為一名有幹勁、有能力、有運氣的將軍，其作戰方法同其他精明強幹的指揮官相比沒有很大區別。只是到他開始擔任戰場主帥之後十年，即到烏爾姆和奧斯特里茨戰役時，他的戰爭體系的根本成分才得到足夠的文獻證明和分析，從而被普遍地認識到。

作為對拿破崙的成功的反應，更由於1792年往後近乎連綿不斷的戰爭洗禮，歐洲許多地方的軍事體制都不同程度地現代化了。有些緊密地仿效法國模式，包括新建立的萊茵邦聯軍隊，還有荷蘭和那不勒斯這兩個衛星王國的軍隊；另一些則基於本國傳統，但受到法國挑戰的刺激和影響，哈布斯堡帝國和普魯士的軍隊尤其如此。這些革新必然蘊涵著社會和民政管理的一定程度改變。然而，拿破崙帝國和1807年後的普魯士顯示，最激進的軍事革新不一定像18世紀90年代初期的法國那樣，需要以社會和政治變革為前提，它們可以由一個穩定的、高度專制的政府施加和維持。這一現代化程序的主要例外是英國陸軍。儘管有許多組織變化，它基本上依舊是一支18世紀的軍隊。這個情況所以可能，是因為它規模小，依賴Continental盟軍和本國海軍，而且除了在西班牙，作戰任務一般都相當有限。　如果說組織體制和戰術方面的現代化蔓延到遠不止法國一國的軍隊（雖然總是不乏革新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激烈鬥爭），那麼戰略思想和作戰指揮方面的變革卻來得較慢。拿破崙精於作戰指揮藝術，熱衷於殲滅敵軍，而在這方面沒有出現能夠與他相提並論的人。然而，無論在哪個國家，人們都變得更善於運用新的或經過革新的軍事手段，而且在普魯士形成了一種新型的總參謀體制，其成員被配置到各不同部隊單位，在為一套總體戰略方案服務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餘地。對於分散部署、無法迅速和不斷聯絡的各大部隊間的運動和作戰協調問題，這構成了一個早先的、仍然比較原始的解決辦法。這些發展的結果在於，到拿破崙決定入侵俄國時，他的潛在和現實的對手已開始得益於戰爭方式的革命。拿破崙在一些年裡享有的絕對優勢已經悄然衰減。

以往幫助了他的觀點，如今已開始對他產生不利效果。作為一名青年，他已經設想到打擊敵人力量中心的威力。一旦敵軍主力被擊敗，或是敵人的政治經濟中心被佔領，其他一切就很可能大勢所趨，不在話下。他還認識到，達到這些目的的最可靠手段，在於組建儘可能最強大的武力，並且將其集中運用於核心目標。這兩項認識既準確地辨識出了政治和軍事現實的某些方面，同時也並非偶然地反映了他自己追求征服和絕對統治的強烈的心理衝動。

但是，這些洞察不現實地將他的戰爭選擇範圍侷限於這麼一種衝突：以儘可能最大的武力來發動和進行，以達到儘可能最大的目的。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難得只需要全面戰爭，但拿破崙卻將為有限目的而打的有限戰爭排除出他的政治軍事體系。由此，他不僅縮小了自己的選擇餘地，還被頻頻地驅入戰爭，這些戰爭超出了甚至是帝國的資源所能，刺激他的對手做出非凡的抵抗努力，並且最終無法在戰術、戰略和政治上打贏。

從戰略上看，拿破崙的好大傾向除了力所不及這一根本缺陷外，還造成了兩個嚴重弊端：他的指揮體制曾在義大利北部和中歐執行良好，但由於半島戰爭和侵俄戰爭的重負，連同1813年往後與重新構建起來、力量愈益強大的反法同盟交戰的重負，開始搖搖欲墜，毛病百出。反過來，這些緊張和失敗又導致他的軍事決策與政治決策之間、軍事措施與政治措施之間的關係失去平衡。

由於拿破崙不僅堅持一人統治，而且堅持一人指揮，他的參謀班子僅僅是個會集他要求的情報、傳遞報告和指令的組織。參謀人員既不制定戰略計劃，也未形成一種在他的戰略和作戰意圖框架內獨立決策的體制化能力。只要軍隊（雖然劃分為各個軍團）是在同一個大戰區打仗，這還不致造成什麼惡果。但是，隨著各路軍隊規模增大，並且在幾個分得很廣的戰區作戰，他的戰略控制就垮了。無論是在俄國，還是在德意志的1813年春秋兩季戰役中，都無法指望他的元帥們按照不斷變化的形勢來解釋他的命令。他決不會容忍各路軍隊司令將自主和服從按照具體情況結合起來，而這種結合本來能夠使之成功地指揮相距遙遠的幾十萬部隊官兵與強敵作戰。誠然，即使有這樣的體制，它也會受阻於那個時代簡陋的交通和通訊手段。拿破崙晚期的龐大軍隊，加上他賦予它們的宏大使命，使19世紀初的技術能力繃緊到了極限。

隨著他的勝利變得愈益模稜兩可，他一人獨攬軍政大權的做法便導致災難性的政策，那在由兩人或數人分工負責，或者至少存在意見能被聽取的顧問的情況下，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其他一些統治者（時間離得最近的是弗雷德裡克大王）也獨攬大權，但未使國家陷於毀滅。弗雷德裡克雖然不憚鋌而走險，但能夠節制自己的野心。拿破崙對俄國的入侵完全超出了理智，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孤注一擲和毫無必要的賭博，而在俄國野戰大軍未被摧毀的情況下進軍莫斯科的決定也是如此。在莫斯科一直待到10月中旬，這等於是徒勞地希望亞歷山大一世總會與他談判，為此不惜犧牲法國大軍。1813年夏天拒絕妥協媾和，致使法華人不得不在非常不利的形勢下打一場秋季戰役。在較低的作戰層次上看，為了維持同薩克森的聯盟而不在10月間放棄德累斯頓，這導致將聖西爾的軍團調離急需該部隊的萊比錫會戰，而且無論如何也未能保住與薩克森的聯盟。“決定性會戰到來之前政策插上一腳，結果全盤皆輸。”被譽為拿破崙經典戰例之一的1814年戰役儘管輝煌，卻是一場無謂的大流血，因為這場戰役發生於一個政治真空當中。反法盟國在攻入法國之前，拿破崙拒絕了在政治上分裂它們、談判出一種可容忍的和平的又一次機會，儘管它們現在已擁有兩至三倍於法國的軍事力量優勢。當布呂歇爾大軍離巴黎只剩一半路程時，在夏蒂榮開始舉行談判，然而法國談判代表並沒有以當時形勢要求的緊迫性和決心來推動它取得進展。整個這場戰役與其說顯示了軍政大權合二為一的恢弘氣勢，不如說暴露了它的悽慘。

拿破崙在1814年最初幾個月裡的作戰，使人想起希特勒在倫德施泰特的攻勢失敗後，仍然堅持要在1945年春季毫無希望的形勢下繼續捍衛德國西部。　在拿破崙的最後幾場戰役以前，政治——與法國武力保持某種合理關係的政治——始終是他的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無論是他的同代人，還是後一代人，對他的戰爭的分析幾乎完全集中於純軍事方面。絕大多數研究其戰役的軍人都將這些戰役視為現代戰爭的最高水平，他們力圖發現這位皇帝的戰略思想和作戰藝術的奧秘，其目的更多地在於為自己從事未來的戰爭做準備，而不那麼在於理解他的實際作為。拿破崙的統治和戰爭對歐洲產生的影響是如此廣泛和深刻，以致他在執政末年遭受的一系列戰場失敗幾乎完全無損於他的形象。他的敵人最終打敗了他，但或許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們才無所顧忌地承認他的偉大。一種拿破崙傳統或拿破崙學派得以形成，它強調數量優勢、縱深戰略突進以及在決定性的點上迅速集結兵力。18世紀90年代時，這些尚是人們所陌生的概念和做法，只是到了工業革命時代，它們才顯得很有道理。

在許多軍人看來，拿破崙作為大規模集結兵力和運動戰的倡導者，樹立了一個永恆的正規化，其核心部分不受技術發展的影響。相反，看來諸如鐵路、電報或後膛步槍之類創新最終使這位皇帝的最大膽的計劃變得切實可行。同樣，19世紀後期蓬勃發展的民族主義最終給各國新的大眾軍隊注入了可靠的激勵力量，那是當時僅以很初步的形式為拿破崙所知的。……

滑鐵盧戰役過後一個世紀，拿破崙仍然在軍事思想領域有重大影響。那麼，這影響實際上由什麼構成?正如上述引言表明的那樣，我們必須將“啟發”與“影響”區分開來。啟發得自往昔的提示性質，它可以激發、增進和拓展我們對於現今的思考，而影響——如果說它有任何意思的話——必須具有一定的具體內涵，這裡指拿破崙戰略與後代的戰略之間的聯絡。在像戰爭這樣的領域裡，決策和計劃由許多因素促成，同時還必須將不斷變化著的無情環境中的許許多多不同因素考慮進去，因此如果要無疑地表明在長達五十或一百年時間裡存在這樣的聯絡，將是困難的，甚至大概不可能。……

實際上，即使是關於影響的最極端的宣稱，如果予以深究，也差不多總是會暴露出自己是某種不那麼具體的東西。關於拿破崙發現了戰爭的某些永恆法則、透過他的戰役和著述流傳給現代軍人的宣稱，便是如此。拿破崙被看做永恆真理的富有靈感的解釋者，以特別清晰的方式將其他人可能也有過的洞察和領悟傳送給我們。在19世紀，甚至在1914年，這一信念能夠由拿破崙時期仍然具備的某種同代性得到促進。與弗雷德裡克或古斯塔夫R26;阿多夫相比，拿破崙站在當時人認為的現代的起點上。然而同我們自己所處的時代相比，他在其中生活和戰鬥的環境就像17世紀和18世紀的環境一樣遙遠。不過，即使是關於拿破崙的這種看法也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有道理，那就是我們以最為籠統的方式來解釋永恆真理：集中兵力（通常）可取，節省努力有利，士氣至關重要。這些大致是常識性的看法，而拿破崙時期和後拿破崙時代將它們轉變為各種各樣的、被稱為“戰爭法則”的檢驗條例單。在實踐中，這些法則經常互相牴觸，而且隨變化著的環境趨於採取新的、有時非常令人驚奇的形式。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戰略。1806年、1870年、1914年的戰略都是其特定時期的產物，它們雖然對歷史都有所借鑑，但主要是以不同程度的成功試圖利用和迴應它們各自時期的經濟、社會、技術和政治條件。往往一種戰略——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各個重要階段——滯後於現實。與此相反，拿破崙形成的戰略適應他那個時期的種種潛能，而且在充分利用這些潛能方面的一些年裡大獲成功。隨著他理解和掌握的種種條件開始變化，有時是作為對他的行為的反應而來，他的戰略觀念也就必須變化，否則將成為過時。真正有意思的，不是他對於後代人的戰略和戰術思想之令人難以捉摸的影響，而是整個19世紀和以後有如此眾多的軍人相信這影響。拿破崙的真正影響或許在別處。他堅信兵力的大規模集結和使用，堅持主張獲取絕對勝利，排斥為有限目的打有限戰爭：對於無論如何正在整個西方世界迅速浮現的看法和態度，所有這些思想和政策似乎給增添了一些歷史權威性和肯定。說他是現代戰爭大師的一項未被認識到的原因，或許就在於此。不過，這些只是猜測。

能夠明確地得出定論的並非拿破崙對後世的影響，而是他在自己一生中取得的成就和留下的缺憾。作為在舊制度下成長起來、但親身經歷了大革命並在其中崛起的一位軍人，他在自己所受的教育和經歷中反映了創新與繼承相兼的戰爭方式革命。他比其他任何人更為準確地認識到正在發生的變革中蘊涵的軍事潛能，並且將它們融會成為一套具有無比摧毀力的體系。他一度凌駕於事態之上，塑造和推動其發展，直至統治末期他重新跌落到歷史發展的一般大潮和西方文明的長期趨勢中去，他們的朝向正是戰爭的進一步擴充套件。

進入18世紀，法國的封建制度就步入了衰落期。與此同時，新生的資產階級力量越來越不滿封建制度對資本主義的阻礙。1789年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監獄標誌著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自此，法國的政局風起雲湧，各方政治力量鬥爭不斷。

先是，巴黎公社的建立，在法國進行了社會主義的嘗試。接著，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成立，但不同黨派之間攻伐不斷。人民厭煩了這樣動盪的局面，希望有人能結束動亂，實現穩定。1798年起，波拿巴遠征埃及，但他時刻關注著國內的局勢。恰逢1798年英國又糾集俄國、土耳其、奧地利等國組成第二次反法同盟。於是，波拿巴趕回巴黎，發動了霧月政變，結束了督政府的統治，開始了波拿巴的統治。

波拿巴主政後，在國內實施了一系列的高壓政策，穩定了局面。同時，他指揮了與第二次反法同盟的戰爭，並取得了全面的勝利。這使得波拿巴的威望大增。

1804年《拿破崙法典》公佈後，拿破崙實現了他稱帝的夙願。他正式宣佈法國改製為帝國，即法蘭西第一帝國。帝國建立時，英國與法國的關係已經破裂。先是由於法國大革命的激烈手段引起歐洲各國的不滿，其後法國稱帝，拿破崙的野心與英國的均勢政策相悖。

很快，第三次反法同盟成立。但英國、俄國、奧地利戰敗，反而又壯大了法國的領土和實力。其後，拿破崙還一手建立了“萊茵邦聯”，使得古老的德意志帝國瓦解。於是普魯士與英、俄又組成了第四次反法同盟。拿破崙又一次取得了勝利。並與俄、普先後簽訂了《提爾西特和約》。這一和約暴露了拿破崙稱霸歐洲的野心。接著，拿破崙又實行了大陸封鎖政策，凡與法國為敵的國家及其殖民地的船隻一律不得進入大陸。英國深受其害，對應推出了海上封鎖政策。

1809年，英國同奧地利結成了第五次反法同盟。拿破崙依舊取得了勝利。但此時，國內的反戰情緒高漲，大陸封鎖下，包括法國在內的大陸國家的經濟都受到了影響，矛盾漸生。1812年，拿破崙進攻俄國，戰敗。次年，歐洲各國又組成了第六次反法同盟，拿破崙倉促應戰，結果慘敗。最終元老院廢黜拿破崙的帝位，迎回路易十八。但流放到厄爾巴島的拿破崙並不死心，又偷渡回國，重新掌握政權。各國當即又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拿破崙寡不敵眾，終遭失敗。代表封建勢力的反法同盟打敗了拿破崙，但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影響還在繼續，歷史的潮流終是無法阻擋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到現在這兩位的答案都沒有直接回答出法國的主要對手到底是誰。從法國大革命爆發，貫穿整個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帝國時期的法國的主要對手，個人以為，應該是英國。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從大革命爆發，第一次反法同盟組建開始，一直到拿破崙最後失敗，可以說英國一直是歐洲反拿破崙的最主要的力量。歷次反法同盟要麼是英國為主來組織，要麼是英國背後支援。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個人以為英國應該是拿破崙的最主要的對手。

下面我們可以具體看一下歷次反法同盟的參與者，主要都有哪些國家？

第一次反法同盟是1793年由神聖羅馬帝國，大英帝國，普魯士王國，西班牙帝國，荷蘭，撒丁王國組成。在1797年，聯軍被拿破崙率領的法國，義大利方面軍打敗，那麼，第一次反法聯盟瓦解。

第二次反法同盟是1799年，神聖羅馬帝國，大英帝國，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組成的。1800年拿破崙的取得馬倫哥會戰的勝利，第二次反法同盟解散。

第三次反法同盟是1805年由奧地利帝國，大英帝國，俄羅斯帝國，瑞典等國組成的，拿破崙先後取得了烏爾姆戰役和奧斯特里茨戰役的勝利，使得第三次反法同盟瓦解。

第四次反法同盟是1806年由大英帝國，俄羅斯帝國，普魯士王國等國組成。拿破崙的先後擊敗了普軍和俄軍，第四次反法同盟瓦解。

第五次反法同盟是1809年由大英帝國和奧地利帝國組成。拿破崙取得了瓦格拉姆戰役的勝利，奧地利割地求和，第五次反法同盟宣告失敗。

第六次反法同盟背景是1812年拿破崙遠征俄羅斯，面對俄羅斯寒冷的冬天大敗而歸。在這種情況下，1813年俄羅斯帝國，普魯士王國，大英帝國，奧地利帝國等國組成了第六次反法同盟。拿破崙在與第六次反法同盟聯軍作戰中，在萊比錫戰役中被擊敗，1814年拿破崙退位，並且被放逐到義大利的厄爾巴島。

1815年，拿破崙，厄爾巴島上逃了出來，巴黎重新登上皇位，建立百日王朝，歐洲各君主國組成了第七次反法同盟，1815年6月，法軍在滑鐵盧戰役中覆沒，拿破崙第二次退位，10月拿破崙被流放到聖赫勒拿島。

從以上的史實來看，大英帝國參與組織了所有的七次反法同盟，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呢，我們可以說大英帝國或者說英國是拿破崙最主要的敵人。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為什麼說英國是拿破崙最主要的敵人。

（紅色虛線內的歐洲大陸國家都是禁止從英國進口貨物的國家，也就是大陸封鎖政策涉及的國家）

1805年，拿破崙先後擊敗了奧地利軍隊，俄奧聯軍，普魯士軍隊，俄軍，可以說達到了其權勢的頂峰，但是這一時期，拿破崙面對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只要不擊敗英國，那麼拿破崙就不可能穩固的保有歐洲大陸的霸權。因此拿破崙積極準備入侵英國，但是法國海軍在特拉法加海戰中慘敗，海上入侵英國已經成為不可能，所以拿破崙將對英的，戰術轉而變成經濟戰，準備對英國實施嚴格的大陸封鎖。

為此，拿破崙從1806年到1807年先後頒佈了柏林敕令，兩次米蘭敕令和楓丹白露敕令，再加上《提爾西特條約》，拿破崙組建起來了幾乎囊括整個歐洲大陸的大陸封鎖體系。雖然我們說大陸封鎖政策給英國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困難，但是英國實施的反封鎖也給拿破崙法國和大陸各國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例如，拿破崙要求中立的葡萄牙和丹麥加入大陸封鎖，而長期以來，以英國馬首是瞻的葡萄牙，拒絕服從，所以拿破崙越過比利牛斯山想要征服西班牙和葡萄牙，那麼這就是得拿法國陷入了一場無休止的（西班牙）人民戰爭的泥沼，而西班牙人民抗法戰爭鬥爭是拿破崙失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當時的沙皇俄國，對於與英國的貿易依賴的程度是非常深的，而根據《提爾西特條約》俄國被迫加入拿破崙的大陸封鎖體系，這對俄國的經濟上的打擊是非常大的，所以俄國對於大陸封鎖，採用的是陽奉陰違的政策，所以俄國在加入大陸封鎖及一年後，就開始違背了大陸封鎖制度，到1811年又開始實施新的與中立國貿易的規定，也就是說，大陸封鎖制度到了這個時候已在俄國實質性破產。所以拿破崙在1812年發動了侵俄戰爭，要以武力征服俄國的方式強迫俄國參加大陸封鎖，進而達到迫使英國投降的目的。結果我們都知道，拿破崙兵敗莫斯科城下，最終導致了拿破崙帝國覆亡。

所以從拿破崙的這個大陸封鎖體系來看，拿破崙的主要敵人仍然是英國。

對於這個觀點，各位有什麼看法？敬請不吝指教，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