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者之所以能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基於這樣一個前提：就是相信西方國家是主持正義的，這些大國、強國，對這個世界是負責、公證的。豈不知，恰恰相反：這個世界從來都建立在“叢林法則”基礎之上。大國、強國從來都奉行“沒有永遠不變的敵人，也沒有永遠不變的朋友，只有永遠不變的利益”。十九世紀初，正是世界上剛剛成形的一大批資本主義國家，急需向外擴張，開僻市場、掠奪資源的時代。鴉片戰爭之後，大清“紙老虎”的本質初現端倪，已經成了這些“惡狼”眼中的“肥牛”。世界上有點能力的國家都想在大清這個獵物身上撕一塊肉吃。但是這個當時世界上的“超級大國”畢竟還是個龎然大物，雖然肥炙可口，但是不管誰先下手，都是有一定風險的。所以，儘管“獵物”己被團團圍住，惡狼們還是在等待時機，並且互相慫恿，都想讓別人先去趟雷。這時的日本，雖然正處在發展的瓶頸，飢渴難耐的關口。卻開始做起“稱霸世界”的美夢。一方面工業、經濟己經高度發展，成了當之無愧的“亞州老大”，具備了“脫亞入歐、征服世界”夢想的條件。另一方面，狹小的國土、饋乏的資源，經常讓它們從夢囈中驚醒，而扼腕嘆息。於是這個強盜中最矮小、最猥瑣的傢伙率先衝殺過來。當時的清朝政府，己經腐敗、混亂到了不堪一擊的程度。皇帝、太后歷來揚鑣分道，文武群臣黨爭嚴重。對於突然降臨的戰爭，毫無心理準備，登時亂做一團，懼戰、畏敵的情緒瀰漫朝野，政令多出，戰守失度。很多重臣畏戰，把希望寄託在西方列強的“幹予，調停”之上。致使戰略、戰術屢屢錯失良機，遂遭慘敗。甲午戰後，中日簽定了[馬關條約]。超級大國一大清從此一蹶不振、原形畢露。日本則從一個踩盤子的小嘍囉，躍身成了分舵把子。不但撈到大筆錢財，還割去了中國領土臺灣。德國佔了山東，沙俄蠶食了東北，其它西方列強都有好處進帳。而這一切，都緣於日本的冒死一擊，放翻了這個巨大的獵物。對中國瓜分的大門己經洞開，野獸們的饕餮盛宴從此開始。你說：它們怎麼能不袒護日本？它們怎麼會同情大清！

國家貧瘠薄弱，人民是沒有尊嚴的，我中華現在正是通往崛起的關鍵時期，重造欺我大漢，雖遠必誅。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個變局，什麼時候華人體會最深？就是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這場戰爭改變了中國近代史。堂堂中華敗給小國日本，也讓中國精英階層備受刺激，中國開始進入到政治、體制等諸多方面的探索過程之中。

甲午戰爭中，中國為什麼失敗？當然有很多原因，在此我想說的是被國內學界常常忽略的一個方面，即甲午戰爭期間的日本宣傳戰。除去戰場上的“槍桿子”爭奪之外，我們在“筆桿子”爭奪的軟實力方面，比如國家形象的包裝、媒體宣傳戰略，都與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它在媒體領域採取的明智做法，大大增強了自身的實力。

手操飛機從航母起飛參與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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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甲午戰爭塑造為一場文明之戰

在華人看來，甲午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但翻看西方當時的媒體報道，及後來的史學論述，絕大多數都對中國沒有同情。大多數人認為，日本打敗中國是文明對野蠻的勝利，是進步對保守的勝利，是人類文明的一次進步。這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於日本進行的宣傳戰的功效。

甲午戰爭，日本人叫做日清戰爭。在他們看來的甲午戰爭，和華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主要有三個區別：他們認為甲午戰爭是文明之戰、解放之戰、救亡之戰。文明之戰即是一種先進文化戰勝落後文化的勝利。解放之戰則出自一個華人很熟悉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日本認為中國自明代以來就淪陷了，滿清是夷狄，日本人是來解放中國、光復中原的。日本還認為在西方白種人的侵略下，黃種人應該團結起來。中日同根同種，必須攜手才能對付西方，這就是救亡之戰，但前提是日本必須把中國先征服改造了，才能解救黃種人。

甲午戰爭爆發，中日兩國的最高領導人都宣佈了宣戰詔書。光緒皇帝的宣戰詔書當中主要講：北韓是我們的藩屬，現在有內亂，它請中國出兵平息內亂，這是中國和北韓內部的事情，與別國無關，日本不應出兵。這也是當時中國官方，及後來的主流教科書對甲午戰爭起源的一種解釋。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戰詔書，立意卻截然不同。他說，北韓是一個獨立國家，現在中國侵犯了北韓的獨立，所以我出兵幫助北韓鞏固獨立；其次，對中國宣戰是為了保護北韓改革開放的成果；第三，不斷地強調東亞和平、世界和平。

我們當然認為這是忽悠，但日本的宣戰詔書不是給自己看，也不是給中國看，是給世界看，很有效，最終也的確影響了當時的世界輿論。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開始爭奪海外“利益線”，第一個瞄準的是琉球，得手後接著瞄向臺灣與北韓。日本介入北韓內政，成為代表改革勢力的“開化黨”的幕後支持者，而中國當時依靠的主要是腐朽愚昧的“事大黨”。“開化黨”在日本人的支援下，以“改革”之名試圖奪權，與“事大黨”發生過很大沖突，一次是“壬午兵變”，一次是“甲申政變”，不過都被中國協助下的北韓政府鎮壓下去了。1884年“甲申政變”後，中國開始在北韓駐軍，還劃出清國租界，中朝進入了一種複雜的歷史關係。傳統的宗藩關係加上現代的外交框架格局，中朝之間的關係設定缺乏明確的制度化的設計，很模糊，被日本鑽了空子。

日本對北韓進行戰略包圍時，秘密聘請了一個美國專家作為國家宣傳戰的總指揮，這個人就是美國《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體的運作方式，在他有計劃的包裝下，西方媒體對中國與日本分別代表著野蠻與文明的認識，形成了一種潮流與共識。比如紐約《先驅報》說，日本在北韓的作為將有利於整個世界，日本一旦失敗，將令北韓重回中國野蠻的統治。這是當時世界最典型的看法。亞特蘭大《先進報》說，美國公眾毫無疑問地同情日本，認為日本代表著亞洲的光榮與進步。當時美國公眾中有一種說法，把日本稱為“東方美國佬”，覺得跟日本人很有認同感，實際上是媒體包裝出來的。

日本間諜受明治天皇親自接見，開創世界先例

1644年大明王朝亡於李自成，滿清八旗隨即入關，問鼎中原。日本和北韓都認為，中華大地已經淪陷於夷狄之手。19世紀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團到中國來考察，其中有個成員叫做高杉晉作，在明治維新時擔任著名的“奇兵隊”隊長。他到上海書攤買書，問魏源的《海國圖志》有沒有？書店老闆說不知道此人此書。魏源的《海國圖志》寫好後，在中國無人問津，而在日本反倒成了暢銷書。書店店主拿出了一堆怎麼應對科舉考試的書給他。高杉晉作又要買抗英名將陳化成、林則徐的書，都沒有。高杉後來在日記中深為感慨華人的思想和中華的正道相差太遠，中國知識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實學。

“中華意識”之外，另外一種心理，我總結為“中原意識”。在中國周邊的中華文化圈子裡普遍認為，不管做得多好，都要入主中原才算功德圓滿。日本人也想，滿人佔得中原，我為何佔不得？我比你還更接近“中華”。日本人認為滿人是夷狄。甲午戰爭中的很多日本家書裡，父親給在前線當兵的兒子寫信時，往往都寫“我神州”、“我中華”，對兒子寄予了極大的期望，覺得這是保衛中華、保衛神州。

美國著名女星凱瑟琳·赫本的爺爺曾在日本傳教，是一個著名的醫生。他發明了一種眼藥水，將配方贈給一位日本朋友岸田吟香。岸田吟香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早年是日本的著名記者，拿到眼藥水的配方後，成了鉅富，到上海和漢口開設了 “樂善堂”，這既是藥房，也是出版社。最早有關西方的政治、哲學、倫理等方面的書籍，幾乎都是樂善堂翻譯印刷成中文，並在中國以極便宜的價格售賣，以便普通人都能消費得起。樂善堂成為甲午戰爭之前日本間諜的總部。當時日本政府非常窮，根本沒錢為間諜們提供任何經費，所有的經費幾乎全是岸田吟香贊助的。

這個日本間諜群，平均年齡只有19歲，甲午戰爭前平均在中國都待了三年左右。華人的辮子要留很多年才比較像，這些日本間諜多把頭髮剃光，說自己是和尚；國話官話說不利落，就說自己是福建人。為了配合征服中國，他們到全國各地偵查，包括四川、雲南、西藏等邊地，有的打扮成乞丐，沿途乞討，一是節省經費，二是近距離觀察民情，很多人九死一生。他們的工作也做得極為詳盡：從渤海一直到山東下來的海岸線，他們撐著小漁船，打扮成中國漁民，硬是用鉛垂線測量個遍，畫了海圖。他們的情報，詳細到每個村莊有多少人、幾口水井，都清清楚楚。後來日本軍隊打進來時，參謀人員手上都拿著間諜們提供的精密情報。甲午戰爭，日本如果沒有間諜，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三名間諜還受到明治天皇的親自接見，這在世界間諜史上都很罕見，之前從未有如此公開的表彰間諜的行為，日本開創了先例。甲午戰爭爆發後，中國官方將這個日本間諜網全部破獲，絕大多數間諜都被處決。

這些日本間諜中，有一個非常著名，叫宗方小太郎，是一個學者型的間諜，後來的《漢報》就是他辦的。他給日本人規劃了整個甲午戰爭時期的宣傳基調：“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日本在大連登陸後，到處張貼他起草的告示，題目就是《開誠忠告十八省豪傑》，大意就是中國淪陷很久了，我們來解放你們；滿清政權這麼腐敗，呼籲大家起來一起幹吧，“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唱義中原”，是中國非常傳統的套路，這種宣傳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軍進入東北的九連城，他們的戰地記者記下，當地居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這些都是宣傳之功。而在日本接收臺灣的時候，隨軍入臺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記裡記載，當地“漁翁島”百姓前來請求保護，居然稱日本人為“大明國大元帥”！

中國在操縱媒體方面和日本有很大差距

甲午戰爭發動之前，日本本國的媒體開放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在對外關係上，媒體甚至比政府更極端，更激進，認為政府應該對中國和北韓動武。政府猶豫不決時，媒體就不斷地抨擊政府，甚至鼓動彈劾。激進的媒體，是導致日本國策由穩健轉向激進的重要推動力。當時日本一家報紙《國民新聞》，就很尖銳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於中國的話，則國民將趨於“反動”，乃至大大的“反動”。所謂“日本人民被裹脅”的說法，是不對的，實際上日本打中國是民心所向。當然，這也跟當時日本的經濟不景氣等等外部因素有關。

日本駐國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當地語言，也許口語不行，但寫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報刊發表的程度。而大清國派駐海外的外交官們，絕大多數不認識ABC，在溝通中存在非常多的問題。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國的表現方式也相當老舊。當時日本駐美公使慄野慎一郎是哈佛畢業生，精通英文。美國的國務卿叫葛禮山，這個人其實對中國還不錯。中日當時都對美國進行公關，中國公使楊儒選擇接近葛禮山的老婆孩子，估計是送點茶葉、絲綢等等。但慄野慎一郎不同，他天天去葛禮山辦公室拜訪，跟人家談國際大事，談日本對美國有多麼重要。日本從“公誼”下工夫，咱們從“私情”入手。

日本前外相青木周藏，當時被“下放”到英國和德國擔任公使，承擔一個艱鉅而重要的任務，就是在歐洲把輿論控制住。青木周藏是著名的外交家，極富經驗和全域性眼光。在當時很多西方媒體向中日兩國提交隨軍採訪申請時，兩國政府和軍方都不批准。但在慄野、青木兩位公使的推動下，日本軍方最後同意西方媒體隨軍，隨軍記者達114名之多，還有11名現場素描記者、4名攝影記者。日本在戰爭中，也做了很多新聞策劃，比如讓西方媒體看日軍怎麼優待俘虜，如何照顧戰地的百姓等，透過歐美記者傳播到全世界。但中國不僅不允許隨軍採訪，還有兩個西方記者因為錯走到中方陣線，而被砍了頭，搞出很多風波。甲午戰爭中的第三方報道，其實對中國極為不利。

當時中國自己的媒體表現也很差，大量偽造新聞。這不是政府命令的，而是自發的，因為大家都僅把媒體當成政治工具來用，而不是一個獨立的給公眾提供資訊的渠道。比如當時中國的不少報刊上說“牙山大勝”，中國軍隊在北韓牙山取得重大勝利，其實是假新聞。路透社沒核實，直接轉發，結果淪為行內的醜聞，公眾信用也受到極大挫傷。假新聞多了，對中國的形象也造成傷害，後來當“旅順大屠殺”報道出來時，很多外華人首先是不相信的，因為之前的假東西太多。李鴻章甲午戰後訪問歐美接受《紐約時報》採訪，就說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時十分吝嗇，只講部分真事。

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還寫東西，像美國公使慄野慎一郎，專門組織在美日本外交人員和學者積極寫稿，解釋日本為什麼這麼幹、日本代表了文明進步、中國威脅論等等，試圖影響美國輿論，效果很明顯。但我幾乎看遍了甲午戰爭期間所有的《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大報，沒看到一篇中國官方或者個人主動提供給美國公眾閱讀的資料。

“高升號”、“旅順大屠殺”事件中日本的成功危機公關

甲午戰爭期間出現了兩次大的公關事件，一是“高升號事件”，一是“旅順大屠殺”，日本都成功進行了危機公關，扭轉了局勢。

“高升號”是戰前中國政府往北韓增兵時，從英國怡和洋行租借的的一艘商船。1894年7月25日，毫無武裝的高升號在北韓豐島附近海面遭遇日本聯合艦隊，高升號上的中國陸軍拒絕投降。東鄉平八郎指揮的吉野艦，先是猶豫要不要打，畢竟高升號是英國船，還飄著英國國旗，不少船員也是英華人。最後，東鄉還是下令擊毀高升號，導致當時中國最精銳的一支陸軍部隊在大海上全軍覆沒。

這個事件發生後，李鴻章認為日本就此得罪英國，中國將獲得一個非常大的同盟者。英國當時確實和中國有深厚的往來，英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佔到中國進出口額的70%以上。“高升號事件”後英國輿論一片譁然，軍方也要求政府對日進行軍事報復。日本政府非常恐慌，首相伊藤博文得到訊息後，把海軍部的人叫來痛罵了一頓。但他們馬上啟動了緊急公關。

日本外相陸奧宗光下令外交部的法制局做好應對，這個法制局是一個專門研究國際法的機構，中國政府的序列裡可沒有這個局。在隨後英國政府的兩次海事聽證會上，日本法制局靈活運用國際法，結果佔盡上風。同時，日本政府命令駐英德公使青木周藏做好公關應對。一是裝傻，絕不公佈這條船是英國船；二是明確向英國表態，如果查清楚責任在日本海軍，日本絕對承擔所有的責任，態度非常好；同時進行一系列的公關運作。讓人難以想象的是，堂堂的日本內閣開會討論如何行賄。日本外交部指示駐英公使青木，向路透社等英國媒體前後行賄1600英鎊左右，相當於現在320萬人民幣。日本經過大量公關，還搞定英國多名國際法專家，在《泰晤士報》上刊文，為日本極力辯護。可以說在英國做出最後結論前，日本的媒體攻勢已全面展開。當年9月，中日海軍發生“大東溝海戰”，鄧世昌就在那場戰役中犧牲，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鐵甲艦隊的大決戰。當年11月，英國法院最後裁定，“高升號事件”中日本沒有過錯，中國政府要賠償英國怡和洋行和英華人民所有的損失。“高升號事件”至今還是西方國際法的經典案例。

日本政府緊急採取對策。首先指責記者的報道是失實的。其次請美國駐日本的公使到中國去現場調查。日本的媒體也開始動員一批西方傳媒的從業者，說這個屠殺即便真的發生了，也是對中國軍隊殘害日本戰俘的一種報復。當時日本的傳媒也大力將自己描繪成仁義之師，同時宣傳清軍如何殘暴，日軍所處決的不是俘虜或平民而是罪犯。最後美國公使在提交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認為記者的報道雖然真實，但是“態度過於極端”。為了挽回公眾形象，日本還演了兩出“樣板戲”：一是在佔領威海衛後，給中國的戰俘們提供醫療服務，然後釋放了他們，全程都在所有隨軍記者的見證之下。二是把自殺身亡的北洋艦隊司令官丁汝昌的靈柩禮送回去。這兩點都非常有效，被英國國際法專家當作日本走入“文明國家”的標誌之一。

甲午戰爭後日本化解“黃禍論”

甲午戰爭日本勝利，中國失敗，但中日兩國並沒有馬上進入到仇恨的狀態，這是一個非常怪異的現象。在日本的主動引導下，中日甚至開始進入了長達十年的“蜜月期”。開端是1897年11月，日本參謀次長邀請中國政府派遣軍事代表團去觀摩日軍的演習。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劉學洵攜帶密電碼訪問日本，要與日本皇室建立熱線聯絡，探討中日結盟的可能性。

甲午戰後，全球有一個輿論趨勢：以德國皇帝和俄國沙皇為代表的歐洲國家，提出了“黃禍論”。他們認為，一個已經西化的日本，率領正在崛起的中國，將會產生比成吉思汗更為可怕的影響。德國皇帝還請人作畫《黃禍圖》，題寫標語：“歐洲各民族聯合起來，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

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西方列強商量出兵鎮壓，這時候主要的列強除了俄國之外，都沒有足夠的軍隊在這裡。英華人提出來請日本派兵，日本人則迴應不出兵。為什麼？因為他們意識到不能繼續刺激西方“黃禍論”，選擇韜光養晦。在德國、俄國多次相邀之後，日本才派出了原來駐紮在廣島的、最精銳的主力師團。進入北京城後，很多史料都記載，八國軍隊當中，日本軍隊的軍紀相對是最為嚴明的。日本軍隊進入北京後，還準備了一件最好的“武器”——幾萬面寫著“大日本國順民”的日本旗，給家家戶戶發，北京城、包括別的國家的佔領區，一夜之間都掛滿了小太陽旗，又做了一次成功的公關。

日俄戰爭臨戰前，日本得到情報，俄國的媒體策略就是發動歐洲的“黃禍論”，日本就派人到歐洲建立了“媒體戰”進攻基地。派去的人叫末松謙澄，他就是高升號事件中日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長，精通英語和德語。日本政府派他到歐洲作為媒體戰的總指揮，並表態將傾全國之力支援他，當時的內閣會議上詳細到討論什麼媒體喜歡什麼東西，這個編輯喜歡什麼，要給他們送多少錢等等。末松謙澄的任務，一是確保盟友英國完全明白日本的戰略意圖。英俄不是死敵嗎？日本的說法就是我在阻擋俄國南下。二是要阻止“黃禍論”再次發生。三是保持中國的中立，不能因為中國的親日而刺激西方國家的“黃禍論”。四是在西方宣傳，日本對中國改革的介入及參與，有利於遠東的和平與發展。這當然是胡扯，但他們知道西方喜歡聽什麼東西。經過這樣的精心準備，日俄戰爭中，俄國果然沒有得到期待中的歐洲“白種兄弟”的支援，在日本人成功引導下，輿論走向了對他們有利的一面。甲午戰爭中日本人為什麼能夠打敗中國？除去戰場上的爭奪，日本很大程度就得益於宣傳戰、媒體戰，在國家戰略上把媒體宣傳當做投槍匕首來用。相形之下，當時清政府則太過保守落後，不僅輸在了槍桿子上，也輸在了筆桿子上。重新審視甲午戰爭這段歷史，我們首先應抱有學習的心態

我第一次聽說甲午戰後，西方國家同情日本。我認為他們之間不是同情，而是找到合夥人的那種感覺。

甲午海戰一開始時，西方是同情清政府的，畢竟是受害者，而且日本搞的是偷襲，在當時西方人看來，是不恥的行為。還有當時的運兵船上有英華人，而且船還是英國船。後來的旅順大屠殺也一樣，西方人也同情清政府，遣責日本。但是，日本政府組織了有效的宣傳攻勢，透過買通西方報社主編，大學教授等人，利用各種手段，將所犯罪行包裝，將戰爭的發起者轉嫁給了清政府。同時，邀請西方記者隨軍，掌握了輿論報導的主動權。與此同時，組織人在西方記者面前演戲，把自己塑造成“仁義之師”，戰爭只是把文明推向中國的一個手段。而當清政府表現出了迂腐，無能，總認為自己有理，但不組織任何宣傳，講究所謂公道自在人心。在戰事上，日本步步推進，清政府節節敗退，一點兒組織有效抵抗的跡象都沒有。顛覆了以前清政府給西方留的美好形象，使西方國家認定清政府愚昧，落後，不值得同情。以先進，文明自居的西方列強鄙視清政府，認為勝利者日本是個文明國家。於是戰後，西方國家與日本站在一起，合夥對當時的清政府侵略和掠奪資源。

日本在國家形象宣傳上，不遺餘力，是非常有效的。這一點值得借鑑！

關乎國家關係沒有同情一說，所謂的同情只不過是經過政治博弈，權衡利弊後得出對國家利益有利的方案，然後透過各種宣傳手段為政治行為披上正義的輿論外衣而已。晚清的中國在西方眼裡就是奄奄一息的野蠻巨龍看守著的大寶藏，而日本人透過偽造假新聞影響西方輿論，把中國塑造成變成一個具有野蠻文明的醜惡國家形象，西方對於瞌睡送枕頭的日本當然要表現出“同情”了。清政府的無能腐敗，再加上實力虛弱不堪，外交手段拙劣，簡直就是完美配合日本的謀劃。可憐我汪汪中華只能被小小日本用中國的利益和西方做交易，可恨，可嘆。

國際事務中哪裡有公平正義可言？沒有像中國這樣曾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艱難崛起，沒有崛起後的改革開放和一帶一路，今天的世界只怕仍然是白人老爺們作威作福的樣子。

簡單地說，在甲午一戰中，大清不但在軍事上一敗再敗，就連在輿論上也是一敗塗地。更直白地說，當時的大清，根本就沒有運用輿論戰的意識可言。

輿論戰？想都沒有想過的事。但是，日本人想了，而且做了。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這也是當時世界輿論站在日本一邊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域外媒體，日本方面很早就採取預防措施，如戰爭爆發後，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立即分別致電日本駐歐美各國公使，讓他們密切關注當地主流媒體和通訊機構的持論傾向，以便有選擇性的重金收買，務必壓制、隱匿不利於日本的報道，而只發表“對日本產生好感”的新聞。

日方的銀彈策略確實很有效，當時英國的中央通訊社和路透社即先後被日本駐英臨時代理公使內田康哉用“豐厚的報酬”收買。

類似的被收買者，還有《華盛頓郵報》、《日本郵報》（外華人在日所辦媒體）等。在賄賂《華盛頓郵報》的鬧劇中，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討價還價，報社要價6000美元，日方還價 1500美元，最後以1000日元匯票成交。

由於錢花得太多，內田康哉不得不向陸奧宗光告急：“你能否批准我要求的款子，以開始從事報界行動，我已沒有錢可用了！”

唯一的例外是旅順大屠殺。這是被紐約《世界報》所揭發並引起世界輿論軒然大波的一次事件，但日本方面百般狡辯，最終雖然受到譴責，但總體輿論上仍舊處於絕對優勢。

不可否認，日本在甲午戰爭期間對輿論的操控取得了極大成功，透過西方媒體，日軍被塑造成了所謂的“文明進步之師”形象。

戰後不久，《布萊克伍德的愛丁堡雜誌》的一篇文章即對此作了很好的總結：

“日本人從戰爭開始就希望抓住歐洲媒體來展示自己，在這方面，就像他們在戰場上那樣憑藉其令人欽佩的遠見和組織而取得了成功。他們宣揚自己從事的是一場討伐黑暗和野蠻的戰爭，正在傳播光明——他們被基督教國家照亮的那種光明，這樣他們首先消除了非議。在這種第一印象消失之前，他們又以軍事勝利塑造了一個新印象。”

反觀當時的中國，除了租界的零星小報，新聞媒體幾乎沒有發育，因此不但戰場失利，輿論場上也是一敗塗地。

1895年12月3日，北洋大臣李鴻章在奏摺中報告：“倭自二十四日赴旅後，殺傷兵民甚多。……二十六日又搜山，後面長牆以內及水師營，大加殺戮。牆外各村莊，如有軍衣軍器者皆殺。逃跑者殺。”

兩日後，李鴻章又奏報稱：“據從旅順後城逃出的張萬祥稱：賊馬步實有萬餘人，商民被殺甚多。”此時距大屠殺已有十餘天，而清廷一方的資訊仍舊混沌不清。

1895年3月，日本與美國簽訂《日美改正條約案》，這也意味著美國繼英國之後承認了日本是“文明國家”的一員。在戰場上、輿論上和外交上，日本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竟然有這麼多亡國奴同情滿清。你們忘了揚州十個日，嘉定三屠，忘了上億人被滿清屠殺。沒有日本痛打滿清，能有中國嗎？還是扎著辮子的奴才

輿論很多時候只是遮羞布與掩飾醜惡目的的外衣！這點無論是與甲午戰爭同時發生的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南非英華人與德國荷蘭人的布林戰爭還是後來的美國入侵伊拉克戰爭都不斷的證明這點！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就是打著文明解救的旗號，布林戰爭被英華人描述為正義，實際上只是狗咬狗！西方貌似同情日本實際上是為在東亞培養了一條遏制中國的惡狗而叫好罷了

一: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以後，己經成為一個賦有朝氣，充滿生機，蓬勃發展，政府機制高效率的軍事帝國主義國家。與軟弱，腐朽沒落，奢侈腐敗，政府冗員充斥，效率低下，奉行綏靖妥協主義的晚清王朝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古至今，世界霸權強國的從林法則都是在強強聯合中，實現欺凌弱國，取更更大特權，獲取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利益。

二:日本進行了成功的輿論造勢工作，在抹黑和妖魔化晚清政府方面取得了極大成功的同時，並且成功取得了國內輿論，輿情一邊倒的支援與聲援，並在此基礎上，成功的欺騙了世界的輿論，獲取了世界輿情的普遍同情與支援。

日本是一個恃強凌弱，生性殘暴，嗜血，能屈能伸，狼性忍者的民族。這個民族最可怕，也最不能低估之處在於:“從古至今都有善於向強者學習，並且能積極融入強者氛圍的傳統。”中國在儒家文化佔統治地位的封建王朝時期強盛，強大時，成為日本積極膜拜的楷模和學習的榜樣。從三世紀起，中國的漢字，漢文，儒學律令等制度逐漸傳向日本，到唐朝時達到了高峰。正是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奈良時代的日本出現了文化發展的高潮，模仿唐朝在中央設立太學，地方設立國學，許多貴族子弟受到了中國文化的教育，由此，不少貴族通曉漢文和中國的詩歌。8世紀中期問世的《懷風藻》是日本保留至今的最久遠的漢文詩集，是貴族的文學作品。受中國六朝風格的影響較強。奈良時代的日本人還利用漢字創制本國文字，用漢字的音和義發展了書寫日語的方法。九世紀，日本人利用標音漢字的偏旁創造了日本表音文字一一片假名，又利用漢字行書體創造了日本行書假名一一平假名。

日本和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都有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不幸遭遇，但是，善於“學習”和“融入”的日本又一次發揮了自己此方面的強項，透過明治維新的變革，成立新式銀行，改革農業稅，統一貨幣，引進先進的西方科學技術和成功的發展了製造業體系以後，國家開始變的富強起來，並且逐漸的擺脫了歐美列強的侵略，成功的避免了世界上許多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長期被西方列強奴役與欺凌的悲慘境遇與遭遇。日本也是唯一一個19世紀便開始工業化程序的國家，也是唯一一個順利闖進排外性極強的西方俱樂部的亞洲國家。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美國的經濟援助下，戰後經濟重建工作取得了奇蹟般的成效。在廢墟上重新站立起來的日本，實現經濟騰飛以後，開始在曾經被自己侵略過的東南亞和自己能源戰略地位重要的國家和地區，開始大搞以文化為載體的軟實力輸出和經濟援助，並普遍獲得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好感”和讚譽。以此為契機，達到欺騙效果的日本，不但改變，改善了自己在二戰時期法西斯主義軍國的形象，還培植和擴大了本國在這些地區的國際影響力，增加了自己在國際外交事務中的話語權。在曾經一次27個國家與地區的最有好感國家的調查中，日本排名在第一位的加拿大之後，我們不能不”稱讚”日本在此方面獲得巨大“成功”。因此，日本是中國必須永遠戒備和警惕的現實或是潛在的敵人。

何謂同情？日本又不是受害國，就算真的西方國家同情日本，也是同情是在中朝的移民，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最常見的理由就是護僑。

從甲午戰爭的背景來看，當時正是新殖民主義興起，老牌帝國維持固有的殖民地盤已經有點力不從心了。從需求來說西方老牌帝國在遠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代言人，中國國內又不老實，所以說日本對中國發動戰爭，再對其他西方國家做出承諾，日本又是個資源匱乏的島國，可以說及其符合條件。在隨後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日本派兵八千人比俄國和英國之和還要多200人，是八國之首。

日本脫亞入歐，又極懂得帝國主義之間的遊戲規則，可以說日本是一個按遊戲規則進去遊戲的新手。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一切輿論都是西方列強的盜版——護僑，文明對野蠻。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日本主動進攻中國，還在旅順屠殺2萬餘中國軍民。日軍殘暴成性但在西方國家的輿論中日本戰勝中國是“文明”對“野蠻”的勝利，這是為什麼呢？

2、日本更早的明白了輿論的作用。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僱傭美國記者豪斯作為國家輿論宣傳的總指揮，有計劃地引導西方媒體形成共識，把中國和日本“包裝”成野蠻與文明的代表。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中“一旦中國戰敗將意味著數百萬人從愚蒙、專制和獨裁中得到解放。”

4、當時的英國是世界第一強國，英國的媒體影響力巨大，因此日本乾脆花錢賄賂英國的主流媒體。比如英國中央通訊社一篇報道2000日元；路透社每篇報道606英鎊。在這些媒體的宣傳下日本的侵略是解放被壓迫的民眾，日軍的屠殺是被逼無奈的反擊，日軍的偷襲被說成中國軍隊主動挑釁。

5、光緒和明治天皇的宣戰詔書更是對於大清國際形象的沉重一擊。光緒說北韓是大清的藩屬國，中國出兵北韓屬於內政，別國不能干涉；明治天皇說日本出兵是為了保障北韓獨立，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等等。這一下子日本就成了解放者，而大清是壓迫北韓的人，雖然日本在說謊但西方國家的人愛聽啊。

可以說西方輿論的一邊倒完全是在日本的精心策劃下出現的，一場野蠻的侵略戰爭被包裝成了文明解放戰爭。謊話說了一千遍也變成真話，可見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