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鎮的存在對大唐確實有利也有弊，說句實在話，甚至是利大於弊。

將地方的治理區，軍事，財政和人事提拔都歸集於節度使一人手中掌控，節度使無形當中就是區域內的最高長官，換句話說就幾乎等同於歐洲的小王國的國王。

眾多國王頂上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但還是有所區別的，至少藩鎮與朝廷還存在著顯而易見的中央和地方的隸屬關係，朝廷可以派員取代任何一個藩鎮的節度使職位。

地方獲得較大許可權的自治，對必須一切俯首聽命朝堂的制度要寬鬆許多，在制定發展、行政效能方面比較容易實行和靈活應用，沒有那種鞭長莫及的乏力感。

遺憾的是雖然地方是不錯，奈何朝堂卻是一成不變，只要皇帝英明，這些節度使自然不敢起野心，若是遇上糟糕的皇帝，各方勢力就蠢蠢欲動，但還是會相互制約。

譬如安史之亂，真正叛亂的藩鎮也就少數幾個，而且鎮壓的力量仍然是各路藩鎮。

所以安史之亂後，唐朝皇帝並不認為是藩鎮之禍，確實如此，安祿山之類的也是被收購的藩鎮，還沒真正融入正式的藩鎮，純屬沒教化好的緣故。

但所有的根源仍然在朝堂。

一家之見，僅供參考。

藩鎮的設立，是中央集權的放權。是給分裂國家的自我放任，埋下分裂的種子。

看似藩鎮是由中央統一管理，其實設藩伊始，大部權力以歸個人所有。一但各藩形成勢力，就會脫離中央集權。一但幾藩形成勢力，就容易聯合對抗中央，造成反叛，分裂國家。

這種放權的弊病，古以有之。唐、平定安、史之亂，為何還不收回權力，而依然設立藩鎮？這就是唐統治者政策實施的失誤，也可稱是極大的失敗。那就是對投降者，先寬大後製栽的反覆無常的做法，激起一些人的不滿。導至統治階層內心恐慌，怕再次激起兵變。在萬般無耐的情況下，不得不做出違心的決定，用以平服掌握一定權力的人和降軍的不滿，以達到暫時的國家的安定。

剛剛平定的安、史之亂，以經讓唐統治者心力交瘁。如果再次發生兵變，統治者以再無回天之力了。那樣的話，只有改朝換代了。

當時的情況下，設立藩鎮，是唐統治者沒有辦法的辦法。也可以說是緩兵之計。

絕對是利大於弊的，唐朝的藩鎮制度有點類似於西周時期確立的分封制度。這種制度的優點是每個藩鎮勢力都擁有較高的行政權與軍事權，能夠自行決定各自區域的發展制度，並能夠根據情況自行解決內在的問題，行政效率高，並且有能力向外擴張，並且對外敵的防禦能力比較強。缺點和西周的分封制度一樣，中央政府不太容易控制各地勢力。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因為唐朝國土面積太大了，有的地方鞭長莫及，只能實行具有較高自治權的藩鎮制度。

反觀今天的俄羅斯聯邦就可以知道了。

前期藩鎮確實是利大於弊，王朝末期分裂的種子只需一點小小的刺激就可以迅速撕裂帝國！不過沒有藩鎮大唐亡國的時間會提前更多！

首先，我們聊一下唐朝藩鎮的由來。在唐朝建立的初期，一直沿用府兵制度。府兵有點西方騎士的味道，府兵們擁有自己的耕地，而且不需要繳納賦稅。在爆發戰爭之後，府兵們集結開赴戰場。在唐朝的初期，現在規模比較小，而且時間短，府兵制沒有任何問題。但是隨著唐朝的崛起，疆域空前的擴大，面對的強敵則越來越多，例如契丹、突厥、吐蕃等等。

由於強敵環繞，唐朝必須在邊境上駐紮大量的軍隊。久而久之，府兵家鄉的耕地基本上荒廢了。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府兵的傷亡嚴重，唐朝需要補充府兵的缺口。面對強敵入侵，一個州府的兵力根本就不夠，唐朝需要解決統一指揮的問題。在唐玄宗時期，唐朝開始採用募兵制，同時設立了10位節度使。為了方便節度使管理，唐朝把財政使用權和地方人事任免權都交給了節度使。節度使控制了一個地區的軍政大權，這就成了藩鎮。

對於唐朝中央來說，不是不知道節度使的威脅。但是，在那個時候，節度使是抵禦各地強敵的唯一辦法。在安史之亂以後，唐朝考慮削弱節度使的權力，但沒有選擇撤銷節度使。節度使對中央有威脅，同時也拱衛了中央的安全。在唐朝的後期，為了抗力吐蕃軍隊的進攻，唐朝皇帝命令各個地區的節度使派兵。當時，就連一直和朝廷對抗的河北三鎮也派遣了兩萬軍隊。所以說，藩鎮對唐朝的統治有害，但不可或缺。

藩鎮，亦稱“方鎮”，為唐代節度使的通稱。三國時，邊地州刺史等地方長吏就已稱之為“藩鎮”。《三國志·蜀書·許靖傳》：“（張子云）亦國家之藩鎮。”

唐初於重要州府置都督，唐睿宗時置節度大使，唐玄宗時又於邊地置十節度使，各領幾州軍隊及土地、人民、財賦等大權。通稱為“藩鎮”“安史之亂”後，內地也遍置節度使，掌管一方軍政大權，形成割據勢力，通稱“藩鎮”。

藩鎮設立之初，旨在加強邊鎮之守備，有一定積極與意義。唐初，北有突厥，西有吐蕃，威脅唐朝邊境，設藩鎮加強邊防有重要意義，也是唐朝強盛的表現。

“安史之亂”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唐朝中央兵力少而弱，邊塞四周藩鎮割據，兵強馬壯。國家兵力分佈上“重外輕內”的格局。鑑於此，唐自中期以後，內地皆置節度使，這樣以來，藩鎮勢力從邊境擴充套件到內地。唐憲宗元和末年，唐朝的統治區域內除了都城以外，共有藩鎮46處。他們擁兵自重，而中央則加以遷就，強者子孫世代相承，形成藩鎮割據局面，歷史上稱這種局面為藩鎮割據。

藩鎮與中央之間，為了爭奪人口和土地，不斷進行著戰爭。各個藩鎮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嚴重地威脅著大唐的統一。這些藩鎮藩鎮割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直至宋初，太祖吸取唐末五代的教訓，削除藩鎮，把兵權收歸於中央。藩鎮割據的局面才徹底結束。

藩鎮從出現到消亡，有其發展歷程，初期有一定積極意義，但後期它的弊端愈加明顯，藩鎮勢力的擴大，削弱了中央王朝的統治力量。而造成這一局面出現的根本原因，是唐王朝中央的腐敗，欲借藩鎮維持統治，反而引火燒身。

唐朝的蕃鎮被稱為節度使，節度使在設立初期對唐朝的意義是巨大的，唐朝初期採用的是府兵制，府兵制更像是一種義務兵役制度，和平時期在家耕地，戰時披掛上陣！這在唐朝初期作用是很大的，太宗時期北方的突厥興兵偷襲入侵，府兵制短期內就動員了遠超過入侵的突厥兵力的軍隊對突厥進行了包圍，使突厥入侵軍陷入重兵合圍的態勢，讓突厥將領大驚，倉皇帥軍逃回！

但是府兵制有一個極為不利的缺點，即和平時期越長，府兵制計程車兵的作戰能力就越低，人數上可能會非常龐大，但戰鬥力卻因為長期的和平生活而降低，相應的訓練和配合與遊牧民族計程車兵相比差距太大，在與北方遊牧民族作戰時往往處於被動，因此有了需要職業軍人的需求！

因此就有了職業軍人，這些軍人的統一管理和訓練，戰時負責指揮的人被稱為節度使，最初的節度使是由唐帝國中央指派的，但隨著戰爭的頻繁，這些節度使大多都是戰功赫赫的功臣，例如安史之亂後，很多節度使配合唐帝國中央鎮壓動亂的軍隊，而一些跟隨安祿山起兵的節度使也在中後期投誠唐帝國中央，當然也有一部分軍事將領，當唐帝國剿滅動亂後，整個帝國已是病入膏肓，正是百廢待興的時候，而財力的薄弱使得對這些剿滅動亂的有功之臣無法進行封賞，因此節度使被允許擁有地方財政大權，當然繼續發展就擁有世襲的制度！

至此節度使從唐朝的地方主管軍事大權的將帥演變成了擁有地方財政，官員任免的地方諸侯，而到唐朝末年時的黃巾起義時，黃巢起兵初期並沒有成氣候，臨近的節度使那個都可以輕鬆的將是消滅，但已經事實成為獨立諸侯的節度使，那個節度使都不願意主動攻擊，相反的，朝廷下達的消滅指令也會被以各種理由拒絕執行或者搪塞打折執行，就是不願意消耗自己的力量，而且還會進行觀望，若朝廷鎮壓起義處於優勢，就配合朝廷行動，實際上是擴大自己的地盤！當然也有大量的投誠軍人或者將軍會成為新的節度使！

例如唐朝末年的黃金餘孽朱溫，這位就曾經是黃巾軍的一個軍事將領，因配額唐軍剿滅黃巢起義，被封為節度使，最終唐帝國就是滅亡於其手下！

縱觀唐朝節度使從一個邊關將軍演變成割據一個地方的諸侯，唐帝國並不是不想削弱這些諸侯，實際上也多處於無奈！

一、藩鎮的利弊問題。

藩鎮，光從字面意思看就是鎮守四方、藩衛國家的意思。唐朝的藩鎮，起自唐玄宗時期的十大節度使，要深入瞭解這個問題，必須對唐朝的軍事制度、官制有所瞭解。

這扯得有點遠，但不說這麼多好像又扯不清楚。

府兵的一大好處是節約國家支出，因為他們可以自耕自足，免除一些勞役後，這些人連有些小裝備都是自備，但論靈活性、專業性顯然比不過常備軍。

到唐玄宗時期，隨著唐朝疆域不斷擴大，府兵顯然難以應付常年鎮守邊疆的任務，因此，玄宗設立的十大節度使，其中范陽、河東、河西、隴右幾個尤為兵力強大。

所以說，唐朝最初設立節度使（藩鎮），不存在什麼利大於弊或弊大於利，而是現實的需要，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來說，剛設立時肯定是利大於弊的，但後來藩鎮越發強大起來，不可控制，終於爆發安史之亂，好像又弊大於利。

節度使這個官職，聽他的名字就知道，本來是個臨時的差使，結果後來成了常備官，隨著節度使的愈發強大，到後來節度使成為了一鎮的全權首腦，把唐朝最初縣、州、朝廷的三級體制都給帶變了，變成了縣、州、鎮、朝廷四級，這是需要知道的。元和四十八鎮，實際上相當於承認了節度使幾乎具有諸侯的地位。

二、為什麼不撤銷藩鎮

這個原因比較複雜，簡單說三點。

一是不能撤。唐玄宗設立十大節度使的目的是為了捍衛邊疆，你將藩鎮都撤了，讓誰去捍衛？這是有實證的，安史之亂，唐朝為了平叛，從河西、隴右以及安西、北庭調集軍隊入援京師。這時候河西等藩鎮都沒有撤，只是兵被大量抽回，力量大大減弱了，吐蕃馬上就全部佔領了河西隴右之地，西域後來也全部淪陷。可見節度使不能撤，不能因為安祿山造反，就認為藩鎮都是壞的。

二是撤不了。安史之亂後，無論唐肅宗、代宗還是以後的德宗等皇帝，基本上都是與藩鎮達成妥協的，因為藩鎮的力量強大，你要換帥都不容易，哪裡那麼容易撤。這也是有實證的，史思明曾經短暫投降唐朝，但因為唐朝想向他開刀，結果再次造反，這才有洛陽第二度陷落的事情，否則安史之亂就只叫安祿山之亂了。其實不光藩鎮的主帥不接受，藩鎮計程車兵也不接受，為什麼？因為藩鎮計程車兵有點類似於地方軍，依附於主帥，要靠當兵來吃飯。

三是不但撤不了，還得增加新藩鎮。

好了，就說這些吧。

唐朝設立藩鎮是因為邊境上越來越大的國防壓力，為了統籌國防力量，抵禦外敵，把各種權力下放到藩鎮手裡。藩鎮權力過大，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式，對中央政府造成威脅。但是藩鎮是當時最好的辦法，發生了安史之亂，藩鎮制度還要延續下去，只是增加藩鎮數量，把過於集中的藩鎮力量稀釋掉，而不是撤銷藩鎮。

唐代藩鎮或稱方鎮始於唐玄宗年間。

其時代背景是唐帝國西部及西南部受到吐蕃的軍事壓力，北部邊境突厥人又重新崛起，東北部的契丹、奚、室韋、靺鞨等部族也開始經常襲擾邊境。而隨著唐帝國疆土的擴大，邊防線和戰線也越來越長。比如著名的怛羅斯之戰，高仙芝的安西都護府軍隊，都遠征到蔥嶺（今帕米爾高原）以西了。

因此為了對外作戰軍隊部署和後勤補給的便利，唐帝國就在邊疆設立一些常駐軍區，駐紮大量軍隊，這就是藩鎮的緣起。而為了方便指揮這些軍隊，就需要有將領長期統帥這些部隊，這就是節度使的緣起。

藩鎮與節度使是相輔相成的。節度使是藩鎮的統帥，而藩鎮是節度使所轄的地區與軍隊。

應該說，藩鎮與節度使制度一開始是有好處的，將領和士兵相互熟悉，軍隊也不需要來回調動和奔波，遇到戰事，軍隊的反應也快。這些都有利於唐帝國的對外作戰，比如與吐蕃的多年鏖戰，對安西的收復，征討小勃律，唐帝國的兵鋒都遠至克什米爾地區。

然而，軍事指揮是一個追求高效的事情。為了追求藩鎮軍事行動的高效，權力必然會向藩鎮統帥，也就是節度使集中。這其中不光包括軍事指揮權，還有司法權、民政權、人事權、財政權還有監察權等等。比如開元二十年（732年），幽州節度使開始兼領河北採訪處置使。之後，節度使兼任兼任其所轄藩鎮利的經略、支度、營田、轉運、監牧諸使。

沒有監督和制約的絕對權力必然滋生腐敗。

在唐玄宗早期，節度使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窮兵黷武和妄開邊釁，因為節度使主要靠軍功升遷與獲得賞賜。當然這個是上行下效的事情，史載，“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這些不必要的對外作戰，消耗了唐帝國的國力。

另一個主要問題是，藩鎮軍隊慢慢的變成了節度使的私兵。比如歐陽修就曾說，“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

以上問題發展到最後就是著名的安史之亂了。

至於為什麼，安史之亂後，唐帝國不撤除“藩鎮”？這就是有心無力的問題了。權力放下去，想收回就難了！

當然，問題的關鍵在於，安史之亂平定的不徹底。寶應二年（763年）春天，安史叛軍的最後一任首領史朝義，被唐軍擊敗，於林中自縊死。但唐軍已經無力徹底消滅安史叛軍的玉不了。因為，由於河西、隴右等軍被大量抽調，西北邊防空虛，吐蕃、党項趁機入侵。於是唐帝國只能承認現狀：“東都河北應受賊脅從署偽官並偽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問。”

於是，安史叛軍的餘黨李懷仙、田承嗣、薛嵩、張忠志（後改名李寶臣）等人，得以“招還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將吏，私貢賦，天子不能制”。此後，唐帝國只能予以承認，於廣德元年（763年）正式下詔分割河北諸州，並先後以張忠志為成德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薛嵩為相衛節度使。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河朔故事”。

河朔既然強大又桀驁不馴，為了防備新的安史之亂。於是唐帝國又不得在河朔周邊設立防線，設定藩鎮，“盡宿厚兵，以塞虜衝”。結果後建立的藩鎮逐漸也開始桀驁不馴起來。可以說，唐帝國後一百年的一直想削藩，但一直沒有真正徹底成功。最後經過一百年的博弈，唐帝國的中央和藩鎮形成了一種均勢關係，“夫弱唐者，諸候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

直到最後，黃巢大起義打破了這種均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