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以來，在三國魏晉時期已經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不僅在上層統治者中不乏信奉者，士大夫群體中也有許多人開始研讀佛學典籍。東晉以後，佛教人士與社會上層士人來往非常多，僧人與名士，可說“情投意合”。進入南北朝後，南方佛學的空氣與北方不盡相同：北方較為重視實地修行，南方則受清談之風的影響，較重於論理談玄；北方表現為多造佛像，南方則是多建寺廟。

宋武帝篡晉自立以後很快去世，他之後的兩代皇帝文帝和孝武帝都非常崇信佛教，他們或是親自讀經並與人研討佛理，或是建立寺廟去聆聽佛法宣講。進入南齊後，皇室依然信佛，甚至有皇子成為佛學方面的專家。而到了梁朝武帝蕭衍的時候，弘佛的力度及信佛之虔誠更是登峰造極，僅京城內寺院就有700餘座。他還多次捨身出家，然後再由朝臣花重金向寺廟將之贖回—他相信這樣可以起到為民祈福的作用。他的幾個兒子，以長子昭明太子蕭統為首，也都是佛教的忠實信徒。

誠然，從國家的角度來看，蕭衍的角色不是一介文人，或一名佛教信徒，而是國家政權的最高領導者。對於佛教有如此近乎狂熱的信仰，必定會牽扯自己很多的精力和時間，導致政務疏弛，國事貽誤；而他自己最終也沒能得到任何福報，在“侯景之亂”中病餓而死。經過侯景之亂的衝擊，很多寺院被毀壞，僧尼也多遭殺害。陳朝建立後，雖然對被破壞的寺廟進行了修復或重建，但已難以恢復梁武帝時的盛況。整個南朝的169年間，寺廟不可勝數，也沒有準確的統計，估計有數千座之多，僧尼更有數十萬之眾。唐代詩人杜牧曾在《江南春》一詩中寫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也許在詩人的想象中，這個數字已經不少，但還是遠遠低估了當時的情況。

南朝的寺廟歷經戰火的劫難與歲月風塵的侵蝕，在杜牧的時代所存已然無幾，今天我們更是無從得見；但是南朝時期佛教典籍的翻譯事業非常發達，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其中大多是今人可以親眼見到的。在劉宋時代，各方的譯師已經絡繹而來，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求那跋陀羅，他不僅譯出《雜阿含經》，還譯有《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勝鬘經》等，都成為後世通行的譯本。南齊時來自西域的僧伽跋陀羅譯出《善見律毗婆沙》後，“眾聖點記”才為人所知，由此可以推斷出佛陀去世的年代，這對於佛教史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梁、陳之際的高僧真諦，從海外帶回許多梵文經書，使南朝的翻譯事業發展到了新的高度，其中《攝大乘論》的影響尤為深遠。總之，南朝時期雖然社會動盪不已、政權更迭頻繁，卻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時期。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形容的是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的情況。中國歷史上總有那麼一些有些特殊嗜好，不務正業的皇帝，南北朝時期就有一位南梁的梁武帝蕭衍十分迷信佛教，大肆宣揚佛教，興建佛寺，這也是“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由來。

蕭衍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的“和尚皇帝”，他在位四十八年，曾經多次脫下龍袍，出家為僧，他甚至躲在寺廟中不願回宮當皇帝，這引起了他的眾多嬪妃的不滿，因此他也是中國歷史上少數的不喜近女色的皇帝。在南朝之前的和尚並不忌葷腥，所謂“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到了梁武帝時期，由於蕭衍自己不吃葷菜，他也下令全國的佛教和尚不能吃葷，只能吃蔬菜，他還下令全國範圍內祭祀時不準用豬頭、牛頭等動物，只能用蔬菜來代替。

由於南北朝時期受梁武帝的影響全國範圍內佛教盛行，佛寺眾多，也對後來的周朝，隋唐等時期影響顯著，比如唐代佛教也十分興盛，武則天稱帝時期曾下令在洛陽等地修建了白馬寺，下令比照她自己的模樣將自己雕刻成菩薩模樣的龍門石窟等多種佛教建築。

南朝四百八十寺，指的是南朝時期梁武帝蕭衍。這位皇帝前半生征戰沙場，卻在年紀大了以後痴迷於佛教，在他統治時期共修建了四百八十座寺廟。

佛教能在南北朝興起也是由其特定時期的環境所引起的

1. 南北朝時政治軍事頻繁給予了普通百姓一定的精神安慰

從東漢末到隋朝一統南北的三百多年來，戰亂四起，百姓民不聊生，門閥士族掌握社會財富，土地兼併嚴重，以至於流民四起，多次爆發大規模的起義。在這樣一動盪的年代裡，無法改變命運的百姓，只能寄希望於虛幻的神明，在苦難的生活中尋找到一絲精神的慰藉。正是這樣一個社會大背景之下，給予了佛教發展所需要的土壤。

2. 佛教同魏晉時期的玄學進行了很好的結合

我們都知道魏晉士人都崇尚玄學，而進行傳教的僧侶投其所好，尤其對讖語多有研究，對於佛教的釋法進心修改，滿足了上層社會對於政治的需要。所謂上行下效，所以有上層社會的傳播，佛教在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3. 中國本土宗教的弱勢

佛教傳入中國時，道教的發展還是處於一個比較弱勢的地位，教義不完善，且發展緩慢。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所著的《抱朴子》等書又太過晦澀，而且道教對於煉丹，養生、修仙的追求過於飄渺，對於維持普通生計的普通百姓太過遙遠，難以為當時的人們所接納。相反，佛教，由於建立較早，已經有了較為完善的教義和傳教方法，而且較道教跟為方便簡單。佛教秉承的是“因果輪迴”“生死報應”的說法，只要經過誠心修佛也可成佛，極大的迎合了普通百姓的內心需要。

總體上來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既滿足普通百姓的心理追求，又迎合的上流社會的政治需要，得到了快速發展也是在情理之中。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杜牧這首千古流傳的《江南春》，為我們展現了南朝古城的美好春景，也留給後人無限的遐想與思索。黃鶯聲聲，清脆婉轉；柳綠桃紅，相映成趣；一座座小山村依山傍水，隨風飄揚的酒旗隨處可見；放眼望去，在那煙雨濛濛之中，屋宇重重的佛寺遺址顯得更加迷離，靜靜地述說著曾經的繁華與滄桑。生機靈動的江南春景令人沉醉，而隱約可見的古剎舊景更惹人懷想，千里之中，竟然有多達480餘座佛寺建築，這是一種怎樣的奇觀？歷史上的南朝為什麼要修建這麼多的寺廟呢？

面對紛亂的世事，北方雄霸強權的逼近，百姓悽苦的哀怨，南朝君主們也希望尋找到一種解決困境的手段，它不僅能夠解決急劇升溫的社會矛盾，也能維持社會的長治久安，而這種看不見的“武器”就是—佛教。佛教自西漢傳入中國後，由於佛教經典的譯註流傳，西域高僧的佛法傳習，得到較為長足的發展。佛教崇尚的清靜無為、自然淡泊等理念，與文人士大夫們所提倡的超脫、曠達精神非常契合，因此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援，在社會上層受到極為廣泛的歡迎。同時，按照佛教所開啟的大門，人們今世的苦難只是暫時的，只要誠心向佛，人人都能成佛，來世定能脫離苦海，到達幸福的彼岸。

這種佛教宣揚“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的來世觀念，就像一根救命的稻草，解救了身處於水生火熱之中的平民百姓，成為他們寄託希望的精神慰藉之所。在南朝時期，佛教受到統治者們的普遍追捧，梁武帝、陳武帝、陳後主都非常推崇佛教，尤其是梁武帝，更是三次捨身佛寺（不僅捐獻財物，還販賣自身為寺奴），倡導全民信佛，使得佛教成為當時的國教，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重佛崇佛，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修建寺廟了。為了弘揚佛法，統治者們不惜花費巨資，大肆修建佛寺，甚至競相將自己的豪華府邸捐贈給佛教所用，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段奇談。

有史料稱：在劉宋時期，全國寺廟有1913所，僧尼36000人；蕭齊時，有寺院2015所，僧尼32500人；蕭梁時，修寺建剎達到頂峰，時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人；陳朝時，國勢衰微，卻仍有寺院1232所，僧尼32000人。這些寺廟大大小小，不拘一格，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建築。在寺廟建成之後，統治者更是不惜財力大加裝飾，從飛簷重樓，到亭臺樓閣；從水榭假山到雕樑畫棟，每一座寺廟都是巧奪天工的園林、金碧輝煌的宮殿，奢華富貴。作為統治中心，也就是天子腳下的皇城建康（今南京），其寺廟的數量至少有五百多座，最多時可能達到了七百多座！

想象一下當時的境況：百步之內，寺廟連線，進香之人絡繹不絕，香燭之光照耀天地，煙火鐘聲籠罩著整座城池，難怪直到今天，南京的百姓中間還流傳著一句俗語：“出了南門盡是事（寺）”，說的就是這時候的情景了。南京城中最重要規模也最大的要數梁武帝捨身的同泰寺了。為了便於朝寺，梁武帝下令在宮外建造寺廟，最終建立起了正對宮門的同泰寺。這座氣勢恢宏的寺廟，就像一個大莊園，裡面有六座大殿、十餘座偏殿和誦經佛堂，另外還建造了六座金身、十座銀身的大佛像，專門供奉在高七層的佛閣和高九層的佛塔之中，每天接受萬民的敬仰，也接受著帝王的朝貢。

這些富麗堂皇、美輪美奐的寺廟，儼然一個經濟自給的莊園，寺廟僱傭勞工自行耕種，販賣糧食、果蔬以及其他物產以取利；僧人們也從事著商業買賣，甚至是高利借貸的活動，在統治者的庇護之下，百姓們受到越來越嚴重的剝削。如此數量眾多、規模龐大的寺廟群，給百姓帶來的只有無窮無盡的苦難。正如當時一個大臣所說，這些佛寺都是臣民們賣兒賣女的錢換來的啊！南朝四百八十寺造就了南朝表面的風光和繁華，卻掩藏了背後的辛酸與腐朽。隨著逍遙陳後主的覆滅，短暫的南朝歷史便一去不返，留下的只有那見證了歲月滄桑的眾多佛寺，講述著浮華之後的無盡哀思

任何一個歷史現象的出現，必然是各種力量博弈的結果。

宗教勢力，從它誕生的那一刻開始，便由內向外延伸，直到它能伸到的觸角為止。

佛教產生於青藏高原南麓，它的無為而治和平統治思想，與世俗社會的強者為王的叢林法則並行而行。這種色空，空色兩不幹，以佛的愛人之心感化人的統治術，對於長年戰亂不斷，人們尋求安穩思想無疑有極大的吸引力。

中國傳統文化是易經，易經的無為而治，陰陽學說，與佛教的色空觀念不謀而合。

中國傳統文化在漢武帝時達到了融合為一的儒家雜霸思想，土族階階層欲掌控話語權，這必然與想控制社會的帝王產生矛盾。帝王為擺脫士族的控制，便引進其它思潮，使之處於博弈之中，帝王從中調停，以便掌握時局。

這種思想博弈，在帝王強勢之時，便可左右形式，但帝王處於弱勢時，則某一種思潮便佔據上峰，反過來影響時局。

在中國歷史上思想強勢的帝王，一個是秦始皇，一個是漢武帝，一個是唐太宗。

秦朝是法家思想佔據統治地位。漢朝早期是道家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漢景帝開始便注重儒學的仁教統治術，董仲舒時想以儒教影響漢武大帝，漢武大帝則引進道教，法制，墨學等使之相互牽制，這樣皇帝才能左右形式。漢武大帝時派張騫出使大月氏，引來了佛教，佛教徒，也為擴大自己的影響向東發展，到東漢時期，佛教在中原大地紮了根，隨著東漢未年的混亂局面，少數民族大肆內遷，佛教在少數民族地區比在中原地區的發展要快的多，大多以一種宗教為主，這樣佛教便在中華大地，內部中心開花，四周浸潤，佔據了宗教空間。三國時南方和西南地區，以吳蜀為夲土儒教，北方曹魏也以儒道為主。時代進入晉朝以後，司馬氏政權，為掌控思想潮流，對其它政權防範極深，士大夫為避禍，倘清談，說老莊，佛教也乘虛而入。到八王之亂，少數民族大量南侵，形成南北朝對峙，少數民族政權大多信奉佛教，南朝則主要是豪族的儒教者掌權，門閥嚴重，出現了門閥居上流，寒族居下游的局面。這種局面到蕭衍時得以打破，他執政後，打破門第階限，崇拜佛教，這使的寒族得以晉身官僚系統，使社會得以在佛儒道博弈中，以佛教為國教，使計程車大夫階層血液得以更新，促進了社會的發展。

上既好之，下必從焉！在梁武帝的大力推行下，全國範圍內的大小寺廟，充斥天下。有史書記載在江南有大約上千所寺廟，蕭衍夲人更是荒唐到自已出家，上大臣贖他回來的鬧劇。物極必反，不久他自已在荒唐中餓死。這上千所寺廟，也隨著梁王朝的滅亡，而煙沒在歷史中。佛教也在過盛之後，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從此與儒道教一起，進入平衡發展之中，雖說有時佔上風，但那種佛教一家獨大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

因此才有牡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感慨了！

南朝是什麼時期

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是東晉滅亡之後隋朝統一之前存在於中國南方以建康（今南京）為都城的四個朝代的總稱，陪都中京（今河南洛陽）。

公元420年東晉滅亡，劉宋取代東晉，在中國南方地區相繼出現了宋、齊、梁、陳四個漢人政權，史稱“南朝”，嫡傳華夏文化之正朔，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奉南朝為正統。南朝與鮮卑人或鮮卑化漢人在中國北方地區建立的北魏、東魏（北齊）、西魏（北周）等北朝政權對峙，合稱南北朝。南北朝是一個戰事頻發、同時英雄輩出的時代，也是一個各民族融合的高潮時期，中華民族在這個時期經歷了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統治者對佛教的態度

從東晉到南北朝，上層的統治者和文學之士對佛教大多信仰。北朝信仰佛教主要以造佛像為主，南朝則是以造寺廟為主。

這期間雖然久經戰亂，但統治者都是崇信佛教，所以對佛教的產業都進行了規避，極大程度避免了佛教文化和寺院的損壞。而每經一朝，統治者都要大興土木進行建寺為佛像塑金身，還大力宣傳佛教的“忍”，讓百姓即使生活不好，也要忍下去，為後世積善積福，來愚弄老百姓。同時對佛教的財產進行“免稅”照顧，這樣以來很多活不下去的人，都投身到了寺院。

最可悲的是南朝是的梁，出現了一個和尚皇帝---梁武帝蕭衍。本來好好的皇帝不幹，要捨身出家當和尚，朝臣們跑到寺院勸了很久也不回去，後來還是大臣們湊錢才把他贖了回去。然而這個二貨皇帝竟然又玩了一次。

也可以這樣說，東晉到南朝，近二百年以來，每朝的皇帝都把建寺修佛當成了使命一般，傾盡國力去玩命的幹了。

佛教的興盛

這一時期，佛教的興盛或許是天命一般，出現了很多的天時地利人和。

我們廣為人知的達摩祖師，也就是這一時期來到了南朝，還面見了當時的梁武帝，也就是那位和尚皇帝，正是有了達摩祖師外來和尚，又使佛教的佛教經典豐厚了許多。

結論

也可以這樣說：佛教的興起，源於佛教精義的興起，而佛經精義興起於宋、齊兩朝，《涅盤》代《般若》，後到梁朝到達巔峰，和《成實》各立門戶，再到《華嚴》的崛起。這幾本佛教的經書佛義正是一步步把佛教推上了頂峰，造成了南朝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局面。

歷史上南朝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宋、齊、梁、陳四個政權。

南朝起上起公元420年至公元589年，是東晉之後建立於南方的四個朝代的總稱，先後順序依次為宋、齊、梁、陳四個國家，而它們存在的時間都相對較短。其中最長的不過五十九年，最短的僅有二十三年，是中國歷史上朝代更迭較快的一段時間。

唐代杜牧有詩

《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據史書記載，南朝梁武帝時建康的佛寺數甚至超過了500座。同時也反映了中古時代中國南北兩地佛教的廣泛流行，以及意識形態領域裡的新的特點。

南北朝時期南朝的許多皇帝都信佛教,修建了許多佛寺.此處的四百八十是形容詞,並不是真的有四百八十座.其中比較有名的有 鎮江金山江天寺始建於晉元帝時，初名澤心寺 。齊梁時，山有浮屠七級，名慈寺塔 。梁武帝時，稱 蕭 帝 寺 或 蕭 寺 。 梁武帝蕭衍崇佛最甚,《杜陽雜編》：“梁武帝好佛，造浮圖，命蕭子云飛白大書曰蕭寺。”後世多指佛寺為蕭寺。

南朝四百八十寺是說到處是香菸繚繞的寺廟，“四百八十”是強調數量之多的一種說法

同時也說明了佛教的傳播極其廣泛了。

東晉之後，整個中國進入一個長達一百多年的分裂狀態，南北對峙，各自政權更迭，史稱南北朝。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杜牧的詩膾炙人口，為我們揭開了一個謎之佛系的王國。曾風靡一時的佛系建築，現已了無蹤跡，每每，我們只能在詩人的感慨中感嘆時來運轉、風雲變幻。

當具有思辨特徵的玄學日漸衰頹，從印度傳入的大乘佛教乘虛而入，其中一個在印度本土並不流行的小分支——真常支，竟在中國的土壤裡開了花，得到了深厚發展。

所謂大乘佛教，區別於小乘佛教最本質的地方在於，小乘佛教講求個人解脫，即解脫道，而大乘佛教，還要求幫助他人解脫，即菩提道。另外還要區分藏傳佛教，即密宗，也稱金剛乘，密宗強調高效，綜合繼承了藏地本土的薩滿教、苯教等，相信超能力，相信頓悟可以傳授。

再說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經過不同的組織演化發展，最後形成了三個分支，即中觀、唯識與真常。中觀認為一切皆空，即便佛法也是空；唯識認為一切皆空，只有蘊含佛法的“識”是有的，稱為“妙有”；而真常則認為，一切皆空，只有佛和佛性是有的，並將佛性稱之為“真常”。

真常傳入中國，在中國生根發芽，並不斷演化，創造性地產出了很多具有本地特色的成果。

此外，在三國政權動盪的時候，道教也開始形成大規模組織顯山露水，中國的道教在歷史的程序中一直是一種神奇的存在，它一方面作為一種處事哲學，崇尚自然簡樸講求出世，一方面又極其世俗化屢屢牽扯政治，但由於其缺乏嚴格的思辨體系，往後並沒有什麼重大突破。

而佛教，由於其強大的自我辨證和延伸能力，除了在南北朝時期曾驚豔一時，僧侶成群，佛塔林立。就算在現今，也依然香火鼎盛，逢年過節人流不息。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首詩表面詠春，實際是借往昔繁華抒古今興亡之嘆。我認為這裡面的南朝更多的是指“宋齊梁陳”裡面的“蕭梁”。

蕭梁，由南齊宗室蕭衍所創。蕭衍出身蘭陵蕭氏，西漢三傑蕭何後代，本屬於齊宗室。東昏侯蕭寶卷，齊明帝蕭鸞次子。永元元年即皇帝位，任內驕奢淫逸，任用奸佞，濫殺顧命大臣，嚴重激化內部矛盾，朝野驚恐 人心離散。永元二年蕭衍之兄蕭懿因平定南豫州刺史裴叔業與護軍將軍崔慧景叛亂，授尚書令。功高震主為東昏侯蕭寶卷所忌，殺之。蕭衍於是從襄陽起兵，討伐蕭寶卷。事後蕭衍徹底掌握攫取了南齊軍政大權。蕭寶卷死，末帝蕭寶融即位不到一年便被蕭衍所廢，被殺時年僅15。

蕭衍即位前期，勤於政務，節儉愛民。史載：“一冠三年，一被二年”，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史稱“天監之治”，蕭梁經濟文化之盛應該是冠絕南朝的，這與蕭衍前期的勤政愛民、文化素養高是有很大關係的。

當蕭梁國力鼎盛時，蕭衍變的好大喜功起來，最後竟然成為了一個狂熱 虔誠的佛教徒。他在梁朝立佛教為國教，極力營造佛教氣氛，大興土木建造佛寺，多次組織規模宏大的講經 法會，不僅參與人數眾多，連外國信徒都有。為了把佛教演變為教化萬民的信仰，更是以身作則，親自受戒。最為荒唐的是不顧朝臣反對，四次捨棄皇帝的權威和尊嚴，去廟裡當和尚（你們沒有看錯）。大臣們為他贖身所耗錢財多達四億錢之巨。痴迷佛教後，對於官員 宗室違法之舉也施與佛心，姑息養奸，禍國殃民，以致於國滅身死。談佞佛，必談因佛亡國的梁武帝蕭衍。

總結：宋以前佛教基本都是上層貴族信仰的宗教，五胡十六國北方戰亂日久、民生凋敝，大批衣冠士族南渡，給南方帶來了大量人口 生產技術。是三國後經濟的第二次向南方轉移，這為南朝佞佛提供了物質基礎。到了蕭梁時期，蕭衍的佛國騰空而起，由此才有杜牧詩篇：“南朝四百八十寺”

以上僅是劣者個人愚見，如有不妥之處望海涵。

南朝之所以出現“四百八十寺”的現象，表面看是梁武帝崇佛，使得南梁各地興修寺廟導致。

但之所以佛教可以在南方大興，深層次原因是華夏本土原生文明在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態領域的大潰敗。

我一直說南陳是華夏第一帝國的餘燼，所謂的華夏第一帝國時代就是從秦朝開始到兩漢是鼎盛時期，兩晉到南宋是衰落期，南梁和南陳就只是餘燼了。

而華夏第一帝國時期的特徵就是這一時期，所有的典章制度和社會行為規範乃至意識形態、宗教領域都是華夏本土原生文明，一切都是本土自發的。

在政治上、典章制度、社會行為規範和意識形態上演變到兩漢，尤其是東漢以後，儒家學說可以說對全社會進行了覆蓋；而在宗教領域，則是本土的道教成為當時人的精神家園。

比如考古工作者就在曹操宗族的墓葬群裡，發現一塊墓磚上赫然刻著“蒼天已死“四個大字。

而到了東晉，尤其是南宋之後，秉持著漢晉華夏正朔的南朝統治者們發現，儒家學說越來越無法解釋司馬篡魏、劉裕篡晉、劉劭弒父，南齊蕭鸞以疏宗篡皇位等等這些事件。

儒家學說已經完全無法解釋為什麼朝代更迭如此迅速，為什麼人倫如此淪喪，為什麼會父子相殘，兄弟相殺？尤其東晉、南宋、南齊都是嚴格依照《禮記》、《春秋》等儒家典籍治國，但是為什麼國家就是不能長治久安？

另一方面，本土的道教也在多次政變中證明無效，比如劉劭弒父登基後面臨劉駿的討伐，無計可施之下他只能求助於道教的鐘山之神蔣侯，自然是沒有用的，但是求助神靈而一再失敗，也使得南朝對道教產生了普遍的懷疑。

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隋唐宋為代表的華夏第二帝國時期是“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而所謂中原文化的頹廢其實就是指的儒學和道教華夏第一帝國時期最重要的兩家原生學說在南朝時期盡顯頹廢。

所以當佛教南傳的時候，南方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似乎看到了一種全薪的意識形態學說可以用來解釋儒家和道教都無法解釋的社會現象。

這就是佛教的“因果報應”以及“輪迴”之說。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雖然南梁和南陳還在堅持用更符合儒家學說的九品中正制來選拔官吏，用儒家春秋決獄精神來指導司法，堅持使用傳自秦漢魏晉的軍事制度，但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外來宗教文化其實早就藉著“南朝四百八十寺”把華夏本土原生的儒家與道教打的落花流水了。

在隋朝南征之前，在哲學、宗教等精神和意識層面，南陳早就輸的一塌糊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