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安和史，還有別的節度使叛亂。唐朝後期邊關這樣的軍政制度決定了這樣的結局。一旦中央勢力衰弱，必有人出來想當皇帝！

李隆基他要復辟貴族門閥制度，開歷史的倒車。眾所周知門閥在武則天時期崩潰剷除，唐玄宗李隆基最為出名的制度，就是藩鎮制度！唐玄宗建立的藩鎮制度，別以為這只是讓唐後期的將軍勢力膨脹，這根本就是門閥，唐朝本來實行的是州縣二級制，也就是說當時的地方最高行政單位是州，但是，唐玄宗在州之又有設立道，“而藩鎮就是在道的基礎上設立的。”“藩鎮制度最可怕的地方在於，藩鎮之主竟然擁有藩鎮內所有的軍政大權，並且他們擁有財稅權，甚至有的藩鎮，竟然私鑄錢幣。”“可以說，這兩個制度，除了名字不一樣，所代表的意義那是一模一樣。”“那就是在王朝之內建立了國中之國！”“而且，藩鎮之主和門閥之主，擁有的權利那是一模一樣，這不就是貴族體系嗎？”

“這不就是在開歷史的倒車嗎？”

“武則天辛辛苦苦推翻的貴族制度，推翻了世家門閥，結果李隆基轉手，就給你建立了藩鎮制度，把這些門閥換了一個名字而已，又讓他們扼住了王朝的命脈！”武則天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中央集權，在這一刻轟然碎裂！”“王朝，四分五裂，中央失去了對於地方的轄制權，這才讓藩鎮之主做大做強。

地方藩鎮做大後的結果大家都明白，發生叛亂是遲早的事，沒有“安史之亂”也會有其他叛亂這是可以預料的結果，而唐末各路軍閥混戰其慘烈程度堪稱人間地獄！

藩鎮和門閥是兩碼事。

其一，藩鎮就如東漢的州牧，不過地盤沒有那麼大，藩鎮一般在邊遠州郡；門閥是由於家族長期壟斷中央官職而形成的勢力，手中不一定有兵權，可能僅有部分私兵。

其二，藩鎮的節度使大部分出自寒族（小地主），門閥往往有郡望，天下知名；

其三，門閥往往掌握道統（經書和政事的解釋權），藩鎮只有武力；

其四，門閥和朝廷共存，藩鎮只會強大到成為新的朝廷。

安史之亂，是唐帝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必然會出現的結果。何也？根本原因就是帝國治理體系與帝國內外矛盾的積累不相適應決定的。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年）開始，唐對行政區劃進行大規模的規劃改制，擴道，建府（州）。加設縣。道由10個擴為15個，固定道的治所，實行正式建制。同時，唐初的府兵制崩壞，不得不施行募兵制。邊境各將領開始大量招募募兵，這些募兵因為是由各級將領私人招募的，所以同將領個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對將領極度忠誠而不知有李唐朝廷。最終形成了邊鎮節度使尾大不掉的現狀。同時，過於廣大的疆域和不合理的行政設定導致朝廷不得不允許節度使可以在自己的防區內部徵收稅賦，以補充軍費的不足。這些節度使等於同時擁有了軍權和財權。這就為節度使造反提供了現實條件。最後，唐玄宗任用李林甫這樣的“笑面虎”，欺上瞞下，收受賄賂，陰險狡詐（《長安十二時辰》中右相林九郎的原型就是他），極大的敗壞了唐的政治生態，導致國家內部矛盾叢生，各階層人民怨聲載道。外有節度使圖謀不軌，內有奸相禍國殃民，爆發動亂是早晚的事。

安史之亂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安史之亂的根源在於唐玄宗不控制自己的慾望，娶楊貴妃後，沉溺於聲色之中。憶當年，唐太宗李世民不敢有自己的小愛好。因為喜歡玩一個小鳥，正好魏徵求見，而把小鳥放在口袋裡，小鳥最後被捂死，而李世民這樣害怕魏徵，是因為有所畏懼，因為唐太宗知道，只有有人約束自己，才能避免犯錯誤，只有放棄自己的私心，才能讓百姓安心。而唐太宗有這樣的遠見，他所任用的人才才能秉公辦事，制定的政策會對國家與百姓有利。

而唐玄宗的行為與慾望不加以節制，當他廢棄了張九齡之後，沒有公正的大臣來勸諫他。那麼這時的唐玄宗與唐太宗已經相差太遠太遠，這樣的國家與社會的政策怎麼會不傾斜。 唐玄宗中期管理出現問題，沒有可以制衡的國家棟梁之才，導致了國家的逐漸衰落。而楊貴妃也是一個受害者，她看似光彩照人，但是隻是一個玩偶，沒有選擇與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利。

還有唐玄宗給予對節度使的權利過大，偏愛安祿山，偏愛的後果就是使安祿山不滿足現狀，仍舊想得到更大，更高的權利。

唐朝的盛世繁華，令人神往，但是唐朝的衰落如大廈傾倒，那衰落的背後是唐玄宗嬌縱的慾望與無法辨別是非的能力，兩者相互疊加，導致了人才的凋敝，政策的偏差，百姓的傷害。而後給予節度使過大的權利，這樣內外因相結合，最終導致了安史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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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結底就是唐代府兵制和均田制已經破產，唐帝室不得不依賴藩鎮來維持統治。關於這一點，馬伯庸小說《長安十二時辰》裡就有表現。

先說府兵制度，這是由北周宇文泰創立的兵制，最大特點就是兵農合一。府兵平時是農民，打仗就是士兵，國家給田種，而且還免租傭調。當然皇帝的飯不能白吃，打仗時候除了要上戰場拼命外，還要自帶武器。

這一切聽起來是不錯，但實施起來卻有很大問題。首先，一人如果為府兵，那全家是是府戶，要是府戶接連生不出兒子，那你也得出丁打仗，那隻能是老爸頂著花白人頭，帶著破槍出去打仗，於是就有了花木蘭代父從軍的由來。其次，如果府戶發了大財，自然不想為了錢上戰場拼命，這可怎麼辦？要麼花錢買丁，要麼當逃戶。到了武后時代，豪強還經常奴使府兵，社會地位急劇下降，誰都不想當。後備役人少了，現役府兵的服役期自然延長，更沒有人願意幹這破獲。

最重要的一點是，府兵制是依靠均田制而建立的，可到了唐玄宗時代，土地兼併嚴重，國家都沒田發給府戶種了。待遇沒解決，自然沒人願意當兵。更何況，當府兵真沒啥意思，哪怕立了功，賞了20畝地，可等自己嗝屁了，這20畝地又不能傳給兒子，那還立什麼功？

所以，當府兵制和均田制破產後，國家的稅收也受到了影響。玄宗時期的租傭調製根本弄不到錢，那皇帝只能任用能夠不擇手段搞錢的人。很快，李林甫上位了。

李林甫搞錢方法比較多，其中一項就是頒佈《長行旨》，簡單講就是中央給地方政府核定一個稅收數字，各地就照這個數字上繳。好處麼就是中央不要費心搞錢了，只要按時向地方收取了。壞處嘛也很大，首先這個方法很粗放型，類似於包稅制，地方官員肯定是按大於核定數目搞錢，這樣可以將留存部分裝入腰包，如此一來，地方政府的財權大為加強，底層百姓的生活就更加艱難。

同時，唐玄宗和所有皇帝一樣，開疆拓土的心思從來沒斷過，但打仗要錢，中央又不想多拿錢，那怎麼辦？這時候節度使制度就加強了，具體辦法也很粗放，中央委派一個節度使去地方，財權，統兵權都歸他，只要能打勝就行了。好處就不說了，壞處自然很多，節度使搖身一變成了地方土皇帝，要是中央沒有強權人物，根本沒人遙制節度使。

好在李林甫還算是位強權人物，安祿山等人當然只能聽話。但等李林甫一死，楊國忠上位，各地節度使自然不服。試想小舅子仗著姐夫的勢在公司裡耀武揚威，下面各部經理肯定恨得要死，時不時使點絆子給對方吃。安祿山造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實也沒有那麼玄，只是因為唐王朝執行了“驀兵制”，後來中央財政崩潰，唐玄宗李隆基便把“財權”下放給各地的節度使，讓他們自行養兵，於是產生了“兵為將有”的重大政治弊端。

所謂的“兵為將有”，就是說古代的將軍帶兵打仗，帶著帶著，這些兵就不知道皇帝是誰了。

他們只聽命於自己的將軍，然後在軍形成了一種“人身依附關係”，最後當這位將軍想造反的時候，他們也就只能跟著造反了，於是天下大亂。

於是，唐王朝在全國各地建立了“折衝府”，設立“正副都尉”兩個職位，然後對十六歲到六十歲的農民進行軍事訓練，唐高宗時期，折衝府的數量就達到了647個，這為唐王朝培養了極為雄厚的兵力。

唐朝的均田制保證了農民家的利益，而農民又反過來保衛國家，這樣就形成了良性的閉環。

但是，唐朝經過唐太宗、唐高宗、武則天三任執政者之後，“府兵制”就開始瓦解了，原因有二：

一：由於王朝長期的安定，人口來了個大爆發，於是土地與人口的矛盾開始突現。

二：本來就人多地少，再加上皇親貴戚、世家豪門、地主官僚對土地的兼併，這又加劇了土地與人口的矛盾，這使得越來越多的唐朝農民失去了土地，他們變成了無地農民。

於是，到了唐玄宗李隆基開始執政的時候，他就用“開元四相之一”的張說，來改革兵制，改“府兵制”為“驀兵制”。

“驀兵制”其實並沒有錯，它是一種“因時制宜”的政策，但壞就壞在了唐玄宗後期的“中央財政崩潰”上。

李隆基改革兵制的時候，正值“開元盛世”，那時候國庫還是有錢的，“驀兵制”還能搞得下去。中央透過拔放“物資錢糧”和“發放工資”，來控制地主的各個軍頭，一時也算是平安無事。

但在封建時代，土地兼併是一定存在的，並且大量兼併土地的，一般都是皇帝的親戚或者國家重臣，因此皇帝根本無法扼制這一種現象。

因為想要限制土地兼併，就先要從皇帝自己的親戚開刀，要從自己的兒子開刀，甚至是要從自己身上開刀，因為皇帝也是擁有皇莊的。

像唐玄宗的大兒子慶王李琮，兼併土地高達數十萬頃以上，除此之外，李隆基建有“十王宅”，有“百孫院”，可想而知，這些皇親貴戚一旦兼併起來，兼併的數量我們都不敢猜！

於是，隨著土地的大量兼併，無地農民為了討活命，只好賣兒賣女、或賣身為奴，這使得國家失去了大量的兵源，也失去了大量的“自耕農集團”，本來該有的稅收也進入了私人的腰包，國家財政當然會徹底崩潰。

開元后期，李隆基開始怠政，他再也沒有那個精力去“限田”了，大傢伙就這麼醉生夢死地過著，只有詩聖杜甫，哀傷地在風中寫下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

李隆基為此曾經改革過鹽稅、鐵稅、茶稅、酒稅來增加中央的收入，但這些都是治標不治本。後來實在沒錢了，他便只好下放財權給地方，讓地方的“節度使”自行慕兵養兵。

我們都知道，一個組織、一個政權乃至一個國家，想要成功運轉，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軍權和財權。

因此，李隆基把軍權和財權下放到地方的各個軍頭之後，這就為“兵為將有”或者說是“安史之亂”埋下了禍根。地方軍閥既然有了財權和軍權，也就有了與中央叫板的實力。

文——千古

歷史上，沒有什麼事件是必然發生的。

如果有，那隻能是某種趨勢或某種問題。但安史之亂是事件，而且是突然爆發的大事件。幾乎整個大唐帝國的精英，都沒想到這件事會發生。

所以，安史之亂，相當於一場雪崩。

山頂上的雪花越堆越厚。恰在此時，一個叫安祿山的人，大喊了一聲，然後雪崩爆發。但是，你要說沒有安祿山喊那麼一嗓子，雪崩也會必然發生，這就是扯淡了。

唐玄宗在公元712年登基，在公元756年被尊為太上皇。整個玄宗朝持續了45年。在這45年間，大唐進入了盛世，但日中則移。在玄宗朝後期，大唐也進入了中期。

歷代王朝的中期，總要遭遇財政問題。具體就是開支越來越大、收入不見增長，於是收不抵支。簡單說，就兩個字：缺錢。

在玄宗朝的後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缺錢的問題。缺錢，既是問題也是趨勢。而且，這個問題將會越來越嚴重、這個趨勢也會越來越加重。

為了解決缺錢的問題，玄宗朝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努力。

一個是以緣邊節度使代替府兵制。

以前，大唐是義務兵役制，寓兵於民。老百姓當兵打仗不僅是義務，而且還要自備武器、自備戰馬。但是，當兵打仗也是有好處的。一個好處是會有策勳和賞賜，國家不僅給你名而且還會給你錢。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另一個好處是打了勝仗能分到戰利品。這個激勵作用很強，因為打仗等同創業。

但是，中期的問題是均田制瓦解了。寓兵於農而兵農一體，但沒有均田的府兵，怎麼可能再為國家打仗？同時，戰爭的慘烈程度也發生了變化。之前，無論是打吐谷渾、打東突厥還是打西域諸國，統統都是短時間、高烈度的掃蕩戰役。打完仗就分錢，分完錢就回家。後期，主要是跟吐蕃帝國，對外戰爭成了漢匈大戰。烈度還是那個烈度，甚至更烈，但戰役變成了戰爭，成年累月地打。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你這麼玩，普遍義務兵役制的府兵就沒法玩。於是，只能以長征健兒取代府兵。長征健兒是什麼？是職業兵。打仗就是職業。既然是職業，國家就要開工資。所以，最後還是一個錢的問題。而大唐早就遭遇財政問題了。這個工資就開不出來。那怎麼辦？節度使就出現了。國家不管了，你們節度使自己帶兵、自己養兵。

天寶年間，大唐的十個緣邊節度使，可不是十個戰區或十個軍區，而是十個“軍事王國”。特別是，安祿山這個范陽節度使，范陽軍雄冠八鎮之首（主要指北方的八個），清河糧倉號天下北庫。兵制問題到財政問題，然後就成了政治問題。但政治問題還要更嚴重。

一個是以聚斂集團取代賢相集團。

大唐的財政設計，從開國之初，就是先天畸形。政府收稅、百姓交稅，然後政府拿著稅收養官、養兵，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務。這是正途。但大唐的這個正途就沒法走。簡單說，就是百姓交不了多少稅，而這些稅養不了官、也養不了兵，更維持不了國家行政。

原因之一是大唐的革命不徹底。李唐代隋、統一天下，也就用了八年時間。所以，大唐是妥協的產物。關隴貴族和山東豪族，大唐都得罪不起。所以，你這個稅就沒法像隋朝那麼收。（PS：隋朝是不允許偷稅和逃稅的，這是歷代王朝都做不到的）

原因之二是李淵和李世民這兩個皇帝，搗糨糊了。既然稅收不上來，那就不給錢給政策。養兵的問題，好解決，府兵制就行了，讓士兵自己養活自己。養官的問題，給你一塊土地叫職分田，官員當地主、收租子，自己養活自己。辦公經費的問題，又給地又給錢，地用來收田租、錢用來放貸。這就是大唐的財政邏輯。後期搞節度使，就是按照這個邏輯玩出來的，不給錢但我給政策啊，給你一個州夠不夠，不夠就給兩個。

所以，唐朝財政的問題就非常大。那怎麼解決呢？兩夥人就掐了起來，一夥人是文學士大夫，即賢相集團，主張節流，沒錢就省著點花；一夥人是各種職業搞錢的官員，即賦斂集團，主張開源，沒錢就去找錢。

這兩夥人到底誰能獲勝呢？既取決於誰能解決問題，又取決於皇帝想讓誰嬴，但主要是後者。錢多不扎手。所以，取勝的肯定是聚斂集團。但，聚斂集團搞錢可以，搞鬥爭也可以。於是，大唐的政風就開始敗壞了。

王朝初立，百廢待興。這就相當於剛剛經歷了一場經濟危機。經濟被打到谷底。所以，這時候你怎麼玩，經濟都會好轉。政府呢？政府是真沒錢，所以想折騰也折騰不起來。而經濟好轉，政府財政也會好轉，然後政府和百姓一起攢錢。

王朝盛世，百業俱興。經濟從谷底往上走，政府還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所以，進入盛世是大機率事件。但到了盛世之後，就遭遇問題了。漢武帝主動出擊，非要弄死匈奴。而唐朝呢？唐朝就沒閒著，一直在開疆拓土。所以，盛世大唐一定會遭遇邊際效益遞減的問題。最彪悍的時候，大唐都設定波斯都護府了。你就說要花多少錢吧？所以，盛世就是一個開支很大、收入也很大，但兩相抵消而勉強維持的時期。

一旦王朝進入中期，就一定會遭遇問題，即收不抵支。這就是大雪壓青松但青松真心挺不直了。這是問題，但也是趨勢。所以，大唐在開元盛世之後一定會日中則移。不僅大唐如此，歷代王朝都是如此。

但安史之亂就一定要發生嗎？肯定要有觸發機制。這個觸發機制就是雪山山頂上那些個最容易鬆動的雪。沒有震動，它們好好待著，甚至會從鬆動變得堅實。發展和時間都能解決問題。然而，但凡有人在山間喊了一嗓子，那這些雪就要滾落下來，而且還要帶著整座雪山一起崩塌。

當時，最容易鬆動的那幾片雪是什麼呢？

公元746年到748年，李林甫搞了一場大清洗運動。李林甫這個人是忠是奸，都是道德評價。換一種說法就是價值判斷，這個不好評。

現在有很多文章，在給既有定論的暴君奸臣洗地翻案。原因是道德評價的標準變了。在古代，是暴君還是明君、是忠臣還是奸臣，評價標準就是儒家意識形態。在現代，評價標準就花樣百出了，理性主義的、功利主義的、浪漫主義的，等等。到底怎麼評價，你喜歡就好，各種武器都給你準備好了。

從結果溯因地看，李林甫最大的問題是把政治鬥爭給白熱化了。以前權場落敗，那就離開廟堂而處江湖之遠，做個節度使也不錯。以後權場落敗，那就真得死無葬身之地了。這個開端就是從李林甫開始的，具體就是公元746年到748年，李林甫對太子一黨瘋狂屠戮。

李林甫死後，繼任者楊國忠，也是標準的聚斂集團。這類人，為皇帝搞錢沒問題。楊國忠是相當能幹的。但是，指望他們引領帝國政風，搞精神文明建設，就不可能了。楊國忠跟李林甫一個德性，跟太子死磕到底，向玄宗皇帝表忠心。

為啥兩個宰相都要死磕太子，太子得罪誰了？

跟太子沒關係，跟玄宗也沒關係，問題就是老皇帝和狀太子的關係結構。這個結構天然就不穩定，也沒法穩定。宰相都是玄宗任命的，玄宗任命的宰相只能一邊倒地跟著玄宗，那就只能幹太子。

但是，幹太子還是宮廷鬥爭。大不了再來一場宮廷流血或長安大清洗。朝堂夠不夠大，夠大了；朝堂不夠，整個長安夠不夠，那也太大了。漢武帝與太子劉據兵戎相見，也就在長安城裡面折騰。

但是，楊國忠卻非要折騰安祿山。李林甫在，安祿山這個大老粗就只有猥瑣發育的份兒。大唐宗室、皇帝信任，再加為相十餘年，李林甫這個威望就能壓死安祿山。但是，楊國忠就不行了。安祿山死活也瞧不上他。

這個世界是講理的，但這個世界的人肯定是不講理的。

如果講理，那就應該是從思維到觀點的流程。大家低頭走流程：以立場為出發，以事實為根據，然後提出觀點，搞一個務虛會，啥問題就都解決了。而人呢？人一定是從思維到感情，然後再從感情到觀點。而事實呢？事實不重要。

兩個人下象棋，下著下著怎麼就打起來了？我就看著他吃我的馬時，露出了一絲陰險的奸笑。行了，至於該不該吃我的馬、是不是吃了我的馬，都不重要，奸笑最重要。接下來，就只能開打了。

楊國忠和安祿山互看不爽，這可比一聲奸笑的仇恨大多了。能力越大絕對不是責任越大，而是能搞得事情越大。一個是大唐第一宰相，一個是大唐第一節度使，你就說這兩個人能搞出多大的事情吧？

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這傢伙也瞧不上安祿山。於是，楊國忠和哥舒翰就搞聯盟了。此時，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所以，楊哥聯盟就是河西、隴右加劍南三個重兵集團的配置。

那安祿山呢？好死不死的唐玄宗又出來搗糨糊了，他把河東節度使也給了安祿山。於是，安祿山這傢伙就是范陽、平盧和河東三個重兵集團的配置。

之前說了，大唐的權力鬥爭已經白熱化了。簡單說就是勝利者為王侯而落敗者死無葬身之地。任何人都沒有全身而退的機會。而權力遊戲是個什麼局面？楊國忠和安祿山，每個人的手裡都捏著三個重兵集團。這就是等著出大事的節奏。

雪山上已經堆滿了雪。這些雪中，有兩片最容易鬆動，一片叫楊國忠、一片叫安祿山。而催化劑就是大唐的政風，鬥爭的白熱化。白熱化的政風，猛烈地吹動著整個大唐帝國的諸方勢力。接下來就是：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公元755年12月，安祿山范陽起兵，一聲巨響引發了這個偉大帝國的大雪崩。但是，起兵不到兩年，公元757年1月，安祿山就已經病得發昏，然後被自己的兒子和寵臣宰了。按理說，始作俑者都死了，戰亂就該結束了。然而並沒有。因為雪崩已經爆發，大唐帝國從此搖搖欲墜，末世悲歌伴隨餘生。

但是，沒有安祿山范陽起兵，安史之亂仍會發生嗎？或者說，安史之亂就是大唐的必然結果嗎？

沒這個可能。

多米諾骨牌的確緊密排列了。但沒人推倒第一塊骨牌，就不會引發連鎖反應。沒有安祿山范陽起兵，安史之亂就不會發生。

而安祿山范陽起兵，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完全可以認為就是楊國忠和安祿山互看不爽。楊國忠認為安祿山是個武夫，安祿山認為楊國忠是個小人。這就是一個你吃了我的馬還露出奸笑的問題。

雪山上堆滿了雪花。但這都是問題，哪朝那代都會遭遇這個問題。具體到問題本身就是收不抵支的財政問題。所以，王朝肯定要走下坡路。

但這個下坡路一定走得這麼爆裂嗎？這就不一定了。西漢也遭遇了問題，終結的方式王莽篡位。東漢也遭遇了問題，跌落的方式是黃巾起義。晉朝也遭遇了，出現的局面是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宋朝也有，結局卻是女真入侵。明朝和清朝也是各有各的不同。

所以，趨勢是一定的，但趨勢會怎麼演化，卻各有各的不同。形成的事件，大機率都是一種偶然。歷代王朝都是從序章到高潮、從高潮到落幕。但是，這只是節奏相同。而至於會奏出什麼旋律來，卻各有各的不同。這隻能交給不可測的偶然。

安史之亂的深層次原因，主要還是國家制度的問題。

之所以搞出這麼多大內亂，原因主要這幾點。

第一，對於胡人的處理問題。

魏晉南北朝的例子活生生的擺在眼前，內附的胡人不能讓他們維持原來的大部落，大族群，必須將他們拆散。

一旦胡人聚集起來，具有一定的數量，就很容易出現武裝叛亂。

然而大唐自持國力軍力強大，將打垮的突厥、契丹各胡人內嵌到河北北部聚居。

最終，胡人數量高達幾十萬甚至百萬，在加上混血後代，形成強大的勢力。

安祿山就是憑藉胡人為核心的武裝力量，進行了叛亂。

第二，外重內輕的軍事戰略。

大唐認為連突厥、高句麗這種強敵都已經被消滅，吐蕃被打的抱頭鼠竄，內部已經不存在軍事問題。

所以，大唐軍事力量基本都部署在邊疆，國內軍事力量空虛。

當時邊疆的兵力高達50，中央兵力則不滿13萬。

而古代的運輸條件差，從邊疆行軍到長安需要很長時間，安祿山叛亂以後邊疆部隊根本來不及支援。

第三，藩鎮的形成。

大唐最錯誤的就是設定了藩鎮節度使，用於管理邊疆。

最初是在邊地設十個兵鎮，由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只負責軍事，不能管理行政。

然而，隨著時間的演變，節度使逐步監管軍政大權，有錢有兵，還能不造反嗎？

客觀來說，節度使如果忠心耿耿，確實可以提高邊疆部隊戰鬥力，對外租作戰。

但反面就是，這些節度使可以對外作戰，同樣可以對內，而且他自成一體，根本不受任何人的控制。

自然，唐朝也有對節度使的限制，讓他們每人的實力都不強，不足以反叛。

第四，唐玄宗的政治錯誤。

讓安祿山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就屬於 唐玄宗制度上的錯誤。

無論安祿山表明上再忠心，甚至就是唐玄宗的親兒子，也不應該做出這種任命。

因為這樣一來，安祿山紙面上兵力就有19萬人，隨便徵召一下就可以達到二三十萬。

而唐玄宗拱衛長安的部隊只有13萬，這是很恐怖的軍事劣勢。

同時，唐玄宗寵信楊貴妃，進而信任楊國忠。

李林甫雖陰險狡詐，做了很多禍國的事情，但畢竟多少有些能力，可以控制大局。

楊國忠形同政治流氓，無能力無遠見無手腕，將本來還猶猶豫豫的安祿山逼到叛亂。

所以，宋朝就吸取了唐朝的教訓，制度上做了很多的規避。

宋朝無論南宋北宋，除了國內戰亂時期，內部大體還是穩定的。

而唐朝中後期，隨著藩鎮割據，其實大一統的國家已經四分五裂了。

“安史之亂”的出現確實是很難避免的，這是唐代歷史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有唐玄宗個人治政風格轉變的原因，而更主要的是唐代初中期政策的極限性所帶來結果，也是李隆基統治中後期局勢發展使然，從這個意義上說，它的出現是必然的。

第一，從開元末年至天寶年間，唐玄宗李隆基怠於朝政，沉溺於酒色，迷戀貴妃，讓權臣干政，這是促成“安史之亂”產生的政治失誤。

唐初是中國歷史上王朝發展最好的時期之一。唐太宗李世民創造了“貞觀之治”，之後，唐高宗李治繼承貞觀之遺風，開創了“永徽之治”，再後來，武則天當政，雖然她採用了一些殘酷的手段，也有打擊忠臣，排除異己，殺害親人等惡行，但她積極整頓吏治，扶植庶族，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仍讓延續著貞觀之遺風。而後，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在他統治的初期，他勵精圖治，開創了“開元盛世”，使經濟逐漸繁榮，文化得以昌盛，政治比較清明。不得不承認，李隆基統治的前期，唐朝的發展達到了李世民之後的又一個鼎盛時期，當時的長安是世界上最繁榮的大城市。盛唐應該包括李隆基前期的這一盛況。

可是，從開元末年至天寶年間，李隆基被盛世衝昏了頭腦，開始改變了，他逐漸荒廢了該乾的政事，怠於朝政，整日裡沉溺於酒色，迷戀於歌舞，更糟糕的是，他寵愛楊貴妃，忙著與她過著如膠似漆的玩樂生活，基本上不理朝政，他將朝政交給李林甫、楊國忠等權臣去做。唐玄宗如此懈怠政事，這一方面喪失了他之前的勤政統治風格，另一方面是使權臣、外戚、奸佞有了擅政攬權的機會和條件，唐王朝逐漸失去了盛世景象，走下坡路。所以，從統治者個人原因來看，“安史之亂”產生的原因直接是由於李隆基沉溺於美色、荒廢朝政、讓權臣擅權所造成的結果。李隆基開元初期勵精圖治的理政風格完全沒了，皇權專制統治受到了嚴重削弱，因而，出現亂局是極難避免的。

唐玄宗與楊貴妃（劇照）

第二，朝中權臣之間的矛盾，以及朝中權臣與地方節度使之間矛盾直接導致“安史之亂”爆發。

李隆基不理朝政，專注於與楊貴妃享樂，權臣攬政，奸佞登場，朝中重臣們為爭權奪利爭奪不休，更嚴重的是，朝臣權臣與地方節度使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而當時的皇權已經失去了有效的調節機制，唐王朝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逐漸激化了，這成了“安史之亂”產生的直接導火線。

楊國忠接替李林甫任相之後，憑著其外戚身份和宰相的權力，專權擅政、專橫跋扈，他治政能力不行，但攬權斂財卻很有一套，他執掌朝政時所關心的主要是三件事：一是大肆攬權，將人事權和財政權掌控在自己手裡，大肆受賄，利用提拔奴才來斂財；二是專權誤國，他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不懂軍事卻屢屢瞎指揮。兩次徵南詔戰爭，勞民傷財，禍害百姓；三是與大臣們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激化了與邊疆將帥的矛盾。

楊國忠忌憚安祿山節制范陽、平盧、河東三鎮，嫉妒安祿山越來越得玄宗恩寵，利用手中的相權，以奸詐手段對付安祿山，秘密派人刺探安祿山隱私；在玄宗面前誣陷安祿山；清除安祿山安在京中的耳目登。而安祿山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對楊中國的種種損招既氣憤又不滿，自然是想辦法反制。

安祿山擔心楊國忠揭露他有反叛之心，而楊國忠卻對他之一軟肋發起進攻，他向唐玄宗告狀，說楊國忠想謀反，唐玄宗將安祿山召入朝中，擬對其試探，但因楊貴妃事先通風報信，安祿山得以早做準備，入朝後竭力向玄宗表忠心，不但沒有受到玄宗的訓斥，而且還更受信任，並被加封同平章事。對此，楊國忠不能容忍，他在太常卿張垍草擬詔敕前，急忙阻止，他上奏玄宗，稱安祿山雖有軍功，但不識字，不能為相，若使之為相，四夷君王將輕視唐王朝。安祿山即將到手的同平章事被降為左僕射。安祿山這關鍵的高官之位被楊國忠弄丟了，使安祿山對楊國忠氣得咬牙切齒。而楊國忠還不罷手，他繼續給安祿山使損招，他早知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安祿山素有矛盾，於是故意奏請玄宗任命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讓哥舒翰牽制安祿山，這使安祿山對楊國忠忍無可忍，他決定除掉楊國忠，而要除掉備受玄宗信任的安祿山，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索性起兵造反，於是，安祿山以討伐奸臣楊國忠的名義起兵造反。應該說，楊國忠屢次對安祿山下黑手，這激發了安祿山造反。

第三，唐初邊疆政策潛伏著危機，致使邊疆胡將的權力、兵力不斷壯大，成了促成“安史之亂”產生的軍事原因。

唐初，太宗李世民在平定隋朝留下的割據勢力之後，專注於對外擴張，增加唐朝版圖，而唐高宗、武則天繼承李世民的事業，也屢次開疆拓土，先後平定了東、西突厥、吐谷渾等，使唐王朝成為一個國境非常遼闊的國家。但是，疆土的擴大需要有有效的邊疆管理政策，才能鞏固邊防、統理異族，可是，從貞觀時期開始，唐王朝對邊疆的管理就一直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沒能徹底理順。

首先，李世民所實施的“胡人治胡”的方式存在著一定的隱患。早在貞觀四年（630年），李世民便令李靖出師塞北，挑戰東突厥在東亞的霸主地位，李靖不負眾望，擊敗東突厥，統御東亞，李世民當時威望極高，被西域諸國尊為“天可汗”。但是，李世民在打敗東突厥汗國之後，所採取的是“全其部落，順其土俗”的政策，這是李世民懷柔政策的體現，有利之處是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會組織和風俗習慣，當時在東起幽州西至靈州一帶，設定了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用以妥善安置歸屬的突厥降戶，同時，又在突厥原居地設定了定襄、雲中兩都督府，對突厥留居民眾進行管理。

但是，這種懷柔政策潛伏著危機，因為：一是這些都督府的都督皆由突厥本族首領來擔任，並且可以世襲；之後，唐初創立“羈縻府州制度”，一方面保留少數民族傳統的行政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力圖將少數民族地區納入中央政府統一管理的行政設定之中，但是，其羈縻州的都督、刺史等的首領由當地族人頭領擔任，由他們來繼續統轄其本族人民，而著些首領可以世襲。這是一種“以胡制胡”的管理方式，李世民當時軍事實力強大，威望極高，在他的統治下，這種羈縻府州制度是有效的，也是很友善的，當時取得很好效果，邊疆比較安定，可是，當唐中央政府轉弱時，羈縻府州制度便成了邊疆胡將離心中央政府的重大隱患，那些原本很聽話的首領們開始不聽話了，率領他的屬地民眾造反了。

其次，“以胡治胡”的管理政策使邊疆地區胡風盛行，而世襲的邊疆地區的首領們把進入該地居住的漢民也胡化了，漢文化很難對其發生影響。久而久之，羈縻府州與唐皇室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疏離。唐皇室對其府州的統治只能靠能通多種胡語及瞭解外族民風的使者去與當地首領溝通、聯絡，管理很不順暢。而當朝廷需要征戰時，又常會徵調邊疆府州的突厥兵馬去征戰，這引起了突厥人的不滿，致使當地原民族的頭領們有了復國的想法。

再次，玄宗時期，邊疆節度使權力越來越大，而中央政府的約束力卻越來越弱，於是，離心力加強了，叛亂的危機也隨之出現。唐玄宗開元十年，邊疆地區設有十個兵鎮，由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管理。每一個兵鎮的節度使管理著幾個州，而節度使不僅是軍事長官，而且還兼領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等職，這實際上是擁有了其對轄區內的軍事、行政、財政、戶口、土地等的管理許可權。而且，州刺史作為地方長官便成了節度使得部屬官員。邊疆的節度使儼然成了成了地方霸主，他們越來越不受中央政府的調遣和節制了。天寶十年（751年），安祿山一身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勢力變得非常強大，而中央政府行政大權被他所憎恨的楊國忠執所掌控，當安祿山與中央政權的矛盾日益加劇時，當楊國忠屢次誣告和排擠安祿山時，當楊國忠上奏讓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時，安祿山能不造反嗎？

安祿山（劇照）

第四，長期怠政的唐玄宗遇到巨大危機時，用宦官監軍，聽信讒言，誤殺大將，使亂局不斷擴大。

安祿山造反時，唐玄宗不敢再沉溺於酒色享樂，顧不得楊貴妃親密了，他任命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陽、平盧節度使，防守洛陽；任命他的第六子榮王李琬為元帥，任命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為副元帥，率兵東征平叛；派使畢思琛往東都洛陽募兵防守。

可是，此時唐朝的精銳邊軍多數都來不及撤回，高仙芝、封常清為了應急只好臨時在長安、洛陽兩都募兵，而新募來的兵根本就沒有戰鬥力。如此迎戰已經是非常被動了，而只懂得攬權斂財、排除異己的楊國忠根本就拿不出有效應對危機的辦法，朝中一片慌亂；地方州府的兵力根本就無法抵擋邊疆悍將，安祿山長驅直入，月餘時間便攻入洛陽，東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盧奕拒降被殺，河南尹達奚珣投降，封常清、高仙芝節節敗退，退守潼關。

如果讓封常清、高仙芝就此堅守潼關也好，可是，唐玄宗昏庸無能，竟惘聽宦官監軍邊令誠的讒言，以“失律喪師”之罪處斬了封常清、高仙芝，致使朝中無大將可領軍，只能起用病休在家的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率軍20萬人鎮守潼關。哥舒翰還不錯，駐潼關後曾利用易守難攻之勢成功擊退了安祿山之子安慶緒攻擊潼關的軍隊，堅守數月。安祿山知哥舒翰很難對付，他改變策略，隱藏精銳，以老弱病殘士卒試圖誘哥舒翰出戰。而玄宗又遣使令哥舒翰出兵收復陝洛，哥舒翰上書說明郭子儀、李光弼正在河北攻打史思明，他們贊同固守潼關。他們建議引朔方軍乘機北取范陽，進攻叛軍巢穴，“圍魏救趙”，逼退叛軍。可是，楊國忠懷疑哥舒翰自保實力，玄宗聽信讒言，遣使催哥舒翰出戰，哥舒翰被迫領兵出關，被叛軍擊敗，哥舒翰撤後來招攬散兵時被吐蕃將領捆了去獻給安祿山。

潼關失守完全是由於唐玄宗聽信讒言，瞎指揮，殺將領，以及楊國忠誤國、監軍太監的無知所造成的。這樣的昏庸皇帝，這樣的誤國宰相，如此愚蠢的指揮，忠臣良將根本無法發揮才能，遇到了安祿山的能征善戰的邊疆剽悍兵將，焉能不丟了長安？

唐肅宗稱帝

第五，馬嵬兵變使唐王朝權力中心出現大變化，而之後，大唐風光不再，開始走向衰落。

丙申日，唐玄宗領著皇子皇孫、貴妃公主和大臣們逃到了馬嵬坡（今陝西興平市西北23裡處），此時，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認為是楊國忠擅權作亂才導致安祿山謀反，必須殺楊國忠以洩將士們之恨，兵權在手的陳玄禮請宦官李輔國轉告太子李亨，表達將士們欲殺楊國忠以安軍心之意。說來也巧，此時跟著隊伍的吐蕃使者正領20多人圍住楊國忠，他們十分飢餓，正向楊國忠索要食物，被將士們瞧見，有人大聲喊道：“楊國忠與胡虜謀反了！”楊國忠知大事不好，便騎著馬逃到驛站西，可是，憤怒計程車兵將他抓住了，立即將他肢解，並用槍挑著楊國忠的頭豎在驛站門口，殺紅了眼計程車兵把戶部侍郎楊暄、南韓夫人、秦國夫人和魏方進等也一併殺了。楊國忠的妻子裴柔同其子楊晞，以及虢國夫人及其子裴徽也被縣令薛景仙殺死在陳倉。此時，殺紅了眼將士們沒有人能阻止，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及京兆府司錄參軍韋諤請求玄宗殺死楊貴妃，太監高力士見事情不妙，急忙勸說玄宗殺死楊貴妃以保軍心穩定。唐玄宗此時已沒有其他選擇，只好忍痛割愛下旨令高力士在佛堂縊死楊貴妃。這或許就是唐玄宗沉溺於酒色怠政誤國的報應吧，曾是雄才大略的帝王，而今卻不得不下旨殺了自己最寵愛的貴妃。

處死楊貴妃之後，從長安城逃出來的隊伍便分兩路繼續出逃，唐玄宗領著高力士等一幫人進入蜀地，而太子李亨及其子李倓、李俶卻北上靈武。太子李亨於公元756年農曆七月十三日在靈武（今寧夏靈武市區）為朔方諸將所推舉而登基，成為唐肅宗。李亨遙奉玄宗為太上皇，而唐玄宗此時已無力阻止事態的發展。李亨下旨封任了新朝大臣，封郭子儀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任朔方節度使；封李光弼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令郭、李二人討伐叛軍。曾有人認為，“馬嵬之變”是一場“有計劃的兵變”，“安史之亂”使肅宗替代了玄宗，成了唐王朝的新皇帝，權力發生了大轉變。

唐肅宗（劇照）

後來，安祿山於天寶十五年（755年）正月初一登基，自稱大燕皇帝之後，改元聖武，後來，安祿山被安慶緒聯手嚴莊、李豬兒殺死於寢宮裡，安慶緒繼承帝位，唐軍先後收回長安、洛陽。但是，肅宗李亨繼位之後，指揮屢屢失誤，而且，對郭子儀、李光弼不放心，派宦官牽制，致使叛軍又做大，延長了亂局延長的時間。“安史之亂”成了唐王朝由強轉弱的轉折點，七年鏖戰，使唐王朝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和損耗，即便是安祿山和史思明死後，危害仍很大。了七年多的戰爭由於玄宗的腐敗和肅宗、代宗的昏暗，唐王朝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和損耗，即便是在安祿山和史思明死後，仍然產生了巨大的危害，唐朝就此變得平庸、衰弱，再無大唐雄風，而晚唐更是出現了宦官、後宮專權的頹廢之局，唐王朝逐漸走向衰落。

哪有那麼多必然結果，只是偶爾出現個特朗普而已，但是特朗普把方向帶偏了，只能順著走下去了。實際上歷史上任何大事都帶有偶然性，但偶然卻成為正史。更多的如同電商，被拍死了，只是無痕而已。

沒有分權導致的，軍隊只聽從地方軍事長官的調遣，權利過於集中，行政權和軍權得分開，唐朝到滅亡都沒能解決這個問題，當中央強 地方弱這種制度是沒問題的，皇帝能掌控，有能力才玩的轉，唐朝中後期朝政腐敗，皇帝無能，哪怕沒有安祿山，也會有其他人造反。

安史之亂爆發的根本原因是關中與河北的地域矛盾，最早始於東西魏分裂，長達百年的血仇深恨。還有李唐建國時期對於河北集團頭領李密竇建德的殘害，寒了河北人的心。再者，玄宗晚年，奉行關中本位主義，把祖籍從河北邢州改為隴西，再者朝廷中不重用河北人，斷絕了河北人的仕途之路。安祿山不過是河北人推出的代表罷了。竇建德和安祿山祠被河北供奉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平定安史之後，唐王朝只能預設河北事實上獨立。

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導致安史之亂爆發。這其中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

客觀因素：均田制、府兵制等制度遭到破壞，許多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社會不穩定。實行募兵制，管理不到位，常常被一些心懷不軌之人，驕兵悍將所利用，培養自己的親信。

唐朝建立以來，消滅了東西突厥、哈谷渾、高句麗等政權，國土面部擴大。唐玄宗時期對外連續用兵，在開元十年，設署了九個邊鎮節度史，一個觀察史。這十個邊鎮機構有財權、物權、人權，儼然為獨立王國，不利於朝廷控制。

唐朝有使用異族將領習慣。大多數異族將領忠於唐朝，但是像安祿山、史思明這樣異族將領對唐王朝危害非常大。安祿山、史思明排除異己，大量使用異族將領作中下級軍官,蓄謀已久，造反時候推進較快，破壞性很大，使唐王朝由盛而衰。

唐玄宗時期的開元盛世幾乎達到封建社會發展頂端，官僚士大夫等各階層似乎沉浸在陶醉階段。唐玄宗李隆基又好大喜功，到處開疆拓土，邊疆地區聚集大量邊防軍，內地常備軍反而不多，形成外中內輕不利局面。

主觀因素:唐玄宗志得意滿，貪圖享樂，重用信任安祿山這樣包藏禍心之人。許多跡象反映出安祿山要謀反，也有許多人提醒揭露安祿山要造反跡象，唐玄宗始終不相信。如果及早處理好安祿山，肯定不會造成如此大的危害。

唐玄宗早朝能任用姚崇、宋璟等賢臣，後期任用的李林甫、楊國忠都是品行不端之人，尤其楊國忠能力也不行。安祿山的反叛跟楊國忠關係很大。

唐朝對安史之亂早期平叛存在失誤現象。唐玄宗錯殺高仙芝、封常清，不聽哥舒翰正確建議，有時動用不知兵的宦官作監軍失誤。如果能釆取正確平叛策略，安史之亂不會延續8年之久。

由唐朝對邊彊少數民族的管轄制度看今朝共和國的少數民族政策，深深佩服第一代開國元勳們的智慧和戰略，尤其是毛主席高瞻遠矚、洞察秋毫的戰略佈局，所搭建的國體框架和民族政策，確實是世界上最光進、最完美的。反觀唐朝，雖然強大無比，但由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前期的領導確實是勵精圖治，聰明絕頂，包括唐玄宗李隆基的前半段，真所謂成也玄宗，敗也玄宗，唐朝的輝煌由玄宗推向頂峰，也由玄宗推向破敗。而最關鍵的原因就是這個三皇子虎頭蛇尾，貪戀女色，寵信安祿山這個野心家，而安祿山又主要是透過認楊貴妃乾媽而得到玄宗寵信。玄宗不但寵信由兒媳變成自己貴妃的楊玉環，還連她的孃家人一起寵信，寵信也就罷了，還任用她的族兄楊國忠出任宰相，這樣一來，無能的楊國忠治國無方，無能力節制邊疆擁有軍政大權的節度使不說，由於昏庸還逼迫他們不得不反。

被寵信的安祿山本是胡人，他身兼三鎮節度使，勢力強大，擁兵自重，由於深得玄宗寵信，長期割據一方，最終形成尾大不調的局面，一旦時機成熟，或一個火星的引爆，便成為國家政權的禍患。唐玄宗後期的無為，天天泡在華清池裡陪貴妃品嚐荔枝，不問政事，重用庸臣，使得安祿山有機可乘，舉兵反唐。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制度設計不合理，缺乏制約，在邊疆管轄上出了大問題。其次是人為因素，皇帝自己放鬆警惕，用人又不當，多種因素導致安祿山造反成為必然。

歷史是一面鏡子，可以知興替，照古今。

安史之亂，看似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但其實卻是制度的產物。就算沒有安祿山造反，按當時唐朝的制度來說，很快也會有張祿山、王祿山造反。

安史之亂爆發的根由，其實並不是因為某一個人，而是因為當時的制度。

要想說清楚這事，還得從頭說起。

自從中國有軍隊以來，一直存在兩種軍制。一種是常備兵制，另一種是非常備兵制。所謂常備兵制，就是讓一群人做職業軍人，國家拿錢給你發工資。而非常備兵制，則是打仗的時候讓你來打仗，不打仗的時候讓你回家工作。

這兩種制度，各有優劣。

常備兵制，士兵的職業就是打仗，所以在打仗這件事上，往往也就能夠更加專業，更具有戰鬥力。但缺點在於這些士兵需要國家出錢去養，對於國家的財政來說，是個很大的負擔。而且軍隊常年成建制的存在，內部難免會出現貪腐、吃空餉等各種問題。最要命的是，領兵的將領手裡有了軍權，極易產生尾大不掉的現象。

而非常備兵制，同樣也是利弊參半。優點在於對國家財政產生的壓力比較低，不打仗的時候就自己回家該幹嘛幹嘛去了，種種地做做生意，還能給國家多創造一些價值。而且非常備兵制，不會出現將領擁兵自重的現象。但缺點在於，非常備兵因為不是專業打仗的，戰鬥力往往值得商榷。而且從募集到投入作戰，往往需要一定的時間，極易錯失戰鬥的良機。

這兩種制度，談不上哪種更好，只能說哪種更合適。

比如說三國時期，曹操就選擇了非常備兵制，也就是所謂的屯田制。不打仗的時候，士兵們去種地，保證糧食需求。打仗的時候，這些農民直接搖身一變，變成士兵，馬上就能開始打仗了。

正是這種制度，曹操麾下地盤的恢復力，變得越來越強。這就使得曹操哪怕失敗了，也有捲土重來的機會，終成一代霸主。

後來到了南北朝時期，一代梟雄宇文泰，則是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了一部，提出了所謂的府兵制。在這種制度下，兵農合一，軍隊打仗的時候去打仗，不打仗的時候種地。除此之外，連馬匹和武器，都是由士兵自備的。在這種軍制下，軍隊對於國家財政的壓力極低，而且能夠保證糧食安全。

正是靠著這種制度，宇文泰主導的西魏，才能雄踞關中，稱霸一方。

後來，宇文泰死後，他的後人透過篡位的方式，將西魏變成了北周。北周一共延續了24年，期間滅掉了北齊，平定了北方。然後外戚楊堅又透過篡位的方式，將北周改為隋，並在數年之後，南下滅掉了南陳，終於結束了南北朝數百年以來的南北對峙。

在這個過程中，府兵制可以說是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正是因為府兵制的推廣，導致地方將領沒有造反的能力，國家可以用極低的財政開銷，來養活一支龐大的軍隊，實在是好處多多。

後來，隋朝滅亡以後，李淵父子建立了唐朝，也基本沿襲了這套軍制。正是憑著這套軍制，李淵雄踞關中以後，可以輕易在關中地區，募集到充足的兵員，最終得以橫掃天下。

但是。

隨著唐朝統一天下，府兵制的問題，也開始逐漸顯現了出來。

唐朝初年的時候，唐朝的主要敵人，是中原各大割據勢力，比如王世充、竇建德、蕭銑等政權。但是，到了貞觀年間以後，當國家中原已經被徹底統一，國家內部就基本沒有戰事了。到了這個階段以後，唐朝的主要敵人，就變成了周圍的外族政權。比如高句麗、突厥、吐蕃等等。

到了這個階段，府兵制的弊端，就開始凸顯出來了。

比如說，李世民要去征討高句麗。在府兵制的制度下，李世民首先需要從各地徵召府兵，然後組成軍隊，然後再千里迢迢從關中地區，趕到北韓半島。光是這個過程，估計就得好幾個月。

如果再加上和高句麗戰鬥的時間，以及戰爭結束後大家回家的時間。這一來一回，時間實在是太長了，早就錯過了種地的時間了。等到士兵剛剛回到家，還沒休息多久，長安那邊就又發來召集令了，要去西域那邊打仗。那麼沒法子，這些人就得重新集結，再往西域那邊趕。

大唐子民，不能把時間都花在趕路上啊？

再說，邊疆打下來的那些地盤，也需要軍隊去駐守，不可能一直依靠這些府兵去守。

所以，漸漸地，唐朝的常備軍隊，開始越來越多。原本最初的府兵制，也開始變得越來越走樣了。

李世民去世後，其三子李治登基。李治在位期間，唐朝進一步擴張，版圖之大達到了巔峰。當時的唐朝，北到貝加爾湖，南到越南河靜，東到北韓半島，西到裡海。到了這個時候，府兵制基本上已經不管用了。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西域那邊出現戰事，唐朝從關中或者華中地區募兵，然後大老遠地跑到裡海那邊去打仗，這現實嗎？到了這個時候，常備軍隊在唐朝，就已經相當普及了。

但這樣一來，其他問題就又出現了。

首先是軍費問題。以前實行府兵制的時候，國家的軍費開支極低。但是到了這會兒，因為常備軍隊越來越多，國家的軍費開支也就越來越大。過大的軍費開支，會徹底拖垮國家財政，這怎麼辦？

那就只能減少常備軍數量唄。

於是，唐朝開始逐漸減少內部的常備軍，將常備軍都放到邊疆去。反正唐朝內部也沒什麼戰事，維持那麼多的常備軍也沒意義。

而這些邊疆的常備軍，就成了後來唐玄宗時期軍鎮的前身。

其次，是募兵問題。當時的唐朝，是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唐朝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民。但這樣一來的話，唐朝人就不愛參軍打仗了。與其大老遠跑去西域那邊當兵，為啥不花點錢了事？反正留在中原的話，賺得更多，肯定能把這筆錢賺回來。

於是，唐朝人越來越不愛當兵了。

唐朝人不愛當兵，但是仗總還是要有人打啊？所以沒辦法，唐朝就只能開始在邊疆募集那些其他民族來參軍。對於這些邊疆民族來說，當兵是個很好的工作。賺得不少，而且還很有面子。最重要的是，他們原本就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無需離開自己的家鄉就能直接參軍工作。

所以，從李治時代開始，唐朝軍隊中的邊疆民族，佔比越來越大，並且逐漸過半。

李治死後，唐朝陷入了長達幾十年的權力傾軋，先後經歷了李顯—李旦—武則天—李顯—李重茂—李旦—李隆基這一系列的變化。所以，在這幾十年當中，唐朝的高層也沒時間去管軍制的問題。直到李隆基掌權之後，這個問題才開始被重視起來。

沿著之前解決問題的思路，李隆基設定了十大軍鎮。這十大軍鎮，分別部署在唐朝邊疆幾個最關鍵的地區，分別為平盧軍鎮、范陽軍鎮、河東軍鎮、嶺南軍鎮、朔方軍鎮、河西軍鎮、隴右軍鎮、劍南軍鎮，再加上北庭、安西兩大都護府。

這十大軍鎮，幾乎集中了當時唐朝全部的常備軍，亦是當時唐朝最為精銳的邊軍力量。

除此之外，為了方便應對外敵，有的軍鎮是合併指揮的。比如河西、隴右兩大軍鎮，往往就是由一人指揮，用以防範吐蕃；而平盧、范陽兩大軍鎮，則同樣掌握在一人之手，為了防範北韓半島。

因為當時大量少數民族參軍入伍，導致唐朝的很多將軍，也都是少數民族。比如安祿山、哥舒翰、高仙芝等等，就都不是漢族。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當時唐朝還有一個不成文的慣例，那就是邊軍將領如果表現出色的話，可以入朝為相。

如此一來，漢人將領如果特別優秀的話，就可以直接入朝為相。但少數民族的將領，往往不具備為相的才能，所以對中樞的文官們沒有威脅。為了杜絕這些邊疆將領的威脅，中樞的重臣們，自然更願意任用少數民族的將領。

軍鎮手握重兵，邊疆軍隊從將軍到士兵，都非漢族，軍鎮既有軍權，又有財權……這些條件加到一起，要是還不出謀反的情況，那才是怪事呢！

安史之亂確實是必然的結果，但並不是什麼統治階級的荒淫腐朽，驕奢淫逸造成的。以這些理由作為評價歷史事件的基本態度，不是無知，就是蓄意裝傻。讓人們感覺歷史很無聊，歷史很無恥，僅此而已。實際在歷史上，安史之亂的爆發與其說是所謂的統治階級荒淫無道，倒不如說當時唐朝改變了中國近千年的軍事組成制度。

正是因為軍事制度的改變，使得當時的安史之亂成為必然，這也是一個制度在剛出現以後必然會遭受的因不成熟而導致的社會動亂。唐玄宗之前在中國實施了千年的徵兵制，就是需要的時候徵集士兵，由武將訓練，然後領兵打仗。軍隊和將軍之間的關係除了在作戰時有直接聯絡之外，其他的時間都是分開的。並且由於大統一的原因，曾經的社會軍民融合變成了軍民分開，大量的人口和勞動力都放在種地上，而只有少量的人口被徵做士兵。

這也是為什麼在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進行作戰的時候，我們總是吃虧。因為徵兵制是指徵集國內人口的一部分作為軍隊，而且這個軍隊並不是常備軍。不僅需要輪番換崗，交換地點，同時兵役的服役期也有一定日期。所以在徵兵制的前提下，為了能夠降低軍事支出的成本，往往是就地徵兵。這也是為什麼漢朝的人口規模比匈奴很大，但是漢朝能夠徵集到計程車兵卻很少，屢次被匈奴侵犯邊疆。

就是漢武帝時期徵集了幾十萬大軍的北擊匈奴，但是就打那麼三次，整個國家的國力就空了，甚至有一些地區爆發了流民起義。除了漢武帝之外，一般沒有人，也沒有皇帝敢這麼做。大部分的時間實行徵兵制的都就地徵兵。方圓不足最多就是想邊疆移民，然後在移民中徵集士兵。

但是在唐太宗天寶年間以後，進行了兵制改革，由原先的徵兵制轉變為募兵制，募兵制就是由將領自己徵集士兵，並且朝廷錢糧作為軍費。軍費到底是中央給還是地方的武將自己籌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解決方式。一開始唐朝政府確實是想把軍事財政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但一方面支出太大，另一方面，當時的唐朝內部人口老齡化以及少子化現象跟現在一樣嚴重，沒有足夠的稅源，所以最終就把軍事財政權也下放到了個地。

這一點保證了地方統帥的軍事財政權。他們本身就有軍事指揮權，負責安定邊疆秩序以及對少數民族出擊。他們有軍事保有權嗎？一開始是沒有的，但是後來由於常年作戰，這種軍事上的保有權，他們也獲得了，最後就是行軍打仗必須要的糧食，這個糧食在最開始也並不是給這些地方軍官的。而是嚴格控制，但還是那一點成本太高，中央財政無力支付。

這才把這一個特權下放給了節度使。這麼做在當時有幾個好處，第一個，中央財政獲得極大緩解，沒有了曾經的壓力，因為當時的唐朝政府最缺的就是錢。巨大的開支被剝離掉了，對於唐朝政府確實是好事一樁。同時，這些權力下放給了周邊的節度使，不僅拱為了邊疆，而且在對外作戰中。軍事力量也得到了提高。唐朝最繁華最鼎盛的時候就是唐玄宗放權任用節度使的時候。不得不說，唐玄宗的一系列政策既造就了唐王朝最後極度的繁華，同時也造就了逃亡潮前所未有的曠世災難。

但是這種兵制改革究竟成功了嗎？我認為是成功的，因為在唐玄宗之後的將近1000年的時間裡，募兵制一直是封建王朝的主要兵力征集模式。唯一一點區別，就是大家都吸收了安史之亂的教訓，把其他的軍事權力做到儘可能的分割，而不是全都委任給節度使。之後的王朝為了這一點也費盡心思，比如說宋朝，為了不讓地方軍政官員掌握糧食，寧可把糧食浪費在道路上。

也絕不允許地方軍官私自屯糧，甚至北宋寧願預設運糧官的貪腐，也不能讓地方有一點兒能夠私吞糧食的可能。到了明朝，除了邊疆移民，屯田以及嚴格控制之外，甚至還把自己的國都放在了邊境線上。形成了天子腳下地方官和武將不能輕舉妄動的局面，但這也使的核心統治區暴露在邊疆一線，甚至在後期畏首畏尾，在需要放權授予地方武將全權處置大權去鎮壓農民起義的時候，中央依然不肯放手。最終導致前線軍隊的作戰能力下降，軍費無法得到彌補。進而造成了很多正規士兵叛逃進入農民軍反過來進攻明朝軍隊的窘境。

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標誌，安祿山、史思明等人背叛唐朝廷，發動叛亂是一場連唐玄宗李隆基都可以預見的戰爭，只是早晚的事，亦或採取措施避免矛盾升級或許伺機收回兵權。

公元742年，唐玄宗宣佈改元，改年號開元為天寶。雖然只是給了一個年號，也向外傳遞了一個訊號，那就是唐玄宗開始驕傲自滿了，開始享受開元盛世的成果了。換句話說，他開始吃老本了。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開始享受，意味著王朝整體腐化，危機開始出現。如果是純是揮霍的話，開元年間共計29年，積累的物質財富足夠李隆基揮霍的，即使出現問題，不至於威脅唐朝的安全。而唐朝最危險的問題來自於軍事上，這個問題就是著名的“外重內輕”，並最初演變為節度使叛亂。

由於開元盛世使得唐朝的實力大增，唐朝的疆域得到了很大擴充套件，為了維護疆土安全，唐玄宗開始在邊陲設定了十個兵鎮，並配置了負責軍事的長官，並稱為天寶十節度使，實際上是九個節度使加上一個經略使。單純的軍事主官對於朝廷威脅不大，即使邊關出現譁變也威脅不了朝廷的安全。

節度使制度並不是唐玄宗獨創，唐朝初年就開始設定，屬於唐朝延續北周舊制。在唐以後，五代、宋都有節度使，到元朝時廢止。真正對朝廷造成威脅的就是安史之亂後和五代時期，最根本的原因是就是唐玄宗時唐朝的兵制由府兵制變成募兵制。這種兵制的變化，給了節度使更大的權力。節度使不再僅僅負責軍事方面，而是逐步獲得地方行政和財政大權，實際上已經接近獨立王國。

原有的府兵制，起源於西魏的宇文泰（北周權臣），由於西魏、北周屬於鮮卑政權，府兵制採取了鮮卑人為兵，漢人為民的非常特殊的兵制。到了楊堅掌權的時候，才打破這種隔離式的兵制情況。朝廷設定折衝府來負責府兵選撥和組織軍事訓練，因此這種兵制被成為府兵制。唐初朝廷設定軍府，從老百姓中挑選兵士，他們平時耕種，戰時召集到一起。府兵制的一個特點是兵士在非戰爭狀態下，是在自己獲得的土地上負責耕種的，並且不用繳納賦稅，但在出現戰爭時，朝廷也不需要給兵士軍餉，兵士還需要自己準備軍服、兵器和盔甲等必備用品。

府兵制對於朝廷來講，有很大的優勢，主要是兩個。一個是朝廷不用增加財政負擔，兵士的各項費用是由自己負擔，不需要朝廷支付軍餉。另一個是兵與將不存在隸屬關係，避免擁兵自重的情況。但這種兵制後來逐步不適應盛唐時期，唐朝不斷對外用兵的局面。因為兵士屬於自費給朝廷打仗，偶爾幾次，還能負擔得起。時間長了，就沒有人願意做府兵。這樣府兵制就逐步被廢棄。

為了確保戰事用兵，同時也是因為盛唐時期，唐朝有了很大的財力。開始募兵制，朝廷招募男丁入伍，並且由朝廷負責衣食，免徵賦役。作為朝廷來講，募兵制是開了個口子，給了邊陲節度使掌握軍隊的機會。也開始了造成了唐朝“外重內輕”的局面。

對於這種局面，作為帝王的李隆基不可能不清楚。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十節度使掌握的軍隊數量要遠遠多於朝廷掌握的軍隊。如果說最高統治者連自己手下有多少軍隊還不清楚，這是說不過去的。只能說，李隆基最大的情況是選擇了暫時擱置節度使做大，以待時機解決。他讓安祿山擔任平盧、范陽和河東三鎮節度使，並且封其為東平郡王，完全是拉攏。作為一個做出過非常傑出成績的帝王，李隆基能夠讓安祿山擔任三鎮節度使並且封郡王，是自己知道實力空虛，不安撫容易有麻煩。試想一下，正常情況下，哪個皇帝會封異姓王。這還不算，李隆基還讓安祿山讓認自己最寵愛的妃子楊玉環為乾媽，還把皇室女子（有種說法說是皇太子的女兒）賜婚給安祿山的大兒子安慶宗。

有人對於李隆基拉攏安祿山很不贊同，認為是安祿山懂得迎合李隆基，並且買通了皇帝身邊的人。安祿山的確懂得迎合李隆基，但作為見多識廣的皇帝，會那多喜歡一個胡人胖子，就是喜歡也不會封王，把皇室女賜婚給安祿山的兒子，完全是政治上的聯姻。堂堂的聯姻皇帝為何如此“巴結”一個胡人，因為當時的李隆基和朝廷重臣都覺得像安祿山這樣的胡人不足為懼，可以大加利用。李隆基晚年逐步多疑，對自己的兒子都不信任，曾經在一天內廢掉三子，還處處提防皇太子。為了維護江山，李隆基的策略就是安撫和拉攏，同時考慮安祿山的實力也很大，李隆基試圖透過其他節度使掌握的軍隊來牽制安祿山，利用西北節度使與東北節度使的矛盾，牽制和穩住安祿山，一旦情況成熟，安祿山有變，再伺機除掉。

而安祿山敢反唐朝，因為真正能夠鎮得住他的人去世了，這個人就是李林甫，李林甫雖然被後世公認為奸相，但其政治手腕不得不讓人佩服。口腹蜜劍說的就是李林甫，作為政壇老手，李林甫處處剋制著安祿山，使得安祿山不敢輕舉妄動。李林甫死後，楊玉環的族兄楊國忠成為新的丞相。如果說李林甫是德不配位，那楊國忠就是能不配位。完全是靠裙帶關係上來的，他為相之處和安祿山關係還不錯。後來玩著玩著就揚沙子了，成為了對頭。

由於楊國忠的特殊身份，多次在李隆基面前說安祿山要造反。李隆基和楊國忠就來了把鴻門宴。安祿山雖然是胡人，但還是很聰明的，覺得自己不去肯定會被李隆基懷疑，在安祿山聲淚俱下的哭訴下，李隆基被矇蔽，不僅沒有處理安祿山，還表示從此以後誰都不可以說安祿山的壞話。

回到大本營的安祿山也是驚出去了一身冷汗，後來李隆基利用幾次重大的活動，試圖讓安祿山參加，安祿山都推辭了。而安祿山的原配夫人康氏還有長子都在長安，顯然是安祿山和李隆基之間為了互信，留下的人質。可惜的是，康氏並不受寵，安祿山也是完全不顧長子安慶宗安危，與唐朝廷決裂，公然反叛。

回到“外重內輕”的問題，究竟有多嚴重。根據估算當時歸朝廷直接指揮的軍隊只有12萬人（一說是9萬），而核定的十節度使的兵力達到了49萬人之多，還不包括節度使可能私募的兵士。而安祿山起兵時組織了15萬人馬，號稱20萬。並且由於內地長期沒有戰事，戰備是比較鬆弛的，軍隊的戰鬥力也不行。在叛亂髮生第一時間，李隆基最初並不相信，一方面有安祿山的哭訴，另一方面他還是蔑視胡人，覺得安祿山沒有這個膽量。在確定安祿山反叛之後，開始組織力量抵抗。這個時候，李隆基開始不斷地犯錯。

本來，安祿山從范陽起兵，到長安還有很遠的路，況且有潼關把守，以逸待勞應該問題不大。李隆基錯誤的軍事幹預，讓唐軍失去了好的戰機，也沒能消磨叛軍的銳氣，反而讓叛軍擴大了戰果，攻佔了潼關。而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李隆基，面對潰敗的局面，早沒有了年輕時，在唐隆之變時果斷。選擇了出逃蜀地，皇帝一跑，軍心渙散，使得本就可以平定的叛亂，持續了八年。從蜀地回來的李隆基已經不是皇帝了，而是默認了遙尊的太上皇。做皇帝前半程的李隆基，有如神助，開創了一個了不起的盛世。後半段也就是天寶年間墮落，失去了天下和帝王的尊嚴，把統一的唐朝引入到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的局面。

之所以說安史之亂必然發生最根本原因是作為帝王的李隆基的虛榮心作祟與矛盾的加劇，有一個詞叫否極泰來，還有一個孿生詞叫泰極否來，這個詞很辯證的說，好到一定程度壞事就來了。開元年間的強盛，並不能支撐唐朝，遠超以往的邊關防禦，當負擔加大和內部腐化出現後，就引起了天下非常大的矛盾。府兵制改募兵制後，邊關將領具備了對抗朝廷的資本，內廷與節度使的矛盾上升，讓有野心的安祿山決定反叛。還有內部土地兼併的加劇也是出現問題的原因。

開元盛世毀於天寶一亂，實屬可惜。否則盛唐還會持續很久。盛極而衰成為封建王朝的一個通病，其實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創業與守業的關係。創業難，守業更難。

鬼扯蛋！安史之亂必然發生根本原因是經過唐高宗、武則天和唐玄宗這麼大時間段，對貴族體系進行清洗，導致結果就是地方政府（實權人物）直接接受皇帝本人指揮，地方領導人物集軍事、人事、財務權力於一身、於一人。一旦皇權出現動盪，地方領導人就實際脫離皇權變成地方軍閥。這與什麼幕府制募兵制根本沒有什麼直接關係。而過去，地方領導人是依耐於貴族體系形成派系，皇權在中間玩平衡，導致貴族對皇權形成威脅。

作者看不懂歷史啊，智商有點缺，傳聲一些狗屁不通的“國學大師”的觀點，還是要有自己的思考。

造成安史之亂的因素有許多，其中有幾點值得後人借鑑，吸取歷史經驗與教訓。

其一：唐玄宗的軍事制度的改革，由幾百年的府兵制改為募兵制，由義務兵改為僱傭兵，這一改革造成了邊疆將領的權力集中，最終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

其二：任用胡人掌權，統兵打杖，給將領的權力過重，包括財權與用人權，以及後勤補給等權力，最終釀成大禍一一安史之亂的發生。

其三：皇帝自身的腐化與社會貪腐之風的盛行也助長了掌握軍權將領的野心，長期的將領不互相調動造就了掌權者有叛亂之心。

其四：軍事制變革改變了軍隊的結構與成分，使得有異心之人趁機掌權，軍人沒有國家觀念與為國敬業思想，僱傭兵當兵為賺錢，其它一概不關心現象嚴重。

由於以上幾點的原因最終促成安史之亂髮生，任何制度的缺點都有可能造成社會大災，對社會的發展起破壞作用。因此說對於唐朝的安史之亂要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從中得到一些教訓，為後世之人提供一些歷史的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