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時期的海外貿易，在明朝早期就已經廣為開展，且海外貿易規模龐大。雖然史料確實記載明朝實施了海禁，但綿延了近千年的海外貿易，不可能因此而戛然而止，所以實際上，所謂的海禁在絕大多數時間內，都是一紙空文，嚴格執行的時間很短。

在明嘉靖時期，唐樞就在《復胡梅林論處王直》中提到真實的情況是“若其私相商販，又自來不絕，守臣不敢問，戍哨不能阻，蓋因浩蕩之區，勢難力抑。一向矇蔽公法，相沿數十百年。然人情安於睹記之便，內外傳襲，以為生理之常”。從這篇文章的記載來看，一百多年來，明朝的海禁幾乎沒有被真正實際執行過，普遍官員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可以說明代在明太祖以後的海禁法令，造成的唯一結果，就是把海外貿易的高額利潤，讓敢於承擔風險的走私商人賺取，從而更大程度上刺激了沿海居民隨之效仿，激發了大家更多人從事海外貿易的慾望和膽量。

到了明晚期的時候，海外貿易更是歷經200多年的積累，繁盛一時。海外貿易發達，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大量白銀從美洲、日本以及歐洲流入中國。據記載，單從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就大約為1億7000萬兩，西屬美洲流向中國的白銀為1億2500萬兩，合計2億9500萬兩。葡萄牙學者曾將晚明時期的中國形容為一個吸金石，形象而具體地說明了中國吸納全球白銀的強大威力。

抱歉，我對明朝的歷史瞭解著實有限。但記得明朝時期好像擁有全世界一半的白銀數量，而大部分來自西方。如果這個說法真實，明朝的海外貿易應該很發達吧

我對貿易這一塊沒研究。不過晁中辰著有《明代海禁與海外貿易》一書。這本書對您提出的問題闡述的比較清楚，不妨可以拿這本書去讀讀。祝新年快樂

明朝的對外貿易分兩類：一種是“朝貢貿易”，一種為私商貿易。朝貢貿易繁榮於永樂、宣德時期，鄭和下西洋就是一種發展朝貢貿易的行為。

洪熙年間，明仁宗停止下西洋的活動，不再增加新的朝貢國，同時還減少封賞，繁榮一時的海外朝貢貿易逐漸衰落。明初實行海禁政策，私商對外貿易活動受限。後來，在利益的驅使下，東南沿海地區的一些商人和豪強鋌而走險，開始從事海外走私活動。這些人具備走私的所有條件，他們擁有資本、海船和水手。他們輸出瓷器、絲絹、鐵器等，又買進香料、珠寶以及東洋和西洋特產。這種貿易活動，大多以“投商人股”的方式進行，走私商靠盤剝入股商人謀求鉅額利潤。只要貿易順利，走私商可獲得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潤。

嘉靖年間，最大的武裝走私集團頭目王直，成為眾多走私集團的公認首領，“三十六島之夷，皆聽指揮”，擁眾數十萬，先稱“靖海王”，後稱“徽王”，甚至“南面稱孤”。明王朝對這些武裝走私集團進行軍事打擊，走私集團則團結起來並連結利用日本倭寇進行對抗，從而造成嘉靖四十多年間曠日持久的所謂“倭寇之亂”。倭寇之亂實際上是嚴禁民間海外貿易政策的必然結果，具有禁止與反禁止鬥爭的性質。倭寇之亂屢打不絕，使明王朝消耗了大量兵力物力，成為了心頭大患。這一時期禁止私人海外貿易的政策，違背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給明朝東南沿海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巨大損失，嚴重阻礙了正常的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嘉靖之後，明朝的沿海經濟較為發達，“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來絡繹於海上” 。這一時期，外國的白銀、香料、象牙、西洋鍾等商品也不斷輸人中國，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的多樣化。

【摘要】隆慶元年，明穆宗朱載屋宣佈在漳州月港開海，允許漳泉兩府商人出海貿易，對傳統政策進行了重大變革。這一政策雖然帶有一定的侷限性，但它對於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使晚明時期的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順利銜接並相互促進 極大地釋放了中國商民的活力。

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與中國古代王朝的海洋經略有直接關聯，尤其與是否允許本國商民出海的貿易政策密切相關。自開國之後，明朝一直奉行禁止沿海百姓下海的「海禁」政策，影響了沿海地區民眾的生計。十六世紀中期，東南沿海地區還曾出現了持續十餘年的社會動亂。面對這樣的局勢，明朝於隆慶元年（1567）在漳州月港實施設關開海政策，這對於被稱為「祖宗定製」的「海禁」政策而言，可謂重大變革，這一政策有效促進了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的相互銜接。明朝前期的「海禁」政策在十六世紀面臨嚴峻挑戰明朝的「海禁」政策源自開國皇帝朱元璋。洪武四年

一是為了應對日本海盜的侵擾。自洪武二年（1369）開始，來自日本的海盜就頻頻出沒於北至遼東和山東濱海之地、南及浙閩的中國沿海地區，尤其是淮安、蘇州、松江等京師鄰近之府，已成為倭寇重點搶劫的地區。為此，明太祖曾運用外交手段解決倭寇問題，但迫於日本南北朝分裂局面而未能如願。二是為了防範方國珍殘餘勢力。原來元末割據浙東沿海一帶的方國珍集團在 1367 年被迫歸降朱元璋，但其中的一些部眾卻利用明朝大軍南下福建的時機趁機攻佔象山縣衙，使明朝在浙東建立的統治秩序面臨挑戰。於是，明太祖頒佈「海禁」政策，以此來隔離和孤立海上敵對勢力。

為了貫徹「海禁」政策，明朝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規定，禁止民間使用外國香料以及其它舶來品，現存者限期三個月內銷燬。同時，又在《大明律》中規定：「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私將應禁軍器下海；因而走洩事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衛充軍。若止將大船僱與下海之人，分取番貨，及雖不曾造有大船，但糾通下海之人，接買番貨，與探聽下海之人，番貨到來，私買、販賣蘇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具發邊衛充軍，番貨併入官。」永樂二年

明朝「海禁」政策違背了宋元以來沿海商民出海通商的歷史潮流，因而很難真正遏制沿海居民出海通商。在洪武（1368-1398）到弘治（1488-1505）年間，東南沿海居民的入海走私貿易活動還只是偷偷摸摸地進行，但進入十六世紀以後，東南沿海居民的海上走私貿易活動開始頻繁發生，尤其是走私分子與沿海豪勢相勾結的集團化走私活動日益猖獗。嘉靖二十六年（1547），受命提督閩浙海防軍務的朱紈上任後，嚴厲打擊海上走私活動，使一些暗中支援走私活動的沿海豪勢惴惴不安。於是，他們鼓動一些言官彈劾朱紈濫殺無辜。嘉靖二十八年（1549），嘉靖皇帝下詔罷免朱紈之職並派員按問，朱紈感到閩浙走私豪勢必然藉機殺他，遂喝藥自盡。

朱紈死後，相關官員不敢言「海禁」事。然而不久之後，江、浙、閩、粵數省沿海卻發生大規模海盜搶劫和燒殺事件，史稱「嘉靖倭亂」（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三年）。「嘉靖倭亂」的發生，是浙閩沿海部分豪勢與海上走私商人矛盾極化的產物。據史書記載，這些主導動亂的武裝集團首領許棟、王直、陳東、徐海、洪迪珍等人，早年都有「通番」的經歷，到滿刺加（今馬六甲）與佛郎機（指葡萄牙）人交往並引誘他們前往閩浙沿海島嶼，又往來互市於日本以及東南亞諸國。顯然，他們的興起與葡萄牙人於 1510 年（時為明正德五年）佔據馬六甲繼而來到東南亞有直接關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各自透過新航路，先後於十六世紀初來到東南亞，使中國商品的市場需求從東南亞迅速擴大到歐洲，直接刺激了中國走私貿易勢力的壯大。因此，「嘉靖倭亂」的發生，也是明朝「海禁」政策導致的全球化與中國市場需求之間相互矛盾和衝突的結果。

明朝作為漢民族統治的最後一個王朝，有很多人對明朝的滅亡都覺得很可惜。

明朝對外的貿易具體的也不能叫貿易應該是朝貢體系，中國古代一直以天朝上國自稱，什麼都不缺。鄭和的下西洋用自己的絲綢瓷器與他國做交換而且都是賠錢，換來了長頸鹿，珠寶等，並沒有做一些實際的貿易往來，下西洋的這些國家也沒有派來貿易官，來的都是一些參觀客，到後來鄭和下西洋也就在沒有進行下去，因為沒有錢沒有辦法支撐這樣的大型活動，朱棣死後下西洋也宣告結束。朱棣年間，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是放開的只是朝貢貿易，民間私人仍然不準出海。而後隨著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嚴格，雖起到了自我保護的作用，但大大阻礙了中外交流發展。

隆慶年間明朝政府調整政策，允許民間赴海外通商，史稱隆慶開關。海禁的解除為中外貿易與交流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局面。

明朝的海禁政策自洪武年間開始到明末海禁的廢弛經歷了一個多變的 過程。從明初嚴厲的海禁政策，永樂年間海禁的鬆弛，永樂後（洪熙—弘治）海禁政策的再強化，嘉靖年間的海禁政策高度強化，隆慶開放和海外貿易的迅速發展， 明末海禁的廢弛。這些政策對明朝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朝初期對海外貿易是朝貢貿易。這種海外活動的初衷僅僅是希望透過貿易的手段來獲取國家的榮耀感。對此，我們可以從《明經世文編》中得到印證：“柔遠之道，此前代之所行，亦我朝之故事也。”而在《上太平治要十二條》中，則這樣說道：“夫馭夷狄之道，守備為先……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莫不率服矣，何勞勤兵於遠哉！”

由此可見與西方海外貿易拓展有著本質的不同，主要區別體現為：

一、西方進行海外貿易主要是外了進行殖民掠奪，開闢殖民地，搶戰當地財富，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而明朝的朝貢貿易是與各國建立良好的外交關係，宣揚國力，是本著，平等，友好的原則。

二、只是一種宣揚國力的手段，與其說是海外貿易拓展，不如說是德行感化。並沒有給國家帶來實質好處。

因此，明朝的貿易更確切地說是一種朝貢貿易，而非西方所推行的武力軍事作先鋒，為商人開路的政策。古代中國對外的關係是屬於“中央與地方關係在國際關係中的延伸”。

這樣看來，明朝朝貢制度下進行的貿易只是“懷柔遠人”的工具，而不是為了增加國家財富—雖然客觀上也在一定時期促進了經濟增長和國庫充盈。但隨著倭寇和海盜的猖獗，海禁被提上了日程，限制對外貿易活動，為了體現“懷柔遠人”“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皇威，。

在很多時候往往大於進貢者進貢物品的價值。給財政帶來了負擔。

隨著明朝國力的衰敗，朱棣的去世 ，這種入不敷出的海外貿易不得不停止，在中後期走向衰敗。這時的世界貿易處於繁榮時期，歐洲人熱衷於海外貿易拓展，開拓海外殖民地，大約從16世紀開始，因美洲白銀的大量開採以及日本白銀的流入，白銀的國際市場需求量激增，以16世紀到18世紀為例，僅美洲就大約產出了6萬噸白銀。大量的海外白銀中，有不少流入了明朝，宣德、正統以後，民間海上貿易繁榮起來，就算朝廷嚴厲禁止，依然難以阻擋，衝擊著朝貢貿易。

明朝的朝貢貿易與西方的海外貿易有著本質的不同，西方的是商品經濟推動的結果，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尤其是新航路開闢以後歐洲各國加緊對海外的殖民掠奪，掠奪財富，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明朝是統治者宣揚國威的手段，明朝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決定了要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鼓勵農業，限制商業的發展，也就限制海外貿易，維護封建統治。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因此明朝的海外貿易是被限制的。

為了少數統治階級的個人享受和維持統治地位，明朝官方的對外貿易的實質就是搜刮民脂民膏，為統治階級獲利，而沿海百姓只能靠走私來滿足有限的需要，典型的官與民爭利。西方想透過對中國輸出商品獲得白銀收益，結果卻不斷的向中國輸送白銀，中國對它們提供的商品並沒有多少需求，因為主要是為了滿足少數統治階層的少量需要，而它們卻需求大量中國的絲綢、茶葉和瓷器，為了能購買到這些中國商品，它們更需要向世界擴張，它們侵入美洲和非洲，從那裡掠奪白銀，又把它不斷輸往中國，但這種單方面獲利是不可持續的，對西方世界來說，是不公平的，中國賺取了大量白銀，積累了巨大財富，也極大吸引了西方世界，所以，當中國開始自行衰落時，它們便迫不及待的向中國發動了侵略，它們無法透過正常的商品貿易獲得好處，只好用武力掠奪。

明代的海外貿易可以說從明代的早期就已經開始，並且規模相當巨大。有些人一直喜歡津津樂道了明朝的海禁，但實際上所謂的海禁大部分時候不過是一紙空文，真正嚴格執行的時間少之又少。

嘉靖時期，唐樞在《復胡梅林論處王直》中提到實際的情形：

若其私相商販，又自來不絕，守臣不敢問，戍哨不能阻，蓋因浩蕩之區，勢難力抑。一向矇蔽公法，相沿數十百年。然人情安於睹記之便，內外傳襲，以為生理之常。

也就是一百多年來，海禁幾乎根本沒有被實際執行過，官方一直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天順以後，市舶權重，市者私行，雖公法蕩然，而海上偃然百年，此乃通商明驗。

再看其他當時人的話，進一步可以得到驗證。王忬說：

國初立法，寸板片帆不許下海。百八十年以來，海濱之民生齒蕃息，全靠漁樵為活。每遇捕黃魚之月，巨艘數千，俱屬犯禁，議者每欲絕之，而勢有難行，情亦不忍也。與其絕之為難，孰若資之為用。

從上述的記載可見，明代宣德年間，海禁的律令就已經根本得不到嚴格的執行，私人出海通商的記載也不少。原因並不是什麼吏治腐敗，而是 “蓋因浩蕩之區，勢難力抑”，“勢有難行，情亦不忍也”。



成化弘治之際，就有“豪門巨室，間有乘鉅艦，貿易海外者”之舉，正德年間，“豪民私造巨舶，揚帆他國”就更多了。到了嘉靖年間，海外貿易帶來的鉅額財富已經足以讓人眼紅。正是因為海禁廢弛，私人海商無所忌憚，才導致海盜蜂擁而起，正如明遺民林時對所說：

海禁久弛，島夷內訌，奸人王直、徐海、汪五峰等勾引之，深入內地，禍連三省。

可以說，明代在永樂以後逐漸變成一紙空文的海禁法令，唯一結果就是把海外貿易的高額利潤全部拱手讓於私人，並因此更大程度地刺激了沿海居民從事海外貿易的強烈慾望。

到了晚明，海外貿易發展經過兩百多年積累，已成磅礴浩蕩之勢，繁盛已極。

海外貿易發達的結果是大量白銀從美洲、日本以及歐洲流入中國。李隆生在一個表格裡列舉了莊國士、Von Glahn Yamamura & Kamiki Brading & Cross Atwell Reid Kobata等眾多學者對於明季從日本和西屬美洲流向中國的白銀數量的不同估計，然後取了一個平均值，得到估計如下：

若取各家平均，則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為1億7000萬兩，西屬美洲流向中國的白銀為1億2500萬兩，合計2億9500萬兩。所以，整個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銀可能近3億兩。



事實上這個估算可能還是偏低的，《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一書中說：

綜合粗估結果，1570—1644年美洲白銀總共大約有12620噸流入了中國。

把噸換算成兩，這就相當於3億3653萬多兩白銀流入中國。如果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仍舊按照1億7000萬兩計算，則明季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當在5億兩以上。

有一點是可以證實的，那就是，在大量研究基礎上作出的估算，證明了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和佔美洲產量一半的世界白銀流入了中國，總數龐大。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將晚明時期的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形象而具體地說明了中國吸納了全球的白銀。然而我們切不可忘記，這麼多的白銀，是用中國的商品交換而來的，因此晚明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海外貿易的發展，過去顯然是低估了，應該重新給以評價。

明朝初年,即明太祖朱元璋和建文帝朱允炆時期,明朝主要採取的是閉關鎖國的政策.甚至連海邊的漁民都禁止出海打魚.到了明成祖朱棣時期,明朝開始對外開放,並且派鄭和七下西洋.宣揚大明朝.朱棣採取放寬策來刺激外來貿易.對外來的商人,不收關稅,並且只要商人一到海關就實行公款招待.對外來商人的貨物也不實行管理,甚至連軍火武器都可以公開地交易.所以明成祖以後的明朝對海外貿易是非常支援.並且大力鼓勵的.

清朝前期對外貿易政策也與明朝相似具有閉關性.康熙年間開始

1683年清朝攻佔臺灣後，康熙接受東南沿海官員請求，停止了清初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開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許與西方貿易。康熙曾口諭大臣們：“除東洋外不許與他國貿易”，並說：“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而且此時日本的德川幕府為了防止中中國產品對日本的衝擊，對與清朝的貿易採取嚴格的限制。因此，此時的海外貿易與明末相比，已經大為衰弱。到了乾隆以後，清朝開始實行全面的閉關鎖國政策.直到鴉片戰爭以後,西洋等國的堅船利炮才轟開了中國的國門.南京條約之後開放廈門和福建兩省作為通商口岸.然而,當時的清朝的國力衰弱，政治腐敗。統治者實行的對外開放只是想求得戰和.之後的李鴻章意識到西洋的科學的長處,大力開展"洋務運動".希望"師夷長技以制夷".些後的清王朝才算有了真正的對外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