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國在戰國初期率先改革，任賢用能，國力強盛，成為戰國初期第一強國，與秦的河西之戰，大敗秦軍，奪取肥沃的河西之地；向北消滅中山國，南敗楚國，東敗齊國，一時成為四戰之地，魏國強盛，成為周天子外第二個稱王（第一個是楚國）的諸侯國。

但是，在魏惠王時期，由於魏國對人才的處理不當，導致魏國大量的人才外流，人才資養敵國，使魏國走向衰弱，周邊國家變強。其中最重要的損失莫過於孫臏和商鞅的離魏，直接造成了魏國的元氣大傷，並使魏國走向衰弱。

孫臏去齊國後，與魏國的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直接導致魏國軍事上的精銳大部分被消滅，消耗了大量的國力；商鞅在秦國變法後，秦國開始富強，秦收復河西之戰中，魏國最後的軍事精銳損失殆盡，秦國成為以後不斷削弱魏國的主要國家，並最終滅亡魏國。

魏國作為戰國首霸，想當初可是東打齊國，南欺楚國，西揍秦國，北滅中山國，可謂風光無限。就是這樣一個強國卻三代而衰，從此成為中原大地上的一塊肥肉，任人宰割。魏國由盛而衰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流失，其次是國君政策上的錯誤，最後一個就是地理位置的缺陷。

成也人才，衰也人才

魏文侯在位時禮賢下士，師事儒門子弟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人，任用李悝、翟璜為相，樂羊、吳起等為將。這些出身於小貴族或平民計程車開始在政治、軍事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特別是李悝，魏文侯重用衛人李悝在魏國開啟戰國的第一場變法，李悝變法後，魏國便走向了強盛之路。此外想吳起，在河西戰場上打得秦國只能依洛水而建據點來防禦，著名的魏武卒也是吳起所建。正是在這一大批人才的幫助下，魏國成為了戰國第一個霸主。

魏文侯之後，魏國的歷任國君彷彿失去了招攬人才的能力。吳起因為魏武侯的排擠，遠走楚國；孫臏本來是到魏國謀位的，卻因為龐涓的詆譭而遭受臏刑，從此走向魏國的對立面；商鞅更是在魏惠王時期內，既不重用也不殺害的情況下遠走秦國，並在秦國開展了近二十年的變法，最終將魏國從霸主地位拉下。此外還有像張儀、范雎這些魏人因在魏國不受重用，而遠走秦國，為秦國削弱魏國出謀獻策。

三晉聯盟的解散，魏國四處出擊

魏文侯時期內，有一條國策是這樣的——聯合三晉，共圖天下。這樣的政策保證了魏國攻齊、攻楚、攻秦沒有後顧之憂，但是等到魏武侯時期，三晉聯盟破裂。到了魏惠王時期更是攻打趙國、南韓，引發的圍魏救趙、圍魏救韓，直接讓龐涓身死，魏武卒數量大減。政策上的失誤，加速了魏國的衰落。

四戰之地，腹背受敵

魏國和南韓一樣地處中原地帶，本身地理位置就有缺陷，國家強盛時可以四面出擊，一旦國家衰弱則是腹背受敵。正是這種情況下，魏文侯才組建三晉聯盟，怎奈不肖子孫不能理解他的意圖，瓦解了三晉同盟。

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魏國這個戰國首霸最終走向了衰亡。

看完朋友，記得隨手關注蘇子哦~每天都有精彩有趣的內容等著你~~~

第一、因為是首次大統一，阻力太大，裂度太大了，六國遺族不甘心，他們想的就是復國。 二、始皇帝突然駕崩，接班人出了問題。秦二世時期，趙高亂政改法，趙高饞言殺害了始皇帝的其他子女，大臣及大將蒙恬等人，造成了朝庭內部的混亂，失去了控制力和人心。三、秦二世和趙高對起義暴動初期並不重視，趙高等人刻意隱瞞不報，粉飾太平，忙於朝庭內部爭鬥，最終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造成了秦朝的速亡。

“天下苦秦久矣”

這是《史記·陳涉世家》中陳勝鼓動眾人起事時的一句話，那麼天下究竟“苦秦”多久了呢？

戰國時期，秦國自孝公即位後決心圖強改革，重用商鞅，實行變法，並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郡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史稱“商鞅變法”，秦國自此逐步強大。尤其在軍事上，秦國在獎勵軍功、鼓勵殺敵求勝的計首授爵制度下，戰力飆升，秦國軍隊逐漸成為了那個時代令人聞風喪膽的虎狼之師。

秦軍功爵制度，共分二十級，實行純以軍功定賞罰功過的計首授爵制。秦國計程車兵只要斬獲敵人“甲士”（敵軍的軍官）一個首級，就可以獲得一級爵位(公士) 、田一頃、宅一處和僕人一個。斬獲的首級越多，獲得的爵位就越高。簡單來說，殺一個敵人就能得到相應的土地、府宅、傭人等。在這種制度刺激下，秦軍士兵儼然變成只為斬首的嗜血屠夫，普遍勇猛頑強，驍勇善戰。自秦獻公始，昭王止的近一百年間，秦軍斬敵首過百萬級。“流血漂櫓、伏屍百萬”，確不為過。

公元前364年，秦獻公時期，石門之戰，斬首6萬，對手魏國；公元前331年，秦惠王時期，雕陰之戰，斬首8萬，對手魏國；公元前317年，秦惠王時期，修魚之戰，斬首8萬，對手趙、魏、韓；公元前312年，秦惠王時期，丹陽之戰，斬首8萬，對手楚國；公元前293年，秦昭王時期，伊闕之戰，斬首24萬，對手南韓、魏國；公元前279年，秦昭王時期，鄢郢之戰，斬首30餘萬，對手楚國；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時期，長平之戰，斬首45萬，對手趙國。

軍功授爵制除了激勵將士外，也隱含了弊端。秦國之師每戰皆斬敵首數萬，也給普通百姓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不乏殺良冒功），這就間接導致了其餘六國遺民始終對秦國抱有敵視態度，恨之深，仇之切。以上都是歷史背景。

滅六國後，秦始皇統一全國並沿用“禁奸止過，莫若重刑”的秦法，在戶籍編制的基礎上實行連坐。例如雲夢出土的《秦律》記載，戶籍登記有隱匿或不實，不但鄉官要受罰，同“伍”的也要每戶罰一盾，“皆遷之”（即罰戍邊）；《秦律》也把鎮壓“盜賊”放在首要地位，輕罪重刑，即便是輕微的小罪，就會被處以嚴酷的刑罰，甚至偷採別人桑葉不滿一錢的也要“貲徭三旬”（即罰處徭役三十天）。此外，普通人還有極繁重的徭役，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廣大人民所受的負擔和壓迫感。

秦始皇晚年，秦國依然內行刀鋸，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輕視教化，原本掩蓋的內部矛盾逐漸激化。陳勝吳廣大澤鄉起事後，之前被秦始皇平定的六國貴族勢力乘機復辟，一呼百應、揭竿而起，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勢，強大的秦國最終在數年間土崩瓦解。

這個世界上所以事情都是有淵源的，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秦國戰爭慣性太強。可能高層（王族）也意識到了秦國的問題但是卻沒辦法改革。秦始皇曾經試圖改革但是失敗了（軍功封爵制無法適應和平）。秦二世又不怎麼強。六國反秦勢力無法根除

秦帝國突然滅亡的原因，始終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巨大謎團。

後世普遍認為“暴政亡秦”，這個結論是極其武斷的。我還是比較認同秦史學者孫皓暉先生的觀點，剖析地相當深刻，孫老將秦帝國速亡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兩點：

直接原因——突發政變（災難）所導致的中央政權突然變形。

基礎原因——戰國傳統（多事之時，大爭之世，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慣性，導致整個社會迅速地全面動盪。

如果用一句話來揭示秦帝國突然滅亡的歷史本質，那便是：偶然的惡性政變，遭遇了深厚的歷史傳統，深厚歷史傳統擁有的強大慣性力量，絞殺了本質上具有可變性的歷史邏輯。

上面有點過於抽象，下面具體展開說一說：

突發惡性政變

根據現存的史料記載，我們先來一起回顧下，秦帝國驟然滅亡之前所發生的一連串匪夷所思的偶然事件：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確立扶蘇為太子，偶然性一。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固執堅持進行最後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逼扶蘇北上九原監軍，偶然性三。

始皇帝最後一次大巡狩，於諸皇子中獨帶胡亥，偶然性四。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皇帝秘書，掌管機要文書）回咸陽，偶然性五。

始皇帝在蒙毅離開後以趙高兼領符璽令，偶然性六。

始皇帝於沙丘行營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

突法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寫完遺詔，偶然性八。

突法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見李斯會商善後，偶然性九。

長期忠誠無二的趙高突發人性變形之惡欲，偶然性十。

棟樑重臣李斯之突變，最為不可思議，偶然性十一。

扶蘇對假遺詔缺乏辨識或不願辨識，選擇自殺，偶然性十二。

蒙恬、蒙毅相繼入獄，被逼迫接受自殺，沒有任何反抗，偶然性十三。

王翦、王賁父子於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

李斯一錯再錯，大失前半年節操才具，終致慘死，偶然性十五。

胡亥素質過低而近於白痴，偶然性十六。

秦帝國功臣階層因李斯突變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

趙高之惡欲野心膨脹變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

陳勝、吳廣之“閭左徭役”突發暴動，偶然性十九。

關中老秦人人口銳減，對惡性政變失去強大威懾力，偶然性二十。

......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偶然性，不是說這些事件或因素是無原因爆發的，而是恰恰在這一段時間爆發的集中性和突然性，事實上，如果上述眾多的偶然性事件哪怕只有一件或少數幾件不在這一段時間內發生，歷史完全有可能改寫。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這極短暫的一段時間內，這些事件無一例外地集中爆發了。

這次政變的軸心人物是趙高、李斯、胡亥，最為重要的是趙高和李斯，趙高掌握內廷大權，李斯掌握國政大權。既有足夠大的權力影響，又有足夠大的社會聲望。

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並不在於政變開始過程的權謀與惡欲，而在於政變成功之後的再度惡變。再度惡變的誘發因素，關鍵人物在於胡亥，此人完全是一個政治白痴，又進一步誘發了趙高全面操縱國政的野心，從而使得政局徹底走向糜爛。由此帶來了如下惡果：

惡果一，秦帝國堅實的權力結構迅速崩潰。在趙高“誅大臣而遠骨肉”的殘酷方略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殺戮，帝國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權發生了急劇惡變。

惡果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種種社會惡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徵發不減反增，賦稅徵收不輕反重，迅速激發了激烈的民眾反抗，由此激發復辟勢力全面復活，使社會動盪空前激烈，矛盾交織難解，大災難終於突然來臨了。

惡果三，秦帝國群策群力的施政決策方式蕩然無存，驟然轉變為胡亥趙高的荒唐臆斷。

惡果四，中央政令的荒謬，與社會治情嚴重脫節，致使郡縣官吏無所適從，紛紛生出疏離之心。

惡果五，惡政導致秦帝國邊地主力大軍人心浮動，戰心喪失，戰力大減。

九原主力大軍固然糧草不濟，嶺南主力大軍固然山高水遠，然若不是惡政猖獗，以秦軍之頑韌苦戰傳統，必全力以赴挽救國難。以章邯之二十萬刑徒軍，尚能在平亂初期連戰大捷，若秦軍主力全面出動，穩定大局當不是難事。事實上，除了王離一部，兩大秦軍主力皆未大舉出動。其根本原因，正在於政治的惡變，從根基上毀滅了秦軍將士的歸屬感。

敗政惡政無精兵，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從政治決定軍事的意義上說，秦軍聲威驟然消失，並非不可思議的秘密。

由此，秦帝國滅亡的直接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戰國傳統慣性

秦末動亂之快速劇烈，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

從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七月，到公元前209年七月大亂之時，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劇烈亂世。轉折之快，如颶風過崗萬木隨向。在社會節奏緩慢的自然經濟時代，煌煌強勢急轉直下，實在是不可思議。

揭示這種不可思議就在於秦末社會獨有的特質：戰國大爭傳統依然是主導性的時代精神，這就是所謂的“多事之時，大爭之世”。民眾普遍的生命狀態還是“凡有血氣，皆有爭心”。

秦帝國統一天下僅僅12年，此時，七大戰國生死拼殺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新生一代，尚處於上一代人的風信標之下。戰勝者成了統一天下的君王與功臣，他們的主宰感、榮譽感與尊嚴感不可謂不強；而戰敗者則成了失國失地的遺民或罪犯，他們的淪喪感、失落感與自卑感也不可謂不痛徹。兩相對比，此間的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

這種鴻溝，意味著這時的社會心理尚處於巨大的分裂狀態。帝國政權的統一，距離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離。

在這種不定型的可變狀態下，渴望重新回到戰國大爭時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強勁 的社會思潮。其時，天下民心對帝國大政的基本態勢，仍然是春秋戰國的價值法則：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棄你。

而事實是，在人心合一的風向轉折口，爆發了極大偶然性的惡性政變，在偶然的惡性政變遭遇了深厚的歷史傳統之後，歷史傳統所擁有的強大慣性力量，絞殺了本質上具有可變性的歷史邏輯。

這便是秦帝國突然滅亡的歷史本質。

魏國最大的失敗實在馬陵之戰，魏國在馬陵之戰當中損失了10萬將士，連大將龐涓也在此次戰役當中被萬箭穿心。所以，馬陵之戰後魏國的軍事實力背削弱，霸權自然不復存在。國力也逐漸衰退，新的霸權國家逐漸誕生，取代了魏國的霸主之位。

魏國在戰國初期的確是霸主，幾乎打遍天下無敵手，像秦國，在魏武侯時期可以說是被魏武卒吊打。但是在魏武侯以後，魏國就開始走下坡路了。最主要的原因是，魏武侯的兒子魏惠王繼位以後，不懂得任用人才。魏惠王在位期間，第一個軍事人才孫臏被他錯過了，第二個政治人才商鞅也被他錯過了。這兩個富國強兵的人才，他都沒有抓住。

孫臏去了齊國，將魏國的霸權打掉了。商鞅去了秦國，將魏國的政治地位取代了。此外，在魏武侯時期還有一個人才叫吳起，此人被迫去了楚國實行變法，結果楚國強大了。所以，吳起使南邊的楚國強大，孫臏使東邊的齊國強大，商鞅使西邊的秦國強大，當時的魏國唯一能壓制的就只有北邊的趙國和南韓。人才的流失，使魏國遭到了極大的損失。

假如，當初孫臏到魏國的時候，魏惠王能明察秋毫，也不會誤會孫臏，而是重用他。當公叔痤在病重之前，推薦給魏惠王的時候，魏惠王能夠賞識人才，給商鞅一個機會，那麼魏國估計能統一六國。關鍵一點，魏惠王在位時間非常的長，假如他能像秦孝公那樣任用商鞅，中國歷史估計會改變，歷史程序估計會提前。

戰國時期什麼最貴，其實是人才最貴。所以說，國家的強大還是跟統治者有很大的關係，即便是很有才能，統治者不賞識人才。在戰國激烈的角逐當中，這樣的國家，最終是暗淡收場。

魏國起初人才濟濟，民富國強。後來卻由強轉弱，我認為這其中的原因有這些：

一，地理位置。

圍棋有句話叫“金角銀邊草包肚”。魏國就是這樣的，處於天下之中。魏國起初利用自己位於中間的地理優勢，發展經濟，吸引人才，率先強大起來；然後，對其餘六國刀兵相向，威風凜凜的四處擴張。後來，引起天下忌憚的魏國，被六國圖謀，兵災也自四面八方而來，妥妥的四戰之地。

二，戰略錯誤。

魏國啟用李悝、吳起等人進行變法，並且打造出一支強軍。伴隨力量的逐步強大，朝堂上的野心也膨脹起來。魏國把稱霸諸侯，吞併南韓和趙國，統一三晉之地作為戰略目標。

這種戰略目標，從客觀上不符合魏國的利益。稱霸可以獲取更多的資源和戰略空間，但是也會四面樹敵。魏國單挑，誰都不怕；如果其餘六國合手，魏國就不行了。

其次，魏國把吞併的目標設為韓趙是不正確的。尤其是吳起的大軍已經屢敗秦國，佔領了河西地區，秦國已經到了滅亡的邊緣。再加一把勁就能滅掉秦國，徹底解除西邊的威脅。然而魏國沒有趁勢滅秦，反而把吳起調往其它戰場。爾後，便執著於滅韓趙。

假如，魏國當時不四面樹敵，讓吳起大軍滅掉秦國。恐怕，戰國的歷史就要改寫了。

遺憾的是，魏國遭到諸侯的忌憚和算計。先是在攻打韓趙時，被齊國兩次在被後下刀子算計。在桂陵和馬陵兩次慘敗，國力急劇下降。後是被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打敗，並奪去河西之地。從此，魏國徹底淪為二流國家，再也沒有翻盤的機會。

魏國在戰國早期是比較強大的國家，相信魏武卒大家都聽說過吧，那是一隻令所有對手為之喪膽的軍隊。但是後來魏國淪為二流國家，我認為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地理位置。

魏國的地理位置位於秦、趙、韓、楚、齊的包圍之中，四戰之地。無論是西方的秦國、北方的趙國，還是南方的楚國、東方的齊國，都是大國，魏國難以進一步“開疆拓土”。地理位置有那麼重要嗎？當然有，在四面強敵的情況下，國家領土面積狹小，而且魏國的領土和南韓、趙國犬牙交錯，特別是南韓，缺乏戰略縱深，這對魏國是致命的。

第二，變法遲滯。

戰國時代是大變革時代，變則興，守則亡。變法是當時的時代潮流。魏國是最早開始變法的國家，早在魏文侯時期，就任命李悝變法圖強、用翟璜為相革除弊政。但是魏國中後期變法遲滯，被秦國超越。

第三，人才流失。

得人才者得天下。春秋戰國時期，人才輩出。魏國也是人才大國，但是很多寶貴人才流失他國，非常可惜，甚至非常致命。比如說吳起、商鞅、孫臏、張儀、範睢、魏無忌、犀首等等，特別是前幾位，都是有經天緯地之才的，但是要麼在魏國被迫害，要麼在魏國不受重用。

第四，戰爭耗損。

魏國是個小國，經濟實力不足。而戰爭是最比拼經濟實力的了，也是最能傷害經濟發展的因素。魏國與齊國馬陵之戰，大敗；與秦國伊闕之戰，大敗。這兩次戰爭讓魏國從此一蹶不振……

在戰國時期，其實國力還是以“秦楚齊”三國最為強大。

而魏國是在魏文侯、魏武侯”時期最為強大，魏文侯之所以強大，靠的是與南韓、趙國的聯盟一體，其實力相當於沒有分裂的晉國。

魏武侯時期，魏國強大是用了一個有名的兵家“吳起”。

魏武侯死後，魏國大亂，韓趙倆國企圖瓜分魏國，由於倆國意見不和撤了軍。

然後就是“魏惠王”乘機上位，魏惠王時期，魏國的兵力是70萬，那也是經常受到秦國與齊國的攻伐，也就魏惠王任用龐涓時厲害了一陣子，自龐涓被孫臏帶齊軍擊敗後，魏國的實力就弱了，魏惠王死後，到了襄王手上，魏國老是被秦國的張儀率兵欺負，那時魏國的軍隊連三十萬都不到，光戍邊都夠嗆，從此魏國國力不振，一直到被秦滅國。

以前回答過

    魏處中原，百戰為先，自文侯立國，重吳起，法李悝，革吏治，訓新卒，角逐八方，迫秦函谷，震韓攝趙，齊楚大國尤求自保。    

   然自武侯繼，憑私怨，驅重臣，魏始衰。而武卒猶在，列國仍不敢窺之。

   惠文繼位，初政咄咄，納龐涓公叔而百伐猶勝。後繼昏聵，逐商鞅，退張儀，驅範睢，得孫臏而不察其臣，故孝公得法臣，秦則俞強，惠王有言才，語敗眾國，昭襄用政家，遠交近攻，河西數戰，秦未嘗敗績。孫臏事齊，術戰驅魏，徐州相王，霸主何存?不若齊秦，趙改騎射，不害法韓，楚納吳起，昭王鑄臺。列強環伺，魏焉不衰?

   百戰之地，中原腹心，不結四鄰，反生私怨，蠅頭小利，伐秦不死，乃使秦息。不重賢才，政歸紈絝，焉有不敗? 割地侍秦，可有長久?

   中原福地，名將良臣，執天下牛耳，北聯燕趙，南姻韓楚，西北諸族苦秦久矣，奈何其力難為也，如縱合義渠，橫聯巴蜀，其民敢不簞食壺漿翹首以迎之，築千里之勢，環握孤地其中，進函谷，攻櫟陽，秦足敗也。

   嗚呼，齊桓晉文豈可長存，文侯孝公哪有百歲，上以喜惡用人，下以媚言奉君，縱商鞅吳起，亦難強之。

戰國初期，強大的晉國被一分為三，楚國被吳國拖的元氣大傷。至於秦國在也是默默無聞的。總之，在這個時期，整體的局勢很不明朗。無論是強國，還是弱國，無一不進入了虛弱期，更不要談吞併列國，混一天下。

這種平衡沒有保持太久的時間，終於有一匹黑馬脫穎而出打破了寂靜。虛弱時期最關鍵的是讓自己強壯起來。我們這匹黑馬，也就是魏國，執行這兩個政策，一個變革圖強，一個打破傳統的用人規則。透過嚴格的執行這兩條國策，魏國開展了興建水利，變革政治，獎勵耕戰，吸納先進的人才等活動。在歷史的程序中，魏國不知不覺中擔負起了推動歷史的角色。

魏國崛起，有李克，吳起，樂羊，西門豹，子夏，魏成，段幹木等一大批文臣武將的眾志成城，很快有了輝煌的霸業。魏國的衰落，從魏國流失的吳起，犀首，商鞅，孫臏，范雎，張儀，信陵君等一大批優秀人物。這些流失或閒置的人才在他國發揮著巨大的能量，從不同程度上傷害著魏國。正所謂“成於此，失於此”。

魏國強大的時候，領地貌似很寬廣，很穩固。當魏國衰落了，這三塊土地都是一個個定時炸彈，讓魏國疲於奔命。孫武曾言：“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魏國流失的優秀人才范雎吸取這個教訓後，在見到秦王的時候，就提出了遠交近攻的戰略構想。秦國強大了，魏國就遭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