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發生在明代洪武年間。空印，就是在文書上預先蓋上印章，需要用時再填寫上具體內容。此案在當時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當程度的重視[1]。朱元璋認為官吏可以利用空白文書簿冊作弊，所以要嚴懲使用蓋有官印空白文書簿冊者，因為牽連人數眾多，為明朝初期一著名大案

明初規定各地都要派專管錢穀的官吏到南京的戶部去呈報本地的錢糧數量和收支賬目，若是與戶部所記錄的數字哪怕有一絲差別，就得再回到地方官府，重新制造賬冊，然後蓋好地方官府的官印再送到戶部去。

因明初的都城是南京，略偏東，史書說“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裡，近亦三四千裡”。但不管怎麼說，這種無聊的“對賬”要求即使不合理，也得執行，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人想出了一個方便又省事的方法：就是在上南京報賬時，順便帶上由本地政府加蓋了官印的空白賬紙來，按照戶部“正確”的數字抄一遍。既可避免路途的顛簸，又能節省大量時間，這就叫“空印”。這個小聰明很快就流行了起來，成為一種“官場潛規則”。但是這種方法講究精確，費時良久，十分不便。因此人們為求省事，便從中央印個空印在空白文書上，之後地方上再自行填補，這件事欺上瞞下一直不為朱元璋所知，逐漸形成了一個慣例。

然而後來還是被朱元璋知道了，震怒之下的朱元璋將此事一查到底，所有涉事官員全都殺光，一個百姓向朱元璋申訴此事實在情有可原，得到的結局只是被髮配充軍。

“明朝空印案”發生在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那麼這個明朝空印案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明朝初期的時候有這麼一個規定，每年各個地方都要派遣計吏至戶部，將當地一年內官員財政支出和所有的錢穀數目上報給戶部，各級上報的數目與戶部記錄的數字必須完全相一致，稍有差錯，就要被駁回重造賬冊，還必須加蓋原衙門官印。這有點像現代的會計，每年年底都會做一次清算。但是那個時代可不像現在這麼發達，錯了重新再列印一份就好。各個地方官員從當地趕到戶部路途遙遠，要是錯了，再重新來一遍，不但給官員造成麻煩，稽核的時間也會延後。為了避免這樣的麻煩，官員們都會事先帶上一個蓋有官印的空白冊子，如果遇到賬目不對的情況，就可以用空白冊子代替，省去來回奔走的麻煩。這邊空白冊子也不是隨便就拿來用的，上面蓋有騎縫印，除了用來記賬沒有其它用途，而且從元朝開始就有這個習慣，戶部也從不干預。

但是朱元璋得知空印之事後大怒，覺得官員之間會弄虛作假，趁機多報或假報賬目，於是下令將一干官員嚴辦。明朝空印案的大致經過就是這樣，是當時比較大的事件，連坐數萬人。空印案是朱元璋下令對一眾官員持空白冊子的行為進行嚴懲的一件相當轟動的事件，誅殺了數百名官員，連坐數萬人，在當時好一陣議論。那麼空印案起因究竟是什麼呢?事情的起因有三個，主要原因是明朝時每年的大概年末的時候，地方都需派人至戶部報告財政收支賬目，然後由吏部彙總入冊呈給皇帝看，看看一年各地的支出是怎麼樣的，這也是整個事件的開頭。

而事件的經過也是空印案的重要原因是就像所有對賬一樣，收入和支出必須相同，所以官員上報的賬目必須和戶部記錄的完全一致，稽核才算透過，才能進行結算。如果有一點不同，哪怕很細微的差別，都不能透過稽核，必須重新造冊，再重新稽核。重新造的冊子又必須蓋有原地方機關大印才算完成，想想都覺得麻煩，更何況當時可沒有什麼飛機、高鐵，都是馬車來回顛簸。為了節省時間和免於往來奔波的麻煩，前往戶部稽核的官員都會備有事先蓋過印信的空白書冊以防萬一。這就是“空印案”空印一說的由來。

什麼是空印案呢，實際上就是官員為了圖方便，提前給空白文書蓋上大印，再由使用的官員填寫具體內容。

那麼為什麼會發生空印案呢？這就要從當時的歷史環境來說了。

元朝國土太過龐大，交通又極其不發達，所以往往需要先給一些空白文書蓋上大印，以備不時之需。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後，很多地方的官員便延續了這一做法。

加上按明朝規定，每年各布政司、府、縣都要向戶部呈送錢糧及財政收支、稅款賬目。戶部與各布政司、府、縣的數字須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結項。如果有一項不符，整個賬冊便要被駁回，重新填報，重新蓋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朱元璋時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全國各地官員都要到南京來報送賬冊。當時上繳的是實物稅款即糧食，運輸過程中難免有損耗，出現賬冊與實物對不上的現象是大機率事件。稍有錯誤就要打回重報，江浙地區尚好，而云貴、兩廣、晉陝、四川的官員因當時交通並不發達，往來路途遙遠，如果需要發回重造勢必耽誤相當多的時間，所以前往戶部稽核的官員都備有事先蓋過印信的空白書冊以備使用。這原本是從元朝既有的習慣性做法，也從未被明令禁止過。

但是，這件事最後還是被朱元璋發現了，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極其反對腐敗，而空印很顯然給貪官汙吏提供了操作空間，於是這件事情便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視。

盛怒之下，舉國震驚，大量官員因空印文書受到牽連，乃至於被誅殺。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空印案”。

就是地方上的官員拿著蓋了印的空白文冊，到京師在與相關部門交涉後，根據實際情況填寫文冊。避免了地方官員因為帳目不符合，來回奔波長途跋涉修改文冊的辛苦。本來是一種節約時間，提高效率的行為。皇帝卻把這件事理解成了欺上瞞下，貪汙腐敗的卑劣行徑。朱元璋出身底層，深知民間疾苦，卻不瞭解政府官員行政如何運轉的常識。結果屠殺了大量官員洩憤，其實大多是冤死的。

案件的緣由是這樣的：明朝規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戶部報告地方上繳的錢糧賬目，必須府合省，省合部，一層層傳遞上去，一直到部裡稽核完畢，才算手續完備。數字有出入還須重核，這一年的地方財政計劃才能完成。如果對不上，即使只是一個小數字，賬目必須重核，賬冊也需要重新填造，更讓人為難的是所有重修賬冊必須要蓋上原衙門的印章才算有效。

各省離京師距離各有不同，遠的七八千里，近的也要三四千裡。這項制度如果放在今天並不是一件難事，飛機和高速鐵路讓千里之外也變得近在咫尺，但在當時卻是一項令人憂心的難題。雲貴地區的官員要想進一趟京城，就是騎上最快的馬也要在路上顛簸一兩個月。當相關官員風塵僕僕趕到京城敲開戶部大門，進去一核對，發現錢糧賬目有錯。然後折返回去，修訂完賬冊，蓋上官印，這樣來回折騰兩次。也就是說，為了賬冊上的一顆印，往返一趟往往需要花上一年的時間。

這種來回折騰在當時來說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錢糧在運輸過程中會有損耗，這就導致發運時的數字與戶部接收時的數字是不相符的。但在路上到底損耗多少，官吏們事先並不知曉，只有到了戶部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額，所以官吏們習慣用空印文書在京城就地填寫實際的錢糧數字。深受其累的官員很快就發現，這件事是有空子可鑽的。來回奔波千里也不過是為了蓋一個印，因為紙和筆都是現成的，賬冊錯了改就是了，但是官印不能隨身帶著玩。官印帶走幾個月，官府發文就沒辦法蓋章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些赴京核對賬目的官員很快就找到突破口，他們帶上事先預備好的蓋過印信的空白文冊。如果再遇上需要重新核對錢糧，修訂賬冊的情況，就不需要再奔回地方官署所在地，躲在驛館裡，幾個時辰就可以完成。

在這種情況下，帶空印文書進京成了體制內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沿襲多年，戶部官員也是預設這一做法的。朝廷上下人盡皆知，只有朱元璋還矇在鼓裡。偏巧的是，在洪武九年一次檢查戶部錢穀賬冊的例行公事中，朱元璋發現了這一做法。這幫膽大妄為的官員竟然在天子腳下用這種投機取巧的手段糊弄自己。震怒之下的朱元璋成立專案組專門負責對此事的調查，務必水落石出。

按照史料記載，當朱元璋發現了蓋印空白文冊的事時，第一反應是“盛怒”。之所以會“盛怒”，是因為朱元璋“以為欺罔”，也就是他認為那些官員欺君罔上，拿他這個皇帝當傻子。朱元璋偶然知道了這個情形後，認定自己發現了一個官員相互勾結、舞弊欺詐的潑天大案。於是，缺少財務知識的朱元璋大發雷霆之怒，他不僅嚴厲禁止使用空印，甚至將所有在空印表冊上留名的官員一律處死。

有史料證明，空印案中有數以百計的官員被處死。空印案發生的時候，以胡惟庸為首的朝廷官員誰也不敢站出來進言。他們太瞭解朱元璋的性情了，頂風強諫的話，搞不好就會把自己也搭進去。同年十月，帝國的天空出現異象，為了平息沸騰的流言，洪武皇帝下詔，要天下士人上書朝廷，對朝政提出批評建議。

鄭士元不是主印者，待其杖後出獄，鄭士利才敢上書言空印之冤。因為朱元璋曾經說過，會嚴厲懲治那些假公言私者。在這種情況下，鄭士利只有等到兄長的案子結了才站出來上書。一介平民向皇帝直接叫板，他說皇上不知空印是慣例，不能因空印而殺無罪者。鄭士利對於空印案的申辯與批評有以下幾點：一是官方文書要有效，必須蓋有完整的印章，而錢糧文書蓋的是騎縫印，是不能用來為非作歹的；二是錢糧之數，必須縣、府、省到戶部，一級一級向上核准，只有最後到戶部才能知道一個準確的數字，如果“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那麼就必須返回省府重新填寫，勢必要耽誤時間，所以“先印而後書”只是權宜之計，不足以怪罪；三是朝廷此前一直沒有明確禁止空印的立法，現在殺空印者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四是官吏們都是經過數十年才得以造就的人才，就這麼輕易殺掉太過草率。鄭士利在這裡所做的分析，只是還原了事情的本來面目，可以說是有理有據，並沒有過度渲染。他指出了空印案存在的諸多不合理、不合法之處，而朱元璋對此的反應是“大怒”。

他根本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甚至懷疑鄭士利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背後另有主謀。鄭士利是一個敢於直言的聰明人，他已經估計到朱元璋可能羞於認錯。然後筆鋒一轉，為朱元璋開脫道：其實皇上也是為了百姓好，您是怕貪官汙吏藉機挪用這些空印紙，用來危害老百姓。鄭士利把事情看得過於簡單，朱元璋並不是一個糊塗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認錯的人。其實他從安插於體制內的無數耳目那裡，是很容易獲取事實真相的。如果他連這個問題都搞不清楚的話，明朝的天下也就不會是他老朱家的。

既然他已經清楚地瞭解了事情的真相，為什麼還要處罰這些官員呢？真正的原因在他的心裡從來就沒有信任過那些官員，甚至很多時候還將他們視為朱明王朝的假想敵。這種患得患失的心理與他從小的經歷是分不開的，他太瞭解這幫官員營私舞弊的本事。在他看來，官員的良心早就被狗吃了，自己雖然使用他們，但並不代表這些人是忠誠可靠的。空印案之所以會給朱元璋造成如此大的內心觸動，是因為他的過度敏感。雖然他手握皇權，但是這些官員還是拿他不夠重視，他們居然敢不向他請示就私下擅自蓋印。這種做法，等於藐視他的權威。

盛怒之下的朱元璋將鄭士利罰做苦工，作為一個平凡人，他沒有機會見識皇家的威嚴，沒有福氣享受官員的榮耀。在一個人成功與否的世俗衡量標準中，鄭士利是一個人生的失敗者，可是他卻憑藉自己的勇氣完成了個人的壯舉。由於他的英勇行為，這位既非皇親國戚，也非名臣將相的普通人就這樣被載入了史冊。

相對於那些空印案中獲罪的官員，鄭士利還是幸運的，至少他活下來了。案件已經定性，那麼接下來的就是處罰，問題在於全國所有的府縣幾乎都存在著空印現象，法不責眾，總不能將所有的府縣官員都一殺了之吧。這又是一個難題，在朱元璋那裡，似乎沒有他解決不了的難題。他總能做出別人意想不到的事，他也不相信自己能將那些涉案的官員都清洗掉，但是他真的就一步一步去做了。

明代的省級地方機構有三個，即布政司（掌民政與財政）、按察司（掌司法與監察）和都司（掌軍政），三司分權，互不統屬。往下的地方機構府、州、縣，都是由布政司這個系統順下來的，跟其他二司沒有關係。空印案中被處罰的官員大部分是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吏，還有一部分是地方監察官（言臣），也就是各省按察司系統的官吏。只要你被裹挾進來，無論你身在何方，將會去向何方，無論身處繁華或者荒蕪，結果都已經註定。就連那些言官中也有主印者，自然也被納入被殺者的序列。

處罰結果出來，舉朝震驚。主印官員全部殺掉，副手打一百杖充軍。除此之外，連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多有獲罪者，理由是監管不力。這是名副其實的一掃光，平時都削尖腦袋往上鑽營，這下倒好，幹個副職還有機會被拉壯丁留下一條活路，正職就得掉腦袋。這就是所謂的級別越高，責任越大。

需要說明的是，空印案中所殺官員的數目一直以來都存有很大的爭議，有史料記載死者達上萬人之多，也有史料確認是數百人。朱元璋處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員，對副職並未殺掉。殺光所有地方官員，剩下自己一個光桿兒司令顯然是不現實的。其實空印案和朱元璋掀起的肅貪風暴並沒有太大關係，官員們由於工作上的便利採取的一種變通手法，結果演變成了一樁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且有人上書說明真相的情況下，朱元璋執意要拿這件事大做特做文章，實在令人費解。

明初時，中央政府規定各地都要派專管錢穀的官吏到南京的戶部去呈報本地的錢糧數量和收支賬目。若是與戶部所記錄的數字有出入，就得重新發回地方官府，重新制造賬冊，然後蓋好地方官府的官印再送到戶部去。要知道當時上繳的是實物稅款也就是糧食，運輸過程中難免有損耗，出現賬冊與實物對不上的現象是大機率事件。

很可能就是年初的時候，把上一年的財政報表整理好後，經過小半年的跋山涉水終於到了南京戶部，結果就因為一個數據的出入，就得打道回府再來一遍。那麼今年這一整年您就什麼也別幹了，功夫全耽誤在路上了。

可是正所謂這“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聰明的明朝官吏去上南京戶部報賬時，順便帶上由本地官府加蓋了官印的空白文紙來，對賬時按照戶部“正確”的數字抄一遍，交差了事，既交代了中央，又省去了路上的辛苦。

這就叫“空印”。這個小聰明很快就流行了起來，成為一種“官場潛規則”。

但是，誰讓大家遇上了朱元璋這位眼裡揉不得沙子的主呢？

你們地方官，圖省事直接帶空印過來，照著戶部的數字抄一遍交差了事，你們倒是輕生了，那我怎麼辦呢？我這大明朝一年到底能收多少稅呀？還有就是我把賬冊給你們打回去，目的是讓你們自糾自查，看看有沒有人在我老朱家的稅收上上下其手，你們倒好明著來糊弄我？真當我老朱的刀不快嗎！

最後按照柏樺《朱元璋與空印案》來說：“因此空印案牽連的人數應該超過千人。按照當時的官制，官吏總數約2萬人，懲處千人，佔官吏總數的5%，足以引起轟動效應。”

空印案：因為朱元璋的特殊“癖好”，造成數萬人被殺的悲劇。

前言：朱元璋是歷史上非常厲害的一個皇帝，不同其他皇帝的是，朱元璋是完完全全地沒有一點背景透過自己的努力建立了大明王朝，但是在作為皇帝之後朱元璋就出現了皇帝的通病，就是疑心開始變重，因此引發了很多大案，如：藍玉案、空印案等，今天就說說因為朱元璋的特殊“癖好”所造成空印案。

明朝建立之後朱元璋鑑於前朝各代的教訓，盡力制定了各種制度，比如為了防止宦官當道，特讓工匠做出一塊鐵碑，上面寫著“內官不得干預政事”，因此在朱元璋這段時間宦官還是比較少的，只是後代並沒有聽從朱元璋的話，才釀成大患。

而空印案也是關於朱元璋的一個癖好，就是朱元璋為了讓中央的權力更加的統一，就讓每個地方的人每年都要來京城對賬單，這個賬單跟朝廷中戶部的賬單一致，這樣才能知道有沒有人貪贓枉法，這在往年是沒有的，因為這樣做實在是太耽誤時間，京城內部暫且不說，那些偏遠地區的也需要每年來回奔跑，而且如果兩個賬單不一致的話，地方官就要重新回去繼續更正，再回來對照。

雖然這樣做確實可以讓朱元璋能清晰地看到各個地方的情況，但是也有一個很不好的現象就是太耽誤時間，偏遠地區的地方官可能需要三四個月的時間才能來到京城，但是賬單如果出現了一點點的失誤就要重新回去，因為必須要蓋地方專用的印章，這樣出現幾次失誤可能一年都在來回奔波的路上，還怎麼管理其他事情。至於為什麼不把印章隨身攜帶，因為印章太過重要，並且地方其他官員也需要使用。

古人的智慧根本不弱於現在，既然是當官的那麼腦子肯定更加靈活，於是就有了這種辦法，就是在幾張白紙上分別印上章印，最後帶著這些白紙一塊去京城，在跟戶部對賬的時候沒有紕漏最好，就算有了紕漏也能很快解決，就是拿出那幾張蓋了印章的白紙，將錯誤的地方更改之後重新書寫在白紙上，這樣就不用來回奔波了。

剛開始這個辦法得到了官員的大力“推行”，但這肯定是私下的，這些官員也都一個個心照不宣地告訴朱元璋，看吧，古人的智慧就是這麼強大。

事情敗露

天下間沒有不透風的牆，朱元璋最後還是知曉了這種偷懶的方法，非常地生氣，因為朱元璋認為元朝的滅亡正是因為政治的腐敗，讓天下間的百姓民不聊生，這才讓最後的起義軍得到機會，最終打下元朝建立明朝，而現在他們所做的跟元朝時朝廷內部的徇私舞弊差不多相同，朱元璋極為仇視。

吳晗《朱元璋傳》：空印案與郭桓案連坐被殺達七、八萬人

這次朱元璋大怒，朝廷中的丞相和其他高階官員都不敢求輕，最終這些被查出印空印的主事官皆被處決，根據記載空印案和郭桓案共計有七八萬人被殺，雖然是兩案疊加，但是當時滿天下多少官員，偏遠地區的官員數不勝數，由此可見空印案佔據的人數也不在少數。

結語：此案可以說完全是因為朱元璋對天下的控制慾望太強，這才釀成了這種大案，雖然朱元璋此舉是為了不讓別人得到這些空印防止貪汙，但是控制手法實在太過血腥，你覺得對嗎？如果是你，你選擇強行鎮壓還是慢慢教導？

開宗明義第一條，空印案這個案子是個冤案。正因為是個冤案，所以不管是《明太祖實錄》還是《明史·太祖紀》中都隻字不提，我相信朱元璋也是心知肚明，所以才刪改了史書並且讓當時的士林也不敢提及。

以至於到了後世，關於“空印案”的具體發生時間都有了爭論。一個觀點認為空印案發生在洪武十五年。主要證據就是《明史·刑法志》中的一段記載。

先是（洪武）十五年空印案事發。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即改，以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

而也有人以為明史中的這段記載實際上是從方孝孺所寫《鄭士利傳》轉記的，是將“洪武九年”誤寫成了“洪武十五年”。

從《明史·刑法志》這條記載來看，明朝的時候每一年各地方都要派人到首都南京的戶部去審查和核實當年的收支賬目，戶部核查發現賬目不符就會發回，一面是要重新清查造冊，一面又要加蓋地方大印。

即便是如今有各種方便的交通、交流工具的情況下，在核實賬目的時候也會出現各種錯漏，何況是古代那種落後的記賬方式，出錯漏的情況太常見了。

又因為當時交通不發達，一來一往之下，比如你是雲南或黑龍江的官員，賬目錯了你先跑回雲南或黑龍江，重新造冊蓋印帶回南京，如果不幸又除了岔子，又要跑回去。

一個賬目核對怕不是一年都完不成。

因此為了提升效率，就有了約定俗成的一個做法，那就是各地方委派的官員都會帶著一些事先已經蓋過大印的空白文書以備萬一。

有人就問了，為什麼不把大印帶在身邊或另刻一方大印？古代私刻官印要被處死，因此就一個大印，你帶走了，地方上如何辦公？

因此這件事就沒有兩全的做法，官吏們也是逼於無奈，才想出攜帶蓋好印的空白文書以備用的辦法。

這原本從元朝開始就預設的做法，明朝開國以來也從未明令禁止過。

對於官員們來說，這是許許多多官場上的預設做法之一，也不是為了圖利，只是為了能完成任務而已。

如果一定要論對錯的話，作為主管的戶部沒有考慮到各個地方的實際而安排了一個本來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導致地方上只能想出這種認真追究起來也確實有違官制的做法。但是朱元璋不管，也不想管，或者說他只是想找一個藉口清理一下官場，震懾一下官員，最終的結果就是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

明太祖是歷史上出了名的對於官員的任何出格行為都“眼裡容不下沙子”的嚴酷君王，他統治期間的四大案，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其他幾個案子都算師出有名，所以在明太祖時期的史書上都有比較詳盡的記載，唯有一個空印案省略了。

由此也可見，朱元璋對於空印案是有悔的。

一直以來，很多人都很盼望能夠擁有官職，但是在洪武時期，人們卻很不願去做官，做官成了一個高危的職業，京城的官員每次上朝都會與妻子訣別，就好像一去不回那般，而如果傍晚的時候，平安無事的回來了，就會十分慶幸，又多活了一天。

對於貪汙腐敗的人，皇帝十分的心狠手辣，只要抓住貪汙的罪行，必將斬盡殺絕，也正是因為朱元璋的這種寧殺錯不放過的做法，導致枉死了很多的人，出現了很多的冤案。最為出名的就當數空印案了。

洪武初期，根據規定，各個省市縣每年都要向財務部繳納錢財糧食並且還要上交賬務明細，並且要嚴格按照等級，一次上交，縣級上交給市級，市級上交給省級，省級再上交給財務部，最後再透過相關官員的對比考察，只有賬目和和各地布政司手中的賬目完全相同，才算可以，由於當時朱元璋的治國手段相當強硬，一旦官員有做的違背了朱元璋的意願，很可能就會人頭落地。並且一旦這份報表有一丁點差錯，這份賬目報表就會被退回返工，重新上交稽核。

這其中最讓人為難的並不是重新制作賬目報表，而是相應的負責人需要再重新返回各級政府蓋章，十分的浪費時間、人力和物力，隨後再由相應的負責人上交到京城，但是朱元璋一人的智慧是不可能敵得過文武百官的，為了解決重做賬目報表不浪費時間、人力、物力的問題，人們會在前去上交賬目報表的之前做好另外一份報表，只不過這份報表是空白的，並且早已經蓋好了各級政府的章，一旦報表不合格需要返工，在京城便可以立即重新制作一份，無需再重新去各級政府蓋章。

慢慢的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採用這種方法，但殊不知一樁慘案也正才慢慢醞釀，很快，這件事就傳到了朱元璋的耳朵裡，向來嚴厲且多疑的朱元璋聽到這樣的訊息後勃然大怒，認為朝野中的各級官員互相袒護，共同貪汙，一道聖旨傳下，各級的官員都受到了牽連，不論是布政司內的官員還是府中的官員或者是縣級的官員，全都被冠上了欺君之罪，總共涉及234個州、1171個縣的大小官員全被處死一時間，京城的天空好像都被鮮血染紅，這些被處死的官員都是貪官汙吏嗎？當然不是，其中也有不少的好官，但是朱元璋的理念便是寧殺錯不放過，所以那些好官便被一些貪官牽連，成了朱元璋的刀下冤魂，彷彿在刑場旁還能聽到這些冤魂為自己的辯解。而官微相對較低的官員就要走運一些了，沒有丟掉性命，但也是捱了一百棍的處罰，在古代的刑法都是十分狠毒的，一百棍足以打到皮開肉綻，鮮血直流，充軍的或者流放的數不勝數，無數的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強盛的國家宛如人間地獄一般，人們再一次體會到了朱元璋的殘暴，也更加讓人們恐懼入朝為官。

事與願違，朱元璋非但沒有為此案平反，反而是更加憤怒，以為這封信是一個更大的陰謀，是有人在背後指使，於是降罪於鄭士利兄弟二人，並且直到最後，也沒能拯救空印案中的任何一個無辜的人。

明初四大案，都由朱元璋親自負責，個個有的放矢、用意明確：

胡惟庸案，是為了清除功勳文官集團，隨後趁勢廢除宰相制、強化皇權；

藍玉案，可以看作武將版的胡惟庸案，目標是清除功勳武將群體；

而空印案、郭桓案，則聚焦於整頓吏治、打擊貪腐，試圖以鐵血手段清洗傳統官場習氣。

由於這種“別有用心”的動機，在處理上述案件時，朱元璋秉承著從嚴、從重乃至“借題發揮”的態度，打破法不責眾的常理、動輒數萬人被處死。

雖然是亂世用重典，但朱元璋的做法帶有明顯的小題大做之嫌，一些案件當事人並沒有主觀的“犯罪”動機，更多的是出於傳統、習慣，比如空印案。

所謂空印，指的是在空白賬本上事先蓋好印章，具體內容事後再填寫。

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屬於典型的舞弊，有明顯的做假賬之嫌。但如果結合當時的情況、弄清楚這種舉動的起因，就會發現其帶有一定的“合理性”。

按照明朝的規定，在每年年底，各級政府機構（布政司、府、州、縣等）都要派人前往京城，找戶部核對轄區內的戶口、錢糧、軍需等等資料。

這看似常規管理類的操作，好像沒啥毛病。但關鍵在於，有這麼兩項規定：

第一，地方提交的賬目、檔案，必須要加蓋所在政府的官方印章才具備有效性；

第二，各地方的賬目資料，必須要和戶部所做的賬目完全吻合，哪怕有一絲出入，都得打回地方重做。

於是就經常出現這種局面：

某地方負責官員帶著全套賬本，不遠千里、跋山涉水，歷時十多天趕到京城；

還沒等他喘口氣，在朝廷裡跟戶部對賬時發現，雙方的賬本關於某一項開支有十兩銀子的出入；

於是，全套賬本被打回，重新核算、重新蓋章，然後再重新提交；

這個官員於是連忙帶著檔案往回趕，一來一回，一個月沒了；如果只需要改一次倒還好，假如折騰個兩三回，報賬肯定要逾期，這裡面的責任，夠有關人員喝一壺的。

於是，一直以來，各地方形成了這麼一個潛規則：對賬人員進京時，除了攜帶常規賬本外，還會多帶幾套空白但提前蓋章的賬冊，一旦正本沒透過，便就地重新填寫，而無需專門為此趕回原地蓋章。

多年來，各級官員一直按照這種變通手段報賬，大家都習以為常。直到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偶然”瞭解這一情況，頓時龍顏大怒，要求有關部門嚴厲徹查這種徇私舞弊、上下串通的惡性事件。

案件爆發後，大量官員被捕入獄，按照朱元璋的一貫作風，很多人明白會是什麼後果，因此，他們極力為這種做法進行辯解。其中，湖廣按察使僉事鄭士元因此事被抓後，他的弟弟鄭士利上書申冤，所做的解釋很有代表性：

其一，所有的賬本都在所在地留有存根，相應人員在京城修改只是應急的權宜之計，也不可能產生過分的出入，根本無法亂編亂造、弄虛作假；

其二，對於這種做法，朝廷有關部門從來沒有明確指出它是違法的，也沒有明文禁止過。如今突然要加以重罪，讓人不服。

可以說，鄭士利把空印這一行為產生之所以存在的背後邏輯闡述得相當清晰，說白了這就是一種各方都預設（包括朝廷）的行業潛規則。

就算是朱元璋，說他是“偶然”獲悉，其實也沒啥說服力，按照他特務密佈的做派，這種曠日持久的大範圍對賬模式，控制慾這麼強的他不可能不清楚。說白了，他就是借題發揮，以此為契機殺雞儆猴、整頓官場。這些人倒黴，純粹是因為剛好撞槍口上了。

最終，所有參與者都被處死。涵蓋了全國13個省、141個府、1000多個縣管理印章、簽名的官員，他們的副手也被髮配充軍。甚至上書試圖挽救哥哥的鄭士利也沒逃過一劫，兄弟倆都被處以極刑。

空印案之後，明朝的吏治真的清明瞭一陣子。不過，依靠屠殺、而非合理制度，這種顯示的問題不會得到解決，吏治也不會真的徹底改觀。九年後，又爆發了戶部侍郎郭桓倒賣官糧案，共有幾萬大小官員、地主富強被牽連，可謂殺人無數、血流成河，可惜的是，這仍舊是“治標不治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