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林悟道《韓非子-備內》第十八章 安與德
紅林悟道《韓非子-備內》上一章中韓非子講了君主用權過度，百性徭役過重生活苦不堪言的事。韓非子無形中揭示了兩個根本問題，一是事物由量變到質變，利益也會隨之發生轉移。比如，因對徭役採取了不同的方法，隨著事態的發展，百姓不斷流入權臣屬地，權勢就由君主轉移到了權臣諸侯這邊。二是百姓生活的好壞是檢驗君主治國好壞的唯一的標準。以民為本的思相，是所有先賢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也是思想的落腳點。先賢的思想主要體現在一是對天地大自然的敬畏，並由之產生的天地人和諧共生的思想，二是對人民的敬畏，並由之產生的民為貴的思想。沒有人民那裡的人類的社會，那來的國家，沒有人民君主又有什麼價值。百姓是決定國家長遠君位穩定的關鍵力量。
韓非子以徭役說起，其實以徭役為代表的各種苦難是君主用權過度或失法用權的外在表現。君主的昏庸把百姓推到了權臣諸侯一邊，同時也把生產力與勢力推給了權臣諸侯。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讓事物發生改變是內因起決定性的作用，沒有君主的昏庸，就不會有百姓的苦難，也不會有權臣權勢的興起，更不會有君位的丟失。從國家長遠利益看，百姓徭役的過重是不利於國家長治久安的。其實歷史就是這樣簡單，沒有那麼複雜，百姓只會擁戴能讓自己過上好日子的君主。
今天，韓非子總結了徭役之政，徭役是君主與百姓之間的爭利之事，這裡有一個度的問題，度過了百姓苦，輕了國家無利，都不合理，所以這個“度”很難把握，靠人為是無法解決的，只能靠法律，這是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用法律來制定“度”的標準，用法律法來調和君主與百姓的利。凡事有據可依，才有理可講。韓非子的總結是“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意思是所以說，徭役輕，百姓就安定；百姓安定，臣下就沒有大權；臣下沒有大權，他們的勢力就消滅了；他們的勢力消滅了，恩惠就全歸君主了。韓非子講的很明白，不是不能有徭役，而是適度，最起碼不能讓百姓感覺到徭役是一種無法承受的負擔。為國出力，這是每個百姓應該盡的義務，但君主不能把這種義務變成自己的權力並無度使用。
徭役少，百姓生活自然安穩，不需要別人的救濟，自然不會去投靠權臣，沒人投靠權臣自然無勢，百姓感恩戴德的物件只有君主，而不會是別人。徭役少的好處多多，一是百姓安，二臣權滅，三是德在上。如此好結果，君主憑什麼不做，除非他昏庸到底了。亂世成王，一靠名氣，二靠施惠，才會有民眾的感恩與支援。韓非子可謂把百姓民心爭奪戰的實質說的非常透徹，他並沒有說給百姓多少實惠，而是減少徭役就可，百姓就可以透過自己的勞作獲得生活資料。君主適度合法的應用手中的權力，就能決定百姓的生死，也能決定國家與政權的長久與穩定。
【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
韓非子的徭役論雖是二千多年前的說法，但依然具有很高的現實意義，如果把“徭役”換為“賦稅率”，對現在的實體民企是多麼的重要，賦稅少則民企活。在企業管理中，如何制定員工的工作量與薪酬是一個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看先賢的經典，我們一定要拋棄“封建主義”的理論，就單純的就事論事，你會發現先賢的賢明之處。
紅林悟道《韓非子-備內》第十八章 安與德
紅林悟道《韓非子-備內》上一章中韓非子講了君主用權過度，百性徭役過重生活苦不堪言的事。韓非子無形中揭示了兩個根本問題，一是事物由量變到質變，利益也會隨之發生轉移。比如，因對徭役採取了不同的方法，隨著事態的發展，百姓不斷流入權臣屬地，權勢就由君主轉移到了權臣諸侯這邊。二是百姓生活的好壞是檢驗君主治國好壞的唯一的標準。以民為本的思相，是所有先賢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也是思想的落腳點。先賢的思想主要體現在一是對天地大自然的敬畏，並由之產生的天地人和諧共生的思想，二是對人民的敬畏，並由之產生的民為貴的思想。沒有人民那裡的人類的社會，那來的國家，沒有人民君主又有什麼價值。百姓是決定國家長遠君位穩定的關鍵力量。
韓非子以徭役說起，其實以徭役為代表的各種苦難是君主用權過度或失法用權的外在表現。君主的昏庸把百姓推到了權臣諸侯一邊，同時也把生產力與勢力推給了權臣諸侯。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讓事物發生改變是內因起決定性的作用，沒有君主的昏庸，就不會有百姓的苦難，也不會有權臣權勢的興起，更不會有君位的丟失。從國家長遠利益看，百姓徭役的過重是不利於國家長治久安的。其實歷史就是這樣簡單，沒有那麼複雜，百姓只會擁戴能讓自己過上好日子的君主。
今天，韓非子總結了徭役之政，徭役是君主與百姓之間的爭利之事，這裡有一個度的問題，度過了百姓苦，輕了國家無利，都不合理，所以這個“度”很難把握，靠人為是無法解決的，只能靠法律，這是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用法律來制定“度”的標準，用法律法來調和君主與百姓的利。凡事有據可依，才有理可講。韓非子的總結是“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意思是所以說，徭役輕，百姓就安定；百姓安定，臣下就沒有大權；臣下沒有大權，他們的勢力就消滅了；他們的勢力消滅了，恩惠就全歸君主了。韓非子講的很明白，不是不能有徭役，而是適度，最起碼不能讓百姓感覺到徭役是一種無法承受的負擔。為國出力，這是每個百姓應該盡的義務，但君主不能把這種義務變成自己的權力並無度使用。
徭役少，百姓生活自然安穩，不需要別人的救濟，自然不會去投靠權臣，沒人投靠權臣自然無勢，百姓感恩戴德的物件只有君主，而不會是別人。徭役少的好處多多，一是百姓安，二臣權滅，三是德在上。如此好結果，君主憑什麼不做，除非他昏庸到底了。亂世成王，一靠名氣，二靠施惠，才會有民眾的感恩與支援。韓非子可謂把百姓民心爭奪戰的實質說的非常透徹，他並沒有說給百姓多少實惠，而是減少徭役就可，百姓就可以透過自己的勞作獲得生活資料。君主適度合法的應用手中的權力，就能決定百姓的生死，也能決定國家與政權的長久與穩定。
【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
韓非子的徭役論雖是二千多年前的說法，但依然具有很高的現實意義，如果把“徭役”換為“賦稅率”，對現在的實體民企是多麼的重要，賦稅少則民企活。在企業管理中，如何制定員工的工作量與薪酬是一個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看先賢的經典，我們一定要拋棄“封建主義”的理論，就單純的就事論事，你會發現先賢的賢明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