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佛教因果論。

孝在中國具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說長期以來古代中國都是講究的以孝治國。

要不怎麼有忠臣孝子這個詞呢

為人子而不孝，你怎麼可能會成為一個忠臣？！自己的父母都不去孝敬，還會忠於沒有血親的君主？！

提倡孝道，是歷朝歷代君主所重視的。

勸人盡孝，自然是要用到各種各樣的方法

諸事不順因不孝也就不難理解了

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句話，讓大家能成為一個敬老愛老的人

就是透過這樣一句話，告誡那些不敬老不愛老的人，如果你這樣，這一輩子是不會有什麼順心的事的！

挺好！挺好！

至少讓那些不孝的人聽了心裡都是慌慌的，不管他們信還是不信

可以這麼理解，但孝有區分，不知你說的是哪個孝，不過無妨，都可以找到出路。

狹義的孝：人倫禮制

廣義的孝：遵循於自己的內心。

萬事皆遵循自己的內心哪還有不順

一、生於憂患的精神力量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是孟子的名言。憂患意識，在中國思想傳統上被看作是激勵人生奮進不息的精神力量。人生充滿著憂患。“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憂患是伴隨我們民族成長、發展的一種情感。生產力的低下，致使以農立國的中國古代社會缺乏克服自然災害的必要手段。氣候的反常，河流的泛濫，疫病的流行，地震，山崩，都可帶來大災難。赤地千里，餓殍遍野，饑民流離轉徙死於道路，甚至易子而食的慘劇史不絕書。人事變遷，政局動盪，則為產生憂患的另一根源。諸侯兼併，群雄逐鹿，都會給老百姓造成巨大的痛苦。“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一將功成萬骨枯”，都是對這種災難的真實寫照。還有個人的進退出處，生老病死，也無不充滿憂患。這些痛苦、災難，一方面給個人帶來不幸，另一方面也往往造成王朝的興衰更迭。

“人生愁恨何能免”，人世間的種種憂患，就主體的態度而言，可以區分為兩種。一種是從自我出發，又迴歸到自我。個人受到環境的壓迫，天災人禍帶來了憂慮不安、焦灼痛苦，為了使痛苦的心靈得到撫慰，這種人或尋求感官的刺激，沉湎於醇酒美人、聲色歌舞之中，醉生夢死，以麻痺自己的神經，忘掉憂患，求得暫時的解脫。或徜徉於山水，寄情於詩畫，遊心於玄理，以求精神上的超脫，得到心靈的慰藉。這種從自我到自我的憂患，典型的表現時期就是魏晉。“悲涼之霧，遍被華林”，是魏晉時期的時代特徵。

另一種憂患則是從自我走向社會。主體所感到的憂患，既有外界環境對個體壓迫造成的個人憂患，而更多的則表現為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的憂患。具有這種憂患的人，是一批具有豐富的知識修養、銳利的眼光、開闊的胸襟、敏感的氣質計程車人。他們的憂患，是對國家、民族、社會命運的擔憂，這種憂患不僅僅是憑感覺，而且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之上。他們的知識才能使他們能明於治亂之理，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社會治亂興衰的規律；高度的敏感和銳利的眼光，又使他們能見微知著，洞察隱患於未萌之時。除了高度的理性自覺外，這種憂患意識的特點，還表現在它的超越性。這種超越，首先是超越時代，其次是具有憂患意識的人超越自我。

超越時代是憂患意識的顯著特徵。如果說前一種憂患多出現於社會動盪、民不聊生的衰世，如魏晉，這種憂患則既產生於衰世，也產生於“盛世”。《周易·繫辭下》引孔子的話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滿足於今日之安樂，就可能導致日後之傾危；滿足於儲存現在之所得，就可能導致日後之滅亡；滿足於目前之太平，就可能導致日後之禍亂。因此置身於安樂之中，要考慮到傾危的可能；國家社稷雖存在，要考慮到滅亡的可能；處於太平之中，要考慮到禍亂的可能。這樣才能保國全身。具有這種遠見卓識亦即具有憂患意識的人才是“君子”。這種“君子”是國家民族的智慧和良心，他們的眼光，不再侷限於一己之小我，而是憂慮著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常常“盛世”而作“危言”。西漢賈誼，自幼留心經世濟時之學，顯示出卓越的才能，18歲時，就“能誦詩書屬文”，有了一定的名望，22歲時被漢文帝任為博士。賈誼生當史稱“文景之治”時期，漢初以來，由於推行與民休息、發展生產的政策，到文帝時生產有了很大的發展，國力逐漸強盛，而在這一片昇平氣象中，賈誼獨獨產生了深重的危機感。他看到太平景象下的隱憂：外有強大的匈奴屢屢侵犯內地；內部由於天下初定，許多制度尚不完善；封國王權勢過於強大，有可能危及皇朝的穩定。因此他多次上書言事，在《治安策》中，他強調安不忘危，分析了當前的形勢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他向漢文帝敲響了警鐘：向皇上進言者都說天下已經安定太平了，我獨以為還沒有。那些說安定太平的人，不是愚蠢就是諂媚，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亂之道的人。就像睡在一堆木柴上面，下面點起了火，火還沒有燒到身上而自以為安。現在的形勢與此又有什麼不同呢？他針對現實中潛在的危機，提出了一系列對策。對於匈奴，他主張堅決抗擊，消除邊患，不能以金帛買太平，苟且偷安。對於所封諸王國，他主張“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即逐級多封諸侯，把原封國逐漸劃小，封給原王的子孫，以削弱諸侯國的力量，使中央政權易於控制，加強中央政權的力量。他不僅提出了這些消除隱患的具體措施，還提出了完整的治國方略。他在《新書》及《過秦論》中，都提出民為國之本，治理國家首先要安民。“自古至今，與民為仇者”，遲早都要被人民推翻，秦二世而亡，就是一個深刻的教訓。賈誼的種種建議，在當時沒有被文帝全部採納，但事態的發展證明了賈誼預見的正確。幾十年後，以吳王劉濞為首的吳楚七國發動叛亂，幾乎顛覆了西漢皇權。漢景帝派周亞夫率兵平定了叛亂，滅掉吳楚七國，又對同姓王的權力作了嚴格的限制，加強了中央集權。後來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又把原來各國只由長子繼承，改為其他子弟也能繼承，使諸侯國越來越小，無力與朝廷抗衡。這實際上是實現了賈誼的主張。

中國歷史上漢唐並稱，唐玄宗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又一個盛世。但四海統一、國力富足的表象下掩蓋著尖銳的矛盾。詩人杜甫在歌舞昇平之中敏銳地察覺唐皇朝已是危機四伏，在詩中表現了濃厚的憂患意識。他看到了玄宗窮兵黷武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對生產力造成的破壞：“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看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尖銳的階級對立；看到玄宗寵信奸佞及貴戚的驕奢淫逸。他為此深深地感到憂慮，為國家、為人民的命運擔憂，“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同時他預感到一場大風暴即將來臨。天寶十一年(752年）秋，杜甫與高適、岑參、儲光羲、薛據五人同登大雁塔，寫了一首紀遊詩《同諸公登慈恩寺塔》。雖是紀遊詩，卻無遊冶的愉悅，而是“登茲翻百憂”。全詩呈現出濃重的憂患意識。登塔縱目，作者眼裡全無昇平景象：“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表現了作者對皇帝昏庸、權奸誤國的時局的看法。時局已危，而統治者卻仍一意尋歡作樂，全不顧大亂將作（“惜哉瑤池飲，日宴崑崙丘。”）。作者更感痛心的是芸芸眾生，渾渾噩噩，對國家的危機毫無察覺，仍一心貪祿戀位，為自己打算，“各有稻粱謀”。事實也正是如此，與杜甫同遊的四人也均有紀遊詩，其中有三人詩篇儲存下來。從這些詩看，杜甫的朋友們有的寫大雁塔建築的雄偉，有的寫登塔而了悟佛理，有的還稱當時為“盛時”，以“盛時”仕途不得意而羞慚（高適：“盛時慚阮窮”），都沒有發覺，當然也不可能表現國家潛伏的憂患。不久，杜甫的預感就被證實，三年後，即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國家和人民遭到巨大的不幸，唐皇朝也從此由盛轉衰。

這些具有憂患意識計程車人，由於能見微知著，超越時代，因此也往往不被時人所認同。他們是先知先覺者，因而常常是孤獨的；對現實危機的揭露，又給他們招來打擊迫害。如賈誼，雖然少年成名，受到文帝的賞識，文帝曾想委以重任，但卻遭到周勃、灌嬰、張相如、馮敬等權貴的詆譭，文帝也漸漸疏遠了賈誼，把他打發到當時被認為是邊遠之地的長沙，任長沙王太傅。過了一年多，文帝又想起賈誼，召見他於未央宮宣室，但卻“不問蒼生問鬼神”，只同賈誼討論鬼神之事，仍不重用他，只委任賈誼為梁懷王太傅。賈誼因久遭貶抑，壯志難酬，加之梁王墮馬死，感到有虧職守，不久便憂傷而逝，終年僅33歲。

“漢文有道恩猶薄”，賈誼生當史稱“明君”的漢文帝時期，命運尚且如此，如逢暗時，遭昏君，其命運更可想而知。歷史上多有人因此被貶官、囚禁，甚至被殺害。古代史家往往把這些歸咎於某些昏君、奸臣；其實，憂患意識由於具有超越時代的特點，其不被時人所理解是必然的，因而多數具有憂患意識計程車人，其命運之坎坷也是必然的，遇“明君”或“暗主”，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命運。這是因為，憂患意識憂慮的是國家、民族、階級的長遠利益，不免會與統治者的現實利益發生矛盾；憂患意識憂慮的是國家、民族、階級的整體利益，不免會與統治者的個人利益或集團利益發生矛盾。另外，即使是賢明的統治者，常常也會由於認識上的差異，使他們不能看清本階級根本利益之所在。這樣，屈沉下僚，放逐貶斥，甚至以身殉道，就成為具有憂患意識計程車人常見的遭遇。因此，具有憂患意識計程車人都有一種超越自我的品格，他們為了國家社會的利益而犧牲個人的利益，對個人的進退出處無所縈懷，甚至置生死於度外。憂患和痛苦，不但沒有使他們沉淪和頹喪，反而成為激勵他們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思考著生命的意義，在克服憂患和痛苦中使生命價值更加高揚，肯定了生命的力量，使人生更加自覺，人生的目標更加堅定，從而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感。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許多士人終身奉行的人生準則。他們自覺地擔負起治國安邦的社會責任，把安定天下、以濟蒼生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東漢人陳蕃，少時即有大志，15歲時，獨居一室而院庭房舍都很骯髒。一天，他父親的一位朋友來看他，對他說，年輕人，為什麼不把房子打掃乾淨接待賓客呢？陳蕃回答說：“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表現了他自幼便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歷史使命感。他出仕以後，立志實現掃除天下汙穢的抱負。在任樂安太守時，郡內有個叫趙宣的人，父母死後下葬而不閉墓道，居墓中守孝20餘年，是著名的孝子，州郡官吏多次禮請推薦。漢朝標榜以孝治天下，孝子可以被舉薦為孝廉，從而踏上仕途，顯身揚名，因此出現了不少矯情偽飾的假孝子。“舉孝廉，父別居”，就是當時民謠對這種人的諷刺。陳蕃立意打擊這種歪風，當他察覺趙宣的五個兒子都是守孝期間所生，便立刻揭露了這個假孝子，譴責他“誑時惑眾”，使這個假孝子受到了懲罰。他性情高潔，不交結權貴，“威震天下”、專擅朝政的大將軍梁冀，有事找陳蕃幫忙，派人帶信來找陳蕃，陳蕃卻堅持不見。來人就用手段欺騙陳蕃出見，陳蕃發現上了當，一怒之下把來人斃於杖下，因此被貶為修武縣縣令。後來他上調至朝廷，又多次針對朝政中的弊端上書言事。當時皇宮內宮女眾多已成為國家和人民的沉重負擔，陳蕃上書皇帝說：連年歉收，百姓飢寒交迫，而後宮綵女數千，吃的是肉，穿的是綢緞，加上脂油粉黛等化妝品，耗費不可計算；並且把這麼多青年女子關在後宮不能婚嫁，她們也會生憂愁之感。建議將部分宮女放還民間。桓帝採納了他的建議，放出了500多宮女。桓帝時政治越來越腐敗，宦官把持朝政，他們內外勾結，殘暴專橫，對反對他們的人士殘酷打擊，無情鎮壓。宦官的暴行加劇了社會矛盾，已經危及漢皇朝的統治，位居太尉的陳蕃深為憂慮，他“寢不能寐，食不能飽”，決心不貪祿位，不顧個人安危，堅決支援對宦官的鬥爭。他向桓帝上疏，指出宦官亂政，是國家朝廷的“心腹之患”。他說：陛下是從列侯登上帝位的（桓帝登帝位前為蠡吾侯）。小民之家如果積累了百萬資財，子孫尚且以失去祖先產業為羞愧，何況皇帝的產業是兼有天下，您受之於先帝，怎能懈怠輕忽呢？就算陛下不愛惜自己，難道不應當念及先帝得天下的勤苦嗎？他請求桓帝任用正人，斥黜宦官等奸佞，整頓內政，使朝政清明。並說，陛下雖然討厭我這些話，我也要冒死陳訴。陳蕃的忠心苦諫，桓帝不加理睬，反而使宦官對他更加仇恨。桓帝延熹九年（166年），李膺等因反對宦官引起桓帝大怒，要逮捕他們，公文經過太尉府，陳蕃堅決拒絕簽名連署，將詔書退回。桓帝愈怒，直接下令將李膺等下獄。陳蕃又不避危險上疏營救。他指責將李膺等人下獄，是想“杜塞天下之口”，“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桓帝臨政，先誅忠賢，對善人何等薄情，對惡人何等優厚！他希望桓帝除去奸邪，“實在修德”。他自己因為職責重大，不敢尸位素餐，坐觀成敗。皇帝如果採納了他的建議，他就是身首異處也死而無怨。這道奏疏，言語切直，觸犯了桓帝的忌諱，於是桓帝找了一個薦人不當的理由將他免職。永康元年（167年）桓帝死，靈帝即位，年僅12歲，由竇太后臨朝聽政，陳蕃被起用為太尉，第二年因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失敗，下獄死。陳蕃為實現他“清掃天下”之志，不屈不撓，奮鬥了一生。

這種超越時代、超越自我的憂患意識，以高度的理性認識為底蘊，以消除社會弊端為目的，與前一種從自我到自我的憂患有根本的不同。只有這種憂患意識才能使士人得以自我超越，自我淨化。同時它又是推動社會發展強大的精神力量。經過長期積澱，它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基本文化心理。“先天下之憂而憂”、“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知不可為而為之”等中華民族精神，都與憂患意識有著內在的聯絡，可以說都是生於憂患的精神力量。賴有這些寶貴的精神支柱，中華民族才得以生存繁衍，歷經曲折而不斷髮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