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
建安年間(196～220)七位文學家的合稱。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七子”之稱，始於曹丕所著《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期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優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後世的普遍承認。七子中除了孔融與曹操政見不合外，其餘六家雖然各自經歷不同，但都親身受過漢末離亂之苦，後來投奔曹操，地位發生了變化，才有了安定、富貴的生活。他們多視曹操為知己，想依賴他幹一番事業。故爾他們的詩與曹氏父子有許多共同之處。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鄴(今邯鄲臨漳）中，又號“鄴中七子”。
【建安風骨】指漢魏之際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詩文的俊爽剛健風格。
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普遍採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並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形成了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被後人尊為典範。無論是“曹氏父子”還是“建安七子”，都長期生活在河洛大地，這種駿爽剛健的風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關的。
風骨一詞最早大量應用於魏、晉、南朝的人物評論，後引用到書畫理論和文學評論之中。至於文學評論，當以南唐劉勰的《文心雕龍·風骨》最為精到：“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辭結合駿爽的意氣，形成格調勁健和藝術感染力強的“風骨”。風，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內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現力。
太康詩風(不是太安詩風)陸機、潘岳是西晉詩壇的代表，所謂太康詩風就是指以陸、潘為代表的西晉詩風。
晉武帝司馬炎代魏之後不久，天下重歸於一統。當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晉書·武帝紀》），社會相對安定，經濟比三國紛爭時有較大發展。士人們重新燃起從政熱情，願為新朝效力，陸機、陸雲自吳入洛，就是一個例證。原曹魏政權中的文人，轉投司馬氏政權者，為數更多。統治集團為鞏固政權的需要，也盡力拉攏文人。但由於西晉王室內部矛盾十分複雜，文人們在政治鬥爭的旋渦中幾經浮沉，演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劇。
張華因為支援武帝伐吳得到封賞，確立了他此後在朝中的重要地位。陸機兄弟太康間入洛陽，經張華延譽，得到任用。後來，張華被武帝岳父權臣楊駿所忌，不得參與朝政。惠帝時，賈謐專權，當時文人多投其門下，潘岳、石崇、左思、陸機陸雲、劉琨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稱。潘岳與石崇爭事賈謐，構陷愍懷太子，尤為人詬病。此後，政治矛盾日趨白熱化，戰爭一觸即發。對於這種情形，詩人們雖有所認識，卻未能急流勇退。張華晚年，其子勸其退位，不從，說要“靜以待之，以候天命”（《晉書·張華傳》）。潘岳得勢時，其母勸他要“知足”，“而嶽終不能改”（《晉書·潘岳傳》）。顧榮、戴若思看到天下將亂，勸陸機還吳，陸機不從（《晉書·陸機傳》）。這種處世態度，導致了詩人們在“八王之亂”中多被殺戮的悲劇命運。永康元年（300）趙王司馬倫廢賈后，誅賈謐，拉攏張華參與其事，張華拒絕，被殺。潘岳、石崇、歐陽建等人亦於同年為趙王倫所害。太安二年（303）司馬穎等起兵討長沙王司馬乂，陸機率20萬大軍為前鋒，兵敗受讒，被司馬穎殺害。“八王之亂”本無是非可言，陸、潘等詩人為之喪命，是混亂年代造成的悲劇，也是他們熱衷功名的成果。
西晉詩人多以才華自負，他們努力馳騁文思，以展現自己的才華。陸機《文賦》說“辭程才以效伎”，著文要“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為了逞才，他們對當時最能表現才華的辭賦都十分重視，辭賦創作既為他們帶來巨大的聲譽，又使他們在藝術技巧方面得到很好的訓練。而他們的文才，也的確十分突出。
由於時代的原因，潘、陸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詩歌的慷慨之音，也不會寫出阮籍那種寄託遙深的作品，他們的努力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擬古，二是追求形式的技巧的進步，並表現出繁縟的詩風。
摹擬《詩經》、漢樂府和《古詩》，成為當時的風氣。陸機的《贈馮文羆遷斥丘令寺》八章、《與弟清河雲詩》十章，潘岳的《關中詩》十六章、《北芒送別王世胄詩》五章等，均為四言體的名篇，這些詩學習《詩經》，但文辭趨向華美。在《樂府詩集》的《相和歌辭》中，大多數曲調都有陸機的擬作。其中陸機的其他樂府詩也往往成為後來擬作同題樂府詩的樣本。陸機的《擬古詩》十二首，基本上都是擬《古詩十九首》的，在內容上皆沿襲原題，格調上變樸素為文雅，顯示出詩歌文人化的傾向，其總體水平不及原作。然而陸機有時能夠擬得惟妙惟肖，有些地方還另有特色，已屬難能可貴，所以鍾嶸《詩品序》將陸機擬古也列為“五言之警策”。
在詩歌技巧方面，陸機、潘岳諸人進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形成了與漢魏古詩不同的藝術風貌：繁縟。正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所說：“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其實，陸機在《文賦》中已經強調了這一點：“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弦。”這幾句話正好可以用來評價他自己的詩風。“繁縟”，本指繁密而華茂，後用以比喻文采過人。分而言之，繁，指描寫繁複、詳盡，不避繁瑣。縟，指色彩華麗。《說文》曰：“縟，繁彩也。”《晉書·夏侯湛潘岳張載傳論》說：夏侯湛“時標麗藻”，“縟彩雕煥”；“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嶽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嶽實含章，藻思抑揚”；“尼標雅性，夙聞詞令”；“載、協飛芳，棣華增映”。指出潘、陸、夏侯湛、張載、張協等人詩歌繁縟的特徵。
左思風力：這是鍾嶸《詩品》對左思詩歌的評價。左思的詩歌，尤其是他的代表作《詠史》，借詠史抒發對現實的不滿及感慨，情調高亢，筆力矯健，氣勢昂揚，是對建安風骨的繼承與發揚，他詩歌創作的這種精神，即是後世所說的“左思風力”。
上官體(不是上宮體)指唐高宗龍朔年間以上官儀為代表的宮廷詩風。題材以奉和、應制、詠物為主，內容空泛，重視詩的形式技巧、追求詩的聲辭之美。
上官儀（約608～664），初唐貞觀詩壇的新秀。因長於南方寺院中，受南朝文化的薰陶和宮體詩影響，“文並綺豔”。擅五言，格律工整，內容多為應制奉命之作，歌功頌德，粉飾昇平，形式上追求程式化。詞藻華麗，綺錯婉媚。因其位顯，時人多仿效，世稱上官體。
《舊唐書·上官儀傳》：“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顯貴，故當時多有學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上官體的“綺錯婉媚”具有重視詩的形式技巧、追求詩的聲辭之美的傾向。上官儀歸納了六朝以後詩歌的對偶方法，提出六對、八對之說，以音義以對稱效果來區分偶句形式，已從一般的詞性字音研究，擴充套件到聯句的整體意象的配置。他代表了當時宮廷詩人的形式主義傾向，對律詩的定型有促進作用。
“初唐四傑”
初唐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舊唐書·楊炯傳》說：“楊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詩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
四傑齊名,原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舊唐書·楊炯傳》記張說與崔融對楊炯自說“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的評論,《舊唐書·裴行儉傳》說他們“並以文章見稱”等，所說皆指文。《朝野僉載》卷六記“世稱王楊盧駱”後,即論楊炯、駱賓王之“文”為“點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證為一文一詩,則四傑齊名亦兼指詩文。後遂主要用以評其詩。杜甫《戲為六絕句》有“王楊盧駱當時體”句，一般即認為指他們的詩歌而言；但也有認為指文，如清代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謂“此首論四六”；或認為兼指詩文，如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論此首時，舉賦、檄、詩等為例。
四傑名次,亦記載不一。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說，唐開國後“復有王楊盧駱”，並以此次序論列諸人，為現所知最早的材料。張說《贈太尉裴公神道碑》稱：“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則以駱為首。杜甫詩句“王楊盧駱當時體”，一本作“楊王盧駱”；《舊唐書·裴行儉傳》亦以楊王盧駱為序。
四傑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餘習，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王勃明確反對當時“上官體”，“思革其弊”，得到盧照鄰等人的支援(楊炯《王勃集序》)。初唐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四傑齊名,原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四傑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餘習，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他們的詩歌，從宮廷走向人生，題材較為廣泛，風格也較清俊。盧、駱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王、楊的五言律絕開始規範化，音調鏗鏘。駢文也在詞采贍富中寓有靈活生動之氣。陸時雍《詩鏡總論》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四傑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人物。
唐傳奇
傳奇本是傳述奇聞異事的意思，唐傳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說。它遠繼神話傳說和史傳文學，近承魏晉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說，發展成為一種以史傳筆法寫奇聞異事的小說體式。唐傳奇內容更加豐富，題材更為廣泛，藝術上也更成熟。唐傳奇“始有意為小說”，標誌著中國古代小說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創作階段。
花間詞派
所謂花間詞派，因後蜀趙崇祚所選編的詞集《花間集》得名。所選的18個作者中溫庭筠、皇甫松為晚唐人，其餘多數為五代西蜀文人包括流寓、遊宦者。
花間詞派的形成，自有溫庭筠的開山作用，但衍為流派，風行一時，則還有它更深刻的社會政治和文學原因。晚唐時局動盪，五代西蜀苟安，君臣醉生夢死，狎妓宴飲，耽於聲色犬馬。正如歐陽炯《花間集序》中所述：“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花間詞正是這種頹靡世風的產物。晚唐五代詩人的心態，已由拯世濟時轉為綺思豔情，而他們的才力在中唐詩歌的繁榮發展之後，也不足以標新立異，於是把審美情趣由社會人生轉向歌舞宴樂，專以深細婉曲的筆調，濃重豔麗的色彩寫宮能感受、內心體驗。而李賀、李商隱、溫庭筠、韓偓等人的部分詩歌，又在題材和表現手法上為花間詞的創作提供了借鑑。詞在晚唐五代便成了文人填寫的、供君臣宴樂之間歌伎樂工演唱的曲子：“綺宴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戕，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饒之態。”（同上）這就決定了花間詞的題材和風格，以“綺羅香澤”為主。
當然，《花間集》中也有少數表現邊塞生活和異域風情的詞，如牛希濟的《定西蕃》，表現塞外荒寒，徵人夢苦，風格蒼涼悲壯；李珣的《南鄉子》、孫光憲的《風流子》，表現南國漁村的風俗人情，也較清疏質樸，如“漁市散，渡船稀，越南雲樹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聽猩猩啼瘴雨。”（李珣《南鄉子》之九）但這不能代表花間詞的總體特徵。在《花間集》中成就能與溫庭筠比肩、而風格有所不同的是韋莊。
建安七子
建安年間(196～220)七位文學家的合稱。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七子”之稱，始於曹丕所著《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期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優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後世的普遍承認。七子中除了孔融與曹操政見不合外，其餘六家雖然各自經歷不同，但都親身受過漢末離亂之苦，後來投奔曹操，地位發生了變化，才有了安定、富貴的生活。他們多視曹操為知己，想依賴他幹一番事業。故爾他們的詩與曹氏父子有許多共同之處。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鄴(今邯鄲臨漳）中，又號“鄴中七子”。
【建安風骨】指漢魏之際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詩文的俊爽剛健風格。
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普遍採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並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形成了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被後人尊為典範。無論是“曹氏父子”還是“建安七子”，都長期生活在河洛大地，這種駿爽剛健的風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關的。
風骨一詞最早大量應用於魏、晉、南朝的人物評論，後引用到書畫理論和文學評論之中。至於文學評論，當以南唐劉勰的《文心雕龍·風骨》最為精到：“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辭結合駿爽的意氣，形成格調勁健和藝術感染力強的“風骨”。風，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內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現力。
太康詩風(不是太安詩風)陸機、潘岳是西晉詩壇的代表，所謂太康詩風就是指以陸、潘為代表的西晉詩風。
晉武帝司馬炎代魏之後不久，天下重歸於一統。當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晉書·武帝紀》），社會相對安定，經濟比三國紛爭時有較大發展。士人們重新燃起從政熱情，願為新朝效力，陸機、陸雲自吳入洛，就是一個例證。原曹魏政權中的文人，轉投司馬氏政權者，為數更多。統治集團為鞏固政權的需要，也盡力拉攏文人。但由於西晉王室內部矛盾十分複雜，文人們在政治鬥爭的旋渦中幾經浮沉，演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劇。
張華因為支援武帝伐吳得到封賞，確立了他此後在朝中的重要地位。陸機兄弟太康間入洛陽，經張華延譽，得到任用。後來，張華被武帝岳父權臣楊駿所忌，不得參與朝政。惠帝時，賈謐專權，當時文人多投其門下，潘岳、石崇、左思、陸機陸雲、劉琨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稱。潘岳與石崇爭事賈謐，構陷愍懷太子，尤為人詬病。此後，政治矛盾日趨白熱化，戰爭一觸即發。對於這種情形，詩人們雖有所認識，卻未能急流勇退。張華晚年，其子勸其退位，不從，說要“靜以待之，以候天命”（《晉書·張華傳》）。潘岳得勢時，其母勸他要“知足”，“而嶽終不能改”（《晉書·潘岳傳》）。顧榮、戴若思看到天下將亂，勸陸機還吳，陸機不從（《晉書·陸機傳》）。這種處世態度，導致了詩人們在“八王之亂”中多被殺戮的悲劇命運。永康元年（300）趙王司馬倫廢賈后，誅賈謐，拉攏張華參與其事，張華拒絕，被殺。潘岳、石崇、歐陽建等人亦於同年為趙王倫所害。太安二年（303）司馬穎等起兵討長沙王司馬乂，陸機率20萬大軍為前鋒，兵敗受讒，被司馬穎殺害。“八王之亂”本無是非可言，陸、潘等詩人為之喪命，是混亂年代造成的悲劇，也是他們熱衷功名的成果。
西晉詩人多以才華自負，他們努力馳騁文思，以展現自己的才華。陸機《文賦》說“辭程才以效伎”，著文要“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為了逞才，他們對當時最能表現才華的辭賦都十分重視，辭賦創作既為他們帶來巨大的聲譽，又使他們在藝術技巧方面得到很好的訓練。而他們的文才，也的確十分突出。
由於時代的原因，潘、陸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詩歌的慷慨之音，也不會寫出阮籍那種寄託遙深的作品，他們的努力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擬古，二是追求形式的技巧的進步，並表現出繁縟的詩風。
摹擬《詩經》、漢樂府和《古詩》，成為當時的風氣。陸機的《贈馮文羆遷斥丘令寺》八章、《與弟清河雲詩》十章，潘岳的《關中詩》十六章、《北芒送別王世胄詩》五章等，均為四言體的名篇，這些詩學習《詩經》，但文辭趨向華美。在《樂府詩集》的《相和歌辭》中，大多數曲調都有陸機的擬作。其中陸機的其他樂府詩也往往成為後來擬作同題樂府詩的樣本。陸機的《擬古詩》十二首，基本上都是擬《古詩十九首》的，在內容上皆沿襲原題，格調上變樸素為文雅，顯示出詩歌文人化的傾向，其總體水平不及原作。然而陸機有時能夠擬得惟妙惟肖，有些地方還另有特色，已屬難能可貴，所以鍾嶸《詩品序》將陸機擬古也列為“五言之警策”。
在詩歌技巧方面，陸機、潘岳諸人進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形成了與漢魏古詩不同的藝術風貌：繁縟。正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所說：“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其實，陸機在《文賦》中已經強調了這一點：“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弦。”這幾句話正好可以用來評價他自己的詩風。“繁縟”，本指繁密而華茂，後用以比喻文采過人。分而言之，繁，指描寫繁複、詳盡，不避繁瑣。縟，指色彩華麗。《說文》曰：“縟，繁彩也。”《晉書·夏侯湛潘岳張載傳論》說：夏侯湛“時標麗藻”，“縟彩雕煥”；“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嶽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嶽實含章，藻思抑揚”；“尼標雅性，夙聞詞令”；“載、協飛芳，棣華增映”。指出潘、陸、夏侯湛、張載、張協等人詩歌繁縟的特徵。
左思風力：這是鍾嶸《詩品》對左思詩歌的評價。左思的詩歌，尤其是他的代表作《詠史》，借詠史抒發對現實的不滿及感慨，情調高亢，筆力矯健，氣勢昂揚，是對建安風骨的繼承與發揚，他詩歌創作的這種精神，即是後世所說的“左思風力”。
上官體(不是上宮體)指唐高宗龍朔年間以上官儀為代表的宮廷詩風。題材以奉和、應制、詠物為主，內容空泛，重視詩的形式技巧、追求詩的聲辭之美。
上官儀（約608～664），初唐貞觀詩壇的新秀。因長於南方寺院中，受南朝文化的薰陶和宮體詩影響，“文並綺豔”。擅五言，格律工整，內容多為應制奉命之作，歌功頌德，粉飾昇平，形式上追求程式化。詞藻華麗，綺錯婉媚。因其位顯，時人多仿效，世稱上官體。
《舊唐書·上官儀傳》：“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顯貴，故當時多有學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上官體的“綺錯婉媚”具有重視詩的形式技巧、追求詩的聲辭之美的傾向。上官儀歸納了六朝以後詩歌的對偶方法，提出六對、八對之說，以音義以對稱效果來區分偶句形式，已從一般的詞性字音研究，擴充套件到聯句的整體意象的配置。他代表了當時宮廷詩人的形式主義傾向，對律詩的定型有促進作用。
“初唐四傑”
初唐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舊唐書·楊炯傳》說：“楊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詩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
四傑齊名,原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舊唐書·楊炯傳》記張說與崔融對楊炯自說“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的評論,《舊唐書·裴行儉傳》說他們“並以文章見稱”等，所說皆指文。《朝野僉載》卷六記“世稱王楊盧駱”後,即論楊炯、駱賓王之“文”為“點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證為一文一詩,則四傑齊名亦兼指詩文。後遂主要用以評其詩。杜甫《戲為六絕句》有“王楊盧駱當時體”句，一般即認為指他們的詩歌而言；但也有認為指文，如清代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謂“此首論四六”；或認為兼指詩文，如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論此首時，舉賦、檄、詩等為例。
四傑名次,亦記載不一。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說，唐開國後“復有王楊盧駱”，並以此次序論列諸人，為現所知最早的材料。張說《贈太尉裴公神道碑》稱：“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則以駱為首。杜甫詩句“王楊盧駱當時體”，一本作“楊王盧駱”；《舊唐書·裴行儉傳》亦以楊王盧駱為序。
四傑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餘習，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王勃明確反對當時“上官體”，“思革其弊”，得到盧照鄰等人的支援(楊炯《王勃集序》)。初唐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四傑齊名,原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四傑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餘習，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他們的詩歌，從宮廷走向人生，題材較為廣泛，風格也較清俊。盧、駱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王、楊的五言律絕開始規範化，音調鏗鏘。駢文也在詞采贍富中寓有靈活生動之氣。陸時雍《詩鏡總論》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四傑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人物。
唐傳奇
傳奇本是傳述奇聞異事的意思，唐傳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說。它遠繼神話傳說和史傳文學，近承魏晉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說，發展成為一種以史傳筆法寫奇聞異事的小說體式。唐傳奇內容更加豐富，題材更為廣泛，藝術上也更成熟。唐傳奇“始有意為小說”，標誌著中國古代小說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創作階段。
花間詞派
所謂花間詞派，因後蜀趙崇祚所選編的詞集《花間集》得名。所選的18個作者中溫庭筠、皇甫松為晚唐人，其餘多數為五代西蜀文人包括流寓、遊宦者。
花間詞派的形成，自有溫庭筠的開山作用，但衍為流派，風行一時，則還有它更深刻的社會政治和文學原因。晚唐時局動盪，五代西蜀苟安，君臣醉生夢死，狎妓宴飲，耽於聲色犬馬。正如歐陽炯《花間集序》中所述：“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花間詞正是這種頹靡世風的產物。晚唐五代詩人的心態，已由拯世濟時轉為綺思豔情，而他們的才力在中唐詩歌的繁榮發展之後，也不足以標新立異，於是把審美情趣由社會人生轉向歌舞宴樂，專以深細婉曲的筆調，濃重豔麗的色彩寫宮能感受、內心體驗。而李賀、李商隱、溫庭筠、韓偓等人的部分詩歌，又在題材和表現手法上為花間詞的創作提供了借鑑。詞在晚唐五代便成了文人填寫的、供君臣宴樂之間歌伎樂工演唱的曲子：“綺宴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戕，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饒之態。”（同上）這就決定了花間詞的題材和風格，以“綺羅香澤”為主。
當然，《花間集》中也有少數表現邊塞生活和異域風情的詞，如牛希濟的《定西蕃》，表現塞外荒寒，徵人夢苦，風格蒼涼悲壯；李珣的《南鄉子》、孫光憲的《風流子》，表現南國漁村的風俗人情，也較清疏質樸，如“漁市散，渡船稀，越南雲樹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聽猩猩啼瘴雨。”（李珣《南鄉子》之九）但這不能代表花間詞的總體特徵。在《花間集》中成就能與溫庭筠比肩、而風格有所不同的是韋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