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最終會保留下來也正說明了它的存在意義以及研究的價值。凡事都沒有絕對的好與不好。易經幫我們建立了一個良好的判斷哲學或者標準。白話文運動，適應了社會快速發展的環境，而文言文卻在白話文體系的比較之下成為精華和高峰。社會人文發展到一定程度，讓高妙、簡約而蘊含豐富的資訊成為未來的形態，這種方向又促進了白話文的生命力。或許今後會形成兩大系統同時發展的趨勢。

後輩知道，今人幸有胡適之，教人白話做文章。

這句話點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胡適的巨大貢獻，他是最早提出寫白話詩、白話文的。

胡適在少年時代讀書就感到文（書面語）與言（口語）的不合，有懸隔之苦。寫文章用文言，日常說話用白話。書面語與口頭語的隔離，是違背時代的趨勢的。

胡適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先秦漢魏六朝唐宋元明清的文學用文學創作，那麼現在就要用適合現在的語言，當然就是白話了。

胡適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讀書時，放假期間曾與安徽同鄉梅光迪等在一起，辯論文言與白話的孰是孰非，梅光迪是文化上的保守派，推崇桐城派古文。在與他們的辯論中，胡適對白話文學的認識，也愈來愈清晰深刻了。胡適開始嘗試白話詩的創作。

回國後，胡適在北京大學任教 ，成為著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梅光迪等文化保守派在南京創辦學衡，堅持舊的文學文化，堅守文言文的地位。

但五四新文化的狂飆凸進已經是勢不可擋。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劉半農，周作人，錢玄同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們，對舊的道德，舊的文學，發起進攻。魯迅用白話文創作了狂人日記，並一發而不可收拾。胡適，劉半農等用白話文創作詩歌。

文（書面語）言（口頭語）終於實質性的合一，就是白話文，白話詩的提倡取得最終的勝利。

文化保守派如林琴南、黃侃、梅光迪、胡先驌等，今天看來，當然也是有保守的意義的。

當然我們也看到，五四新文化的先鋒人物，他們的一些論點，也是有偏激性的。在當時封建的舊的思想勢力還強大頑固的時候，他們的偏激是一時的，比如魯迅，錢玄同的某些主張。

歷史大勢，浩浩蕩蕩，除舊佈新，人間正道。

胡適

錢玄同

陳獨秀

文言文到白話文的轉型，是歷史性的變革，也是政治與時代的發展所不可或缺的語言工具的更迭。這種歷史性的重要變革無疑需要漫長的時間，它並不僅僅是將口語書面化與書面語口語化的轉換，更代表著文學的語言形式有著跨越了歷史與時間的深刻變革。無疑，"文言合一"是從文言文到白話文轉型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理論，但無可否認的，是"文言合一"本身所存在的不現實性。"五四"時期的白話文，是新時代新文學的重要開端，更是對文言文到"文言合一"這一過程在一定程度上的糾正。或許我們又可以說，文言合一是推動文言文到白話文轉型的重要理論工具。

以文言文為主要形式的書面語同白話文之間的矛盾並非一朝一夕，文言文作為官方的正規性的書面語，成為了部分文人寫作創作的主要工具，但卻逃不開受眾小，難以傳達其意的弊端，從而造成階級間的分化愈演愈烈。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語的摘要，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經出現。到西漢，封建統治者獨尊儒家學派，記載這些經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萬古楷模。越到後世，文言文同實際口語的距離越遠。這種情況是不能適應社會和語言的發展的。從唐宋以來，白話文書面語逐漸興了起來。先是採用比較接近口語的"變文"、"語錄"一類文體，傳播佛教教義，後來隨著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階級的抬頭而出現了用當時口語來書寫的明清章回小說。不過直到清代末年，白話文還只是侷限"通俗文學"的範圍之內，未能改變文言文獨尊的局面而作為通用的書面語。

在文言文獨尊的漫長曆史中，白話文的也不斷在夾縫中艱難求生。統治者們為了避免文言文難以跨越階級的屏障而傳達其意的弊端，從而更好地實現對其他階級的統治，不斷地探求種種方式來緩和文言文與口語之間固有的矛盾所帶來的階級之間的隔閡。這種探索最早可追溯到洪仁玕時期，頒佈《戒浮文巧言諭》，提出了改革文體的方針："不須古典之言"，"總須切實明透，使人一目瞭然"。後又過了二三十年，資產階級改良派為宣傳變法維新、開發民智而提倡白話文。黃遵憲提出了"我手寫我口"，裘廷梁喊出了"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口號，同時，各種文人開始創作通俗易懂的文章，梁啟超開創"新文體"，雖還是文言，但就其通俗性而言已經向白話文邁出了第一步。

提倡"文言合一"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作為一種目標和口號，事實上並不存在著現實的文學實踐的可能性。此外，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對立性並不能為"文言合一"提供任何合理性，相反，"文言合一"作為一種文化爭論的工具，以看似合理的外衣包裹著其政治謊言的實質，終究逃不過成為一種工具與手段的命運。

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晚清鬥士們出於"開啟民智"的考慮，完全忽略了文學語言的"文學性"，把文學書寫等同於口語表達，並將文學創作與政治演說劃等號，進而取消了白話文作為一種文學語言的"文學性"，使得白話運動最終走向失敗。文言歸類於文學語言，白話文應用於日常語言的運用模式並沒有從根本上破除。此後，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鬥士們開始強調文學的啟蒙意義，似乎也是晚清時期的舊事重提。這種絕對的"文言合一"非但沒有證實了其自身的合理性，反而真正地成為反對文言而建立白話文學的手段。

因此，"文言合一"的觀念無論是有意而為之還是無意而為，其難以實現的不合理性都證明了其作為一種政治謊言般的存在，似乎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語言烏托邦。無論是晚清，還是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文言合一"都被證明成為一個政治謊言般的存在，它不可或缺，卻也不無荒謬。

1919年5月4日前夕，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批判傳統純正的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支援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即為新文化運動濫觴。在這一時期，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這一運動併成為五四運動的先導。五四運動的理論思潮與文學實踐，賦予了白話文之於文學創作的可能。

白話文運動的成就，主要表現在白話文的作品上。白話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寫作實踐。"五四"時期，白話論文在表現新思想、批判舊思想上，發揮了巨大的威力。如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論文，雖在語言上有不同的風格，但在說理上都有明白、清晰、準確、富有邏輯力量的特點。這就使得不宜說理的文言文面臨著危機。在文學上，散文、小說、詩歌等文體，都開了新生面。小說方面，魯迅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的發表，詩歌方面，胡適的新詩實驗，劉半農，沈伊默的詩歌創作以及郭沫若詩集《女神》的出版，為白話文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四"白話文運動，在文學語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時代的結束和白話文時代的開始。我們不能否認"文言合一"作為一種文學語言理論倡導所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儘管其作為一種政治謊言與烏托邦化的虛無而存在，但也確實為白話文的誕生與文言文的消亡做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