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理學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詩、詞、文皆工，並在文學理論上頗有建樹的文學家。
朱熹的詩作，以吟詠山水、詩友唱和以及表達其哲學思想、政治主張為主要內容。在他的筆下，八閩風光、武夷山水、雲谷奇觀、師友情誼等一一入詩。其中又以山水詩成就最高。朱熹的山水詩，講究“以理入詩”。他在描寫錦山繡水的同時，往往把哲學的思考融入詩中，把深邃的哲理透過大自然的美好現象透露出來，讀罷使人在感受自然美的同時，得到某種理性的感悟和昇華。《觀書有感》二首是其膾炙人口的名篇。“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讓人們在“徘徊”“天光雲影”之際，得到更深一層的思考。
在朱熹的師友門人中，由於經常互相唱酬吟詠，逐漸形成一個詩歌流派。他們都是理學家，因大多“以理入詩”——用詩歌闡發他們的哲學主張，故被後人稱為“理學詩派”。理學詩派中，藝術成就以朱熹為最高。宋方回《桐江續集·送羅壽可詩序》中說：“道學宗師於書無所不通，於文無所不能。詩，其餘事；而高古清勁，盡掃諸子，又有一朱文公。”對朱熹詩歌的藝術成就評價極高。
朱熹不僅工詩，而且善詞。今存《晦庵詞》一卷，有江氏靈鶼閣匯刻名家詞本。宋代的理學名家，多視“詩餘”（詞）為“小道”，不屑為之，朱熹則是一個例外。他的詞作，氣勢豪邁，清暢淡遠，音韻和諧。代表作有《水調歌頭·滄洲歌》、《水調歌頭·隱括杜牧之九日齊州詩》等，隱括是古代矯正彎曲木材的工具，由此引申為把其他的文學作品加以再創作，使之成為一首新詞。這是宋詞所特有的一種形式，稱為“隱括體”。朱熹把唐代杜牧的詩改寫為一首新詞，在內容上則表達了作者“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暉”的思想感情，可謂借古人的酒杯，澆自己之塊壘。
《水調歌頭·滄洲歌》寫於紹熙五年（1194年）。當時，朱熹所在建陽考亭的“竹林精舍”得以擴建，改名為“滄洲精舍”，並自號“滄洲病叟”。此之前，朱熹在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和在漳州知府任上，為抑制土地兼併，緩和階級矛盾，實行了社倉法、減賦稅、行經界、懲治貪官汙吏等措施，因觸犯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受到抑制和挫折，使其感到在政治上救國救民的抱負難以施展。在這首詞中，朱熹透過對李斯、陸機、范蠡等人的歷史悲劇的反思，進一步認識到“天路幽險”，宦途不平，是非太多，所以他在詞中表示要“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滄洲，指滄洲精舍，也就是後來被稱為考亭書院的地方。這是他的學術陣地和教育基地。作者在此實際上表達了願將自己的餘生致力於學術研究、致力於教育事業，從而建立自己的理學思想體系的願望。
詩詞之外，朱熹的散文也蔚為壯觀。其《遊百丈山》、《雲谷記》等是遊記中的名篇。清洪亮吉《北江詩話》評價朱熹之文說：“南宋之文，朱元晦大家也；南宋之詩，陸務觀大家也。”將其與陸游的詩歌創作成就相提並論，評價極高。
朱熹在文學理論上也頗有建樹，是宋代理學家文學批評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學觀點主要散見於《朱子語類》及《朱文公文集》中。其主要觀點，一是發展了北宋理學家周敦頤的“文以載道”的文學觀。他認為“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以輪轅，為文者必善其詞，皆欲人之愛而用之。”二是提倡明白自然，反對雕琢。因此，他對陶淵明平淡質樸的詩風極為讚賞，認為陶詩的高妙之處，“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他評價其門人建陽劉淮的作品，“不為雕刻纂組之工，而平易從容不費力處，乃有餘味。”也體現了這種觀點。此外，朱熹的《詩集傳》是一部影響甚巨、流傳甚廣，至今還每為學人所引用的解釋《詩經》的著作。書中提出的對“賦、比、興”含義的界定，一直沿用至今。他在書中把《詩經》中的二十四首愛情詩，說成是“男女淫佚”，一方面表現出封建道學家的偏頗；另一方面，與《毛詩傳》將《詩經》中的一些愛情詩錯誤地解釋為“后妃之德”相比，朱熹的評價畢竟恢復了這些作品的部分藝術真實。
朱熹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理學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詩、詞、文皆工，並在文學理論上頗有建樹的文學家。
朱熹的詩作，以吟詠山水、詩友唱和以及表達其哲學思想、政治主張為主要內容。在他的筆下，八閩風光、武夷山水、雲谷奇觀、師友情誼等一一入詩。其中又以山水詩成就最高。朱熹的山水詩，講究“以理入詩”。他在描寫錦山繡水的同時，往往把哲學的思考融入詩中，把深邃的哲理透過大自然的美好現象透露出來，讀罷使人在感受自然美的同時，得到某種理性的感悟和昇華。《觀書有感》二首是其膾炙人口的名篇。“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讓人們在“徘徊”“天光雲影”之際，得到更深一層的思考。
在朱熹的師友門人中，由於經常互相唱酬吟詠，逐漸形成一個詩歌流派。他們都是理學家，因大多“以理入詩”——用詩歌闡發他們的哲學主張，故被後人稱為“理學詩派”。理學詩派中，藝術成就以朱熹為最高。宋方回《桐江續集·送羅壽可詩序》中說：“道學宗師於書無所不通，於文無所不能。詩，其餘事；而高古清勁，盡掃諸子，又有一朱文公。”對朱熹詩歌的藝術成就評價極高。
朱熹不僅工詩，而且善詞。今存《晦庵詞》一卷，有江氏靈鶼閣匯刻名家詞本。宋代的理學名家，多視“詩餘”（詞）為“小道”，不屑為之，朱熹則是一個例外。他的詞作，氣勢豪邁，清暢淡遠，音韻和諧。代表作有《水調歌頭·滄洲歌》、《水調歌頭·隱括杜牧之九日齊州詩》等，隱括是古代矯正彎曲木材的工具，由此引申為把其他的文學作品加以再創作，使之成為一首新詞。這是宋詞所特有的一種形式，稱為“隱括體”。朱熹把唐代杜牧的詩改寫為一首新詞，在內容上則表達了作者“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暉”的思想感情，可謂借古人的酒杯，澆自己之塊壘。
《水調歌頭·滄洲歌》寫於紹熙五年（1194年）。當時，朱熹所在建陽考亭的“竹林精舍”得以擴建，改名為“滄洲精舍”，並自號“滄洲病叟”。此之前，朱熹在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和在漳州知府任上，為抑制土地兼併，緩和階級矛盾，實行了社倉法、減賦稅、行經界、懲治貪官汙吏等措施，因觸犯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受到抑制和挫折，使其感到在政治上救國救民的抱負難以施展。在這首詞中，朱熹透過對李斯、陸機、范蠡等人的歷史悲劇的反思，進一步認識到“天路幽險”，宦途不平，是非太多，所以他在詞中表示要“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滄洲，指滄洲精舍，也就是後來被稱為考亭書院的地方。這是他的學術陣地和教育基地。作者在此實際上表達了願將自己的餘生致力於學術研究、致力於教育事業，從而建立自己的理學思想體系的願望。
詩詞之外，朱熹的散文也蔚為壯觀。其《遊百丈山》、《雲谷記》等是遊記中的名篇。清洪亮吉《北江詩話》評價朱熹之文說：“南宋之文，朱元晦大家也；南宋之詩，陸務觀大家也。”將其與陸游的詩歌創作成就相提並論，評價極高。
朱熹在文學理論上也頗有建樹，是宋代理學家文學批評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學觀點主要散見於《朱子語類》及《朱文公文集》中。其主要觀點，一是發展了北宋理學家周敦頤的“文以載道”的文學觀。他認為“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以輪轅，為文者必善其詞，皆欲人之愛而用之。”二是提倡明白自然，反對雕琢。因此，他對陶淵明平淡質樸的詩風極為讚賞，認為陶詩的高妙之處，“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他評價其門人建陽劉淮的作品，“不為雕刻纂組之工，而平易從容不費力處，乃有餘味。”也體現了這種觀點。此外，朱熹的《詩集傳》是一部影響甚巨、流傳甚廣，至今還每為學人所引用的解釋《詩經》的著作。書中提出的對“賦、比、興”含義的界定，一直沿用至今。他在書中把《詩經》中的二十四首愛情詩，說成是“男女淫佚”，一方面表現出封建道學家的偏頗；另一方面，與《毛詩傳》將《詩經》中的一些愛情詩錯誤地解釋為“后妃之德”相比，朱熹的評價畢竟恢復了這些作品的部分藝術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