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倫理概括來講就是孝悌、忠信、禮義，一個字概括就是“仁”，目的是為了“和”。

孝悌就不會犯上，不犯上就不會作亂，人人都不作亂，人倫就可以確立。人倫確立之後，人倫之道便可以形成。人倫之道形成，那麼人人都會友愛別人，這就有了仁。儒家的人倫之道，推導過程是這樣的。儒學能滿足中國古代的社會文化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就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從另一層面上也能符合統治階級利益，因此被大為推崇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漢武帝時開始推行。《董仲舒傳》中記載了董仲舒提議的原話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紀贊》中，記載了漢武帝的做法是"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該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體現了儒家思想的"相容"與"發展"特性，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思想。它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神化了專制王權，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一、沒有哪家思想學派是“百家爭鳴”最後的勝利者

　　要說中國封建統治思想的確立，必須先說“百家爭鳴”，因為包括封建統治思想在內的許多思想和學說的源頭，都應該在那裡找到答案。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即偉大的思想都產生於群雄割據的分裂時期；國家統一後，由於統治者的高壓和禁錮，思想界只能僵化。春秋戰國時期是群雄割據，也是中國思想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併戰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社會的各階級、階層的思想家，都能夠自由地著書立說和四處奔走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並不受到統治階級及其統治思想的排擠和束縛。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學者們衝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努力去探求和創新，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於是，就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東漢人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對此記載說：“凡諸子百家，……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聯合諸侯。”後來的歷史學家據此即把這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時期和活動稱為“百家爭鳴”。

　　《漢書?藝文志》將“百家爭鳴”時期的主要思想學派分為十家――儒、墨、道、法、陰陽、名、縱橫、雜、兵、小說。西漢人劉歆在《七略?諸子略》中將小說家去掉，稱為“九流”。俗稱“十家九流”就是從這裡來的。必須承認，“百家爭鳴”是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於這個時代，從而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同時，還必須看到，“百家爭鳴”的結果是沒有哪一個學派，哪一種思想是最後的徹底的勝利者。

　　在“百家爭鳴”中影響最大的學派是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儒家學說的理論的核心是“仁”，認為仁就是要愛人，要求人與人之間要相互愛護，融洽相處。要實現“仁”，就要做到待人寬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體現仁的制度或行為的準則是“克己復禮”。孔子首創私人教學，主張“有教無類”，認為不分貧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同時也打破了貴族壟斷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主張“為政以德”，“節用而愛人”，使百姓“足食”，國家“足兵”，取得“民信”。這種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也是孔子所提倡的道德觀和倫理觀。重視道德教育，特別是個人修養，強調關愛別人，用社會規範約束自己的行為。

　　但是，在春秋戰國的大兼併時期，孔子及其儒學的主張根本沒有人接受，為宣傳他的學說而四處碰壁的孔子被司馬遷形容為“累累若喪家之犬”。

　　當時與儒家學說並稱“顯學”的是墨翟創立的墨家學說。墨家學說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特別是手工業者的利益，主張“兼愛”、“非攻”和“尚賢”。其宣揚不要階級差別而愛一切人，反對戰爭，不要任人唯親的主張自然不被統治者所接受。墨家思想雖然一度成為戰國時期的顯學，其思想也被其他學派廣泛吸收借用，但是到了戰國後期就因不受重視而逐漸衰落了。

　　法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法家學派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法家學派的許多代表人物如李悝、吳起、商鞅等人都依靠其理論主持過某個國家的變法，但是他們的結局往往都很慘。吳起是被楚國當權者殺害的。商鞅在秦國的變法很成功，卻受到秦貴族誣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被車裂而死；最具諷刺意義的是他還是死於自己制定的“法”。

　　其他諸家學說，也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及其影響和地位。

　　二、法家道家都曾作為不成功的統治思想

　　“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封建統治思想自然產生於封建時代。中國封建社會形成於何時雖然學術界有爭論，但對延續兩千多年基本上沒有大的改變的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是形成於秦始皇時代，卻並無大的爭論。而秦始皇之所以能建立強大的秦帝國，與法家學說有重要的關係。 　　商鞅變法使秦國從一個西陲小國迅速成為戰國七雄之一。秦國的崛起，依靠的就是在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禁斷諸子百家學說，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法家學說。到了戰國末期，韓非綜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勢”和申不害的“術”，成為集法家思想學說之大成者。他的學說為秦始皇所接受，因為他的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

　　秦始皇是成功的：他依靠韓非所提出的君主專制主義理論，以“勢”的軍事強力征服六國，統一了中國；以“法”的形式廢除奴隸制，“使黔首自實田”，建立地主土地所有制；“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全面推行封建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制度；以“術”為手段，“焚詩書，坑術士”，實行封建文化專制主義，從而統一了全國，並且創立了一系列從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展開的，併為秦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所基本沿襲的全面封建制度。

　　秦始皇又是失敗的：他所建立的大一統的秦帝國，他所幻想的傳之千代萬代的皇帝位置，卻僅僅開了個頭，才十多年的光景，秦王朝就灰飛煙滅。

　　強大的秦帝國的迅速覆滅表明，韓非的君主專制理論尚有缺陷，還不完善，還不能作為正式操作的封建統治思想。

　　韓非的理論是赤裸裸的：他僅僅注重於對政治制度的建立，而缺乏對法令以外上層建築作用的認識，尤其缺乏對思想意識領域作用的認識。他公開宣傳對人民要剝削，要鎮壓，公開宣傳駕馭群臣要用陰謀詭計。結果是秦朝統治者濫用民力，橫徵暴斂，實行嚴刑峻法，妄殺無辜，以至“赭衣塞路，圇圄成市，天下愁怨”。秦末農民大起義以“伐無道，誅暴秦”為號召，天下立即響應。這說明，韓非的理論還不適應已經奪取政權後的統治階級的需要，不利於鞏固和維護剛剛建立的封建的中央集權的新秩序。

　　劉邦繼秦之後建立了封建的西漢大一統政權，雖然他在經濟、政治制度方面，“漢承秦制”，但在思想理論上，卻總結了“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的經驗教訓，根據當時經濟形勢的要求，提出以主張“無為”的黃老思想作為統治的政治理論。

　　黃老思想即是“百家爭鳴”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道家學派的思想，道家又稱“道德家”。這一學派以春秋末年老子關於“道”的學說作為理論基礎，以“道”說明宇宙萬物的本質、本源、構成和變化，認為天道無為，萬物自然化生，否認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張道法自然，順其自然，提倡清靜無為，守雌守柔，以柔克剛。政治理想是“小國寡民”、“無為而治”。漢初的統治者之所以要以主張“無為”道家思想作為當時統治的政治理論，是因為當時的經濟形勢十分嚴峻，統治階級不得不“輕徭薄賦”，減少剝削的程度。這不是統治階級的仁慈，而是認識到這比“竭澤而漁”對統治更有利一些。其暫時提倡“無為”的哲學，是積蓄力量，準備“有為”的更大剝削。

　　到了漢武帝時代，封建經濟已經恢復並發展。而由於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不力，造成中央與地方、漢民族與匈奴貴族、地主與農民等矛盾日益尖銳的狀況。這表明，純粹依靠道家學說去治國並不適宜。如果此時再繼續提倡黃老“無為”，就必然危及封建統治。為了加強和鞏固封建統一政權，急需建立能夠適應封建社會各方面需要的封建統治思想，於是，董仲舒的理論就應運而生了。

　　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產生

　　董仲舒是漢代始推陰陽而“為儒者宗”的一代大儒。但是，此時的儒家已經不同於孔孟時代的正統儒學，而是吸納了其他學派許多思想只是仍然被稱為儒家的學派。

　　儒家學派在孔子以後發生分裂，至戰國中期孟子成為代表人物。孟子的主張是復古倒退的，當時許多諸侯都認為不合時宜。這與孔子類似。但是，他不僅主張“仁政”，還進一步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論。儒家的代表人物還有荀子，他主張“仁義”和“王道”，“以德服人”，並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則覆舟”。在哲學方面他堅持“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孟子、荀子的這些思想，都是與孔子大不一樣的。他們吸收了“百家爭鳴”中其他學派的積極合理的成分，對儒家思想加以總結和改造，使儒學的體系更加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適應社會的需要，所以，儒學在戰國後期發展成為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董仲舒雖然號為“大儒”，但是他的思想並不完全等同於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是用神學的觀點來論證皇權和封建秩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宣稱：“天子受命於天”，尊天就必須尊王，天下要“受命於天子”，“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本”。這樣，皇帝就被置於了神聖的地位，由皇帝實行“大一統”，才是天經地義的。

　　為了論證階級差別和封建等級的合理性，董仲舒提出了“合”“分”論。他說：“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裡”。即“合”中有“分”，“分”就表現了從屬的關係。“地，天之合也”，“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合而為一”。在這個“一”中，地必須服從天，卑必須服從尊；下必須奉上，臣必須忠君。應用到現實生活中就構成了“禮”，表現在封建道德上的具體規範便是“三綱五常”。君既然是天在人間的化身，所以君在人間是至高無上的，一切都要服從君。他宣稱：“天不變，道亦不變”，封建統治是要永遠存在下去的。他告誡封建君主要把握好“德”“威”兩種手段，“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很明顯，董仲舒的這些理論，是對封建綱常的神聖性、永恆性的神學論證，但實質不過是對韓非“勢”“術”理論的新發展罷了。

　　董仲舒認識到，思想上的統一對鞏固封建統治尤其重要。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治，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就是說，當時思想很混亂，各種思想流派並存，上面沒有統一的思想，下面就無所遵循。他建議以“儒家思想”作為封建國家的統治思想，凡“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數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就是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建議被漢武帝所採納，在長安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專門講授儒家經典。自此之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封建理論從此貼上了“儒家”的標記，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成為封建統治的正統學說。但是，這個貼上了“儒家”標記的封建理論，其實質，卻決非孔子所創立的正統儒學，而是融合“百家爭鳴”各種學說的產物。

　　四、“獨尊儒術”之“儒”是“博採諸家，自成一體”

　　從韓非建立的以法家思想為主的封建理論，發展為董仲舒提出的以儒學面貌出現的封建理論，在實質上是沒有什麼差別的，都是千方百計加強封建的中央集權，鞏固君主的專制地位，以保護封建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理論。區別主要是形式上的，即董仲舒的理論實際上是在韓非理論的基礎上加上了一件儒學的外衣。

　　為什麼在春秋戰國時期“累累若喪家之犬”，四處碰壁，被法家人物所深刻批判的孔孟儒學在此時會受到統治階級的熱烈歡迎呢？這是因為，孔孟儒學及其主張在當時既不能挽救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滅亡命運，而對正在奪取政權的新興封建勢力來說又是“迂遠而闊於事情”，自然沒有人接受。但是，孔孟儒學及其主張也並不是沒有一點用處，西漢初人叔孫通就曾經評論說：“夫儒者難於進取，可與守成。”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對於已經取得政權的統治者如何來鞏固勝利，應該說是很有用處的。以孔子而言，他雖然不言鬼，不言神，卻昌言“天”的天道觀念；“作春秋”以明其“復夢見周公”之志，想把當時分崩離析的局面恢復為大一統的格局；主張“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政”的綱常意義。這雖然對地主階級奪取政權是障礙，但對於鞏固已經取得政權的統治者穩定局面，安撫人心，鞏固勝利，實在是太有用處了。尤其是經過秦、漢時期的變遷，儒學已經不再是完全意義上的孔子的儒學思想，而是已經經過加工和改造，囊括了其他學派關於穩定社會，進行有效統治的各種經驗。因而董仲舒所建議作為封建國家的統治思想的“儒家思想”，實際上是“兼儒墨，合名法”，“博採諸家，自成一體”的新儒學。

　　漢武帝雖然在思想領域是把“博採諸家，自成一體”的“儒學”作為統治思想，但在實際政治上，是儒法並用。凡有利於鞏固其統治的措施，無不採用。誠如漢宣帝劉詢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所謂“霸王道雜之”，實際上就是儒法並用。列寧曾經說過：“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都需要有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在總結了秦王朝歷史教訓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統治制度，既重視了劊子手的一種社會職能，也重視了牧師的另一種社會職能。換句通俗的話說，就是將封建統治思想標榜為“孔孟儒學”，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統治。主張講“仁”講“孝”講“忠”講“義”的“孔孟儒學”，對穩定社會是有作用的；而這樣的“孔孟儒學”實際上是“外儒內法”，但卻比韓非赤裸裸主張鎮壓、權術的理論，具有了更大的欺騙性。

　　在漢武帝之後的中國封建社會，將打著“孔孟儒學”旗號的封建統治思想發揮到極致。尤其是經過明代理學對“孔孟儒學”的再改造和明清兩代帝王數百年的推崇，早已經演變為非正統的“孔孟儒學”而以廣泛傳播。它鼓吹絕對皇權，鼓吹禁慾主義和矇昧主義，提倡偶像崇拜，其結果就是禁錮了人民的思想。這樣的“孔孟儒學”自然成為一切保守勢力的旗幟，起到了阻礙歷史進步的負面作用。新文化運動對它進行嚴厲批判，可以說是理所當然。

　　這樣的“孔孟儒學”，的確不是孔子及其儒家學說的本義。要詳細地去區別孔孟儒學與封建統治思想的異同，那需要寫一本大書，這裡就僅略舉作為封建統治思想核心的“三綱”加以說明。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封建統治思想的核心理論，它與孔子有沒有關係？孔子強調禮治，禮治的起點是“正名”，即把維護君臣父子的名分當作治國的根本。孔子的確講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說做君王的要像君王的樣子，做臣子的要像臣子的樣子，做父親的要像父親的樣子，做兒子的要像兒子的樣子，各自都應該具有一定的禮節和道德標準。孔子強調的主要是以“禮”作為君臣之間和父子、兄弟、朋友之間等等社會關係的準則，如君臣之間要以禮相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十分強調君主對臣子須有“禮”這個前提條件然後才有臣子對君主的“忠”的。這與“三綱”所強調的“愚忠”是完全不同的。

　　“三綱”理論，其實並非源於孔子，而是源於韓非。韓非主張：“人主自不肖，臣不敢侵也”，即令是桀、紂那樣的暴君，也是不能反對的。他說：“湯、武為人臣，而殺其主，刑其屍，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叛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他認為臣子要絕對服從君主，忠於君主，這和孔子“勿欺也，而犯上”的觀點，和先秦儒家提倡的“民為貴”、“民為邦本”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韓非子》才是“三綱”理論的實源。

　　所以，在弘揚優秀歷史文化的今天，首先應該做的是辨清各種傳統文化的本源，切不可被封建統治者對歷史文化的篡改而矇蔽。

戰國時代咱們都知道，知識分子中不同學派的湧現，呈現出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其中最具代表的有四個流派即：儒家、墨家、法家和道家。那麼，為何最終儒家贏了?被統治者用了兩千多年，而不是墨家、法家和道家呢？

其實，這幾家中，最先得寵的不是儒家而是法家。以變法強國的秦國走的就是法家路線，親王取用了兩位法家代表：商鞅和韓非。使得秦帝國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富強的集權國家，戰鬥力爆表，最終滅掉六國統一天下。可法家太過霸道，“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造成了秦朝的速亡。

劉邦建立漢朝後，吸取前朝教訓遺棄了法家思想，重新從其餘幾家選擇。墨家肯定是不能用的，要讓墨家當家，豈不是天子也要來個集體選舉？剩下的就只剩下道家和儒家了，先秦的儒家講的是民貴君輕，道家講的是無為而治。漢朝之初百廢待興，百姓亟需休養生息，因此道家被取用。漢初70多年來，統治者講的都是黃老之術，無為而治。但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也有嚴重的副作用，國家是經濟恢復了，百姓也安居樂業了，但你朝廷啥都不幹，豈不是坐視了諸侯王和匈奴強大？因此道家也逐漸被放棄。

最終，只剩儒家可以選擇了，但孔孟的儒家思想太強調百姓而忽略君王，怎麼辦呢？這時候有個董仲舒的傢伙出來投機倒把了，孔子說：“子不語怪力亂神”，意思就是人死後就啥也沒有了，你啥鬼神也別信，直接無視它就好了，幹好生前的，死後的事咱不討論。董仲舒怎麼解讀孔子的這些話呢？他說“道之大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咱們的皇帝就是代表天道，咱們任何人都得服從。皇帝一聽這個好啊，於是便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

諸子百家

事實證明，儒家的這套說法比法家，道家都管用。法家是，你要聽皇帝的旨意啊，不然誅你九族。但人跑到越南去行不行，您能管那麼寬嗎？儒家是，你要聽皇帝的旨意啊，不然上天會替皇帝劈了你。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躲不過天雷滾滾吧？道家是，該幹嘛幹嘛，聽皇帝的幹嘛？

正因為如此，漢代以後，被改造後的儒家成了中國的正統思想，經過宋代程朱的加強，儒家就唯我獨尊了。

法家重酷刑 墨家重工 道家重心靈 儒家重德重禮 天地君親師 天地間皇上最大 欺君是砍頭大罪 所以皇帝喜歡

誰能笑到最後就看誰對統治者有利了。

先說說墨家，墨子主張兼愛、非攻，反對不義戰爭，這是不符合當時的歷史環境的，當時的統治者最想做的就是打仗，兼併土地，隨便找一個藉口就發動戰爭，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憑著武力獲得土地、人口、權力，所以墨子的思想不利於統治者稱王稱霸，自然不受推崇。

道家的學說雖然沒有在中國作為正統，但是其實老莊的思想深深的影響著後世和其他學派，老子可以稱得上所有學派的老師。孔子曾經和老子問禮，荀子深受老子思想的影響，老子對於用兵要奇的思想深深的影響著兵家，法家的韓非子很多思想來源於道德經，西漢開國的幾個皇帝一直以黃老思想為治國理念，而道家對於養生和環保的理念直到現在還深深影響著華人。

儒家思想在春秋時期並不是主旋律，儒家思想是在漢武帝時期經過董仲舒的改造，被漢武帝所採納，儒家思想強調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利於維護統治者的利益，而儒家思想強調的民貴君輕、輕徭薄賦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老百姓的民生，所以儒家思想深受全國各階層的推崇就不奇怪了。

最後說一下法家思想，雖然後世中國一直強調的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那只是表面上，真正的治國方略是外儒內法，從未放棄過法家思想的治國之道。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期，當時流行的學派非常多，主要的有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那麼，為什麼從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始，一直到封建社會結束的這段時間裡，儒家能夠笑傲2000年呢？

答案很簡單：儒家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套忠君愛國的等級觀念，教育大家不能越軌，這樣有利於維護統治者的利益。而儒家其他的理念，如仁愛、“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等則被統治者摒棄不用了。所以，事實上儒家也沒有真正的笑到最後，因為漢武帝以後的儒家，實則是被“閹割”了的儒家而已。

此外，漢武帝以後的統治者看起來尊崇儒家，但其實是“外儒內法”而已，不過是打著儒家的晃子，要求臣民們忠君愛國。其實在治國方面，為了維護其統治，真正採取的還是法家那一套愚民與苛政，以嚴厲的手段對付老百姓，毫無儒家的仁愛與民為重的理念。統治者真正尊崇的，其實是披著“儒家”外衣的“法家”而已。

那麼，墨家和道傢什麼會消失呢？道家提倡無為而治，其理念是政府不要管太多，大家看，這個理念是不是限制了帝王的權力，帝王不管，政府不管，任由民間發展，那怎麼了得，所以不被統治者喜歡。墨家呢，推崇節用、節葬、非攻、兼愛等理念，其理念雖然在某些方面與儒家相似，但其核心的東西，還是要求統治階層（不僅僅指皇帝）像老百姓一樣節儉，這顯然不符合統治階層奢靡的生活方式，所以也必然被統治者嫌棄。

現在儒家快消失了！法家已佔領方方面面，全面依法治國！道家佔領民間，哪家不供奉道家神靈！墨家從來沒有消失，那些默默無聞為科學事業奉獻終生的工作者無處不在！請問儒家在哪裡？

有儒家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符合天道，國道，民道，所以我們應該學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寵儒術，結束民族多文化，多思想

儒家，春秋末期，孔子所創立、孟子所發展、荀子所集其大成。特別在西漢，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把道家、法家、墨家等諸多學派思想精華，揉進儒家思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文化興起。從西漢至清末，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社會里，歷屆政府把儒家作為政府基本思想，強制推廣，逐步形成了其核心的價值觀。

墨家，春秋末期，墨子創立，亦稱“科聖”先秦時期影響很大，思想主張是:人與人之間平等相愛(兼愛)，反對侵略戰爭(非攻)，推崇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節用)，重視繼承先人的文化財富(明鬼)，掌握自然規律(天志)等，在科學研究領域有重要貢獻。西漢以來，不斷遭到打壓，逐漸失去存在基礎，差點滅絕。直到清末民初，才重新挖掘。

法家，春秋時期，管仲創立，世人尊稱為管子，經商鞅、樂毅等大力發展，韓非集合大成。法家提倡中央集權，以法治國，富國強兵，其範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等社會管理各方面，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以法治國觀念，對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的影響，要比儒家大的多的多，也要早七百多年。

道家，春秋晚期，老子創立，著有《道德經》，被莊子發展。《道德經》裡的“道”，就是所有的規律。包括了自然規律、地脈（人與外界）與人性，與自然是一個統一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出了人倫、自然與地脈三者之間的關係，自然才是最根本的道，對於宇宙萬物均要順其自然，就是 “無為而治”。

儒家、墨家、法家與道家，作為國學經典，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三教九流之所以傳承數千年，一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說儒家笑到最後，其實，比儒家影響更大的是法家。管仲何其人也，齊國丞相，比孔子大二百四十多歲，古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華夏第一相”。如果說孔子的思想，來源於《易經》。法家的思想則來源於國家治理的實戰經驗，是國家管理實踐的理論化。

看看法家歷代代表人物，商鞅、樂毅、韓非、李斯與諸葛亮，那個不是具有經天緯地之才，他們提出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政府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儒家傳承的是文化，解決的是人與人的關係，而法家傳承的是國家治理的經驗，數千年曆屆中央集權政府，必須繼承的最為有效管理模式。軟硬體二者的結合，共同構成了我們國家治理的基本模式，對於今天仍有現實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