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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遊歷往事

    因為在海上很難辨別方向 - -而且到了海上一片茫茫大海。。很容易迷路。。當時的航海裝置啊知識都不是很發達。。而指南針不管什麼情況下都指明方向。。。

    而為什麼是在北宋才開始用就要按照航海技術發展而來了。。

    一、先秦時期

    殷商與西周時期,人們除了會製造船舶之外,已能製成帆而利用風力航行。甲骨文用“凡”代替“帆”,說明殷人行船已經使用帆,不過,這時的帆一般主要用在陸地江河航行中。而隨著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海上活動興起,人們航海的地理知識逐漸增加,將中國東部外測的不同水劃成“北海”(今渤海)、“東海”(今黃海)、“南海”(今東海)。人們已瞭解到“百川歸海”並一開始在沿海巡航。同時,人們在江河和航海過程中,逐漸認識了風,並利用風和帆航行。

    先秦時期,人們在認識風的同時,也對一些雲雨氣象有所瞭解,如《尚書·洪範》“月之從星,則從風雨”等都是人們在航行中注意天氣變化而總結出的經驗規律。

    這一時期,人們對海洋水文特別是潮汐有一定的瞭解。如《尚書·禹貢》“朝夕迎之,則遂行而上”等,說明當時人們已知知道趁漲潮出海,利用海洋定向潮流,順流而下。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戰國時期,海上導航技術已與天文學聯絡起來。戰國時期人們已經對二十八星宿和一些恆星進行了定量觀測,並取得了可喜成果,並把海上航行與天文學相結合,利用北極星為航行定向。戰國時期,磁石“司南”已發明。但其用途主要用於陸上定位。英尺,春秋戰國時期主要以太陽和北極星為海上導航標誌。

    總之,先秦時期的航海技術已有一定的基礎,人們對海洋的認識逐漸深刻,對洋流、風力、潮汐,和海上天文、氣象知識有一定的認識,利用太陽和北極星為海上導航標誌,併發明瞭海上測天體高度的儀器。

    二、秦漢時期

    秦漢時代的遠洋航海,人們已開始自覺使用季風航海。華人已掌握了西太平洋與北印度洋的季風規律,並已應用於航海活動。實際上,東漢應勳在《風俗通義》已經提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為信風。”,“落梅風”意即梅雨季節以後出現的東南季風。兩漢時期人們只有利用季風,才能做遠洋航行。

    在先秦時期天文導航的基礎上,秦漢時期的導航技術有了進一步的提高。據《漢書·藝文志》載,西漢時海上導航的占星書已有《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等有關書籍總計達一百三十六卷之多,可能是中國航海人員載航海過程中總結出來的天文經驗和規律。其內容應是記錄航海中對星座、行星等位置判定以確認航線。

    除天文導航外,地文導航與陸地定位在航海中也佔十分重要的地位。

    漢時,人們已能利用“重差法”精確測量海上地形地貌。唐代李淳風《海島精算》記載了這種利用矩或表進行兩次觀測,可求得海島之高度和與船的距離,這對後世航圖的測繪及航程的推算具有深遠的影響。

    漢時,人們對潮汐已不僅侷限與水面的漲落,而能找出其中的原因。王充在《論衡·書虛篇》第一次科學地將潮汐成因與月球運動聯絡起來,反映了人們對潮汐認識的進步,同時對人們航海借海潮流向進出港灣有一定的幫組。

    總之,秦漢時期造船業發達,已能利用季風航行,天文和地理導航幾時進一步提高,並能對潮汐現象做出科學合理的解釋,航海技術的進步,使中國已步入了世界先進航海國家的行列。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造船業發展的同時,航海知識與技術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和提高。

    三國王震《南州異物志》對當時航行於南海水域的海船風帆駛風技術有所描述:“其四帆不正前向,皆駛邪移,相聚已取風吹,邪張相取風氣”這段記載說明了當時中國南海航行者已擁有增減隨宜的四帆帆船,掌握“邪張相取風氣”的打偏駛風技術,並在印度洋上的航線,也是利用七帆帆船駛風而航行的。

    隨著三國以後的航海活動增多,對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信風規律已有所認識和利用。

    這一時期航海技術有所進步,還表現在人們已對航行所經海區的海岸地形有了初步瞭解,如對今南海的珊瑚已有所認識,同時天文導航技術也已採用。

    四、隋唐五代時期

    隋唐五代時期航海技術趨於成熟,人們已能熟練運用季風航行,天文、地理導航水平都有明顯提高,對潮汐也能進一步正確解釋。

    唐代,人們已能認識到北起日本海,南至南海的風有規律德到來和結束,這種與航行有關的季風成為“信風”。在利用這些信風航行的同時,人們已能正確地歸納和總結出這些信風的來去規律。如義淨正是藉著對南海季風、北印度洋及孟加拉灣的季風和洋流規律的認識和利用而乘船到達東南亞室利佛逝國而還歸中國的。同時唐代人兒你們對海洋氣象有了進一步認識,已能利用赤雲,暈虹等來預測颱風。

    唐代天文定位術的發展,集中體現在利用仰測兩地北極星的高度來確定南北距離變化的大地測量術。開元年間天文學家憎一行已可以利用“復矩”儀器來測量北極星距離地面的高度,雖與實際數字有一定的差距,但這是世界首次對子午線的實測,而且這種測量術很可能已經在航行中使用。唐代航行者已掌握利用北極星的高度而進行定位導航。

    與天文定位術一樣,隋唐地文導航技術也有一定提高。“廣州通海夷道”中對航海方向、距離、時間已相對具體,對某些地區的地理位置或地形特徵已有明確的地文定位描述,並且對遠洋航行中的人工航標也有記錄。特別是隨著數學的進步,Nautilus已經能在勾股定律相似關係的原理基礎上,運用兩次觀測計算的“重差法”來測量陸標,大大提高了海岸測量術的水平。

    在《海濤志》中,作者竇叔深入研究了潮汐運動與月亮運動的同步規律,對潮汐運動中的形成原因、大小潮出現的時間、計算方式、潮汐迴圈的週期等做了詳細的論述。而稍後的封演,也對一月之中潮汐逐日推移的規律做了非常清晰的論述。

    五、兩宋時期

    兩宋時期航海技術的提高,最突出的是指南針的廣泛應用。

    宋以前的航海指引,一般是憑天象、天體識別方向,夜以星星指路,日倚太陽辨向,至北宋時期,航海技術開始了重大的突破,已能利用指南針航行。而指南針的應用,在南宋時期發展成羅盤形構,隨著精確度不斷提高,應用越來越廣泛海上航行已逐步依靠指南針指示方向,比北宋時期更為進步。也促進了中外海上交通的發展。指南針應用於航海,是世界人類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對世界文明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在兩宋時期,有關海圖的記述已十分明確,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和劉豫獻於金主亶的海道圖等,都說明了當時海圖的發展。海上交通航線的發展,為海道圖的產生創造了條件。海道圖的產生出現,是人類海洋知識不斷積累的結果,為人類進一步征服海洋,發展海上交通事業,提供了更多的技術工具與技術知識。在海洋地理識別探測方面也有較大進步。根據天氣變化確定方位,判斷環境。並已懂得利用長繩系砣測量海深,並從砣底所粘附的海底泥沙判斷航行位置及情況。而且還能利用季風航行,其駕馭風力的技術也具有相當水平。在海上航行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保障措施。利用信鴿作為海上交通工具。並已能進行水下修補船隻,防止滲漏致沉。由於航海技術不斷提高,令兩宋時期的對外海上交通更具安全,航向更為穩確,航行時間也大為縮短,有利於中外海上交通貿易的進一步發展。

  • 2 # 金十七讀歷史

    為什麼指南針在北宋時廣泛應用於航海?這是由北宋的社會現實決定的。對宋朝來講,海外貿易的重要性遠勝前代!

    關於技術創新,恩格斯說過一句經典的話:“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指南針在北宋廣泛應用於航海就是這一論斷的絕佳證明。

    北宋時期陸上絲綢之路斷絕,北宋與世界各地的經貿往來必須走海路。

    《天龍八部》中莊聚賢曾說:北宋北有大遼,南有大理,西有西夏。確實如此,北宋的陸上對外通道基本上全被截斷。尤其是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中原對外交往的陸上絲綢之路走不通了。

    所以對北宋來說,要發展對外交往,只能走海路。北宋時期,朝廷在海外貿易港口設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可見,外貿收入對宋廷的重要性。

    對外貿易帶來的財政收入,其對北宋朝廷的重要性也遠遠超過前代。

    首先,北宋軍費開支龐大。北宋一方面要面對遼、西夏甚至越南的威脅和挑釁,需要維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另一方面,北宋實行強幹弱枝的戰略,從軍事上體現為抽調地方精幹力量補充到禁軍,以至於禁軍數量不斷增長,軍費開支也不斷增長。

    宋太祖趙匡胤時期,禁軍數量大約為19.3萬人,到宋太宗趙光義至道年間,大約增長近一倍,達35.8萬人左右。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在位期間,禁軍人數達到50餘萬,到宋仁宗時期,更是達到82.6萬。

    傳統的路上絲綢之路又被截斷,要發展對外貿易,就只能走海路了。

    發展海外貿易,就必須保證航海安全,否則血本無歸。所以,適用於航海的指南針就應運而生,並且在宋代廣泛應用於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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